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外交部大楼四层，一阵电话铃声在一间办公室响起。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李景贤接起电话，电话来自远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荩卿。“苏联央视预告今晚七点钟有重要新闻直播!老戈(指戈尔巴乔夫)大概要‘完’了”，“已经意料到戈尔巴乔夫迟早要下台，但没预料到这么快”。1991年12月25日下午，李景贤放下电话，立即向钱其琛外长等领导报告。

　　北京时间26日零时，外交部大楼里苏欧司苏联处的七八个人围在一台20英寸的电视机前。屏幕中戈尔巴乔夫开始他那著名的7分钟“告别演说”，这个连一寸国土都已经没有的“国王”平静地宣布下台。当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了一下手，苏联就在法律上无声地消失了。公报说，“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

　　那天下午，外交部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到中南海开会。在这个历史的重要时刻，需要做出的决策考验着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外交领域的转变，更关乎中国未来的走向。

　　“特特急”电报

　　12月27日，中央有关苏联解体对策的讨论只进行了半小时。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这次会议由江泽民主持，对苏联解体后的形势作了分析，一致同意，我方承认原12个加盟共和国独立。

　　“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什么也不怕。”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会上江泽民这样表示，并随即指示马上给正在俄罗斯等国访问的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发电通知这些相关国家。李景贤从皮包里抽出备好的电报纸，立刻拟稿，写一页塞给前面的钱其琛修改一页，然后由最高层领导过目画圈。

　　27日这天，中国官方媒体相当低调。《人民日报》仅仅在国际版刊发了苏联解体的消息和一篇记者特写《红场易帜纪实》，文中提到红场上人们的感情“十分复杂”。28日，中南海会议的决定刊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国际版除了一些国家承认俄罗斯等国独立外，还引用塔斯社报道说，今年卢布发行量剧增，前三季度物价上涨96%，似露忧心。

　　苏联解体后一周左右，江泽民召集36人开了几天的会，上午下午连轴转，并要求人人发言不得少于半小时，要讲透彻。这36人都是与苏联或俄罗斯有关的重要官员和学者。此时有关苏联解体的讨论观点各异，一些老同志不愿看到苏联解体;另一些人则认为，解体客观上对中国利大于弊，来自北方多年的不平等和威胁消失，周边环境有利于建设。面对如此“突变”，各类情感、心态、观点复杂而微妙。一些学者提出“高层叛徒论”，一些则表达了“体制说”。

　　“政治团”变“经贸团”

　　苏联国旗落下后的一两小时，一架波音767包机载着李岚清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降落在莫斯科。出发前夕，李鹏表示需要派一位部长去，并由“政治团”改为“经贸团”，李岚清部长任团长，副外长田曾佩任副团长，由外交部和部分企业家共30多人组成。此刻各加盟国尚未独立，不宜以“政治团”名义出访，但保持交往却不可耽搁。

　　中国代表团初到苏联的几日，谈判进展较慢，27日中南海会议后，钱其琛外长致电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外长告知承认其独立并准备谈判建交后，中国代表团受到各国热情接待，谈判极为顺利。

　　其实，当年9月，当苏联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第二天，钱其琛即表示中国政府承认三国独立国家的地位。三天后中国代表团带着公报草案的中、俄、英文版本和授权签字书抵达三国，随后三天签署了三份建交公报，这样的神速国际瞩目。

　　尊重各国自己的选择是总体思路。曾任外交部苏欧司苏联处处长、中国驻俄罗斯公使的周晓沛在一篇文章中透露：当时“根据中央决策及外交部领导的指示，我们注意冷静观察。未雨绸缪，并做好各种应急预案。一旦苏联政府公开承认某共和国独立或正式宣告自身解体，立即按‘承认、建交、设馆’的一揽子三步曲，一举解决与苏联各国的关系问题”。

　　研判“8·19事件”

　　外交部门及中央领导提前预判与未雨绸缪的效果在几个月前已显露出来。

　　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去克里米亚半岛度假，此前的几个月，戈氏焦躁不安。由于他上任之后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重重，在“民族自决”的影响下，各个联盟国欲自立门户。

　　1990年和1991年，波罗的海三国相继独立，很快，俄罗斯也发表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对此，钱其琛说：“俄罗斯是个大块头，它宣告独立，对苏联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为防止联邦瓦解和维持最低限度国家统一，戈尔巴乔夫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新联盟条约。按照原计划，条约将于1991年8月20日签署。戈尔巴乔夫万万没想到的是，8月19日，苏联高层8人发动政变，他们认为戈氏改革难以进行，试图挽救站在悬崖边上的苏维埃政权。

　　8月19日北京时间清早五点多钟，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于洪亮迅速向国内报告了这一消息，之后几乎每隔一刻钟，驻苏联使馆就来电报告事态进展。

　　当天中午12点15分，叶利钦在白宫外的一辆坦克上宣布“反对这次‘逼宫事件’”，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纷纷赞同。

　　20日下午3点，于大使打电话给国内说，参与“逼宫事件”的总理巴甫洛夫刚刚告诉记者，他因“患感冒”已入院治疗。于大使认为，苏联总理患的是“政治病”，表明参加这一事件的头头们慌了手脚。钱外长得知后说：“形势看来已经发生逆转”。22日晨，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到了莫斯科，“8·19事件”以失败告终。

　　22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拜会钱其琛时，专门转达了戈尔巴乔夫对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会见后，钱其琛对李景贤说：苏联局势的演变有两种可能，一是出现某种转机，二是形势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要特别关注后一种可能性。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戈尔巴乔夫已回天无力，胜利者是叶利钦。9月初，3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宣布独立，3个月后苏联解体。

　　“最后一次”访苏

　　苏联革命、改革及命运在中国领导人心中的分量很重，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中，其选择也因时因势而变。

　　东欧局势持续动荡的1991年初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正思考要不要访问苏联。“有人说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已摇摇欲坠，现实情况到底怎么样?”1991年2月的一天，江泽民问外交部苏欧司苏联处处长周晓沛等人，此前江泽民已多次收到戈尔巴乔夫访苏邀请，最近还收到戈氏的亲笔信。最终，江泽民决定5月访苏。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处在风口浪尖。“我很难办。‘左’派和右派都批评我。有的想走回头路，这不现实;有的提出要加快速度，这是冒险。”

　　“8·19事件”前的这几个月，正是戈尔巴乔夫自信有所增长的时候。他相信新的联盟条约能保持国家的统一——“现在15个加盟共和国都来人了，正在莫斯科开会讨论这个问题。”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记录了此时戈氏的乐观，“就像罗马选教皇一样，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教堂。”不过，“8·19事件”后所有人都离开了“教堂”，一去不返。江泽民此次访问也成为中国领导人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苏维埃纪行

　　“8·19事件”确实难以预计。江泽民访问之前，先期与苏方讨论公报的代表也多次与苏联外交界朋友和百姓交流、考察。他们的总体印象是，高层权力在向叶利钦倾斜，但叶氏也未必想解散苏联。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联盟估计能够继续存在。

　　参与谈判调研的李景贤还深深感受到底层群众对苏联存亡问题的冷漠。“那时苏联像是坐在一座火山上。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是人们很浮躁。看起来形势大好，但是人们想的和高层说的完全不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春生1989～1991年在苏联做访问学者，她回忆说，“比如我当时住在俄罗斯科学院研究生院宿舍里，经常和俄罗斯人聊天，他们有做生意、出国等等想法，感觉不是很稳定。”

　　1990年底，田春生还应朋友之邀去波罗的海三国旅行，朋友对她说：“你得赶紧去，要是不去的话，这三个共和国就会脱离苏联，再去就要护照了。”

　　1990年4月，俞邃研究员等专程前往苏联考察，想弄清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回来后，他写了一份万字报告，将苏联模式的弊端归结为三句话：思想理论僵化、教条;经济管理凝固化、机会主义;政治生活缺乏民主。

　　只握手，不拥抱

　　苏联解体前的各类调研其实多少都与中国高层领导尤其是邓小平的判断有关。

　　1989年5月16日9点35分，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安静地坐着等一个人。他对在场的同志说：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10点差一两分钟。

　　邓小平破例走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达35秒，但“贯彻”了邓小平之前特别叮嘱的这次见面时“不拥抱”的原则。

　　没有提纲，更没有讲话稿，就是中方人士也事前不知道他将谈什么。面前一个麦克风、一杯茶，两个半小时大多是邓小平在说，戈尔巴乔夫偶尔回应，更多频频点头。“我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戈氏之前曾这样对随行人员说，这一年邓小平85岁，戈氏58岁。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是邓小平首先定下的调子，中苏两大国关系正常化由此破冰。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东欧、苏联的局势进一步动荡。有一次，他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外交部大楼四层，一阵电话铃声在一间办公室响起。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李景贤接起电话，电话来自远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荩卿。“苏联央视预告今晚七点钟有重要新闻直播!老戈(指戈尔巴乔夫)大概要‘完’了”，“已经意料到戈尔巴乔夫迟早要下台，但没预料到这么快”。1991年12月25日下午，李景贤放下电话，立即向钱其琛外长等领导报告。

　　北京时间26日零时，外交部大楼里苏欧司苏联处的七八个人围在一台20英寸的电视机前。屏幕中戈尔巴乔夫开始他那著名的7分钟“告别演说”，这个连一寸国土都已经没有的“国王”平静地宣布下台。当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了一下手，苏联就在法律上无声地消失了。公报说，“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

　　那天下午，外交部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到中南海开会。在这个历史的重要时刻，需要做出的决策考验着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外交领域的转变，更关乎中国未来的走向。

　　“特特急”电报

　　12月27日，中央有关苏联解体对策的讨论只进行了半小时。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这次会议由江泽民主持，对苏联解体后的形势作了分析，一致同意，我方承认原12个加盟共和国独立。

　　“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什么也不怕。”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会上江泽民这样表示，并随即指示马上给正在俄罗斯等国访问的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发电通知这些相关国家。李景贤从皮包里抽出备好的电报纸，立刻拟稿，写一页塞给前面的钱其琛修改一页，然后由最高层领导过目画圈。

　　27日这天，中国官方媒体相当低调。《人民日报》仅仅在国际版刊发了苏联解体的消息和一篇记者特写《红场易帜纪实》，文中提到红场上人们的感情“十分复杂”。28日，中南海会议的决定刊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国际版除了一些国家承认俄罗斯等国独立外，还引用塔斯社报道说，今年卢布发行量剧增，前三季度物价上涨96%，似露忧心。

　　苏联解体后一周左右，江泽民召集36人开了几天的会，上午下午连轴转，并要求人人发言不得少于半小时，要讲透彻。这36人都是与苏联或俄罗斯有关的重要官员和学者。此时有关苏联解体的讨论观点各异，一些老同志不愿看到苏联解体;另一些人则认为，解体客观上对中国利大于弊，来自北方多年的不平等和威胁消失，周边环境有利于建设。面对如此“突变”，各类情感、心态、观点复杂而微妙。一些学者提出“高层叛徒论”，一些则表达了“体制说”。

　　“政治团”变“经贸团”

　　苏联国旗落下后的一两小时，一架波音767包机载着李岚清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降落在莫斯科。出发前夕，李鹏表示需要派一位部长去，并由“政治团”改为“经贸团”，李岚清部长任团长，副外长田曾佩任副团长，由外交部和部分企业家共30多人组成。此刻各加盟国尚未独立，不宜以“政治团”名义出访，但保持交往却不可耽搁。

　　中国代表团初到苏联的几日，谈判进展较慢，27日中南海会议后，钱其琛外长致电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外长告知承认其独立并准备谈判建交后，中国代表团受到各国热情接待，谈判极为顺利。

　　其实，当年9月，当苏联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第二天，钱其琛即表示中国政府承认三国独立国家的地位。三天后中国代表团带着公报草案的中、俄、英文版本和授权签字书抵达三国，随后三天签署了三份建交公报，这样的神速国际瞩目。

　　尊重各国自己的选择是总体思路。曾任外交部苏欧司苏联处处长、中国驻俄罗斯公使的周晓沛在一篇文章中透露：当时“根据中央决策及外交部领导的指示，我们注意冷静观察。未雨绸缪，并做好各种应急预案。一旦苏联政府公开承认某共和国独立或正式宣告自身解体，立即按‘承认、建交、设馆’的一揽子三步曲，一举解决与苏联各国的关系问题”。

　　研判“8·19事件”

　　外交部门及中央领导提前预判与未雨绸缪的效果在几个月前已显露出来。

　　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去克里米亚半岛度假，此前的几个月，戈氏焦躁不安。由于他上任之后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重重，在“民族自决”的影响下，各个联盟国欲自立门户。

　　1990年和1991年，波罗的海三国相继独立，很快，俄罗斯也发表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对此，钱其琛说：“俄罗斯是个大块头，它宣告独立，对苏联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为防止联邦瓦解和维持最低限度国家统一，戈尔巴乔夫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新联盟条约。按照原计划，条约将于1991年8月20日签署。戈尔巴乔夫万万没想到的是，8月19日，苏联高层8人发动政变，他们认为戈氏改革难以进行，试图挽救站在悬崖边上的苏维埃政权。

　　8月19日北京时间清早五点多钟，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于洪亮迅速向国内报告了这一消息，之后几乎每隔一刻钟，驻苏联使馆就来电报告事态进展。

　　当天中午12点15分，叶利钦在白宫外的一辆坦克上宣布“反对这次‘逼宫事件’”，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纷纷赞同。

　　20日下午3点，于大使打电话给国内说，参与“逼宫事件”的总理巴甫洛夫刚刚告诉记者，他因“患感冒”已入院治疗。于大使认为，苏联总理患的是“政治病”，表明参加这一事件的头头们慌了手脚。钱外长得知后说：“形势看来已经发生逆转”。22日晨，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到了莫斯科，“8·19事件”以失败告终。

　　22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拜会钱其琛时，专门转达了戈尔巴乔夫对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会见后，钱其琛对李景贤说：苏联局势的演变有两种可能，一是出现某种转机，二是形势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要特别关注后一种可能性。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戈尔巴乔夫已回天无力，胜利者是叶利钦。9月初，3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宣布独立，3个月后苏联解体。

　　“最后一次”访苏

　　苏联革命、改革及命运在中国领导人心中的分量很重，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中，其选择也因时因势而变。

　　东欧局势持续动荡的1991年初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正思考要不要访问苏联。“有人说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已摇摇欲坠，现实情况到底怎么样?”1991年2月的一天，江泽民问外交部苏欧司苏联处处长周晓沛等人，此前江泽民已多次收到戈尔巴乔夫访苏邀请，最近还收到戈氏的亲笔信。最终，江泽民决定5月访苏。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处在风口浪尖。“我很难办。‘左’派和右派都批评我。有的想走回头路，这不现实;有的提出要加快速度，这是冒险。”

　　“8·19事件”前的这几个月，正是戈尔巴乔夫自信有所增长的时候。他相信新的联盟条约能保持国家的统一——“现在15个加盟共和国都来人了，正在莫斯科开会讨论这个问题。”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记录了此时戈氏的乐观，“就像罗马选教皇一样，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教堂。”不过，“8·19事件”后所有人都离开了“教堂”，一去不返。江泽民此次访问也成为中国领导人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苏维埃纪行

　　“8·19事件”确实难以预计。江泽民访问之前，先期与苏方讨论公报的代表也多次与苏联外交界朋友和百姓交流、考察。他们的总体印象是，高层权力在向叶利钦倾斜，但叶氏也未必想解散苏联。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联盟估计能够继续存在。

　　参与谈判调研的李景贤还深深感受到底层群众对苏联存亡问题的冷漠。“那时苏联像是坐在一座火山上。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是人们很浮躁。看起来形势大好，但是人们想的和高层说的完全不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春生1989～1991年在苏联做访问学者，她回忆说，“比如我当时住在俄罗斯科学院研究生院宿舍里，经常和俄罗斯人聊天，他们有做生意、出国等等想法，感觉不是很稳定。”

　　1990年底，田春生还应朋友之邀去波罗的海三国旅行，朋友对她说：“你得赶紧去，要是不去的话，这三个共和国就会脱离苏联，再去就要护照了。”

　　1990年4月，俞邃研究员等专程前往苏联考察，想弄清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回来后，他写了一份万字报告，将苏联模式的弊端归结为三句话：思想理论僵化、教条;经济管理凝固化、机会主义;政治生活缺乏民主。

　　只握手，不拥抱

　　苏联解体前的各类调研其实多少都与中国高层领导尤其是邓小平的判断有关。

　　1989年5月16日9点35分，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安静地坐着等一个人。他对在场的同志说：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10点差一两分钟。

　　邓小平破例走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达35秒，但“贯彻”了邓小平之前特别叮嘱的这次见面时“不拥抱”的原则。

　　没有提纲，更没有讲话稿，就是中方人士也事前不知道他将谈什么。面前一个麦克风、一杯茶，两个半小时大多是邓小平在说，戈尔巴乔夫偶尔回应，更多频频点头。“我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戈氏之前曾这样对随行人员说，这一年邓小平85岁，戈氏58岁。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是邓小平首先定下的调子，中苏两大国关系正常化由此破冰。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东欧、苏联的局势进一步动荡。有一次，他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