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接掌的苏联已处于严重危机之中：

　　政治上专制腐败。最高苏维埃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所有事务的决定权都掌握在几个党魁尤其是总书记手里。在《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结束语中，戈尔巴乔夫写道：“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各级官员群体实已堕落成特权阶层。现实社会充斥着对人的尊严的无耻践踏和逍遥法外的胡作非为。

　　经济上停滞不前。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牺牲农民、农业甚至国民幸福为代价，换回了表面光鲜似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称号，实际上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安德罗波夫当政时曾动用情报系统调查国家经济真实情况。他已不相信政府统计局的数字。克格勃向他报告的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开始走下坡路。1982年苏联经济增长率是零。工业劳动生产率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1/3;农业劳动生产率是西方的1/5。再加上入侵阿富汗，耗费大量军费，民众生活水平连年下降。

　　文化上思想垄断。苏共对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实行严控，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大众传媒成了官方操纵和摆布人民思想的宣传工具。70年代流传“《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的话，是苏联社会万马齐喑的真实写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也把人民的思想国有化了。

　　戈尔巴乔夫在一次演讲时提到，他在接掌国家权力时，苏联已经腐败僵化：“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国家所有制，无处不在的独裁的官僚主义体系，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思想和科学中的垄断，吸走我们最好的资源、包括最好的智力资源的军事化工业，难以承受的军事开支危害着我们社会的进步，我们也曾为此骄傲。后果是，我们的社会在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正在衰败下去。然而，对于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个国家看起来仍是一副相对健康、稳定、有秩序的图景。在宣传魔力错误引导之下的社会很难知晓正在发生什么，它所面临的最近的将来是什么。最微弱的抗议的表示也被镇压下去，绝大多数人将抗议者视为异类、诽谤者和反革命。这就是1985年春天的形势，还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让人们维持现状，只做一些表面的改变。这就意味着继续欺骗我们自己和人民。”

　　面对苏联这样的社会现实，戈尔巴乔夫何去何从?

　　人们发现，正是戈尔巴乔夫的价值观以及领导实施的几个关键性改革措施，推动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1.民主价值观是改革的原动力

　　“我也可以不改革。”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确实如此。戈尔巴乔夫登上权力顶峰时才54岁，而且身体健康。只要他握紧帝王般的权力，拒绝政治改革，利用垄断的媒体把自己打造成英明领袖，镇压一切反抗，完全能够墨守成规地干他几十年甚至一直到死。

　　早在执政前，戈尔巴乔夫就产生了对苏联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意念。1983年5月戈尔巴乔夫出访加拿大时，与时任苏联驻加大使亚·雅科夫列夫进行过深谈。亚·雅科夫列夫撰写的《“改革新思维”与苏联的命运》一书提到，戈尔巴乔夫那时就认为，苏联社会必须“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戈尔巴乔夫说：“不过，我只是在1983年以后才否定关于苏联制度等同于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看法的，而且不是一下子就否定的”(见阿尔奇·布朗：《戈尔巴乔夫改革与五个转型》)。

　　戈尔巴乔夫在演讲中提到：“当我同意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认识到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

　　随着改革的进展，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理念越发坚定。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说：“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的结束语里说：“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了。这被看做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

　　可见，彻底的改革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既定思维和价值观念决定的。

　　2.整顿干部队伍贯彻改革意图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戈尔巴乔夫非常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为了组织改革的坚定力量，他上任之后便根据对改革的态度，大胆调整和整顿干部队伍。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计划控制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一俟就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竭力设法控制政治局。”戈尔巴乔夫上任半年左右时间，便免去了吉洪诺夫、罗曼诺夫、格里申等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提升了利加乔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等4人为政治局委员;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和6位副主席，撤换了40多名党中央和政府的部长，撤换了近50名共和国州委第一书记。中下层干部也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和整顿。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措施，为推行改革创造了重要条件。

　　3.强调公开性，解除舆论控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虽是全方位的，但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政治改革上，因为政治制度具有决定作用。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以公开性拉开帷幕的。他说：“苏联共产党坚决让党和人民知道一切，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所决定的”。

　　公开性的推行，势必要打破舆论控制。统制思想，钳制言论，是专制社会欺骗民众、维护特权的普遍招数。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说：“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舆论一律和舆论统制，剥夺了苏联公民的言论自由和艺术家们的创作自由，举国上下呈现全民思想一致的虚假现象。戈尔巴乔夫大声疾呼：人们有权“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

　　1988年4月17日苏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约占苏联人口总数的1/4。

　　1988年6月苏联《新世界》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列宁废除私有财产和建立劳改营制度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认为列宁为斯大林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和实行大规模镇压奠定了基础。

　　公开性使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一批揭露集权体制给苏联人民造成灾难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历史著作以及一大批遭到迫害流亡国外的思想家的著作得到开禁。在面对这些被强行尘封的思想与智慧时，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写道：“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做出自己选择的机会。”到1988年底，数千部以前被称为特殊作品的著作同读者见面。

　　公开性的实行，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他们知道了二战前夕《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二战期间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等苏联官方讳莫如深的历史事实。人们知道了苏联军国主义化的真相：“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戈尔巴乔夫回忆录)重新考察苏联历史和现实，人们犹如从一场持久的神话般的梦里觉醒过来。

　　实行公开性的结果，解除了舆论统制和舆论一律，在苏联历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拿破仑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最大，一是剑，一是思想。而思想力量更大。

　　4.实行自由选举和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我们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上指出，十月革命后“取缔非共政党和取消言论自由，是同民主决裂的鲜明标记。”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是“党国”的极权主义制度，“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都在于这一体制。”他指出，现行的政治体制“口头上宣布实行民主原则，行动上搞的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坛上颂扬人民政权，而在实践中搞的却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他强调解决苏联问题的关键是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沿着深入且持续的民主方向前进”。

　　在这次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实质内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制度”，实现社会公正。进而，戈尔巴乔夫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执政地位。

　　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民主化的多项决议，会议决定进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竞选，在竞选的基础上建立拥有实权的最高苏维埃。

　　1989年春天，苏联第一次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部分差额直选。出现了助选的刊物、集会和电视辩论等新事物。通过民主选举，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利。一位评论家说：“尽管存在着不公正、作弊、非民主的结构和幕后操纵，但是这次选举将作为苏联人民在整个共产主义统治时期所见到过的最民主的选举而载入历史。”1989年5-6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最高苏维埃，由于民主选举的结果，新的最高苏维埃已不再是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他们对总理雷日科夫所提名的8名部长表示了反对意见，初步显示了苏联议会的作用。

　　公开性和民主化，使苏联社会出现了许多非正式组织和团体，从1988年到1989年，非正式组织从3万个猛增到6万个。许多非正式组织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开始按照政党形式活动。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苏共不再有法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宪法的这一修改“……开创了我们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从现在起，苏共将同其他政治组织平等行动，参加选举，用民主手段争取组成联盟和共和国政府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力。”

　　1990年7月苏共举行第28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纲领性声明》，规定苏共“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并准备在多党制条件下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竞争和合作。

　　苏共28大以后，苏联正式宣布“结束政治垄断”，实行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终于导致各加盟国家纷纷掀起民主浪潮。

　　1991年8月执政74年的苏共下台。1991年12月，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正式建立，苏联正式解体。

　　随着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不受制约的权力，并迅速“边缘化”。他将国家推上了民主之路，自己则成了普通公民。1991年12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2006年春天，戈尔巴乔夫在75岁生日前夕接受了记者采访，回首往事，他为自己完成历史使命而庆幸。他对记者说，“我问心无愧”。他认为自己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是一场和平的反集权主义革命。他对《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说，他当年发动改革的动机是“摧毁否定民主和依靠专政支持的社会主义模式”。

　　“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赏我为俄罗斯所做的一切。”2008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专访时说。

　　戈尔巴乔夫不用良知做代价追求权力和地位;而是颠倒过来，用这些去追求良知。他的行为留给世人诸多启示。

　　(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接掌的苏联已处于严重危机之中：

　　政治上专制腐败。最高苏维埃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所有事务的决定权都掌握在几个党魁尤其是总书记手里。在《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结束语中，戈尔巴乔夫写道：“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各级官员群体实已堕落成特权阶层。现实社会充斥着对人的尊严的无耻践踏和逍遥法外的胡作非为。

　　经济上停滞不前。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牺牲农民、农业甚至国民幸福为代价，换回了表面光鲜似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称号，实际上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安德罗波夫当政时曾动用情报系统调查国家经济真实情况。他已不相信政府统计局的数字。克格勃向他报告的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开始走下坡路。1982年苏联经济增长率是零。工业劳动生产率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1/3;农业劳动生产率是西方的1/5。再加上入侵阿富汗，耗费大量军费，民众生活水平连年下降。

　　文化上思想垄断。苏共对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实行严控，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大众传媒成了官方操纵和摆布人民思想的宣传工具。70年代流传“《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的话，是苏联社会万马齐喑的真实写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也把人民的思想国有化了。

　　戈尔巴乔夫在一次演讲时提到，他在接掌国家权力时，苏联已经腐败僵化：“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国家所有制，无处不在的独裁的官僚主义体系，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思想和科学中的垄断，吸走我们最好的资源、包括最好的智力资源的军事化工业，难以承受的军事开支危害着我们社会的进步，我们也曾为此骄傲。后果是，我们的社会在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正在衰败下去。然而，对于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个国家看起来仍是一副相对健康、稳定、有秩序的图景。在宣传魔力错误引导之下的社会很难知晓正在发生什么，它所面临的最近的将来是什么。最微弱的抗议的表示也被镇压下去，绝大多数人将抗议者视为异类、诽谤者和反革命。这就是1985年春天的形势，还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让人们维持现状，只做一些表面的改变。这就意味着继续欺骗我们自己和人民。”

　　面对苏联这样的社会现实，戈尔巴乔夫何去何从?

　　人们发现，正是戈尔巴乔夫的价值观以及领导实施的几个关键性改革措施，推动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1.民主价值观是改革的原动力

　　“我也可以不改革。”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确实如此。戈尔巴乔夫登上权力顶峰时才54岁，而且身体健康。只要他握紧帝王般的权力，拒绝政治改革，利用垄断的媒体把自己打造成英明领袖，镇压一切反抗，完全能够墨守成规地干他几十年甚至一直到死。

　　早在执政前，戈尔巴乔夫就产生了对苏联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意念。1983年5月戈尔巴乔夫出访加拿大时，与时任苏联驻加大使亚·雅科夫列夫进行过深谈。亚·雅科夫列夫撰写的《“改革新思维”与苏联的命运》一书提到，戈尔巴乔夫那时就认为，苏联社会必须“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戈尔巴乔夫说：“不过，我只是在1983年以后才否定关于苏联制度等同于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看法的，而且不是一下子就否定的”(见阿尔奇·布朗：《戈尔巴乔夫改革与五个转型》)。

　　戈尔巴乔夫在演讲中提到：“当我同意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认识到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

　　随着改革的进展，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理念越发坚定。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说：“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的结束语里说：“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了。这被看做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

　　可见，彻底的改革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既定思维和价值观念决定的。

　　2.整顿干部队伍贯彻改革意图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戈尔巴乔夫非常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为了组织改革的坚定力量，他上任之后便根据对改革的态度，大胆调整和整顿干部队伍。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计划控制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一俟就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竭力设法控制政治局。”戈尔巴乔夫上任半年左右时间，便免去了吉洪诺夫、罗曼诺夫、格里申等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提升了利加乔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等4人为政治局委员;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和6位副主席，撤换了40多名党中央和政府的部长，撤换了近50名共和国州委第一书记。中下层干部也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和整顿。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措施，为推行改革创造了重要条件。

　　3.强调公开性，解除舆论控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虽是全方位的，但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政治改革上，因为政治制度具有决定作用。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以公开性拉开帷幕的。他说：“苏联共产党坚决让党和人民知道一切，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所决定的”。

　　公开性的推行，势必要打破舆论控制。统制思想，钳制言论，是专制社会欺骗民众、维护特权的普遍招数。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说：“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舆论一律和舆论统制，剥夺了苏联公民的言论自由和艺术家们的创作自由，举国上下呈现全民思想一致的虚假现象。戈尔巴乔夫大声疾呼：人们有权“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

　　1988年4月17日苏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约占苏联人口总数的1/4。

　　1988年6月苏联《新世界》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列宁废除私有财产和建立劳改营制度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认为列宁为斯大林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和实行大规模镇压奠定了基础。

　　公开性使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一批揭露集权体制给苏联人民造成灾难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历史著作以及一大批遭到迫害流亡国外的思想家的著作得到开禁。在面对这些被强行尘封的思想与智慧时，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写道：“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做出自己选择的机会。”到1988年底，数千部以前被称为特殊作品的著作同读者见面。

　　公开性的实行，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他们知道了二战前夕《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二战期间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等苏联官方讳莫如深的历史事实。人们知道了苏联军国主义化的真相：“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戈尔巴乔夫回忆录)重新考察苏联历史和现实，人们犹如从一场持久的神话般的梦里觉醒过来。

　　实行公开性的结果，解除了舆论统制和舆论一律，在苏联历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拿破仑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最大，一是剑，一是思想。而思想力量更大。

　　4.实行自由选举和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我们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上指出，十月革命后“取缔非共政党和取消言论自由，是同民主决裂的鲜明标记。”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是“党国”的极权主义制度，“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都在于这一体制。”他指出，现行的政治体制“口头上宣布实行民主原则，行动上搞的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坛上颂扬人民政权，而在实践中搞的却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他强调解决苏联问题的关键是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沿着深入且持续的民主方向前进”。

　　在这次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实质内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制度”，实现社会公正。进而，戈尔巴乔夫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执政地位。

　　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民主化的多项决议，会议决定进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竞选，在竞选的基础上建立拥有实权的最高苏维埃。

　　1989年春天，苏联第一次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部分差额直选。出现了助选的刊物、集会和电视辩论等新事物。通过民主选举，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利。一位评论家说：“尽管存在着不公正、作弊、非民主的结构和幕后操纵，但是这次选举将作为苏联人民在整个共产主义统治时期所见到过的最民主的选举而载入历史。”1989年5-6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最高苏维埃，由于民主选举的结果，新的最高苏维埃已不再是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他们对总理雷日科夫所提名的8名部长表示了反对意见，初步显示了苏联议会的作用。

　　公开性和民主化，使苏联社会出现了许多非正式组织和团体，从1988年到1989年，非正式组织从3万个猛增到6万个。许多非正式组织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开始按照政党形式活动。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苏共不再有法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宪法的这一修改“……开创了我们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从现在起，苏共将同其他政治组织平等行动，参加选举，用民主手段争取组成联盟和共和国政府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力。”

　　1990年7月苏共举行第28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纲领性声明》，规定苏共“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并准备在多党制条件下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竞争和合作。

　　苏共28大以后，苏联正式宣布“结束政治垄断”，实行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终于导致各加盟国家纷纷掀起民主浪潮。

　　1991年8月执政74年的苏共下台。1991年12月，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正式建立，苏联正式解体。

　　随着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不受制约的权力，并迅速“边缘化”。他将国家推上了民主之路，自己则成了普通公民。1991年12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2006年春天，戈尔巴乔夫在75岁生日前夕接受了记者采访，回首往事，他为自己完成历史使命而庆幸。他对记者说，“我问心无愧”。他认为自己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是一场和平的反集权主义革命。他对《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说，他当年发动改革的动机是“摧毁否定民主和依靠专政支持的社会主义模式”。

　　“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赏我为俄罗斯所做的一切。”2008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专访时说。

　　戈尔巴乔夫不用良知做代价追求权力和地位;而是颠倒过来，用这些去追求良知。他的行为留给世人诸多启示。

　　(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