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中国人都有探访东欧的兴趣。当年”东风””西风”掰手腕，改革转型后，如今怎样?社会进步否?各阶层心态如何?走得会比俄罗斯顺畅一些么?探访东欧之前，笔者曾五访欧洲，走了中欧、北欧、西欧、南欧等20多个国家，就是没去神秘的东欧。2009年8月，终于成行。以下将一路见闻摘出，以飨读者。

　　东德：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

　　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放柏林墙，东德人疯狂涌向西柏林，短短3天里75万东德人”一江春水向西流”.1990年11月底，人为阻隔28年的柏林墙终于全部拆除。两德合并后，文化经济迅速融合，东德经济复苏，现在双方表面上已看不出区别。

　　随团40岁左右的导游郝卫兵，是移居匈牙利的华人，毕业于哈尔滨某大学。到达后的第一天，我就送给他自己撰写的旅游札记《新海国图志》，希望每到一国，他能替我约谈一位在当地居住10年以上的华侨。他一口应承，但告诉我按这里的规矩需要付钱，价格约50～100欧元/小时，我同意了。

　　郝导找到了移居柏林的华人学者李先生——一位对德国历史很有研究的大学教师。我最感兴趣的是两德统一后的情况及”统一后遗症”问题。李先生告诉我：东德曾被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在东欧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尽管如此，东德人均GDP也只有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科技水平落后西德至少20年。当东边还在”勒紧裤带增加生产”，西边已是有一系列社会保障的真正的福利国家了。柏林墙倒塌前，东德经济相当糟糕，极度依赖西德的援助。自然环境也不容乐观，很多河流污染严重，水面泛着化工废料的泡沫。东德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自我改革的打算。这种情况下，1989年东德的游行队伍高喊的口号便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东德政府不敢镇压，知道一镇压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援助，所以最后推倒柏林墙几乎没有流血。

推倒柏林墙

　　东柏林保留着许多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地名和建筑：卡尔o马克思大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倍倍尔广场、李卜克内西大街、蔡特金大街等。马恩广场上，马、恩的大型塑像高高伫立着，接受左翼民众的瞻仰。在著名的洪堡大学主楼正厅，镶嵌着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旅游团中有几位宝钢与上海铁路局的退休干部，有人在改革开放前曾到东德学习，说这里的变化惊人。当年他们考察东柏林南郊著名的铁西工业区，到处是火柴盒式楼群的苏式建筑，如今昔日的大片烟囱与厂房已无影无踪，变成了一片绿化带。稀疏的独户住宅群，绿影扶疏，清波荡漾，俨然成了”古城”.旅游车一路开来，映入眼帘的是美轮美奂的巴洛克式”古”建筑：圣母大教堂、宫廷、古城堡……很多雕塑都被精心”做旧”，有点被风化的模样。”不错!真不错!东西欧看不出差别!”几位老干部啧啧赞叹。

　　合并后，德国政府采取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1991～1999年，西德向东德”输血”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前东德公民个人存款以1：1兑换西德马克，这为前东德提供了其他东欧国家无法企及的优势，仅用5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转型，成为整个前苏东阵营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一员。

　　尽管西德对东德大输血，却无法解决统一的后遗症。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因为东德的企业缺乏竞争力，员工素质普遍低下，统一后大批企业倒闭或被西德企业合并，东德工人大量失业。根据《回归法》，曾被东德收为国有的土地必须归还给分裂前的原地主西德人，统一后的德国专门成立了一个托管局，以便接管与处理东德留下的财产。当时托管企业共14600家，其中800家返还给当地政府，2000家返还给收归国有前的原业主，对8000家企业进行私有化，剩余的彻底破产清算。当时东德人总感觉这是不公平的折价收购，认为自己已成为”二等公民”，造成严重的失落感。

　　而西德为了照顾东德，也作出了巨大牺牲，拖慢经济发展20年，从原来世界经济排名第2降至第15，国民所得从每人38000美元降至22000美元。这一切，东德人开始并不领情，相反抱怨西德人缺乏同情心，对同族人傲慢和吝啬。而西德人则认为东德人被以前的制度惯坏了，懒惰又不会做事，缺乏独立性与自发性，给多少帮助都无济于事。但东德人抱怨归抱怨，当问他们”真的希望回到过去吗”时，绝大多数前东德人不会这样认为。他们自嘲说：”以往我们过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柏林墙一倒，我们倒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指高福利制度)了。我们唯一没有体验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因为西边的资本家宁可去’剥削’土耳其劳工，也不愿来这里’剥削’我们!”

　　匈牙利的华人”四虎市场”

　　行走途中，我听一位温州老板说，20世纪90年代是东欧市场的初级阶段，由于政策的开放，中国商界突然涌现出一个特殊的群体——”洋倒爷”.他们或乘飞机或坐火车，”吭哧吭哧”手提肩扛地将中国货”倒”到物质贫乏的外国出售。一时间，他们”一夜发家”的神话让许多中国人怦然心动。在这之后，一些有胆量的中国人紧随”洋倒爷”的脚步”进军”东欧，他们最先选中的不是大国，而是中欧小国匈牙利。

　　匈牙利面积只有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00万。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首都布达佩斯已发展成为中、东欧地区的物资集散地。中匈两国开通直达航班后，到这里来的中国人惊讶不已：匈牙利的市场太有利可图了，带过去的小百货和服装几乎被一抢而光，转眼就可赚到几倍的钱。消息传开，大批中国人像潮水般涌入，在布达佩斯开辟出一个规模庞大的华人”四虎市场”.市场地处布达佩斯的”约瑟夫区”，”瑟夫”谐音”四虎”，故得此名。市场每日客流量达三四万之多，一时成为欧洲地区最大的批发市场。大家带来的价格便宜、品种丰富的小商品，改变了东欧物资短缺的状况，继而发展为大集装箱进出口贸易。

　　在郝导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在斯洛伐克开饭店的上海人朱老板娘。她告诉我，他们夫妻1994年因在匈牙利做生意受损，转战斯洛伐克。为求保险，夫妻分两块做，她开中国餐馆，丈夫汪先生经营贸易公司，利用在东欧近20年的人脉，跟国内一家外贸公司联手做生意。汪先生回忆，1993年匈牙利政府提出两年内要创收2•5亿福林。为了增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不论公司是否赢利，均要征税，如公司没有处于亏损状态，还需交纳利润税。同时，各种各样的检查不断，从税务、卫生许可证到工作许可证、营业许可证等一样不差。许多华人的生意受到影响，有的甚至连续几天营业额为零。那年8月，批发市场又受到更严格的检查，警察、海关以及税务人员联合行动，市场上大约2/3的商位关门避查，整个市场空空荡荡，满目凄凉。对此商人们议论纷纷，害怕的心理显而易见，正如一位华商所讲，大家的生意都是半黑半白，经不起查，现在只是混口饭吃，发财的是少数人，凑合着干吧。由于匈牙利政府对中国人采取了一些限制性做法，几万商人选择转移阵地，开始向其他中东欧国家进发。

　　汪先生说：匈牙利等国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变革，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淘金年代的布达佩斯，仅中文报纸就有十几份;中国商店里，可以买到品种繁多的中国食品;也有中国人在这里做菜农，让你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蔬菜。中国人开的理发店、美容店、中医诊所、书店、音像店……数不胜数，有时候真会让人以为自己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当你抬头仰望那些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及混合式的古建筑古雕塑时，才恍然意识到这里是千真万确的欧洲。

　　与东欧新移民交谈时，不少头脑清醒的商人深有体会地说：东欧政府整肃华商，并非专门恶意针对中国人，而是华商把国内风行的不诚信带到东欧。华商对这里的影响有正反两方面，一方面给当地带来廉价商品，另一方面则让当地人认为中国就是出次品烂货的地方。一位当地华商还感叹：中国商人只知挣钱不知承担社会责任，不懂得捐钱，不知道钱的社会价值。同时，华人的吃苦耐劳也刺痛了这些懒散的民族。

　　宗教在东欧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小国斯洛文尼亚，人口仅200万，人均GDP却超过3万美元(是中国的近10倍)，已跻身欧盟中上游富裕国家之列。斯洛文尼亚原为南斯拉夫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当年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生活水平就远高于塞尔维亚，所以闹独立最早。1980年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去世，斯洛文尼亚开始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1989年9月通过修正案，重申脱离南联邦的权利。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高涨，要求独立。南斯拉夫随即宣战并派兵，但10天后便在斯洛文尼亚的抵抗下撤退，双方基本无伤亡，史称”十日战争”.1991年6月，斯洛文尼亚宣告独立。

　　南斯拉夫战争实际源于铁托时期对塞尔维亚的分割。南斯拉夫原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三个民族组成，塞族人口最多。铁托乃克罗地亚人，为削弱塞尔维亚的力量，铁托从塞尔维亚里硬分出黑山、马其顿、波黑，又在剩余的塞尔维亚部分，再分两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南斯拉夫纯属铁托生造的民族概念，主要意在分化各民族，尤其是塞尔维亚民族，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一政策当然不可能促进民族融合，相反只能破坏之。最可怕的是铁托运用宗教分化塞族，将信仰伊斯兰教的塞族人称为穆斯林族，这一”创举”彻底分裂了塞尔维亚，带来了后来的血腥战争。

　　宗教政策也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分裂的潜在原因。曾在斯洛文尼亚学习的香港神职人员杜先生告诉我：东欧除波兰与斯洛文尼亚大多数人信仰天主教外，其他都属于东正教国家。宗教在东欧本来非常有影响力，历史上的多次战争都因宗教而起。但冷战期间，各国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消灭宗教。上世纪50年代，由苏共领头，赫鲁晓夫继斯大林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不仅关闭了全国约2/3的教堂、70%的神学院及大部分修道院，而且把不接受政府领导的教徒成千上万地投进集中营。例如在阿尔巴尼亚，1967年官方宣称：所有的宗教活动场所一律关闭，自称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谁敢举行宗教节日活动，就会失去工作，并被送入监狱;若为小孩举行洗礼仪式，则判三年徒刑，甚至不准用宗教名字给新生儿起名等。当时的东欧各国纷纷效仿，但群众对宗教的信仰依然存在。结果是取消了公开的宗教，反而加强了地下的宗教;打击了信仰者的心灵，却加剧了心灵的信仰，适得其反。

　　宗教对东欧的解体起了一定作用。1989年时，一些国家宗教势力的活动十分引人注目。罗马尼亚从强迫托克什神父迁居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流血冲突;波兰团结工会在教会势力的支持下掌握政权;前东德的反对派在教会的支持下迫使政府步步退让，直至失去执政地位。所有这些都表明，宗教在东欧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解体前东欧各国的宗教信仰是被打压与禁止的，解体后宗教信仰比原来发展得更为迅猛。喜欢看历史书的郝导告诉我，今日的东欧人最痛恨剧变前的年代，从无留恋，即便对变天后的俄罗斯也没多少好感。

　　卢布尔雅那：居民诚实度测试全球第一

　　在东欧，我发现逢星期天，商店都关着门，街上安静人少，路过的车辆顶部常能看到被固牢的自行车。东欧人追求生活质量，惯于在饭店与小超市加班加点的，只有中国人。在斯洛伐克，许多小村庄散落在狹长的山谷里，马儿和羊群在悠闲地吃草。参观那风格传统的村庄，听听他们的音乐与民谣，品味特色食品，使人有返璞归真的感觉。

　　东欧的城区与中国不同，基本上完好地保存了古文化与古建筑。行走其中，仿佛时光倒流，遍布街区的古建筑美得无与伦比。普通的民居色彩丰富，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颜色，各种风格并存，组合在一起像是步入了童话世界。我们在斯洛文尼亚某小镇参观一年一度的集市，那里主要展销以手工木制品为主的各类家具或工艺品，围绕广场中心，前后左右每条街道都摆满了摊位。迎面走来一群群穿着民族服装的人，一路弹唱，节日气氛很浓。导游告诉我们：斯洛文尼亚人的教育水平相当高，不用为赶集人多、场面杂乱而担心钱包;国家的治安非常好，犯罪率极低。我想起以前在网上看到美国的《读者文摘》载文，在全球32座城市进行一项考验居民诚实度的测试，结果发现，最诚实的居民来自测试中最小的城市——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在这里，丢失的30部手机中有29部最终物归原主。

　　东欧人的环保意识远比中国人强，生活环境整洁没有一点垃圾，社区的垃圾筒分类清楚。虽然欧洲工业化早已完成，自然生态良好，可他们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还是很强的。一路上我看到的两点就足以证明：一是到处能看到风力发电;二是到处能看到人们在新修建的自行车道上骑车行驶。

　　不同国情下的反复博弈

　　1989年11月17日，捷克爆发革命，每天有超过10万人游行，哈维尔旋即当选总统。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没有点燃一部汽车，更没有冲击政府机关。

　　在捷克，导游给我引见了一位华籍学者黄先生，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已退职从事翻译著书工作。黄先生介绍说，捷克交通很方便，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一到两辆汽车，人均工资在2万捷克克朗(相当于六七千人民币)，每月吃喝花费大约在二三千左右，住房花费约为四千。青年人如18岁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可领失业金。东欧采用12年制免费教育，教育方式普遍学习英美，注重培养独立性，提倡愉快学习，不强求做听老师话的好学生和听父母话的乖孩子。东欧的孩子从小接受公民权和自由民主的教育，中学就开始对政治品头论足，大学基本上会盯着政治人物的竞选纲领，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东欧的政治人物为报答选民，常会为社区建造一些公共设施，筹款设立奖学金与慈善基金。东欧的老人基本上60岁退休，政府每月发放的退休金平均也在2万克朗左右，到去世为止，医疗保险免费。

布拉格

　　东欧解体后，各国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在制定法规、私有化、取消对外贸易的管制法令和通货自由兑换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宏观经济也正逐渐稳定。东欧许多国家比俄罗斯发展要快，船小好调头，基本上把原来国有的企业等都卖掉。黄先生说：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均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不仅立法要经过左右派争论、议会辩论乃至全民公决，立法后的具体实施也十分复杂。许多企业的谈判经年累月，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虽然”交易费用”大，但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国情下，各利益有关方反复博弈的结果。

　　东欧各国走上彻底的转型之路，虽付出了代价，但从长远看，将来也许会得益。转轨后，东欧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众多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管理机制落后、法制不健全等深层次问题突出，要理顺这些关系绝非易事，再加上目前整个欧洲都处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外部环境并不如人意。正因为如此，东欧的经济恢复之路没有想象的那样通畅。但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中东欧国家会逐渐找到感觉。

　　过境的感触：欧盟无国界

　　行程中让我感触较深的另一件事是过境。我走了50多个国家，对过境一直很留意，从中可反映出国家的差异和不同的文化风俗。但我完全想不到，在东欧过境轻而易举，基本没有下车检查一下，没有看到一位边防人员。若不是导游提醒这里曾是边防海关与检查站，谁都想不到一眨眼已到了另一个国家。欧盟无国界，为东欧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东欧在拚命学习模仿西欧，特别在社会法制与福利保障体系上下了很大力气，换来的是走向成熟，逐渐缩小了与西欧的差距。旅游团里有不少离退休的中共干部去过欧洲许多国家，个别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还到过东德与捷克，对东欧的情况略有所知。他们此行多少是为了解开一个心结：昔日的共产主义兄弟国家今天究竟怎么样?从他们一路亲眼目睹的赞叹中，仿佛找到了答案：这里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富裕和谐的生活和自由民主的社会。

　　社会发展当然取决于人们对当下现实的判断，尤其是对人性认识的精深度。东欧顺利转型自然源于认识对路，卸去了意识形态包袱，从而将国家发展建立在坚实的人文地基之上。

 　　许多中国人都有探访东欧的兴趣。当年”东风””西风”掰手腕，改革转型后，如今怎样?社会进步否?各阶层心态如何?走得会比俄罗斯顺畅一些么?探访东欧之前，笔者曾五访欧洲，走了中欧、北欧、西欧、南欧等20多个国家，就是没去神秘的东欧。2009年8月，终于成行。以下将一路见闻摘出，以飨读者。

　　东德：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

　　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放柏林墙，东德人疯狂涌向西柏林，短短3天里75万东德人”一江春水向西流”.1990年11月底，人为阻隔28年的柏林墙终于全部拆除。两德合并后，文化经济迅速融合，东德经济复苏，现在双方表面上已看不出区别。

　　随团40岁左右的导游郝卫兵，是移居匈牙利的华人，毕业于哈尔滨某大学。到达后的第一天，我就送给他自己撰写的旅游札记《新海国图志》，希望每到一国，他能替我约谈一位在当地居住10年以上的华侨。他一口应承，但告诉我按这里的规矩需要付钱，价格约50～100欧元/小时，我同意了。

　　郝导找到了移居柏林的华人学者李先生——一位对德国历史很有研究的大学教师。我最感兴趣的是两德统一后的情况及”统一后遗症”问题。李先生告诉我：东德曾被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在东欧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尽管如此，东德人均GDP也只有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科技水平落后西德至少20年。当东边还在”勒紧裤带增加生产”，西边已是有一系列社会保障的真正的福利国家了。柏林墙倒塌前，东德经济相当糟糕，极度依赖西德的援助。自然环境也不容乐观，很多河流污染严重，水面泛着化工废料的泡沫。东德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自我改革的打算。这种情况下，1989年东德的游行队伍高喊的口号便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东德政府不敢镇压，知道一镇压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援助，所以最后推倒柏林墙几乎没有流血。

推倒柏林墙

　　东柏林保留着许多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地名和建筑：卡尔o马克思大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倍倍尔广场、李卜克内西大街、蔡特金大街等。马恩广场上，马、恩的大型塑像高高伫立着，接受左翼民众的瞻仰。在著名的洪堡大学主楼正厅，镶嵌着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旅游团中有几位宝钢与上海铁路局的退休干部，有人在改革开放前曾到东德学习，说这里的变化惊人。当年他们考察东柏林南郊著名的铁西工业区，到处是火柴盒式楼群的苏式建筑，如今昔日的大片烟囱与厂房已无影无踪，变成了一片绿化带。稀疏的独户住宅群，绿影扶疏，清波荡漾，俨然成了”古城”.旅游车一路开来，映入眼帘的是美轮美奂的巴洛克式”古”建筑：圣母大教堂、宫廷、古城堡……很多雕塑都被精心”做旧”，有点被风化的模样。”不错!真不错!东西欧看不出差别!”几位老干部啧啧赞叹。

　　合并后，德国政府采取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1991～1999年，西德向东德”输血”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前东德公民个人存款以1：1兑换西德马克，这为前东德提供了其他东欧国家无法企及的优势，仅用5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转型，成为整个前苏东阵营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一员。

　　尽管西德对东德大输血，却无法解决统一的后遗症。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因为东德的企业缺乏竞争力，员工素质普遍低下，统一后大批企业倒闭或被西德企业合并，东德工人大量失业。根据《回归法》，曾被东德收为国有的土地必须归还给分裂前的原地主西德人，统一后的德国专门成立了一个托管局，以便接管与处理东德留下的财产。当时托管企业共14600家，其中800家返还给当地政府，2000家返还给收归国有前的原业主，对8000家企业进行私有化，剩余的彻底破产清算。当时东德人总感觉这是不公平的折价收购，认为自己已成为”二等公民”，造成严重的失落感。

　　而西德为了照顾东德，也作出了巨大牺牲，拖慢经济发展20年，从原来世界经济排名第2降至第15，国民所得从每人38000美元降至22000美元。这一切，东德人开始并不领情，相反抱怨西德人缺乏同情心，对同族人傲慢和吝啬。而西德人则认为东德人被以前的制度惯坏了，懒惰又不会做事，缺乏独立性与自发性，给多少帮助都无济于事。但东德人抱怨归抱怨，当问他们”真的希望回到过去吗”时，绝大多数前东德人不会这样认为。他们自嘲说：”以往我们过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柏林墙一倒，我们倒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指高福利制度)了。我们唯一没有体验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因为西边的资本家宁可去’剥削’土耳其劳工，也不愿来这里’剥削’我们!”

　　匈牙利的华人”四虎市场”

　　行走途中，我听一位温州老板说，20世纪90年代是东欧市场的初级阶段，由于政策的开放，中国商界突然涌现出一个特殊的群体——”洋倒爷”.他们或乘飞机或坐火车，”吭哧吭哧”手提肩扛地将中国货”倒”到物质贫乏的外国出售。一时间，他们”一夜发家”的神话让许多中国人怦然心动。在这之后，一些有胆量的中国人紧随”洋倒爷”的脚步”进军”东欧，他们最先选中的不是大国，而是中欧小国匈牙利。

　　匈牙利面积只有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00万。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首都布达佩斯已发展成为中、东欧地区的物资集散地。中匈两国开通直达航班后，到这里来的中国人惊讶不已：匈牙利的市场太有利可图了，带过去的小百货和服装几乎被一抢而光，转眼就可赚到几倍的钱。消息传开，大批中国人像潮水般涌入，在布达佩斯开辟出一个规模庞大的华人”四虎市场”.市场地处布达佩斯的”约瑟夫区”，”瑟夫”谐音”四虎”，故得此名。市场每日客流量达三四万之多，一时成为欧洲地区最大的批发市场。大家带来的价格便宜、品种丰富的小商品，改变了东欧物资短缺的状况，继而发展为大集装箱进出口贸易。

　　在郝导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在斯洛伐克开饭店的上海人朱老板娘。她告诉我，他们夫妻1994年因在匈牙利做生意受损，转战斯洛伐克。为求保险，夫妻分两块做，她开中国餐馆，丈夫汪先生经营贸易公司，利用在东欧近20年的人脉，跟国内一家外贸公司联手做生意。汪先生回忆，1993年匈牙利政府提出两年内要创收2•5亿福林。为了增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不论公司是否赢利，均要征税，如公司没有处于亏损状态，还需交纳利润税。同时，各种各样的检查不断，从税务、卫生许可证到工作许可证、营业许可证等一样不差。许多华人的生意受到影响，有的甚至连续几天营业额为零。那年8月，批发市场又受到更严格的检查，警察、海关以及税务人员联合行动，市场上大约2/3的商位关门避查，整个市场空空荡荡，满目凄凉。对此商人们议论纷纷，害怕的心理显而易见，正如一位华商所讲，大家的生意都是半黑半白，经不起查，现在只是混口饭吃，发财的是少数人，凑合着干吧。由于匈牙利政府对中国人采取了一些限制性做法，几万商人选择转移阵地，开始向其他中东欧国家进发。

　　汪先生说：匈牙利等国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变革，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淘金年代的布达佩斯，仅中文报纸就有十几份;中国商店里，可以买到品种繁多的中国食品;也有中国人在这里做菜农，让你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蔬菜。中国人开的理发店、美容店、中医诊所、书店、音像店……数不胜数，有时候真会让人以为自己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当你抬头仰望那些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及混合式的古建筑古雕塑时，才恍然意识到这里是千真万确的欧洲。

　　与东欧新移民交谈时，不少头脑清醒的商人深有体会地说：东欧政府整肃华商，并非专门恶意针对中国人，而是华商把国内风行的不诚信带到东欧。华商对这里的影响有正反两方面，一方面给当地带来廉价商品，另一方面则让当地人认为中国就是出次品烂货的地方。一位当地华商还感叹：中国商人只知挣钱不知承担社会责任，不懂得捐钱，不知道钱的社会价值。同时，华人的吃苦耐劳也刺痛了这些懒散的民族。

　　宗教在东欧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小国斯洛文尼亚，人口仅200万，人均GDP却超过3万美元(是中国的近10倍)，已跻身欧盟中上游富裕国家之列。斯洛文尼亚原为南斯拉夫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当年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生活水平就远高于塞尔维亚，所以闹独立最早。1980年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去世，斯洛文尼亚开始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1989年9月通过修正案，重申脱离南联邦的权利。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高涨，要求独立。南斯拉夫随即宣战并派兵，但10天后便在斯洛文尼亚的抵抗下撤退，双方基本无伤亡，史称”十日战争”.1991年6月，斯洛文尼亚宣告独立。

　　南斯拉夫战争实际源于铁托时期对塞尔维亚的分割。南斯拉夫原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三个民族组成，塞族人口最多。铁托乃克罗地亚人，为削弱塞尔维亚的力量，铁托从塞尔维亚里硬分出黑山、马其顿、波黑，又在剩余的塞尔维亚部分，再分两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南斯拉夫纯属铁托生造的民族概念，主要意在分化各民族，尤其是塞尔维亚民族，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一政策当然不可能促进民族融合，相反只能破坏之。最可怕的是铁托运用宗教分化塞族，将信仰伊斯兰教的塞族人称为穆斯林族，这一”创举”彻底分裂了塞尔维亚，带来了后来的血腥战争。

　　宗教政策也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分裂的潜在原因。曾在斯洛文尼亚学习的香港神职人员杜先生告诉我：东欧除波兰与斯洛文尼亚大多数人信仰天主教外，其他都属于东正教国家。宗教在东欧本来非常有影响力，历史上的多次战争都因宗教而起。但冷战期间，各国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消灭宗教。上世纪50年代，由苏共领头，赫鲁晓夫继斯大林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不仅关闭了全国约2/3的教堂、70%的神学院及大部分修道院，而且把不接受政府领导的教徒成千上万地投进集中营。例如在阿尔巴尼亚，1967年官方宣称：所有的宗教活动场所一律关闭，自称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谁敢举行宗教节日活动，就会失去工作，并被送入监狱;若为小孩举行洗礼仪式，则判三年徒刑，甚至不准用宗教名字给新生儿起名等。当时的东欧各国纷纷效仿，但群众对宗教的信仰依然存在。结果是取消了公开的宗教，反而加强了地下的宗教;打击了信仰者的心灵，却加剧了心灵的信仰，适得其反。

　　宗教对东欧的解体起了一定作用。1989年时，一些国家宗教势力的活动十分引人注目。罗马尼亚从强迫托克什神父迁居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流血冲突;波兰团结工会在教会势力的支持下掌握政权;前东德的反对派在教会的支持下迫使政府步步退让，直至失去执政地位。所有这些都表明，宗教在东欧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解体前东欧各国的宗教信仰是被打压与禁止的，解体后宗教信仰比原来发展得更为迅猛。喜欢看历史书的郝导告诉我，今日的东欧人最痛恨剧变前的年代，从无留恋，即便对变天后的俄罗斯也没多少好感。

　　卢布尔雅那：居民诚实度测试全球第一

　　在东欧，我发现逢星期天，商店都关着门，街上安静人少，路过的车辆顶部常能看到被固牢的自行车。东欧人追求生活质量，惯于在饭店与小超市加班加点的，只有中国人。在斯洛伐克，许多小村庄散落在狹长的山谷里，马儿和羊群在悠闲地吃草。参观那风格传统的村庄，听听他们的音乐与民谣，品味特色食品，使人有返璞归真的感觉。

　　东欧的城区与中国不同，基本上完好地保存了古文化与古建筑。行走其中，仿佛时光倒流，遍布街区的古建筑美得无与伦比。普通的民居色彩丰富，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颜色，各种风格并存，组合在一起像是步入了童话世界。我们在斯洛文尼亚某小镇参观一年一度的集市，那里主要展销以手工木制品为主的各类家具或工艺品，围绕广场中心，前后左右每条街道都摆满了摊位。迎面走来一群群穿着民族服装的人，一路弹唱，节日气氛很浓。导游告诉我们：斯洛文尼亚人的教育水平相当高，不用为赶集人多、场面杂乱而担心钱包;国家的治安非常好，犯罪率极低。我想起以前在网上看到美国的《读者文摘》载文，在全球32座城市进行一项考验居民诚实度的测试，结果发现，最诚实的居民来自测试中最小的城市——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在这里，丢失的30部手机中有29部最终物归原主。

　　东欧人的环保意识远比中国人强，生活环境整洁没有一点垃圾，社区的垃圾筒分类清楚。虽然欧洲工业化早已完成，自然生态良好，可他们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还是很强的。一路上我看到的两点就足以证明：一是到处能看到风力发电;二是到处能看到人们在新修建的自行车道上骑车行驶。

　　不同国情下的反复博弈

　　1989年11月17日，捷克爆发革命，每天有超过10万人游行，哈维尔旋即当选总统。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没有点燃一部汽车，更没有冲击政府机关。

　　在捷克，导游给我引见了一位华籍学者黄先生，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已退职从事翻译著书工作。黄先生介绍说，捷克交通很方便，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一到两辆汽车，人均工资在2万捷克克朗(相当于六七千人民币)，每月吃喝花费大约在二三千左右，住房花费约为四千。青年人如18岁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可领失业金。东欧采用12年制免费教育，教育方式普遍学习英美，注重培养独立性，提倡愉快学习，不强求做听老师话的好学生和听父母话的乖孩子。东欧的孩子从小接受公民权和自由民主的教育，中学就开始对政治品头论足，大学基本上会盯着政治人物的竞选纲领，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东欧的政治人物为报答选民，常会为社区建造一些公共设施，筹款设立奖学金与慈善基金。东欧的老人基本上60岁退休，政府每月发放的退休金平均也在2万克朗左右，到去世为止，医疗保险免费。

布拉格

　　东欧解体后，各国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在制定法规、私有化、取消对外贸易的管制法令和通货自由兑换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宏观经济也正逐渐稳定。东欧许多国家比俄罗斯发展要快，船小好调头，基本上把原来国有的企业等都卖掉。黄先生说：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均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不仅立法要经过左右派争论、议会辩论乃至全民公决，立法后的具体实施也十分复杂。许多企业的谈判经年累月，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虽然”交易费用”大，但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国情下，各利益有关方反复博弈的结果。

　　东欧各国走上彻底的转型之路，虽付出了代价，但从长远看，将来也许会得益。转轨后，东欧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众多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管理机制落后、法制不健全等深层次问题突出，要理顺这些关系绝非易事，再加上目前整个欧洲都处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外部环境并不如人意。正因为如此，东欧的经济恢复之路没有想象的那样通畅。但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中东欧国家会逐渐找到感觉。

　　过境的感触：欧盟无国界

　　行程中让我感触较深的另一件事是过境。我走了50多个国家，对过境一直很留意，从中可反映出国家的差异和不同的文化风俗。但我完全想不到，在东欧过境轻而易举，基本没有下车检查一下，没有看到一位边防人员。若不是导游提醒这里曾是边防海关与检查站，谁都想不到一眨眼已到了另一个国家。欧盟无国界，为东欧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东欧在拚命学习模仿西欧，特别在社会法制与福利保障体系上下了很大力气，换来的是走向成熟，逐渐缩小了与西欧的差距。旅游团里有不少离退休的中共干部去过欧洲许多国家，个别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还到过东德与捷克，对东欧的情况略有所知。他们此行多少是为了解开一个心结：昔日的共产主义兄弟国家今天究竟怎么样?从他们一路亲眼目睹的赞叹中，仿佛找到了答案：这里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富裕和谐的生活和自由民主的社会。

　　社会发展当然取决于人们对当下现实的判断，尤其是对人性认识的精深度。东欧顺利转型自然源于认识对路，卸去了意识形态包袱，从而将国家发展建立在坚实的人文地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