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6月29日，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破天荒的时刻。

　　这天清晨约6点钟，俄国公使倭良嘎哩、美国公使镂斐迪、英国公使威妥玛、法国公使热福里、荷兰公使费果荪，由德国驻华使馆的璧斯玛充当翻译(德国公使李福斯回国，璧斯玛兼任德国代表)，以他们抵达北京的时间为顺序，依次进入到紫光阁[1]。

　　这是欧美国家的驻华使节，首次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觐见大清皇帝。

　　此时，距离马戛尔尼使团的“不肯跪拜风波”，已过去了整整80年。

　　觐见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皇帝坐于紫光阁的“大内坛之座”。各国公使从左门入殿，抵达宝座前方，向同治皇帝鞠躬一次;前进数步，再鞠躬一次;进至宝座之足下，第三次鞠躬。然后各据其位，由俄国公使“读一演说辞”，站在他身后的翻译负责将之译为中文。演说完毕，各国公使前进一步，将国书放在宝座下的黄桌之上，再鞠躬一次。同治皇帝微微欠身向前，以示接受国书。恭亲王跪在内坛的地上，与同治皇帝细声说话。同治皇帝命他转告各国公使，说国书已经收下。于是恭亲王起身走下台阶，来到各国公使面前，复述了皇帝的话。然后再次上坛跪下，耳听皇帝的细语。听毕起身下坛，向各国公使转述皇帝对各国君主总统的问候，以及对彼此间外交和睦顺利的期望。至此，觐见仪式结束，各国公使再鞠躬，然后退出(因崇厚上一年赴法国就“天津教案”之事呈递国书，法国公使曾再次上前呈递法方的回文)。[2]

　　1873年的这次觐见，是一次双方均不满意的妥协。

　　欧美舆论认为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伦敦新闻画报》1873年9月13日的一篇报道说：

　　“到目前为止，……西方世界主要列强的代表在觐见中国皇帝时已经不必磕头。然而在仔细审视觐见礼仪的细节时，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令人不快的东西，它们反映出中国人不想承认‘洋鬼子’的地位要高于‘朝贡者’——这是对所有到北京宫廷来的外国使节们的称呼。”[3]

　　清廷方面，据说同治皇帝对洋人站立在自己面前一事很不高兴，所以各国公使以五鞠躬之礼觐见这一史实，从未被载入《穆宗实录》和同治皇帝的《起居注》——这两份文档，本该详细记录朝廷的政务大事和皇帝每天的所有活动。关于觐见情形，《清穆宗实录》里只有“于紫光阁前瞻觐”[4]七个字，《起居注》中也只有“……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5]这样一句含糊话。

　　不过，当事人的不满意，并不妨碍不明真相的围观者们依据个人喜好，以一种“我愿意相信”的方式进行各种脑补加戏。比如，对于觐见情形，当年的《京报》[6]曾有这样一段荒谬绝伦的记载：

　　“英公使先诵国书约二三语,即五体战栗。帝曰:‘尔大皇帝健康。’英使不能答。皇帝又曰:‘汝等屡欲谒朕，其意安在?其速直陈。’仍不能答。各使皆次第捧呈国书。有国书失手落地者,有皇帝问而不能答者,遂与恭亲王同被命出。然恐惧之余,双足不能动。及至休息所,汗流浃背，以致总署赐宴，皆不能赴。其后恭亲王语各公使曰:‘吾曾语尔等谒见皇帝，非可以儿童戏视，尔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国人，岂如尔外国人之轻若鸡羽者耶?’”[7]

　　《京报》这些不知从何处脑补出来的荒唐情节——洋人被同治皇帝天威震慑到张不开口、拿不住国书，也迈不开腿，搞到最后是汗流浃背狼狈不堪——似乎也传播到了当时著名的经史学者李慈铭的耳中。在《越缦堂国事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条下，李慈铭写下了这样一段离奇的文字：

　　“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8]

　　大意就是洋人不过“犬羊”，见了我同治皇帝的“汉官威仪”，全都被吓坏了。

　　因脑补程度差异，这种“六国公使被天朝皇帝吓坏了”的情节，在1873年存在着多个版本。平步青是同治元年的进士，在翰林院里做过编修和侍读。各国公使觐见同治皇帝的前一年辞官归隐。他在自己的笔记里说，癸酉年(1873)秋天，从京城的“谦益长号”传出来一张“时事纸”(大约就是指《京报》之类的东西)，里面说：同治皇帝亲政之后，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各国使臣要求觐见，提出了“欲乘肩舆进太和门，带刀上殿，要皇上下宝座，亲受国书”的非分要求，惹怒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摔茗碗粉碎，厉色以争”，把茶碗摔得粉碎，才粉碎了洋人的非分要求。到了觐见的那一天：

　　“神机全营屯西苑门，皆明装露刃。法、米、英、俄、布、日本六国，共十二人，皆准其带刀，总理司员引进苑门。每进一门，即将其门上锁。至阁阶之下，总理大臣引上阁阶。皇上登宝座，使臣行六鞠躬礼，不跪。阶旁设黄案，使以次立读国书。居首者读至数句，即浑身发战，不能卒读。皇上问国王好，亦不能答。皇上又问，屡次求见，有何话说，亦不能答。其次者则奉书屡次坠地，而不能开声。经恭亲王当众嘲笑‘草鸡毛’，令人掖之下阶;不能动步，坐地汗喘。十二人摇头私语，不知所云。延之就宴，亦不能赴，仓皇散出。恭王云：‘说是大皇帝不可轻见，你们不信，今日如何?我中国叫此为草鸡毛!’举国以为笑谈。当时离宝座不过数步，据其自云，并未瞻仰天颜。人人皆言渠眼中必另有神物景象，故如此战栗也。”[9]

　　洋人们带刀上殿，神机营露刃列阵，前脚进门后脚锁门，恭亲王当堂群嘲“草鸡毛”……较之《京报》和《越缦堂国事日记》，平步青读到的故事，多出了许多江湖气息，给人一种大清朝堂犹如水浒聚义厅的错觉。

　　注释

　　[1]紫光阁在乾隆时代，是一个用来收藏功臣绘像、展现十全武功的“军功纪念馆”，乾隆曾在此赐宴蒙古王公、犒劳本朝将士。这些历史，赋予了这座建筑“怀柔远人”的浓厚涵义。见姚文君《清代紫光阁功用管窥》，《民族史研究》2019年第1期。

　　[2]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187页。

　　[3]沈弘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下)》，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第603页。

　　[4]《清穆宗实录》卷353，同治十二年六月壬子。

　　[5]《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第40册，第22330-22331页。转引自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50页。

　　[6]《京报》是一种专门刊发朝廷政事动态(宫门抄)、皇帝上谕、臣僚奏章乃至市井流传新闻的民间报纸(也有受到朝廷监督)，有人认为这种报纸自明末即已产生。晚清北京发行此种《京报》的民间报房有十余家之多。见张雪根《说说﹤京报﹥的那些事儿》，收录于氏著《从邸报到光复报：清朝报刊藏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8页。

　　[7](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下册，第60-61页。转引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37页。该文原始中文版不知何在，稻叶君山见到的是英文版(当是读《京报》者所译);稻叶将之译为日文，后又由但焘将之译回中文。

　　[8]《越缦堂国事日记(三)》，第1114-1115页。

　　[9]平步青：《霞外攟屑·各国使臣觐见》。转引自《中国历代笔记选粹(上)》，孙文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103页。

 　　1873年6月29日，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破天荒的时刻。

　　这天清晨约6点钟，俄国公使倭良嘎哩、美国公使镂斐迪、英国公使威妥玛、法国公使热福里、荷兰公使费果荪，由德国驻华使馆的璧斯玛充当翻译(德国公使李福斯回国，璧斯玛兼任德国代表)，以他们抵达北京的时间为顺序，依次进入到紫光阁[1]。

　　这是欧美国家的驻华使节，首次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觐见大清皇帝。

　　此时，距离马戛尔尼使团的“不肯跪拜风波”，已过去了整整80年。

　　觐见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皇帝坐于紫光阁的“大内坛之座”。各国公使从左门入殿，抵达宝座前方，向同治皇帝鞠躬一次;前进数步，再鞠躬一次;进至宝座之足下，第三次鞠躬。然后各据其位，由俄国公使“读一演说辞”，站在他身后的翻译负责将之译为中文。演说完毕，各国公使前进一步，将国书放在宝座下的黄桌之上，再鞠躬一次。同治皇帝微微欠身向前，以示接受国书。恭亲王跪在内坛的地上，与同治皇帝细声说话。同治皇帝命他转告各国公使，说国书已经收下。于是恭亲王起身走下台阶，来到各国公使面前，复述了皇帝的话。然后再次上坛跪下，耳听皇帝的细语。听毕起身下坛，向各国公使转述皇帝对各国君主总统的问候，以及对彼此间外交和睦顺利的期望。至此，觐见仪式结束，各国公使再鞠躬，然后退出(因崇厚上一年赴法国就“天津教案”之事呈递国书，法国公使曾再次上前呈递法方的回文)。[2]

　　1873年的这次觐见，是一次双方均不满意的妥协。

　　欧美舆论认为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伦敦新闻画报》1873年9月13日的一篇报道说：

　　“到目前为止，……西方世界主要列强的代表在觐见中国皇帝时已经不必磕头。然而在仔细审视觐见礼仪的细节时，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令人不快的东西，它们反映出中国人不想承认‘洋鬼子’的地位要高于‘朝贡者’——这是对所有到北京宫廷来的外国使节们的称呼。”[3]

　　清廷方面，据说同治皇帝对洋人站立在自己面前一事很不高兴，所以各国公使以五鞠躬之礼觐见这一史实，从未被载入《穆宗实录》和同治皇帝的《起居注》——这两份文档，本该详细记录朝廷的政务大事和皇帝每天的所有活动。关于觐见情形，《清穆宗实录》里只有“于紫光阁前瞻觐”[4]七个字，《起居注》中也只有“……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5]这样一句含糊话。

　　不过，当事人的不满意，并不妨碍不明真相的围观者们依据个人喜好，以一种“我愿意相信”的方式进行各种脑补加戏。比如，对于觐见情形，当年的《京报》[6]曾有这样一段荒谬绝伦的记载：

　　“英公使先诵国书约二三语,即五体战栗。帝曰:‘尔大皇帝健康。’英使不能答。皇帝又曰:‘汝等屡欲谒朕，其意安在?其速直陈。’仍不能答。各使皆次第捧呈国书。有国书失手落地者,有皇帝问而不能答者,遂与恭亲王同被命出。然恐惧之余,双足不能动。及至休息所,汗流浃背，以致总署赐宴，皆不能赴。其后恭亲王语各公使曰:‘吾曾语尔等谒见皇帝，非可以儿童戏视，尔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国人，岂如尔外国人之轻若鸡羽者耶?’”[7]

　　《京报》这些不知从何处脑补出来的荒唐情节——洋人被同治皇帝天威震慑到张不开口、拿不住国书，也迈不开腿，搞到最后是汗流浃背狼狈不堪——似乎也传播到了当时著名的经史学者李慈铭的耳中。在《越缦堂国事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条下，李慈铭写下了这样一段离奇的文字：

　　“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8]

　　大意就是洋人不过“犬羊”，见了我同治皇帝的“汉官威仪”，全都被吓坏了。

　　因脑补程度差异，这种“六国公使被天朝皇帝吓坏了”的情节，在1873年存在着多个版本。平步青是同治元年的进士，在翰林院里做过编修和侍读。各国公使觐见同治皇帝的前一年辞官归隐。他在自己的笔记里说，癸酉年(1873)秋天，从京城的“谦益长号”传出来一张“时事纸”(大约就是指《京报》之类的东西)，里面说：同治皇帝亲政之后，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各国使臣要求觐见，提出了“欲乘肩舆进太和门，带刀上殿，要皇上下宝座，亲受国书”的非分要求，惹怒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摔茗碗粉碎，厉色以争”，把茶碗摔得粉碎，才粉碎了洋人的非分要求。到了觐见的那一天：

　　“神机全营屯西苑门，皆明装露刃。法、米、英、俄、布、日本六国，共十二人，皆准其带刀，总理司员引进苑门。每进一门，即将其门上锁。至阁阶之下，总理大臣引上阁阶。皇上登宝座，使臣行六鞠躬礼，不跪。阶旁设黄案，使以次立读国书。居首者读至数句，即浑身发战，不能卒读。皇上问国王好，亦不能答。皇上又问，屡次求见，有何话说，亦不能答。其次者则奉书屡次坠地，而不能开声。经恭亲王当众嘲笑‘草鸡毛’，令人掖之下阶;不能动步，坐地汗喘。十二人摇头私语，不知所云。延之就宴，亦不能赴，仓皇散出。恭王云：‘说是大皇帝不可轻见，你们不信，今日如何?我中国叫此为草鸡毛!’举国以为笑谈。当时离宝座不过数步，据其自云，并未瞻仰天颜。人人皆言渠眼中必另有神物景象，故如此战栗也。”[9]

　　洋人们带刀上殿，神机营露刃列阵，前脚进门后脚锁门，恭亲王当堂群嘲“草鸡毛”……较之《京报》和《越缦堂国事日记》，平步青读到的故事，多出了许多江湖气息，给人一种大清朝堂犹如水浒聚义厅的错觉。

　　注释

　　[1]紫光阁在乾隆时代，是一个用来收藏功臣绘像、展现十全武功的“军功纪念馆”，乾隆曾在此赐宴蒙古王公、犒劳本朝将士。这些历史，赋予了这座建筑“怀柔远人”的浓厚涵义。见姚文君《清代紫光阁功用管窥》，《民族史研究》2019年第1期。

　　[2]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187页。

　　[3]沈弘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下)》，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第603页。

　　[4]《清穆宗实录》卷353，同治十二年六月壬子。

　　[5]《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第40册，第22330-22331页。转引自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50页。

　　[6]《京报》是一种专门刊发朝廷政事动态(宫门抄)、皇帝上谕、臣僚奏章乃至市井流传新闻的民间报纸(也有受到朝廷监督)，有人认为这种报纸自明末即已产生。晚清北京发行此种《京报》的民间报房有十余家之多。见张雪根《说说﹤京报﹥的那些事儿》，收录于氏著《从邸报到光复报：清朝报刊藏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8页。

　　[7](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下册，第60-61页。转引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37页。该文原始中文版不知何在，稻叶君山见到的是英文版(当是读《京报》者所译);稻叶将之译为日文，后又由但焘将之译回中文。

　　[8]《越缦堂国事日记(三)》，第1114-1115页。

　　[9]平步青：《霞外攟屑·各国使臣觐见》。转引自《中国历代笔记选粹(上)》，孙文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