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为的禁令已正式生效，再过没几天，对TikTok的封禁也将到来。这些事件，无论后果如何，可以想见，都将产生历史性的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象征着中国自2001年末加入世贸组织时那种“与世界接轨”的强烈冲动遭遇了逆向的浪潮——那个“世界”正在向中国缓缓关上大门。

　　对华为、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来说，就好像赫然发现自己的手指正在这将要关闭的大门上，无法收回。毫无疑问，这是艰难的抉择：曾经好不容易“走出去”，现在是不是得“退回来”?虽然“自主研发”如今是国内受刺激之下最强的呼声之一，但就算技术可以自己拼出来，对自己关闭的市场却又如何夺回来?

　　现在回头想想，这种两难的处境其实在一开始就种下了，因为这些新技术公司在海外的成功极大地依赖于一个稳定、开放的国际政治框架，但吊诡的是，这一框架的失衡固然有种种原因，但原因之一正是因为中国快速的崛起。从前些年“厉害了我的国”那种情不自禁的欢呼来看，很多人对自身的成功可能会带来的麻烦，似乎缺乏心理准备。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正值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向外输出资本的时期(以2013年“一带一路”的提出作为标志)，而中国的这种“走出去”，国家色彩尤为强烈。这与历史形成极为鲜明的反差，因为历代东南沿海民间社会自发移民海外以扩展中国影响力的举动，从未受到国家的支持和鼓励，明清时甚至受到严密限制，以至于王赓武将南洋华人社会网络称之为“没有帝国的商人”(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些年来的中国并不是在回归自己的传统，而是在重走西方近代重商主义的道路。但如果说当年不受支持备尝辛酸，那么现在受国内支持也面临两难：因为那个外部世界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开放捕猎的丛林，而恰恰对你身上过分浓厚的中国色彩心怀疑虑。

　　这并不只是川普这种政治人物不可捉摸的阵发性疯癫，而是一种越来越无法掩饰的现实：经济并没有完全从政治中脱嵌出来，要做生意同样需要懂政治，没有信任就没有生意。尽管国内的反应几乎都在强调中国人应当奋发自强、自主创新，然而对这些已经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巨头来说，教训也许还有另一重意味：它应当如何定位自己?

　　三十年前，Jonathan Schell说过：“前些日子，曾有人问我对美国的竞争力作何看法。我答复道，这个问题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列。我们国际收银机公司(NCR)的人，只把自己看作一个在国际上竞争的公司，只是本公司的总部刚好设在美国而已。”

　　那是全球化正值历史上最鼎盛期的时代，这番话也简明了当地道出了那些作为“世界人”的商业精英的内心感受：对他们来说，本国和外国作为一个投资市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并不隶属于一个民族主义国家组成的世界，也不必非要在其中二选一。因而当2012年法国宣布对年收入100万欧元者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从40%提升至75%时，许多富人纷纷“出国避难”——例如在俄罗斯仅缴纳13%的均一个人所得税。当法国首富伯纳德·阿诺特改入比利时国籍时，法国总统奥朗德愤怒地说：“他应该反省申请其它国家的国籍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为作为一名法国人感到自豪。”

　　政治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一内在逻辑：“一个商人并不必然是某个国家的公民，这种说法非常恰当。他在何处进行他的交易，对他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微小的反感就会让他把自己的资本，连同该资本支撑的全部产业，从一国转到另一国。其中没有任何部分可以说属于任何一国。”

　　换言之，他们其实都是一个个“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化的时代，像跨国公司、NGO乃至恐怖组织之类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活跃，是一个突出现象，它们如此兴盛的上一个时代，还是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就此而言，近些年来反全球化的浪潮，乍看是一些被全球化边缘群体的不满，但更准确的描述恐怕可以说是“国家力量的反击”。

　　现在问题来了：当华为、字节跳动、腾讯这些公司“走向世界”时，它们应当淡化自己的中国色彩吗?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仅适用于那些着重于多元性的文化艺术领域，在经济上可没有这一说，就像人类学家早已发现的，一种商品若想要被他者接受，它既不能没有自己的特点，也不能自己原来的特点太强烈了。

　　这实际上任何一家企业在逐渐做大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即便是在国内，长城汽车都会淡化自己是从保定发迹的，而像索尼早已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至于以色列、瑞典、芬兰这类小国的企业则更是一开始就不得不更国际化，否则它们很难成长为大公司，毕竟其本国市场实在太小了。在这一点上，中国其实天然带有一种民族主义的自我束缚，因为有太多国人都觉得，哪怕只靠中国市场，也足够做大做强——我们甚至有一种迷之自信，认为无论哪个品牌都不敢冒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

　　在这方面，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给一些中国品牌提供超出经济理性的支持，但却又可能使之更依赖这一基本盘的支持，反过来阻碍了它实现国际化。这就像南北朝时期那些骤兴骤衰的五胡政权，其权力基础来自本部族，但这一支持的基本盘太过狭窄，在它试图迈向更高权力时，反过来阻碍了它壮大——如果不能超越、否定部族的狭隘性，它就不可能被所有人广泛接受，进而夺取“天下”。

　　就此而言，我感觉华为近年来借势民族主义是不明智的，这无异于自身的内卷化，更进一步依赖一个相对狭窄的基本盘。当然，公平地说，在一个重新竖起高墙的世界里，这可能也不失为一种谋生之道，总好过里外不是人：试想想联想前两年被视为“助推美国绞杀华为”，已经被看作是“汉奸企业”。这已充分表明，在选边站的游戏中，站错队所隐藏的风险。

　　我不认为这最终会使这些企业“去中国化”(可能就算这么做，美国、印度也未必接受)，但或许会让它们尽量“去政治化”(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只要它们还想作为跨国企业继续壮大，也许唯一的出路是“去中心化”，将自己的组织架构变成某种“分布式系统”，作为一个松散耦合的组织，既降低风险，也更贴近本地需求并相对独立运行，这意味着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后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到那时候，它是不是一家中国企业，其实也已不重要了。

 　　美国对华为的禁令已正式生效，再过没几天，对TikTok的封禁也将到来。这些事件，无论后果如何，可以想见，都将产生历史性的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象征着中国自2001年末加入世贸组织时那种“与世界接轨”的强烈冲动遭遇了逆向的浪潮——那个“世界”正在向中国缓缓关上大门。

　　对华为、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来说，就好像赫然发现自己的手指正在这将要关闭的大门上，无法收回。毫无疑问，这是艰难的抉择：曾经好不容易“走出去”，现在是不是得“退回来”?虽然“自主研发”如今是国内受刺激之下最强的呼声之一，但就算技术可以自己拼出来，对自己关闭的市场却又如何夺回来?

　　现在回头想想，这种两难的处境其实在一开始就种下了，因为这些新技术公司在海外的成功极大地依赖于一个稳定、开放的国际政治框架，但吊诡的是，这一框架的失衡固然有种种原因，但原因之一正是因为中国快速的崛起。从前些年“厉害了我的国”那种情不自禁的欢呼来看，很多人对自身的成功可能会带来的麻烦，似乎缺乏心理准备。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正值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向外输出资本的时期(以2013年“一带一路”的提出作为标志)，而中国的这种“走出去”，国家色彩尤为强烈。这与历史形成极为鲜明的反差，因为历代东南沿海民间社会自发移民海外以扩展中国影响力的举动，从未受到国家的支持和鼓励，明清时甚至受到严密限制，以至于王赓武将南洋华人社会网络称之为“没有帝国的商人”(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些年来的中国并不是在回归自己的传统，而是在重走西方近代重商主义的道路。但如果说当年不受支持备尝辛酸，那么现在受国内支持也面临两难：因为那个外部世界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开放捕猎的丛林，而恰恰对你身上过分浓厚的中国色彩心怀疑虑。

　　这并不只是川普这种政治人物不可捉摸的阵发性疯癫，而是一种越来越无法掩饰的现实：经济并没有完全从政治中脱嵌出来，要做生意同样需要懂政治，没有信任就没有生意。尽管国内的反应几乎都在强调中国人应当奋发自强、自主创新，然而对这些已经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巨头来说，教训也许还有另一重意味：它应当如何定位自己?

　　三十年前，Jonathan Schell说过：“前些日子，曾有人问我对美国的竞争力作何看法。我答复道，这个问题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列。我们国际收银机公司(NCR)的人，只把自己看作一个在国际上竞争的公司，只是本公司的总部刚好设在美国而已。”

　　那是全球化正值历史上最鼎盛期的时代，这番话也简明了当地道出了那些作为“世界人”的商业精英的内心感受：对他们来说，本国和外国作为一个投资市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并不隶属于一个民族主义国家组成的世界，也不必非要在其中二选一。因而当2012年法国宣布对年收入100万欧元者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从40%提升至75%时，许多富人纷纷“出国避难”——例如在俄罗斯仅缴纳13%的均一个人所得税。当法国首富伯纳德·阿诺特改入比利时国籍时，法国总统奥朗德愤怒地说：“他应该反省申请其它国家的国籍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为作为一名法国人感到自豪。”

　　政治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一内在逻辑：“一个商人并不必然是某个国家的公民，这种说法非常恰当。他在何处进行他的交易，对他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微小的反感就会让他把自己的资本，连同该资本支撑的全部产业，从一国转到另一国。其中没有任何部分可以说属于任何一国。”

　　换言之，他们其实都是一个个“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化的时代，像跨国公司、NGO乃至恐怖组织之类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活跃，是一个突出现象，它们如此兴盛的上一个时代，还是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就此而言，近些年来反全球化的浪潮，乍看是一些被全球化边缘群体的不满，但更准确的描述恐怕可以说是“国家力量的反击”。

　　现在问题来了：当华为、字节跳动、腾讯这些公司“走向世界”时，它们应当淡化自己的中国色彩吗?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仅适用于那些着重于多元性的文化艺术领域，在经济上可没有这一说，就像人类学家早已发现的，一种商品若想要被他者接受，它既不能没有自己的特点，也不能自己原来的特点太强烈了。

　　这实际上任何一家企业在逐渐做大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即便是在国内，长城汽车都会淡化自己是从保定发迹的，而像索尼早已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至于以色列、瑞典、芬兰这类小国的企业则更是一开始就不得不更国际化，否则它们很难成长为大公司，毕竟其本国市场实在太小了。在这一点上，中国其实天然带有一种民族主义的自我束缚，因为有太多国人都觉得，哪怕只靠中国市场，也足够做大做强——我们甚至有一种迷之自信，认为无论哪个品牌都不敢冒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

　　在这方面，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给一些中国品牌提供超出经济理性的支持，但却又可能使之更依赖这一基本盘的支持，反过来阻碍了它实现国际化。这就像南北朝时期那些骤兴骤衰的五胡政权，其权力基础来自本部族，但这一支持的基本盘太过狭窄，在它试图迈向更高权力时，反过来阻碍了它壮大——如果不能超越、否定部族的狭隘性，它就不可能被所有人广泛接受，进而夺取“天下”。

　　就此而言，我感觉华为近年来借势民族主义是不明智的，这无异于自身的内卷化，更进一步依赖一个相对狭窄的基本盘。当然，公平地说，在一个重新竖起高墙的世界里，这可能也不失为一种谋生之道，总好过里外不是人：试想想联想前两年被视为“助推美国绞杀华为”，已经被看作是“汉奸企业”。这已充分表明，在选边站的游戏中，站错队所隐藏的风险。

　　我不认为这最终会使这些企业“去中国化”(可能就算这么做，美国、印度也未必接受)，但或许会让它们尽量“去政治化”(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只要它们还想作为跨国企业继续壮大，也许唯一的出路是“去中心化”，将自己的组织架构变成某种“分布式系统”，作为一个松散耦合的组织，既降低风险，也更贴近本地需求并相对独立运行，这意味着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后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到那时候，它是不是一家中国企业，其实也已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