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上半年，在国内外媒体相互呼应，重点关注朝鲜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会在俄罗斯和中国分别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活动上高调亮相的时候，有两本关于朝鲜的新书悄然面世。

　　一本是《朝鲜机密：私营市场、时尚趋势、监狱集中营、不同政见者和脱北者》(North Korea Confidential: Private Markets, Fashion Trends, Prison Camps, Dissenters and Defectors)，作者是两位新闻从业者，曾任《经济学人》杂志驻韩国记者的丹尼尔•图德(Daniel Tudor)以及路透社驻韩国记者詹姆斯•皮尔逊(James Pearson)。另一本是《朝鲜：市场和军事统治》(North Korea：Markets and Military Rule)，作者黑兹尔•史密斯(Hazel Smith)是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朝鲜半岛国际研究院主任。相较于车维德(Victor Cha)、安德烈•兰科夫(Andrei Lankov)、查尔斯•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等著名朝鲜问题专家，这两本书的作者还不是那么广为人知。

　　在《朝鲜机密》一书中，作者用七章的篇幅探究了普通朝鲜人的真实生活。书中使用的各种资料来源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对平壤的统治精英阶层成员、脱北者、外交官、各类非政府组织、跨境商人的采访以及英文、韩文和中文的书面材料。借助这些材料，作者对当今的朝鲜社会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这些资料显示，如今在朝鲜，钱几乎可以买来一切。而普通百姓，不论贫富，都在有规律地享用韩国流行音乐、电视剧，甚至中国和美国的电影。这些内容被那些从事多种商业活动的人存储在微型SD卡、DVD或者USB中，走私进入朝鲜(这群人就是依赖着朝鲜日益兴盛的黑市生存的)。这些零散信息表明，朝鲜社会正在经历快速的、充满活力的变革。本书作者认为，正如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催生了韩国的一代超级成功者一样，1990年代中期的大饥馑导致了朝鲜出现的社会、经济转型，这将最终激励朝鲜及其人民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书中，作者打破了国际媒体报道中朝鲜陈规刻板的形象，即朝鲜的公民都是机器人，活着就是为“亲爱的指导者”服务的。作者指出，实际上几乎每个朝鲜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一只脚踏在国家工厂里，另一只却在黑市中;一只耳朵听着金正恩的教诲，另一只却同时接收着国外的电波。

　　本书第一章的标题是：“朝鲜市场：如何运作?在哪儿?东西有多贵?”书中揭示出，在经济方面，几乎所有朝鲜人都过着“双重经济生活”，也就是说，他们用在空余时间的额外工作所得来补贴少得可怜的口粮和微不足道、少至每月仅1美元的国家工资。所以作者说，21世纪朝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禁欲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性爱异曲同工：大家都在做，只是没人公开承认在做。其余几章讲了朝鲜的休闲时光、罪与罚、服装时尚和流行趋势、以手机为代表的新的通信方式以及社会分化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第三章“谁在掌权”中，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描写了朝鲜劳动党的内部机构——组织指导部——的起源、结构及其同金家三代领导人的关系，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在金日成时代，该机构协助金正日赢得其父的信赖并最终走上了权力顶峰，但在金正恩时代却成了朝鲜党政军权力的实际控制部门(笔者解读：组织指导部对金正恩的权力构成约束，金正恩实际上只有有限权力?)。这是其他关于朝鲜的严肃学术著作中较少涉及的话题，也为我们观察和思考朝鲜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朝鲜：市场和军事统治》一书以史料为基础，以经验主义为方法，分析了为什么在后冷战时代朝鲜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转型(以及这种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而政府却几乎没有改变其政治轨迹。作者分析了1990年代那场极具破坏力的、估计造成100万朝鲜人死亡的大饥馑之后为什么出现“来自底层的市场化”，也展示了冷战在欧洲的结束和大饥馑如何导致整个朝鲜社会的变化。作者讨论了市场化如何转变了包括劳动党党员、军人及普通男女老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兴趣点、期望值和价值观，描写了朝鲜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同朝鲜政府的日常宣传渐行渐远。史密斯对2500万朝鲜人民只是历史的旁观者这一老套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朝鲜人“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塑造他们自己命运的积极力量。她也挑战了西方媒体中有关朝鲜的神话，包括：1.政府控制着每个朝鲜人的每个行动;2.朝鲜社会一成不变;3.朝鲜不过是一群有着相同兴趣和世界观的人组成的铁板一块的群体。作者认为，这些陈词滥调是很有误导性的。

　　对于当下的朝鲜，作者的观察是，金正恩时代的国家政策没能使朝鲜建立起一个从思想到行动都愿意并有能力效忠于金正恩的年轻力量群体。年轻人生活在政治之外，在公园、电影院、运动场上寻找生活中更多的可能性，他们已经不愿再接受渗透于每个细节的政治监控。而且朝鲜人民也清楚地知道了一个事实：他们自己很穷，而他们的邻居们都已经繁荣兴旺了。

　　根据书中的描写，读者很容易得出结论：金正恩时代的朝鲜青年一代显然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更不同于他们的祖辈，这种意识的觉醒会成为朝鲜最终发生转变(但不是政权更替)的基础。

　　《朝鲜：市场和军事统治》一书构架很传统，共分三个部分，分别是：一、抛弃漫画式讽刺：了解历史;二、金日成主义的兴盛和衰败;三、市场化和军事统治。

　　然而，正如本书书名所揭示的，第三部分才是本书重点。第三章分析了来自底层的市场化、来自高层的军事统治、福祉的市场化、社会结构的市场化以及当前朝鲜最令人关注的、据信是为了谋求政权生存而生发的核问题。作者认为，朝鲜从冷战时期僵硬的计划经济转型为今天的市场化社会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也不是事先预料到的，而是源自社会底层，并且是自发的。唯有理解朝鲜人民——而不是政府——如何依靠自己、也为了自己而采取行动，以应对外来的和内部的艰难困苦，才能解释这种转型。

　　虽然这两本新书没有得到2014年的美国电影《采访》(The Interview，国内有更直接的译名《刺杀金正恩》)所引发的广泛的国际关注，但它们揭示的现象却令人大开眼界，也引人思考，那就是，在朝鲜喧闹的“先军政策”掩盖下，朝鲜出现了草根形式的私有市场，来自朝鲜境外的信息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逐步渗透到了朝鲜社会的基础群体中，金正恩时代的朝鲜不同于金正日时代，更不同于金日成时代，社会和经济的多元化已初露端倪。这是一个观察朝鲜问题的崭新的切入点，能够回答与朝鲜相关的很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本新书应该是关注朝鲜问题的学者和相关政策制定者的必读书。

　　笔者认为，朝鲜在过去若干年内出现的这些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现象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朝鲜不会很快出现“政权转换”或者“政权崩溃”——西方学者所说的“内爆”(implosion)。

　　这个判断有以下两点论据支持。

　　首先，自1990年代初出现第一次朝核危机(1993年3月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来，朝鲜已经经历了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1994年7月)和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2011年12月)离世、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严重灾害、因核试验和发射导弹而招致的国际社会的制裁等一系列打击。在糟糕的外部环境下，朝鲜政权生存下来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的经济状况，国内还出现了不同于金正日时代的各种表明社会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新现象。虽然朝鲜善于且惯于虚张声势，制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吸引国际社会的眼球，进而获取其奉行的“边缘政策”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但当前的国际和朝鲜国内形势完全不同于1950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时的情形。如果朝鲜主动发动对韩战争，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引火烧身最终导致政权崩溃，所以短时期内朝鲜主动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外部力量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的障碍多、门槛高，也不是很容易就能作出的决定——至少任何一个有这种想法的国家在制定决策时都必须先把中国因素考虑进去。所以说，现阶段外部因素很难造成朝鲜政权的崩溃。

　　其次，根据以上两本新书的揭示，朝鲜出现的市场经济现象呈现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市场化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而是产生于草根阶层。朝鲜的普通群众凭借走私、贿赂等非法路径，以“灰色”市场化方式满足自己和家人对基本生活资料、娱乐甚至信息的需求。由于大多数男人都有自己的“合法”工作，只能由中老年女性以养家糊口为借口从事市场活动，朝鲜妇女的社会地位因此得到了提高。基层官员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自己的家人也在从事这类活动，否则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朝鲜人自己称这类活动为“暗市场”，倒也很贴切地定义了这个现象。

　　朝鲜自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个泾渭分明的阶层：效忠于金家的所谓统治阶层或精英阶层;为数众多的普通百姓。即便是在朝鲜经济严重困难、生活物资严重匮乏之时，精英阶层的日常供给也能得到保障。随着私有市场的出现，大部分朝鲜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也算有了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自下而上针对现政权的暴力行为可能性也不大。

　　最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朝鲜对外仍然强硬，仍然执行“先军政策”，但随着时间推移，金正恩的权力基础进一步稳固，朝鲜百姓的私有市场越做越大，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大到执政者不可能继续视而不见的程度。最终，朝鲜会走上具有朝鲜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就像几十年前采取极具朝鲜特色的主体思想为执政理念一样)，进而逐步打开国门，拥抱并融入国际社会，用《朝鲜机密》一书作者的话说就是：“在现政权统治下的逐步对外开放。”

　　综上所述，朝鲜现政权短时期内不会崩溃。朝鲜会出现渐进变化(evolution)而不是革命(revolution)。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朝鲜息息相关的几个国家，在制定对朝政策时要立足于与一个能够持续存在并且逐步向国际社会开放的朝鲜政权打交道而不是消极等待朝鲜现政权的崩溃。

　　然而，朝鲜问题不仅是世界的问题，更是朝鲜自己的问题。来自各种渠道(包括这两本书)的信息表明，朝鲜对外的大门已经被普通百姓拉开了一道缝。但在国家层面上，要公开地打开国门还有一个槛必须跨过去，这个槛就是“主体思想”。

　　主体思想亦称金日成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理论基础，由金日成于1955年首次提出，1960年代下半期最终完成了其体系化工作。之后主体思想入宪，执政党朝鲜劳动党也将其列入党章，将主体思想作为立党立国之本和指导方针，不断阐释、丰富内涵，并且坚信：“主体思想”是实现“社会主体思想化，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目标的唯一指导思想，只要手握这“战无不胜”的武器，“社会主义事业必胜不败”。主体思想坚持“三自”说，即政治的自主、经济的自立、国防的自卫。简言之，主体思想就是独立自主。

　　朝鲜问题观察家们认为，从金正日执政后期开始，朝鲜就面临着一个悖论：如果要搞中国式的对外开放，朝鲜就必须放弃“主体思想”，因为开放的理念同“主体思想”的核心是相矛盾的;而放弃“主体思想”就意味着过去几十年所坚持的路线和方针不符合朝鲜的实际情况，这会导致民众对金家统治产生怀疑和动摇，会危及政权的合法性。这也是朝鲜政府为何对“改革”和“开放”这类词避之若浼的原因。

　　有鉴于此，国际社会需要做出切实努力说服朝鲜不要再拘泥于不切实际的、僵化的意识形态条框。要努力让朝鲜明白，对外开放，同国际社会合作，不仅会给朝鲜带来它所需要的安全保障，更会带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反过来又会保证政权的稳定，增强执政的合法性。

　　在过去几十年，朝鲜一直采取“自我神秘化”的策略。朝鲜对一切可能用于判断其政治、军事、经济等状况的信息都不做公开报道，故来自朝鲜的一手信息极其匮乏。中国大陆一直在配合朝鲜，神秘化这个邻国。具体表现为：国内媒体上关于朝鲜的新闻很多都是对重要互访、重要节点的纪念活动以及双边文化、艺术、体育、贸易交流等的常规性报道，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记者手记、观察之类的应景文章。对朝鲜领导人来华访问往往都是事后报道，这让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媒体在国际同行面前处境尴尬。涉及朝鲜内政和外交等重大事件的分析性报道很少出现在公开发行的媒体上。

　　而在学术界，鉴于双方特殊的党际关系，学者们很少批评朝鲜，大多数学术文章对敏感问题顶多用皮里阳秋的手法点到为止。2004年，在北京出版的双月刊杂志《战略与管理》在当年第四期上发表题为《以新视角审视朝鲜问题与东北亚形势》的文章，尖锐批评了朝鲜的内外政策，结果引起平壤方面强烈抗议。后来杂志遭勒令停刊解散。此事件后，很多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中国学者出言更加谨慎，甚至对敏感和热点话题闭口不谈，而媒体、学术期刊在刊登涉朝文章时也更加缩手缩脚了。

　　针对上述现状，本文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新闻界和出版界对朝鲜要“去神秘化”。对媒体来说，对朝鲜的报道要正常化。管理层要允许媒体把朝鲜当成和美国、日本、印度一样的国家来对待，该批评就批评，该深度解读就深度解读。国内出版界也要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一批西方学者撰写的事实准确、观点平衡、学术界评价较高的关于朝鲜的书籍，比如本文介绍的两本书，以及车维德的《不可能的国家：朝鲜的过去与未来》(The Impossible State：North Korea, Past and Future)、安德烈•兰科夫的《真实的朝鲜：失败的斯大林主义乌托邦的生活与政治》(The Real North Korea: Life and Politics in the Failed Stalinist Utopia)、查尔斯•阿姆斯特朗的《弱者的暴政：朝鲜与世界(1950-1992)》(Tyranny of the Weak: North Korea and the World (1950-1992))、希拉•三好•贾格尔(Sheila Miyoshi Jager)的《同室操戈：无休止的朝鲜半岛冲突》(Brothers at War: The Unending Conflicts in Korea)。相比韩国学者，西方学者能用更为理性、平衡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朝鲜。

　　二是国内学术界对朝鲜要“去神秘化”，要给研究朝鲜半岛尤其是研究朝鲜的学者足够的空间，保证他们的学术自由，而不是只允许中国学者在对朝政策和朝鲜国情问题上发表让研究对象国高兴和满意的观点。《战略与管理》杂志事件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了不良影响。

　　事实上，朝鲜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多数中国人对当代朝鲜所知甚少。我们必须让普通大众通过正式、合法、可靠的渠道了解朝鲜的真实情况，了解中国当前的对朝政策，更为今后可能的对朝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做好心理准备，不能神秘化朝鲜之后又娱乐化朝鲜。

　　中国的对朝政策一定要随着大的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做及时、有效的调整，必须要在新的外交理念指导下制定对朝政策。专门研究朝鲜问题的学者们准确、深入、及时的研究能给政策制定者提供极其有用的参考。

　　（相关简介：陈平，媒体人。本文写于2015年。）

　　2015年上半年，在国内外媒体相互呼应，重点关注朝鲜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会在俄罗斯和中国分别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活动上高调亮相的时候，有两本关于朝鲜的新书悄然面世。

　　一本是《朝鲜机密：私营市场、时尚趋势、监狱集中营、不同政见者和脱北者》(North Korea Confidential: Private Markets, Fashion Trends, Prison Camps, Dissenters and Defectors)，作者是两位新闻从业者，曾任《经济学人》杂志驻韩国记者的丹尼尔•图德(Daniel Tudor)以及路透社驻韩国记者詹姆斯•皮尔逊(James Pearson)。另一本是《朝鲜：市场和军事统治》(North Korea：Markets and Military Rule)，作者黑兹尔•史密斯(Hazel Smith)是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朝鲜半岛国际研究院主任。相较于车维德(Victor Cha)、安德烈•兰科夫(Andrei Lankov)、查尔斯•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等著名朝鲜问题专家，这两本书的作者还不是那么广为人知。

　　在《朝鲜机密》一书中，作者用七章的篇幅探究了普通朝鲜人的真实生活。书中使用的各种资料来源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对平壤的统治精英阶层成员、脱北者、外交官、各类非政府组织、跨境商人的采访以及英文、韩文和中文的书面材料。借助这些材料，作者对当今的朝鲜社会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这些资料显示，如今在朝鲜，钱几乎可以买来一切。而普通百姓，不论贫富，都在有规律地享用韩国流行音乐、电视剧，甚至中国和美国的电影。这些内容被那些从事多种商业活动的人存储在微型SD卡、DVD或者USB中，走私进入朝鲜(这群人就是依赖着朝鲜日益兴盛的黑市生存的)。这些零散信息表明，朝鲜社会正在经历快速的、充满活力的变革。本书作者认为，正如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催生了韩国的一代超级成功者一样，1990年代中期的大饥馑导致了朝鲜出现的社会、经济转型，这将最终激励朝鲜及其人民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书中，作者打破了国际媒体报道中朝鲜陈规刻板的形象，即朝鲜的公民都是机器人，活着就是为“亲爱的指导者”服务的。作者指出，实际上几乎每个朝鲜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一只脚踏在国家工厂里，另一只却在黑市中;一只耳朵听着金正恩的教诲，另一只却同时接收着国外的电波。

　　本书第一章的标题是：“朝鲜市场：如何运作?在哪儿?东西有多贵?”书中揭示出，在经济方面，几乎所有朝鲜人都过着“双重经济生活”，也就是说，他们用在空余时间的额外工作所得来补贴少得可怜的口粮和微不足道、少至每月仅1美元的国家工资。所以作者说，21世纪朝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禁欲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性爱异曲同工：大家都在做，只是没人公开承认在做。其余几章讲了朝鲜的休闲时光、罪与罚、服装时尚和流行趋势、以手机为代表的新的通信方式以及社会分化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第三章“谁在掌权”中，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描写了朝鲜劳动党的内部机构——组织指导部——的起源、结构及其同金家三代领导人的关系，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在金日成时代，该机构协助金正日赢得其父的信赖并最终走上了权力顶峰，但在金正恩时代却成了朝鲜党政军权力的实际控制部门(笔者解读：组织指导部对金正恩的权力构成约束，金正恩实际上只有有限权力?)。这是其他关于朝鲜的严肃学术著作中较少涉及的话题，也为我们观察和思考朝鲜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朝鲜：市场和军事统治》一书以史料为基础，以经验主义为方法，分析了为什么在后冷战时代朝鲜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转型(以及这种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而政府却几乎没有改变其政治轨迹。作者分析了1990年代那场极具破坏力的、估计造成100万朝鲜人死亡的大饥馑之后为什么出现“来自底层的市场化”，也展示了冷战在欧洲的结束和大饥馑如何导致整个朝鲜社会的变化。作者讨论了市场化如何转变了包括劳动党党员、军人及普通男女老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兴趣点、期望值和价值观，描写了朝鲜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同朝鲜政府的日常宣传渐行渐远。史密斯对2500万朝鲜人民只是历史的旁观者这一老套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朝鲜人“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塑造他们自己命运的积极力量。她也挑战了西方媒体中有关朝鲜的神话，包括：1.政府控制着每个朝鲜人的每个行动;2.朝鲜社会一成不变;3.朝鲜不过是一群有着相同兴趣和世界观的人组成的铁板一块的群体。作者认为，这些陈词滥调是很有误导性的。

　　对于当下的朝鲜，作者的观察是，金正恩时代的国家政策没能使朝鲜建立起一个从思想到行动都愿意并有能力效忠于金正恩的年轻力量群体。年轻人生活在政治之外，在公园、电影院、运动场上寻找生活中更多的可能性，他们已经不愿再接受渗透于每个细节的政治监控。而且朝鲜人民也清楚地知道了一个事实：他们自己很穷，而他们的邻居们都已经繁荣兴旺了。

　　根据书中的描写，读者很容易得出结论：金正恩时代的朝鲜青年一代显然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更不同于他们的祖辈，这种意识的觉醒会成为朝鲜最终发生转变(但不是政权更替)的基础。

　　《朝鲜：市场和军事统治》一书构架很传统，共分三个部分，分别是：一、抛弃漫画式讽刺：了解历史;二、金日成主义的兴盛和衰败;三、市场化和军事统治。

　　然而，正如本书书名所揭示的，第三部分才是本书重点。第三章分析了来自底层的市场化、来自高层的军事统治、福祉的市场化、社会结构的市场化以及当前朝鲜最令人关注的、据信是为了谋求政权生存而生发的核问题。作者认为，朝鲜从冷战时期僵硬的计划经济转型为今天的市场化社会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也不是事先预料到的，而是源自社会底层，并且是自发的。唯有理解朝鲜人民——而不是政府——如何依靠自己、也为了自己而采取行动，以应对外来的和内部的艰难困苦，才能解释这种转型。

　　虽然这两本新书没有得到2014年的美国电影《采访》(The Interview，国内有更直接的译名《刺杀金正恩》)所引发的广泛的国际关注，但它们揭示的现象却令人大开眼界，也引人思考，那就是，在朝鲜喧闹的“先军政策”掩盖下，朝鲜出现了草根形式的私有市场，来自朝鲜境外的信息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逐步渗透到了朝鲜社会的基础群体中，金正恩时代的朝鲜不同于金正日时代，更不同于金日成时代，社会和经济的多元化已初露端倪。这是一个观察朝鲜问题的崭新的切入点，能够回答与朝鲜相关的很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本新书应该是关注朝鲜问题的学者和相关政策制定者的必读书。

　　笔者认为，朝鲜在过去若干年内出现的这些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现象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朝鲜不会很快出现“政权转换”或者“政权崩溃”——西方学者所说的“内爆”(implosion)。

　　这个判断有以下两点论据支持。

　　首先，自1990年代初出现第一次朝核危机(1993年3月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来，朝鲜已经经历了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1994年7月)和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2011年12月)离世、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严重灾害、因核试验和发射导弹而招致的国际社会的制裁等一系列打击。在糟糕的外部环境下，朝鲜政权生存下来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的经济状况，国内还出现了不同于金正日时代的各种表明社会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新现象。虽然朝鲜善于且惯于虚张声势，制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吸引国际社会的眼球，进而获取其奉行的“边缘政策”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但当前的国际和朝鲜国内形势完全不同于1950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时的情形。如果朝鲜主动发动对韩战争，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引火烧身最终导致政权崩溃，所以短时期内朝鲜主动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外部力量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的障碍多、门槛高，也不是很容易就能作出的决定——至少任何一个有这种想法的国家在制定决策时都必须先把中国因素考虑进去。所以说，现阶段外部因素很难造成朝鲜政权的崩溃。

　　其次，根据以上两本新书的揭示，朝鲜出现的市场经济现象呈现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市场化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而是产生于草根阶层。朝鲜的普通群众凭借走私、贿赂等非法路径，以“灰色”市场化方式满足自己和家人对基本生活资料、娱乐甚至信息的需求。由于大多数男人都有自己的“合法”工作，只能由中老年女性以养家糊口为借口从事市场活动，朝鲜妇女的社会地位因此得到了提高。基层官员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自己的家人也在从事这类活动，否则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朝鲜人自己称这类活动为“暗市场”，倒也很贴切地定义了这个现象。

　　朝鲜自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个泾渭分明的阶层：效忠于金家的所谓统治阶层或精英阶层;为数众多的普通百姓。即便是在朝鲜经济严重困难、生活物资严重匮乏之时，精英阶层的日常供给也能得到保障。随着私有市场的出现，大部分朝鲜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也算有了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自下而上针对现政权的暴力行为可能性也不大。

　　最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朝鲜对外仍然强硬，仍然执行“先军政策”，但随着时间推移，金正恩的权力基础进一步稳固，朝鲜百姓的私有市场越做越大，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大到执政者不可能继续视而不见的程度。最终，朝鲜会走上具有朝鲜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就像几十年前采取极具朝鲜特色的主体思想为执政理念一样)，进而逐步打开国门，拥抱并融入国际社会，用《朝鲜机密》一书作者的话说就是：“在现政权统治下的逐步对外开放。”

　　综上所述，朝鲜现政权短时期内不会崩溃。朝鲜会出现渐进变化(evolution)而不是革命(revolution)。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朝鲜息息相关的几个国家，在制定对朝政策时要立足于与一个能够持续存在并且逐步向国际社会开放的朝鲜政权打交道而不是消极等待朝鲜现政权的崩溃。

　　然而，朝鲜问题不仅是世界的问题，更是朝鲜自己的问题。来自各种渠道(包括这两本书)的信息表明，朝鲜对外的大门已经被普通百姓拉开了一道缝。但在国家层面上，要公开地打开国门还有一个槛必须跨过去，这个槛就是“主体思想”。

　　主体思想亦称金日成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理论基础，由金日成于1955年首次提出，1960年代下半期最终完成了其体系化工作。之后主体思想入宪，执政党朝鲜劳动党也将其列入党章，将主体思想作为立党立国之本和指导方针，不断阐释、丰富内涵，并且坚信：“主体思想”是实现“社会主体思想化，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目标的唯一指导思想，只要手握这“战无不胜”的武器，“社会主义事业必胜不败”。主体思想坚持“三自”说，即政治的自主、经济的自立、国防的自卫。简言之，主体思想就是独立自主。

　　朝鲜问题观察家们认为，从金正日执政后期开始，朝鲜就面临着一个悖论：如果要搞中国式的对外开放，朝鲜就必须放弃“主体思想”，因为开放的理念同“主体思想”的核心是相矛盾的;而放弃“主体思想”就意味着过去几十年所坚持的路线和方针不符合朝鲜的实际情况，这会导致民众对金家统治产生怀疑和动摇，会危及政权的合法性。这也是朝鲜政府为何对“改革”和“开放”这类词避之若浼的原因。

　　有鉴于此，国际社会需要做出切实努力说服朝鲜不要再拘泥于不切实际的、僵化的意识形态条框。要努力让朝鲜明白，对外开放，同国际社会合作，不仅会给朝鲜带来它所需要的安全保障，更会带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反过来又会保证政权的稳定，增强执政的合法性。

　　在过去几十年，朝鲜一直采取“自我神秘化”的策略。朝鲜对一切可能用于判断其政治、军事、经济等状况的信息都不做公开报道，故来自朝鲜的一手信息极其匮乏。中国大陆一直在配合朝鲜，神秘化这个邻国。具体表现为：国内媒体上关于朝鲜的新闻很多都是对重要互访、重要节点的纪念活动以及双边文化、艺术、体育、贸易交流等的常规性报道，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记者手记、观察之类的应景文章。对朝鲜领导人来华访问往往都是事后报道，这让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媒体在国际同行面前处境尴尬。涉及朝鲜内政和外交等重大事件的分析性报道很少出现在公开发行的媒体上。

　　而在学术界，鉴于双方特殊的党际关系，学者们很少批评朝鲜，大多数学术文章对敏感问题顶多用皮里阳秋的手法点到为止。2004年，在北京出版的双月刊杂志《战略与管理》在当年第四期上发表题为《以新视角审视朝鲜问题与东北亚形势》的文章，尖锐批评了朝鲜的内外政策，结果引起平壤方面强烈抗议。后来杂志遭勒令停刊解散。此事件后，很多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中国学者出言更加谨慎，甚至对敏感和热点话题闭口不谈，而媒体、学术期刊在刊登涉朝文章时也更加缩手缩脚了。

　　针对上述现状，本文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新闻界和出版界对朝鲜要“去神秘化”。对媒体来说，对朝鲜的报道要正常化。管理层要允许媒体把朝鲜当成和美国、日本、印度一样的国家来对待，该批评就批评，该深度解读就深度解读。国内出版界也要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一批西方学者撰写的事实准确、观点平衡、学术界评价较高的关于朝鲜的书籍，比如本文介绍的两本书，以及车维德的《不可能的国家：朝鲜的过去与未来》(The Impossible State：North Korea, Past and Future)、安德烈•兰科夫的《真实的朝鲜：失败的斯大林主义乌托邦的生活与政治》(The Real North Korea: Life and Politics in the Failed Stalinist Utopia)、查尔斯•阿姆斯特朗的《弱者的暴政：朝鲜与世界(1950-1992)》(Tyranny of the Weak: North Korea and the World (1950-1992))、希拉•三好•贾格尔(Sheila Miyoshi Jager)的《同室操戈：无休止的朝鲜半岛冲突》(Brothers at War: The Unending Conflicts in Korea)。相比韩国学者，西方学者能用更为理性、平衡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朝鲜。

　　二是国内学术界对朝鲜要“去神秘化”，要给研究朝鲜半岛尤其是研究朝鲜的学者足够的空间，保证他们的学术自由，而不是只允许中国学者在对朝政策和朝鲜国情问题上发表让研究对象国高兴和满意的观点。《战略与管理》杂志事件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了不良影响。

　　事实上，朝鲜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多数中国人对当代朝鲜所知甚少。我们必须让普通大众通过正式、合法、可靠的渠道了解朝鲜的真实情况，了解中国当前的对朝政策，更为今后可能的对朝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做好心理准备，不能神秘化朝鲜之后又娱乐化朝鲜。

　　中国的对朝政策一定要随着大的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做及时、有效的调整，必须要在新的外交理念指导下制定对朝政策。专门研究朝鲜问题的学者们准确、深入、及时的研究能给政策制定者提供极其有用的参考。

　　（相关简介：陈平，媒体人。本文写于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