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一位著名的学者给我微信，问我知道不知道傅高义先生去世了。我大惊，马上询问在波士顿住他邻居的朋友，第一个回复还是不知道，接着就是一段长达一分钟的带着哭腔的语音，说是，就是今天清晨，因为一个小手术引起的，这位睿智老人，学界巨擘离我们而去了!!

　　这是2020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最坏的消息了!

傅高义(英文名：Ezra Feivel Vogel，1930年7月11日-2020年12月20日)

　　和傅高义先生接触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涌到了眼前。

　　第一次见傅高义是2013年5月3号，那时，他刚刚出版那本著名的《邓小平时代》不久，人气极高的时候。

　　这个日子记得准确，是因为我5月2号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一个演讲，而这个演讲的主持人是哈佛著名教授麦克法夸尔，坐在下面听的就有燕京学社的裴宜理，和裴宜理教授坐在一起的，就是傅高义的夫人。

　　第二天约了到傅高义家拜访。因为他家离费正清中心一街之隔，非常方便。虽然不认识，但是他知道是北京来的共识网和领导者杂志的创办者，很乐意见面，尽管他刚刚从北京出差回来，还在倒时差，还是愿意给我半个小时。

　　这时候，他已经83岁高龄了。

　　从《邓小平时代》谈起，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和太太都和邓小平这个名字很有渊源。1993年，我做了和邓小平有关的两件事情，做了《我的父亲邓小平》的责任编辑，也做了12集纪录片《邓小平》的制片人。因此，傅高义访问过的很多人我都知道。当然，也有很多我提到的人他不清楚。

　　傅高义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拿了一个小本，非常认真的记录。我知道，为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他耗时十年，访问了几百人，不知道用掉了多少小本。

　　记得我问他，张宝忠采访过吗?他问，张宝忠是谁?我说，是小平的贴身侍卫，每次小平出行，照片里有一位高高大大的方脸男子就是，后来，他挂上了中将军衔。其实他是放牛娃出身，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当了邓小平的警卫。

　　我对傅高义说，张宝忠是个细心的人，小平去世后，有一次我到米粮库邓宅见邓林，约了一起出去午饭，邓林说，附近有一家小饭馆做淮扬菜非常地道。张宝忠说，那我就先去看看，然后你们再去。这是他跟随首长多年的习惯。邓林说，我们去吃饭，用你去干什么?张宝忠这才作罢。

　　半小时很快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我们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有一个饭局我们必须要去了，提出告别。傅高义对我说，你们索性就在我家吃饭算了!

　　但是我们已经有约在先，只得告别。

　　临别时，他拿出一本香港版的《邓小平时代》，特别用中文签上了我和我太太的名字送给我。对我说，下一本书，我要写胡耀邦，你看怎么样?

　　我对他说，又是一个挑战，一般的中国人也写不好。实际上我知道，他已经开始了采访。

　　在这之后，我每次到哈佛，只要他在家，我都会到他家里小坐。有时候，我们一个小团有八九个人会一同去他家，每次他都和我们聊一会儿，他的慢声细语的中文，他的温文尔雅的微笑，都给我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2014年8月23日，我们在杉园共识堂举办了一个小活动，纪念邓小平的110周年诞辰。这个日子，是特别因为傅高义而选择的，因为22号是邓小平诞辰的正日子，傅高义参加中央的正式纪念活动。

　　23号这天下午，84岁的傅高义在共识堂的小舞台上坐了两个多小时，谈邓小平的生平，谈他对邓小平的理解，侃侃而论，毫无倦意。

　　记得那次他特别说了这样一个观点：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一个类似总经理的角色。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设计好了再去实施的，而是边干边摸索。实际上，可以叫做总批准师。

　　这丝毫不代表傅高义对邓小平的不敬，因为当有人问道，在若干中外伟人中，他最景仰谁时，他毫不迟疑地说出了邓小平的名字。

　　傅高义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是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他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

　　傅高义最开始的学术方向是研究日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他的目光投向中国，他开始学习中文，研究中国。

　　这样，他成了中美日三国政治和三国关系的专家，当然，其中，他对中国格外关注，以至于在哈佛他有了一个绰号：中国人。

　　现在，如果说，要在哈佛大学举办关于中国的活动，只要是有一点档次的，要是傅高义不参加的话，那么，很多人就会“呵呵”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中美关系处于重重困难的时候，傅高义凭借他对中美关系的深刻了解和对世界格局的把握，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美国政府中断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种交往是短视之举，所以，他敦促美国政府恢复和中国的往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美国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遏制政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傅高义教授主编了《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对主张全面对抗中国的思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傅高义重视中美日三国的关系。他曾说过：“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也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具有研究中日关系的十分有利的条件，我希望能为加强中、日、美的友好关系和为亚洲安全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傅高义认为，从1971年到1989年这18年间，中、美、日三国关系相当融洽。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打破坚冰开始合作，而日本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商业机会而开始积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三国关系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的末期，三个国家由于联系密切和来自外界的压力减小，国家间事务的决策制定开始变得复杂。冷战的结束和1989年后中美关系降温首先改变了此前三国关系的格局。1992年以后，日本派遣军队参与维和军事行动并扩展防御边界，让中国开始担心日本重整军事实力的可能性。中、日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上立场不同，也使得两国民间产生了一定的对立情绪。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对中、日关系构成一定影响，不利于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傅高义建议中、日两国学者应该以直率和诚实的态度研究和正视历史，增进讨论交流。

　　傅高义认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国家，日本在面对这个历史问题时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尽管日本政界有一些人为‘二战’中的行为道歉，但还远远不够，应该详细承认并面对具体事情。傅高义同时建议中国在处理相关历史问题时更多地向前看，并表示美国应该积极促成中、日两国圆满解决历史问题。不解决历史问题就无法走向未来，傅高义建议三国在处理敏感的“二战”问题时，能够多理解彼此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大家应该在承认历史情况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诚布公地解决问题。他还说，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离不开中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合作处理共同事务，三国关系对于亚洲的未来举足轻重。

　　这位“八零后”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亚洲是他常常到的地方，据我所知，他在写作《胡耀邦》的同时，还在撰写一本关于日本的新书，让我不得不五体投地。他是希望用他的冷静声音，为了维护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作出贡献。

　　傅高义认为，在邓小平时代，即从1978年到1992年，日本“做得很好”，一方面承认自己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给出了不少援助。但遗憾的是，此后日本一些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损害。尽管靖国神社对于某些人而言只是供奉祖先的地方，但是“日本应该考虑到邻居的感受。”

　　但他也认为中国也可以做出努力来改善中日关系，比如在反日的行动上缓一些，不再过度播放一些反日的电影、增加民间交流等。“一旦发起运动，是很难停下来的。”他说，中国的左倾和日本右倾彼此助长，而“历史告诉我们，要远离情绪的主导。”

　　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更重要的，是一位智者，他的话，平和又有力，睿智又舒缓，值得我们深思。

　　说到智者，2016年的春天，刚刚开始学画画的我画了一幅傅高义的水粉肖像，在11月日本千叶县举办的东方艺术展上获得了评委特别奖，这幅画的名字就是《智者》。

　　我是带着感情画的。

　　2017年十月，我带小儿子到波士顿看几个大学校园，在哈佛的一个教师餐厅和波士顿学院的著名教授陆伯彬聊天，离开时突然看见了一张饭桌前坐着傅高义，他见到我也很高兴，特别问我，兰普顿要退休了，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兰普顿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被外交学院评为中美关系学者中在美国位列第一的人。傅高义说，他的接班人就在这儿，你认识一下吧!于是，在傅高义的介绍下，我认识了霍普金斯中国研究中心的新任主任，因为傅高义成了我的背书人，所以，这位新朋友很快就成为华府杉园的座上宾。

　　1930年出生的傅高义正好90岁，其实我知道他的年龄，但是，其实我又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会离我们而去，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同龄人，或者说，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会长命百岁的，所以，他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似乎没有尽头。

　　但是，2020年确实是一个糟糕的年头，在我们希望这一年早些过去的时候，最后还是出了一件让我们悲痛欲绝的事情!

　　美国大选落下了帷幕，中美关系会发生新的改变，原来，我以为傅高义在其中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也以为疫情过后，我还可以在波士顿，或者他来北京，我们还可以促膝长谈，没想到这成为了实现不了的愿望!

　　劳累了一生的傅高义，在天堂安歇吧!

　　清晨，一位著名的学者给我微信，问我知道不知道傅高义先生去世了。我大惊，马上询问在波士顿住他邻居的朋友，第一个回复还是不知道，接着就是一段长达一分钟的带着哭腔的语音，说是，就是今天清晨，因为一个小手术引起的，这位睿智老人，学界巨擘离我们而去了!!

　　这是2020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最坏的消息了!

傅高义(英文名：Ezra Feivel Vogel，1930年7月11日-2020年12月20日)

　　和傅高义先生接触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涌到了眼前。

　　第一次见傅高义是2013年5月3号，那时，他刚刚出版那本著名的《邓小平时代》不久，人气极高的时候。

　　这个日子记得准确，是因为我5月2号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一个演讲，而这个演讲的主持人是哈佛著名教授麦克法夸尔，坐在下面听的就有燕京学社的裴宜理，和裴宜理教授坐在一起的，就是傅高义的夫人。

　　第二天约了到傅高义家拜访。因为他家离费正清中心一街之隔，非常方便。虽然不认识，但是他知道是北京来的共识网和领导者杂志的创办者，很乐意见面，尽管他刚刚从北京出差回来，还在倒时差，还是愿意给我半个小时。

　　这时候，他已经83岁高龄了。

　　从《邓小平时代》谈起，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和太太都和邓小平这个名字很有渊源。1993年，我做了和邓小平有关的两件事情，做了《我的父亲邓小平》的责任编辑，也做了12集纪录片《邓小平》的制片人。因此，傅高义访问过的很多人我都知道。当然，也有很多我提到的人他不清楚。

　　傅高义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拿了一个小本，非常认真的记录。我知道，为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他耗时十年，访问了几百人，不知道用掉了多少小本。

　　记得我问他，张宝忠采访过吗?他问，张宝忠是谁?我说，是小平的贴身侍卫，每次小平出行，照片里有一位高高大大的方脸男子就是，后来，他挂上了中将军衔。其实他是放牛娃出身，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当了邓小平的警卫。

　　我对傅高义说，张宝忠是个细心的人，小平去世后，有一次我到米粮库邓宅见邓林，约了一起出去午饭，邓林说，附近有一家小饭馆做淮扬菜非常地道。张宝忠说，那我就先去看看，然后你们再去。这是他跟随首长多年的习惯。邓林说，我们去吃饭，用你去干什么?张宝忠这才作罢。

　　半小时很快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我们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有一个饭局我们必须要去了，提出告别。傅高义对我说，你们索性就在我家吃饭算了!

　　但是我们已经有约在先，只得告别。

　　临别时，他拿出一本香港版的《邓小平时代》，特别用中文签上了我和我太太的名字送给我。对我说，下一本书，我要写胡耀邦，你看怎么样?

　　我对他说，又是一个挑战，一般的中国人也写不好。实际上我知道，他已经开始了采访。

　　在这之后，我每次到哈佛，只要他在家，我都会到他家里小坐。有时候，我们一个小团有八九个人会一同去他家，每次他都和我们聊一会儿，他的慢声细语的中文，他的温文尔雅的微笑，都给我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2014年8月23日，我们在杉园共识堂举办了一个小活动，纪念邓小平的110周年诞辰。这个日子，是特别因为傅高义而选择的，因为22号是邓小平诞辰的正日子，傅高义参加中央的正式纪念活动。

　　23号这天下午，84岁的傅高义在共识堂的小舞台上坐了两个多小时，谈邓小平的生平，谈他对邓小平的理解，侃侃而论，毫无倦意。

　　记得那次他特别说了这样一个观点：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一个类似总经理的角色。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设计好了再去实施的，而是边干边摸索。实际上，可以叫做总批准师。

　　这丝毫不代表傅高义对邓小平的不敬，因为当有人问道，在若干中外伟人中，他最景仰谁时，他毫不迟疑地说出了邓小平的名字。

　　傅高义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是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他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

　　傅高义最开始的学术方向是研究日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他的目光投向中国，他开始学习中文，研究中国。

　　这样，他成了中美日三国政治和三国关系的专家，当然，其中，他对中国格外关注，以至于在哈佛他有了一个绰号：中国人。

　　现在，如果说，要在哈佛大学举办关于中国的活动，只要是有一点档次的，要是傅高义不参加的话，那么，很多人就会“呵呵”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中美关系处于重重困难的时候，傅高义凭借他对中美关系的深刻了解和对世界格局的把握，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美国政府中断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种交往是短视之举，所以，他敦促美国政府恢复和中国的往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美国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遏制政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傅高义教授主编了《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对主张全面对抗中国的思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傅高义重视中美日三国的关系。他曾说过：“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也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具有研究中日关系的十分有利的条件，我希望能为加强中、日、美的友好关系和为亚洲安全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傅高义认为，从1971年到1989年这18年间，中、美、日三国关系相当融洽。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打破坚冰开始合作，而日本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商业机会而开始积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三国关系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的末期，三个国家由于联系密切和来自外界的压力减小，国家间事务的决策制定开始变得复杂。冷战的结束和1989年后中美关系降温首先改变了此前三国关系的格局。1992年以后，日本派遣军队参与维和军事行动并扩展防御边界，让中国开始担心日本重整军事实力的可能性。中、日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上立场不同，也使得两国民间产生了一定的对立情绪。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对中、日关系构成一定影响，不利于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傅高义建议中、日两国学者应该以直率和诚实的态度研究和正视历史，增进讨论交流。

　　傅高义认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国家，日本在面对这个历史问题时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尽管日本政界有一些人为‘二战’中的行为道歉，但还远远不够，应该详细承认并面对具体事情。傅高义同时建议中国在处理相关历史问题时更多地向前看，并表示美国应该积极促成中、日两国圆满解决历史问题。不解决历史问题就无法走向未来，傅高义建议三国在处理敏感的“二战”问题时，能够多理解彼此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大家应该在承认历史情况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诚布公地解决问题。他还说，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离不开中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合作处理共同事务，三国关系对于亚洲的未来举足轻重。

　　这位“八零后”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亚洲是他常常到的地方，据我所知，他在写作《胡耀邦》的同时，还在撰写一本关于日本的新书，让我不得不五体投地。他是希望用他的冷静声音，为了维护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作出贡献。

　　傅高义认为，在邓小平时代，即从1978年到1992年，日本“做得很好”，一方面承认自己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给出了不少援助。但遗憾的是，此后日本一些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损害。尽管靖国神社对于某些人而言只是供奉祖先的地方，但是“日本应该考虑到邻居的感受。”

　　但他也认为中国也可以做出努力来改善中日关系，比如在反日的行动上缓一些，不再过度播放一些反日的电影、增加民间交流等。“一旦发起运动，是很难停下来的。”他说，中国的左倾和日本右倾彼此助长，而“历史告诉我们，要远离情绪的主导。”

　　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更重要的，是一位智者，他的话，平和又有力，睿智又舒缓，值得我们深思。

　　说到智者，2016年的春天，刚刚开始学画画的我画了一幅傅高义的水粉肖像，在11月日本千叶县举办的东方艺术展上获得了评委特别奖，这幅画的名字就是《智者》。

　　我是带着感情画的。

　　2017年十月，我带小儿子到波士顿看几个大学校园，在哈佛的一个教师餐厅和波士顿学院的著名教授陆伯彬聊天，离开时突然看见了一张饭桌前坐着傅高义，他见到我也很高兴，特别问我，兰普顿要退休了，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兰普顿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被外交学院评为中美关系学者中在美国位列第一的人。傅高义说，他的接班人就在这儿，你认识一下吧!于是，在傅高义的介绍下，我认识了霍普金斯中国研究中心的新任主任，因为傅高义成了我的背书人，所以，这位新朋友很快就成为华府杉园的座上宾。

　　1930年出生的傅高义正好90岁，其实我知道他的年龄，但是，其实我又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会离我们而去，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同龄人，或者说，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会长命百岁的，所以，他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似乎没有尽头。

　　但是，2020年确实是一个糟糕的年头，在我们希望这一年早些过去的时候，最后还是出了一件让我们悲痛欲绝的事情!

　　美国大选落下了帷幕，中美关系会发生新的改变，原来，我以为傅高义在其中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也以为疫情过后，我还可以在波士顿，或者他来北京，我们还可以促膝长谈，没想到这成为了实现不了的愿望!

　　劳累了一生的傅高义，在天堂安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