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建源，1938年出生于福州。1957年从福州第三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1963年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九研究所。1964年3月为研制“两弹”到青海核基地参加“会战”。1978年调二机部九局，1985年任职于核工业部军工局。1980-1998年任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副秘书长。本文为谢老口述。)

谢建源在讲述往事；钝角网夏志杰/摄

　　从哪吒洞中抽好签说起

　　1980年，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成立，我就开始当副秘书长。我的顶头上司，比如说张兴钤院士、宋家树院士，都是核材料专家，所以他们当了副理事长。我跟着张院士到核材料分会，是去做具体工作的。我在1998年就退休了;后面要讲的当年参加的一次交流活动也是迄今为止，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核材料分会学术交流活动。

　　核材料分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学术交流平台。以前是保密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隐姓埋名。后来就开始开放，放松了一些，可以进行学术交流。而学术交流是在本系统内进行，核材料系统的同行大家一起来交流。在交流过程中，还是涉及保密事宜。我们自己单位人员拿出去交流的所有材料，都要审核一下有没有泄密的。我们主要做这些工作。从核材料分会成立到我退休前，我一直都担任副秘书长，做上述工作等。

　　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核材料分会学术交流会，是在宜宾的812厂举行的。我们核材料分会每次交流会都由我们的依托单位主办，这次的依托单位就是812厂。这次的交流会是星期一开完;北京去的领导们还有401去的一些人，航班时间是在星期三;那么星期二一天闲着，宜宾的接待单位就组织我们这些人去参观。

（照片为谢老提供，下同）

　　我们参观的景点中，有一个叫哪吒洞。这个洞比较出名，当时刚刚修复，修复的时候制作了文字说明，阐明是台湾佛教的一位比较高层的人士出钱修复的。这位佛教人士说，哪吒托梦给他说自己的庙宇香火不行了，塑身的手都断了，希望他来帮助修复哪吒洞。这位人士很虔诚，就到中国大陆，来找梦中说的那座哪吒洞了。

　　一开始他不知道那个哪吒洞所在的具体地点，以为在北京或者南京、洛阳、西安等大地方。这几个地方他都去了，最后到的西安，还没有找到。他已经很失望了。结果得到一个信息，说宜宾可能有那样一座哪吒洞。他又赶到了宜宾。去了以后，他发现：这座庙宇里面的情形，跟他梦里见到的一样。所以他就出钱把这座洞修复了。修复了以后，哪吒洞的香火很旺盛，很多人到那儿求签。

　　那天，我们核材料分会去参观的人里有两位院士：一位是清华大学的李恒德教授，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一位是我的顶头上司张兴钤院士，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恒德教授突发奇想，说：你去问问看，抽签有什么规矩、规定，要钱还是要什么别的东西?要不要跪着?我去问，知道了：没有特别的规矩，给什么都随意，不用跪。我一想，看来李院士是想抽一签。于是，我就说：我先来做个示范，抽一签。我抽到一个上上签，签名叫做“鱼来撞网”：打鱼的渔夫去撒网捕鱼，鱼自己都会来撞。意思就是：我这一辈子的经历中间，在别人看来很难办的事情，我都会很容易地解决。解完签以后，给多少钱随意，当时我就给了十块钱。

　　后来李院士就去抽了。老先生的耐心不够，摇几下摇不出来，他自己干脆拿出来了，一看是中下签。这个中下签是说：一个人过独木桥，摇摇晃晃，在风雨之间走过。这个签可能还比较准：李院士早年从国外回来后，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运动。

　　参观、抽签的那年，我就要退休了，当时我就想：这个签到底准不准啊?我回想自己的过往，就大的方面和环境而言，好像真的都比较顺利——相比别人而言，好像是更顺利一些。

　　为什么我的人生经历能比较顺呢?现在回想，主要是因为我人生中坚持两个字。一个是“诚”字，就是对事业、对国家要忠诚，对同志、对朋友要真诚，一定要踏踏实实、诚诚恳恳地做好每一件事。另一个就是“勤”字——我比较勤快，给国家做的一些事很注意勤俭节约，就是花小钱去办大事;自己做起事来很勤奋。我始终坚持按这两个字来做。

　　还有一条原因——我能遇到很好的领导，每次工作转接时都能遇到好人。

　　我是如何步入核武岗位的

　　1962年10月我入党，成为预备党员。当时在大学入党很不容易，比一般单位要难多了。成为发展对象后，稍微有点什么不恰当的事，同学们都会揭发出来;能够入党，达到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党员的素质、品格、条件，都相当不错。而我是1963年毕业，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是预备党员;我觉得我还是基本上符合党员标准的，就希望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

　　我在参加支部工作的同学告诉我，分配时会考虑照顾我的身体。我大学的时候身体弱，胃不太好，在同班同学里我算比较体弱的。当时大家还是比较公正，把我分配到二机部的一个机关单位，是二局——核燃料局，也符合我的专业。我所学的专业是天然/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我们那时的专业课程学习完全是学苏联的，假如专业对口的话，就可以学以致用，能够并不费力地称职去做工作，不用再去改行学新的事物，是非常有利的、很好的工作分配。

　　另外，我是被分配在机关。二机部的单位都是在比较艰苦的地方，不可能在大城市，因为工作涉及的材料有放射性。但是，我拿到毕业分配通知书，看到分配报到的单位是北京第九研究所，报到的地点是果子市站。一下就糊涂了：去北京第九研究所，怎么是到果子市站?北京人都知道，果子市站过去是永定门外买卖果子的地方。又一想，不管怎样，让我到哪儿去，我就到哪儿去。

　　我就先回老家，然后回来报到。报到以后，进到果子市站里。分配到这个单位的人都是从全国的学生中精挑细选的，脑子都好用。大家就议论工作是做什么的。其实，大家一般也知道是搞两弹的，心照不宣，但因为保密要求，都不敢说，心里知道了是做这个工作，觉得很好。为什么呢?我们当时一贯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让我们做的这个两弹事业是祖国、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所在，是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很高兴做这样的工作。报到之前听说要到西北去，自己觉得都不在话下。能被分配做这样的工作，强烈地说明组织上非常信任我、能够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应该引为自豪，而且一定要很好地去完成——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样，报到之后，先是在北京的花园路3号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住在塔院);几个月后，就去了西北的核部件生产基地。对亲朋好友而言，我们去了西北，就等于失踪了一样，他们听不到我们的消息。两三年以后，我有一次回北京，与老同学见了面。我半开玩笑地问他们：分配时你们说得挺好——会照顾我，怎么把我照顾到西北去了?同学回答说：录用了你的这个单位来头特别大——同学们也不知道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这个单位当时就交代说，原来已经定的所有的分配都不作数，先由它来挑选毕业生，它挑选完了以后，剩下的毕业生自己再去调剂。而我是预备党员，被挑中了。实际上，当时九所只从我们班挑了四个人。

　　(谢建源，1938年出生于福州。1957年从福州第三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1963年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九研究所。1964年3月为研制“两弹”到青海核基地参加“会战”。1978年调二机部九局，1985年任职于核工业部军工局。1980-1998年任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副秘书长。本文为谢老口述。)

谢建源在讲述往事；钝角网夏志杰/摄

　　从哪吒洞中抽好签说起

　　1980年，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成立，我就开始当副秘书长。我的顶头上司，比如说张兴钤院士、宋家树院士，都是核材料专家，所以他们当了副理事长。我跟着张院士到核材料分会，是去做具体工作的。我在1998年就退休了;后面要讲的当年参加的一次交流活动也是迄今为止，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核材料分会学术交流活动。

　　核材料分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学术交流平台。以前是保密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隐姓埋名。后来就开始开放，放松了一些，可以进行学术交流。而学术交流是在本系统内进行，核材料系统的同行大家一起来交流。在交流过程中，还是涉及保密事宜。我们自己单位人员拿出去交流的所有材料，都要审核一下有没有泄密的。我们主要做这些工作。从核材料分会成立到我退休前，我一直都担任副秘书长，做上述工作等。

　　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核材料分会学术交流会，是在宜宾的812厂举行的。我们核材料分会每次交流会都由我们的依托单位主办，这次的依托单位就是812厂。这次的交流会是星期一开完;北京去的领导们还有401去的一些人，航班时间是在星期三;那么星期二一天闲着，宜宾的接待单位就组织我们这些人去参观。

（照片为谢老提供，下同）

　　我们参观的景点中，有一个叫哪吒洞。这个洞比较出名，当时刚刚修复，修复的时候制作了文字说明，阐明是台湾佛教的一位比较高层的人士出钱修复的。这位佛教人士说，哪吒托梦给他说自己的庙宇香火不行了，塑身的手都断了，希望他来帮助修复哪吒洞。这位人士很虔诚，就到中国大陆，来找梦中说的那座哪吒洞了。

　　一开始他不知道那个哪吒洞所在的具体地点，以为在北京或者南京、洛阳、西安等大地方。这几个地方他都去了，最后到的西安，还没有找到。他已经很失望了。结果得到一个信息，说宜宾可能有那样一座哪吒洞。他又赶到了宜宾。去了以后，他发现：这座庙宇里面的情形，跟他梦里见到的一样。所以他就出钱把这座洞修复了。修复了以后，哪吒洞的香火很旺盛，很多人到那儿求签。

　　那天，我们核材料分会去参观的人里有两位院士：一位是清华大学的李恒德教授，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一位是我的顶头上司张兴钤院士，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恒德教授突发奇想，说：你去问问看，抽签有什么规矩、规定，要钱还是要什么别的东西?要不要跪着?我去问，知道了：没有特别的规矩，给什么都随意，不用跪。我一想，看来李院士是想抽一签。于是，我就说：我先来做个示范，抽一签。我抽到一个上上签，签名叫做“鱼来撞网”：打鱼的渔夫去撒网捕鱼，鱼自己都会来撞。意思就是：我这一辈子的经历中间，在别人看来很难办的事情，我都会很容易地解决。解完签以后，给多少钱随意，当时我就给了十块钱。

　　后来李院士就去抽了。老先生的耐心不够，摇几下摇不出来，他自己干脆拿出来了，一看是中下签。这个中下签是说：一个人过独木桥，摇摇晃晃，在风雨之间走过。这个签可能还比较准：李院士早年从国外回来后，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运动。

　　参观、抽签的那年，我就要退休了，当时我就想：这个签到底准不准啊?我回想自己的过往，就大的方面和环境而言，好像真的都比较顺利——相比别人而言，好像是更顺利一些。

　　为什么我的人生经历能比较顺呢?现在回想，主要是因为我人生中坚持两个字。一个是“诚”字，就是对事业、对国家要忠诚，对同志、对朋友要真诚，一定要踏踏实实、诚诚恳恳地做好每一件事。另一个就是“勤”字——我比较勤快，给国家做的一些事很注意勤俭节约，就是花小钱去办大事;自己做起事来很勤奋。我始终坚持按这两个字来做。

　　还有一条原因——我能遇到很好的领导，每次工作转接时都能遇到好人。

　　我是如何步入核武岗位的

　　1962年10月我入党，成为预备党员。当时在大学入党很不容易，比一般单位要难多了。成为发展对象后，稍微有点什么不恰当的事，同学们都会揭发出来;能够入党，达到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党员的素质、品格、条件，都相当不错。而我是1963年毕业，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是预备党员;我觉得我还是基本上符合党员标准的，就希望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

　　我在参加支部工作的同学告诉我，分配时会考虑照顾我的身体。我大学的时候身体弱，胃不太好，在同班同学里我算比较体弱的。当时大家还是比较公正，把我分配到二机部的一个机关单位，是二局——核燃料局，也符合我的专业。我所学的专业是天然/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我们那时的专业课程学习完全是学苏联的，假如专业对口的话，就可以学以致用，能够并不费力地称职去做工作，不用再去改行学新的事物，是非常有利的、很好的工作分配。

　　另外，我是被分配在机关。二机部的单位都是在比较艰苦的地方，不可能在大城市，因为工作涉及的材料有放射性。但是，我拿到毕业分配通知书，看到分配报到的单位是北京第九研究所，报到的地点是果子市站。一下就糊涂了：去北京第九研究所，怎么是到果子市站?北京人都知道，果子市站过去是永定门外买卖果子的地方。又一想，不管怎样，让我到哪儿去，我就到哪儿去。

　　我就先回老家，然后回来报到。报到以后，进到果子市站里。分配到这个单位的人都是从全国的学生中精挑细选的，脑子都好用。大家就议论工作是做什么的。其实，大家一般也知道是搞两弹的，心照不宣，但因为保密要求，都不敢说，心里知道了是做这个工作，觉得很好。为什么呢?我们当时一贯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让我们做的这个两弹事业是祖国、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所在，是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很高兴做这样的工作。报到之前听说要到西北去，自己觉得都不在话下。能被分配做这样的工作，强烈地说明组织上非常信任我、能够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应该引为自豪，而且一定要很好地去完成——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样，报到之后，先是在北京的花园路3号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住在塔院);几个月后，就去了西北的核部件生产基地。对亲朋好友而言，我们去了西北，就等于失踪了一样，他们听不到我们的消息。两三年以后，我有一次回北京，与老同学见了面。我半开玩笑地问他们：分配时你们说得挺好——会照顾我，怎么把我照顾到西北去了?同学回答说：录用了你的这个单位来头特别大——同学们也不知道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这个单位当时就交代说，原来已经定的所有的分配都不作数，先由它来挑选毕业生，它挑选完了以后，剩下的毕业生自己再去调剂。而我是预备党员，被挑中了。实际上，当时九所只从我们班挑了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