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中国外交的宏观目标确定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现有国际关系的一种改革性的界定和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创新性构想。过去数百年西方国家通过海洋的扩张主宰世界，之后再对世界发挥主导性作用，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海洋为主体所建构的国际关系样式。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这种国际关系的样式。国家都把海洋作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来探索和追求，都把国际关系的时代用“海”和“洋”来命名，如所谓的“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以及现在正在界定的“太平洋时代”。国人也在恶补海洋知识，以便增强“海洋意识”，以便为“海洋强国”的建设奠定观念的基础。然而，当今国际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大调整和大变化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将其称为“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而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新的地缘逻辑正在酝酿，它将超越人们已经习惯的所谓“陆权”和“海权”的维度，形成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地缘基础，进而推动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当然，这种新的地缘逻辑才刚刚露出端倪，但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它的存在，并基于这一逻辑在现实对外关系中加以运用，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地缘逻辑的基础性支撑。而它不仅将会成为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建构的一种学理支撑，而且将会成为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一种战略方向性的导向。本文将尝试用地缘关系的学理，分析决定“新型国际关系”的地缘逻辑与基础，以便说明国际关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人类社会演进的一个全新的阶段，这将决定中国在未来的外交行为，并使得中国能够引领国际社会朝着自然的合理方向去建构。

　　国际关系的地缘文明基础

　　由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的物质载体是地理，国际关系(即国家间关系)的发展演变往往与地理环境的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地理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是现代西方地缘政治最主要的内容。西方一百多年前就提出“地缘政治”(Geopolitics)概念，并发展成一个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西方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学，仅仅强调地理对国际政治的作用，并以此形成国家地缘战略的逻辑，其理论维度显然与西方现实主义的权力追求和强权政治的地理扩张紧密联系，以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战后国际社会一度将地缘政治与法西斯扩张理念相联系，从而唾弃了这一学理。但在冷战期间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的对抗与争夺，使得地缘政治学的原理又派上用场，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从上个世纪80年代逐渐沿用这一学理，并在当前学术界似乎成为一门显学。国内外的学者们往往都愿意用地缘政治的视角来分析当今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

　　应该说，从人类社会的整体来看，人地关系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人类在大自然中生存繁衍，生活生产，创造出各种文明，国际社会在地理纬度中建构和演进。地理和国际政治的关系确实很密切。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逻辑来看待国际关系，即从人本的角度出发，以文明为基础来界定，从人类社会演变的大进程作分析，就会发现仅把政治与地理相结合具有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就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相结合的一种聚合式的表述。作为由人所构成的人类社会，人的基本构成元素源于两个客观物质基础，一个是固体物质，一个是液体物质，由此决定了人的自然属性。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即是陆地和海洋。人类社会的建构也是以陆地和海洋这两大自然地理要素为基础。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演进与建构都要基于陆地和海洋来实现。所以，有学者认为“地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素”。而笔者则认为，地理是人类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建构的客观基础。这里，历史和社会的构成要素是综合性的，不仅仅涉及国际政治与安全，还包括经济、文化、科技等国家间关系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即使就国际政治方面来说，关系的多元性也决定其复杂和互动。而国际关系则是国际社会中各种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样式和结果。这其实是人类文明各要素间的综合性关系。而这些要素都需要在基于客观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布局的平台上发生相互间关系。因此，源于西方的地缘政治学的学理维度过于单一，只注重国家间权力的竞争与对抗，并以此逻辑来分析现实国际关系和未来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从文明的角度来解释国际关系，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种分析国际政治的新视角，开创了一个“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但其着眼点仍限于国家权力的追求。因此，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拓展视野，将文明间的接触、交流、碰撞、合作、融合的各种样式相结合，建立一个全新的认知和分析维度，不能仅将地理与国际政治相结合，而更需要将地缘与人类文明相联系。一位中国学者曾提出“地缘文明”的概念，这是一个可以更好地反映地理与人类关系的本质的分析框架。而地缘文明中的“缘”字正是体现了地理和人类的这种关系性。需要说明的是，西方概念中的“geopolitics”一词的字面直接体现的是地理政治的意思，两者的关联性显得单一，并没有中文译文中的“缘”的语义，中文的“地缘政治”概念已经加入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所谓“地缘文明”，是指基于地缘基础上的文明建构，以及文明社会中所建构的国家间关系和区域文明共同体间的关系。

　　从地缘文明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分析不同民族所构成的国家之间基于客观地理所产生的互动过程，并以此为视角来分析基于地缘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进而认知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这里所提出的“国际关系形态”则是超出“地缘政治形态”的国际社会内相互作用关系的宏观样式。

　　自古以来，国际关系形态中的文明间关系和国家力量的权力布局总体上是基于陆地和海洋，而权力关系的基础也是在陆地和海洋之间转换。整个国际关系史的进程也可用基于国际社会中的地缘权力的作用和分布变化来界定。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常用所谓“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和“太平洋时代”来界定地缘权力所决定的国际关系形态的样式和特征。这里，笔者试图将分析视角放在人类社会发展大进程中，用地缘文明的框架来探讨国际关系的地缘基础，以此划分出相互衔接的国际关系形态演进的三个大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中国外交的宏观目标确定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现有国际关系的一种改革性的界定和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创新性构想。过去数百年西方国家通过海洋的扩张主宰世界，之后再对世界发挥主导性作用，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海洋为主体所建构的国际关系样式。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这种国际关系的样式。国家都把海洋作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来探索和追求，都把国际关系的时代用“海”和“洋”来命名，如所谓的“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以及现在正在界定的“太平洋时代”。国人也在恶补海洋知识，以便增强“海洋意识”，以便为“海洋强国”的建设奠定观念的基础。然而，当今国际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大调整和大变化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将其称为“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而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新的地缘逻辑正在酝酿，它将超越人们已经习惯的所谓“陆权”和“海权”的维度，形成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地缘基础，进而推动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当然，这种新的地缘逻辑才刚刚露出端倪，但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它的存在，并基于这一逻辑在现实对外关系中加以运用，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地缘逻辑的基础性支撑。而它不仅将会成为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建构的一种学理支撑，而且将会成为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一种战略方向性的导向。本文将尝试用地缘关系的学理，分析决定“新型国际关系”的地缘逻辑与基础，以便说明国际关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人类社会演进的一个全新的阶段，这将决定中国在未来的外交行为，并使得中国能够引领国际社会朝着自然的合理方向去建构。

　　国际关系的地缘文明基础

　　由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的物质载体是地理，国际关系(即国家间关系)的发展演变往往与地理环境的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地理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是现代西方地缘政治最主要的内容。西方一百多年前就提出“地缘政治”(Geopolitics)概念，并发展成一个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西方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学，仅仅强调地理对国际政治的作用，并以此形成国家地缘战略的逻辑，其理论维度显然与西方现实主义的权力追求和强权政治的地理扩张紧密联系，以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战后国际社会一度将地缘政治与法西斯扩张理念相联系，从而唾弃了这一学理。但在冷战期间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的对抗与争夺，使得地缘政治学的原理又派上用场，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从上个世纪80年代逐渐沿用这一学理，并在当前学术界似乎成为一门显学。国内外的学者们往往都愿意用地缘政治的视角来分析当今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

　　应该说，从人类社会的整体来看，人地关系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人类在大自然中生存繁衍，生活生产，创造出各种文明，国际社会在地理纬度中建构和演进。地理和国际政治的关系确实很密切。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逻辑来看待国际关系，即从人本的角度出发，以文明为基础来界定，从人类社会演变的大进程作分析，就会发现仅把政治与地理相结合具有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就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相结合的一种聚合式的表述。作为由人所构成的人类社会，人的基本构成元素源于两个客观物质基础，一个是固体物质，一个是液体物质，由此决定了人的自然属性。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即是陆地和海洋。人类社会的建构也是以陆地和海洋这两大自然地理要素为基础。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演进与建构都要基于陆地和海洋来实现。所以，有学者认为“地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素”。而笔者则认为，地理是人类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建构的客观基础。这里，历史和社会的构成要素是综合性的，不仅仅涉及国际政治与安全，还包括经济、文化、科技等国家间关系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即使就国际政治方面来说，关系的多元性也决定其复杂和互动。而国际关系则是国际社会中各种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样式和结果。这其实是人类文明各要素间的综合性关系。而这些要素都需要在基于客观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布局的平台上发生相互间关系。因此，源于西方的地缘政治学的学理维度过于单一，只注重国家间权力的竞争与对抗，并以此逻辑来分析现实国际关系和未来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从文明的角度来解释国际关系，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种分析国际政治的新视角，开创了一个“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但其着眼点仍限于国家权力的追求。因此，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拓展视野，将文明间的接触、交流、碰撞、合作、融合的各种样式相结合，建立一个全新的认知和分析维度，不能仅将地理与国际政治相结合，而更需要将地缘与人类文明相联系。一位中国学者曾提出“地缘文明”的概念，这是一个可以更好地反映地理与人类关系的本质的分析框架。而地缘文明中的“缘”字正是体现了地理和人类的这种关系性。需要说明的是，西方概念中的“geopolitics”一词的字面直接体现的是地理政治的意思，两者的关联性显得单一，并没有中文译文中的“缘”的语义，中文的“地缘政治”概念已经加入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所谓“地缘文明”，是指基于地缘基础上的文明建构，以及文明社会中所建构的国家间关系和区域文明共同体间的关系。

　　从地缘文明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分析不同民族所构成的国家之间基于客观地理所产生的互动过程，并以此为视角来分析基于地缘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进而认知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这里所提出的“国际关系形态”则是超出“地缘政治形态”的国际社会内相互作用关系的宏观样式。

　　自古以来，国际关系形态中的文明间关系和国家力量的权力布局总体上是基于陆地和海洋，而权力关系的基础也是在陆地和海洋之间转换。整个国际关系史的进程也可用基于国际社会中的地缘权力的作用和分布变化来界定。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常用所谓“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和“太平洋时代”来界定地缘权力所决定的国际关系形态的样式和特征。这里，笔者试图将分析视角放在人类社会发展大进程中，用地缘文明的框架来探讨国际关系的地缘基础，以此划分出相互衔接的国际关系形态演进的三个大时代。

　　传统地缘政治逻辑支撑的国际关系形态

　　人类文明产生于大陆。无论是古埃及和西亚巴比伦文明、希腊古罗马文明，还是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是基于陆地而产生的，欧亚大陆则是古代文明分布的主要地理平台。除了希腊罗马文明与西亚北非文明曾围绕地中海发生文明间的征战外，古代几千年的文明间关系更多的是通过亚欧大陆而形成相互交流和互动的关系。因此，笔者将基于亚欧大陆的文明间的互动和民族间的征伐的古代国际关系的进程界定为“大陆时代”。在这一大时代中，陆地与海洋无论对于文明间互动关系，还是文明内部民族间作用，其基本行为逻辑是陆主海从。即古代文明间关系和国际社会的建构是由基于陆地的地缘权力决定的，海洋则是发挥协从的作用。而地缘空间的国际关系中各个文明间和国家间所发生的关系往往是线性的，即通过地理的直线式的连接，实现文明间的交流、互动与融合。在古代国际关系的“大陆时代”中，亚欧大陆的东西方文明基于自身所产生的地缘环境和范围产生、建构和发展，虽出现过跨区域征伐的大帝国，但都较为短暂，各文明体系基本上都在自身所分布的区域进行自我的演进。文明间的交流是一种点对点的单一性直线联系，从而形成一种线性的国际关系。从整体上看，亚欧大陆各文明体系所形成的国际关系的权力结构，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古代国际关系的“大陆时代”中，亚欧大陆文明互动的最典型案例就是联结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具体来说，就是古代历史中跨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草原之路”和海上的“瓷器之路”。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曾着眼于中亚而对古代丝绸之路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相比之下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其实，与外在的丝绸、纸张等联系相比，古代亚欧大陆文明间的思想、文化和宗教的交流更具有意义，这决定了东西方文明间深层的历史连接，以及各自文明内涵的丰富和升华。这种连接建构了亚欧大陆国际关系的系统，形成了古代世界的“大陆时代”的样式和形态。

　　中国是传统的陆上大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同心圆式”东亚华夷体系。这一模式的核心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领先的中央中原王朝，外围是向中原王朝开展交流、进行学习、接受册封与从事朝贡的邻国，在更远的范围内则是所谓的未开化的莽荒之地。上个世纪 20～ 30年代的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和民族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曾在他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通过对中原农耕文明与蒙古草原文明间的互动关系的分析，提炼出了中国的所谓“内亚性”的特点。 而中东地区和深内陆地区的中亚则成为亚欧大陆各种不同文明的“车辆”在古代历史不同时期发生交集的区域，故汤因比将“叙利亚和乌浒河—药杀河流域”一带称为“交通环岛区”。作为东亚大陆的文明古国，中国通过内陆的“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经过中亚与南亚、西亚、欧洲发生了直接和间接交流，体现出古代“大陆时代”背景下亚欧大陆文明体间互动的特点。同时，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或称“瓷器之路”)环绕亚欧大陆航行，也将东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直接连接起来。

　　总之，从宏观维度看，古代国际社会以东西方文明在亚欧大陆上的互动为基础，形成了一个陆主海从的跨亚欧大陆的区域间互动联系的大框架，各种文明形态通过深内陆或大陆沿海相互作用，以大陆性的黄色文明为主体，共同建构了“大陆时代”的古代国际关系的形态。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对新航路的开辟和南北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对全世界进行殖民扩张，建构了一个西方国家主宰的国际体系，改变了古代以大陆文明为主体的国际社会的样式，开创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的“海洋时代”。无论十六世纪初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教皇子午线”来划分世界，还是“海上马车夫”在世界各大洋驰骋，再到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对整个海洋的控制，乃至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通过掌控世界主要海洋通道而支撑其全球领导地位，西方列强通过海洋开拓、海洋扩张和海洋主控，支撑起了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和西方主宰的国际体系。西方国家作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的边缘国家或海洋国家”，以工业化的强权从海岸的一边，跨过海洋，征服了大陆的另一边，进而征服了世界;而北美洲大陆的美国则在二战后，跨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而控制亚欧大陆边缘地带，遏制来自大陆心脏地带的陆权的扩展，试图建构一个霸权主导的单极国际体系。在这一“海洋时代”的世界上，西方国家的行为逻辑是以海制陆，即通过掌握“海权”，遏制“陆权”，从而主控世界。

　　西方殖民国家和霸权国家通过海洋这个“通向四面八方的广阔的共有地”， 方便地向世界延伸权力的触角，迅速向各个大陆扩张和征服，实现了以海洋为基础的“海洋时代”的国际关系的建构。这是一种平面的国际关系的形态，这其中东西方处于失衡状态，西方一度居于世界的统治和主导地位。在海洋时代，“使部队和商队能够穿过本国、盟国和战时所需到达领土之间宽广的海洋，同时又能阻止敌方此类行动的能力”尤为重要，这种能力被称之为海权。应当说，海权与海洋时代具有重要的关联性，掌握海权的国家能成为海洋时代的主导者，而海洋则是国际权力实现的核心平台。由此而形成了学术界基本上约定俗成的所谓“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和“太平洋时代”的国际关系系统的认知。

　　西方学术界曾用所谓“地中海时代”来描述西班牙通过对外扩张和征服而主导欧洲国际社会的事实。之后，荷兰、法国、英国等国相继通过大西洋而向全世界进行海外扩张，最终英国胜出，建立了“日不落帝国”。对于这一首次出现的全球性霸权国家来说，“如果大英帝国丧失对海洋的控制，将丧失一切”。这是一个西方殖民主义主宰的“大西洋时代”。正是基于欧洲国家海洋扩张的经验总结，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 ·马汉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明确主张通过控制海洋，来支配世界。而英国的学者朱利安 ·科贝特则将国家战略与海洋综合能力建设及海军战略结合，提出了主导世界的英国海洋战略设计。

　　在 20世纪初期，海权论的著作对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他预言太平洋是一个能提供大规模扩张的区域，是世界强国争夺的主要舞台，人类社会必将进入“太平洋时代”。在这一过程中，20世纪初期，美国学者就在考虑通过追求海上权力，最终建构一个 “美国帝国”。1941年美国著名出版商亨利 ·卢斯声称，美国将在战后以其强大的实力为世界提供管理经验，因此，一个 “美国的世纪”将要来临。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就是基于对海洋的直接控制来实现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就开始在炒作所谓“太平洋时代”的概念。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家们建构单极国际体系的野心更加膨胀，甚至制订了主宰世界的“新美国世纪计划”，以图固化它所主导的环太平洋政治安全秩序。最终将在此基础上建构并维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并在全球形成一个事实上的“美国帝国”。

　　这样，“太平洋时代”便成为国际学术上的一个热词，并被作为国际社会中心转移的一个概念性的描述而广为流传。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领导世界的野心迅速膨胀。特别是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领导人公开宣称将通过跨过大洋的“战略再平衡”行为，建构一个“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显然，这种海洋时代说既是反映了近代以来国际政治所经历的西方文明自西向东的扩张演化进程，也是西方以其追求海权的蓝色文明为基础，建构出的一种国际关系的形态，其中充满了强权政治的争夺和霸权主宰的行为。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形态更多的是基于西方的文明逻辑所建构的。通过对“陆权”或“海权”的追求，通过海洋扩张而建立帝国的统治，实现对世界的主宰，一直是西方地缘政治学所推崇的行为和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21世纪来临之际，西方战略思想家却认为“这个世界又恢复了常态”，要从19世纪欧洲列强基于地缘权力进行竞争的逻辑来认知现实国际秩序。

　　确实，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实践显示，西方国家地缘政治逻辑下的“扩张性”“对抗性”和“霸权性”行为依然存在，以至于美国战略家强调“权力和地理仍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并主张应“重新学习强权政治”(relearn Power Politics)，以强权竞争与势力均衡的方式处理未来国际关系。当前，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试图设计所谓“印太战略”框架，是最新的以海制陆的传统对抗性地缘政治行为的再现。显然，西方国家的战略行为仍无法超越近代以来的海洋地缘文明逻辑，其国际关系的建构仍在强权政治的漩涡中打转。

　　“新大陆时代”的地缘逻辑支撑“新型国际关系”

　　然而，人类历史的演进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国际关系形态也将随之而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逻辑需要的是向上提升，从而使国际社会的建构得到升华，而不是向后看，再回到“强权政治”的维度中追求传统的国家间政治的维护。国际关系需要形成一种新的形态，以超越“海洋时代”的强权政治逻辑，实现人类社会的新建构。

　　冷战结束后，“非西方文明”和“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安全局势动荡和经济金融发展停滞衰退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以亚洲国家为主体的亚太地区整体局势稳定，经济稳步发展，亚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特别是在东亚、南亚和中亚地区，政治总体稳定，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跨国间和区域内的国际经济合作普遍开展。仅中、日、韩、东盟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超20万亿美元，在当代世界经济结构中除了传统的欧洲和北美外，东亚已经形成第三大重要的经济板块。东亚大陆整体性发展，决定了亚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大大提升。

　　此外，基于各自所在的大陆而兴起的“金砖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日益突出，“二十国集团”成员体都在各自的区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上述国际关系发展新趋势正在使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舞台转向大陆，通过在亚欧大陆建立跨区域和区域间的互联互通的对接和结合，形成以大陆为基本平台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过程中，国际关系正在超越“海洋时代”，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在此，笔者试图提出“新大陆时代”的概念来界定正在形成的新地缘文明的基础，并说明这一基础将决定正朝我们走来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态。

　　所谓“新大陆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将重新回归大陆，大陆将成为国际社会建构的核心权力基础，国家之间将在大陆上建立便捷的互动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建构将通过大陆和围绕大陆展开。在“新大陆时代”中，大陆内部的事务将由大陆内国家为主来处理，各大陆间将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间关系将是一种陆海联动的良性互动，国际社会建构的行为逻辑将是一种陆海协同(synergies)模式。“新大陆时代”下的国际关系将呈现出一种立体性的地缘文明体系。

　　目前，“新大陆时代”框架下的新型国际关系已初露端倪。首先是世界各主要区域都将产生地缘重心国，它们居于区域内的地理核心位置，地域相对广大，综合实力较强，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突出，能够发挥区域整合的主导性作用;其次，随着新型大国的崛起，世界区域的重心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金砖五国已形成常态化的发展中大国相互协调的机制，二十国集团已超越“七国集团”成为大国协调的平台;再次，作为引擎的东亚大陆(中国)，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保持持续发展势头，以中亚为核心的“上海合作组织”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使得亚洲大陆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第四，“亚欧会议”机制的建立和稳定发展，使得跨亚欧大陆两端的东西方文明开始了良性互动;最后，通过恐怖主义在亚欧大陆的流窜活动，使得大陆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严重，需要国际社会在整个大陆开展跨区域性合作来共同应对。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不仅积极倡导沿线国家实现战略对接，而且这一倡议将世界各地缘板块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球各大洲之间有效合作的宏观平台。“一带一路”框架的建构体现了全球地缘文明的以下特性：

　　第一，陆地为基础的大陆主体性。“一带一路”倡议所建构的宏观框架是以亚欧大陆为主体，因为亚欧大陆这个“棋盘”，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它是国际社会活动的核心平台。“一带一路”的路线正是从亚欧大陆的东部，横穿深内陆地区，直达其西部;同时也顺着大陆的海洋沿岸延伸而包裹起整个大陆。

　　第二，大陆间联结的板块性。“一带一路”从亚欧大陆再延伸至非洲大陆，事实上形成了“一带一路再加一洲”的更大框架，进而又与拉丁美洲联结起来，再把以美国为主体的北美洲相结合，从而实现以世界各大陆的区域一体化为基础的各地缘板块的结合。

　　第三，世界各文明相互连接的聚合性。“一带一路”的概念承接了源于古代亚欧大陆的文明间交流的历史传统，并将世界各主要文明体再次联结起来，通过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促进不同区域的文明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

　　第四，互联互通决定的立体性。东方医学主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当今世界很多麻烦和冲突，都因为无法联通。习近平在首倡“丝绸之路经济带”时便明确提出“五通”建议，以便打通人类社会中文明社会间的血脉和经络，“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这将是一种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的全球社会。

　　第五，全球治理的宏观整体框架。国际关系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一体化仍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大国的地缘重心作用决定区域一体化，大国间的协调关系则有助于区域间合作。所以，“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并通过有效参与全球治理，最终建构一个跨区域和区域间合作的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新格局。

　　此外，人类社会回归大陆还获得了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支撑。随着科学分别向着宏观和微观的发展，人类所掌握的技术在突飞猛进，过去阻碍人类文明交往的客观地理障碍正在或已经得到克服。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历史发展的机遇，强调“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国家发展方针。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推动了亚欧大陆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得人类对知识和信息的掌握可以便捷地超越时空的局限，也极大地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全面提升，实现了亚欧大陆间跨区域的经济社会立体性发展，亚欧大陆成为信息化支撑下的新技术和新产业运用的核心平台。中国的特高压输电网络不仅遍布全国，而且已经向中亚深内陆腹地延伸，亚欧大陆的超级电网正在萌生。穿过崇山峻岭、跨越深谷激流、直入沙漠戈壁的泛亚公路铁路的建构，真正实现了“天堑变通途”。中国国内的世界一流的高铁网络已初具规模，并将在可预见的将来建设地跨亚欧大陆的超级高铁网络。深内陆地区的油气管道的联结，也在改变着世界能源输送格局。人工智能的开发将实现人机物可以跨越天然地理障碍实现便捷联结，使亚欧大陆变成物流的大平台。沙漠和盐碱种植技术的产生使得内陆地区的荒漠成为超级农业的新空间。中国已经宣布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将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IPv6商业应用网络，成为全球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

　　亚欧大陆国家目前都在实施以大陆为基础，面向深海、极地和太空的立体化空间的新战略布局。显然，今天的国际社会更加需要依托世界各大洲的大陆的发展与合作，通过陆地的平台，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手段，在大陆上实现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形成一个网络化全球治理大框架。在这一国际关系新进程中，西方的相对衰落和东方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一种“历史的大逆转”，历史的天平由西方主宰的失衡的世界，正再次走向人类各地缘板块中文明的相对平衡，人类社会的主要舞台随着东方大陆国家的崛起将回归欧亚大陆，东西方间终将在这种模式中实现“再平衡”，最终迎来国际关系的“新大陆时代”。在这一新时代下所建构的新型国际关系，将超越西方主导的平面的全球化样式，其地缘基础将是立体的空间维度，国与国之间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联系，不仅能够穿过荒漠的封闭和海洋的阻隔，还可以跨越高山的横亘和空天的局限，从而将全球化进程推向新的高度，最终实现真正的良性的全球治理。

　　结 论

　　地缘文明的视角能够更贴切地分析国际关系形态的演变进程。人类历史上的国际关系经历了陆主海从的“大陆时代”和以海制陆的“海洋时代”。随着国际社会的地缘基础重新回归大陆，国际关系将进入到一种陆海协同的“新大陆时代”。这是近代以来西方所主导的“地缘政治”关系的转型，更是传统强权政治的国际关系形态的巨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

　　中国的外交也在发生着相应的调整和变化。研究国际关系，需要敏锐地提前把握国际关系变化的趋势，并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及其样式作出判断和定性。而在这一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中，中国应该作出战略性的定位，以此指导中国外交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追求海洋强国战略的过程中，要谨慎行事，避免陷入西方“海洋时代”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和行为逻辑之中。“谁控制海洋，谁就控制世界”的定律已经不能有效地管理新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事务。在地缘文明框架中，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相互协调与共同发展，各个大陆区域间相互联动与合作，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才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地缘基础。我们应该认识到：“谁能在大陆实现良治，谁就能解困世界。”

　　注释略

　　作者简介：苏浩，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博导，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史、中国外交政策、战略与国际安全、军备控制与裁军、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东亚区域合作。主要著作有《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合作安全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中国海疆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