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钝角网 2017-06-29 10:03:04
作者:钱跃君
为了大海上的一艘船——德国社会掀起救援华侨浪潮
尽管西德社会总体希望收留越南华侨,但西德政界的朝野双方都一概拒绝。尤其经过六八学运的左翼学生缺乏热情,几年前他们还举着胡志明头像上街游行抗议美国。
但电视屏幕上越南华侨的遭遇是如此触目惊心——西德于1967年8月25日开始彩色电视,所以电视情景更加触目惊心——触动了每一位德国民众的心,也触动了每一位政治家的心。终于,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下萨克森州州长Ernst Albrecht(1930-2014)吐出了他的心声:实在看不下去了,不能大家都在观望这样一场人间惨剧。他要从海虹号难民船上收留1000名越南华侨来西德,来下萨克,所有费用由下萨克森州自己承担。
图四:下萨克森州州长Ernst Albrecht
他的决定轰动西德,也一下改变了德国政界完全拒绝华侨难民的政治态度。1978年12月圣诞前夕,第一批163名难民坐飞机抵达下萨克森,州内政部部长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欢迎人群和记者挤得机场水泄不通,靠组织者拉成人墙让华侨难民通过。医疗队全部在机场等候,难民们一下飞机就安排进行彻底的身体检查,经过这样的磨难全都体弱、对德国人来说都是重病人。
法国André Glucksmann(1937-2015)等三人发起了公民运动“为了越南的一艘船”,要集资购买一艘船赴南海营救华侨难民。Glucksmann是犹太人,纳粹时代全家被关集中营,父亲死难,他伪造出身、改名换姓才蒙混出狱,所以他对难民有切身感情。他是法国六八学运时代的学生领袖、毛(泽东)主义者。当他看到越南华侨这么悲惨的情景后,才恍然大悟,他曾经率领学生支持的北越政权原来如此残暴。他们购买的船就命名为“光明之岛”,要给漂流在南海上的华侨难民一线光明。该船奔赴南海后做了大量营救工作,只是因为法国政府的阻扰,送回法国的数量不多,1979年10月法国政府一次性接受了该船送回的884名华侨难民。
图五:1979年6月20日,Glucksmann(中)与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Jean-Paul Sartre和 Raymond Aron在声援越南华侨难民的新闻发布会上。
1979年2月,Glucksmann说服刚好在巴黎的德国广播电台DLF记者Rupert Neudeck(1939-2016),在德国也发起公民运动。Neudeck马上同意。Neudeck出身于波罗的海岸的丹泽,当时属于德国。1945年1月他五岁时随全家逃难,因为晚到两小时而错过了轮渡,就是那个轮渡结果被苏军击沉,全船人死难。所以Neudeck深切体会难民的悲惨。Neudeck在返回德国的火车上,他就给德国著名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Heinrich Böll(1917-1985)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两天后Böll就给他回信:“我们必须做,我与你同在。”接着,Neudeck夫妻、Böll夫妻等发起了“为了越南的一艘船”德国分社。但德国社会捐款并不踊跃。Böll分析到,不能用“法国分社”。于是重新发起德国自己的“为了越南的一艘船”运动,并与著名小说家Martin Walser(获得34个文学奖)、政治家Norbert Blüm(1982-1998年德国劳工部长)等共同创立同名的协会。Neudeck又制作电视节目,将这一运动推向社会,几乎所有德国媒体全都自愿加入救援行列。这次果然效果显然,短短几天内就获得120万马克捐款。
图六、Rupert Neudeck与难民的孩子们在一起
协会租下一艘6350吨的远洋轮Cap Anamur,租金每天7000马克。本来打算只租3个月去一下南海救人,没想到最后租了8年。船的内部改建成医院,许多医生、护士、技术人员都前来报名,义务参加远赴南海的紧急救援活动。1979年8月13日,这艘船满载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和一支医疗队,满载着德国社会的一片心,进入到南海搜寻华侨难民船。这艘船一直常驻南海搜寻,24小时守候,只要听到短波(波频2182赫兹)有微弱的船只呼救声,就火速前往。因为南海太大,从听到呼救声到Anamur赶到难民船,就需要五、六个小时。该船一直工作到1987年才结束,直接救出了11340位越南华侨。
图七:在南海救助难民船的德国远洋轮Cap Anamur
救援越南华侨最后延伸成一场德国社会的全民运动,前往救援的不仅是远洋轮Cap Anamur。例如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派了自己的记者Josef Joffe前往南海的比东岛采访,回来报道后,出版社的同事们都为那里华侨的惨状惊呆了。杂志发行人兼总编、德国战后最著名作家之一Marion Dönhoff(1909-2002)召集报社开会,说我们仅仅报道和呼吁是不够的,也不能再指望政府行动,我们要自己行动起来!她亲自连夜写出杂志社论,呼吁读者们能予捐款,抢救越南华侨。《时代周刊》的呼吁立即得到了社会响应,几天内就获得200多万马克捐款,捐款中的感人事情就太多了:企业家Kurt Körber(1909-1992)一人捐款50万马克(后来他将价值5,6亿欧元的整个企业捐献给公益基金会),两位小女孩拿出积蓄的5马克到报社捐款,一位在狱女犯人邮寄来30马克……国不在强弱,人不在贫富,如果有救人之心,总是能做点事的。
图八:《时代周刊》社长兼总编Marion Dönhoff
总编Dönhoff亲自与汉堡市长谈判:汉堡接受来自比东岛的250名越南华侨,所有费用由《时代周刊》承担。汉堡市同意。杂志社委派记者Hilmar Pabel(也是越战时的战地记者)前往南海的比东岛,根据难民情况(儿童、妇女和病人优先)挑选250名。前去的记者和两位红十字人员在德国营救船Cap Anamur的协助下,每天花三个小时航行进入比东岛,马来西亚政府只容许他们在岛上逗留两小时,然后再三小时回程。几天挑来挑去,总舍不得把其他人放弃,挑完后又发现还有孩子在岛上,最后接走了274名。路上一位妇女生出了孩子,所以他们带回德国共275名难民,汉堡政府还是接受了。
德国市民又成立了一个个慈善协会,专门照料来德的华侨难民,为几百位失去父母的华侨孩子寻找德国家庭,许多家庭免费提供给华侨难民住宿。
德国政府行动以及与德国民间组织的矛盾
所有上述的救援活动都是德国民间自发的,与德国政府基本无关,甚至都没有任何沟通。
在联合国的呼吁下,1979年德国政府答应德国收留1万名越南华侨难民。但这不够呀,德国社会纷纷行动,民众上街游行请愿,新闻界呼声一边倒,同时游说德国政界,要求德国政府多收留华侨难民。德国政府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答应收留1,3万难民,后来又提高到2万。
其实在越战后期,就已经出现了战争带来的人为灾难,1965年西德政府派出一艘医疗船Helgoland前往南海,常驻南海,专门救助越南战争带来的难民,参与救援者有许多德国的慈善组织、教会组织等。北越占领南越后,德国的医疗船才返航。没想到,战争结束后才引来了更大的难民灾难。
德国政府出资委托德国的“马耳他医疗救援会”和“圣约翰事故救援会”前往南中国海,将华侨难民集中运送到一个中心,以便供给、医疗和护理。同时调配东南亚各国的德国使领馆,腾出地方临时安置难民,办理赴德手续。例如设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德国使馆,每月都要办理几百位越南华侨难民办理赴德手续,安排他们坐飞机前往德国,所有费用当然都是德国承担。
而且,德国政府对华侨难民还特别优待。
一、临时安排其他外国难民,45平方的一间房要入住15个人。而对越南华侨,只安排4个人。当然,这之后德国政府对其他国家难民也只能安排4人了,否则太不平等。
二、几乎在同时,有400多名来自阿根廷的难民申请政治庇护。难民局对他们严格按照1953年日内瓦公约对政治难民的要求,一一严格审核,结果几乎全部拒绝,遣返。而这次接受的4万民越南华侨,严格说来都不符合日内瓦公约条件,却另辟理由,说可以出于人道主义而批准,这也是德国第一次出于人道原因接纳难民。4万人一一审核要耗费很大的时间精力,德国议会索性通过一个新法,对越南华侨免去审核,立即发放永久居留。
许多民众对德国政府的“偏心”不满意,政府也很难解释。下萨克森州内政部副部长Gernord Haaßengier在记者的追问下急中生智:“这两种难民不一样:阿根廷难民是他们自己来的,而越南华侨是我们开船、开飞机把他们请来的。”
应当说,德国政府不太愿意民间组织自己派船前往南海解救越南华侨,因为民间组织会把太多难民接来德国。而接来之后,德国政府能拒绝他们入境?那又要引来一阵阵民众的抗议浪潮。
德国外交部邀请“为了越南的一艘船”协会主席Neudeck前来谈判,认为该组织没有兑现当初他们对外交部的许诺,接来了太多本不应当接来的难民。要求该组织以后只能把挂着德国国旗的船(即Cap Anamur)直接营救到的难民接来德国,而不能把其它国家船只营救到的难民也接来德国。外交部引用1910年国际海洋法:“任何海上船只如果遇到船难呼救,必须营救。”所以,营救和安置难民是这些国家的义务,不是德国的义务。Neudeck却认为,这些条款都是虚构的,何况在救人生命的问题上,可以超出任何法律。例如1979年9月29日,丹麦的一艘货轮Luna Maerst遇到难民船呼救后,就询问德国救援船Cap Anamur是否愿意接受?德国救援船表示愿意后,该船才救上174多位难民,次日又救上50名,然后全部转交给德国救难船Cap Anamur。
1982年德国政府宣布救援活动结束。这下又引来社会抗议,许多德国知名人士如德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Alfred Biolek、著名作家和社会民主党议员Freimut Duve都参与请愿。结果,德国政府只能再延长援救行动……就这样,德国接受的越南华侨难民越来越多,大大超出原来许诺的2万限额,达到了4万多。过后社会上又呼吁,作为德国宪法对家庭的特殊保护,必须容许任何难民的家属无条件来德。德国政府无奈,过后几年又无条件接受了许多难民在越南或在流亡图中的夫妻、父母和小孩。
血泪交织的感恩
德国社会为这次救援华侨难民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但救援者不仅没有半点自豪感,相反感到内疚和痛心。坚持到最后一天的船上医生Martin Dietz说:我们救援中遗漏了许多难民,南海的海面上其实还有许多难民,而我们却这样离去了。
获救来德的越南华侨妻离子散,失去了亲人。笔者的一位越南华侨挚友林克伯,南越时代在西贡开设工厂,被北越占领后倾家荡产。他们全家出逃,他来德国多年后才联系上他的妹妹,被美国救援船救去了美国,而他的姐姐再也没有联系上。十年前他去美国探望久别的妹妹,或许见面后触动了悲伤的往事,回德不久就去世了。
但他们毕竟是这场海上大流亡中的幸存者,幸运者。汉堡的唐敦丹当年12岁,家里的财产只够支付他一人的偷渡费,所以父母在家,他一人逃亡。他坐上小船从河里划到海上,爬上一艘载有300名难民的大船。经过7天的海上航行,风浪很大,差点翻船,还遇上了海盗,全船被抢劫一空。而另一艘临近的大船被风浪颠翻了,他亲眼看着那几百人在水中挣扎,最后全部淹死。“这样的经历,我永生永世不会忘记。”他们的船开到印度尼西亚,在德国救援船Cap Anamur的帮助下,他坐飞机来到柏林。一下飞机,许多德国人在热情地欢迎他们。一位肥胖的德国女医生看到他,激动地紧紧跑去拥抱他,好像怕再失去了他那样。抱得如此之紧,这位瘦小的12岁小孩几乎气都喘不过来。35年后他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最难忘的一次拥抱。他被一个热心的德国家庭领养。该家庭知道他的父母还在越南,便帮他办理申请手续,最后把他父母也接来了德国。他在德国完成中学,在大学攻读管理和法律,现在是柏林警察局的一位官员——专制社会把人压制成鬼,民主社会把鬼培养成人。如果他当年死在南海,就连一条鱼都不如。
图九:第一批飞机抵达汉诺威机场的越南华侨难民
越南华侨大都是佛教徒。他们一来德国,就大家凑钱租一个公共房间,房间里放一尊菩萨和一个捐款箱。人们拜完菩萨后,总会捐一点钱放在箱里。积蓄一点钱后,他们首先就创办中文学校,让孩子们学习中文,要他们从小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行笔至此,笔者感觉有几分内疚。一直说我们与海外侨胞血浓于水。但当越南华侨遭遇如此残酷迫害、几十万人走上南海的死亡航线、且没有一个国家接受他们时(1978),我在做什么?我在大学里攻读数理化,为自己的前途奋斗,那些越南华侨的遭遇似乎与我毫无相关。甚至在国际上已经把越南华侨大流亡的事件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在为越南华侨四处奔走的时候,我却连丝毫越南华侨大流亡的信息都没有。还是远离南海万里之遥、与华侨毫无半点关系的德国人民,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赶到我们身边来救援正走向死难的我们的同胞。
2009年9月12日,越南华侨在汉堡港口的栈桥上建立了一座铜质的纪念碑,以德语、英语和越南语,感谢德意志人民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还记叙了救援船Cap Anamur历次就出的难民数量。该碑发起人、逃难来德时才9岁的女医生Mai Thuy Phan-Nguyen表示:“德国送给了我们自由、民主和尊严,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图十:汉堡港口的栈桥上铜质纪念碑
2011年4月12日,在波恩与科隆之间的Troisdorf镇也立了一块纪念碑:“怀念所有因为共产政权而逃离自己故乡、在走向自由的路上而罹难的越南难民。感谢德国人民、德国政府和世界上所有救援和收留越南难民的义务工作者,尤其是Ernst Albrecht博士,Rupert Neudeck博士。”
图十一:Troisdorf镇上的越南难民纪念和感恩碑
一场持续几年、全民性的救援华侨运动,几十年后获得这样几块纪念碑的回报。其实,德国人自己都把这件事给忘了,至少很少再提起。他们只想到要去救人,谁也没有想过要获得被救者的什么回报。不想救人可以编出几十种理由,想去救人却只有一个理由:在别人危难的时候伸出手来,救人一命。
当年接受第一批越南华侨、从而改变德国政策的萨克森州州长Ernst Albrecht博士,2003年开始患有脑退化症。他没想过找几位被他救了一命的越南华侨来服伺,而是由自己的爱女(医学博士和经济学硕士)在家服伺,直到2014年12月13日去世(84岁)。这位女儿,就是德国的现任国防部长Ursula von der Leyen。
在民间掀起救援越南华侨风潮、一直义务担任救援负责人的Rupert Neudeck博士,本是新闻记者,因为援救越南华侨,结果为亚洲、非洲的人道事业奋斗一辈子。2016年5月31日去世时(77岁),在科隆市中心的圣徒大教堂举行葬礼,科隆红衣大主教亲自作悼词。去参加悼念会的有几千人,包括前议会主席、内政部长等,更有来自全德各地的越南华侨一千多人,教堂内都挤不下,一半多人在教堂外。记者问到一位42岁的越南华侨时,她含着眼泪只说了一句话:“对于我们,Neudeck就是我们的父亲。”
在德国文化里,对恩人的回报不一定去报答恩人本人,而是你也像你的恩人帮助你那样,去帮助别人,救援别人。许多越南华侨到难民营做义工,今日的中东难民不就是当年的华侨难民?脸书Facebook创建人马克·扎克伯格身价450亿美元,他妻子要他再忙也要去学校义务给青少年上课,而且他们将99%的财产捐献给社会——他妻子的父母,就是当年逃难的越南华侨,被接去了美国。
被Cap Anamur救起的越南小船,现在收藏在德国杜塞朵夫
作者附言:移民·难民·人道灾难
同样去国外定居,其性质可以不完全一样。大致区分成三种类型:
一、移民(immigration /Einwanderung):如果某地经济太差或官员太恶,或遇上一些自然灾害如干旱歉收,那些地区的人想想还是离开那里到其它地区谋生为好,这就属于“移民”。如果这样的移民得到那些地区的接受,就是合法移民,否则就是非法移民。
二、难民(Refugee /Flüchtlinge):如果某地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难如特大洪水,地震,那些人在那里将被淹死、饿死、压死(自然灾难);或发生了战争,发生各种形式的迫害(人为灾难)。这些人在当地因此几乎没有活路,被迫流亡它乡,就属于“难民”。对于后者,即出于种族或民族、因为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根据1953年的日内瓦公约,所有公约的签约国都有义务给予这些受迫害者(政治)庇护。
三、人道灾难(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humanit?re Katastrophe):如果某政权将一批人赶到海上或赶到没有生活可能的沙漠,这些人去了之后将淹死饿死,事实也已经死了许多;或一批人将被集体屠杀,如果没有外界救援他们必死无疑,那就属于人道灾难。其它地区的人出于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和人道,前往救援,即保护他们的生命,这就属于人道救援。
再举一个通俗例子:如果你家门口有个讨饭的(难民),你可以给点或不给,这属于慈善。但如果你家门口这个人饿得无力行走,再过一小时就要死去(人道灾难)。出于最基本的人性,你应当给这个人一碗稀饭。否则周边人都会说你太没有人性。或者刚好你看到一个人发生事故严重受伤,如果不马上送医院急救就会死去,你就义无旁贷地要把人送去医院或打急救电话。
从这意义来说,早期越南当局对华侨的财产剥夺和职业限制,华侨经过利弊权衡而回流到中国,只能算“移民”;后来越南政府对华侨加重迫害,使那里的华侨几乎无法在那里生存,要离开越南到其它地区谋生,就属于“难民”——这些都不会引起世界震惊,更不会引起联合国呼吁各国前去救难。震惊世界的是1978年后发生的“人道灾难”,即华侨漂流海上,死难25万。如果再不去救援,都将走向死难,这才引起世界震惊。在越南华侨生死攸关的时刻,许多欧洲国家的人民热血沸腾前往救难,而许多南海周边的亚洲国家却冷酷地无动于衷,所以遭受非议。
德国战后收留了几百万来自东欧和东德的人,就介于移民和难民之间,不是人道灾难,所以联合国不闻不问。而德国接受4万名越南华侨,意味着挽救了4万条人的生命,这与中国早期接受了多少越南华侨不能相提并论。尤其严重的是,越南华侨被驱逐出越南,是根据一个人的种族或民族归属来驱逐,这几乎是种族灭绝,最严重的人权践踏,比政治迫害还要严重。纳粹激起全世界共愤的,不是德国攻打波兰或占领法国,而是屠杀犹太人,即根据种族来迫害。德国战后迄今一直忏悔、赎罪的,也仅仅是屠杀犹太人。
其实按照德国刑法,如果救人的本身不会引起自己的生命危险,尽管如此见死不救,就属于犯罪,要判刑坐监狱。所以在德国境内,救人一命已经不是你的慈善行为,而是你必须履行的社会义务,否则就构成犯罪。只是德国刑法不适用于德国境外,所以这次救援行动还是归入“慈善行为”。
来源:钝角网 2017-06-29 10:03:04
作者:钱跃君
为了大海上的一艘船——德国社会掀起救援华侨浪潮
尽管西德社会总体希望收留越南华侨,但西德政界的朝野双方都一概拒绝。尤其经过六八学运的左翼学生缺乏热情,几年前他们还举着胡志明头像上街游行抗议美国。
但电视屏幕上越南华侨的遭遇是如此触目惊心——西德于1967年8月25日开始彩色电视,所以电视情景更加触目惊心——触动了每一位德国民众的心,也触动了每一位政治家的心。终于,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下萨克森州州长Ernst Albrecht(1930-2014)吐出了他的心声:实在看不下去了,不能大家都在观望这样一场人间惨剧。他要从海虹号难民船上收留1000名越南华侨来西德,来下萨克,所有费用由下萨克森州自己承担。
图四:下萨克森州州长Ernst Albrecht
他的决定轰动西德,也一下改变了德国政界完全拒绝华侨难民的政治态度。1978年12月圣诞前夕,第一批163名难民坐飞机抵达下萨克森,州内政部部长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欢迎人群和记者挤得机场水泄不通,靠组织者拉成人墙让华侨难民通过。医疗队全部在机场等候,难民们一下飞机就安排进行彻底的身体检查,经过这样的磨难全都体弱、对德国人来说都是重病人。
法国André Glucksmann(1937-2015)等三人发起了公民运动“为了越南的一艘船”,要集资购买一艘船赴南海营救华侨难民。Glucksmann是犹太人,纳粹时代全家被关集中营,父亲死难,他伪造出身、改名换姓才蒙混出狱,所以他对难民有切身感情。他是法国六八学运时代的学生领袖、毛(泽东)主义者。当他看到越南华侨这么悲惨的情景后,才恍然大悟,他曾经率领学生支持的北越政权原来如此残暴。他们购买的船就命名为“光明之岛”,要给漂流在南海上的华侨难民一线光明。该船奔赴南海后做了大量营救工作,只是因为法国政府的阻扰,送回法国的数量不多,1979年10月法国政府一次性接受了该船送回的884名华侨难民。
图五:1979年6月20日,Glucksmann(中)与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Jean-Paul Sartre和 Raymond Aron在声援越南华侨难民的新闻发布会上。
1979年2月,Glucksmann说服刚好在巴黎的德国广播电台DLF记者Rupert Neudeck(1939-2016),在德国也发起公民运动。Neudeck马上同意。Neudeck出身于波罗的海岸的丹泽,当时属于德国。1945年1月他五岁时随全家逃难,因为晚到两小时而错过了轮渡,就是那个轮渡结果被苏军击沉,全船人死难。所以Neudeck深切体会难民的悲惨。Neudeck在返回德国的火车上,他就给德国著名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Heinrich Böll(1917-1985)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两天后Böll就给他回信:“我们必须做,我与你同在。”接着,Neudeck夫妻、Böll夫妻等发起了“为了越南的一艘船”德国分社。但德国社会捐款并不踊跃。Böll分析到,不能用“法国分社”。于是重新发起德国自己的“为了越南的一艘船”运动,并与著名小说家Martin Walser(获得34个文学奖)、政治家Norbert Blüm(1982-1998年德国劳工部长)等共同创立同名的协会。Neudeck又制作电视节目,将这一运动推向社会,几乎所有德国媒体全都自愿加入救援行列。这次果然效果显然,短短几天内就获得120万马克捐款。
图六、Rupert Neudeck与难民的孩子们在一起
协会租下一艘6350吨的远洋轮Cap Anamur,租金每天7000马克。本来打算只租3个月去一下南海救人,没想到最后租了8年。船的内部改建成医院,许多医生、护士、技术人员都前来报名,义务参加远赴南海的紧急救援活动。1979年8月13日,这艘船满载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和一支医疗队,满载着德国社会的一片心,进入到南海搜寻华侨难民船。这艘船一直常驻南海搜寻,24小时守候,只要听到短波(波频2182赫兹)有微弱的船只呼救声,就火速前往。因为南海太大,从听到呼救声到Anamur赶到难民船,就需要五、六个小时。该船一直工作到1987年才结束,直接救出了11340位越南华侨。
图七:在南海救助难民船的德国远洋轮Cap Anamur
救援越南华侨最后延伸成一场德国社会的全民运动,前往救援的不仅是远洋轮Cap Anamur。例如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派了自己的记者Josef Joffe前往南海的比东岛采访,回来报道后,出版社的同事们都为那里华侨的惨状惊呆了。杂志发行人兼总编、德国战后最著名作家之一Marion Dönhoff(1909-2002)召集报社开会,说我们仅仅报道和呼吁是不够的,也不能再指望政府行动,我们要自己行动起来!她亲自连夜写出杂志社论,呼吁读者们能予捐款,抢救越南华侨。《时代周刊》的呼吁立即得到了社会响应,几天内就获得200多万马克捐款,捐款中的感人事情就太多了:企业家Kurt Körber(1909-1992)一人捐款50万马克(后来他将价值5,6亿欧元的整个企业捐献给公益基金会),两位小女孩拿出积蓄的5马克到报社捐款,一位在狱女犯人邮寄来30马克……国不在强弱,人不在贫富,如果有救人之心,总是能做点事的。
图八:《时代周刊》社长兼总编Marion Dönhoff
总编Dönhoff亲自与汉堡市长谈判:汉堡接受来自比东岛的250名越南华侨,所有费用由《时代周刊》承担。汉堡市同意。杂志社委派记者Hilmar Pabel(也是越战时的战地记者)前往南海的比东岛,根据难民情况(儿童、妇女和病人优先)挑选250名。前去的记者和两位红十字人员在德国营救船Cap Anamur的协助下,每天花三个小时航行进入比东岛,马来西亚政府只容许他们在岛上逗留两小时,然后再三小时回程。几天挑来挑去,总舍不得把其他人放弃,挑完后又发现还有孩子在岛上,最后接走了274名。路上一位妇女生出了孩子,所以他们带回德国共275名难民,汉堡政府还是接受了。
德国市民又成立了一个个慈善协会,专门照料来德的华侨难民,为几百位失去父母的华侨孩子寻找德国家庭,许多家庭免费提供给华侨难民住宿。
德国政府行动以及与德国民间组织的矛盾
所有上述的救援活动都是德国民间自发的,与德国政府基本无关,甚至都没有任何沟通。
在联合国的呼吁下,1979年德国政府答应德国收留1万名越南华侨难民。但这不够呀,德国社会纷纷行动,民众上街游行请愿,新闻界呼声一边倒,同时游说德国政界,要求德国政府多收留华侨难民。德国政府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答应收留1,3万难民,后来又提高到2万。
其实在越战后期,就已经出现了战争带来的人为灾难,1965年西德政府派出一艘医疗船Helgoland前往南海,常驻南海,专门救助越南战争带来的难民,参与救援者有许多德国的慈善组织、教会组织等。北越占领南越后,德国的医疗船才返航。没想到,战争结束后才引来了更大的难民灾难。
德国政府出资委托德国的“马耳他医疗救援会”和“圣约翰事故救援会”前往南中国海,将华侨难民集中运送到一个中心,以便供给、医疗和护理。同时调配东南亚各国的德国使领馆,腾出地方临时安置难民,办理赴德手续。例如设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德国使馆,每月都要办理几百位越南华侨难民办理赴德手续,安排他们坐飞机前往德国,所有费用当然都是德国承担。
而且,德国政府对华侨难民还特别优待。
一、临时安排其他外国难民,45平方的一间房要入住15个人。而对越南华侨,只安排4个人。当然,这之后德国政府对其他国家难民也只能安排4人了,否则太不平等。
二、几乎在同时,有400多名来自阿根廷的难民申请政治庇护。难民局对他们严格按照1953年日内瓦公约对政治难民的要求,一一严格审核,结果几乎全部拒绝,遣返。而这次接受的4万民越南华侨,严格说来都不符合日内瓦公约条件,却另辟理由,说可以出于人道主义而批准,这也是德国第一次出于人道原因接纳难民。4万人一一审核要耗费很大的时间精力,德国议会索性通过一个新法,对越南华侨免去审核,立即发放永久居留。
许多民众对德国政府的“偏心”不满意,政府也很难解释。下萨克森州内政部副部长Gernord Haaßengier在记者的追问下急中生智:“这两种难民不一样:阿根廷难民是他们自己来的,而越南华侨是我们开船、开飞机把他们请来的。”
应当说,德国政府不太愿意民间组织自己派船前往南海解救越南华侨,因为民间组织会把太多难民接来德国。而接来之后,德国政府能拒绝他们入境?那又要引来一阵阵民众的抗议浪潮。
德国外交部邀请“为了越南的一艘船”协会主席Neudeck前来谈判,认为该组织没有兑现当初他们对外交部的许诺,接来了太多本不应当接来的难民。要求该组织以后只能把挂着德国国旗的船(即Cap Anamur)直接营救到的难民接来德国,而不能把其它国家船只营救到的难民也接来德国。外交部引用1910年国际海洋法:“任何海上船只如果遇到船难呼救,必须营救。”所以,营救和安置难民是这些国家的义务,不是德国的义务。Neudeck却认为,这些条款都是虚构的,何况在救人生命的问题上,可以超出任何法律。例如1979年9月29日,丹麦的一艘货轮Luna Maerst遇到难民船呼救后,就询问德国救援船Cap Anamur是否愿意接受?德国救援船表示愿意后,该船才救上174多位难民,次日又救上50名,然后全部转交给德国救难船Cap Anamur。
1982年德国政府宣布救援活动结束。这下又引来社会抗议,许多德国知名人士如德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Alfred Biolek、著名作家和社会民主党议员Freimut Duve都参与请愿。结果,德国政府只能再延长援救行动……就这样,德国接受的越南华侨难民越来越多,大大超出原来许诺的2万限额,达到了4万多。过后社会上又呼吁,作为德国宪法对家庭的特殊保护,必须容许任何难民的家属无条件来德。德国政府无奈,过后几年又无条件接受了许多难民在越南或在流亡图中的夫妻、父母和小孩。
血泪交织的感恩
德国社会为这次救援华侨难民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但救援者不仅没有半点自豪感,相反感到内疚和痛心。坚持到最后一天的船上医生Martin Dietz说:我们救援中遗漏了许多难民,南海的海面上其实还有许多难民,而我们却这样离去了。
获救来德的越南华侨妻离子散,失去了亲人。笔者的一位越南华侨挚友林克伯,南越时代在西贡开设工厂,被北越占领后倾家荡产。他们全家出逃,他来德国多年后才联系上他的妹妹,被美国救援船救去了美国,而他的姐姐再也没有联系上。十年前他去美国探望久别的妹妹,或许见面后触动了悲伤的往事,回德不久就去世了。
但他们毕竟是这场海上大流亡中的幸存者,幸运者。汉堡的唐敦丹当年12岁,家里的财产只够支付他一人的偷渡费,所以父母在家,他一人逃亡。他坐上小船从河里划到海上,爬上一艘载有300名难民的大船。经过7天的海上航行,风浪很大,差点翻船,还遇上了海盗,全船被抢劫一空。而另一艘临近的大船被风浪颠翻了,他亲眼看着那几百人在水中挣扎,最后全部淹死。“这样的经历,我永生永世不会忘记。”他们的船开到印度尼西亚,在德国救援船Cap Anamur的帮助下,他坐飞机来到柏林。一下飞机,许多德国人在热情地欢迎他们。一位肥胖的德国女医生看到他,激动地紧紧跑去拥抱他,好像怕再失去了他那样。抱得如此之紧,这位瘦小的12岁小孩几乎气都喘不过来。35年后他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最难忘的一次拥抱。他被一个热心的德国家庭领养。该家庭知道他的父母还在越南,便帮他办理申请手续,最后把他父母也接来了德国。他在德国完成中学,在大学攻读管理和法律,现在是柏林警察局的一位官员——专制社会把人压制成鬼,民主社会把鬼培养成人。如果他当年死在南海,就连一条鱼都不如。
图九:第一批飞机抵达汉诺威机场的越南华侨难民
越南华侨大都是佛教徒。他们一来德国,就大家凑钱租一个公共房间,房间里放一尊菩萨和一个捐款箱。人们拜完菩萨后,总会捐一点钱放在箱里。积蓄一点钱后,他们首先就创办中文学校,让孩子们学习中文,要他们从小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行笔至此,笔者感觉有几分内疚。一直说我们与海外侨胞血浓于水。但当越南华侨遭遇如此残酷迫害、几十万人走上南海的死亡航线、且没有一个国家接受他们时(1978),我在做什么?我在大学里攻读数理化,为自己的前途奋斗,那些越南华侨的遭遇似乎与我毫无相关。甚至在国际上已经把越南华侨大流亡的事件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在为越南华侨四处奔走的时候,我却连丝毫越南华侨大流亡的信息都没有。还是远离南海万里之遥、与华侨毫无半点关系的德国人民,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赶到我们身边来救援正走向死难的我们的同胞。
2009年9月12日,越南华侨在汉堡港口的栈桥上建立了一座铜质的纪念碑,以德语、英语和越南语,感谢德意志人民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还记叙了救援船Cap Anamur历次就出的难民数量。该碑发起人、逃难来德时才9岁的女医生Mai Thuy Phan-Nguyen表示:“德国送给了我们自由、民主和尊严,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图十:汉堡港口的栈桥上铜质纪念碑
2011年4月12日,在波恩与科隆之间的Troisdorf镇也立了一块纪念碑:“怀念所有因为共产政权而逃离自己故乡、在走向自由的路上而罹难的越南难民。感谢德国人民、德国政府和世界上所有救援和收留越南难民的义务工作者,尤其是Ernst Albrecht博士,Rupert Neudeck博士。”
图十一:Troisdorf镇上的越南难民纪念和感恩碑
一场持续几年、全民性的救援华侨运动,几十年后获得这样几块纪念碑的回报。其实,德国人自己都把这件事给忘了,至少很少再提起。他们只想到要去救人,谁也没有想过要获得被救者的什么回报。不想救人可以编出几十种理由,想去救人却只有一个理由:在别人危难的时候伸出手来,救人一命。
当年接受第一批越南华侨、从而改变德国政策的萨克森州州长Ernst Albrecht博士,2003年开始患有脑退化症。他没想过找几位被他救了一命的越南华侨来服伺,而是由自己的爱女(医学博士和经济学硕士)在家服伺,直到2014年12月13日去世(84岁)。这位女儿,就是德国的现任国防部长Ursula von der Leyen。
在民间掀起救援越南华侨风潮、一直义务担任救援负责人的Rupert Neudeck博士,本是新闻记者,因为援救越南华侨,结果为亚洲、非洲的人道事业奋斗一辈子。2016年5月31日去世时(77岁),在科隆市中心的圣徒大教堂举行葬礼,科隆红衣大主教亲自作悼词。去参加悼念会的有几千人,包括前议会主席、内政部长等,更有来自全德各地的越南华侨一千多人,教堂内都挤不下,一半多人在教堂外。记者问到一位42岁的越南华侨时,她含着眼泪只说了一句话:“对于我们,Neudeck就是我们的父亲。”
在德国文化里,对恩人的回报不一定去报答恩人本人,而是你也像你的恩人帮助你那样,去帮助别人,救援别人。许多越南华侨到难民营做义工,今日的中东难民不就是当年的华侨难民?脸书Facebook创建人马克·扎克伯格身价450亿美元,他妻子要他再忙也要去学校义务给青少年上课,而且他们将99%的财产捐献给社会——他妻子的父母,就是当年逃难的越南华侨,被接去了美国。
被Cap Anamur救起的越南小船,现在收藏在德国杜塞朵夫
作者附言:移民·难民·人道灾难
同样去国外定居,其性质可以不完全一样。大致区分成三种类型:
一、移民(immigration /Einwanderung):如果某地经济太差或官员太恶,或遇上一些自然灾害如干旱歉收,那些地区的人想想还是离开那里到其它地区谋生为好,这就属于“移民”。如果这样的移民得到那些地区的接受,就是合法移民,否则就是非法移民。
二、难民(Refugee /Flüchtlinge):如果某地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难如特大洪水,地震,那些人在那里将被淹死、饿死、压死(自然灾难);或发生了战争,发生各种形式的迫害(人为灾难)。这些人在当地因此几乎没有活路,被迫流亡它乡,就属于“难民”。对于后者,即出于种族或民族、因为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根据1953年的日内瓦公约,所有公约的签约国都有义务给予这些受迫害者(政治)庇护。
三、人道灾难(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humanit?re Katastrophe):如果某政权将一批人赶到海上或赶到没有生活可能的沙漠,这些人去了之后将淹死饿死,事实也已经死了许多;或一批人将被集体屠杀,如果没有外界救援他们必死无疑,那就属于人道灾难。其它地区的人出于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和人道,前往救援,即保护他们的生命,这就属于人道救援。
再举一个通俗例子:如果你家门口有个讨饭的(难民),你可以给点或不给,这属于慈善。但如果你家门口这个人饿得无力行走,再过一小时就要死去(人道灾难)。出于最基本的人性,你应当给这个人一碗稀饭。否则周边人都会说你太没有人性。或者刚好你看到一个人发生事故严重受伤,如果不马上送医院急救就会死去,你就义无旁贷地要把人送去医院或打急救电话。
从这意义来说,早期越南当局对华侨的财产剥夺和职业限制,华侨经过利弊权衡而回流到中国,只能算“移民”;后来越南政府对华侨加重迫害,使那里的华侨几乎无法在那里生存,要离开越南到其它地区谋生,就属于“难民”——这些都不会引起世界震惊,更不会引起联合国呼吁各国前去救难。震惊世界的是1978年后发生的“人道灾难”,即华侨漂流海上,死难25万。如果再不去救援,都将走向死难,这才引起世界震惊。在越南华侨生死攸关的时刻,许多欧洲国家的人民热血沸腾前往救难,而许多南海周边的亚洲国家却冷酷地无动于衷,所以遭受非议。
德国战后收留了几百万来自东欧和东德的人,就介于移民和难民之间,不是人道灾难,所以联合国不闻不问。而德国接受4万名越南华侨,意味着挽救了4万条人的生命,这与中国早期接受了多少越南华侨不能相提并论。尤其严重的是,越南华侨被驱逐出越南,是根据一个人的种族或民族归属来驱逐,这几乎是种族灭绝,最严重的人权践踏,比政治迫害还要严重。纳粹激起全世界共愤的,不是德国攻打波兰或占领法国,而是屠杀犹太人,即根据种族来迫害。德国战后迄今一直忏悔、赎罪的,也仅仅是屠杀犹太人。
其实按照德国刑法,如果救人的本身不会引起自己的生命危险,尽管如此见死不救,就属于犯罪,要判刑坐监狱。所以在德国境内,救人一命已经不是你的慈善行为,而是你必须履行的社会义务,否则就构成犯罪。只是德国刑法不适用于德国境外,所以这次救援行动还是归入“慈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