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去上班的路上，我都会穿过华盛顿的国家广场，路过一个在宪法大道上的标志。那个标志上刻着美国建筑师丹尼尔·伯翰姆的名言：不要制定小计划。按照伯纳姆的话说，“小计划没有打动人类的魔力”。 所以，我们必须“制定大计划，目标要高…并且要记住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做让我们震撼的事情。”

　　然而每天早晨，这些名言使我想起的并不是伯纳姆所生活的20世纪的美国，而是21世纪的中国。中国现在是一个制定令人震惊的大计划和大资助的地方。中国的一些计划将会改善世界的生活，而另一些则可能侵蚀美国自1945年以来所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至2016年，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开始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在购物广场、多厅影院、薪水方面，以及一种全球力量中心可能从美国转向中国的感觉。自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美国对中国在体制和观念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中国对美国在品味和价值观上的微小影响。在2016年，中国的大计划可能已经开始转移了平衡力量。在2016年的夏天，6月，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新的超级计算机采用了中国芯片，没有任何美国硬件)。这与以前最快的机器有本质区别，虽然同样也是在中国制造;7月，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8月，中国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通信卫星送入太空轨道。

　　中国在2016年的成功，追随了其建造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网的成就。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开放了浦东和深圳等新城市，让它们脱离了对农业稻田的依赖。中国也发展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电信系统。现在，是中国而非美国，在运用工业政策来鼓励新兴技术，进行大量资本投资，开发土地，并可以迅速将新想法在整个国家层面上推出。中国日益推动全球供求，然而，西方则是在决定诺贝尔奖花落谁家。

　　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关于民主的讲道;中国则帮助这些国家建立了机场、港口和高速公路。到底哪一种方法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能够推行大计划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国的创新，包括一些被窃取的创新，也取决于政府是否会支持大项目。但是，如果下一波的发明，是由于中国的天文望远镜和新型卫星所激发，更不用提促成这些发现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先前的那种说依赖外国创新的说法，对美国人而言，将是一个无力的安慰。同时，中国意识到其创造性方面的赤字。2016年，北京加速了硅谷的引购狂潮，引进了在国内无法生产的技术和人才。美国人经常会看到，中国只是在模仿，不是在创新，并且中国大学的政治化使得中国需要依赖于他人的新想法。模仿在中国富裕之前可能是重要的，但是中国现在可以直接在海外购买创新的机制，那么这种无法促进创新的因素，是否还重要?

　　中国的大计划并没有在其边境戛然而止。北京打算通过基础设施，领导欧亚大陆和非洲的一体化。 (2017年1月1日，第一条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货运列车从义乌市启程)。

　　如果中国通过建立基础设施，与世界上除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联合和共同富裕，而且其中大多数国家已经将中国作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仅仅是一个世纪大变革的旁观者。正如刚才提到的，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关于民主的讲道;中国则帮助这些国家建立了机场、港口和高速公路。到底哪一种方法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正如“中国权力的三面”的作者大卫·兰普顿所指出的“把钱放在钱上”。

　　虽然北京的投资范围是惊人的，但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可能更具影响力。瑞士信贷估计，自2015年以来，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大的中产阶级(年收入达5万至50万美元的人)。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世界口味的决定者。产品设计将需要满足来自中国的消费者，并且符合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在美国销售的一些手机已经是根据中国规格来制造的。好莱坞工作室，意识到中国可能很快提供世界上最大的票房，会重写脚本，以确保美国电影可以在中国屏幕上播放。这些曾经是美国软实力的建筑师，正在提供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审核标准，引至美国的渠道。

　　2017：重返亚洲政策的回归

　　自1979年以来，所有美国总统所追求的接触政策，是建立在承认美中关系既是合作也是竞争的基础上，并相信促进中美之间的合作是美国说服中国支持自由国际秩序的最好手段。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似乎决心逐步地、和平地，并且如果必要的话，通过强制，成为亚洲的良性霸权。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只能采用削弱美国的联盟和拒绝国际法的主要原则的方式。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分析家和几位唐纳德·特朗普的顾问认为，美国通过接触政策，无意中地喂养了一只吞噬美国繁荣的老虎。因此，美国的政策应以明确的再认识为指导，看到与中国的关系本质是战略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性。我们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合作，但是需要时，我们必须竞争。

　　当唐纳德·特朗普在1月20日宣誓就职时，中国人及中国领导人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美国的总统就职典礼。他的竞选修辞、微博发文和官员任命都表明特朗普渴望建立一个美中的竞争时代。中国对敌对关系并不热心。中国的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也有赖于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在中美竞争环境中，中国会失去较多，所以，中国政府和军方都会给予充分关注，并且将动员工业界、媒体和舆论，回复特朗普的任何攻击。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不可能将中美竞争当成他的头等大事。因为，新政府将会特别忙，也会有很多令人分心的国内和国际事务。因而，他的政府不可能致力于他所提及的对中国的战略关注。因此，新总统将必须依据中美关系基本事实中的复杂性 、模糊性和存在的高风险性，来改进他提到的竞争实质。

　　特朗普总统还必须面对资源有限的事实。在上任初期，他的团队必须审查其全球政策的优先事项，审查美国的财政状况和了解美国人民的意愿。如果团队对美国的现行状况的评估是完整和客观的，行政当局必然会发现美国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中国日益增强的力量，美国在中东和欧洲的承诺，美国国内的预算危机，以及美国的扩大就业以及重建基础设施的需要，还有相伴的减税问题。这意味着美国不能维持它在西太平洋一贯的优势地位。特朗普政府将别无选择，只能靠盟国和合作伙伴、贸易、外交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在该地区的目标。迟早，当然，越早越好，特朗普势必重新认识到重返亚洲政策的战略原因。

　　不管特朗普承诺建造一支有350艘军舰的海军是否是现实的，这个誓言至少表明他接受了军事再平衡的需要;唯一评判这种花费是否合理的是中国对美国优越性的挑战。然而，仅仅建造军事并不能说服亚洲国家相信美国可以长期抑制中国的力量。为了在拥有世界60%消费者和约三分之二的全球经济增长区域竞争，美国必须制定有利于亚洲以及美国公司和消费者的贸易标准。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必须以某种形式重新恢复经济再平衡政策，尽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已经死亡。此外，协调安全问题以及与中国的竞争关系，将需要美国参与更多的正在重塑亚洲的组织，条约和金融机构。因而，外交上的重返亚洲政策，则必须加入这些策略组合。

　　这会完成如下的等式：军事+经济+对亚洲的外交关注，这正是奥巴马在2012年宣布的重返亚太的策略。

　　特朗普总统不会重新执行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他将在一个更军事化和更道德化的基础上重新重塑它。为了说服持怀疑态度的选民支付扩大军队的费用，特朗普可能会援引出一个他迄今都没有表示有任何兴趣的话题：人权。毕竟，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警惕中国的财富和权力的主要原因是，它们隐含着对自由国家有害的政治做法。记者詹姆斯·弗莱斯在2016年12月的《大西洋月刊》杂志中写到，中国正在变坏，虽然他强调不是指道德上的“'坏”'，然而，这正是他的意思。 特朗普一定会抓住那个“坏”，并将他的观点转移给纳税人，以及道德层面上抨击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强奸”。这表明一旦他准备好了，特朗普将会很投入地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

　　重新接触

　　即使特朗普政府追求自己的重新平衡政策，他们也会发现政策上并不能孤立中国。特朗普会发现，对于旨在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几乎得不到国际支持的，因为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太多东西。

　　只有通过接触，美国才能继续从居住在中国的有着人类五分之一的人才和力量中受益......美国可以继续改变一个仍可接受美国政策和美国例子的中国。

　　奥巴马对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反对就是一场灾难。这个灾难表明，即使美国最亲密的盟国也不会加入对中国的不合理反对。美国和中国现在是如此相互依存，即便华盛顿对中国施压，也均会以美国盟国和美国本身经济为代价。

　　面对相互依赖的事实(事实依然存在)，特朗普团队将意识到，他别无选择，只能恢复美国在亚洲的重返政策，只能认可接触政策。

　　只有通过接触，美国才能继续从居住在中国的有着人类五分之一的人才和力量中受益，并且只有通过接触，协调军事，经济和外交实力，美国可以继续改变一个仍可接受美国政策和美国例子的中国。

　　特朗普可能不会采用“接触“和“重返亚太政策”这两个词，但总统特朗普很幸运，即便在这竞争激烈的时代，这些政策为管理美中关系布下了一个基本的路线图。特朗普的“接触”和“重新平衡”的目的应该是说服北京：尽管作为一个世界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和全球规范贡献者而兴起的中国是被欢迎的，但是美国和盟国是一定会阻止一个不自由的中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

　　这是一个丹尼尔·伯翰姆可能会赞扬的大计划。实现这个计划，将需要几十年的辛勤工作。然而这里也存在另一种选择。这个选择是新冷战政策——它则会使全球规范的讨论过时。

　　每天早晨去上班的路上，我都会穿过华盛顿的国家广场，路过一个在宪法大道上的标志。那个标志上刻着美国建筑师丹尼尔·伯翰姆的名言：不要制定小计划。按照伯纳姆的话说，“小计划没有打动人类的魔力”。 所以，我们必须“制定大计划，目标要高…并且要记住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做让我们震撼的事情。”

　　然而每天早晨，这些名言使我想起的并不是伯纳姆所生活的20世纪的美国，而是21世纪的中国。中国现在是一个制定令人震惊的大计划和大资助的地方。中国的一些计划将会改善世界的生活，而另一些则可能侵蚀美国自1945年以来所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至2016年，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开始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在购物广场、多厅影院、薪水方面，以及一种全球力量中心可能从美国转向中国的感觉。自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美国对中国在体制和观念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中国对美国在品味和价值观上的微小影响。在2016年，中国的大计划可能已经开始转移了平衡力量。在2016年的夏天，6月，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新的超级计算机采用了中国芯片，没有任何美国硬件)。这与以前最快的机器有本质区别，虽然同样也是在中国制造;7月，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8月，中国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通信卫星送入太空轨道。

　　中国在2016年的成功，追随了其建造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网的成就。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开放了浦东和深圳等新城市，让它们脱离了对农业稻田的依赖。中国也发展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电信系统。现在，是中国而非美国，在运用工业政策来鼓励新兴技术，进行大量资本投资，开发土地，并可以迅速将新想法在整个国家层面上推出。中国日益推动全球供求，然而，西方则是在决定诺贝尔奖花落谁家。

　　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关于民主的讲道;中国则帮助这些国家建立了机场、港口和高速公路。到底哪一种方法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能够推行大计划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国的创新，包括一些被窃取的创新，也取决于政府是否会支持大项目。但是，如果下一波的发明，是由于中国的天文望远镜和新型卫星所激发，更不用提促成这些发现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先前的那种说依赖外国创新的说法，对美国人而言，将是一个无力的安慰。同时，中国意识到其创造性方面的赤字。2016年，北京加速了硅谷的引购狂潮，引进了在国内无法生产的技术和人才。美国人经常会看到，中国只是在模仿，不是在创新，并且中国大学的政治化使得中国需要依赖于他人的新想法。模仿在中国富裕之前可能是重要的，但是中国现在可以直接在海外购买创新的机制，那么这种无法促进创新的因素，是否还重要?

　　中国的大计划并没有在其边境戛然而止。北京打算通过基础设施，领导欧亚大陆和非洲的一体化。 (2017年1月1日，第一条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货运列车从义乌市启程)。

　　如果中国通过建立基础设施，与世界上除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联合和共同富裕，而且其中大多数国家已经将中国作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仅仅是一个世纪大变革的旁观者。正如刚才提到的，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关于民主的讲道;中国则帮助这些国家建立了机场、港口和高速公路。到底哪一种方法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正如“中国权力的三面”的作者大卫·兰普顿所指出的“把钱放在钱上”。

　　虽然北京的投资范围是惊人的，但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可能更具影响力。瑞士信贷估计，自2015年以来，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大的中产阶级(年收入达5万至50万美元的人)。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世界口味的决定者。产品设计将需要满足来自中国的消费者，并且符合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在美国销售的一些手机已经是根据中国规格来制造的。好莱坞工作室，意识到中国可能很快提供世界上最大的票房，会重写脚本，以确保美国电影可以在中国屏幕上播放。这些曾经是美国软实力的建筑师，正在提供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审核标准，引至美国的渠道。

　　2017：重返亚洲政策的回归

　　自1979年以来，所有美国总统所追求的接触政策，是建立在承认美中关系既是合作也是竞争的基础上，并相信促进中美之间的合作是美国说服中国支持自由国际秩序的最好手段。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似乎决心逐步地、和平地，并且如果必要的话，通过强制，成为亚洲的良性霸权。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只能采用削弱美国的联盟和拒绝国际法的主要原则的方式。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分析家和几位唐纳德·特朗普的顾问认为，美国通过接触政策，无意中地喂养了一只吞噬美国繁荣的老虎。因此，美国的政策应以明确的再认识为指导，看到与中国的关系本质是战略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性。我们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合作，但是需要时，我们必须竞争。

　　当唐纳德·特朗普在1月20日宣誓就职时，中国人及中国领导人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美国的总统就职典礼。他的竞选修辞、微博发文和官员任命都表明特朗普渴望建立一个美中的竞争时代。中国对敌对关系并不热心。中国的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也有赖于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在中美竞争环境中，中国会失去较多，所以，中国政府和军方都会给予充分关注，并且将动员工业界、媒体和舆论，回复特朗普的任何攻击。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不可能将中美竞争当成他的头等大事。因为，新政府将会特别忙，也会有很多令人分心的国内和国际事务。因而，他的政府不可能致力于他所提及的对中国的战略关注。因此，新总统将必须依据中美关系基本事实中的复杂性 、模糊性和存在的高风险性，来改进他提到的竞争实质。

　　特朗普总统还必须面对资源有限的事实。在上任初期，他的团队必须审查其全球政策的优先事项，审查美国的财政状况和了解美国人民的意愿。如果团队对美国的现行状况的评估是完整和客观的，行政当局必然会发现美国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中国日益增强的力量，美国在中东和欧洲的承诺，美国国内的预算危机，以及美国的扩大就业以及重建基础设施的需要，还有相伴的减税问题。这意味着美国不能维持它在西太平洋一贯的优势地位。特朗普政府将别无选择，只能靠盟国和合作伙伴、贸易、外交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在该地区的目标。迟早，当然，越早越好，特朗普势必重新认识到重返亚洲政策的战略原因。

　　不管特朗普承诺建造一支有350艘军舰的海军是否是现实的，这个誓言至少表明他接受了军事再平衡的需要;唯一评判这种花费是否合理的是中国对美国优越性的挑战。然而，仅仅建造军事并不能说服亚洲国家相信美国可以长期抑制中国的力量。为了在拥有世界60%消费者和约三分之二的全球经济增长区域竞争，美国必须制定有利于亚洲以及美国公司和消费者的贸易标准。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必须以某种形式重新恢复经济再平衡政策，尽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已经死亡。此外，协调安全问题以及与中国的竞争关系，将需要美国参与更多的正在重塑亚洲的组织，条约和金融机构。因而，外交上的重返亚洲政策，则必须加入这些策略组合。

　　这会完成如下的等式：军事+经济+对亚洲的外交关注，这正是奥巴马在2012年宣布的重返亚太的策略。

　　特朗普总统不会重新执行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他将在一个更军事化和更道德化的基础上重新重塑它。为了说服持怀疑态度的选民支付扩大军队的费用，特朗普可能会援引出一个他迄今都没有表示有任何兴趣的话题：人权。毕竟，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警惕中国的财富和权力的主要原因是，它们隐含着对自由国家有害的政治做法。记者詹姆斯·弗莱斯在2016年12月的《大西洋月刊》杂志中写到，中国正在变坏，虽然他强调不是指道德上的“'坏”'，然而，这正是他的意思。 特朗普一定会抓住那个“坏”，并将他的观点转移给纳税人，以及道德层面上抨击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强奸”。这表明一旦他准备好了，特朗普将会很投入地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

　　重新接触

　　即使特朗普政府追求自己的重新平衡政策，他们也会发现政策上并不能孤立中国。特朗普会发现，对于旨在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几乎得不到国际支持的，因为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太多东西。

　　只有通过接触，美国才能继续从居住在中国的有着人类五分之一的人才和力量中受益......美国可以继续改变一个仍可接受美国政策和美国例子的中国。

　　奥巴马对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反对就是一场灾难。这个灾难表明，即使美国最亲密的盟国也不会加入对中国的不合理反对。美国和中国现在是如此相互依存，即便华盛顿对中国施压，也均会以美国盟国和美国本身经济为代价。

　　面对相互依赖的事实(事实依然存在)，特朗普团队将意识到，他别无选择，只能恢复美国在亚洲的重返政策，只能认可接触政策。

　　只有通过接触，美国才能继续从居住在中国的有着人类五分之一的人才和力量中受益，并且只有通过接触，协调军事，经济和外交实力，美国可以继续改变一个仍可接受美国政策和美国例子的中国。

　　特朗普可能不会采用“接触“和“重返亚太政策”这两个词，但总统特朗普很幸运，即便在这竞争激烈的时代，这些政策为管理美中关系布下了一个基本的路线图。特朗普的“接触”和“重新平衡”的目的应该是说服北京：尽管作为一个世界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和全球规范贡献者而兴起的中国是被欢迎的，但是美国和盟国是一定会阻止一个不自由的中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

　　这是一个丹尼尔·伯翰姆可能会赞扬的大计划。实现这个计划，将需要几十年的辛勤工作。然而这里也存在另一种选择。这个选择是新冷战政策——它则会使全球规范的讨论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