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笔者随团访问希腊、英国和埃塞，一路上深感各方对“一带一路”的重视。希腊关注中希港口合作与“中欧陆海快线”建设，英国偏爱中英金融合作与教育交流合作，埃塞则钟情于中国的投资和发展经验，希望借助中国机遇推动埃塞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四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成果。“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不过，时至今日，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仍然充满了疑虑、担心和防范心理。美国对“一带一路”心存疑虑，担心中国“另起炉灶”进而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印度和日本希望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对“一带一路”充满了警惕、防范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对抗心理;即便是俄罗斯，在实现中俄、“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之时，也对中国与中亚东欧国家的合作给予了密切关注。因此，如何向世界讲好“一带一路”，讲清楚“一带一路”是什么，讲明白“一带一路”的目标与愿景，是一个至今仍未很好完成的大课题。

　　国际社会经常在问，“一带一路”究竟是倡议，还是战略?其实，他们想知道的是，“一带一路”到底有没有什么地缘战略目的?比如，“一带一路”是不是要对冲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不是要全面走向印度洋，是不是要拓展中国在亚欧地区的影响力?

　　这让我想起2016年随团出访印度的经历。那次出访，笔者与印度战略界、外交界和学界人士进行过广泛的交流。总体感觉到，印方看重中印关系，也希望加强中印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但对中国也存在明显的防范心理和抱怨情绪，其中两点尤为突出，一是抱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二是担心中国力量全面走向印度洋。在印度看来，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重要方面是要拓展在南亚乃至印度洋的影响力，必然极大影响印度在该地区的既有存在，个别印度人士甚至担心中国在遏制和包围印度。莫迪没有出席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随后中印洞朗危机爆发，似乎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源于印度长期奉行的狭隘地缘政治观念，源于印度长期以来形成的自大心理和地区霸权情结。但我们国内媒体和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某些解读，也无助于缓解印方的某些关切。如果把中巴经济走廊解读为“制衡印度”、“南下印度洋”，把中缅经济合作解读为破解中国面临的马六甲困局，这些阐述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在实践上有待检验，也为中国“走出去”增加了更多的阻力。

　　客观来讲，我们对“一带一路”的定位并不十分清晰。中国政府多次对外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推进全球化进程的重大倡议，它要打造一个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新平台，推动建设一个全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一些媒体和专家学者则更愿意谈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意义，说它是实现国家安全进而全面拓展中国在亚欧非乃至全球范围影响力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被描述为重构亚欧非地缘政治板块的重大战略，被想象为中国重振陆权和海权的重大举措，引发了无数国人的一次集体性狂欢。一些人似乎更为机会主义，在不同场合对“一带一路”的性质做出有选择性的解释。国内声音的多元本是好事，但在“一带一路”定位问题上，笔者更愿意看到某种程度的“一致”。

　　专家学者们有个本能的偏好，就是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拔高，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相关论述的创新性和重要性。但我们也要懂得恰如其分，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务实地来看，“一带一路”原本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次全面升级，意在通过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来推动中国发展的转型升级和中国全面走出去，以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过度拔高“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人为赋予“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色彩，对“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极为不利。如果我们的定位不清晰，“一带一路”注定会在一片质疑声中艰难前行。

　　我们要知道，一项重大倡议的地缘战略属性和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可能难以很好兼容。如果我们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平台，打造成实现各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就必须减少对“一带一路”所做的地缘战略想象。这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理性人”假定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本身就是常态，因此一项服务于自身崛起的战略设计就可能引起其他大国的警惕、防范乃至某种程度的反制。中国复兴是一项世纪性的宏大伟业，如果试图用“一带一路”囊括中国复兴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那些明显具有战略色彩的安全合作和军事安排，势必让“一带一路”的定位出现“泛化”，也不容易向国际社会做出清晰的描述和阐释。如果“一带一路”集中于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则可能极大减少国际社会的相关疑虑，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和参与，也可以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上难有两全其美的好事，对大国而言更是如此。

　　不久前，笔者随团访问希腊、英国和埃塞，一路上深感各方对“一带一路”的重视。希腊关注中希港口合作与“中欧陆海快线”建设，英国偏爱中英金融合作与教育交流合作，埃塞则钟情于中国的投资和发展经验，希望借助中国机遇推动埃塞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四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成果。“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不过，时至今日，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仍然充满了疑虑、担心和防范心理。美国对“一带一路”心存疑虑，担心中国“另起炉灶”进而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印度和日本希望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对“一带一路”充满了警惕、防范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对抗心理;即便是俄罗斯，在实现中俄、“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之时，也对中国与中亚东欧国家的合作给予了密切关注。因此，如何向世界讲好“一带一路”，讲清楚“一带一路”是什么，讲明白“一带一路”的目标与愿景，是一个至今仍未很好完成的大课题。

　　国际社会经常在问，“一带一路”究竟是倡议，还是战略?其实，他们想知道的是，“一带一路”到底有没有什么地缘战略目的?比如，“一带一路”是不是要对冲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不是要全面走向印度洋，是不是要拓展中国在亚欧地区的影响力?

　　这让我想起2016年随团出访印度的经历。那次出访，笔者与印度战略界、外交界和学界人士进行过广泛的交流。总体感觉到，印方看重中印关系，也希望加强中印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但对中国也存在明显的防范心理和抱怨情绪，其中两点尤为突出，一是抱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二是担心中国力量全面走向印度洋。在印度看来，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重要方面是要拓展在南亚乃至印度洋的影响力，必然极大影响印度在该地区的既有存在，个别印度人士甚至担心中国在遏制和包围印度。莫迪没有出席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随后中印洞朗危机爆发，似乎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源于印度长期奉行的狭隘地缘政治观念，源于印度长期以来形成的自大心理和地区霸权情结。但我们国内媒体和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某些解读，也无助于缓解印方的某些关切。如果把中巴经济走廊解读为“制衡印度”、“南下印度洋”，把中缅经济合作解读为破解中国面临的马六甲困局，这些阐述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在实践上有待检验，也为中国“走出去”增加了更多的阻力。

　　客观来讲，我们对“一带一路”的定位并不十分清晰。中国政府多次对外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推进全球化进程的重大倡议，它要打造一个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新平台，推动建设一个全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一些媒体和专家学者则更愿意谈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意义，说它是实现国家安全进而全面拓展中国在亚欧非乃至全球范围影响力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被描述为重构亚欧非地缘政治板块的重大战略，被想象为中国重振陆权和海权的重大举措，引发了无数国人的一次集体性狂欢。一些人似乎更为机会主义，在不同场合对“一带一路”的性质做出有选择性的解释。国内声音的多元本是好事，但在“一带一路”定位问题上，笔者更愿意看到某种程度的“一致”。

　　专家学者们有个本能的偏好，就是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拔高，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相关论述的创新性和重要性。但我们也要懂得恰如其分，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务实地来看，“一带一路”原本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次全面升级，意在通过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来推动中国发展的转型升级和中国全面走出去，以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过度拔高“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人为赋予“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色彩，对“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极为不利。如果我们的定位不清晰，“一带一路”注定会在一片质疑声中艰难前行。

　　我们要知道，一项重大倡议的地缘战略属性和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可能难以很好兼容。如果我们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平台，打造成实现各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就必须减少对“一带一路”所做的地缘战略想象。这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理性人”假定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本身就是常态，因此一项服务于自身崛起的战略设计就可能引起其他大国的警惕、防范乃至某种程度的反制。中国复兴是一项世纪性的宏大伟业，如果试图用“一带一路”囊括中国复兴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那些明显具有战略色彩的安全合作和军事安排，势必让“一带一路”的定位出现“泛化”，也不容易向国际社会做出清晰的描述和阐释。如果“一带一路”集中于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则可能极大减少国际社会的相关疑虑，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和参与，也可以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上难有两全其美的好事，对大国而言更是如此。

　　去年12月，笔者参加了在福建召开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此次会议，日方代表团一行包括多位地方政府长官、企业和银行界代表，他们明确表达了对“一带一路”的兴趣，表示愿意与中方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他们同时希望，中方能把“一带一路”提出的背景、初衷及各方可能分享的机遇讲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无需否认，“一带一路”对中国有着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和倡导，自然离不开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也自然带有某种程度的中国烙印。“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初衷，是要实现国内均衡协调发展，推动中国更好地走出去。可以设想，通过更为全方位的请进来与走出去，“一带一路”在提升我国向东开放的同时，必将显著加快向西开放的步伐，构筑起方位更加平衡、领域更加宽广、时空更加开放、内外联动更加紧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国还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合作，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助推自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或许可以说，“一带一路”是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战略，它无疑有助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但它与传统零和博弈的地缘大战略并无直接关联。

　　我们也要向国际社会讲清楚，“一带一路”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弘扬的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它欢迎所有国家的参与和支持，也需要各国的携手合作和战略对接。如果各国能够逐步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必将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助于相关国家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管控分歧和争端，推动沿线国家走上共同发展的道路。从长远看，借助于不断推进的人文交流“软联通”，“一带一路”建设还能推动亚欧非乃至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各国、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声称，“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地缘战略工具，其目的也不是构筑一个排他性的利益集团，而恰恰相反，它是中国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重要举措，彰显了中国正在提升的大国责任和道义精神。“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但“一带一路”建设则属于全世界。

　　有中国学者做过形象的描述，说“一带一路”秉持的不是西方人的国际象棋思维，而是东方的围棋思维。这句话，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并不完全恰当。与国际象棋思维不同，“一带一路”的精神实质，不是去反制对手，甚或要消灭对手;其精妙之处，在于“顺势而为”、“共势而生”。我们看清楚了历史发展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势，认准了时代发展方向，然后主动去塑造和引导这种趋势和潮流，主动去营造一种和平、开放、合作、共赢的环境和氛围，进而携手各国拓展发展空间、做大共同利益、分享发展红利，增进战略共识。所以，“一带一路”又超越了东方的围棋思维，超越了最终胜负输赢的结局，而是各方双赢多赢和共赢。从本质上讲，“一带一路”真正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初心，体现了中国倡导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公平正义的时代精神。“一带一路”顺应并能够引领世界发展大势，这是它的根本魅力所在。

　　作为中国的媒体和专家学者，我们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自然也要向世界讲好“一带一路”。

　　对于“一带一路”，我们要多讲对外开放合作，少讲或不讲地缘政治意义，此其一。其二，对“一带一路”的定位，我们还要多讲经济合作平台，少讲或不讲全球治理平台。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第二种现象。

　　我们都在说，当今世界面临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我们也相信，“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有助于推动各方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通过人文交流推动各方增进互信，因而对世界和平、发展和治理都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一带一路”本身不是全球治理平台，这个必须讲清楚。

　　所谓全球治理，简单地讲，就是协调强者，抚慰弱者，其核心是全球责任和义务的再分配。中国在若干重大地区冲突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在全球反恐进程中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在全球难民治理中分担何种责任，在全球环境治理特别是自身环境治理中又有什么承诺，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如果像一些学者建议的那样，我们迫不及待地把它定位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治理”平台，不仅要解决全球面临的发展赤字，还要解决更为复杂的全球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至少在目前阶段，显然愿景过大，步伐过快，很可能给我们自己的责任也过多。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中国理应为世界做出大的贡献，这是一个大国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更何况，在中国大规模“走出去”、中国人财物早已全球化的今天，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并全面推进全球治理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但我们仍需要明白，经济合作与全球治理存在重大差别，前者重在互利共赢，着眼于利益的增进;后者重在承担国际责任，着眼于国家形象和声誉的提升。即便是我们参与全球治理，也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要权衡与自身利益的关联度，二是要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原则。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有利保障，同时也要携手世界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者仍然是首要、根本性的使命和追求，这一点无需含糊。

　　中国在快速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因此变得格外复杂。中国外交不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今日之成就实属来之不易。在当前阶段，中国格外需要战略定力，我们要始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解决好自身问题并集聚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运筹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们不是那头躲在蚂蚁背后的大象，更无意于夹着尾巴做人，而是强调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尽力而为。“一带一路”建设，自然也需要审慎、务实地予以推进。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外交理论与战略，发展中国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