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有些志愿军是饿死的

　　10月30日，有一个央视视频在网上流传：《志愿军老战士尝到现在的军粮，一句话引人泪目》。志愿军老兵李继德吃“单兵自热食品”，记者一边介绍，一边加热自热食品，十几分钟过后一份热乎的饭菜就出现在老人眼前。不用火不用电的加热方式让老人直呼：“变魔术吗?”

　　老兵想起了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自己和战友们的口粮，“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他哽咽了，没有说出口，只是默默握紧了拳头。

　　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军人甚至还没有压缩饼干，吃的军粮是炒面。所谓炒面，就是面粉、高粱粉加点油和盐，炒熟了成粉末状，装在袋子里。

　　每个志愿军士兵一次发7天口粮。7天以后就得自己解决。有些军队需要在野外呆几十天，如何生存下去不饿死就是大问题。

　　在朝鲜，他们需要找到那些躲起来的农民，设法跟他们借粮食。在韩国，就更艰难，因为韩国人认为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队都是敌人，绝不会给你粮食。所到之处，韩国人都把粮食藏起来。志愿军到了村子里，要挨家挨户掘地三尺找粮食。墙壁，夹层，地窖，附近的山洞，地面上任何一块疏松的土，都要挖下去找。每个坛坛罐罐，都要打翻看看里面有没有藏着粮食。那时候，朝鲜和韩国都很贫穷，粮食也是农民的命根子。

　　若是找不到粮食，就得面对饿死的命运。

　　刘家驹在回忆录里写他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补给了一次干粮，有36天缺粮。

　　“我跟着老吕在一处残房中撬开坑石，脑子里不断出现幻觉，仿佛每掘开一块石板，都有一缸白油油的大米。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我们已别无所求，只有不惜余力才能活命。

　　正刨着，见几个战士围着一个坐在房前台阶上的韩国老人说话，老人背靠残壁，闭着眼。战士说的是半通不通的朝语，一个战士像是认定他坐的台阶下有隐藏的东西，就抓住老人的手臂拉扯，老人犟着不动，几个战士一齐上去提起老人的胳膊腿，硬是抬出了十几米，放到一个草堆上，回头就抡起镐头，砸碎了台阶的石板，露出一道阴沟来。一个战士急忙卧下身去掏了一阵，拉出一个草包，这是朝鲜人盛的稻子。旁边的两个战士伸手拎住草包的一角，提溜出来，那个掏的战士又伏下身躯，不一会又拉出一包来。

　　这时，周围正在搜寻的十几个战士蜂拥而至，七手八脚撕开两个草包，稻谷散了一地，都忙不迭地脱下衣服裤子，把稻子往自己的衣裤里拨拉。我和老吕眼热了，也脱下军装挤进人堆奋力哄抢，好不容易都弄得三四斤，如获至宝。

　　生怕被再来的人夺走，我们抱着军衣包住的谷子转身跑到一处残墙下，找来两块坑石，抓出一把谷子放在石板上，再压上另一块石板搓磨开了。磨了一阵，揭开石板，吹去稻壳，捡出了一把米粒，急不可待地塞进嘴里，又抓出一把稻子来磨，边磨边嚼边咽，忙活了个把时辰，吃下了有斤把的生米。一股青香味在口腔里久久回旋，恐慌情绪抑止了，剩下的稻谷我用块布包起来系在腰上，找了个草多的地方，美美地睡开了。”

　　但是，更多的时候，根本找不到粮食。刘家驹在回忆录里还提到一些更让人不愿面对的事情。一个来自国民党的老兵，给人介绍战场“生存法则”。

　　“等我们走到飞机袭击过的地点时，伤员已抬走，留下两具尸体，死者浑身是血，鞋袜已被人扒走，胸襟是敞开的，腹腔已开裂……挑夫班长放下挑子，蹲下来看个究竟。他扒拉开肠子，把一只手伸进死者腹腔里去摸了一阵，退出手来，整个手臂都是殷红淋淋的血污，用力甩了几下，对我说：“心肝都没有了，肯定给他们掏走了。”我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人打死了，人肉不好吃，人的心肝要比猪羊身上的细嫩。” “你吃过?”“吃过，战场上没吃的就得吃死人身上的，什么都要会吃，何况这是好东西啊!”这个来自国民党的老兵，身处绝地，他有自己生存的法则。

　　郭锦成，江苏邳州市运河镇人，志愿军老兵。他在回忆录里记下刻骨铭心的饥饿后的暴食。

　　“激战七天七夜，没吃上一口饭，就连师长也五天五夜未能吃饭，战斗结束后师长向军长汇报，第一句话就是先给我搞点吃的来。七天七夜我只吃过一个生土豆，冻得象冰蛋是的，我把它放在腋下捂化了，一点一点啃着吃。战斗停止一小时后，粮食送到了前沿，……我拾到了敌人丢弃的三只空罐头盒，在沟边用石头架起来，米也未洗就开始烧火煮饭，第一盒只煮到七成熟就开始吃了，吃光后就轮番加米煮，吃到第五盒时，团参谋长来到我面前，看我的米袋子去了有三斤半左右(还有两盒正在煮，还没来的及吃)，问我吃饱了没有，我说没饱，他马上把我未煮好的两盒饭扔到山沟里说，“再吃非胀死不可!”，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很饱了，后来听说真有撑死的，幸亏参谋长救了我。”

　　王合良在回忆录里提到一件事：当时朝鲜政府发动当地的少先队员给志愿军挖野菜，有个孩子背着野菜给前线上的志愿军送去，结果半路上遇到美军轰炸，尸骨无存。

　　180师曾经因为缺水缺粮而死去很多人。一些志愿军回忆起当年的往事：

　　“538团三营机炮连战士在突围路上，饿得实在没法，就在山上四处觅食。几个战士误食洋角葱一样的野草中毒而死。机炮连有个副班长叫程德友，是个山东大汉，身高1.8米，平时一天两斤粮食不够吃，如今7天没有吃二两粮食，临死时嘴里还含着草根。广东籍战士韦文标，吃蛇肉中毒，死后口袋里还装有一节蛇身。”

　　当志愿军老兵吃到现代军用自热食品，难免想起当年的艰苦往事。

　　02、有些志愿军战士是渴死的

　　志愿军老兵谢学明讲过这样的一件事：四天四夜没水喝，逼急了甚至要喝“光荣茶”(尿)。水源位于火封锁线覆盖的死亡之路，上级下令：凡送入坑道一壶水者，记二等功!同行十多名取水战友，只有谢学明活了下来。

　　为了到山下取水到坑道，已经有许多人牺牲在这段不到一公里的路上。

　　后来他们就每个人带上十几条毛巾，把毛巾完全浸湿裹在衣服里，身边的战友倒下了，就把湿毛巾扯下来裹到自己身上。最后只有谢学明活着回到了坑道，身上裹着的几张湿毛巾，拧出一小壶救命的水。后来每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会说：“这枚二等功勋章，承载的是我战友的生命。”

　　在上甘岭的坑道中，缺水一直非常严重。喝尿成为一种标配。

　　从普通战士到营一级的干部，只要你被困到坑道里，没有不喝尿的。为了不浪费一滴尿，战士们还专门用罐头盒接尿，防止洒到地上。后来，因为水分补给不足，战士们喝尿、排尿，导致尿少，而且越来越浑浊，甚至像泥汤一样。即使这样，也弥足珍贵，大家就把宝贵的尿留给了最需要水的伤员。

　　除了用尿解渴，在“地理条件”好的坑道里，战士也想出其他办法来解渴。舔石头是其中之一。因为大多数坑道挖在山里，坑道壁上残存着湿气，战士趴在坑道壁上，可以伸出舌头舔石头来解渴。不过由于坑道是用炸药炸出来的，所以石头的味道是苦的，而且有着浓浓的炸药味。

　　志愿军的主要干粮是炒面和饼干。在缺水的时候，要吞下这些东西相当艰难。45师警卫连的副班长钱富生想到一个独特的办法来解决饼干难下咽的问题。他将饼干放在潮湿的石壁上，让饼干自己吸潮。当一面潮了、软了，他换一面、换一个地方继续吸。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让难以下咽的饼干变得可以下咽。

　　亲历上甘岭战役的吴安祥说，上甘岭坑道内渴到什么程度?战士们先是吃牙膏，牙膏一时成了美味佳肴。很快，牙膏吃光了，就开始喝尿。喝尿也有学问，要早喝、趁热喝，时间一长尿液冒了泡就没法喝了。可到最后尿也没了，只得猛吸坑洞内的凉气。

　　有时候在严寒的雪地里，缺乏烧水设备，依然会缺水。由于长期急行军缺水，志愿军战士还把雪中的湿石子含在嘴里解渴。

　　往前线运输水，通常用汽油桶装水，遭到轰炸，就会被打穿而漏水。一名来自张家口的志愿军运输班长林振威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胡萝卜。很快，后勤部门开始在京郊、天津以及河北的张家口、保定一带大量采购胡萝卜、青萝卜，随同其他物资一起运往抗美援朝战场。

　　萝卜确实是个好东西，耐冻、耐干、耐脏，又不怕枪林弹雨。

　　一位叫刘明生的战士负责运送水，遭遇炮火袭击，水壶全部打烂，在匍匐前进的过程中拾到一个沾满泥垢的苹果。想到战壕里的战友，刘明生将送到嘴边的苹果擦了擦送到了前线，坑道里的八个战友彼此谦让轮了两遍才吃完这个苹果。这就是《一个苹果》的真实故事。

　　《一个苹果》的作者郑时文曾经说过一句话：“现在的一瓶水在那个年代能救一个连士兵的命。”当时有无数志愿军士兵因为缺水而死。

　　郑时文提到另一件罕为人知的事：战场上的中美双方曾经共享一处水源。

　　驻守大青山的时候，山下有一处水源，敌军也在此处取水，每次取水都免不了一场战火交锋。

　　后来，志愿军战士私下研究，允许美军每天固定的时间来取水，在这个期间承诺不开火，避免双方因不必要的战斗出现伤亡。于是，在牛皮纸在上面标注七点到九点为"US"，旁边画上我们的冲锋枪并打叉，意在告诉对方这个时间段允许对方取水，双方得到了默契，志愿军取水的时候美军也不射击。

　　美军十分感谢并高度赞扬志愿军的做法，甚至彼此还会在取水的时候互打招呼甚至赠送纪念品。

　　03、有些志愿军是冻死的

　　1950年11月下旬，朝鲜战场长津湖战役中，撤退的美军被这样的情景震惊：

　　一排排志愿军战士俯卧在摄氏零下40度的阵地上，手握钢枪，手榴弹，保持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和战斗姿态，成为冰雕群像。

　　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59师177团六连、60师180团二连、27军80师242团五连。除一名掉队战士和一名送信的通信员，三个连队全部冻死。

　　还有很多连队虽然没有这样惨烈，却也冻死极多。

　　长津湖战役，志愿军战斗伤亡19202人，冻饿减员28954人，其中冻亡4000余人，减员总数4万多人。冻伤减员达兵团总数的32%，严重冻伤达到22%。

　　除了直接冻死的4000余人，还有无数人冻掉了手指、耳朵、鼻子、手脚。

　　参战的志愿军是9军团第20军、第27军和第26军，十五万人，原来准备进攻台湾的华东军队，在没有足够保暖和饮食后勤的条件下就急匆匆赶赴朝鲜战场。

　　后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回忆当时的场景：“我第一次看到战士，瞪得眼睛很大，笑咪咪的，脸上都是冰，一化以后看那很安静的，这种场面确实我从来没见过，没见过一次冻死这么多人。”迟浩田是全营唯一没有冻伤的人。

　　冻伤和饥饿，经常是交织在一起，这就是“饥寒交迫”。

　　原志愿军26军77师231团1营地机炮连副指导员马曰湘说：“一个连是五个排，死了很多，实际上没有枪伤，都是冻伤的，主要是没吃饭，吃了饭肚子饱饱的，不会冻那么厉害，没饭，都饿得要命。”

　　冻死的不仅仅是志愿军，还有无数的韩国军人。美军陆战一师冻伤人数也高达七千人，远高于战斗伤亡。

　　04、有些志愿军死于缺医少药

　　缺医少药是伤员死亡的常见原因。尤其是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相关药物禁运，更是雪上加霜。在志愿军的死亡人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战斗减员”，很多战士没有死在战场，却因为缺药而死于后方。

　　志愿军卫生院林凤珍说起当年在朝鲜的状况：

　　“我们部队到了朝鲜居州后，被编入志愿军第12大站第18医院，这时在我眼前完全是一片废墟，附近除了几间破旧房屋外，别无其他。我们在领导带领下全连同志一起动手就地造房，用树干做柱，树枝做顶，稻草铺地，房子是做好了，但这种简易房遇到下雨，外边下大雨，屋内下小雨。”

　　“药品用完了，我们就想办法用汽油洗伤口，尽量减轻负伤战友的痛苦。”

　　黄继光的战友吴安祥说起上甘岭战役的艰难：“很多墓里只埋着一只手、一条腿，或者一块骨头，因为他们的身体被炸飞了。”上甘岭的坑道，堆满了战友的尸体，还有许多的伤员。伤员缺少医药，甚至连最后的纱布和消毒酒精都没有了，许多伤员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牙咬着被褥，避免自己的痛苦呻吟印象战友的士气，直到最后一刻。

　　在前线大量缺药的时代，有些不法药商指望靠这个机会发大财。其中著名的一个案例，就是上海民营大康药店老板王康年被处死。

　　当时志愿军后勤部门采购人员找到王康年要求采购一批青霉素、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霉素等消炎特效药，王康年一口答应，但实际上店内根本就没有积蓄数量足够的药品，而是在拿到志愿军钱款以后，弥补自己店面的亏空。而志愿军急需的药品，王康年并不心焦，甚至于在店员提醒他店内物资不足的时候，被王康年刻意敷衍。

　　王康年曾将一些变质的止咳糖浆卖给皖北军区采购人员，被发现以后，王康年竟然理直气壮的回答：这有什么关系，吃了也不会死人。他还将一些损坏的X光机卖给卖给志愿军，以产科医疗器械冒充外科手术医疗器械。

　　王康年于1953年2月28日被判处死刑。

　　也有人在关键时刻帮志愿军大忙。这人是霍英东，当年靠着几条船起家，专门为中国政府运输联合国禁运的药物。对他自己而言，也是高风险。港英政府成立了缉私队，专门严查走私各种联合国禁运物资。

　　多年后在香港一直有人指责霍英东以走私起家。但是真实情况是他是为志愿军走私药物和各种轮胎橡胶之类的军用原料。

　　2000年10月25日，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的大会上，主席台上不仅坐了一批挂满勋章的将领，还有一个特殊人物霍英东。他死后，身上盖上了五星国旗。

　　战争期间的药物受到管制，所有的药物都必须首先为志愿军保留。当时上海的一些被收容的妓女需要用青霉素治疗梅毒，但是青霉素被规定志愿军优先。为了可以得到几支青霉素，妇女收容所专门打报告给上海市长陈毅，经过陈毅特批才允许购买青霉素。那时候的青霉素类似于现在的高端芯片，属于最顶尖的高科技产品，价格也是天价，一盒青霉素的价格接近一两黄金。

　　但是，这些青霉素对志愿军战士只是杯水车薪。无数志愿军死于缺药。

　　05、总结

　　人生如梦。无数经历朝鲜战场的士兵，都会觉得那就是一场梦，无论是波澜壮阔，还是噩梦。

　　战乱中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被武器杀死，饿死，冻死，渴死，受伤病死。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意外事故而死。

　　战乱中伤亡的不仅仅是军人，还有无数平民。朝鲜战争导致朝鲜半岛四百万人伤亡，而朝韩二国总人口只有三百万。

　　若是再次遭遇动乱，或许你我也会遭受类似的苦难。

　　无论如何，都得准备好这些：囤积和隐藏不会变质的食物，有御寒的衣服和房子，住所靠近干净的水源，准备足够的医药。

　　最关键的是：尽量避免战争，永远要让自己有逃离战乱的能力。

 　　01、有些志愿军是饿死的

　　10月30日，有一个央视视频在网上流传：《志愿军老战士尝到现在的军粮，一句话引人泪目》。志愿军老兵李继德吃“单兵自热食品”，记者一边介绍，一边加热自热食品，十几分钟过后一份热乎的饭菜就出现在老人眼前。不用火不用电的加热方式让老人直呼：“变魔术吗?”

　　老兵想起了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自己和战友们的口粮，“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他哽咽了，没有说出口，只是默默握紧了拳头。

　　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军人甚至还没有压缩饼干，吃的军粮是炒面。所谓炒面，就是面粉、高粱粉加点油和盐，炒熟了成粉末状，装在袋子里。

　　每个志愿军士兵一次发7天口粮。7天以后就得自己解决。有些军队需要在野外呆几十天，如何生存下去不饿死就是大问题。

　　在朝鲜，他们需要找到那些躲起来的农民，设法跟他们借粮食。在韩国，就更艰难，因为韩国人认为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队都是敌人，绝不会给你粮食。所到之处，韩国人都把粮食藏起来。志愿军到了村子里，要挨家挨户掘地三尺找粮食。墙壁，夹层，地窖，附近的山洞，地面上任何一块疏松的土，都要挖下去找。每个坛坛罐罐，都要打翻看看里面有没有藏着粮食。那时候，朝鲜和韩国都很贫穷，粮食也是农民的命根子。

　　若是找不到粮食，就得面对饿死的命运。

　　刘家驹在回忆录里写他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补给了一次干粮，有36天缺粮。

　　“我跟着老吕在一处残房中撬开坑石，脑子里不断出现幻觉，仿佛每掘开一块石板，都有一缸白油油的大米。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我们已别无所求，只有不惜余力才能活命。

　　正刨着，见几个战士围着一个坐在房前台阶上的韩国老人说话，老人背靠残壁，闭着眼。战士说的是半通不通的朝语，一个战士像是认定他坐的台阶下有隐藏的东西，就抓住老人的手臂拉扯，老人犟着不动，几个战士一齐上去提起老人的胳膊腿，硬是抬出了十几米，放到一个草堆上，回头就抡起镐头，砸碎了台阶的石板，露出一道阴沟来。一个战士急忙卧下身去掏了一阵，拉出一个草包，这是朝鲜人盛的稻子。旁边的两个战士伸手拎住草包的一角，提溜出来，那个掏的战士又伏下身躯，不一会又拉出一包来。

　　这时，周围正在搜寻的十几个战士蜂拥而至，七手八脚撕开两个草包，稻谷散了一地，都忙不迭地脱下衣服裤子，把稻子往自己的衣裤里拨拉。我和老吕眼热了，也脱下军装挤进人堆奋力哄抢，好不容易都弄得三四斤，如获至宝。

　　生怕被再来的人夺走，我们抱着军衣包住的谷子转身跑到一处残墙下，找来两块坑石，抓出一把谷子放在石板上，再压上另一块石板搓磨开了。磨了一阵，揭开石板，吹去稻壳，捡出了一把米粒，急不可待地塞进嘴里，又抓出一把稻子来磨，边磨边嚼边咽，忙活了个把时辰，吃下了有斤把的生米。一股青香味在口腔里久久回旋，恐慌情绪抑止了，剩下的稻谷我用块布包起来系在腰上，找了个草多的地方，美美地睡开了。”

　　但是，更多的时候，根本找不到粮食。刘家驹在回忆录里还提到一些更让人不愿面对的事情。一个来自国民党的老兵，给人介绍战场“生存法则”。

　　“等我们走到飞机袭击过的地点时，伤员已抬走，留下两具尸体，死者浑身是血，鞋袜已被人扒走，胸襟是敞开的，腹腔已开裂……挑夫班长放下挑子，蹲下来看个究竟。他扒拉开肠子，把一只手伸进死者腹腔里去摸了一阵，退出手来，整个手臂都是殷红淋淋的血污，用力甩了几下，对我说：“心肝都没有了，肯定给他们掏走了。”我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人打死了，人肉不好吃，人的心肝要比猪羊身上的细嫩。” “你吃过?”“吃过，战场上没吃的就得吃死人身上的，什么都要会吃，何况这是好东西啊!”这个来自国民党的老兵，身处绝地，他有自己生存的法则。

　　郭锦成，江苏邳州市运河镇人，志愿军老兵。他在回忆录里记下刻骨铭心的饥饿后的暴食。

　　“激战七天七夜，没吃上一口饭，就连师长也五天五夜未能吃饭，战斗结束后师长向军长汇报，第一句话就是先给我搞点吃的来。七天七夜我只吃过一个生土豆，冻得象冰蛋是的，我把它放在腋下捂化了，一点一点啃着吃。战斗停止一小时后，粮食送到了前沿，……我拾到了敌人丢弃的三只空罐头盒，在沟边用石头架起来，米也未洗就开始烧火煮饭，第一盒只煮到七成熟就开始吃了，吃光后就轮番加米煮，吃到第五盒时，团参谋长来到我面前，看我的米袋子去了有三斤半左右(还有两盒正在煮，还没来的及吃)，问我吃饱了没有，我说没饱，他马上把我未煮好的两盒饭扔到山沟里说，“再吃非胀死不可!”，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很饱了，后来听说真有撑死的，幸亏参谋长救了我。”

　　王合良在回忆录里提到一件事：当时朝鲜政府发动当地的少先队员给志愿军挖野菜，有个孩子背着野菜给前线上的志愿军送去，结果半路上遇到美军轰炸，尸骨无存。

　　180师曾经因为缺水缺粮而死去很多人。一些志愿军回忆起当年的往事：

　　“538团三营机炮连战士在突围路上，饿得实在没法，就在山上四处觅食。几个战士误食洋角葱一样的野草中毒而死。机炮连有个副班长叫程德友，是个山东大汉，身高1.8米，平时一天两斤粮食不够吃，如今7天没有吃二两粮食，临死时嘴里还含着草根。广东籍战士韦文标，吃蛇肉中毒，死后口袋里还装有一节蛇身。”

　　当志愿军老兵吃到现代军用自热食品，难免想起当年的艰苦往事。

　　02、有些志愿军战士是渴死的

　　志愿军老兵谢学明讲过这样的一件事：四天四夜没水喝，逼急了甚至要喝“光荣茶”(尿)。水源位于火封锁线覆盖的死亡之路，上级下令：凡送入坑道一壶水者，记二等功!同行十多名取水战友，只有谢学明活了下来。

　　为了到山下取水到坑道，已经有许多人牺牲在这段不到一公里的路上。

　　后来他们就每个人带上十几条毛巾，把毛巾完全浸湿裹在衣服里，身边的战友倒下了，就把湿毛巾扯下来裹到自己身上。最后只有谢学明活着回到了坑道，身上裹着的几张湿毛巾，拧出一小壶救命的水。后来每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会说：“这枚二等功勋章，承载的是我战友的生命。”

　　在上甘岭的坑道中，缺水一直非常严重。喝尿成为一种标配。

　　从普通战士到营一级的干部，只要你被困到坑道里，没有不喝尿的。为了不浪费一滴尿，战士们还专门用罐头盒接尿，防止洒到地上。后来，因为水分补给不足，战士们喝尿、排尿，导致尿少，而且越来越浑浊，甚至像泥汤一样。即使这样，也弥足珍贵，大家就把宝贵的尿留给了最需要水的伤员。

　　除了用尿解渴，在“地理条件”好的坑道里，战士也想出其他办法来解渴。舔石头是其中之一。因为大多数坑道挖在山里，坑道壁上残存着湿气，战士趴在坑道壁上，可以伸出舌头舔石头来解渴。不过由于坑道是用炸药炸出来的，所以石头的味道是苦的，而且有着浓浓的炸药味。

　　志愿军的主要干粮是炒面和饼干。在缺水的时候，要吞下这些东西相当艰难。45师警卫连的副班长钱富生想到一个独特的办法来解决饼干难下咽的问题。他将饼干放在潮湿的石壁上，让饼干自己吸潮。当一面潮了、软了，他换一面、换一个地方继续吸。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让难以下咽的饼干变得可以下咽。

　　亲历上甘岭战役的吴安祥说，上甘岭坑道内渴到什么程度?战士们先是吃牙膏，牙膏一时成了美味佳肴。很快，牙膏吃光了，就开始喝尿。喝尿也有学问，要早喝、趁热喝，时间一长尿液冒了泡就没法喝了。可到最后尿也没了，只得猛吸坑洞内的凉气。

　　有时候在严寒的雪地里，缺乏烧水设备，依然会缺水。由于长期急行军缺水，志愿军战士还把雪中的湿石子含在嘴里解渴。

　　往前线运输水，通常用汽油桶装水，遭到轰炸，就会被打穿而漏水。一名来自张家口的志愿军运输班长林振威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胡萝卜。很快，后勤部门开始在京郊、天津以及河北的张家口、保定一带大量采购胡萝卜、青萝卜，随同其他物资一起运往抗美援朝战场。

　　萝卜确实是个好东西，耐冻、耐干、耐脏，又不怕枪林弹雨。

　　一位叫刘明生的战士负责运送水，遭遇炮火袭击，水壶全部打烂，在匍匐前进的过程中拾到一个沾满泥垢的苹果。想到战壕里的战友，刘明生将送到嘴边的苹果擦了擦送到了前线，坑道里的八个战友彼此谦让轮了两遍才吃完这个苹果。这就是《一个苹果》的真实故事。

　　《一个苹果》的作者郑时文曾经说过一句话：“现在的一瓶水在那个年代能救一个连士兵的命。”当时有无数志愿军士兵因为缺水而死。

　　郑时文提到另一件罕为人知的事：战场上的中美双方曾经共享一处水源。

　　驻守大青山的时候，山下有一处水源，敌军也在此处取水，每次取水都免不了一场战火交锋。

　　后来，志愿军战士私下研究，允许美军每天固定的时间来取水，在这个期间承诺不开火，避免双方因不必要的战斗出现伤亡。于是，在牛皮纸在上面标注七点到九点为"US"，旁边画上我们的冲锋枪并打叉，意在告诉对方这个时间段允许对方取水，双方得到了默契，志愿军取水的时候美军也不射击。

　　美军十分感谢并高度赞扬志愿军的做法，甚至彼此还会在取水的时候互打招呼甚至赠送纪念品。

　　03、有些志愿军是冻死的

　　1950年11月下旬，朝鲜战场长津湖战役中，撤退的美军被这样的情景震惊：

　　一排排志愿军战士俯卧在摄氏零下40度的阵地上，手握钢枪，手榴弹，保持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和战斗姿态，成为冰雕群像。

　　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59师177团六连、60师180团二连、27军80师242团五连。除一名掉队战士和一名送信的通信员，三个连队全部冻死。

　　还有很多连队虽然没有这样惨烈，却也冻死极多。

　　长津湖战役，志愿军战斗伤亡19202人，冻饿减员28954人，其中冻亡4000余人，减员总数4万多人。冻伤减员达兵团总数的32%，严重冻伤达到22%。

　　除了直接冻死的4000余人，还有无数人冻掉了手指、耳朵、鼻子、手脚。

　　参战的志愿军是9军团第20军、第27军和第26军，十五万人，原来准备进攻台湾的华东军队，在没有足够保暖和饮食后勤的条件下就急匆匆赶赴朝鲜战场。

　　后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回忆当时的场景：“我第一次看到战士，瞪得眼睛很大，笑咪咪的，脸上都是冰，一化以后看那很安静的，这种场面确实我从来没见过，没见过一次冻死这么多人。”迟浩田是全营唯一没有冻伤的人。

　　冻伤和饥饿，经常是交织在一起，这就是“饥寒交迫”。

　　原志愿军26军77师231团1营地机炮连副指导员马曰湘说：“一个连是五个排，死了很多，实际上没有枪伤，都是冻伤的，主要是没吃饭，吃了饭肚子饱饱的，不会冻那么厉害，没饭，都饿得要命。”

　　冻死的不仅仅是志愿军，还有无数的韩国军人。美军陆战一师冻伤人数也高达七千人，远高于战斗伤亡。

　　04、有些志愿军死于缺医少药

　　缺医少药是伤员死亡的常见原因。尤其是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相关药物禁运，更是雪上加霜。在志愿军的死亡人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战斗减员”，很多战士没有死在战场，却因为缺药而死于后方。

　　志愿军卫生院林凤珍说起当年在朝鲜的状况：

　　“我们部队到了朝鲜居州后，被编入志愿军第12大站第18医院，这时在我眼前完全是一片废墟，附近除了几间破旧房屋外，别无其他。我们在领导带领下全连同志一起动手就地造房，用树干做柱，树枝做顶，稻草铺地，房子是做好了，但这种简易房遇到下雨，外边下大雨，屋内下小雨。”

　　“药品用完了，我们就想办法用汽油洗伤口，尽量减轻负伤战友的痛苦。”

　　黄继光的战友吴安祥说起上甘岭战役的艰难：“很多墓里只埋着一只手、一条腿，或者一块骨头，因为他们的身体被炸飞了。”上甘岭的坑道，堆满了战友的尸体，还有许多的伤员。伤员缺少医药，甚至连最后的纱布和消毒酒精都没有了，许多伤员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牙咬着被褥，避免自己的痛苦呻吟印象战友的士气，直到最后一刻。

　　在前线大量缺药的时代，有些不法药商指望靠这个机会发大财。其中著名的一个案例，就是上海民营大康药店老板王康年被处死。

　　当时志愿军后勤部门采购人员找到王康年要求采购一批青霉素、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霉素等消炎特效药，王康年一口答应，但实际上店内根本就没有积蓄数量足够的药品，而是在拿到志愿军钱款以后，弥补自己店面的亏空。而志愿军急需的药品，王康年并不心焦，甚至于在店员提醒他店内物资不足的时候，被王康年刻意敷衍。

　　王康年曾将一些变质的止咳糖浆卖给皖北军区采购人员，被发现以后，王康年竟然理直气壮的回答：这有什么关系，吃了也不会死人。他还将一些损坏的X光机卖给卖给志愿军，以产科医疗器械冒充外科手术医疗器械。

　　王康年于1953年2月28日被判处死刑。

　　也有人在关键时刻帮志愿军大忙。这人是霍英东，当年靠着几条船起家，专门为中国政府运输联合国禁运的药物。对他自己而言，也是高风险。港英政府成立了缉私队，专门严查走私各种联合国禁运物资。

　　多年后在香港一直有人指责霍英东以走私起家。但是真实情况是他是为志愿军走私药物和各种轮胎橡胶之类的军用原料。

　　2000年10月25日，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的大会上，主席台上不仅坐了一批挂满勋章的将领，还有一个特殊人物霍英东。他死后，身上盖上了五星国旗。

　　战争期间的药物受到管制，所有的药物都必须首先为志愿军保留。当时上海的一些被收容的妓女需要用青霉素治疗梅毒，但是青霉素被规定志愿军优先。为了可以得到几支青霉素，妇女收容所专门打报告给上海市长陈毅，经过陈毅特批才允许购买青霉素。那时候的青霉素类似于现在的高端芯片，属于最顶尖的高科技产品，价格也是天价，一盒青霉素的价格接近一两黄金。

　　但是，这些青霉素对志愿军战士只是杯水车薪。无数志愿军死于缺药。

　　05、总结

　　人生如梦。无数经历朝鲜战场的士兵，都会觉得那就是一场梦，无论是波澜壮阔，还是噩梦。

　　战乱中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被武器杀死，饿死，冻死，渴死，受伤病死。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意外事故而死。

　　战乱中伤亡的不仅仅是军人，还有无数平民。朝鲜战争导致朝鲜半岛四百万人伤亡，而朝韩二国总人口只有三百万。

　　若是再次遭遇动乱，或许你我也会遭受类似的苦难。

　　无论如何，都得准备好这些：囤积和隐藏不会变质的食物，有御寒的衣服和房子，住所靠近干净的水源，准备足够的医药。

　　最关键的是：尽量避免战争，永远要让自己有逃离战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