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角网”按：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于美国东部时间2021年8月1日凌晨去世。余先生1930年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当代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不仅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造诣深厚，成为一代大师。值得一提的是，余英时先生关怀现实，曾发表一系列时评，对国际时政多有议论。今天，根据录音特整理发布一篇余先生谈中西软实力的短文，以为纪念。

余英时(1930-2021.8.1)

　　谈到软实力，就应该想一想西方的情况。它的兴起到今天，决不是靠资本主义、也不是靠十九世纪以后英国的工业、大工厂的出现种种。这是后果，发明机器应用，那是所谓科学发展的结果。

　　这个就要追到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去了。从天文、物理，到数学，英国的牛顿，西方变成一个文化最先进的地方。西方文化、所谓科学，是我们十九世纪以后才把它专门讲自然科学。从前我们自然科学家在西方都叫他哲学家，基本上都是学问中间偏向于自然的。和今天一提到科学家，我们往往是想到科技方面的人，物理、化学、自然科学，事实上不是如此。

　　所以这一部分，至少可以说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慢慢发展出来的。宗教革命、各种科学的发展，象从莱布尼茨、到牛顿、到迪卡尔，哲学跟数学都是联在一起的。所以这是西方基本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奠定它后来工业化，工业化再跟资本主义生产、跟市场制度联在一起，那更是威力无穷，所以这是后果。

　　我们还记得在明朝末年，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西方的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的人，从意大利到中国来的时候，那时候它的科学已经相当发展了。但是呢，没有把这些最先进的东西传到中国来。

　　可是那个时候中国人已经很佩服，不但是基督教、也佩服他们的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包括数学，在中国有很大的进展。所以西方的实力来自文化，绝不是来自船坚炮利，那是后果。我们不能倒果为因。

　　西方之所以起来，有几个大国，特别是先是英国，在全球有那么多的殖民地，继而有法国。德国起来太迟了，所以它殖民地分不到多少。美国是另外一回事，是英国殖民到美洲以后，发展出来的一个新枝。

　　这个新枝也是从欧洲分出来的，所以我们研究美国历史首先要研究它的宗教史。比如说清教徒，那是从英国来的，那是避免在英国被迫害到美国开辟新天地。启蒙运动使它走上民主自由这种制度，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西方的力量。

　　中国也是一样，我们要简单地看一看中国的汉朝时代，号称中国是东亚的主要的文化力量。这个也是靠文化，不是靠武力。中国人从前很早就占领了越南，很早就武力打到北韩，后来我们都退出来了。

　　中国的影响靠的是文化。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新疆，在汉朝就分成36国。这36国许多都是因为后来慢慢配合中国文化，象龟兹学中国的音乐、学中国的礼节;又象押儿牵，当时叫做莎车、在汉代的，也是接受了中国文化上许多的原则，包括儒家的一些教训。所以在王莽篡位的时候，莎车就不服气，因为还接受了儒家这一套。

　　换言之，中国的影响力之大，从汉到唐，都是靠文化。许多边疆民族，从匈奴、到鲜卑、后来突厥，政治上、军事上确实把中国征服过，或者部分、或者全部，但最后还是被中国文化所化，慢慢就汉化了。

　　退出中国的像蒙古，当然是保持自己的原有的身份。象满州，我们现在找不到真正的严格的满州人了。满州人汉化的程度非常快，这就是软实力实际表现。中国今天是不是能够跟西方比一比软实力?我想很成问题。

　　我们这近两百年来吸收西方的科学，所以我们的科学还是落在后面。我们还比不上日本人，日本人还出现了自己本土产生的诺贝尔得奖人，我们中国诺贝尔得奖人都是美国公民、或者在美国工作才能得到的，中国本土一个都还没有。

　　这是科学方面如此，社会科学落后得更多。因为后来有三十年时间把西方社会科学全部一刀砍掉，专讲马列主义，所以思想上非常贫乏。到了最后，社会科学在中国根本就绝望了。到今天，中国在社会科学、哲学思想方面都是跟在西方后面走。

　　所谓提倡大国崛起的新左派之类的人物，实际上是捡了西方新左派的牙慧。谈到最令人痛苦的就是汉学这个领域，我们一直也还没有追上西方某些先进的研究者。在三十年代、二十年代，中国人拼命追，要把汉学中心或者从日本的京都、东京，或者从法国的巴黎，移到中国。慢慢地又有成功的希望，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国第一流学者产生了很多，象陈寅恪、陈垣、汤用彤、钱穆等等，这些大师都是那时候产生的。但是后来又来限制思想，一切以马列为准，人文科学就死掉了。

　　现在能够活跃的都是在西方学得一知半解的东西，最活跃的所谓新左派，最无知，非常非常没有原创性。好些是把别人的话改头换面，用来做一种号召，好象是想出了一条什么新办法，最后看里面的东西，情感的力量是来自民族主义，知识的力量就是重点吸收，多半以抄袭为主，这是很可悲的。

　　(原录音发表于2010年6月3日）

　　“钝角网”按：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于美国东部时间2021年8月1日凌晨去世。余先生1930年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当代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不仅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造诣深厚，成为一代大师。值得一提的是，余英时先生关怀现实，曾发表一系列时评，对国际时政多有议论。今天，根据录音特整理发布一篇余先生谈中西软实力的短文，以为纪念。

余英时(1930-2021.8.1)

　　谈到软实力，就应该想一想西方的情况。它的兴起到今天，决不是靠资本主义、也不是靠十九世纪以后英国的工业、大工厂的出现种种。这是后果，发明机器应用，那是所谓科学发展的结果。

　　这个就要追到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去了。从天文、物理，到数学，英国的牛顿，西方变成一个文化最先进的地方。西方文化、所谓科学，是我们十九世纪以后才把它专门讲自然科学。从前我们自然科学家在西方都叫他哲学家，基本上都是学问中间偏向于自然的。和今天一提到科学家，我们往往是想到科技方面的人，物理、化学、自然科学，事实上不是如此。

　　所以这一部分，至少可以说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慢慢发展出来的。宗教革命、各种科学的发展，象从莱布尼茨、到牛顿、到迪卡尔，哲学跟数学都是联在一起的。所以这是西方基本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奠定它后来工业化，工业化再跟资本主义生产、跟市场制度联在一起，那更是威力无穷，所以这是后果。

　　我们还记得在明朝末年，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西方的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的人，从意大利到中国来的时候，那时候它的科学已经相当发展了。但是呢，没有把这些最先进的东西传到中国来。

　　可是那个时候中国人已经很佩服，不但是基督教、也佩服他们的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包括数学，在中国有很大的进展。所以西方的实力来自文化，绝不是来自船坚炮利，那是后果。我们不能倒果为因。

　　西方之所以起来，有几个大国，特别是先是英国，在全球有那么多的殖民地，继而有法国。德国起来太迟了，所以它殖民地分不到多少。美国是另外一回事，是英国殖民到美洲以后，发展出来的一个新枝。

　　这个新枝也是从欧洲分出来的，所以我们研究美国历史首先要研究它的宗教史。比如说清教徒，那是从英国来的，那是避免在英国被迫害到美国开辟新天地。启蒙运动使它走上民主自由这种制度，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西方的力量。

　　中国也是一样，我们要简单地看一看中国的汉朝时代，号称中国是东亚的主要的文化力量。这个也是靠文化，不是靠武力。中国人从前很早就占领了越南，很早就武力打到北韩，后来我们都退出来了。

　　中国的影响靠的是文化。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新疆，在汉朝就分成36国。这36国许多都是因为后来慢慢配合中国文化，象龟兹学中国的音乐、学中国的礼节;又象押儿牵，当时叫做莎车、在汉代的，也是接受了中国文化上许多的原则，包括儒家的一些教训。所以在王莽篡位的时候，莎车就不服气，因为还接受了儒家这一套。

　　换言之，中国的影响力之大，从汉到唐，都是靠文化。许多边疆民族，从匈奴、到鲜卑、后来突厥，政治上、军事上确实把中国征服过，或者部分、或者全部，但最后还是被中国文化所化，慢慢就汉化了。

　　退出中国的像蒙古，当然是保持自己的原有的身份。象满州，我们现在找不到真正的严格的满州人了。满州人汉化的程度非常快，这就是软实力实际表现。中国今天是不是能够跟西方比一比软实力?我想很成问题。

　　我们这近两百年来吸收西方的科学，所以我们的科学还是落在后面。我们还比不上日本人，日本人还出现了自己本土产生的诺贝尔得奖人，我们中国诺贝尔得奖人都是美国公民、或者在美国工作才能得到的，中国本土一个都还没有。

　　这是科学方面如此，社会科学落后得更多。因为后来有三十年时间把西方社会科学全部一刀砍掉，专讲马列主义，所以思想上非常贫乏。到了最后，社会科学在中国根本就绝望了。到今天，中国在社会科学、哲学思想方面都是跟在西方后面走。

　　所谓提倡大国崛起的新左派之类的人物，实际上是捡了西方新左派的牙慧。谈到最令人痛苦的就是汉学这个领域，我们一直也还没有追上西方某些先进的研究者。在三十年代、二十年代，中国人拼命追，要把汉学中心或者从日本的京都、东京，或者从法国的巴黎，移到中国。慢慢地又有成功的希望，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国第一流学者产生了很多，象陈寅恪、陈垣、汤用彤、钱穆等等，这些大师都是那时候产生的。但是后来又来限制思想，一切以马列为准，人文科学就死掉了。

　　现在能够活跃的都是在西方学得一知半解的东西，最活跃的所谓新左派，最无知，非常非常没有原创性。好些是把别人的话改头换面，用来做一种号召，好象是想出了一条什么新办法，最后看里面的东西，情感的力量是来自民族主义，知识的力量就是重点吸收，多半以抄袭为主，这是很可悲的。

　　(原录音发表于2010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