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石，1929年生，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1947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学运、农运及敌后武装斗争，1951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80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第五次战役中受伤被俘，先后关押于韩国水原战俘收容所、釜山和巨济岛战俘营，担任回国志愿军战俘总翻译、总代表，曾被囚禁在美军“最高监狱”和“战犯战俘营”，1953年9月作为最后一批交换战俘归国。出版有《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1989)，《战俘手记》(1994)，《我的朝鲜战争》等著作。

张泽石

　　回顾60年前那场战争，感慨良多。我出生在第一次爆发世界经济危机的1929年，随后从童年少年到青年历经了无休止的战乱：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特别是朝鲜战争带给我一生太多的痛。

　　但是，当我把自己经历的那四年多朝鲜战争放进我中华民族近百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就有了新的认识：首先那是一场跟世界上头号强国打成平手的战争，它改写了中华民族百年来不断遭受列强欺侮的屈辱历史，并在整个世界都处于战争阴云激荡的历史时期给新中国带来了60年的稳定，也保证了我们近30年来顺利推进改革开放，朝鲜战争的另一重大后果是避免了台海战争爆发。可以说正是朝鲜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儿女为此付出的代价与牺牲是完全值得的。

　　现在再来看当年战俘营里的那场争斗，也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认识。美国既然在战场上在军事上没有打赢中国，就必然希望在停战谈判桌上在政治上捞取一些补偿。因此美方在板门店提出了“让战俘自愿选择遣返去向”的提案，并积极支持那些想要去台湾的战俘去控制中国战俘营(包括选送一些战场主动投诚分子到东京去接受有台湾特工人员参与的特殊培训并任命这些投诚者担任俘虏官)，以迫使尽可能多的志愿军战俘放弃自己的回国志愿。而最后经过“遣返志愿甄别”，中国战俘竟然有三分之二“不愿回大陆”，这是美国当局事先完全没料想到的“大胜利”，也是我国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苦果。停战谈判因此陷入僵局，朝鲜战争因此延长了一年多，战争双方因此付出更大的牺牲，特别是造成了我们那些被迫去台湾的一万多名难友离乡背井骨肉分离的痛苦。那么，究竟是什么缘故让美国取得了这场中国战俘营里的“意外胜利”?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当年我们曾经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是美军利用叛徒、特务对手无寸铁的战俘实施了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对战俘进行了威胁利诱、人身折磨、政治陷害等等卑劣手段所造成。现在看来还有更深层次的，我们中国军人自身在文化上、历史上和人性方面的原因。

　　在我们上千年的皇权传统文化里，百姓应当对皇帝“尽忠”、军人在维护皇权的“卫国战争”中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投降即是不忠，被俘就是变节!这种视士兵为战争工具、忽视人权违反人道的封建“战俘观”，使得我们被俘后普遍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造成党员干部陷入消沉、知识分子感到羞耻、普通士兵丧失斗志。再加上当时我们部队的文化程度、文化素养偏低，独立思考能力与应变能力较差，在有组织领导时可以冲锋陷阵，一旦失去组织领导要独自面对险恶环境，大都惊慌失措，束手无策。

　　另外，为什么那场本应是中国人针对美国人的“反背叛、争回国”的战俘营爱国斗争却变成了一场中国人跟中国人之间的内斗?并且斗得如此残酷乃至达到挖人心吃人肉的惨烈程度?曾有人认为是由于解放军的组成中有较大比例是原国民党军队成员。比如我们180师的指战员中就有不少来自阎锡山部队的“解放战士”、以及更多的来自原国民党95军和黄埔军校的起义官兵，认为是他们愿意去台湾，重归国民党。但事实决非如此，在巨济岛第86战俘营首先站出来领导“反背叛、争回国”斗争的正是黄埔军校的起义士官。在该营场那次反对升国民党旗的武斗中，带头冲锋的“弟兄会”成员大都是95军的起义士兵。而那个挖人心吃人肉的刽子手李大安也并非来自国民党部队。问题的根子恐怕要到我们民族崇尚暴力的历史中去追寻。两千多年来，不只改朝换代完全是通过暴力实现，部族、家族之间也经常发生暴力冲突。民国以来，国共两党激烈内战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至深，我们战俘营内那场争斗可以看成是1949年之后又一次国共内战，只是这一次国民党势力在美国人的直接支持下终于替美国人打了个大胜仗。我们中国人能够轻易地被煽动起来互相进行暴力争斗的弱点在文革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回顾战俘营那段历史，还使我获得了一个重要认识：维护人的尊严是守住人性的最后防线。

　　人性中最可贵的是仁爱、是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是不屈服于被强加的厄运、是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执著。正是它们维系着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然而，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如果被剥夺，他身上这一切美好的人性都可能随之泯灭，原来潜藏在他身上的兽性则可能被激发出来。日内瓦战俘公约的要点是维护战俘的人权，其核心是维护人的尊严。美方一旦决定不顾日内瓦战俘公约关于应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的规定、坚持中国战俘可以“自愿”去台湾之后，其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首先剥夺战俘们做人的尊严，突破战俘们人性的最后防线，让战俘们陷于“哀莫大于心死”的绝望境地，从而放弃归国回家的向往。而那些已经主动放弃了做人尊严的战场投敌分子，也就放弃了守护自己的人性，在特定条件下有的则可能兽性复活。李大安是个典型例子：他在贪生怕死投敌之后，满以为会受到优待。因此到了釜山登记战俘卡片时，迫不及待地告诉孙振冠自己是主动投诚的，还问会得到什么奖励?老孙愤怒地想惩罚这个叛徒，便告诉朝鲜难友当晚揍了李大安一顿。李寻机向美国人叩头喊冤，美军让李对老孙拳脚相加以报仇雪恨。后来把李送往东京受训，还任命他当了“72联队”的副联队长。李在对美国人感恩之余更加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同胞，成了美军特务、“随军牧师”伍培礼的得力打手。“伍牧师”派李大安到“86联队”当副联队长，李却挨了“弟兄会”勇士们一顿毒打。李被送回“72”后向“伍牧师”哭述自己差点丧命。伍培礼安慰了他并送给他一把匕首自卫。李大安在“遣返志愿甄别”前夕就是用那把匕首挖了林学逋的心，当众切开吞下!李大安正是这样一步步从人蜕变成兽的。

　　现在我们也能够较全面深入地认识我们归国后受到那么不公正对待的原因了。二战时希特勒曾经要求斯大林用他俘虏的斯大林的儿子交换被俘的德国将军，斯大林竟然宣称：“红军只可能有叛徒不可能有战俘!”拒绝了希特勒的建议。斯大林的儿子知道后撞电网而死。在志愿军战俘问题上，也存在类似的倾向，我们对国民党战俘、日本战俘、美国战俘十分仁慈，却对自己军队的被俘官兵十分冷漠，这其中，既有个人的帝王思想问题，也有皇权文化传统下的封建战俘观的原因。

　　回顾60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也令我感慨系之。中美两国60年前在朝鲜战争中打得不可开交，2010年美国却以历史上最大出访团访华，跟我国进行了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共签署八项合作协议，涉及能源、贸易、融资、核能利用、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被国际舆论看成是“走向两国最新的蜜月”。这真是“化干戈为玉帛”。除了我们30年来改革开放国力增强的原因，应该也有60年前“不打不相识”之故吧!

　　我衷心希望朝鲜战争的历史教训能够促进中美关系、加强世界和平。而我们这些志愿军战俘所经历的苦难能够有助于呼唤人性的回归与人权的觉醒。

 　　张泽石，1929年生，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1947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学运、农运及敌后武装斗争，1951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80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第五次战役中受伤被俘，先后关押于韩国水原战俘收容所、釜山和巨济岛战俘营，担任回国志愿军战俘总翻译、总代表，曾被囚禁在美军“最高监狱”和“战犯战俘营”，1953年9月作为最后一批交换战俘归国。出版有《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1989)，《战俘手记》(1994)，《我的朝鲜战争》等著作。

张泽石

　　回顾60年前那场战争，感慨良多。我出生在第一次爆发世界经济危机的1929年，随后从童年少年到青年历经了无休止的战乱：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特别是朝鲜战争带给我一生太多的痛。

　　但是，当我把自己经历的那四年多朝鲜战争放进我中华民族近百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就有了新的认识：首先那是一场跟世界上头号强国打成平手的战争，它改写了中华民族百年来不断遭受列强欺侮的屈辱历史，并在整个世界都处于战争阴云激荡的历史时期给新中国带来了60年的稳定，也保证了我们近30年来顺利推进改革开放，朝鲜战争的另一重大后果是避免了台海战争爆发。可以说正是朝鲜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儿女为此付出的代价与牺牲是完全值得的。

　　现在再来看当年战俘营里的那场争斗，也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认识。美国既然在战场上在军事上没有打赢中国，就必然希望在停战谈判桌上在政治上捞取一些补偿。因此美方在板门店提出了“让战俘自愿选择遣返去向”的提案，并积极支持那些想要去台湾的战俘去控制中国战俘营(包括选送一些战场主动投诚分子到东京去接受有台湾特工人员参与的特殊培训并任命这些投诚者担任俘虏官)，以迫使尽可能多的志愿军战俘放弃自己的回国志愿。而最后经过“遣返志愿甄别”，中国战俘竟然有三分之二“不愿回大陆”，这是美国当局事先完全没料想到的“大胜利”，也是我国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苦果。停战谈判因此陷入僵局，朝鲜战争因此延长了一年多，战争双方因此付出更大的牺牲，特别是造成了我们那些被迫去台湾的一万多名难友离乡背井骨肉分离的痛苦。那么，究竟是什么缘故让美国取得了这场中国战俘营里的“意外胜利”?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当年我们曾经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是美军利用叛徒、特务对手无寸铁的战俘实施了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对战俘进行了威胁利诱、人身折磨、政治陷害等等卑劣手段所造成。现在看来还有更深层次的，我们中国军人自身在文化上、历史上和人性方面的原因。

　　在我们上千年的皇权传统文化里，百姓应当对皇帝“尽忠”、军人在维护皇权的“卫国战争”中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投降即是不忠，被俘就是变节!这种视士兵为战争工具、忽视人权违反人道的封建“战俘观”，使得我们被俘后普遍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造成党员干部陷入消沉、知识分子感到羞耻、普通士兵丧失斗志。再加上当时我们部队的文化程度、文化素养偏低，独立思考能力与应变能力较差，在有组织领导时可以冲锋陷阵，一旦失去组织领导要独自面对险恶环境，大都惊慌失措，束手无策。

　　另外，为什么那场本应是中国人针对美国人的“反背叛、争回国”的战俘营爱国斗争却变成了一场中国人跟中国人之间的内斗?并且斗得如此残酷乃至达到挖人心吃人肉的惨烈程度?曾有人认为是由于解放军的组成中有较大比例是原国民党军队成员。比如我们180师的指战员中就有不少来自阎锡山部队的“解放战士”、以及更多的来自原国民党95军和黄埔军校的起义官兵，认为是他们愿意去台湾，重归国民党。但事实决非如此，在巨济岛第86战俘营首先站出来领导“反背叛、争回国”斗争的正是黄埔军校的起义士官。在该营场那次反对升国民党旗的武斗中，带头冲锋的“弟兄会”成员大都是95军的起义士兵。而那个挖人心吃人肉的刽子手李大安也并非来自国民党部队。问题的根子恐怕要到我们民族崇尚暴力的历史中去追寻。两千多年来，不只改朝换代完全是通过暴力实现，部族、家族之间也经常发生暴力冲突。民国以来，国共两党激烈内战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至深，我们战俘营内那场争斗可以看成是1949年之后又一次国共内战，只是这一次国民党势力在美国人的直接支持下终于替美国人打了个大胜仗。我们中国人能够轻易地被煽动起来互相进行暴力争斗的弱点在文革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回顾战俘营那段历史，还使我获得了一个重要认识：维护人的尊严是守住人性的最后防线。

　　人性中最可贵的是仁爱、是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是不屈服于被强加的厄运、是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执著。正是它们维系着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然而，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如果被剥夺，他身上这一切美好的人性都可能随之泯灭，原来潜藏在他身上的兽性则可能被激发出来。日内瓦战俘公约的要点是维护战俘的人权，其核心是维护人的尊严。美方一旦决定不顾日内瓦战俘公约关于应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的规定、坚持中国战俘可以“自愿”去台湾之后，其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首先剥夺战俘们做人的尊严，突破战俘们人性的最后防线，让战俘们陷于“哀莫大于心死”的绝望境地，从而放弃归国回家的向往。而那些已经主动放弃了做人尊严的战场投敌分子，也就放弃了守护自己的人性，在特定条件下有的则可能兽性复活。李大安是个典型例子：他在贪生怕死投敌之后，满以为会受到优待。因此到了釜山登记战俘卡片时，迫不及待地告诉孙振冠自己是主动投诚的，还问会得到什么奖励?老孙愤怒地想惩罚这个叛徒，便告诉朝鲜难友当晚揍了李大安一顿。李寻机向美国人叩头喊冤，美军让李对老孙拳脚相加以报仇雪恨。后来把李送往东京受训，还任命他当了“72联队”的副联队长。李在对美国人感恩之余更加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同胞，成了美军特务、“随军牧师”伍培礼的得力打手。“伍牧师”派李大安到“86联队”当副联队长，李却挨了“弟兄会”勇士们一顿毒打。李被送回“72”后向“伍牧师”哭述自己差点丧命。伍培礼安慰了他并送给他一把匕首自卫。李大安在“遣返志愿甄别”前夕就是用那把匕首挖了林学逋的心，当众切开吞下!李大安正是这样一步步从人蜕变成兽的。

　　现在我们也能够较全面深入地认识我们归国后受到那么不公正对待的原因了。二战时希特勒曾经要求斯大林用他俘虏的斯大林的儿子交换被俘的德国将军，斯大林竟然宣称：“红军只可能有叛徒不可能有战俘!”拒绝了希特勒的建议。斯大林的儿子知道后撞电网而死。在志愿军战俘问题上，也存在类似的倾向，我们对国民党战俘、日本战俘、美国战俘十分仁慈，却对自己军队的被俘官兵十分冷漠，这其中，既有个人的帝王思想问题，也有皇权文化传统下的封建战俘观的原因。

　　回顾60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也令我感慨系之。中美两国60年前在朝鲜战争中打得不可开交，2010年美国却以历史上最大出访团访华，跟我国进行了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共签署八项合作协议，涉及能源、贸易、融资、核能利用、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被国际舆论看成是“走向两国最新的蜜月”。这真是“化干戈为玉帛”。除了我们30年来改革开放国力增强的原因，应该也有60年前“不打不相识”之故吧!

　　我衷心希望朝鲜战争的历史教训能够促进中美关系、加强世界和平。而我们这些志愿军战俘所经历的苦难能够有助于呼唤人性的回归与人权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