序言

　　不久以前，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个时代(指冷战后的“单极时刻”或甚至指“美国世纪”)终结的最初迹象越来越明显，一些分析人士和评论人士开始谈论西方支配世界五百年的尾声。主要指涉中国的崛起;五百年前，中国是一个自我孤立和自我隔绝的中央王国(同时西方崛起)，现在正在重拾其地区和全球的地位。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眼中，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的壮观开幕式似乎也象征性地标志着这种转移。

　　从那以后，这些迹象变得更加明显：中国崛起成为在亚洲乃至(尽管仍然较不明显地)在全世界的潜在的游戏规则改变者。现在最大的问号是，在未来的几年里，这样的增长将是否是直线式和可持续的。因此，不令人奇怪，欧盟决定其“未来”系列第三个工作小组——在阿拉伯世界(2015年)小组和俄罗斯(2016年)小组后——特别致力于中国，同时保留同样的到2025年的时间范围作为参考点。也许不可避免的是，随后的工作小组报告在结构上看起来更类似于关于俄罗斯的报告，而不相似于第一份关于阿拉伯未来的报告——关于阿拉伯的报告涵盖了多样的国家和地区，没有集中的机构和政策。然而，所有这些报告的方法大致是一样的——试着将当前的趋势投射到中长期，着眼于未来来观察当前，并为欧盟决策者推断出一些迹象。

　　这份报告的基础是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期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举行的专门工作小组——由Eva Pejsova和Jakob Bund协调——的三次研讨会，来自智库、学术界以及外交领域的重要中国问题专家参与了这些研讨会。因此，它反映出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总是试图打造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独特组合——这种打造是为了在当前和未来的政策中注入新鲜和相关的思考。

　　Antonio Missiroli（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EUISS)所长）

　　2017年7月于巴黎

　　导论：中国的未来

　　文/Eva Pejsova（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高级分析师）

　　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亚太世纪”的决定性特征。除了经济力量，这个国家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安全角色的出现，不仅重新厘定了亚洲的力量对比;它日益增长的国际形象和雄心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显著塑造全球战略格局。

　　随着欧洲寻求在一个日益多中心的世界投射其力量和影响力，它与这个亚洲巨人接近和互动的方式将是对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次重要考验。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欧盟-中国关系逐步深化，目前正在获得更具体的形式，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流通、投资和基础设施举措正在增长，双方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虽然加强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正变得必要，布鲁塞尔的决策者也要谨慎行事，小心处理双边关系。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军力增强，再加上其积极追求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主张，不断提高该地区传统安全行为体的风险——这些行为体对地区稳定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未来感到担忧。在非洲的贸易中心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增长的军事存在，突显出北京整体外向战略的雄心以及与日俱增的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渴望。它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全球行为体的决心，得到其开启的全新的多边治理结构的支持，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倡议(BRI)。我们能期待中国成为什么样的全球角色?当前趋势表明它未来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什么方向?欧洲如何在确保自身地位和利益的同时与中国合作伙伴打交道?

　　的确，考虑到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的独特性，关于其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其外交和安全雄心的可信性，出现许多问题。虽然无法预见未来，但仔细分析当前的趋势和政治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就可以帮助勾勒出短期内北京外交政策的主要轮廓，以预料其对全球事务的影响。

　　展望2025年，必定涉及试图评估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雄心勃勃的国内、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改革取得的成就。到2020年，中国应该看到其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包括承诺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完成向现代、发达国家的转型，建成“小康社会”。在2021年，中国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里程碑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关于政权稳定的问题将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梦”的承诺将会发生什么?中国在接下来10年将设法实现哪些国内改革?

　　这份报告是根据界定中国决策者的优先事项的逻辑来构建的。尽管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未来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但这些政策依赖于许多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挑战，这些挑战需要首先加以解决，以维持政权的稳定。因此，报告的第一部分考察中国国内环境的各个方面。第二部分审视中国与邻国的相处之道，以及在所在地区的利益主张之法，大量揭示中国对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的理解，以及它在国际事务中的手法。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试图评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潜力和意愿，探讨其全球行动和雄心，并审视它们对全球秩序特别是欧洲的影响。

　　中国的国内环境

　　权力巩固和政权稳定是中国政治领导层的首要任务，下一个十年将是一个关键的转变期。Kerry Brown的开篇之章概述了中国共产党精英们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这些挑战都是紧密相连的。人口形势、环境恶化、财政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都被认定是需要通过有效改革解决的许多艰巨挑战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是会刚性控制还是有更多的弹性，仍有待观察，但一党制政府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也将决定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

　　在阐述社会挑战的过程中，古思亭(Kristin Shi-Kupfer)更深入地研究了一些危及国家-社会平衡的主要现象——这种平衡在两方面之间摆动：一方面是严厉的社会管治，另一方面是数量增长、日益强大的中产阶层的需求。在未来几年里，环境问题、食品安全、卫生保健和养老金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尽管建立“和谐社会”是习近平领导层的主要目标之一，但中国仍然受到社会不平等的困扰，这种不平等继续破坏政权的稳定。然而，可见的是，还没有要推翻现存政治秩序的有组织的企图。

　　依赖增长作为国内政治合法性和稳定的来源，已使成功的经济改革成为首要任务。在实施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未来几年中国的市场取向将如何发展?这些都是马明皓(Michal Makocki)在他所撰写的内容中处理的问题。工业部门的现代化和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是中国领导人为了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而需要发展的新增长模式的基础。尽管国有企业(SOEs)改革寻求在促进增长和促进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但有效的治理仍然是关键。

　　最后，考虑到国内目标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密切联系，范文丽(Alice Ekman)分析了中国在所在地区和其他地区越来越雄心勃勃和积极主动的外交的推动因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再次成为中国向外扩张的主要动力——向外扩张以寻求提供新的市场机遇，并确保获取能源和原材料。虽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力量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在中国话语中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但它们为更务实的思考留下了空间，不应被高估。作为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响亮促进者，中国可能会抓住这一势头，并将自己定位为全球治理新兴领域的领导者。

　　序言

　　不久以前，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个时代(指冷战后的“单极时刻”或甚至指“美国世纪”)终结的最初迹象越来越明显，一些分析人士和评论人士开始谈论西方支配世界五百年的尾声。主要指涉中国的崛起;五百年前，中国是一个自我孤立和自我隔绝的中央王国(同时西方崛起)，现在正在重拾其地区和全球的地位。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眼中，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的壮观开幕式似乎也象征性地标志着这种转移。

　　从那以后，这些迹象变得更加明显：中国崛起成为在亚洲乃至(尽管仍然较不明显地)在全世界的潜在的游戏规则改变者。现在最大的问号是，在未来的几年里，这样的增长将是否是直线式和可持续的。因此，不令人奇怪，欧盟决定其“未来”系列第三个工作小组——在阿拉伯世界(2015年)小组和俄罗斯(2016年)小组后——特别致力于中国，同时保留同样的到2025年的时间范围作为参考点。也许不可避免的是，随后的工作小组报告在结构上看起来更类似于关于俄罗斯的报告，而不相似于第一份关于阿拉伯未来的报告——关于阿拉伯的报告涵盖了多样的国家和地区，没有集中的机构和政策。然而，所有这些报告的方法大致是一样的——试着将当前的趋势投射到中长期，着眼于未来来观察当前，并为欧盟决策者推断出一些迹象。

　　这份报告的基础是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期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举行的专门工作小组——由Eva Pejsova和Jakob Bund协调——的三次研讨会，来自智库、学术界以及外交领域的重要中国问题专家参与了这些研讨会。因此，它反映出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总是试图打造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独特组合——这种打造是为了在当前和未来的政策中注入新鲜和相关的思考。

　　Antonio Missiroli（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EUISS)所长）

　　2017年7月于巴黎

　　导论：中国的未来

　　文/Eva Pejsova（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高级分析师）

　　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亚太世纪”的决定性特征。除了经济力量，这个国家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安全角色的出现，不仅重新厘定了亚洲的力量对比;它日益增长的国际形象和雄心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显著塑造全球战略格局。

　　随着欧洲寻求在一个日益多中心的世界投射其力量和影响力，它与这个亚洲巨人接近和互动的方式将是对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次重要考验。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欧盟-中国关系逐步深化，目前正在获得更具体的形式，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流通、投资和基础设施举措正在增长，双方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虽然加强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正变得必要，布鲁塞尔的决策者也要谨慎行事，小心处理双边关系。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军力增强，再加上其积极追求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主张，不断提高该地区传统安全行为体的风险——这些行为体对地区稳定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未来感到担忧。在非洲的贸易中心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增长的军事存在，突显出北京整体外向战略的雄心以及与日俱增的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渴望。它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全球行为体的决心，得到其开启的全新的多边治理结构的支持，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倡议(BRI)。我们能期待中国成为什么样的全球角色?当前趋势表明它未来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什么方向?欧洲如何在确保自身地位和利益的同时与中国合作伙伴打交道?

　　的确，考虑到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的独特性，关于其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其外交和安全雄心的可信性，出现许多问题。虽然无法预见未来，但仔细分析当前的趋势和政治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就可以帮助勾勒出短期内北京外交政策的主要轮廓，以预料其对全球事务的影响。

　　展望2025年，必定涉及试图评估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雄心勃勃的国内、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改革取得的成就。到2020年，中国应该看到其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包括承诺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完成向现代、发达国家的转型，建成“小康社会”。在2021年，中国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里程碑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关于政权稳定的问题将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梦”的承诺将会发生什么?中国在接下来10年将设法实现哪些国内改革?

　　这份报告是根据界定中国决策者的优先事项的逻辑来构建的。尽管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未来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但这些政策依赖于许多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挑战，这些挑战需要首先加以解决，以维持政权的稳定。因此，报告的第一部分考察中国国内环境的各个方面。第二部分审视中国与邻国的相处之道，以及在所在地区的利益主张之法，大量揭示中国对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的理解，以及它在国际事务中的手法。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试图评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潜力和意愿，探讨其全球行动和雄心，并审视它们对全球秩序特别是欧洲的影响。

　　中国的国内环境

　　权力巩固和政权稳定是中国政治领导层的首要任务，下一个十年将是一个关键的转变期。Kerry Brown的开篇之章概述了中国共产党精英们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这些挑战都是紧密相连的。人口形势、环境恶化、财政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都被认定是需要通过有效改革解决的许多艰巨挑战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是会刚性控制还是有更多的弹性，仍有待观察，但一党制政府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也将决定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

　　在阐述社会挑战的过程中，古思亭(Kristin Shi-Kupfer)更深入地研究了一些危及国家-社会平衡的主要现象——这种平衡在两方面之间摆动：一方面是严厉的社会管治，另一方面是数量增长、日益强大的中产阶层的需求。在未来几年里，环境问题、食品安全、卫生保健和养老金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尽管建立“和谐社会”是习近平领导层的主要目标之一，但中国仍然受到社会不平等的困扰，这种不平等继续破坏政权的稳定。然而，可见的是，还没有要推翻现存政治秩序的有组织的企图。

　　依赖增长作为国内政治合法性和稳定的来源，已使成功的经济改革成为首要任务。在实施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未来几年中国的市场取向将如何发展?这些都是马明皓(Michal Makocki)在他所撰写的内容中处理的问题。工业部门的现代化和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是中国领导人为了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而需要发展的新增长模式的基础。尽管国有企业(SOEs)改革寻求在促进增长和促进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但有效的治理仍然是关键。

　　最后，考虑到国内目标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密切联系，范文丽(Alice Ekman)分析了中国在所在地区和其他地区越来越雄心勃勃和积极主动的外交的推动因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再次成为中国向外扩张的主要动力——向外扩张以寻求提供新的市场机遇，并确保获取能源和原材料。虽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力量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在中国话语中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但它们为更务实的思考留下了空间，不应被高估。作为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响亮促进者，中国可能会抓住这一势头，并将自己定位为全球治理新兴领域的领导者。

　　中国的地区姿态

　　报告的第二部分关注中国在亚洲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驱动因素，重点讨论构造中国外交政策话语的基本模式：主权的重要性，中国的睦邻政策，以及美国及其亚太盟友所扮演的角色——在中国的战略考量和未来方向上，可能会保持不变的考虑因素。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共产党“核心利益”的基石。在许多方面，北京对台湾、香港问题以及对它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主张的处理方式，已经开始界定其政治合法性。彭朝思(Charles Parton)解释了主权观念和互不干涉内政观念在中国政治思维中的重要性，强调了其在领土问题之外的影响。下一个十年可能会看到关于它所主张的领土的现行政策的延续(如果不加强的话)。因此，它们的成功与否特别是未来南海和东海的事态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定位。

　　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周边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在过去几十年里，北京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方式与东南亚、东北亚和中亚的伙伴打交道，用投资和经济发展换取政治支持和安全保障。经济利益、历史上关系的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文化的接近都是中国“魅力攻势”的一部分，并经常与强制性的语言和强硬的行动相结合。在杜懋之(Mathieu Duchâtel)看来，“更多的胡萝卜，更多的大棒”的说法概括了习近平采取的新外交政策策略。中国外交政策的未来将由对大范围工具的精密和系统的使用来定义——这些工具包括经济方略、军事力量、软实力和制度建设。

　　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和安全承诺一直是地区战略棋局的决定性特征，不仅影响了华盛顿盟友的地位和行动，也特别影响了中国自身的行为。尽管传统上是被动的，但中国政府已表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准备以更大的力度、更坚定的决心推进国家利益。Elena Atanassova-Cornelis根据短期和中期的成本-效益计算，考察了中国长期的地区领导抱负。中国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安抚邻国、增加经济激励和建立“朋友圈”来防止反华阵营的形成，这是一种“选择性支配”的战略，这一战略可能会在2025年之前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鉴于美国及其盟国在短期内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不高，北京方面将继续加强国防，以增加在该地区的相对军事存在。

　　中国与世界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着眼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雄心。中国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全球大国?我们能期待在十年后如何与之互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它首先考察了北京对其他主要大国的看法，以及它如何构思其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作用，然后再聚焦中国对现有治理结构的参与。考虑到上述内容后，最后一章更具体地思考了欧盟-中国关系的未来。

　　根据Frans-Paul van der Putten的说法，中国在未来十年与大国的交往之道将由两大趋势决定：一是需要消除一些大国对其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二是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来管理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的国际环境。目前，美国被看作对中国的利益和主权存在威胁，这种看法使北京无法完全集中精力投入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虽然双方同意的“不对抗、合作共赢”模式似乎暂时缓解了美中关系的紧张局势，但双方互不信任的氛围仍在持续，时间对中国有利。

　　在美国放弃其国际承诺的同时，中国正加大对多边主义和现有治理结构的支持力度。胡谧空(Mikko Huotari)认为，无论多么引人注目，中国的改变都应该被有所保留地来看待。事实上，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体系内的渐进社会化，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改革国际体系以使其符合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的雄心。北京对待全球治理的“差异化方法”取决于特定问题领域的当时情况、中国在其中的利益的性质以及它在该领域的有效外交手段或技术能力。毫无疑问，中国在改变当前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将继续增长，同时也可能导致国际秩序的碎片化、分权化和“去西方化”。

　　总而言之，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发展轨迹，欧洲将需要接受中国在其邻域和其成员国中更多的存在和影响力。华玉洁(Gudrun Wacker)探究了欧盟与亚洲国家携手以确保自己的利益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选项和机会。加强合作的领域有很多，包括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在需要全球治理的新兴议题上开展合作(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外空)，在开发援助和维和方面加强协调，以及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欧洲面临的关键挑战是，要对国际体系内的变化持开放态度，同时始终坚持自己的基本准则和价值观。

　　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8期；本文原文为英文，系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报告(EUISS Reports)第35期，由Eva Pejsova主编，于2017年7月首刊于该所网站(https://www.iss.europa.eu/content/chinese-futures-horizon-2025)。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