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让人们窥见到苏式体制下“斗争哲学”带来法制破坏、社会恐惧和荒诞的状态，人们处在一种“无法形容的那种无罪而又大祸临头的感觉”。2014年9月该社又出版了《耳语者：STL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使人们意识到前提制终结后留下的创伤至今难以愈合，如何处理此类问题关乎到政治转型的走向。15年金秋时节由力冈先生翻译的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描写二战时期大部头小说《生活与命运》问世。

　　在《生活与命运》一书中作者反复强调的，“人类渴望自由的天性是消灭不了的，可以压抑，但无法消灭”，“毫无意义的善良永远不灭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无力，这种善良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善良越傻、无力、没有意义，就越巨大，恶对它无可奈何，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碾碎人性种子的搏斗”。

　　这三部著作的侧重面虽有不同，但共同的目的都是“为死者说话，为长眠者发声”，让历史真相大白天下，让牺牲者的血不要白流，使今后的人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像人一样的死，因为要“战胜世界上过去和今后不断反复出现的气焰万丈的、非人性的一切，”并不能一蹴而就，直到今天，“古拉格这种病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说都尚未被制服。”

　　从人类历史的教训来看，“走倒退的路，从人回到肮脏、可怜、失去名字和自由，变成牲口，只需几天的功夫，而从动物到人的路，却走了几百万年”。任何民族要清理自己身上的痼疾和弱点，要从文明的时空观审视历史，自觉地建立起纠错机制，都不会是一个简单而容易的过程，这中间要经历多少次“进一步退两步”的反复。

　　在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讨论中”，俄罗斯的这些作者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一个最明白的常识是：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植入的历史，未见得就是真正的历史。“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使永远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重演一遍，可以改变以往的发言，改变文献纪录片上人的位置”，可以任意剪裁和伪造历史，把真相歪曲、篡改、遮蔽掉，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而历史的存在不会以某个强势集团而改变或消失，暴力与物质诱惑的“驯服能力”可以使一拨拨的人参与到集体撒谎的队伍中来，但并不能使所有的脊梁都弯曲下来。那些被时代淹没了的人和事，上帝并还没有遗忘，人民并没有遗忘。这使我们想起，当一位嘴唇冻得发紫的探监者(古拉格家属)低声询问阿赫玛托娃：“你能描述这里的情形吗?”她毫不迟疑地答道：“我能!”事实证明，历史的继承权并不在那些想拼命阻挡住真相的人手里面。

　　“反思文学”如今的处境

　　纵观俄罗斯的书评媒体，现在对“反思性作品”的争议性远比上世纪80年代大。过去人们拿到被禁的“萨米兹达特”，立刻奔走相告竞相传颂，当时传播、手抄和讨论一部作品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大事，而现在这些作品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引起人们普遍的共鸣了。

　　究其原因，“忘掉一切”的说法占了上风，对集全社会的诉说在转轨国家已成为一个“过去时”。首先，那些曾经在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如今都倾向于回避真相，他们强调，“翻历史旧帐无助于向前看”。其次，新闻放开、社会多元化和市场的竞争环境，使人们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后冷战时代已进入商业化的“庸俗文学”时代，严肃文学的读者群在急剧萎缩。

　　对旧体制的控诉、古典主义的美学、高大上的叙事传统在年轻人看来，就像是九斤老太的老生常谈，喋喋不休的诉说令人生厌。另外，那些高举文化保守主义大旗的人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反思派”谴责知识界接受“集体催眠”的“道德自傲”也很排斥，甚至有人把清算旧体制的作品与苏联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正剧等同起来，认为二者同属于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类作品。

　　当年格罗斯曼等人所期盼的“真希望像人一样说说话，不害怕什么都谈，痛痛快快地谈，不矫饰，不说假话，什么都不在乎”，真到政治转型尘埃落定的时候，人们发现现实与心中的理想差距甚远。不但如此，在持续不断的外部强力摧毁下都没有熄灭的“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却被市场经济的大风刮的七零八落。正如俄国人所说，“苏联时期的创作就像在水下，人们对来之不易的空气倍感珍惜。现在我们浮出水面了，觉得空气到处都是，不需要去珍惜。于是所有的人都变得很懒惰”。

　　“文学的懒惰，政治的虚妄以及对自由的浪费”随处可见。现在缺少新作，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写，而是我们不屑于去写作，也不再认为写作是一种表达了。对此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有类似的看法：“我们很快就忘了20年或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了，有时候我们为我们的过去而感到羞愧，并且拒绝相信现实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对80-90后的俄国年轻人来说，“苏联时期”已纯粹是一个历史题目了，在他们眼里60-70年前的STL与300年前彼得大帝都差不多，都是一个距今非常遥远的地质年代的人物。愿意读反思作品的人大都是上年纪的人。年轻人觉得，这类作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故事性不强，悲情、冗长、罗嗦、缓慢、严肃，坐在地铁上忙碌的上班族，为生计奔波已经够辛苦的了，没有精力或者已经不需要关注对前体制的唠叨了。严肃文学失去了显赫的地位，大众的兴趣已经无可挽回地转向了娱乐文学，当今俄罗斯流行的是快餐文化、微缩文化，卡通化、视频化、娱乐化是大众追逐的时尚趋势。人们感慨道，过去政治高压下的“聋哑时代”是无法发声，等到能够发声时却不知道向谁而发。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苏联解体带来曾经为之自豪的“苏联民族”的崩溃。社会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民族政策顷刻瓦解，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和少数民族自我认同拉大了与俄罗斯之间的距离。新俄罗斯如何走民族复兴的道路，强化民族凝聚力成为一个严峻的新问题。9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民族认同重建期”，1997年6月叶利钦在月在俄公共电视台公开呼吁社会精英寻找能团结民众的作为民族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对外重建大国地位，追求国家利益和全球影响力，对内从历史中恢复民族传统，已成为普京的既定国策。

　　作为克格勃上校出身的普京习惯从前体制里面寻找资源，意识形态“混搭”和“模棱两可”的确是目前俄罗斯的一大特色。尤其俄乌冲突以后，西方经济制裁、东欧恐俄情绪上升，国际油价持续低迷，俄被迫向内收缩，加剧了被外部敌对势力包围的民族愤慨心理。俄国需要一个加强民族凝聚力的价值体系，在已经被抛弃的意识形态中再度挖掘“大国光荣”的民族诉求已成为国家指导思想。

　　从普京第二、三任期后俄思想界的风向就有向“新斯拉夫主义”转向的趋势，近几年来此风越演越烈，那些改头换面“循环再生”的共产主义者又重新出现在民族主义的队伍里。以激活二战集体记忆而向外部传达俄罗斯不畏强敌的民族精神，又被普京钦定为国家战略。俄是苏联领土的“合法继承者”， 斯大林体制是战争的保证，在斯大林领导下打败了法西斯，使苏联的领土在二战后达到最大规模，民族自尊心达到鼎盛。

　　于是乎斯大林、二战胜、民族记忆这些概念缠绕到一起，就变成了纪念二战的胜利就要对苏联价值的肯定，歌颂正义就要为苏联体制唱赞歌，指出前体制的毛病=抹黑苏联=西方的帮凶=俄罗斯的敌对势力。这样一来，清算斯大林模式的作品自然会受到种种冲击和责难了。

　　不能当小说读的小说

　　反思文学如今在青年人当中流行不起来，我想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原因的原因，也许与这种巨著的写作模式有关。国庆前夕我给一些年轻的小朋友布置任务，希望他们在假期里读完这部煌煌大作，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一下。让我失望的是，假期过完没有一个人如期完成任务。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一鼓作气地读下去呢?回答原因各种各样，有的说，是因为可读的东西太多。也有人说，现在的生活频率与过去不一样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就不同，本来生活压力大，看手机上一些小段子解闷，分很多天读这种大厚本的作品，往往前后衔接不上，也就兴味索然了。还有的说，凡是经典的必然是枯燥的。总之一句话，读不下去，作品不好读，甚至有人假期中连续看了几部韩剧，而《生活与命运》却只是翻翻就扔到一边去了。回想我自己的阅读此书的过程，当然一口气读完的渴望十分强烈，但因为老有事请插进来，断断续续地读，边读边作笔记，好不容易找到感觉时又要放下来，每次都要从头熟悉上一节的人物关系，的确是需要化些慢功夫的。

　　俄罗斯这种大部头的“史诗”作品，往往是作者对一段关键性历史时期的全景描写，他要借各种不同的作品人物还原出时代真相和人生百态。这种著作既可以看做是文学化的历史描写，也可以把它当历史文献的生活化再现。它兼顾了历史的冷静与穿透力，同时又有生动的文学语言描述，所以它们的主要功能并不是描述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而是要揭示曾经待在铁盒子里人们的感受，要把当时的苦难和思考记录下来，读起来比较费力是意料之中的。

　　中国的长篇巨著，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模式的影响，基本上都是一堆次要人物环绕着中心人物活动，故事比较完整，线索比较单一，理解起来相对容易。俄国的大部头文学作品，不论是《战争与和平》、《红轮》，还是《生活与命运》的写作手法，都是一种多维度的树型结构描写方式，与简单明了的单维度线性结构不同，它是先要有一个横切面，把这个断面上的人和事交代清楚，然后一个断面一个断面地向纵深发展，因为涉及人物众多，场面宏大，如果不熟悉该国历史，的确容易形成上一个场景和下一个场景之间的“断片”和衔接不上的问题。就好比切土豆，先切片后切丝，要把上一片的丝和下一片的丝连起来，对不习惯这种写作手法的读者来说，难免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

　　因为俄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首先要考虑的是被压缩空间下的整个社会和时代特点，以及人性的展露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描述方式既有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又有自传体的叙事风格，还有历史考证和文献运用的考量，以及作者的感性和理性交叉表达。用索尔仁尼琴总结性概括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多声部”的“复调音乐”写作手法，是文学性的历史思考。

　　俄罗斯大部头经典文学作品的故事叙述都比较拖沓，因为小说的着眼点并不是讲故事，而是要用文学语言，借文学场地说出真相。另外俄冬季漫长生活节奏缓慢，使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格调与现代人都市的生活频率是有一定差距的。

　　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保持着《战争与和平》一样场面宏伟人物浩繁的惯有写作手法，这和现代都市人看惯了偶像剧的习惯是不太一样的。而对现在习惯了微博、微信式“快闪”阅读的人们，这九百页的大书完整读完可能都比较困难，遑论多次阅读呢。其实作家的目的不是为了编故事娱乐大众，而是往巨人格利亚的头上扔石头，是要思考俄罗斯的命运，描述与反思是一个同步过程。它的思想性、深刻性是不能仅仅把它当做小说来读的。

　　俄罗斯的跨界文学传统

　　我在上课的时候，有学生提问道：“为什么我们知道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文学家、小说家，难道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成就都没有文学这么突出吗?”这的确是一个从现象观察到本质的问题。俄国文学的概念十分宽泛，是几乎包括了一切人文学科在内的“大文学”。换句话说，俄文学家从来就没有严格的专业边界，他们的作品并不局限在文学领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传承。用现在的学科分类来说，俄国“文学跨界”、“文学超范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

　　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一世设立的第三厅成为管束思想动态的专职政治警察，当时的政府患有“贵族知识分子恐惧症”，关闭了哲学、宗教、教育一系列被砖制政府认为有可能“危害国家”的领域，只有文学这窄窄的一个通道成为仅存的发言场所。于是知识分子都拥挤在文学领域里，以文学语言的表达形式面向公众发言。此后形成了“路径依赖”，也培养起俄国大众的“文学情怀”，以文学促进思想的形成，引导社会的发展方向，培养着公众的品格和审美倾向，便成为一种独具俄国特色的历史文化。

　　“文学承载起其他学科的任务“，肩负着文学以外的职能，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有人说“俄国文学从来都是和沙皇的政治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其实准确地说，是因为沙皇时期的政治生态使得知识分子只能在文学领域表达自己与“沙皇制度的格格不入”。在文学的讲坛上，“我们在否定方面比其他人走得远”。

　　正说赫尔岑所总结的，从19世纪开始，“文学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人听到自己愤怒与良知呼喊的讲坛”，因此它需要背负起超越自己承载量的重担。知识分子成长过程就是使文学成为一种带有生命体验的内省和反抗的载体，成为一种“灵魂拷问”和自我完善的工具，成为一种抗衡权力的武器，成为一个思想家锻炼自己质疑能力的阵地，成为一种“启示录”般的使人顿悟的精神遗产。因此在俄国，文学并不是狭义概念中的文学，而是一种向砖-制制-度抗争的手段。

　　在俄国人们已经习惯由一些非体制内的文学家来担任“思想的引领者”的角色，凡是能够传至后世的不朽之作必定是“思想小说”。文学的作用是为了“拯救”而不是娱乐。作家应该在体现人类进步、文类文明方面起到“风向标”的作用，文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当“文化和文明维护者”。

　　文学作品具有预言性和启示录精神，由文学家而不是理论家扮演“观念发生器和思想的酵母”成为一种俄国传统，即便是知识界的思想争锋也都是在文学评论的专业领域里展开的。借文学载体论政治、谈哲学、议宗教、说法律、质疑正统思想，久而久之，文学的独领风骚的局面形成，涵盖了其他学科的“人学”脱颖而出，所以好的俄国文学作品早已超越了文学本身，而不是文学游戏的“拉空弦”。

 　　2013年9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让人们窥见到苏式体制下“斗争哲学”带来法制破坏、社会恐惧和荒诞的状态，人们处在一种“无法形容的那种无罪而又大祸临头的感觉”。2014年9月该社又出版了《耳语者：STL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使人们意识到前提制终结后留下的创伤至今难以愈合，如何处理此类问题关乎到政治转型的走向。15年金秋时节由力冈先生翻译的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描写二战时期大部头小说《生活与命运》问世。

　　在《生活与命运》一书中作者反复强调的，“人类渴望自由的天性是消灭不了的，可以压抑，但无法消灭”，“毫无意义的善良永远不灭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无力，这种善良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善良越傻、无力、没有意义，就越巨大，恶对它无可奈何，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碾碎人性种子的搏斗”。

　　这三部著作的侧重面虽有不同，但共同的目的都是“为死者说话，为长眠者发声”，让历史真相大白天下，让牺牲者的血不要白流，使今后的人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像人一样的死，因为要“战胜世界上过去和今后不断反复出现的气焰万丈的、非人性的一切，”并不能一蹴而就，直到今天，“古拉格这种病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说都尚未被制服。”

　　从人类历史的教训来看，“走倒退的路，从人回到肮脏、可怜、失去名字和自由，变成牲口，只需几天的功夫，而从动物到人的路，却走了几百万年”。任何民族要清理自己身上的痼疾和弱点，要从文明的时空观审视历史，自觉地建立起纠错机制，都不会是一个简单而容易的过程，这中间要经历多少次“进一步退两步”的反复。

　　在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讨论中”，俄罗斯的这些作者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一个最明白的常识是：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植入的历史，未见得就是真正的历史。“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使永远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重演一遍，可以改变以往的发言，改变文献纪录片上人的位置”，可以任意剪裁和伪造历史，把真相歪曲、篡改、遮蔽掉，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而历史的存在不会以某个强势集团而改变或消失，暴力与物质诱惑的“驯服能力”可以使一拨拨的人参与到集体撒谎的队伍中来，但并不能使所有的脊梁都弯曲下来。那些被时代淹没了的人和事，上帝并还没有遗忘，人民并没有遗忘。这使我们想起，当一位嘴唇冻得发紫的探监者(古拉格家属)低声询问阿赫玛托娃：“你能描述这里的情形吗?”她毫不迟疑地答道：“我能!”事实证明，历史的继承权并不在那些想拼命阻挡住真相的人手里面。

　　“反思文学”如今的处境

　　纵观俄罗斯的书评媒体，现在对“反思性作品”的争议性远比上世纪80年代大。过去人们拿到被禁的“萨米兹达特”，立刻奔走相告竞相传颂，当时传播、手抄和讨论一部作品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大事，而现在这些作品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引起人们普遍的共鸣了。

　　究其原因，“忘掉一切”的说法占了上风，对集全社会的诉说在转轨国家已成为一个“过去时”。首先，那些曾经在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如今都倾向于回避真相，他们强调，“翻历史旧帐无助于向前看”。其次，新闻放开、社会多元化和市场的竞争环境，使人们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后冷战时代已进入商业化的“庸俗文学”时代，严肃文学的读者群在急剧萎缩。

　　对旧体制的控诉、古典主义的美学、高大上的叙事传统在年轻人看来，就像是九斤老太的老生常谈，喋喋不休的诉说令人生厌。另外，那些高举文化保守主义大旗的人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反思派”谴责知识界接受“集体催眠”的“道德自傲”也很排斥，甚至有人把清算旧体制的作品与苏联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正剧等同起来，认为二者同属于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类作品。

　　当年格罗斯曼等人所期盼的“真希望像人一样说说话，不害怕什么都谈，痛痛快快地谈，不矫饰，不说假话，什么都不在乎”，真到政治转型尘埃落定的时候，人们发现现实与心中的理想差距甚远。不但如此，在持续不断的外部强力摧毁下都没有熄灭的“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却被市场经济的大风刮的七零八落。正如俄国人所说，“苏联时期的创作就像在水下，人们对来之不易的空气倍感珍惜。现在我们浮出水面了，觉得空气到处都是，不需要去珍惜。于是所有的人都变得很懒惰”。

　　“文学的懒惰，政治的虚妄以及对自由的浪费”随处可见。现在缺少新作，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写，而是我们不屑于去写作，也不再认为写作是一种表达了。对此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有类似的看法：“我们很快就忘了20年或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了，有时候我们为我们的过去而感到羞愧，并且拒绝相信现实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对80-90后的俄国年轻人来说，“苏联时期”已纯粹是一个历史题目了，在他们眼里60-70年前的STL与300年前彼得大帝都差不多，都是一个距今非常遥远的地质年代的人物。愿意读反思作品的人大都是上年纪的人。年轻人觉得，这类作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故事性不强，悲情、冗长、罗嗦、缓慢、严肃，坐在地铁上忙碌的上班族，为生计奔波已经够辛苦的了，没有精力或者已经不需要关注对前体制的唠叨了。严肃文学失去了显赫的地位，大众的兴趣已经无可挽回地转向了娱乐文学，当今俄罗斯流行的是快餐文化、微缩文化，卡通化、视频化、娱乐化是大众追逐的时尚趋势。人们感慨道，过去政治高压下的“聋哑时代”是无法发声，等到能够发声时却不知道向谁而发。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苏联解体带来曾经为之自豪的“苏联民族”的崩溃。社会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民族政策顷刻瓦解，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和少数民族自我认同拉大了与俄罗斯之间的距离。新俄罗斯如何走民族复兴的道路，强化民族凝聚力成为一个严峻的新问题。9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民族认同重建期”，1997年6月叶利钦在月在俄公共电视台公开呼吁社会精英寻找能团结民众的作为民族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对外重建大国地位，追求国家利益和全球影响力，对内从历史中恢复民族传统，已成为普京的既定国策。

　　作为克格勃上校出身的普京习惯从前体制里面寻找资源，意识形态“混搭”和“模棱两可”的确是目前俄罗斯的一大特色。尤其俄乌冲突以后，西方经济制裁、东欧恐俄情绪上升，国际油价持续低迷，俄被迫向内收缩，加剧了被外部敌对势力包围的民族愤慨心理。俄国需要一个加强民族凝聚力的价值体系，在已经被抛弃的意识形态中再度挖掘“大国光荣”的民族诉求已成为国家指导思想。

　　从普京第二、三任期后俄思想界的风向就有向“新斯拉夫主义”转向的趋势，近几年来此风越演越烈，那些改头换面“循环再生”的共产主义者又重新出现在民族主义的队伍里。以激活二战集体记忆而向外部传达俄罗斯不畏强敌的民族精神，又被普京钦定为国家战略。俄是苏联领土的“合法继承者”， 斯大林体制是战争的保证，在斯大林领导下打败了法西斯，使苏联的领土在二战后达到最大规模，民族自尊心达到鼎盛。

　　于是乎斯大林、二战胜、民族记忆这些概念缠绕到一起，就变成了纪念二战的胜利就要对苏联价值的肯定，歌颂正义就要为苏联体制唱赞歌，指出前体制的毛病=抹黑苏联=西方的帮凶=俄罗斯的敌对势力。这样一来，清算斯大林模式的作品自然会受到种种冲击和责难了。

　　不能当小说读的小说

　　反思文学如今在青年人当中流行不起来，我想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原因的原因，也许与这种巨著的写作模式有关。国庆前夕我给一些年轻的小朋友布置任务，希望他们在假期里读完这部煌煌大作，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一下。让我失望的是，假期过完没有一个人如期完成任务。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一鼓作气地读下去呢?回答原因各种各样，有的说，是因为可读的东西太多。也有人说，现在的生活频率与过去不一样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就不同，本来生活压力大，看手机上一些小段子解闷，分很多天读这种大厚本的作品，往往前后衔接不上，也就兴味索然了。还有的说，凡是经典的必然是枯燥的。总之一句话，读不下去，作品不好读，甚至有人假期中连续看了几部韩剧，而《生活与命运》却只是翻翻就扔到一边去了。回想我自己的阅读此书的过程，当然一口气读完的渴望十分强烈，但因为老有事请插进来，断断续续地读，边读边作笔记，好不容易找到感觉时又要放下来，每次都要从头熟悉上一节的人物关系，的确是需要化些慢功夫的。

　　俄罗斯这种大部头的“史诗”作品，往往是作者对一段关键性历史时期的全景描写，他要借各种不同的作品人物还原出时代真相和人生百态。这种著作既可以看做是文学化的历史描写，也可以把它当历史文献的生活化再现。它兼顾了历史的冷静与穿透力，同时又有生动的文学语言描述，所以它们的主要功能并不是描述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而是要揭示曾经待在铁盒子里人们的感受，要把当时的苦难和思考记录下来，读起来比较费力是意料之中的。

　　中国的长篇巨著，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模式的影响，基本上都是一堆次要人物环绕着中心人物活动，故事比较完整，线索比较单一，理解起来相对容易。俄国的大部头文学作品，不论是《战争与和平》、《红轮》，还是《生活与命运》的写作手法，都是一种多维度的树型结构描写方式，与简单明了的单维度线性结构不同，它是先要有一个横切面，把这个断面上的人和事交代清楚，然后一个断面一个断面地向纵深发展，因为涉及人物众多，场面宏大，如果不熟悉该国历史，的确容易形成上一个场景和下一个场景之间的“断片”和衔接不上的问题。就好比切土豆，先切片后切丝，要把上一片的丝和下一片的丝连起来，对不习惯这种写作手法的读者来说，难免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

　　因为俄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首先要考虑的是被压缩空间下的整个社会和时代特点，以及人性的展露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描述方式既有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又有自传体的叙事风格，还有历史考证和文献运用的考量，以及作者的感性和理性交叉表达。用索尔仁尼琴总结性概括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多声部”的“复调音乐”写作手法，是文学性的历史思考。

　　俄罗斯大部头经典文学作品的故事叙述都比较拖沓，因为小说的着眼点并不是讲故事，而是要用文学语言，借文学场地说出真相。另外俄冬季漫长生活节奏缓慢，使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格调与现代人都市的生活频率是有一定差距的。

　　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保持着《战争与和平》一样场面宏伟人物浩繁的惯有写作手法，这和现代都市人看惯了偶像剧的习惯是不太一样的。而对现在习惯了微博、微信式“快闪”阅读的人们，这九百页的大书完整读完可能都比较困难，遑论多次阅读呢。其实作家的目的不是为了编故事娱乐大众，而是往巨人格利亚的头上扔石头，是要思考俄罗斯的命运，描述与反思是一个同步过程。它的思想性、深刻性是不能仅仅把它当做小说来读的。

　　俄罗斯的跨界文学传统

　　我在上课的时候，有学生提问道：“为什么我们知道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文学家、小说家，难道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成就都没有文学这么突出吗?”这的确是一个从现象观察到本质的问题。俄国文学的概念十分宽泛，是几乎包括了一切人文学科在内的“大文学”。换句话说，俄文学家从来就没有严格的专业边界，他们的作品并不局限在文学领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传承。用现在的学科分类来说，俄国“文学跨界”、“文学超范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

　　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一世设立的第三厅成为管束思想动态的专职政治警察，当时的政府患有“贵族知识分子恐惧症”，关闭了哲学、宗教、教育一系列被砖制政府认为有可能“危害国家”的领域，只有文学这窄窄的一个通道成为仅存的发言场所。于是知识分子都拥挤在文学领域里，以文学语言的表达形式面向公众发言。此后形成了“路径依赖”，也培养起俄国大众的“文学情怀”，以文学促进思想的形成，引导社会的发展方向，培养着公众的品格和审美倾向，便成为一种独具俄国特色的历史文化。

　　“文学承载起其他学科的任务“，肩负着文学以外的职能，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有人说“俄国文学从来都是和沙皇的政治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其实准确地说，是因为沙皇时期的政治生态使得知识分子只能在文学领域表达自己与“沙皇制度的格格不入”。在文学的讲坛上，“我们在否定方面比其他人走得远”。

　　正说赫尔岑所总结的，从19世纪开始，“文学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人听到自己愤怒与良知呼喊的讲坛”，因此它需要背负起超越自己承载量的重担。知识分子成长过程就是使文学成为一种带有生命体验的内省和反抗的载体，成为一种“灵魂拷问”和自我完善的工具，成为一种抗衡权力的武器，成为一个思想家锻炼自己质疑能力的阵地，成为一种“启示录”般的使人顿悟的精神遗产。因此在俄国，文学并不是狭义概念中的文学，而是一种向砖-制制-度抗争的手段。

　　在俄国人们已经习惯由一些非体制内的文学家来担任“思想的引领者”的角色，凡是能够传至后世的不朽之作必定是“思想小说”。文学的作用是为了“拯救”而不是娱乐。作家应该在体现人类进步、文类文明方面起到“风向标”的作用，文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当“文化和文明维护者”。

　　文学作品具有预言性和启示录精神，由文学家而不是理论家扮演“观念发生器和思想的酵母”成为一种俄国传统，即便是知识界的思想争锋也都是在文学评论的专业领域里展开的。借文学载体论政治、谈哲学、议宗教、说法律、质疑正统思想，久而久之，文学的独领风骚的局面形成，涵盖了其他学科的“人学”脱颖而出，所以好的俄国文学作品早已超越了文学本身，而不是文学游戏的“拉空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