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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兴:傅高义走了!中美关系学者中少一巨擘

关键词: 中美关系

来源:周论 2020-12-21 14:48:01

周志兴:傅高义走了!中美关系学者中少一巨擘

作者:周志兴

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更重要的,是一位智者,他的话,平和又有力,睿智又舒缓,值得我们深思。

  清晨,一位著名的学者给我微信,问我知道不知道傅高义先生去世了。我大惊,马上询问在波士顿住他邻居的朋友,第一个回复还是不知道,接着就是一段长达一分钟的带着哭腔的语音,说是,就是今天清晨,因为一个小手术引起的,这位睿智老人,学界巨擘离我们而去了!!

  这是2020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最坏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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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英文名:Ezra Feivel Vogel,1930年7月11日-2020年12月20日)

  和傅高义先生接触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涌到了眼前。

  第一次见傅高义是2013年5月3号,那时,他刚刚出版那本著名的《邓小平时代》不久,人气极高的时候。

  这个日子记得准确,是因为我5月2号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一个演讲,而这个演讲的主持人是哈佛著名教授麦克法夸尔,坐在下面听的就有燕京学社的裴宜理,和裴宜理教授坐在一起的,就是傅高义的夫人。

  第二天约了到傅高义家拜访。因为他家离费正清中心一街之隔,非常方便。虽然不认识,但是他知道是北京来的共识网和领导者杂志的创办者,很乐意见面,尽管他刚刚从北京出差回来,还在倒时差,还是愿意给我半个小时。

  这时候,他已经83岁高龄了。

微信图片_20201221105713.jpg

  从《邓小平时代》谈起,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和太太都和邓小平这个名字很有渊源。1993年,我做了和邓小平有关的两件事情,做了《我的父亲邓小平》的责任编辑,也做了12集纪录片《邓小平》的制片人。因此,傅高义访问过的很多人我都知道。当然,也有很多我提到的人他不清楚。

  傅高义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拿了一个小本,非常认真的记录。我知道,为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他耗时十年,访问了几百人,不知道用掉了多少小本。

  记得我问他,张宝忠采访过吗?他问,张宝忠是谁?我说,是小平的贴身侍卫,每次小平出行,照片里有一位高高大大的方脸男子就是,后来,他挂上了中将军衔。其实他是放牛娃出身,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当了邓小平的警卫。

  我对傅高义说,张宝忠是个细心的人,小平去世后,有一次我到米粮库邓宅见邓林,约了一起出去午饭,邓林说,附近有一家小饭馆做淮扬菜非常地道。张宝忠说,那我就先去看看,然后你们再去。这是他跟随首长多年的习惯。邓林说,我们去吃饭,用你去干什么?张宝忠这才作罢。

  半小时很快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我们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有一个饭局我们必须要去了,提出告别。傅高义对我说,你们索性就在我家吃饭算了!

  但是我们已经有约在先,只得告别。

  临别时,他拿出一本香港版的《邓小平时代》,特别用中文签上了我和我太太的名字送给我。对我说,下一本书,我要写胡耀邦,你看怎么样?

  我对他说,又是一个挑战,一般的中国人也写不好。实际上我知道,他已经开始了采访。

  在这之后,我每次到哈佛,只要他在家,我都会到他家里小坐。有时候,我们一个小团有八九个人会一同去他家,每次他都和我们聊一会儿,他的慢声细语的中文,他的温文尔雅的微笑,都给我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2014年8月23日,我们在杉园共识堂举办了一个小活动,纪念邓小平的110周年诞辰。这个日子,是特别因为傅高义而选择的,因为22号是邓小平诞辰的正日子,傅高义参加中央的正式纪念活动。

微信图片_20201221105702.jpg

  23号这天下午,84岁的傅高义在共识堂的小舞台上坐了两个多小时,谈邓小平的生平,谈他对邓小平的理解,侃侃而论,毫无倦意。

  记得那次他特别说了这样一个观点: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一个类似总经理的角色。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设计好了再去实施的,而是边干边摸索。实际上,可以叫做总批准师。

  这丝毫不代表傅高义对邓小平的不敬,因为当有人问道,在若干中外伟人中,他最景仰谁时,他毫不迟疑地说出了邓小平的名字。

  傅高义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是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他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

  傅高义最开始的学术方向是研究日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他的目光投向中国,他开始学习中文,研究中国。

  这样,他成了中美日三国政治和三国关系的专家,当然,其中,他对中国格外关注,以至于在哈佛他有了一个绰号:中国人。

  现在,如果说,要在哈佛大学举办关于中国的活动,只要是有一点档次的,要是傅高义不参加的话,那么,很多人就会“呵呵”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中美关系处于重重困难的时候,傅高义凭借他对中美关系的深刻了解和对世界格局的把握,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美国政府中断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种交往是短视之举,所以,他敦促美国政府恢复和中国的往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美国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遏制政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傅高义教授主编了《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对主张全面对抗中国的思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傅高义重视中美日三国的关系。他曾说过:“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也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具有研究中日关系的十分有利的条件,我希望能为加强中、日、美的友好关系和为亚洲安全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傅高义认为,从1971年到1989年这18年间,中、美、日三国关系相当融洽。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打破坚冰开始合作,而日本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商业机会而开始积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三国关系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的末期,三个国家由于联系密切和来自外界的压力减小,国家间事务的决策制定开始变得复杂。冷战的结束和1989年后中美关系降温首先改变了此前三国关系的格局。1992年以后,日本派遣军队参与维和军事行动并扩展防御边界,让中国开始担心日本重整军事实力的可能性。中、日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上立场不同,也使得两国民间产生了一定的对立情绪。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对中、日关系构成一定影响,不利于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傅高义建议中、日两国学者应该以直率和诚实的态度研究和正视历史,增进讨论交流。

  傅高义认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国家,日本在面对这个历史问题时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尽管日本政界有一些人为‘二战’中的行为道歉,但还远远不够,应该详细承认并面对具体事情。傅高义同时建议中国在处理相关历史问题时更多地向前看,并表示美国应该积极促成中、日两国圆满解决历史问题。不解决历史问题就无法走向未来,傅高义建议三国在处理敏感的“二战”问题时,能够多理解彼此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大家应该在承认历史情况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诚布公地解决问题。他还说,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离不开中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合作处理共同事务,三国关系对于亚洲的未来举足轻重。

  这位“八零后”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亚洲是他常常到的地方,据我所知,他在写作《胡耀邦》的同时,还在撰写一本关于日本的新书,让我不得不五体投地。他是希望用他的冷静声音,为了维护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作出贡献。

  傅高义认为,在邓小平时代,即从1978年到1992年,日本“做得很好”,一方面承认自己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给出了不少援助。但遗憾的是,此后日本一些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损害。尽管靖国神社对于某些人而言只是供奉祖先的地方,但是“日本应该考虑到邻居的感受。”

  但他也认为中国也可以做出努力来改善中日关系,比如在反日的行动上缓一些,不再过度播放一些反日的电影、增加民间交流等。“一旦发起运动,是很难停下来的。”他说,中国的左倾和日本右倾彼此助长,而“历史告诉我们,要远离情绪的主导。”

  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更重要的,是一位智者,他的话,平和又有力,睿智又舒缓,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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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智者,2016年的春天,刚刚开始学画画的我画了一幅傅高义的水粉肖像,在11月日本千叶县举办的东方艺术展上获得了评委特别奖,这幅画的名字就是《智者》。

  我是带着感情画的。

  2017年十月,我带小儿子到波士顿看几个大学校园,在哈佛的一个教师餐厅和波士顿学院的著名教授陆伯彬聊天,离开时突然看见了一张饭桌前坐着傅高义,他见到我也很高兴,特别问我,兰普顿要退休了,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兰普顿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被外交学院评为中美关系学者中在美国位列第一的人。傅高义说,他的接班人就在这儿,你认识一下吧!于是,在傅高义的介绍下,我认识了霍普金斯中国研究中心的新任主任,因为傅高义成了我的背书人,所以,这位新朋友很快就成为华府杉园的座上宾。

  1930年出生的傅高义正好90岁,其实我知道他的年龄,但是,其实我又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会离我们而去,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同龄人,或者说,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会长命百岁的,所以,他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似乎没有尽头。

  但是,2020年确实是一个糟糕的年头,在我们希望这一年早些过去的时候,最后还是出了一件让我们悲痛欲绝的事情!

  美国大选落下了帷幕,中美关系会发生新的改变,原来,我以为傅高义在其中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也以为疫情过后,我还可以在波士顿,或者他来北京,我们还可以促膝长谈,没想到这成为了实现不了的愿望!

  劳累了一生的傅高义,在天堂安歇吧!

责任编辑: 昀舒

周志兴:傅高义走了!中美关系学者中少一巨擘

关键词: 中美关系

来源:周论 2020-12-21 14:48:01

周志兴:傅高义走了!中美关系学者中少一巨擘

作者:周志兴

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更重要的,是一位智者,他的话,平和又有力,睿智又舒缓,值得我们深思。

  清晨,一位著名的学者给我微信,问我知道不知道傅高义先生去世了。我大惊,马上询问在波士顿住他邻居的朋友,第一个回复还是不知道,接着就是一段长达一分钟的带着哭腔的语音,说是,就是今天清晨,因为一个小手术引起的,这位睿智老人,学界巨擘离我们而去了!!

  这是2020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最坏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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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英文名:Ezra Feivel Vogel,1930年7月11日-2020年12月20日)

  和傅高义先生接触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涌到了眼前。

  第一次见傅高义是2013年5月3号,那时,他刚刚出版那本著名的《邓小平时代》不久,人气极高的时候。

  这个日子记得准确,是因为我5月2号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一个演讲,而这个演讲的主持人是哈佛著名教授麦克法夸尔,坐在下面听的就有燕京学社的裴宜理,和裴宜理教授坐在一起的,就是傅高义的夫人。

  第二天约了到傅高义家拜访。因为他家离费正清中心一街之隔,非常方便。虽然不认识,但是他知道是北京来的共识网和领导者杂志的创办者,很乐意见面,尽管他刚刚从北京出差回来,还在倒时差,还是愿意给我半个小时。

  这时候,他已经83岁高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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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邓小平时代》谈起,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和太太都和邓小平这个名字很有渊源。1993年,我做了和邓小平有关的两件事情,做了《我的父亲邓小平》的责任编辑,也做了12集纪录片《邓小平》的制片人。因此,傅高义访问过的很多人我都知道。当然,也有很多我提到的人他不清楚。

  傅高义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拿了一个小本,非常认真的记录。我知道,为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他耗时十年,访问了几百人,不知道用掉了多少小本。

  记得我问他,张宝忠采访过吗?他问,张宝忠是谁?我说,是小平的贴身侍卫,每次小平出行,照片里有一位高高大大的方脸男子就是,后来,他挂上了中将军衔。其实他是放牛娃出身,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当了邓小平的警卫。

  我对傅高义说,张宝忠是个细心的人,小平去世后,有一次我到米粮库邓宅见邓林,约了一起出去午饭,邓林说,附近有一家小饭馆做淮扬菜非常地道。张宝忠说,那我就先去看看,然后你们再去。这是他跟随首长多年的习惯。邓林说,我们去吃饭,用你去干什么?张宝忠这才作罢。

  半小时很快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我们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有一个饭局我们必须要去了,提出告别。傅高义对我说,你们索性就在我家吃饭算了!

  但是我们已经有约在先,只得告别。

  临别时,他拿出一本香港版的《邓小平时代》,特别用中文签上了我和我太太的名字送给我。对我说,下一本书,我要写胡耀邦,你看怎么样?

  我对他说,又是一个挑战,一般的中国人也写不好。实际上我知道,他已经开始了采访。

  在这之后,我每次到哈佛,只要他在家,我都会到他家里小坐。有时候,我们一个小团有八九个人会一同去他家,每次他都和我们聊一会儿,他的慢声细语的中文,他的温文尔雅的微笑,都给我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2014年8月23日,我们在杉园共识堂举办了一个小活动,纪念邓小平的110周年诞辰。这个日子,是特别因为傅高义而选择的,因为22号是邓小平诞辰的正日子,傅高义参加中央的正式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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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号这天下午,84岁的傅高义在共识堂的小舞台上坐了两个多小时,谈邓小平的生平,谈他对邓小平的理解,侃侃而论,毫无倦意。

  记得那次他特别说了这样一个观点: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一个类似总经理的角色。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设计好了再去实施的,而是边干边摸索。实际上,可以叫做总批准师。

  这丝毫不代表傅高义对邓小平的不敬,因为当有人问道,在若干中外伟人中,他最景仰谁时,他毫不迟疑地说出了邓小平的名字。

  傅高义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是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他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

  傅高义最开始的学术方向是研究日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他的目光投向中国,他开始学习中文,研究中国。

  这样,他成了中美日三国政治和三国关系的专家,当然,其中,他对中国格外关注,以至于在哈佛他有了一个绰号:中国人。

  现在,如果说,要在哈佛大学举办关于中国的活动,只要是有一点档次的,要是傅高义不参加的话,那么,很多人就会“呵呵”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中美关系处于重重困难的时候,傅高义凭借他对中美关系的深刻了解和对世界格局的把握,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美国政府中断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种交往是短视之举,所以,他敦促美国政府恢复和中国的往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美国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遏制政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傅高义教授主编了《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对主张全面对抗中国的思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傅高义重视中美日三国的关系。他曾说过:“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也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具有研究中日关系的十分有利的条件,我希望能为加强中、日、美的友好关系和为亚洲安全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傅高义认为,从1971年到1989年这18年间,中、美、日三国关系相当融洽。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打破坚冰开始合作,而日本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商业机会而开始积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三国关系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的末期,三个国家由于联系密切和来自外界的压力减小,国家间事务的决策制定开始变得复杂。冷战的结束和1989年后中美关系降温首先改变了此前三国关系的格局。1992年以后,日本派遣军队参与维和军事行动并扩展防御边界,让中国开始担心日本重整军事实力的可能性。中、日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上立场不同,也使得两国民间产生了一定的对立情绪。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对中、日关系构成一定影响,不利于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傅高义建议中、日两国学者应该以直率和诚实的态度研究和正视历史,增进讨论交流。

  傅高义认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国家,日本在面对这个历史问题时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尽管日本政界有一些人为‘二战’中的行为道歉,但还远远不够,应该详细承认并面对具体事情。傅高义同时建议中国在处理相关历史问题时更多地向前看,并表示美国应该积极促成中、日两国圆满解决历史问题。不解决历史问题就无法走向未来,傅高义建议三国在处理敏感的“二战”问题时,能够多理解彼此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大家应该在承认历史情况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诚布公地解决问题。他还说,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离不开中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合作处理共同事务,三国关系对于亚洲的未来举足轻重。

  这位“八零后”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亚洲是他常常到的地方,据我所知,他在写作《胡耀邦》的同时,还在撰写一本关于日本的新书,让我不得不五体投地。他是希望用他的冷静声音,为了维护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作出贡献。

  傅高义认为,在邓小平时代,即从1978年到1992年,日本“做得很好”,一方面承认自己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给出了不少援助。但遗憾的是,此后日本一些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损害。尽管靖国神社对于某些人而言只是供奉祖先的地方,但是“日本应该考虑到邻居的感受。”

  但他也认为中国也可以做出努力来改善中日关系,比如在反日的行动上缓一些,不再过度播放一些反日的电影、增加民间交流等。“一旦发起运动,是很难停下来的。”他说,中国的左倾和日本右倾彼此助长,而“历史告诉我们,要远离情绪的主导。”

  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更重要的,是一位智者,他的话,平和又有力,睿智又舒缓,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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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智者,2016年的春天,刚刚开始学画画的我画了一幅傅高义的水粉肖像,在11月日本千叶县举办的东方艺术展上获得了评委特别奖,这幅画的名字就是《智者》。

  我是带着感情画的。

  2017年十月,我带小儿子到波士顿看几个大学校园,在哈佛的一个教师餐厅和波士顿学院的著名教授陆伯彬聊天,离开时突然看见了一张饭桌前坐着傅高义,他见到我也很高兴,特别问我,兰普顿要退休了,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兰普顿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被外交学院评为中美关系学者中在美国位列第一的人。傅高义说,他的接班人就在这儿,你认识一下吧!于是,在傅高义的介绍下,我认识了霍普金斯中国研究中心的新任主任,因为傅高义成了我的背书人,所以,这位新朋友很快就成为华府杉园的座上宾。

  1930年出生的傅高义正好90岁,其实我知道他的年龄,但是,其实我又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会离我们而去,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同龄人,或者说,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会长命百岁的,所以,他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似乎没有尽头。

  但是,2020年确实是一个糟糕的年头,在我们希望这一年早些过去的时候,最后还是出了一件让我们悲痛欲绝的事情!

  美国大选落下了帷幕,中美关系会发生新的改变,原来,我以为傅高义在其中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也以为疫情过后,我还可以在波士顿,或者他来北京,我们还可以促膝长谈,没想到这成为了实现不了的愿望!

  劳累了一生的傅高义,在天堂安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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