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爆发于2003年3月的第二次海湾战争，起因乃是当时许多西方国家认为，伊拉克总统、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一边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边却试图否认自己的上述行为，以欺骗国际舆论。而时过境迁，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段历史时，却可能会发现另一个故事，那就是，或许萨达姆当时声称自己领导的国家并不拥有这类武器的声明，是真实的——虽然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在掩盖自己试图在制裁解除之后恢复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意图——而在这一事件中，问题的关键在于，萨达姆当时拒绝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进入所有应核查地点。按常理来说，既然他声称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就会同时希望向其它国家辨明自己声明地点真实性，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必然增添了国际社会的疑虑。如今看来，他的拒绝行为，其目的似乎是为了给别国留下深刻印象，即他领导下的伊拉克之自主性，绝不容许受到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侵犯，同时可能也是通过制造信号烟雾弹，来威慑别国，使自己和国家的形象看起来更强大。因此，他当时的选择就是，让自己的将军、人民，特别是劲敌伊朗，认为此类计划确在实施中。但事实上，萨达姆发出的这一信号，是欺骗性的。不过在当时，它至少让参与核查的专家们误以为，虽然并未核查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之所以这样，乃是因为萨达姆刻意隐藏了事实。因此，专家推断得出的结论反而变成了：从萨达姆的表现来看，伊拉克无疑的确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显然被认为是对伊朗和911事件之后的美国的严重挑衅。

萨达姆

　　由此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欺骗，而在其背后，往往存在着不少发出信号、并需要令信号接收者相信自己所发信号为真的行为。不管信号本身希望传递的事实是否是虚构的，至少，发出信号者希望藉由信号传递而达到的目的是：我在传递与事实一致的信号。这样的例子，在国际交往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毛泽东曾希望，他邀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出席国庆观礼的镜头，能作为一种信号，被美国当局接收到，以便开启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局面。而美国当时虽然捕捉到了这一镜头，却未能在第一时间准确地解读毛泽东希望藉此传递的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可以说，“发信号”的问题，是在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却曾长期被忽视的议题。

　　所幸在今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在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一书，出版了中译本，终于令中国读者能够读到这部融政治心理学、国际关系、国际形象、战略互动等诸多研究于一体的经典之作。

《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

　　作者认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行为体(国家或国际组织等)为了达到自己特定的目的，会经常通过操控某些标志(不同于“信号”)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意思本身能否被准确传达，却存在不可预测性，因为有诸多影响因素的存在，会对其构成影响。例如，如果一个行为体假定，由于它的某些行动，与它之前在国际关系中体现出的个性和意图有关系，那么它自己的其它行为，也要与这类似乎是标签式的个性有关，那么过度依赖这种判断，恰恰可能导致预测错误。换言之，人们在推测信号所希望传达的意思之时，必须将不同时段之间的变化考虑在内。例如，我们可以想到，在上述中美关系冷冻期的例子中，美国政府显然没有意识到中国希望中美关系出现变化这一关键因素，而是想当然地以中国在他们眼中固有的形象来看待中国，因此才导致了对信号的忽略。

　　这类误读的另一个经典例子是，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驻罗马和柏林的大使都需要经常预测驻在国的政策，但此时他们却面临着这样的考验，“显然，来源于民主国家的大使发现了自己身处极权国家而出现的困境……训练外交官评估驻在国政治趋势的方法，对身处极权国家的他们无用。外交官并未得到必要的训练，以使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建立在经济发展和军事预算的深入研究和专业知识上;他们从报纸、政治会议中，以及与经常保持联系的不同政治人物的交流中求得民意，然后在分析民间的基础上评估未来政策的趋势”，但在极权国家，对这些线索的控制，显然无法让外交官得出有效的结论，因为民意本身就是被操控的。

　　众所周知，爆发于2003年3月的第二次海湾战争，起因乃是当时许多西方国家认为，伊拉克总统、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一边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边却试图否认自己的上述行为，以欺骗国际舆论。而时过境迁，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段历史时，却可能会发现另一个故事，那就是，或许萨达姆当时声称自己领导的国家并不拥有这类武器的声明，是真实的——虽然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在掩盖自己试图在制裁解除之后恢复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意图——而在这一事件中，问题的关键在于，萨达姆当时拒绝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进入所有应核查地点。按常理来说，既然他声称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就会同时希望向其它国家辨明自己声明地点真实性，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必然增添了国际社会的疑虑。如今看来，他的拒绝行为，其目的似乎是为了给别国留下深刻印象，即他领导下的伊拉克之自主性，绝不容许受到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侵犯，同时可能也是通过制造信号烟雾弹，来威慑别国，使自己和国家的形象看起来更强大。因此，他当时的选择就是，让自己的将军、人民，特别是劲敌伊朗，认为此类计划确在实施中。但事实上，萨达姆发出的这一信号，是欺骗性的。不过在当时，它至少让参与核查的专家们误以为，虽然并未核查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之所以这样，乃是因为萨达姆刻意隐藏了事实。因此，专家推断得出的结论反而变成了：从萨达姆的表现来看，伊拉克无疑的确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显然被认为是对伊朗和911事件之后的美国的严重挑衅。

萨达姆

　　由此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欺骗，而在其背后，往往存在着不少发出信号、并需要令信号接收者相信自己所发信号为真的行为。不管信号本身希望传递的事实是否是虚构的，至少，发出信号者希望藉由信号传递而达到的目的是：我在传递与事实一致的信号。这样的例子，在国际交往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毛泽东曾希望，他邀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出席国庆观礼的镜头，能作为一种信号，被美国当局接收到，以便开启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局面。而美国当时虽然捕捉到了这一镜头，却未能在第一时间准确地解读毛泽东希望藉此传递的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可以说，“发信号”的问题，是在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却曾长期被忽视的议题。

　　所幸在今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在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一书，出版了中译本，终于令中国读者能够读到这部融政治心理学、国际关系、国际形象、战略互动等诸多研究于一体的经典之作。

《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

　　作者认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行为体(国家或国际组织等)为了达到自己特定的目的，会经常通过操控某些标志(不同于“信号”)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意思本身能否被准确传达，却存在不可预测性，因为有诸多影响因素的存在，会对其构成影响。例如，如果一个行为体假定，由于它的某些行动，与它之前在国际关系中体现出的个性和意图有关系，那么它自己的其它行为，也要与这类似乎是标签式的个性有关，那么过度依赖这种判断，恰恰可能导致预测错误。换言之，人们在推测信号所希望传达的意思之时，必须将不同时段之间的变化考虑在内。例如，我们可以想到，在上述中美关系冷冻期的例子中，美国政府显然没有意识到中国希望中美关系出现变化这一关键因素，而是想当然地以中国在他们眼中固有的形象来看待中国，因此才导致了对信号的忽略。

　　这类误读的另一个经典例子是，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驻罗马和柏林的大使都需要经常预测驻在国的政策，但此时他们却面临着这样的考验，“显然，来源于民主国家的大使发现了自己身处极权国家而出现的困境……训练外交官评估驻在国政治趋势的方法，对身处极权国家的他们无用。外交官并未得到必要的训练，以使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建立在经济发展和军事预算的深入研究和专业知识上;他们从报纸、政治会议中，以及与经常保持联系的不同政治人物的交流中求得民意，然后在分析民间的基础上评估未来政策的趋势”，但在极权国家，对这些线索的控制，显然无法让外交官得出有效的结论，因为民意本身就是被操控的。

希特勒

　　在国际关系中，领导人还常常会利用对自己个性的操控来达到特定的目的。希特勒就是操纵自己个性标志的大师。在与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会谈时，希特勒先是威胁说，如果对方不签协议并在三天内执行协议的部分内容，他就要入侵奥地利。当时许士尼格犹豫不决，表示他想签，但又不能签，因为奥地利有宪法，根据宪法的限制，还有诸多问题没有解决。希特勒顿时勃然大怒，猛然打开房门，要求对方退场，并大吼大叫，召唤凯特尔将军。而当凯特尔急急忙忙赶来，询问希特勒有何指示时，希特勒却露齿而笑：“没指示，我就是想让你来这儿。”显然，通过发脾气这种他常用的操控个性的方式，希特勒顺利达到了威慑对手、不费一兵一卒而吞并奥地利的目的。

　　此外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人们常会误认为，通过判断行为体愿意承受多大的代价，以及冒多大的风险，就能估计出对方行为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当一个行为体卷入一场持续的冲突时，他可能愿意以高昂的短期成本为代价，来换取更大的长期收益。在此问题上，人们常会忽视决心的重要性。而一个希望表现出强烈决心的国家，很可能会选择在小事上挑起一场危机，或是为了相对较小的利害关系，而打一场短期的高成本战争，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样做，来获得在国际间的声望。而在此情形之下，如果行为体能令观察者相信，采取欺骗行为代价过高，他就可能操纵成功。因此，常常会有为小事而战的国家刻意夸大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同时强调他今后可能为类似的目标再次付出相同的成本。

　　与之相反的情况同样广泛存在。如果一个行为体希望别人相信自己是温和而理性的，则无论它所塑造的形象是否符合事实，他都最好不要太贪图重大的短期收益，以达到“放长线、钓大鱼”的目的。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希望给世界、特别是给英国一个自己有意和解的印象，目的在于争取时间，壮大自己的实力，最终有能力与西方对决。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它在与爱沙尼亚谈判和平条约时，所作出的让步，就比在其他情况下要大得多。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是有效的。苏联的行为，在当时被舆论认为是“加强了英国国内敦促对苏采取友好战略的温和派人士的力量”，而苏联从这种误判中获得的最终收益，显然远高于当初对爱沙尼亚让步的成本。

　　关于对标志的操纵，更典型的例子出现在情报系统内。一旦行为体发现对方正在根据一些标志得出结论，那么这些标志就很容易会被操控。比如，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就曾说过，安装窃听装置，会转而不利于安装他们的人，因为一旦这些装置被人发现，就容易被对手利用，来传达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事实上，二战中那些成功的欺骗行动，多数都运用了这个办法。比如，盟军曾采取精巧的大规模欺骗行为，来让希特勒以为，盟军将在加莱登录法国，而不是诺曼底——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在此之前，盟军通过情报系统已经获知，希特勒本人就早已认定，盟军将在加莱登陆。

　　不过，尽管人们常常会利用向对方提供虚假信息，来达到欺骗的目的，但在国际关系中，说谎者仍然会受到诸多制约。首先是道德上的限制。决策者可能会感到，尽管能短期占到便宜，但有些说谎行为仍然是不是值得的，主要原因是，某些谎言一旦被戳穿，它会对国家形象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让国家得不偿失。在这方面，著名学者汉斯·摩根索对国际政治中道德的重要性的阐释，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不过总体而言，如今这个时代，国家关系中对谎言的限制，已经远不如18世纪那样一个强调道德的时代，对谎言的限制作用之大了。

　　而在国际关系中，与发信号行为相关的利害关切的重点在于，信号非常有助于预测，这似乎乎已经成为共识(除了那些有意彻底、立刻推翻国际体系的国家之外)。信号如此受到重视，原因在于，国家通常都会发现，让别国相信自己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是很重要、也是对自己有利的。相应地，它也需要依赖信号体系，来尽可能准确推测出对方国家的意图。所以事实上，在当代世界，很少有国家希望看到信号体系被降格为彻底无用之物，因为这对所有人都不利。

　　尽管如此，对任何单一国家而言，最好的结果可能是，他想骗谁就骗谁，但却从不被骗。尽管这事实上不太可能，因为当有太多国家像它一样经常，经常实施欺骗行为式时，信号体系的可信度就会自然地被降格——比如被认为只能携带少量信息——甚至被摧毁。不过，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仍然会因为受到各方压力，而选择通过虚张声势等说谎行为来获益。

金正恩

　　在欺骗行为受到的制约中，国际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国的信号就算是欺骗性的，也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国将如何行动，因此欺骗本身，就具有改变国际环境的作用，而这也恰恰是国家在行欺骗行为之前，需要三思的原因之一。因为，如果其它国家选择了相信这些欺骗性的信号，那么它们也必然会以自己的方式来改变体系的权力分配，以便争取让这种新的权力分配符合本国的利益。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撒谎行为，看似是孤立的，但它可能引发的后果，却可以完全不受撒谎国家的操控，因为在所有事务中，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某一事件的结局，总是取决于多种力量的角力，而绝非一方所能决定的。例如，A国向B国示好，同时又向C国释放敌意，但实际上，出于实力对比悬殊的考量，A是希望私下说服C 国，与其合伙来反对B国。不过，如果C 国相信公开的信号，那么A国就会发现，与B国结盟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如果A国声明将保护B国而反对 C国，那么就算这个声明的本意是虚张声势，但要是导致了大量的国家为了获得保护而选择与A国结盟，那么A国最终也许会发现，自己真的可以有实力与C国对抗了。这完全出乎了A国最初的预料。因此，信号的涵义，既可以是自我实现，也可以是自我否认的，所以，信号的确有改变国际环境的作用。

　　而在限制说谎的各种因素中，国内因素显然是最重要的。如果一国公开提出主张或作出承诺，但又不采取相应的行动，就有可能会触犯民意。在民主国家，这至少会让决策者害怕民意反弹，尤其是当政者承诺的国际政策广受国内民众欢迎时。此外，在民主国家，民众多希望本国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均言行一致。如果在国际上频频撒谎，决策者可能会冒相当大的道德风险，被国内选民认为是天生的说谎者，最终影响自己当选。

　　此外，撒谎之后，决策者可能会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推出与先前承诺相一致的承诺，由此可能会发生自己意想不到的坏结局。还有一种情况是，计划的执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说谎行为误导，而执行了与决策者原本之意图截然相反的行动，而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所有这些不可控的因素，都会让一个有经验的决策者，在说谎之前三思。

　　在《信号与欺骗》这部书出版的1970年，冷战已经过了巅峰期，两大阵营之前出现了不少对抗缓和的迹象，以政治手段，而非纯军事手段为后盾的国际关系逐渐开始浮出水面。因此，国家的形象管理、民主国家的观众成本问题等，开始受到关注，罗伯特·杰维斯的这本书可谓生逢其时。而这部书在西方世界的再版，则要延宕至1989年。由此可见这类国际关系、政治心理学著作受到关注，常常有着深广的现实政治背景。而到了这部书出版中译本的今日，书中提倡的实证方法，已经成为了当代世界政治学研究的主流，博弈论等模型的流行，就是这股思潮的体现，而作者的这部著作，在这方面无疑是有着开路先锋作用的。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两个关键概念，“标志”和“信号”，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准确区分。因为针对同一事件，行为体的某些行为，很可能既是“标志”，又是“信号”。况且，随着局势的变化，原本可被定义为“标志”的行为，很可能会转变为“信号”。因此，当下的研究者一般都主张，通过成本的高低来判断行为体所发信号的真实性。这里的成本，不仅是指短期成本，还包括了行为体为撒谎所付出的声誉代价，以及失信导致的混乱互动等在内。此外，考虑到信号互动过程的多主体、复杂性，部分学者主张只研究单向的信号发射过程，也就是只研究一国应该如何让自己的信号，以较为可信的方式发射出去，并使得对方准确理解。不过这一研究范式的优劣都比较明显：长处是简化了研究对象，容易获得切实的成果，短处则在于明显忽略了信号发出方与接收方之间的博弈，不是对真实世界的完整呈现。

　　不过，无论怎样，罗伯特·杰维斯作为一名对现实有着深刻关怀的国际关系学者，早在四十多年前，在他的这部博士论文里，就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前人从未开启过的窗，从中可以窥见真实的政治决策中，那既有些阴暗，又充满了机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