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角网按】：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钝角网》记者受日本大使馆邀请赴日调研，就中日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采访了多位学者。节录如下，以飨读者。本文受访者毛丹青系神户国际大学教授，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

毛丹青

　　到中国看日本人的反映，和在日本听日本人对中国的反映完全不一样

　　《钝角网》：毛老师刚从中国回到日本，能否谈谈最近的情况。

　　毛丹青：这次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带的全是中国留学生，16个留学生来自于中国的五湖四海，最远的来自宁夏、山西。我带他们去了上海，去上海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日本。为什么呢?我带他们到上海的日本大企业去研修，这么一个过程，用现在媒体上说的话叫做“借力打力”的方式来促进文化理解。我们这次去上海去的是著名企业，比如三井物产、美能达、无印良品等等。学生写了很多报告给我，他们都非常感慨。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解日本未必在日本，而是可以离开日本，能了解得更好。

　　我的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我常年在日本，在日本三十年，尤其最近一段时间，看到日本媒体对中国报道的负面占绝对多数。这些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最受影响的是那些没有实地考察过中国的日本民众，同样也对中国留学生造成了心理阴影，因为他们刚到日本来的时间不多，学习、工作又很忙，看电视、报纸或者打工时听周围的日本人说，都不太能接收到中国的正面信息，所以我们想提供正能量，打开这个局面。这个格局要发生改变。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我结识了很多日本企业的优秀的经营者和老板，我跟他们讲了我的概念，他们非常支持。这些中国学生到上海去，看到的是在上海、在自己的国家里展开企业活动的优秀的日本职员和高管，他们说的话给学生印象很深，这些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和日本媒体报道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这是他们真实的感受。

　　有一个例子，我们参观美能达工厂，这是一个1600人的工厂，大概70%以上都是女工，我们知道做镜头这些东西比较细，而且要防菌的车间，一点灰尘打在镜头上就毁掉了。1600名女工里一定会有孕妇，孕妇在怀孕以后，按理说就不能上班，就走掉了。但是从企业的考虑来说，他们从人文角度出发，讲人文关怀，让孕妇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环境，于是就创造了一个专门的孕妇生产线：就是一个大桌子，孕妇围着坐在那儿;而且三个月的孕妇、六个月的孕妇都分开了。她们做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包装;镜头来了以后，贴各种各样的标签。我的学生看了以后，当时就流泪了，他说这个做得太精彩了。我就问这个日企的老板，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是中国职员的想法。

　　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生动。我的中国学生通过这一点，通过回到中国看到日本企业的经营、人文关怀，他们对日本有了新的看法。这就能说明，我在做日本文化教育的时候，让学生从实际角度去了解，我觉得可能会比书本上更生动。

　　《钝角网》：留学生通过这些接触，对日本人的印象有哪些方面的改变?

　　毛丹青：最大的改变是阅历的改变，不再以国家、而是以个人去衡量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留学生都是“90后”，甚至还有“00后”，这些孩子在国内的时候，除了学日语以外也是接受父辈对日本的印象，包括看神剧的也有;到了日本以后，实际接触又是很有限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的思维反过来了。而且我觉得对现在的中国学生，包括我的日本学生，也很重要，教育他们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格局，你要把握住你的视角，智慧要永远高于知识，知识是流水席，知识会发生变化，智慧不会。对日本学生也要采用同样的方法。冬天的时候我带的全是日本的学生到上海日企参观，他们也很感慨，觉得到中国看日本人的反映，和在日本听日本人对中国的反映完全不一样，这个很明显。采取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是比较好一点的。

　　日本文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倾听大于言说

　　《钝角网》：您现在还能回忆起三十年前刚到日本时候的感受吗?

　　毛丹青：当然，三十年前刚到日本的时候很穷，我是1987年来的，是比较早的一代，那个时候没有家庭的支援，我记得我当时拿了50万日元，是靠自己原来在社会科学院攒下的工资。当时的50万日元根本没有用的，到这里来的话，我上的是三重大学，是国立大学，一半的学费大概就是30万日元。当时我们那一代人想要到海外，想更多地看这个世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没有更多的想法。

　　《新视角》：当时日本文化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毛丹青：也是一个很偶然的契机，我在北大是学日语的，1980年的时候。我在北大待了五年，后来的两年到哲学系旁听，那时候我就喜欢比较思辨的东西。当时哲学系的老师是张岱年，他的一个朋友是李泽厚，是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在哲学系旁听的时候，念索绪尔的《简明语言教程》，张岱年就说你比较适合往这个方向。那个时候我们工作的时候还比较好，还不是像后来是求职的，是属于分配的，所以我一毕业以后就被他一下指点到哲学所里去了。到哲学所的时候，一开始是分配在哲学研究杂志社。

　　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的主编郭老师对我的指导就是要铺开，学哲学，要懂英文，不能光懂日文。后来很偶然的机会，跟李泽厚结识，他说日本的东西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日本的美学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人叫今道友信，你应该去读一读他。后来他定期会找我，老拿一本原著，说你跟我说说书里说的是什么。我很慌地说着，他听得特别高兴。后来从这个渠道就一下进入，我觉得日本特别好玩，跟李泽厚老师在当时的指点很有关系。两年以后，正好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去日本留学，然后我就选择到日本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

　　《钝角网》：您能从哲学角度来谈谈日本文化的特点吗?

　　毛丹青：通过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我发现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日本文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倾听大于言说;这个很重要。鲁迅曾经说过一个词叫做“拿来主义”;那个年代，像郭沫若、鲁迅等很多文化人士都说过。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他们也说出了一个词，这个词特别好，叫做“请来主义”。我在后来的研究当中，在和日本人接触的现实当中，就发现了这个道理：多看别人，多向别人学习，变成自己的东西。而变成自己的东西又不去宣张，因为日本这个民族是一个“忍”强于“爆”，“爆”就是突发性的情感爆发。日本忍的东西比较多。从大的角度出发，为什么出现战争，就是因为他所见的东西格局太小了，不知道山外有山、楼外有楼，所以变成了一种很狭窄的岛国心念。这个也不是我说的，日本有一个非常好的评论家叫加藤周一，他严厉地批评日本的思想。还有一位小说家叫司马辽太郎，他是日本的国民小说家，他对日本的批评特别棒，他说明治维新的格局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明治维新传统没有沿下来，明治维新那代人很聪明，不能办的事他们绝对不办，到了昭和时代，他们不能办的事偏得办，所以打了败仗。

　　对于我来说，整个这套系统我们特别应该学习的是这种向外倾听、向外讨教的姿态，这是常年以来我对日本文化的一个判断。

　　《钝角网》：您做过一本《知日》杂志。现在日本其实对中国的了解不是很够，那么您没有这种想法，就是做一本面向日本的类似杂志?

　　毛丹青：当然，我现在正在动员我的学生在做，很快就会出来。

　　我做文化是带着很多情感的。我有一名来自安徽的中国留学生，我做《知日》的整个过程，他都看在眼里，采风的时候我都带上他，跟《知日》的团队都待在一起。他很有志向，他就跟我说，希望跟老师来做自己的品牌。我们在上海做了一本《在日本》，我们做的《在中国》很快也要出来。就是有一批在中国的日本人为先导，我做出版人，我的学生来做主笔，全是由日本人来写中国。我们现在那个方案全都出来了，大概头一篇文章专门写北京的门墩，特别有意思。我追求的格局就是这样的。

　　【钝角网按】：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钝角网》记者受日本大使馆邀请赴日调研，就中日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采访了多位学者。节录如下，以飨读者。本文受访者毛丹青系神户国际大学教授，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

毛丹青

　　到中国看日本人的反映，和在日本听日本人对中国的反映完全不一样

　　《钝角网》：毛老师刚从中国回到日本，能否谈谈最近的情况。

　　毛丹青：这次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带的全是中国留学生，16个留学生来自于中国的五湖四海，最远的来自宁夏、山西。我带他们去了上海，去上海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日本。为什么呢?我带他们到上海的日本大企业去研修，这么一个过程，用现在媒体上说的话叫做“借力打力”的方式来促进文化理解。我们这次去上海去的是著名企业，比如三井物产、美能达、无印良品等等。学生写了很多报告给我，他们都非常感慨。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解日本未必在日本，而是可以离开日本，能了解得更好。

　　我的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我常年在日本，在日本三十年，尤其最近一段时间，看到日本媒体对中国报道的负面占绝对多数。这些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最受影响的是那些没有实地考察过中国的日本民众，同样也对中国留学生造成了心理阴影，因为他们刚到日本来的时间不多，学习、工作又很忙，看电视、报纸或者打工时听周围的日本人说，都不太能接收到中国的正面信息，所以我们想提供正能量，打开这个局面。这个格局要发生改变。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我结识了很多日本企业的优秀的经营者和老板，我跟他们讲了我的概念，他们非常支持。这些中国学生到上海去，看到的是在上海、在自己的国家里展开企业活动的优秀的日本职员和高管，他们说的话给学生印象很深，这些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和日本媒体报道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这是他们真实的感受。

　　有一个例子，我们参观美能达工厂，这是一个1600人的工厂，大概70%以上都是女工，我们知道做镜头这些东西比较细，而且要防菌的车间，一点灰尘打在镜头上就毁掉了。1600名女工里一定会有孕妇，孕妇在怀孕以后，按理说就不能上班，就走掉了。但是从企业的考虑来说，他们从人文角度出发，讲人文关怀，让孕妇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环境，于是就创造了一个专门的孕妇生产线：就是一个大桌子，孕妇围着坐在那儿;而且三个月的孕妇、六个月的孕妇都分开了。她们做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包装;镜头来了以后，贴各种各样的标签。我的学生看了以后，当时就流泪了，他说这个做得太精彩了。我就问这个日企的老板，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是中国职员的想法。

　　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生动。我的中国学生通过这一点，通过回到中国看到日本企业的经营、人文关怀，他们对日本有了新的看法。这就能说明，我在做日本文化教育的时候，让学生从实际角度去了解，我觉得可能会比书本上更生动。

　　《钝角网》：留学生通过这些接触，对日本人的印象有哪些方面的改变?

　　毛丹青：最大的改变是阅历的改变，不再以国家、而是以个人去衡量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留学生都是“90后”，甚至还有“00后”，这些孩子在国内的时候，除了学日语以外也是接受父辈对日本的印象，包括看神剧的也有;到了日本以后，实际接触又是很有限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的思维反过来了。而且我觉得对现在的中国学生，包括我的日本学生，也很重要，教育他们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格局，你要把握住你的视角，智慧要永远高于知识，知识是流水席，知识会发生变化，智慧不会。对日本学生也要采用同样的方法。冬天的时候我带的全是日本的学生到上海日企参观，他们也很感慨，觉得到中国看日本人的反映，和在日本听日本人对中国的反映完全不一样，这个很明显。采取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是比较好一点的。

　　日本文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倾听大于言说

　　《钝角网》：您现在还能回忆起三十年前刚到日本时候的感受吗?

　　毛丹青：当然，三十年前刚到日本的时候很穷，我是1987年来的，是比较早的一代，那个时候没有家庭的支援，我记得我当时拿了50万日元，是靠自己原来在社会科学院攒下的工资。当时的50万日元根本没有用的，到这里来的话，我上的是三重大学，是国立大学，一半的学费大概就是30万日元。当时我们那一代人想要到海外，想更多地看这个世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没有更多的想法。

　　《新视角》：当时日本文化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毛丹青：也是一个很偶然的契机，我在北大是学日语的，1980年的时候。我在北大待了五年，后来的两年到哲学系旁听，那时候我就喜欢比较思辨的东西。当时哲学系的老师是张岱年，他的一个朋友是李泽厚，是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在哲学系旁听的时候，念索绪尔的《简明语言教程》，张岱年就说你比较适合往这个方向。那个时候我们工作的时候还比较好，还不是像后来是求职的，是属于分配的，所以我一毕业以后就被他一下指点到哲学所里去了。到哲学所的时候，一开始是分配在哲学研究杂志社。

　　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的主编郭老师对我的指导就是要铺开，学哲学，要懂英文，不能光懂日文。后来很偶然的机会，跟李泽厚结识，他说日本的东西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日本的美学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人叫今道友信，你应该去读一读他。后来他定期会找我，老拿一本原著，说你跟我说说书里说的是什么。我很慌地说着，他听得特别高兴。后来从这个渠道就一下进入，我觉得日本特别好玩，跟李泽厚老师在当时的指点很有关系。两年以后，正好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去日本留学，然后我就选择到日本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

　　《钝角网》：您能从哲学角度来谈谈日本文化的特点吗?

　　毛丹青：通过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我发现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日本文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倾听大于言说;这个很重要。鲁迅曾经说过一个词叫做“拿来主义”;那个年代，像郭沫若、鲁迅等很多文化人士都说过。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他们也说出了一个词，这个词特别好，叫做“请来主义”。我在后来的研究当中，在和日本人接触的现实当中，就发现了这个道理：多看别人，多向别人学习，变成自己的东西。而变成自己的东西又不去宣张，因为日本这个民族是一个“忍”强于“爆”，“爆”就是突发性的情感爆发。日本忍的东西比较多。从大的角度出发，为什么出现战争，就是因为他所见的东西格局太小了，不知道山外有山、楼外有楼，所以变成了一种很狭窄的岛国心念。这个也不是我说的，日本有一个非常好的评论家叫加藤周一，他严厉地批评日本的思想。还有一位小说家叫司马辽太郎，他是日本的国民小说家，他对日本的批评特别棒，他说明治维新的格局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明治维新传统没有沿下来，明治维新那代人很聪明，不能办的事他们绝对不办，到了昭和时代，他们不能办的事偏得办，所以打了败仗。

　　对于我来说，整个这套系统我们特别应该学习的是这种向外倾听、向外讨教的姿态，这是常年以来我对日本文化的一个判断。

　　《钝角网》：您做过一本《知日》杂志。现在日本其实对中国的了解不是很够，那么您没有这种想法，就是做一本面向日本的类似杂志?

　　毛丹青：当然，我现在正在动员我的学生在做，很快就会出来。

　　我做文化是带着很多情感的。我有一名来自安徽的中国留学生，我做《知日》的整个过程，他都看在眼里，采风的时候我都带上他，跟《知日》的团队都待在一起。他很有志向，他就跟我说，希望跟老师来做自己的品牌。我们在上海做了一本《在日本》，我们做的《在中国》很快也要出来。就是有一批在中国的日本人为先导，我做出版人，我的学生来做主笔，全是由日本人来写中国。我们现在那个方案全都出来了，大概头一篇文章专门写北京的门墩，特别有意思。我追求的格局就是这样的。

　　日本不同地域人文之间的差别不大，这是一个没有文盲的国家

　　《钝角网》：现在日本文化在中国比较流行，您能对此进行一下梳理吗?

　　毛丹青：是这样，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东西。因为中国的格局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举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一年出版的书籍大概是50万点，这里面新书有25万左右。你知道2016年日本的新书有多少点?8万点，这个差别巨大。这8万点是什么概念?我刚刚参加了上海书展，这个书展仅仅两个星期，它的点数是多少?15万点，新书都投放在这里。日本的文化进入到中国的书籍文化当中，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东西，对吧?我觉得有些关于日本文化的说法是很夸张的，尤其是日本媒体的说法，比如说村上春树在中国非常火，东野圭吾非常火;的确是非常火，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格局里他的火实际上是限定的，他只是在喜欢日语、喜欢日本文化的这个圈子里面火。

　　如果我要作为“交通警”，我可以把它划分成什么呢?一个叫生活篇，这个生活篇包括像《断舍离》，包括像“手账”(现在“手账”很火)，还有比如说日式家居，比如像无印良品，这是生活类。还有一种叫鸡汤类，鸡汤类是非常厉害的，日本的鸡汤类最大的表现是在于老人的力量，我们叫做“夕阳文学”。老人写的很多东西在中国是很畅销的。还有一个是励志类。励志类也很厉害，我自己就翻译过一本励志类的书，叫做《异端者的快乐》。《异端者的快乐》这本书的作者见城彻是幻冬舍的老板，他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人。

　　再就是文学类。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产品就是艺术类，像建筑、摄影、巴黎T台这种东西，基本上可以划分出来。

　　《钝角网》：您去过日本所有的地区?

　　毛丹青：是的。

　　《钝角网》：最喜欢其中哪一个?

　　毛丹青：1997年的时候，正好我作为日语作家，差不多出道小二十年左右。那个时候我就干脆离开公司，因为我过去可能有这方面的素养，我特别喜欢写，我就想干脆用日语来写。用日语写什么呢?如果说读很多经典，读很多日本人写的东西，那就被他洗脑了，写的东西就像他了。因为我有一定的积蓄，我就用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开着一辆车走遍了整个日本。那个时候是有这个目的性而去的，就是所谓叫采风，然后就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那个时候采风的状态和现在的这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状态是非常心平气和的，没有任何忧郁感，确实是想了解日本很多的事情。为什么会喜欢北海道，就是因为碰到很多真人真事，很感人，因为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人的。我在《知日》做了五年主笔，我很看重形式。在《孤岛集》这本书中，我写了12个颜色、12个人、12种心情、12段旅程。这些内容实际不是我后来去采风的成果，而都是我二十年前走过的地方，变成了我的回忆，然后信手拈来，很容易就写出来了。是这么一个状态。

　　我觉得能够成为一个写作的人，或者说成为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就是所有的记忆，所有的经历都不浪费，这一点是最幸福的。

　　《钝角网》：您觉得日本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大吗?

　　毛丹青：人文的差异并不大，当然物质环境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人口的减少，乡村的衰败，年轻人都跑到东京去了嘛，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人文之间的差别，我觉得不大。日本有几点很好，一个是这是一个没有文盲的国家。还有一个，就是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因为日本没有孝的文化，它讲究忠，不讲究孝。你看我周围的很多日本人，很少有跟他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父母大了以后都和孩子分开的，他们没有那种四世同堂、天伦之乐。其实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讲，这是合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所以你才会发现日本的老人都在工作，开出租车的有很多老人，打扫房间的也有很多老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想日本的人文差别并不是很大。

中国国庆7天假期期间，日本观光业者和百货商家迎接赴日旅游的中国游客

　　在文化层面，中国和日本的渗透是非常深入的

　　《钝角网》：许多日方人士都提到中日之间的误解还是很严重的。从文化角度上来讲，我们能通过怎样的途径去消除这种误解?

　　毛丹青：误会非常多，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去做一种实践。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无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真是这样的，人见得多，国家就会好。人与人相识，人与人相知，人与人相思，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美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误解?是因为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一年中国到日本来的人有600万，而日本到中国的人还不足250万人。我们要知道二十年前，日本大概有450万人到中国去。二十年来，减少了200万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吗?反过来说，在二十年前不到100万中国人到日本来，近二十年来变成600万人。从中国到日本来的人和从日本到中国来的人，差距会越来越大，误会就产生了。

　　我们不能仅仅把人当作一个观光的标记，每个人都是有思想的，都是有印象的。现在的旅游业也发生了“地壳变化”，比如说所谓的团队旅游分量下降了。为什么?人家不愿意跟团了，每个人都自己走了。这就说明中日的关系通过人员的来往，已经发展到每一个家庭的细胞内部去了。我的学生就是这样，他们要跟老师一起来做一本杂志，是经过他们家族的，他的父亲带着他的母亲，非常认真地跑到我这里来，说我的家族拜托你了，带我的孩子做文化。可见中国和日本的渗透是非常深入的，所以我想日方有很多的担心，说中国和日本的这种误会会越来越大，我觉得更多的原因可能会来自于日本，而不是来自于中国。中国是非常激进地在做，不断地有人前往日本，就会形成印象网。而日本对于中国的印象网，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了。特别是我这么多日本学生，不愿意去中国，甚至连欧美都不愿意去，他觉得没有必要，没有这种愿望。

　　我觉得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日本的一个很大的成就，就是国家形象做得很好，这一点非常厉害。

　　我们这一次到北京市参加一个交流会，我一再表示，日本在国家形象工程上的成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都用力太猛，用力过猛其实反而不行。虽然每个个人，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他们都有意愿去了解对方，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来说，他的文化的含金量、“颜值”都非常重要。比如说在世界上说“豆腐”，你说“doufu”没人能明白的，你要跟欧美人说“tofu”，他们能明白，这是日语发音。你要到世界上说我们有禅宗，没有人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是你跟人说“zen”，所有的人都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就是中国的元素经过日本的转化以后，把它扩散出去了，变成日本文化的一个载体。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元素?我们为什么不能形成?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一方面。

　　《钝角网》：刚才提到说日本年轻人没有向外走、了解中国的意愿。有什么方法能改变这个局面?

　　毛丹青：这个非常需要时间，急功近利不行。其实我做的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工作。

　　《钝角网》：着手点在哪里?

　　毛丹青：着手点就是人与人的相识。现在人都是在虚拟的世界里面，像社交媒体这种，它把虚拟幻觉成现实，就是不愿意接触现实。我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喜欢看动漫，看完动漫他就愿意到真实的日本来。日本的年轻人没有中国的动漫给他作载体，他一天到晚看的都是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没有类似于动漫的载体，就没有前往中国的意愿。

　　《钝角网》：这个跟您刚才提到的打造国家形象是不是能够联系起来?

　　毛丹青：当然，所以我们现在急需要打造关系。随着多元化社会的变化，我们在和现实接触的时候，接点的选择特别多，过去则是单一的。所以我相信现在的时代会是“小众”强于“大众”，特别是在文化这个领域里。中国现在特别需要这方面的努力，不是对日本，对全世界都是这样。我们的外交最差一张牌，这张牌叫文化牌。说得更精准一点，缺的是软实力。我们太多的硬实力是不够的，未来的世界一定是软实力走在前面的，所以在这种角度上，我们应该做大量的分析。

　　《钝角网》：现在国内有一种说法，称日本是低欲望社会，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毛丹青：日本有“三无主义”，叫无气力、无关心、无感动。日本社会平均水平比较一致，低欲望的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管理的国家，日本没有那种大规模的游行，即使是有游行也是非常和平的，没有大的冲突;也没有罢工。低欲就是这样的。低欲生活其实跟低碳生活有点像，是不是?低碳生活带来的是什么呢?是经济、不铺张、节省。所以和低碳生活一样，低欲生活也是值得研究的。

　　造成这种心态和社会氛围非常有关系，此外我觉得日本形成此种社会氛围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仪式。日本是非常讲究仪式的。比如去吃饭之前都得说两句仪式性的话，见人就要鞠躬，等等，仪式感特别强。仪式感就带来人和人的距离，仪式是什么?仪式就是人和人的相间之距，保持一个稳定的元素，这就是仪式。日本的祭日特别多，祭日是什么?就是每一年一个固定的时间段，人和人之间相互接洽起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时候，仪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