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Angel Bu Wong/Pablo Fernández Dominguez, „Agricultur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载于Al Campbell (编撰), Cuban Economists on the Cuban Econom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3, S. 270–291 (283).

　　[20]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简称IFAD), „UN Agency Head Visits Cuba to Discuss Agriculture Reform with High-level Government Officials“, Rom, 2015年5月7日，https://www.ifad.org/en/newsroom/press_release/tags/p31/y2015/7487627 (引用日期：2017年1月10日).

　　[21] Anicia García Álvarez, „Cuba’s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Its External Links“, 载于Jorge I. Domínguez/Omar Everleny Pérez Villanueva/Mayra Espina Prieto/Lorena Barbería (编撰), Cub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olicy Refor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Mass./London 2012, S. 137–192 (147, 150).

　　[22] Ritter/Henken, Entrepreneurial Cuba [见注释16].

　　[23] Antonio F. Romero Gómez, Transformaciones Económicas y Cambios Institucionales en Cub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14年8月(Foreign Policy at Brookings), S. 22.

　　[24] Oscar Fernández Estrada,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n Cuba after 2011“, 载于Brundenius/Pérez (编撰), No More Free Lunch [见注释2], S. 23–39 (26).

　　[25] Ritter/Henken, Entrepreneurial Cuba [见注释16].

　　[26] 转引自Collin Laverty, Cuba’s New Resolve. Economic Refor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2011, S. 64.

　　[27] Carmelo Mesa-Lago, „Can Cuba’s Economic Reforms Succeed?“, 载于Americas Quarterly (Americas Society/Council of the Americas), o.D., (引用日期：2015年6月8日).

　　[28] 古巴共产党七大(VII Congreso del PCC), Conceptualización del Modelo Económico y Social Cubano de Desarrollo Socialista, 2016, (引用日期：2017年2月1日).

　　[29] VII Congreso del PCC, Actualización de Los Lineamientos [见注释10], S. 4.

　　[30] Ritter/Henken, Entrepreneurial Cuba [见注释16], S. 280.

　　[31] Mesa-Lago, „Can Cuba’s Economic Reforms Succeed?“ [见注释27].

　　[32] “Cuba’s Economy at a Crossroads“, 载于The New York Times, 2014年12月14日。

　　[33] Mesa-Lago, „Can Cuba’s Economic Reforms Succeed?“ [见注释27].

　　[34] De Miranda-Parrondo,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Cuban Economy and Necessary Reforms“ [见注释2], S. 53.

　　[35] Alberto Gabriele/Pavel Vidal Alejandro, „Cuban Reforms at a Crossroads“, 载于Alberto Gabriele (编撰), The Economy of Cuba after the VI Party Congress, New York 2012, S. 131–148 (141).

　　[36] Ritter/Henken, Entrepreneurial Cuba [见注释16].

　　[37] Omar Everleny Pérez Villanueva, „The Cuban Economy: An Evaluation and Proposals for Necessary Policy Changes“, 载于Domínguez u.a. (编撰), Cub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见注释21], S. 21–38 (36).

　　[38] Ritter/Henken, Entrepreneurial Cuba [见注释16], S. 191. 指称这种小偷小摸行为的词汇是“petty theft”。

　　[39] Eric Hershberg, „Cuba: An Economy Careening Forward, Destination Unknown“, 载于Brundenius/Pérez (编撰), No More Free Lunch [见注释2], S.v–ix (viii).

　　[40] 批评的声音，在国际上和古巴国内都存在。参见：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见注释3], 或者Gómez, Transformaciones Económicas [见注释23], S. 21.

　　［译者按］艾薇塔·斯米克博士(Dr.EvitaSchmieg)是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DieStiftungWissenschaftundPolitik，简称SWP)-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文中的研究是SWP与德国联邦政府经济部的合作研究项目“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对外经济与发展政策”的一部分。本文介绍了古巴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和路径，并着重讨论了古巴在外贸发展中的挑战和机会。在作者向古巴政府提出的建议中，进行法治框架下有序市场化、向私人资本开放更多行业和放松经济管制是其核心内容。不过，本文的目标读者主要是欧盟及德国的政商精英，作者向他们建议：应热情欢迎古巴的改革，通过积极地与古巴接触来将这场改革引导到符合欧盟国家长远利益的方向上;同时对改革的成绩仅保持谨慎的乐观，既应抓住古巴转型的机会扩大与该国的经贸往来，也应充分估计到古巴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阻碍作用，并将这种考量作为决定对古政策的基础。2017年6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收紧对古巴的政策，要求美国企业不得与古巴军方控制的企业合作，同时加强对美国公民赴古巴旅游的限制。这则消息应验了本文作者对这位新总统将会给古美关系带来不确定性的预期。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文可观之处有三：其一，古巴是一个共产国家，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不乏相似之处，所以值得我们仔细观察;其二，古巴的改革无疑会释放出许多机会，此文虽是为欧洲国家谋划，但对于中国的政府和企业而言也有借鉴意义;其三，从此文中可以观察到欧洲学者研究共产国家改革的一些常见思路。

情况介绍和问题的提出

　　古美关系的解冻，为古巴经济更好的融入国际贸易和投资潮流奠定了新的政治、经济基础。对古巴政府、发达国家政府以及私有经济部门来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利益极大。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古巴模式的转型究竟为古巴与欧盟及德国的合作带来了哪些机遇?还有下列问题尚需三思：正在古巴进行的改革，是否适宜于改变这个国家的外贸条件?这些改革是否能改善古巴与欧洲私有经济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基础?该国目前的外贸状况，它在WTO以及地区性贸易协定中的“嵌入”情况，同样是讨论其未来发展的重要背景信息。多年来，古巴政府与欧洲各国政府一直立场各异。有鉴于此，2015年德国与古巴之间的磋商成果和2016年《欧盟与古巴合作协定》的签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契机，正好就此系统地回顾一下欧盟国家的对古政策。

　　自劳尔·卡斯特罗(RaúlCastro)执掌政权之后，古巴的经济政策有了新的方针。其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更多地从本国和本国制度中去寻找古巴经济困境的根源。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古巴政府于2011年通过了旨在让其国民经济模式与时俱进的《指导方针》，这带来了不计其数的变化。现在，古巴最重要的外贸目标是扩大出口、实现进口替代和外贸多元化。在进口方面，最重要的是摆脱对委内瑞拉的依赖。因为，作为古巴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支持者，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已经陷入泥潭。

　　劳尔·卡斯特罗

　　在改革的框架中，个体户式(cuentapropistas)的自主就业将被许可。但为此而采取的配套措施却仅限于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并不足以像所期待的那样为扩大出口和实现外贸多元化提供帮助。改革措施仅仅在旅游业那里发挥了较大作用。尽管合营企业[*1](Kooperativen)的数量不断增长，尤其在农业领域，但到目前为止生产效率却没有多少提升;同时，鉴于其起点太低，更可能对进口替代有贡献。而若要指望提升出口，恐怕要等上很久。

　　无论如何，市场化的新前景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古巴政府是否愿意展开在基础设施和与生产相关的服务业方面的改革。至为关键的是，各类企业是否能在与经营相关的问题上享有更大的决定权——从招聘或解雇员工到进口各类必要的物品。在这些方面的严格管制措施将使国内的企业和国外的投资者面临一种恶劣的政策环境，并因此而阻碍古巴领导人实现其外贸目标。不过，这些监管措施却符合政府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愿望，同时也契合其国内的政治-军事精英确保其权力和收入来源的要求。因此，在古巴所追求的外贸目标和其政治现状之间存在着一种异常紧张的关系。

　　目前，欧盟是古巴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委内瑞拉)。若要改善古巴的外贸状况，欧盟国家的角色十分重要。反过来看，古巴却并非欧洲的重要贸易伙伴，即便是某些欧盟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对于在古巴岛的投资很感兴趣。2016年，古巴与欧盟签署了一项对话与合作协定;这结束了古巴作为唯一一个没有与欧盟签署这类协定的拉美国家的历史。尽管古巴在地理上无疑属于加勒比地区(在政治和组织方面也大概算是如此)，它却不在欧盟与该地区的机构联络框架之中：既不与这个框架中的援助发展中国家经费相关，也未参与2008年生效的《欧盟与加勒比地区经济伙伴协定》。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古巴未能享受欧盟单方面的贸易优惠待遇，这是因为它严重高估本币，从而导致其国内生产总值也被高估。

　　由此可知，欧洲与古巴的关系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和政治条件。鉴于此，下列结论和建议可为欧盟及德国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古巴在加勒比地区占据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欧洲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来说也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欧盟及德国必须考察清楚，对古关系是否真的符合其自身的现实利益，会不会为此而给周边的加勒比国家释放出错误信号。

　　·欧盟及德国在考虑将对古巴的政策纳入到对“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2]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两者共同构成“加勒比论坛”，简称CARIFORUM)的发展政策和贸易政策当中时，古巴在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应该是制定政策的出发点。这样做，既有利于加强自身与该地区的融合和长期合作，同时也会找到与古巴合作的新形式。若古巴能融入地区性组织，或许能尽可能简化和其对话时将碰到的那些伤脑筋的话题——在外贸领域，这主要是指中小企业的角色问题。

　　·对于欧洲的中小企业来说，目前的政策条件尤为不利。德国及欧盟与古巴之间应该定期展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对话，应该有学术界、私有经济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参与。这将有助于德国联邦政府和欧盟委员会详细了解各类社会团体在古巴的状态及其影响。

　　·欧盟应该好好利用它与古巴之间的合作协定，德国应该利用它与古巴之间的双边磋商成果，以便加强在人权、政治透明度和参与度等问题上的对话。这些问题与实现外贸目标的可能性紧密相关，因为它们同样会决定经济贸易的整体环境。由于古巴期待在外贸方面取得成功，这就为人们和其讨论那些棘手的政治话题提供了机会。

　　·如果现在基于欧盟-古巴协定的合作得以巩固，那么假以时日，欧盟国家政府与古巴政府之间将在外贸领域展开实质性的合作。由此一来，就有可能使目前的协定在未来更加具体化。

起点：让古巴模式与时俱进能成为经济强劲增长的基础吗?

　　基本数据

　　古巴共有人口1100万(2015年)，人均年收入为5880美元[1]。依照官方数据，古巴应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在人口和名义收入上，古巴和其邻居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体相当。若依此看来，在加勒比地区内部，古巴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古巴的本币汇率是被严重高估的。古巴所采用的是一种双轨制的汇率。除了与美元挂钩的“可兑换比索”(CUC，24CUC可以换1美元)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古巴比索”(CUP)——与美元的汇率是1:1。根据观察者[2]的实地评估，真实的汇率大约是12古巴比索换1美元。这样算下来，以古巴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就不能再算是中高收入国家了，而只能算低收入国家。事实上，这个国家更应该被看成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古巴街头的个体摊贩

　　不过，要想多角度地评估古巴的状况，还需要更加仔细地观察其基本数据。和其他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古巴的社会发展数据十分漂亮。就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为该国算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所显示的那样，1959年革命之后，政府在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方面所进行的大量投资反映到了今日古巴的社会发展水平上。古巴人的人均期望寿命为79.5岁，脱产上学时间为11年半，能方便地得到水和使用清洁设备的人口比例约为93%到94%。古巴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世界排第67位[3]。如果考虑其实际的汇率情况，古巴的人均收入以及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当然会下降。在其他一些数据上，古巴表现不佳，比如通讯(2014年，每100个人中只有22个手机用户和30个互联网用户)。不过，近年来古巴在电子通讯方面改观很大，据称在2015年移动通讯终端的数目已经超过3百万[4]。推动这种改观的，是这一领域在国际贸易上的开放：自2015年1月起，美国公司获准向古巴提供电子通讯设备。但与此同时，国家的管控仍在持续，尤其是在互联网应用领域。

　　2015年，古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4.3%[5]。据经济学人情报社(EIU)测算，古巴2016～2020年的年经济增长率将提升至5.1%[6]。然而，这一预测结果也有可能因为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被迫下调，这些因素包括：低迷的油价、委内瑞拉的危机，以及由特朗普所带来的美国对古巴政策的不确定性。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古美关系的正常化使得政治分析人士和商务人士都对未来比较乐观。

　　自劳尔·卡斯特罗在2006年取得了古巴的领导权之后，他将这个国家带上了改革之路。这场改革的起点，是重新寻找古巴经济困境的原因。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Castro)总是认为美国的封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与他不同的是，劳尔·卡斯特罗将这看作是一种结构性弊病的后果，而且这种弊病非得通过一场从内部生发的变革才能去除[7]。这样一来，他也就为自己引来了一个挑战：国民会对政府的合法性提出疑问。可以预期的是，一旦劳尔·卡斯特罗这一批干过革命的老同志退出政治舞台，社会上发生抗议的可能性就会不断上升[8]。“回想革命前……”那一套“忆苦思甜”的手段对年轻人已经不再起作用，他们要看到真实的成绩才愿意信任政府。这样一来，古巴政府所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急需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古巴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所主导的美古关系正常化使这个岛国有机会重新为自己的外贸和外交确定方向。长久以来，古巴都只依赖一个伙伴：在革命前依赖美国，在革命后依赖苏联，在那之后是委内瑞拉。如今，古巴对于实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对外关系多元化都很感兴趣。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哈瓦那在外交上的积极表现：先是实现了古美关系解冻，接着又有无数外国贵宾纷至沓来。现在还不确定的是，特朗普在推动古巴融入国际政治的过程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经济模式的更新：2011～2016年

　　古巴共产党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于2011年4月通过并发布了一项内容丰富的改革倡议(在下文中将用《指导方针》来代指此文件)[9];2016年党的七大又对其进行了补充的扩展[10]。2011年的文件在导言中就强调，这一《指导方针》将要使“古巴的经济模式与时俱进，以确保不可逆转的社会主义运动继续向前，同时还要提高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11]。这种表述方式让我们看到，不大可能发生一次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只是通过实施看上去已经不能放弃的改革，以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框架内实现所定下的社会和经济目标。

　　根据《指导方针》，经济制度仍然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propiedadsocialistadetodoelpueblo)的基础之上。不过，也会允许其他私有经济成分的存在，比如外资企业、合营企业、小农、租赁，以及一些独立工作(即所谓的“trabajadoresporcuentapropia”(自我就业者)，他们自负盈亏，或者称为“cuentapropistas”(个体户))[12]。据称，这样的制度创新是为了提升效率和实现古巴的财政平衡。

　　被准许经营的个体户，主要存在于不需要职业技能的服务性行业中。比如“23号行业”——二手书买卖，在旅游区很活跃;“49号行业”——补缀衣服上的纽扣[13]。为了鼓励个体户，古巴政府简化了他们从散居在海外的古巴侨民那里获得资金的手续，以便让这些钱能用于私有经济。据政治分析人士观察，古巴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在这场变革发生之后迅速增加。因为，是否能搞到可兑换的硬通货成了取得社会地位的关键。这场变革中的输家是退休人员、部分农村居民、单亲家庭和古巴黑人[14]——总之，所有那些与在美国的古巴侨民没有多少关系的人。

　　2012年底，古巴通过了一项立法，允许合营企业进入服务业和零售业。现在，已经准许员工在20人以下的国营餐馆转为合营企业，但必须继续使用原来的工作人员。由此，政府决定，将8948个国营餐馆交由私人承包[15]。被准许进入的范围还被继续放宽，以便让电脑专家们也能组建合营企业，从而提供网页设计、互联网应用等方面的服务;同样得以组建合营企业的还有建筑师、书商、咨询师[16]和运输业经营者(他们将使农产品的转运变得更加方便)[17]。到2014年5月为止，共有498个合营企业获批成立，其中的329个已经开始营业，另外还有300家已经提交申请[18]。

　　古巴的餐馆

　　在古巴的农业领域中，合营制的生产组织形式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早在2010年底，已有100万公顷土地处于10.8万个个体农户和2000个合营企业的经营之下[19]。2015年有80%的农业产量(必须注意，是“产量”而不是“消费量”)出自合营企业[20]。那些产量增长最大的农产品，要么就是允许在农副市场上买卖的产品，要么就是在生产上得到了政府计划的支持的产品。然而，如果与国际水平相比较，古巴的农业生产力依旧十分低下[21]。

　　管制下的“自由”

　　——“与时俱进”计划的悖论

　　与中小企业的发展相比，古巴政府将“法律、纪律、管制”摆在更为优先的位置——劳尔·卡斯特罗在2013年的一次讲话中将这一点说得很清楚[22]。私有经济的存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追求平等的要求构成了巨大挑战。同时，古巴的统治阶级也担心丧失对经济的控制权。哈瓦那大学的古巴经济学家安东尼奥?戈麦斯(AntonioGómez)强调，《指导方针》第一次考虑了经济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之前的几十年里都是将社会发展明确地放在优先于其他经济要素的位置上[23]。但从长期看，改革是否能取得成功，在根本上却取决于社会公平和不同社会集团的创新成果。针对这些情况，经济学家奥斯卡·费尔纳德兹·埃斯特拉达(OscarFernándezEstrada)认为，单靠税收手段已经不足以阻止某些行业中的财富集中现象。在他看来，在企业的领导权转移过程中还需要新的机制，以确保企业的决定权掌握在员工手中[24]。

　　在现在的古巴，个体户的税负要显著高于合资公司，其实际税率(effektivenSteuers?tzen)最高可以达到100%[25]。不过，与更大的企业相比，雇用人数在5人以下的小企业的税负要少得多。私有经济的业务规模由政治导向的政府命令来规定，这种规定并不在乎逻辑。例如，私营餐馆的座位数的上限一直被随意规定，起先是12个，然后是20个，最近说是50个。顾客的好评和经营上的成功都是不算数的。古巴研究会(美国的一个私人的非营利组织)的曼努尔?欧若斯科(ManuelOrozco)指出，现在虽然允许开餐馆了，但却不允许成立【私营的】食品加工企业[26]。因为一个食品加工企业必定要从多个领域雇用许多专业人员(包括厨师、健康质量专家、市场营销人员、食品方面的专业采购人员、会计)，才能符合全部的法律要求。个体户只能继续生存在边缘地带，因为它们难以得到贷款和扩大经营的机会。不过，现在众多的零售市场和批发市场的出现(它们是2014年开始出现的[27])满足了数量快速增长的私营餐馆采购原材料的需要。金融部门，或者说放贷问题，在2016年修订《指导方针》时得到了更多的重视[28]。

　　由于古巴政府一直追求的是将改革的影响置于可控范围之内，并抑制其负面效果，所以古巴领导人也并未因为某些改革措施进展缓慢而感到失望。这样一来，根据官方说法，改革到2016年初为止仅完成了21%[29]。在最初的改革计划中，原准备在开放个体经济的同时，于2011年上半年解雇50万国营企业的员工。鉴于目前个体经济发展缓慢，此项解雇计划已被推迟到2015年底[30]。在现实中，截止到2012年底被解雇的员工有36.5万人;国营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也因此从82%下降到了75%[31]。在个体经济中就业的人数在2014年底上升到了大约50万[32]。然而，这跟2015年要达到180万人的目标相比，依旧少得可怜[33]。

　　不过，个体经济仅适合吸收一部分被解雇的劳动力。据称，截至2011年底，新开业的个体户中只有18%是原国营企业员工，这与人们所期待的大相径庭[34]。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原国企员工并不一定满足私有经济业务活动的要求。于是就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因未登记而被掩盖的失业情况。早期阶段的改革，也因未能提供相应的经济援助和社会保障而受到批评[35]。

　　“个体户”式的自主就业不但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而且也对古巴的国民经济和外国投资带来了许多长远的积极影响。其中的部分原因，自然是它们将原先处于“灰色地带”的“影子经济”合法化了——也就是说，有很大一部分个体户来自于原来的所谓“非正式产业”(informellenSektor)。阿奇博尔德?里特尔(ArchibaldRitter)和泰德?亨肯(TedHenken)援引餐饮业为例。个体餐馆实际上已经存在许多年了;他们的业务曾一度合法，后来又因为某项法规变得更加严厉而成了非法经营;现在他们看到了一个机会，有望使他们的工作再次合法[36]。“非正式产业”在古巴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同时也让外国投资者十分头疼。

　　要维持古巴经济运转，影子经济至关重要。它们一方面提供了那些必不可少的服务;另一方面也间接支撑了整个国家体系。尽管影子经济中的企业并不纳税，但当它们挣得了外汇并按官方给出的汇率兑换时，也算是间接交了税。同时，对相当一部分古巴居民而言，这样的经营活动所带来的收入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从正式的日常工作中挣得的工资并不足以糊口[37]。这样一来，虽然个体经济会降低国民经济的国有成分，但它也有助于将一直存在的影子经济中的一部分带到阳光下来，从而增强古巴政府对经济的把控能力，并提高政府的税务收入。合营经济的发展同样有助于将影子经济逐步合法化。合营经济在非农业领域的扩张，将有利于劳动者们与他们的工作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目前普遍存在的，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小偷小摸”，在合营企业的员工中恐怕再难被纵容。因为资产所有者的规模较小，而且会互相监督[38]。但话说回来，这类“小偷小摸”目前还是影子经济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基础。

　　尽管现在被允许的个体经济形式将会给经济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但它也带来了一种危险：那就是它会引导很大一部分劳动者离开能创造更高价值的部门，转而投向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岗位。因为目前对个体经济开放的领域主要是那些不需要专业技能的行业，而国家又要从根本上保证自己能控制古巴经济的每个细节[39]。于是，伴随着《指导方针》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政策会让一部分受过专业训练的劳动力投入到简单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中，以赚取外汇。虽然只有7%的个体户拥有大学文凭，但他们也只是在从事一些不需要专业技能的、以糊口为主要目的的职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古巴拥有远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却没有实现相应的经济成就[40]。

　　当然，目前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和外贸增长，同样取决于这样的改变能否持续下去。之所以要考虑这一点，是因为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治下，那种先放松对私有经济的管控然后又重新增强管控的事情，已经反反复复好多回了。在1968年的“革命攻势”中，私有经济部门几乎被消灭得干干净净。1978年，政府开始允许48个类别的个体户营业，而到了1986年严格的管制又卷土重来。1993年，经济形势再次迫使政府让多种私有经济行为合法化，结果到了1995～1996年它们又重新变得非法了[41]。尽管有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专家们依然认为劳尔?卡斯特罗治下的这场改革将会持续下去[42]。这首先是因为经济上的困境，特别是现在连一直支持古巴经济的委内瑞拉也不能指望了。而且劳尔?卡斯特罗还在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困难的根源主要在内部，而不是在美国的禁运等外部因素——这样的做法增加人们对改革者的信任[43]。

　　对私有经济活动的严格限制，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这样的经济改革将会带来政治上的失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军方精英担心自己会因此遭受经济损失。“决策机构和经济生活的军事化”(由军队来领导国营企业)，是劳尔·卡斯特罗用以在行政上控制经济开放和在政治上把关的措施[44]。这样一来，军方精英就控制了经济中的一大块[45];他们对于保住这部分权力和收入十分在意。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干部同样阻挠改革举措的实施，因为他们能从现行体制中获取利益;这些人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因为在古巴，国家部委的力量无远弗届，而透明度和清晰的规则却付之阙如[46]。

　　政府为了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控制在手上，出台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而这类措施的一再出现阻碍了中小企业的成长。此外，这些限制政策不涉及外资与古巴政府合办的合资公司(Joint-Venture-Unternehmen)，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而言这一点很成问题[47]。如果考虑到新出现的中小企业可以组建合资企业，并由此变成具私有成分的垄断企业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它们或许能够成为对抗大型国企或军方大型财富复合体的平衡力量。现在被允许的合营企业的快速成长可能对古巴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合营企业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但它们在古巴可能更加重要——它就像“混合制合营制的市场经济”[48]这个基本概念一样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模式之外的一个变体。

　　随着内部贸易环境的改变，古巴的外贸关系也有望被搞活，其前提是改革能为提升效率和扩大生产(包括产品和服务)提供助力。到目前为止，个体经济的潜力仍然主要在旅游业中;鉴于现在的严格限制措施，个体户直接涉足与贸易相关的活动仍是不可想象的。相反，不断放开的合营企业则有望能够影响商品贸易。然而，只有涉及贸易和投资的政策环境能够有实质性的改善，在外贸方面才会出现发生变化和实现提升的潜力。

古巴的对外经济

　　背景

　　1991年苏联解体使古巴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段时光被官方描述为“和平年代里的特殊时期”(períodoespecialentiempodepaz)。甚至，到2014年古巴人平均工资仍然只相当于1991年之前的28%——那时这个国家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空间的一部分[49]。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古巴的经济和贸易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分工中，古巴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糖、矿产和柑橘类水果[50]。而现在，古巴必须在世界市场上向新的贸易伙伴出售产品以赚取外汇，这样才能购买必要的进口产品——首先是燃料和食品。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一个是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另一个是双边协定中医疗服务的出现。

　　哈瓦那和加拉加斯(Caracas，委内瑞拉首都)之间的联盟，是委内瑞拉总统胡戈?查韦斯(HugoChávez)推动建立的。根据2000年的一项条约，到2016年为止，委内瑞拉将每天向古巴提供11.5万桶原油。其中有大约9万2千桶供古巴自身消费——几乎能满足其60%的需求[51]。剩下的部分将加以精炼并再次出口。据估算，委内瑞拉供应的石油大约相当于古巴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52]。作为回报，古巴向委内瑞拉提供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服务。这项伙伴关系是古巴在新世纪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不过，从2016年起，来自委内瑞拉的供应量已有所下降，因为这个国家自身已经陷入经济困境。鉴于此，减少对委内瑞拉石油的依赖就成了古巴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在2014年与俄罗斯签署的一项条约的框架内，古巴正在俄罗斯专家的帮助下，努力实现其石油生产的现代化和石油产量的提升[53]。同时，古巴想在各个方面都减少对委内瑞拉的经济依赖——这种依赖简直就是对苏联依赖的再现。而且，《指导方针》的目标之一，也是要让这个国家在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都实现多元化。

　　在古巴的经济和政治中，对外贸易都扮演着重要角色。2015年，该国的货物和服务的出口额占到了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54]。其中，货物的出口额有44亿美元(比前一年下降了8亿美元)，而其进口额据估计达到了151亿美元。因此，古巴的对外贸易存在严重的逆差。对古巴的国民经济而言，燃料和食品的进口至关重要。到目前为止，私有经济活动的发展并未减少高额的进口需求。尽管如今私有农业生产的粮食产量已经占到了全国产量的57%(而它们仅占用全国耕地面积的25%)[55]，但是该国仍有大约80%的粮食需要进口(为此每年需要支出20亿美元左右)[5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口自美国——自2000年起美国已将粮食从封锁目录中剔除[57]。

古巴比索

　　近几十年来都被高估的本币汇率加剧了外贸的失衡，因为它使进口替代受到阻碍，同时也加大了出口的困难。《指导方针》将合并两种不同的兑换汇率作为减轻外贸失衡的主要手段。其中的细节尚未可知，但据称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劳动生产率。据古巴共产党的机关报《格拉玛报》报道，已经通过的决定是：古巴比索(PesoCubano，CUP)今后将是该国唯一的法定货币，也是唯一与美元进行兑换的货币【即，取消从前与之平行的“可兑换比索”(CUC)】。如果是这样，那么汇率就会向24古巴比索兑换1美元的方向趋近;这项改革将逐步推进[58]。从现在的情况看，某些产业已经对此逐步适应[59]。在酒店、食糖工业和生物技术工业中，常用的汇率已经是10古巴比索兑换1美元;这相当于将古巴的货币贬值了90%[60]。【之前古巴比索对美元的官方汇率是1:1。】

　　但如果按行业来逐个推行汇率改革，不仅会很复杂，而且行政成本巨大;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国民经济的内部发生新的扭曲。因此，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建议：让两种汇率在一瞬间统一，并同时通过税收系统和补贴制度来平衡将要出现的不利后果(特别是将要发生的通货膨胀)[61]。在一般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会对这样的改革措施予以支持，但古巴尚不具备这个条件。古巴在1945年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但于1964年失去了会员国身份。由于该国现在极度缺乏资金，所以正在谋求恢复会员国身份。古巴在1960年就退出了世界银行[62]。到目前为止，统一汇率的进程只能缓慢地向前推进。即便是一向十分看好古巴改革前景的经济学人情报社，现在也不愿相信古巴能在2020年完成统一汇率的进程——尽管该组织曾经这样预言过[63]。

　　国际环境：作为外交政策的对外贸易

　　决定着古巴贸易资金的行为体、机构和法律框架，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情况非常不同。根据古巴的《1976年宪法》第118条，外贸由国家垄断。这个领域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对外贸易与外国投资部(MinisteriodelComercioExteriorylaInversiónExtranjera，简称MINCEX)。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古巴外贸公司都需要取得国家的授权。从事进口业务的公司总数起伏不定。在经历了一段扩张时期之后，在2003年活跃的外贸公司大约有500家左右。但在过去几年中，政府收回了大量经营许可，而且加强了对这些公司的管制[64]。到了2005年，仅有89家企业仍在从事外贸;自2009年以来，进口的产品结构和规模被交由中央的计划机构决定[65]。

　　古巴的进口皆由国家机构管理，它不仅由经济因素决定，而且也要根据政治因素来决定。为成为有执照的进口企业的供应商，对此感兴趣的外国出口商必要大费周章[66]。然而，合同是否能真正生效，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除了要看外汇是否充裕之外，还要看是否对古巴的贸易关系多元化有利。德国贸易与投资协会(dieGesellschaftderBundesrepublikfürAu?enwirtschaftundStandortmarketing，英文名：GermanyTradeandInvest，GTAI)指出，那些已经建立起良好供应关系的古巴企业，有不少对于扩大业务完全没有兴趣。令美国方面感到遗憾的是，古巴政府对外贸的管制同样也影响到了古巴与美国之间的经济活动。尽管现在有新的机会出现在美国的出口商面前：古巴政府已经从建筑业中撤出，而且奥巴马政府也开始允许向古巴的私有公司出口建筑材料、汽车零配件和农业机械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古巴岛上的进口管理者仅仅只批准了100单进口业务。一位美国官员谈到：“我原本希望一年之内在迈阿密能出现十来家出口代理公司，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67]这样一来，古巴的进口商就只能继续依赖“新秀丽市场”了——能往箱子里装多少，就往家里运多少。【译者按：“新秀丽”(Samsonite)是一款美国箱包品牌。作者的意思是，由于古巴当局管制严格，私人进口商就只能靠走私了。】

　　除此之外，古巴的市场还特别欢迎那些操作简便、不怕突然断电且在当地的维修站点就能够进行维护保养的产品。对于美国或者德国这样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来说，满足这些标准实在有些勉为其难[68]。不过，这正好使得古巴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公司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市场，那些国家能满足这些对产品的期待，因为他们在本国市场中要解决的也是这类问题。

　　古巴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的身份，为其外贸提供了某些制度化的框架。早在1947年，古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的首批签署国[69]。所以，该国的进口会受到它在世贸组织所登记的关税种类的影响。按照古巴对世贸组织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该国有31%的关税不得擅自提高。这一数字要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73%(发达国家的数字是99%)。古巴最高的关税税率为62%，现实中征收的最高关税税率是30%[70]。与那些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不同的是，关税税率在这里起不了多少调节经济的作用，因为是国家机构在用不同的标准决定着进口。尽管作为世贸组织基本规则的“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古巴也应该有效，但是它们在这里无法通行——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度里，是国家在操控着进口并且依据政治标准进行筛选(即“歧视”)。

　　不过，也有可能恰恰因为国家对进口的控制，反而使古巴市场对那些来自非欧盟国家[*3]的出口公司别具吸引力。尽管在国民经济规模上，古巴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但由于其进口主要由国营企业来完成，通常每一单都数额巨大——某些外国供应商对这一点非常喜欢。因此，在过去连德国的一家供应商也是如此，他们刚刚进入当地市场就发现“在古巴签下的合同，打破了该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销售纪录”[71]。所以说，在某些个案中，企业也能够从古巴政府对进口的管控体制中得到好处。但总体上，这项制度还是拖累了古巴作为产品销售地的发展。

　　外贸领域中的双边及地区性协定

　　除了参与世贸组织之外，古巴的外贸还深深嵌入了双边及地区性协定的网络之中。与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不同的是，古巴加入它们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让一个个的企业拥有协定下的制度环境，这些协定更主要的作用是服务于外交上的目标——这些目标通常都比经济政策更加重要。古巴作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成员国的身份有着重要作用，这个联盟是由查韦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于2004年共同创建的。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这个组织是受南美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Bolívar)和何塞?马蒂(JoséMartí)思想的启发而成立的平台，旨在加强成员国之间的一体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一体化”并非像世贸组织的协定定义的那样的在一个自由贸易区之内的经济一体化;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所称的“一体化”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反新自由主义的和反资本主义的运动，是反抗由美国推动但尚未组建成功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运动。该联盟除了两个创始国之外，现在还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玻利维亚、多米尼克、厄瓜多尔、格林纳达、尼加拉瓜、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圣基茨和尼维斯。为了实现该联盟的目标[72]，他们尽管也商谈贸易问题，但主要不是在磋商相互开放市场的问题，而是更多地试图推进成员国之间或者与某个成员国在某个产业方面的合作，尤其是能源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73]。该联盟为成员国之间达成基于产业合作的双边协定(就如同古巴与委内瑞拉之间关于石油供应与医疗服务之间的合作一样)提供了一个平台。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的办公楼

　　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古巴仅参与了两项旨在推进自由贸易的协定[74]。第一个是古巴1999年加入的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LAIA或ALADI);该组织的其他成员国还有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这一组织的目标是实现成员国之间的关税互惠[75]。第二个协定是古巴与萨尔瓦多签署的，协定有明确的“应用范围”(partialscopeagreement)。

　　以加强国际社会主义团结的名义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对哈瓦那一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通过向非欧盟国家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援助，大大提升了古巴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影响力;其中包括2010年为地震后的海地提供快速的救援措施，以及2014～2015年在西非抗击埃博拉病毒[76]。这样的援助都涵盖在双边协定的框架之内，古巴已经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中国、卡塔尔和南非签订了这样的协定。这些协定包括出口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规模相对小些)等方面;与卡塔尔和安哥拉的协定还包括体育领域的指导服务[77]。古巴与非欧盟国家之间协作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吸纳外国留学生到古巴高校学习。在这方面，政府目前已经接收了大约5万名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其中超过20%的学生来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78]。

　　更新之后的2016年版《指导方针》除了强调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重要意义之外，还强调了进一步推进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进行经济一体化的战略目标(段落编号：86f)。古巴已经经由一系列组织机构嵌入了加勒比地区的网络。加勒比国家联盟(ACS)包括32个签约国;它于1994年成立，旨在使加勒比地区变得强大。该联盟最初商定的合作方式是以产业合作为基础的，这符合古巴的惯例。在这个框架中，现在已经成功开展的合作项目有：强化旅游业、能源产业、海洋运输和高等教育。此外，加勒比国家联盟在2016～2018年间的行动计划还包括成立一个工作组，以尝试在与更多的加勒比国家(大加勒比地区，GreaterCaribbean)实现关税互惠[79]。不过，这只能看作是一项远期计划。这不但因为古巴的经济转型十分缓慢，同时也因为：其他一些更小的加勒比国家害怕那些较大的ACS成员国(如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竞争力，所以它们对于进一步实现本区域内部的贸易自由化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我们对这样的态势并不陌生，当欧盟与加勒比论坛(CARIFORUM)共同实施《经济伙伴协定》(EPA)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那些更小的加勒比小国甚至出于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担心，而一直对这项可能导致贸易自由化的协定犹豫不决[80]。有鉴于此，考虑到加勒比国家联盟的成员国数量更加庞大，很难期待它在近期就能在相互开放市场方面有什么进展。

　　古巴并没有参加《经济伙伴协定》，但它是加勒比论坛的观察员(或者说“参与国”，participatingstate)。这些组织和协议都源于欧盟的支持。这个论坛最初的作用，是作为欧洲协调对“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资金的一个委员会，之后它又成为与整个加勒比共同体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的协调机构。它之所以能发展成一个论坛，主要还是为了使加勒比共同体与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方便。今天，这个平台的主要使命是落实在加勒比地区的《经济伙伴协定》[81]。古巴自身与加勒比共同体的联系要更加紧密，这种联系是以这些国家之间多年的政治关系为基础的。加勒比共同体的成员国都是当初不顾美国的坚决反对，在古巴的政治革命之后第一批承认新的古巴政府并与之正式建交的国家。对于加勒比共同体而言，古巴于合作中在医疗、卫生、体育、农业、贸易和旅游业等领域所提供的教育项目更为重要[82]。所以，该地区的许多医生都曾在古巴接受教育;仅圭亚那就有800名医护专业的学生于2014～2016年间在古巴岛上留学[83]。

　　古巴与加勒比共同体之间关于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协定已于2001年生效;该协定旨在促进商贸往来、为该地区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提供便利，以及促进和保护投资。同时，这份协定还为在诸多行业中的共同协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在组织化的框架内进行进一步对话提供机会[84]。尽管这份协定在其所涵盖的许多领域中尚无实质性的约束条款，但各方目前仍在进行扩展协定范围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加勒比诸国的政府视古巴为重要的伙伴，而这也符合加勒比共同体基础性条约所追求的目标。

　　尽管加勒比诸国都试图从与古巴这个政治盟友的更紧密的一体化中获得好处，但是它们对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分量也越来越担心，特别是其中的那些更小的岛国害怕被继续边缘化[85]——因为它们对抗不了这个竞争力越来越强的大伙伴。加勒比诸国政府预计，古巴的国民经济会变得强大起来，而且该地区内某些领域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这不仅涉及有关朗姆酒、糖和其他一些农产品的贸易，同时也会涉及旅游业。古巴逐步增加的开放程度为其提升自己的外贸竞争力带来了机遇[86]。不过，对古巴改革及其效果的分析仍预测：由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尚需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要想看到古巴岛的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基于贸易自由化的地区一体化的协定，同样被古巴的经济学家痛批为新自由主义的工具。但他们同样也看到，更深地融入加勒比地区的市场，为古巴提供了一个摆脱对北美市场依赖的机遇[87]。一般而言，自由贸易协定被他们看作是一种降低进入其他市场的关税壁垒并以此提升本国出口的重要工具[88]。

　　商品外贸的现状

　　《指导方针》的重要目标之一，是通过巩固和提高出口创汇的能力来促进古巴经济转型(段落编号：76、77)。其中的一个关键诉求，是实现出口的多元化、进口替代和一般外贸条件的改善[*4]。最期望实现的，当然是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89]。在这方面，《指导方针》还提出为了实现增加服务出口的战略，要特别注意科技发展(段落编号：80)。在修改过的2016年版《指导方针》中对这一点说得更加具体(段落编号：69)，称最重要的是发展专业化的服务输出，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目前所拥有的高素质劳动力。比较适合出口的行业有生物技术、医疗-制药产业的制成品、软件、纳米技术以及其他一些技术性的服务输出[90]——国际公认，这些都是古巴很有优势的领域。除此之外，《指导方针》还强调医疗卫生方面的服务输出也要进一步加强(段落编号：70)。

　　古巴2015年的实际出口创汇额为44亿美元，与过去的两年相比下降了约15%，也比2010年要低[91]。制成品占了出口的38%(其中制成药占据重要地位);食品占30%(主要是三大产品：糖、烟草和朗姆酒);燃料占10%(其中的一部分是再出口的委内瑞拉石油);镍占了出口额的13%。因此，古巴的外贸已经不再是单单依靠原材料了。但目前在非传统产品上的多元化成果仍然十分有限，这些非传统产品包括医疗-制药产品、生物科技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

　　自苏联解体以来，古巴出口的目的国发生了很大变化。2000年，欧盟是其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比重占出口总额的35%，紧随其后的是俄罗斯(18%)和加拿大(17%)。2014年，委内瑞拉成为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国(32%)，但是到了2015年，其在古巴出口中的比重就降到了25%。接下来的是欧盟(21%)、加拿大(16%)和比重几乎与加拿大相当的中国(15%)。与这些国家相反，俄罗斯(1.4%)几乎从出口目的国的名单上消失了。不过，俄罗斯在此期间免除了古巴90%的欠债，剩下的10%拟转为俄罗斯企业在古巴企业中的股份[92]。这不仅为两国的外贸奠定了新的基础，同时还有可能成为连接俄古两国经济的一种方式。2015年，在古巴的出口额中的比重超过8%的国家还有伯利兹、加纳、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西，它们都是对古巴的出口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加拿大是古巴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第二大公共发展援助资金出资方、第一大旅游者来源国和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这些投资主要是通过舍利特国际公司(FirmaSherrittInternational)实现的，该公司在古巴参与了专门开采镍矿的合资企业[93]。

　　2015年，古巴的进口情况反映出该国对委内瑞拉的依赖比之前又有所加深(委内瑞拉在其进口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28%上升到2015年的34%)。紧随其后的是欧盟(28%)和中国(12%)。从总体上看，中国已经成为古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向古巴提供大客车、电视机、电冰箱等工业产品。购买这些，用的都是中国向古巴提供的利息极低的贷款，这也使中国成为重要的债权国。同时，中国对古巴岛上的原材料(主要是岛上的镍矿和钴矿)也很感兴趣。作为交换，古巴向中国提供了自己在生物技术和制药生产方面的技术诀窍(Know-how)[94];此外，两国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对话伙伴[95]。

　　古巴街头的两辆中国产汽车

　　在此背景下，寻求贸易伙伴的多元化依然是《指导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段落编号：78)。其中，古巴人最想做的，是削减在出口创汇方面对委内瑞拉石油供应的依赖。然而，只有当改革同时也扫清了某些根本性的障碍之后，才有可能取得出口上的成功。在古巴，有一系列妨碍生产和生产力得以提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96]：落后的基础设施、复杂的关税和转运体系、成本过高、缺乏与产品相关的投入，以及变幻莫测的监管环境。古巴经济学家雷卡多?托雷斯?佩雷斯(RicardoTorresPérez)强调，要想让基础设施建设获得必要的投资，有机会取得贷款是多么重要。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难办的是，古巴又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在遇见相似的问题时可以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97]。

　　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古巴难以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只要这种竞争靠的还是规模或成本上的优势。古巴应该更多地尝试发挥其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基于教育和研究的产业上的优势;这些产业包括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98]。为了推进生物技术行业，古巴首先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合作;同时古巴自身也以投资者的面貌出现，比如在中国投资[99]。不过，哈瓦那大学的安东尼奥?戈麦斯也批评说，古巴只有医疗-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是具有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高科技领域[100]。

　　就目前的整体环境和存在的阻碍来看，古巴很可能也无法实现该国在出口领域中所追求的目标：实现出口结构和贸易伙伴的多元化，以及提升出口中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

　　古巴的经济对进口也十分依赖。对燃料和食品的需求，有很大一部分都要靠进口来满足。但自21世纪初以来，这个国家一直都很难用自身的商品出口来实现贸易平衡。正是这种贸易赤字的情况，才使得古巴想要发展出新的经济模式;自2009年以来，尽管该国仍处于贸易赤字中，但已经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改善[101]。

　　货物贸易方面的逆差，将由海外侨民的向国内汇回的钱款和服务方面的出口补足。每年的侨民汇款约有51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这个数额很可能还会继续增长，因为美国已经把每人(或每个机构)在单个季度向古巴汇款的上限从500美元调高到2000美元。而且，如果汇款涉及的是人道主义项目或者是对私有经济的支付，则完全没有限制[102]。侨民汇款对古巴经济的活力影响巨大，因为它是众多个体户的资金来源。

　　在过去的15年中，服务贸易对于古巴出口的重要性迅速增长，到今天它已经变得比商品出口更加重要。服务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10%，上升到了2005年的70%[103]。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中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定义，一共有四种形式的服务，在该协定中被称为四种“供应方式”或“模式”：模式1为“跨境供应”(服务在当地交付，而该服务的提供者不在该国);模式2为“境外消费”(比如出境旅游);模式3为“商业存在”(通过投资实现，比如说在当地开一家发廊);模式4为“自然人存在”(服务提供者作为自然人在当地提供服务，比如在当地当医生)。对古巴而言，未来最重要的服务出口是旅游业(模式2)和临时移居国外的医护人员(模式4)。下面，我们将更加详细地研究这两类。

　　越来越重要的旅游业

　　从苏联解体后的所谓特殊时期开始，即在社会主义的贸易关系都断绝之后，旅游业成为古巴迅速获取外汇以支付必要的进口的重要来源。1997年，到古巴的旅游者创纪录地突破了一百万。到2004年，造访古巴的旅游者已经超过两百万，使该国成为加勒比地区的第三大旅游目的国[104]。2016年，据古巴旅游部统计，有超过370万人到这个岛上旅游;预计2017年将达到410万。有趣的是，只有很少一部分(约1%)游客是乘坐游轮来玩的——这一点和其他加勒比国家很不相同。除此之外，现有的旅游方式为古巴岛带来的经济增值也很小。

　　来自美国的游客数量增长尤其迅猛。2015年，美国游客的数量比前一年增长了77%。尽管有这样的游客大潮，但旅游业的潜力依然远未得到完全释放。2016年2月，美国与古巴签署了一项协定，为的是在两国之间建立常规航班，这样一来美国游客的数量很可能会进一步增长[105]。虽然美国公民在理论上也要归属于十二类人员中的一类以取得美国的旅游许可，但他们已经不用再申请旅行证了，所以旅游上的限制事实上已经失效了。2015年古巴通过旅游业赚了28亿美元。[106]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是加拿大(41.6%)，其他还有意大利(5.6%)、德国(5.1%)和法国(4.6%);2015年1月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增长最快的是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107]。

　　古巴通过旅游业所挣得的外汇，自1998年以来已经超过了货物贸易[108]。但旅游业同时也被当成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威胁。由于在旅游产业中工作的人能够获得外汇，所以它加剧了社会的阶层分化和不平等[109]。其他的负面效应还包括：吸毒、卖淫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符的现象的增多。调查问卷还显示，古巴民众担心对外的旅游业会挤压国内旅游业。这种担心至少已经促使政府行动起来，推动国内旅游业的发展，连《指导方针》中也有相应的目标。总之，正在高速扩张的旅游业在古巴既受到热烈欢迎，同时也饱受怀疑。

　　哈瓦那街头的游客

　　还有另外一种发展趋势也是一柄双刃剑：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选择从事旅游业。一方面，古巴经济得益于这一领域中生产力的提高;据统计有15000名大学文凭持有者离开了他们原来的行业，转而投入到正在快速发展的旅游业中[110]。另一方面，这种现象表明，古巴未能真正有效地使用其所拥有的高学历人群。

　　无论如何，通过有意识地推行有针对性的政策，古巴已经成功地将旅游业与当地的经济增值、创造就业岗位联系了起来[111]。只有这样，这个产业才能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这种联系首先体现在生产供旅游业消费的商品;这涉及食品和手工业。然而，那些古巴经济中的根本性问题却阻碍了供应酒店的农产品的增加。政府现在已经允许农户以10古巴比索兑1美元的汇率将商品直接卖给酒店，但却没有导致古巴农产品对酒店的直接供应大幅增加。虽然向旅游业供应的产品中当地产品的份额已经从2000年以前的12%，增加到今天的68%[112]，但这一增长基本上应该归功于非农业产品。当旅游业与音乐、体育活动或餐饮业发生联系时，还会产生对服务的需求。在古巴，由11000位从业者组成的2000个音乐团队已经与旅游业联系在了一起[113]。因此，《指导方针》也必须着重强调，要加强旅游业和当地经济之间的联系[114]。而只有当相关行业(特别是农业)中的阻碍被克服之后，旅游产业才会发挥出它的全部潜力，特别是在经济增值上的潜力。

　　医护人员的派遣

　　对古巴而言，临时在非欧盟国家工作的医护人员不仅是政治合作的基石，同时也是赚取外汇的重要力量。从经济上看，这属于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出口服务的“模式4”。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合作框架内，古巴主要是向委内瑞拉输送专业的医护人员。但这在官方的口径中并不算是出口服务，而算是优势互补——这正好去除了资本主义的逻辑[115]。在外国工作的古巴医护人员的精确人数尚不清楚，据估计应该在3万到5万之间[116]。由此挣得的总收入每年应有46亿欧元左右，这使它超过旅游业，成为该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117]。

　　然而，对古巴而言，输出医护人员的服务并非全然没有问题。一部分(尽管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在外国工作的医护人员会脱离组织，而且不再回国。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派遣医护人员的方式经过精心设计。那些在国外工作的古巴人只能得到外国为他们所支付的“租借费”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将被存到古巴的一个专门的外汇账户中，那些医生只有在干完整个既定的驻外服务期回国之后，才能拿到这笔钱。根据迈阿密的医生组织“无国界团结”(SolidaridadsinFronteras)的信息，古巴政府最多会扣下这些医生外汇收入的93%[118]。

　　自从美国于2006年启动了“古巴医护人员解放项目”(CubanMedicalProfessionalParoleProgram)之后，古巴医生移民美国变得更加容易了，根据该项目，在美国的古巴医生可以直接拿到绿卡[119]。2014年，共有1278名古巴医生借助这个项目移民美国[120]。有一部分移民的医生是直接出逃的;2015年，未经【古巴政府】批准就移民美国的古巴医生数量几乎翻了一番，约有4.3万人[121]。【译者按：这数字似乎有问题，但原文如此。】为了应对这股移民潮，古巴政府于2015年12月修订了它2013年的规定，不再给医生出境签证，因为医生的出走已经给国内的医疗系统带来不利影响。

　　那些临时居住在国外的医护人员(按《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定义)为古巴外汇收入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用这种方式并不能推进古巴内部的社会发展和价值创造。正是因为这些专业人员都将服务带到了外国，所以它们很难与国内的其他产业产生联系。除了纯粹的创汇之外，很难期待这类活动能够刺激古巴经济发展的活力。

　　医疗服务和旅游业为古巴带来了外汇收入的巨大增长;因此这算是计划经济的巨大成功。至于这能为国家的发展作出多少贡献，根据目前的资料还很难判断。古巴经济学家佩罗?莫雷尔?冈萨雷斯(PedroMonrealGonzález)怀疑，古巴的这种被他称为“双轨制”(dualeModell)的模式是否真的能与世界经济建立紧密的联系[122]。那些《指导方针》所追求的出口扩张，使得政府在服务业领域也要求发展具有出口能力的服务业;最有需求的就是那些具有发达生产力并且能提升古巴经济效率的领域，比如说与生产相关的服务业。无论如何，就像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一样，服务业的发展也要求更好的基础设施，比如电信、信息交换和空运等方面。但恰恰是在这些领域，古巴与国际水准之间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123]。而且，在基本的政策环境下，政治决定的不连续性同样会影响服务的生产和出口的提升。

　　总之，古巴的外贸行业还远远未能达到其既定目标——即通过提振出口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降低对委内瑞拉石油供给的依赖性。现在，古巴的出口在国内的经济增值和创造就业方面，以及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仅仅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将会是一个关键，它不但会引入资本和技术，还会支持出口的多元化[124]。

　　外国直接投资

　　古巴共签署过60个双边投资协定，其中有许多都是跟欧洲国家签署的，比如西班牙(1994年)、德国(1996年)和法国(1997年);不过，其中有20个已签署的协定尚未生效[125]。这些协定规范了一些基本问题，如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财产征收的补偿原则、资本自由流动原则和争端解决原则。这些协定为投资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但其中并不包括在古巴现在非常具有争议性的“投资人与国家之间的仲裁规则”(Investor-Staat-Schiedsverfahren)——尽管其他许多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均以此为基础。而且也很难想象，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外国投资者能够针对政府提出申诉。关于这一点，可以看看德国与古巴的协定，和德国与许多国家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都不同，该协定规定：发生争议时，将按照具体的个案情况让仲裁庭开庭[126]。

　　在服务领域中的投资，同样也依据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伴随着该协定，古巴将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准入规则引入了本国市场。在整个企业中，外国参股者的股份被限制在49%以下。不过，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具体负责这一块的政府部门也会允许它们占有更高的份额[127]。

　　在2011年的《指导方针》和更新过的2016年版中，都对外国直接投资予以了高度重视。《指导方针》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提出了具体的目标：更好地掌握现代科技、实现出口多元化和进口替代、创造就业岗位、改善对本国民众的供应，还有借由合资企业开拓外国市场。其中特别被强调的是：要保证投资来源国的多元化[128]。2016年版的《指导方针》还强调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

　　从2014年6月起，新《外来投资法》(LeydeInversiónExtranjera)生效，其中对外资的准入规则进行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动。根据这部法律，外国企业可以投资除了医疗、教育和军工以外的所有行业。不过，在实践中，制糖业和生物科技产业也是不对外资开放的。这部投资法给予了外国直接投资一些根本上的保障(财产征收的补偿原则)和巨大的税收减免[129]。

　　对外国企业而言，现在不仅仅是有了组建合资企业的可能，而且根据《外来投资法》的规定，它们已经可以在古巴创立外商独资企业——这一点打破了迄今为止的惯例。不过，创立外商独资公司需要得到部长会议(古巴的最高行政机关)的批准。而且，外商独资企业将不能享受税收优惠，还不能设立在马里埃尔(Mariel)经济特区之中[130]。2014年秋天，政府公布了总额达87亿美元的246个外资项目[131]。这些项目遍布于各个行业。其中涉及21家新酒店、可再生能源(在公布的风力发电项目中，外资成分占到100%)，以及制鞋业和玻璃制品等消费产业。在这之前，古巴没有任何外商独资企业[132]。

　　对于网上出租过夜房间的服务商爱彼迎(Airbnb)的热情，或许可以证明古巴准许外国直接投资的核心动机是为了获得外汇。自2015年起，爱彼迎已经开始利用古巴经营私人住房的国营中介公司CasasParticulares【西班牙语，意思是“私人房屋”】的网络[133]。鉴于来访者的数量和古巴人所提供房屋的数量都迅猛增长，这很可能将是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古巴政府会将它长期垄断的中介业务开放给一家外国私营公司——毕竟这是一个本质上依靠人力资本的领域，而且在此之前古巴显然也可以独立经营它。有可能，这是因为古巴政府想借由外企的参与来获取外汇。

　　今天，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在古巴的主要产业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参与投资的企业共有250家左右，大多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和委内瑞拉。外国企业最感兴趣的行业无疑是旅游业(比如来自西班牙的连锁酒店索美利亚(SolMeliá)就十分活跃)、石油和能源产业[134]。不过，也有外企进入了其他具有重要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的领域。比如，加拿大的矿业公司舍利特国际正试图以参股50%的形式在古巴开采镍矿。对于经营高希霸雪茄(Cohiba-Zigarren)感兴趣的帝国烟草公司(在此期间已被西班牙的竞争对手阿塔迪斯(Altadis)公司收购)同样也参股了50%;法国的保乐力加集团(PernodRicard)盯上了著名品牌“哈瓦那俱乐部”(HavanaClub)的朗姆酒生意。世界最大的食品企业雀巢(Nestlé)，已经持有了生产冰淇淋的古巴公司科若拉克(Coralac)60%的股份，以及生产矿泉水的洛斯珀塔乐斯公司(LosPortales)50%的股份。联合利华集团(Unilever)持有了古巴合资制的化妆品企业苏雪尔(Suchel)50%的股份[135]。

　　就像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芬贝格(RichardFeinberg)所指出的那样，外国投资者所看重的首先是能确保的市场份额、稳定的经济环境和工会的政治“联系”。这里的好处是，正是因为缺乏那种让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疲于奔命的市场竞争，企业在这种社会主义的环境下会活得容易一些。然而，典型的社会主义体制还有让投资于古巴的商家感到苦恼的另外一面：在雇工和工资方面的国家体制、价格管制、盈利限制、合资公司合同的期限、对于供给的依赖，以及成问题的员工忠诚度[136]。之所以会有最后提到的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些职员并不和其所在的公司直接签合同，而是仅仅与古巴政府签合同。

　　在试图更新经济模式的《指导方针》的指引下，古巴于2013年9月通过了313号法令，为创建马里埃尔经济特区奠定了基础。巴西支持这个项目，并通过巴西发展银行(BNDES)向其提供贷款，其额度几乎占到了该项目总支出(9亿美元)的三分之二;巴西企业欧德布莱希特(Odebrecht)将负责特区的建造任务[137]。这个经济特区的核心区——距离哈瓦那45公里的一座深水港，已经于2014年初完成了一期工程。通过这个项目，古巴要打造一个加勒比地区的转运枢纽，以便充分利用其靠近美国和巴拿马运河的优势。在经济特区中，将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和对工人的特别管理条例。虽然工人们还是必须在国家的劳动机构中登记，但该机构只会扣留其工资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样扣下90%以上[138]。

　马里埃尔经济特区

　　总体上，近些年来古巴的整体环境对于在此投资经营的外国私企而言已经有所改善。至于同美国的关系，不仅要解决经济封锁这样的根本问题，同时还涉及私有经济层面的许多潜在的争议性问题。围绕着朗姆酒品牌“哈瓦那俱乐部”的争端就显示出，究竟还有哪些影响古美关系改善的问题尚待解决。自2016年1月起，“哈瓦那俱乐部”作为古巴品牌在美国注册[139]。此事引起了曾经是古巴公司、现在是美国公司的百加得(Bacardi)的极度不满，在这之前百加得一直在美国独家销售“哈瓦那俱乐部朗姆酒”，只不过有一行补充说明是“波多黎各朗姆酒”。在古巴，现在的“哈瓦那俱乐部”由古巴-法国合资的保乐力加集团生产。古巴或保乐力加早在1976年和1996年就已经在美国申请了商标保护。然而，在1997年百加得却宣称自己是该品牌在美国的合法继承人，它还邀请“哈瓦那俱乐部”朗姆酒的发明人何塞?阿瑞恰巴拉(JoséArechabala)为自己的合作伙伴。对美国的商标权利而言，这个标签的实际用途现在起着重要作用;人们已经将它看作是合法的私有财产。2012年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古巴外贸公司(这是古巴办理外贸的【国营】公司)没有权利在美国的专利局进行注册。但后来，美国政府中各个不同的部又作出了其他决定，以求与缓和对古巴关系的新政策相符。所以百加得需要再次捍卫(自己?)的地位了。

　　“哈瓦那俱乐部”之争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在古美两国相互接近时，还有些私人企业间的直接冲突尚需解决。许多在革命年代被国有化的企业(特别是那些总部在美国的企业)，只是希望获得赔偿，其中包括可口可乐、埃克森美孚和高露洁-棕榄(Colgate-Palmolive)。根据美国司法部在1970年代的计算，全部6000件案件的赔偿总额高达18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70亿美元)[140]。而古巴根本不承认这项权利;该国还计算出，美国的封锁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所策划的进攻一共给古巴造成了8340亿美元的损失[141]。古巴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支付那些申索中的赔偿金额。媒体上已经在讨论一种可能性：是否能比照俄罗斯将古巴债务减记到10%的先例，让古巴政府向这些索要补偿的企业颁发一些可以用于矿产业、旅游业或运输业的经营许可证。

　　古巴与美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改善，提升了大家到古巴岛上投资的兴趣。华盛顿已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剔除;这让那些有兴趣的企业调动起资金更加方便了。不过，德国贸易与投资协会(GTAI)建议，德国企业在古巴进行参股时，如果准备取得控股权则要小心，因为相应的法治安全(这是投资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并不存在[142]。尽管有正式的保证，但在过去一再碰到的情况是：当古巴的利益需求点发生转变时，合资企业中的外国合伙人就会受到威胁。如果涉及的是技术上要求较多的产业，那么风险尚小，因为古巴承认外国的技术诀窍的价值。

　　无数行政上的窒碍和工人雇用方面的问题，使整体环境恶化。比如繁冗的审批程序，以及企业家自主决定权的缺失。而且，由国家统一颁发的进出口许可证也给企业间的贸易带来了风险——这种制度简直就是培育裙带关系的土壤。这些因素也解释了，为什么从2005年前后开始，来投资参股的外国企业的数量会一路下降[143];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2014年的《外来投资法》和马里埃尔经济特区的出现都未能引来大量投资项目[144]。

　　如果古巴政府想要让外来直接投资激发出本国(出口)的活力，那么它也必须设法点燃中小企业的热情。因此，公布出来的投资备选目录上不能只有大项目，也要有一些中小企业可以做的项目。此外，还需要改善整体环境，让私有经济部门来刺激国内的发展和投资。古巴经济学家戈麦斯的建议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需要清晰地区分企业与国家之间的不同功能。同时，企业在作出决定时，只应当依据透明的基本规则[145]。这表明，即便是古巴国内的讨论，也已经找到了本国经济中的根本性问题。

　　对私有经济部门不利的整体环境同样会阻碍外资的进入。政府本打算通过2014年的《外来投资法》每年为古巴引进25亿美元的外资。据估计，这个数字可以让预期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以上[146]。要实现《指导方针》中所制定的发展目标，要维护现有的工业设备并实现现代化，要实现出口增长和产品的多元化，外国直接投资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欧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这不仅是因为它的经济体量，而且也因为它在诸多重要行业中都处于技术上的领先位置[147]。

与欧盟的关系

　　2016年的对话与合作协定

　　作为古巴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欧洲在该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欧盟是古巴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重要性正在迅速降低的委内瑞拉。2015年古巴共对欧盟出口了5.4亿欧元的商品，大大超过2014年的4.65亿欧元[148]。欧盟成员国一直是古巴重要的外资来源地，它们特别青睐旅游业、矿产业、轻工业和农业企业。到古巴岛旅游的人，有大约三分之一来自欧盟。此外，欧洲还是发展援助资金(Entwicklungsgeldern)的重要来源。从2008年到2014年，欧盟共向古巴提供了9000万欧元左右的资金用于合作的发展项目;其中的重点是农业、食品安全、环境、气候，以及支持经济和社会方面可持续的现代化[149]。对欧洲经济而言，古巴并不那么重要，它仅占欧盟外贸总额的0.1%。2014年欧洲对古巴的出口额超过16亿欧元，最重要的领域是机械制造[150]。

　　经过历时两年的谈判，2016年3月11日欧盟与古巴草签了《政治对话与合作协定》，为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框架[151]，从而也代替了欧盟自1996年以来的“共同立场”[152]。这项协定包括了众多与人权进步和政治自由相关的合作，但也不排除使用经济合作的措施。当古巴在2003年逮捕了75名持不同政见者后，欧盟曾将双边关系降级到了最低程度。直到2008年政治犯被释放之后，双方的关系才再次升温。

　2016年3月，欧盟与古巴草签《政治对话与合作协定》。图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左)和古巴外长。

　　尽管欧盟成员国对古巴曾有过“共同立场”，但各国又逐渐发展出大相径庭的对古立场来。鉴于已经存在19份古巴与某些欧盟国家之间的双边政治声明或谅解备忘录[153]，从前的“共同立场”早已失去了意义。据拉丁美洲问题专家君特?迈荷尔德(GüntherMaihold)称，“对古巴政策，在一些欧盟成员国那里很容易成为意识形态的和国内政治的工具”;此外，那些东欧的欧盟国家本着“基于亲身经历的反共主义”会拒绝与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合作，从而也增加了形成共同立场的难度[154]。在这个背景下，2016年的对话与合作协定为欧盟提供了一个协调各成员国对古巴立场的机会。在古巴看来，这个协定既强化了对它的国际承认，也有利于实现合作伙伴的多元化，还为双方未来的经济、政治关系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框架。

　　这份协定主要包括三个主题：第一，政治对话;第二，产业政策对话(sektorpolitischerDialog)与合作;第三，贸易与贸易合作。在贸易领域，只是提出了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非歧视原则)，以及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比如关于公共卫生措施、对植物的友好措施【译者按：指在包装、处理等环节减少木材的使用】、技术性障碍或简化贸易过程的规则。协定中的实质性规则较少。与欧盟和其他贸易伙伴所签署的协定不同的是，这不是一份关于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协定。双方并没有相互开通能更好地进入对方市场或向对方投资的渠道;欧盟并不会因为这份协定而承担什么新的义务。所以，该协定的价值主要在于改善政治气氛，为今后在特定领域中的经常性对话或合作打下一个基础。

　　其中，该协定“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是欧盟想让自己的声音在古巴能够被听到，并由此参与这个岛上可能会发生的对未来政治秩序的讨论”[155]。协定的第五条谈到，要开展一场人权对话;但对话的具体题目尚不确定。在这个领域，协定的双方分歧严重。现在，该协定为一场关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类题目的对话奠定了一个基础。此前，古巴曾是唯一一个没有与欧盟签署贸易或合作协定的拉丁美洲国家。

　　在欧盟的外贸中，欧盟并不享受来自古巴的贸易优惠;所享受优惠的范围仅限于欧盟在世贸组织中登记过的关税条目。长期以来，古巴一直从欧盟的“一般优惠体系”(AllgemeinenPr?ferenzsystem，APS)中获益。但由于世界银行根据古巴连续三年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将该国划入“中高收入国家”，结果导致古巴上不了“一般优惠体系”的名单了。这会严重影响古巴烟草的出口——该产品目前的关税已经被大幅提升[156]。如前文所述，古巴之所以会被划入“中高收入国家”，完全是因为其政府将可兑换比索(CUC)与美元的汇率定为1:1。如果本币汇率真的如《指导方针》所预计的那样会贬值，那么古巴就又可以享受欧盟在“一般优惠体系”中所给予的贸易优惠了。

　　另一种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是，古巴或许可以自己加入欧盟与加勒比论坛诸国签订的经济伙伴协定(生效于2008年)。这同时也将推动加勒比地区的贸易政策一体化。不过，古巴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政治立场可能会成为一个障碍，因为该协定的宗旨是实现建立在私有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商品、服务流转的自由化。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是难以与古巴实现相应的贸易政策合作。

　　德国的利益和热情

　　德国对古巴的立场一直在欧盟所确定的框架之内摆动。尽管德国与古巴在2003年已经完成了一项双边文化协定的谈判，但该协定因为人权环境方面的问题一直都没有生效。

　　2015年7月16日，古巴与德国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用以协调双边关系，并将其推进到了欧盟-古巴协定框架限定内的最高程度[157]。这份声明的有效期为两年，但如果任何一方都不持异议，它的效力将延续下去。古巴将这次磋商视作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政治信号。古巴还希望德国的投资者能对农业、高科技、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更感兴趣;而且还盼望德国游客也越来越多[158]。这份声明中提到了农业、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和体育方面的合作，包括协调在第三国的共同行动。双方将要建立一种政治磋商机制，包括每年举行厅长级或局长级(Abteilungsleiter-/Direktorenebene)的磋商会。这就意味着，将会与古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深入交流。由于德国直到2015年才开始与拉丁美洲国家举行这样的磋商会，而且磋商的对象还是在外贸、投资或资源储备等方面对德国极其重要的巴西(不过这次是部长级磋商)。因而，当德国对小小的古巴表现出如此浓厚的政治兴趣时，还是让一些人吃了一惊。

2015年7月，德国外长（左）访问古巴。

　　尽管古巴的市场规模较小，而且还因为缺乏法治而情况复杂，但在经济方面，德国仍然对古巴显现出了同样浓厚的兴趣。2016年1月，经济部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Gabriel)带领着一个60人的企业代表团访问了古巴岛。他觉得德国企业在医疗技术、生物技术、废物处理、能源和水资源管理等方面可以有所作为[159]。在过去，德国企业早已介入了古巴的水、电供应项目、海岸人行道和哈瓦那旧城内部的修复工作。现在有这么多企业家与部长同行，这证明古巴的改革的确引起了一股淘金热潮。按计划，将会有一间德国经济办公室在哈瓦那诞生，用以促进贸易和投资[160]。

结论和建议

　　随着古巴与美国的接近，这个岛国在发展对外经济方面的劣势被去除掉了。因为，由此一来古巴就有可能和其他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其中将包括更加紧密的贸易关系和相互的直接投资。现在就已经看到，有各种积极因素在推动古巴经济向前发展，比如建立新的外贸关系、在美古巴侨民汇回了更多资金、旅游者的人数在强劲增长。这样的趋势助长了乐观情绪，认为古巴的政府和私有企业都会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古巴积极的外交活动(其中也包括2016年与欧盟签订的对话与合作协定)为该国和其他国家建立紧密的政治交流和经济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古巴与众多发达国家的关系同样得以改善，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都因为美国的封锁而只能与哈瓦那建立十分有限的关系。无论是古巴政府、伙伴国家还是私有经济部门，都对外贸和合作抱有很高的期待，但这样的愿景只有在一定的框架条件下才能成为现实。

　　欧盟和德国必须利用政治对话所提供的机会向哈瓦那指出，只有当整体的投资环境能够得到持续性地改善时，古巴经过革新的经济模式才有可能不断地吸引外资。在古巴投资风险不小，还因为这个国家在过去曾经多次改变其政治路线。现在的政策环境中最核心的一点，仍然是政治行政机关的强大影响力，投资者在员工的雇用和工资方面没有多少决定权——从私有经济的角度看这些都导致了成本过高。鉴于古巴的市场实际上并不大，外国的私人投资者会精确判断投资是否合算。古巴政府只有尽量减小国家对私有经济的干涉，才能使投资者接踵而至。在这方面，虽然中国的选择很多(比如由行政机构对投资实施管控，或要求在投资的同时转让技术)，但那是因为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本身就足以令投资者们产生强烈的投资冲动。而古巴由于其体量较小，只有更多地去适应国际环境，才能长久地成为受投资者青睐的目标。

　　欧盟最好不要在古巴推动一场急速的私有化，因为古巴经济的私有化若是走上寡头垄断的道路，并不符合发达国家的长远利益。作为推进经济私有化的基础，古巴政府的现行政策值得三思。因为它更多的是阻碍了小型企业的发展，而且执意将重要的产业置于国家或者说军方的控制之下——即便是与外国企业合作时也是如此。对古巴而言，尤为重要的是不要再重蹈俄罗斯的覆辙——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俄罗斯在1990年代在对原先的国家垄断进行私有化的过程中构建起一种寡头垄断体制。要是能允许中小企业发展，就能保证一直存在一定的市场竞争，从而尽量避免那种危险。古巴现在正在推进合营经济的发展，这使它完全有机会走上一条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不过，私有经济要变得强大，也有赖于竞争管理机构和质量监控机构(以保证产品品质)的发展。这类机构要想发挥作用，必须坚持公开透明、政治中立和依法行事。在完善这些机构的过程中，古巴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这样的话，经历过重新统一的德国将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伙伴，因为它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

　　只有古巴的经济真正强大起来，该国政府所追求的扩大出口和出口多元化的目标才能实现。从《指导方针》中所设定的目标看，古巴政府对此并无异议，但它的措施却是在缘木求鱼。如果未来的出口像设想中的那样变强，而且果然是基于拥有高科技和高素质的劳动力的话，那么在这些领域中一定是已经为自主创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可是，现在绝大多数个体户都被限制在技术要求较低的行业中。服务贸易领域还能借由旅游业来为国内的经济做贡献，恰恰是因为目前大多数游客并非乘坐游轮而来，才留出了这样的机会。【否则很多游客会在游轮上购买服务。——译者注】出国的医护人员虽然能赚取外汇(并有助于实现政治合作)，但对经济增值作用不大。

　　应该通过现在的对话机制告诉古巴政府，用一切手段促进其出口符合该国的利益——这也涉及汇率问题。对价值被高估的古巴货币实施逐步贬值，已经是《指导方针》中的目标。现在这个目标正在实现的过程中，尽管进展缓慢。这将大大降低古巴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从而刺激出口。同时，通过货币贬值，还可以让古巴在国际组织的收入统计被划到比较低的位置。这在政治上并不丢脸，而且还是一个打开通往重要商品销售地大门的机会。经过贬值的汇率能让人算出古巴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而让它再次被纳入到欧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一般优惠体系”之中，并由此享受向欧盟出口时的关税优惠。

　　应该积极利用欧盟的合作协定和德国与古巴的共同声明，就人权问题和私有经济的政策环境问题展开对话。协定为这一对话奠定了一个必要的基础，而这样的对话关乎未来的发展。欧盟和德国应该对这样的意见交流有所准备，并且应该将之整合到定期举行的磋商会(由经济、公民社会和学术方面的利益相关方参加)之中。这在外贸领域是很有意义的。否则，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入到古巴那种由国家操控的市场之中时会遇到巨大挑战。人权领域的问题，也有赖于能自由传播信息的公民社会中的对话。

　　若能把古巴包括到欧盟与“加勒比论坛”诸国签订的《经济伙伴协定》的某些部分之中，将会使欧盟能像加强和其他的加勒比国家的合作一样加强与古巴的合作。而由于政治上、法律上和经济上的种种原因，要让古巴完全加入该协定在目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在古巴看来，该协定是新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并不能增进本地区的利益。此外，古巴政府还担心，要是欧盟畅通无阻地进入该协定签署国的市场，会对包括古巴在内的各国产生不利影响[161]。古巴虽然不会考虑加入《经济伙伴协定》，但它还是有可能会对其他的合作形式感兴趣。因为，这个协定包含了众多加勒比地区与欧盟之间产业合作的基本要点，比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医疗和制药方面的标准，能源、环境或文化方面的合作。如果能让迄今为止徘徊不前的合作意向都落到实处，是再好不过了;古巴其实可以通过加勒比论坛来参与这样的合作。欧盟和德国应该与加勒比论坛诸国(在每一次举行双方活动的时候)在实施《经济伙伴协定》的框架内展开对话，来认识这些机会。而实施欧盟与古巴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协定》(这是加强双方关系的基础)与此可以并行不悖。这两根链条可以相互配合。

加勒比论坛的一次活动。

　　欧盟和德国还可以让古巴参与到这个地区的发展项目之中，并借此来加强与加勒比地区的合作。不应该通过提供发展援助资金的方式给古巴以特殊待遇，因为德国在援助其他加勒比国家时用的都还是地区性协定框架之内的措施。如果要将与该地区关系的重心集中到古巴身上，顶多只能找到历史方面的理由，而找不到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理由。此外，对三方合作而言，古巴在加勒比地区的政治角色将会是发展合作项目中一个重要的付出者;在这种三方合作中，德国将与古巴一起在第三国展开援助发展项目。

　　总之，如果古巴能够融入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潮流，并且持续改善自己与美国的关系，那么它的前途是很光明的。但这需要古巴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一直都有清晰且稳定的信号，这样才能发挥出这个国家在外贸和吸引愿意来参与该国发展的外资方面的潜力。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发展私有经济方面，欧洲都乐于成为古巴在发展道路上的一位建设性伙伴。

注释

　　[*1] 译者按：“Kooperativen”字面意思为“合作型企业”，从上下文看，文中的这类企业乃是由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民营资本或外国资本)合营，故翻译为“合营企业”。

　　[*2] 译者按：加勒比共同体(The Caribbean Community，简称CARICOM)，是15个加勒比国家所建立的组织。加勒比共同体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经济一体化和成员之间的合作，以确保一体化得到公平共享，以及协调外交政策。此定义来自维基百科。

　　[1] 这一段中的所有数据，如无特别说明，都来自：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Cuba, 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cuba (引用日期：2016年6月23日)。

　　[2] Mauricio De Miranda-Parrondo,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Cuban Economy and Necessary Reforms“, 载于Claes Brundenius/Ricardo Torres Pérez (编撰), No More Free Lunch: Reflections on the Cuban Economic Reform Process and Challenges for Transformation, Cham 2013, S. 41–62 (42).【译者按：德语作者标注页码时用“S.”。】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简称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5, http://hdr.undp.org/en/composite/HDI (引用日期：2016年3月30日).

　　[4] 德国贸易与投资组织，(Germany Trade and Invest ，简称GTAI), Wirtschaftstrends Kuba, Jahresmitte 2015, S. 11.

　　[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UNCTADSTAT), (引用日期：2017年1月31日).

　　[6] 经济学人情报社(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简称EIU), Cuba. Country Report, 2016年3月31日， (引用日期：2017年1月10日).

　　[7] Uwe Optenhögel, „›Wer zu spät kommt, den belohnt das Leben‹. Fünf Fragen zur EU-Kubapolitik und den Folgen der Reformen an Uwe Optenhögel in Brüssel“,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2015年3月24日， (引用日期：2017年1月4日).

　　[8] EIU, Cuba. Country Report, London, 2015年6月11日。

　　[9] VI Congreso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PCC), Lineamientos de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y Social del Partido y La Revolución, Aprobado El 18 de Abril de 2011, „Año 53 de la Revolución“.【翻译过来是：古巴共产党六大，《党和革命对于经济及社会政策的指导方针》，发布于2011年4月18日，“革命的第53年”。】

　　[10] VII Congreso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PCC), Actualización de Los Lineamientosde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y Social Del Partido y La Revolución para El Periodo 2016–2021, Aprobados En El 7mo. Congreso Del Partido en Abril de 2016 y por La Asamblea Nacional del Poder Popular en Julio de 2016 【翻译过来是：古巴共产党七大，《党和革命对于2016年到2021年的经济及社会政策的指导方针》，发布于2016年4月党的七大上，并于同年7月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通过。】 (引用日期：2017年2月1日).

　　[11] 非官方翻译。

　　[12] 下文中用“Selbstbeschäftigung”(个体户)一词来代指这个概念。

　　[13] José Azel, „The Illusion of Cuban Reform: Castro Strikes Out“, 载于World Affairs, 2013年7/8月，www.worldaffairsjournal.org/article/illusion-cuban-reform-castro-strikes-out (引用日期：2017年1月10日).

　　[14] Jenny Morín Nenoff, „Kubanische Perspektiven“, amerika21. Nachrichten und Analysen aus Lateinamerika, 2015年2月15日， (引用日期：2017年1月10日).

　　[15] Mimi Whitefield, „Building the New Cuban Economy“, 载于Miami Herald, 2014年12月13日，www.miamiherald.com/news/nation-world/world/americas/cuba/article4458040.html (引用日期：2017年1月10日).

　　[16] Archibald R.M. Ritter/Ted A. Henken, Entrepreneurial Cuba. The Changing Policy Landscape, Boulder/Col. 2015, S. 190.

　　[17] Julia E. Sweig/Michael J. Bustamante, „Cuba after Communism. The Economic Reforms That Are Transforming the Island“, 载于Foreign Affairs, 92 (2013) 4, S. 101–114 (109).

　　[18] Whitefield, „Building the New Cuban Economy“ [见注释15]，引述的说法来自古巴经济部长Marino Murillo。

　　[19] Angel Bu Wong/Pablo Fernández Dominguez, „Agricultur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载于Al Campbell (编撰), Cuban Economists on the Cuban Econom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3, S. 270–291 (283).

　　[20]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简称IFAD), „UN Agency Head Visits Cuba to Discuss Agriculture Reform with High-level Government Officials“, Rom, 2015年5月7日，https://www.ifad.org/en/newsroom/press_release/tags/p31/y2015/7487627 (引用日期：2017年1月10日).

　　[21] Anicia García Álvarez, „Cuba’s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Its External Links“, 载于Jorge I. Domínguez/Omar Everleny Pérez Villanueva/Mayra Espina Prieto/Lorena Barbería (编撰), Cub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olicy Refor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Mass./London 2012, S. 137–192 (147, 150).

　　[22] Ritter/Henken, Entrepreneurial Cuba [见注释16].

　　[23] Antonio F. Romero Gómez, Transformaciones Económicas y Cambios Institucionales en Cub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14年8月(Foreign Policy at Brookings), S. 22.

　　[24] Oscar Fernández Estrada,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n Cuba after 2011“, 载于Brundenius/Pérez (编撰), No More Free Lunch [见注释2], S. 23–39 (26).

　　[25] Ritter/Henken, Entrepreneurial Cuba [见注释16].

　　[26] 转引自Collin Laverty, Cuba’s New Resolve. Economic Refor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2011, S. 64.

　　[27] Carmelo Mesa-Lago, „Can Cuba’s Economic Reforms Succeed?“, 载于Americas Quarterly (Americas Society/Council of the Americas), o.D., (引用日期：2015年6月8日).

　　[28] 古巴共产党七大(VII Congreso del PCC), Conceptualización del Modelo Económico y Social Cubano de Desarrollo Socialista, 2016, (引用日期：2017年2月1日).

　　[29] VII Congreso del PCC, Actualización de Los Lineamientos [见注释10], S. 4.

　　[30] Ritter/Henken, Entrepreneurial Cuba [见注释16], S. 280.

　　[31] Mesa-Lago, „Can Cuba’s Economic Reforms Succeed?“ [见注释27].

　　[32] “Cuba’s Economy at a Crossroads“, 载于The New York Times, 2014年12月14日。

　　[33] Mesa-Lago, „Can Cuba’s Economic Reforms Succeed?“ [见注释27].

　　[34] De Miranda-Parrondo,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Cuban Economy and Necessary Reforms“ [见注释2], S. 53.

　　[35] Alberto Gabriele/Pavel Vidal Alejandro, „Cuban Reforms at a Crossroads“, 载于Alberto Gabriele (编撰), The Economy of Cuba after the VI Party Congress, New York 2012, S. 131–148 (141).

　　[36] Ritter/Henken, Entrepreneurial Cuba [见注释16].

　　[37] Omar Everleny Pérez Villanueva, „The Cuban Economy: An Evaluation and Proposals for Necessary Policy Changes“, 载于Domínguez u.a. (编撰), Cub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见注释21], S. 21–38 (36).

　　[38] Ritter/Henken, Entrepreneurial Cuba [见注释16], S. 191. 指称这种小偷小摸行为的词汇是“petty theft”。

　　[39] Eric Hershberg, „Cuba: An Economy Careening Forward, Destination Unknown“, 载于Brundenius/Pérez (编撰), No More Free Lunch [见注释2], S.v–ix (viii).

　　[40] 批评的声音，在国际上和古巴国内都存在。参见：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见注释3], 或者Gómez, Transformaciones Económicas [见注释23], S. 21.

　　[41] Ritter/Henken, Entrepreneurial Cuba [见注释16], S. 297ff.

　　[42] 参见：Bert Hoffmann, Wie reformfähig ist Kubas Sozialismus?, Berli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1年5月，S. 3; Laverty, Cuba’s New Resolve [见注释26], S. 60, 或者Ritter/Henken, Entrepreneurial Cuba [见注释16].

　　[43] Gabriele/Alejandro, „Cuban Reforms“ [见注释35], S. 136.

　　[44] Günther Maihold, Vom Sonderfall zur Normalisierung. Kuba und die Europäische Union suchen erneut den Dialog,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2014 (SWP-Aktuell 34/2014), S. 4.

　　[45] Azel, „The Illusion of Cuban Reform“ [见注释13], 据称有60%之多。

　　[46] Gabriele/Alejandro, „Cuban Reforms“ [见注释35], S. 143.

　　[47] Ritter/Henken, Entrepreneurial Cuba [见注释16], S. 302, 原文是：“当然，这些相同限制对于合营企业或(外资与国家资本)合资企业来说并不存在——2014年公布的《古巴外资投资法》的一个令人失望的特点。”(“Of course, these same limitations do not exist for mixed or joint ventures between foreign owned and state enterprises – a disappointing feature of Cuba’s new foreign investment law published in 2014.”)参见其对投资问题的论述。

　　[48] 同上，原文是：“混合制合营制的市场经济”(mixed cooperative market economy)。

　　[49] Whitefield, „Building the New Cuban Economy“ [见注释15].

　　[50] 关于古巴的外贸史，参见：Nancy A. Quiñones Chang, „Cuba’s Inser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ince 1990“, 载于Campbell (编撰), Cuban Economists on the Cuban Economy [见注释19], S. 89–113.

　　[51] Antonio F. Romero G., „Los Desafíos de las Relaciones Económicas Externas de Cuba“, 载于Cub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44 (2016), S. 133–161 (141).

　　[52] “Cuba’s Economy: Caribbean Contagion. Venezuela’s Pneumonia Infects the Communist Island“, 载于The Economist, 2016年7月23日，S. 35.

　　[53] “Russland hilft Kuba bei der Ölförderung und plant neuen Flughafen“, cubaheute.wordpress.com, 2015年3月1日， (引用日期：2017年1月11日).

　　[54] UNCTADSTAT, (引用日期：2017年1月31日).

　　[55] Sweig/Bustamante, „Cuba after Communism“ [见注释17], S. 106.

　　[56] IFAD, „UN Agency Head Visits Cuba“ [见注释20].

　　[57] 同上。

　　[58] Pavel Vidal Alejandro/Omar Everleny Pérez Villanueva, La Reforma Monetaria en Cuba Hasta el 2016. Entre Gradualidad y „Big Bang“, Washington, D.C.: Brookings/Universität Havanna, 2013年12月，S. 13.

　　[59] 同上，第14页。

　　[60] “Day Zero or D-Day? Cuba’s Economy (2)“, 载于The Economist, 2015年5月16日，S. 42.

　　[61] Augusto de la Torre/Alain Ize, Exchange Rate Unification: The Cuban Cas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3年12月。

　　[62] Gary Clyde Hufbauer/Barbara Kotschwar, Economic Normalization with Cuba. A Roadmap for US Policymakers,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S. 63.

　　[63] EIU, Cuba. Country Report, 2016年7月14日，S. 2.

　　[64] GTAI, Tipps für das Kubageschäft, S. 9, www.havanna.diplo.de/contentblob/4152386/Daten/5369430/tipps_fuer_kubageschaeft.pdf (引用日期：2017年1月11日).

　　[65] Chang, „Cuba’s Inser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ince 1990“ [见注释50], S. 100f.

　　[66] GTAI, Tipps für das Kubageschäft [见注释64], S. 10.

　　[67] “Lots of Diplomacy, Not Many Dollars“, 载于The Economist, 2015年12月12日。

　　[68] GTAI, Tipps für das Kubageschäft [见注释64], S. 10.

　　[69] WTO, Cuba and the WTO,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countries_e/cuba_e.htm (引用日期：2016年4月4日).

　　[70] WTO/ITC/UNCTAD, World Tariff Profiles 2014, (引用日期：2016年1月11日).

　　[*3] 译者按：原文是：Drittländern(第三类国家)，直译不通顺。根据译者网上查询的结果和上下文参照，本文中的Drittländern指的是“非欧盟国家”。或者说，主要是指“第三世界国家”，但“第三世界国家”一词另有专门名词，一般不这样表达。

　　[71] GTAI, Tipps für das Kubageschäft [见注释64], S. 7.

　　[72] 其目标的原文是：“为了保卫联盟各成员的独立、自主和自我认同，而成立这个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联盟。”(“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alliance in defence of independence,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dentity of peoples comprising it”), http://albainfo.org/what-is-the-alba/ (引用日期：2016年4月4日).

　　[73] Chang, „Cuba’s Inser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ince 1990“ [见注释50], S. 98.

　　[74] WTO, http://rtais.wto.org/UI/PublicShowMemberRTAIDCard.aspx?rtaid=881 (引用日期：2016年4月1日).

　　[75] ALADI, www.aladi.org/sitioAladi/quienesSomos.html (引用日期：2016年4月4日).

　　[76] Francisco López Segrera, Cuba-EEUU. De Enemigos Cercanos a Amigos Distantes (1959–2015), Barcelona 2015, S. 58.

　　[77] Ricardo Torres Pérez,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Changes in Cuba’s Economic Model“, 载于Brundenius/Pérez (编撰), No More Free Lunch [见注释2], S. 5–22 (12).

　　[78] Luis Suárez Salazar, „Cuba’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romise of ALBA“, nacla, o.D., https://nacla.org/article/cubas-foreign-policy-and-promise-alba (引用日期：2016年11月28日).

　　[79]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Cuba, Plan of Action for 2016–2018, (引用日期：2016年6月7日).

　　[80] Evita Schmieg, Handels- und Investitionsabkommen als Beitrag zu nachhaltiger Entwicklung? Lehren aus dem Wirtschaftspartnerschaftsabkommen der EU mit karibischen Staaten,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2015年6月(SWP-Studie 13/2015).

　　[81] Caribbean Community Secretariat, What Is CARIFORUM?, (引用日期：2016年3月17日).

　　[82] “Cuba a Critical Partner to CARICOM, Says Brantley“, 对Mark Brantley的采访，载于Regional News, 2015年12月14日，http://caricom.org/media-center/communications/news-from-the-community/cuba-a-critical-partner-to-caricom-says-brantley (引用日期：2016年6月8日). 原文是：“目前，古巴被看作是对加勒比共同体贡献最大的国际伙伴。”(“Cuba is now considered, by far,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among Caricom’s international partners.”)

　　[83] 对Percival Marie的采访，Generaldirektor CARIFORUM, 2015年10月5日。

　　[84] UNCTAD, 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Download/TreatyFile/2498 (引用日期：2016年6月6日).

　　[85] “Will Cuba Change Caricom?“, 载于Jamaica Observer, Editorial, 2015年7月5日。www.jamaicaobserver.com/editorial/Will-Cuba-change-Caricom- (引用日期：2016年3月17日).

　　[86] CARICOM, „Caribbean Tourism Stakeholders Say Cuba Is the Regions’s Wakeup Call“, 2015年8月13日，http://caricom.org/media-center/communications/news-from-the-community/caribbean-tourism-stakeholders-say-cuba-is-regions-wakeup-call (引用日期：2016年11月30日).

　　[87] Laneydi Martínez Alfonso, „Retos Actuales de la Integracíon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一体化目前所面临的挑战], 载于Temas de Economía Mundial (Havanna: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de la Economía Mundial), Nr. 15/2009, S. 81–97 (94).

　　[88] 参见Ricardo Torres Pérez, „Los Cambios Económicos en Cuba y su Posible Influencia en el Comercio co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古巴的经济转型及其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贸易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 载于Miriam Fernández/Omar Everleny Pérez Villanueva (编撰), Cuba y América Latina: Impacto de las Reformas en el Comercio de Bienes y Servicios [古巴与拉丁美洲：改革对商品及服务贸易的影响], Barcelona/Buenos Aires 2013, S. 11–34.

　　[*4] 译者按：改善贸易条件，一般指的是降低原材料出口和工业品进口，增加原材料进口和高附加值的制成品出口。

　　[89] VI Congreso del PCC, Lineamientos [见注释9], S. 8,17.

　　[90] Pérez,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Changes in Cuba’s Economic Model“ [见注释77], S. 18.

　　[91] 除非另有说明，相关数据均来自UNCTADSTAT, http://unctadstat.unctad.org/CountryProfile/GeneralProfile/en-GB/192/index.html (引用日期：2017年1月31日).

　　[92] Segrera, Cuba-EEUU [见注释76], S. 56.

　　[93] 同上。

　　[94] Elmar Kulke, „Die Entwicklung der Wirtschaft in Kuba“, 载于ders., Kuba – Auf Tour, Heidelberg 2011, S. 47.

　　[95] Segrera, Cuba-EEUU [见注释76], S. 56.

　　[96] 参见Pérez, „Los Cambios Económicos en Cuba“ [见注释88], S. 17.

　　[97] 同上, S. 25ff.

　　[98] Miriam Fernández, „Circunstancias que Inciden en el Acceso a los Mercados de Países de América Latina: Costos de Entrada y Competencia para las Empresas Cubanas“ [那些对进入拉丁美洲国家的市场产生影响的条件：古巴企业的进场成本和它们的竞争力], 载于Fernández/Villanueva (编撰), Cuba y América Latina [见注释88], S. 115–136 (132).

　　[99] Richard E. Feinberg, The New Cuban Economy. What Rol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Washington, D.C.: Latin America Initiative at Brookings, 2012年12月。

　　[100] Romero G., „Los Desafíos“ [见注释51], S. 138.

　　[101] 同上,S. 134.

　　[102] Jennifer M. Harris, „The Winners of Cuba’s ›New‹ Economy“(评论)，Fortune, 2015年1月14日， (引用日期：2016年3月31日).

　　[103] Oscar U-Echevarría Vallejo, „The Evolution of Cuba’s Macroeconomy: From the Triumph of the Revolution through the Special Period“, 载于Campbell (编撰), Cuban Economists on the Cuban Economy [见注释19], S. 62–88 (73).

　　[104] Miguel Alejandro Figueras,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 Cuba“, 载于Campbell (编撰), Cuban Economists on the Cuban Economy [见注释19], S. 235–251 (242).

　　[105] EIU, Cuba Country Report, 2016年3月， (引用日期：2017年1月11日).

　　[106] Katheryn Felipe González, „Cuba’s dynamic tourist sector in 2016“, Granma, 2016年12月14日， (引用日期：2017年1月27日).

　　[107] La Oficina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e Información (ONEI), Turismo. Llegada de Visitantes Internacionales [国家统计与信息局，旅游业：国际游客的抵达]，2016年3月，www.one.cu/publicaciones/06turismoycomercio/llegadadevisitantes/mensual/3.pdf (引用日期：2016年4月4日).

　　[108] Alfredo Garcá Jiménez, „Tourism: Natural Product, Source of Exchang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Ideological Challenge“, 载于Campbell (编撰), Cuban Economists on the Cuban Economy [见注释19], S. 252–269 (262).

　　[109] 同上, S. 266.

　　[110] Figueras,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 Cuba“ [见注释104], S. 243.

　　[111] Romero G., „Los Desafíos“ [见注释51], S. 151.

　　[112] Figueras,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 Cuba“ [见注释104], S. 244.

　　[113] Miguel Alejandro Figueras/Yanedy Pérez Cárdenas, „Competitividad del Destino Turístico Cuba: Impacto Económico“ [古巴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经济上的影响], 载于Economía y Desarrollo, 153 (2015), S. 178–189 (184).

　　[114] VI Congreso del PCC, Lineamientos [见注释9], S. 33.

　　[115] 关于这一点，古巴教授说得非常清楚，参见Salazar, Cuba’s Foreign Policy [见注释78].

　　[116] Hufbauer/Kotschwar, Economic Normalization with Cuba [见注释62], S. 30.

　　[117] Matthias Rüb, „Gestrandet in Bogotá“, 载于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015年8月25日。

　　[118] 同上。

　　[119] 同上。【译者按：“古巴医护人员解放项目”是小布什政府专门为了诱使古巴医生叛逃而设立的项目。其名字中的“Parole”字面意思是“假释”，直译不妥，依照其目的换为“解放”。】

　　[120] EIU, „Cuba. Government Takes Steps to Stem Migration of Doctors“, 2015年12月9日，http://country.eiu.com/article.aspx?articleid=1803750164&Country=Cuba&topic=Economy (引用日期：2016年3月14日).

　　[121] 同上。

　　[122] Pedro Monreal González, „Cuba and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Commentary), 载于Domínguez u.a. (编撰), Cub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见注释21], S. 227–236 (231).

　　[123] Pérez, „Los Cambios Económicos en Cuba“ [见注释88], S. 28.

　　[124] Romero G., „Los Desafíos“ [见注释51], S. 145.

　　[125]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Hub. Cuba, (引用日期：2016年6月6日).

　　[126] “Vertrag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Republik Kuba über die Förderung und den gegenseitigen Schutz von Kapitalanlagen“, 1996年4月30日，载于Bundesgesetzblatt, Teil II, 1998年5月4日，Nr. 14, S. 747–753.

　　[127] GATS, Republic of Cuba. 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 GATS/SC/24, 1994年4月15日。

　　[128] VI Congreso del PCC, Lineamientos [见注释9], S. 19.

　　[129] Romero G., „Los Desafíos“ [见注释51], S. 148f.

　　[130] GTAI, Tipps für das Kubageschäft [见注释64], S. 14.

　　[131] 这个消息发布在古巴外贸和外资促进中心(Centro para la Promoción del Comercio Exterior y 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de Cuba (CEPEC))的官方网站上。

　　[132] GTAI, Tipps für das Kubageschäft [见注释64], S. 14.

　　[133] Alexander Busch, „Kubas Öffnung. Die westlichen Investoren stehen Schlange“, 载于Neue Zürcher Zeitung, 2015年5月24日。

　　[134] Barbara Kotschwar/Cathleen Cimino, Towards Economic Normalization with Cuba: A Roadmap for US Policymakers. Overview on Cuban Im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Effects of US Restrictions, Statement prepared for th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Hearing No. 332-552, 2015年6月2日。

　　[135] Feinberg, The New Cuban Economy [见注释99].

　　[136] 同上, S. 58.

　　[137] GTAI, Tipps für das Kubageschäft [见注释64], S. 15.

　　[138] 同上。

　　[139] 详情参见：„Wem gehört Havana Club? Es geht um Geld, Macht – und die große Weltpolitik“, 载于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016年2月22日。

　　[140] Busch, „Kubas Öffnung“ [见注释133].

　　[141] “Lots of Diplomacy, Not Many Dollars. The fruits of a historic year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载于The Economist, 2015年12月12日。

　　[142] GTAI, Tipps für das Kubageschäft [见注释64], S. 13, 这篇文章还对可能会针对外国企业进行的法律改革进行了进一步论述。

　　[143] Romero G., „Los Desafíos“ [见注释51], S. 145.

　　[144] EIU, Cuba. Country Report, London, 2015年6月11日。

　　[145] Gómez, Transformaciones Económicas [见注释23], S. 22.

　　[146] Juan Triana Cordoví, „Las Reglas del Juego“ [游戏的规则], oncubamagazine.com, 2016年10月24日， (引用日期：2016年11月25日).

　　[147] Romero G., „Los Desafíos“ [见注释51], S. 156.

　　[148] Europäischer Auswärtiger Dienst (EEAS), EU Relations with Cuba, (引用日期：2016年3月15日).

　　[149] 同上。

　　[150] EEAS, EU Relations with Cuba [见注释148].

　　[151]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schlägt Abkommen über politischen Dialog und Zusammenarbeit mit Kuba vor“, Pressemitteilung, 2016年9月22日。

　　[152] EU, Gemeinsamer Standpunkt vom 2. Dezember 1996 – vom Rat aufgrund von Artikel J.2 des Vertrags über die Europäische Union festgelegt – zu Kuba (96/697/GASP), (引用日期：2016年7月15日).

　　[153] EEAS, Joint Declaration at the Initialing Ceremony of the Political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Cub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ana, 2016年3月10日， (引用日期：2016年3月13日).

　　[154] Maihold, Vom Sonderfall zur Normalisierung [见注释44], S. 5.

　　[155] 同上, S. 7.

　　[156] 同上。

　　[157] Auswärtiges Amt,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besucht erstmals Kuba“, 2015年7月18日，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Laender/Aktuelle_Artikel/Kuba/150707_BM_besucht_Kuba.html (引用日期：2016年9月19日).

　　[158] “›Kuba will keine Schocktherapie‹. Bruno Rodríguez im Interview“, 载于Süddeutsche Zeitung, 2016年5月12日。

　　[159] Dana Heide, „Einsatz in Havanna. Wirtschaftsminister Gabriel ist in Kuba unterwegs“, 载于Handelsblatt, 2016年1月8日。

　　[160] Richard Bauer, „Kuba sucht sein Heil im ausländischen Geld“, 载于Neue Zürcher Zeitung, 2016年1月11日。

　　[161] Roberto Smith, „Balance del Convenio de Lomé en el Contexto del Caribe en los Años 90. Algunas Consideraciones sobre el Convenio de Cotonou“ [在20世纪90年代加勒比的处境中总结洛美协定。对科托努协定的一些反思], 载于Temas de Economía Mundial (Havanna: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de la Economía Mundial), Edición special – CARIBE, 2004, S. 47–61 (57).

　　(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7期(2017年8月)。本文原为德语报告，于2017年2月首刊于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网站(网址为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kuba-aktualisiert-sein-wirtschaftsmodell/)，经作者和该研究所许可，本刊予以翻译发表。由童欣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