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给前体制领导人塑有雕像的是谁?匈牙利的纳吉。

　　剧变后著作仍然大卖的前领导人是谁?前南斯拉夫的吉拉斯。

　　这两个人都可以称为战后国家的创始人与苏式体制的反思者，从50年代一直到东欧剧变，他们都是标杆式的人物，成为一面精神旗帜。被人称之为“体制内的觉醒者”和“改革的象征”，变革力量都在汲取他们的营养。当时东欧媒体有一句话，体制内外的“共识重合面越大对社会越有利”。

　　二战后在东欧会讲俄语的人都很吃的开。纳吉是1918年在俄国参加俄国gcd并加入苏俄红军的，1930年被共产国际委任在布哈林主持的“国际农学院”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工作，在苏联生活长达十几年之久。毫无疑问纳吉属于“莫斯科派”，他与苏联之间的渊源之深超过匈“讲俄语”的任何人。

　　战后苏联在东欧有强大的驻军作为“莫斯科派”的后盾，他们可以直达克里姆林宫汇报国内情况，是苏联人倚重的心腹，这种关系是“本土派”望尘莫及的。纳吉1944年随苏军坦克回国，1947年任国民议会主席，此后几度沉浮，1953年复出后任匈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政治局委员。纳吉生前如打不死的“小强”以及后来不得不死，实际上都跟他的莫斯科背景有关。

　　二战期间一直到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在本国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打游击的“本土派”与前往苏联投靠苏共的“莫斯科派”之间的分歧。本来“本土派”就对“莫斯科派”随着苏联红军一道回来“摘桃子”的作法就很为不满，更对他们在建设时期拉大旗作虎皮，为苏联的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人后面鹦鹉学舌而丢掉了民族旗帜的治国路线极端地反感。

　　1947年gongc情报局成立以后，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这些国家共产党忠诚与否的唯一标准，这样便为那些依仗苏联权势拿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派”在东欧各国耀武扬威地打击“本土派”提供了有力武器。“亲苏派”认为东欧共产党的命运是苏联人给予的，就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着眼于苏联的外交策略，敢不遵从苏联人的指挥就是需要剪除的“叛徒”。接下来在东欧各国激烈批判“民族主义”，展开清除“民族主义”的运动，

　　凡是主张“本国国情论”的人统统被认为是“对苏联榜样的蔑视”，谁要谈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堕落到反苏立场”要予以清算。这种状况下形成的“谄媚式效忠”，1948-49年东欧都发生被破获的“反革命集团”的案件，案件之多、涉及人数之广，以至于使苏联内务部的官员满东欧飞超负荷运转到国内无人的地步。

　　自然东欧各国的“改革派”大部分都是本土派。比如波兰的哥穆尔卡、捷克的斯兰斯基、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科等在本国很有威望。但是唯独纳吉执政后不去抱苏联人的粗腿，不折腾本国人民，他1953年推行的“六月政策”，说白了就一句话，所谓的“优越性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其他都是瞎扯。

纳吉

　　吉拉斯是南共创始人之一，曾任南联盟副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1953年吉拉斯与铁托在如何改革政党体制摆脱苏联模式问题上产生分歧。吉拉斯1954年就被清除南共开始坐监狱，然后又60年放出来，又进监狱，后来被软禁直到东欧剧变。

　　匈牙利事件爆发后，纳吉1956年11月4日苏军进城后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赫鲁晓夫两次召见南驻苏大使，要求引渡纳吉。南斯拉夫的条件是必须保证纳吉等人的生命，卡达尔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并在布达佩斯电台广播，对纳吉等人不予法律追究，11月23日纳吉等人被劫持到苏军司令部，送往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保证，纳吉可以充分享受政治避难权。1957年苏、罗、捷、保、匈讨论纳吉问题后变卦。1957年12月纳吉等人被秘密押送回匈牙利。1958年2月进行审判，6月15日判处绞刑。

　　纳吉只是在罗马尼亚被关押的五个月里触及到体制的根本，他打算把自己的思考记录下来，但是真正深思熟虑的东西还没来得及没有展开，只写了提纲。国内现有的《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书中的东西还没有突破体制，基本上属于一种改革派思想，真正有价值是他想写的《苏共20大的作用和意义》、《匈牙利悲剧的典型性》、《我们起义斗争经验的国际意义》这些文章和传记作品《风雨时代》，可惜的是都没有完成，如果假以时日他会给我们留下一份厚重的思想遗产。

　　在整个审判纳吉的过程中他没有为减轻自己的罪责反诉过任何一个人，他对自己所作所为负全部责任。纳吉说，终有一天，匈牙利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将免除今天加在我身上这些沉重的罪名，这些罪名我现在又不得不背负着，也因此必须为之付出我的生命，我相信在一个更加平和的气氛下，当人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待今天、更深入地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终有一天历史将还我以公正”。他的那种坦然和敢于担当的精神，“令审判现场的共和国法官都深感震动”。

　　本来纳吉只要承认卡达尔政府、承认对10月23日事件的定性是“暴乱”就可以免于一死，但是他说“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他要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真实的遗产。他如果想保住个人权势和生命，可以像卡达尔一样反戈一击，选择投靠苏联人，但是他宁愿英勇赴死，纳吉面对死亡的镇静堪比圣徒。

　　纳吉作为布哈林的崇拜者与同事，临死前的表现与布哈林截然不同。布哈林当过《真理报》主编，被称为“党内头号思想家”，也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布哈林在狱中表现极为软弱，痛哭流涕地请求见斯大林，布哈林通过忏悔希望获得斯大林的宽恕。他承认：“面对魔鬼的机器我感到无能为力”。我以前很喜欢布哈林，80年代写过好几篇关于布哈林的文章。看了档案中布哈林最后的表现，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情愿没有看到这些，一个高大形象轰然坍塌。虽然我能理解他的软肋在哪里，他那比他小27岁的妻子，是斯大林的人质。因此布哈林被一些人称之为“跪着造反”， 我估计斯大林饶他一命的话，做狗都愿意。

　　苏南冲突时吉拉斯是铁托的主要助手，南共的“笔杆子”，那些针对情报局的文稿基本上都出自吉拉斯之手。与铁托闹掰以后，吉拉斯从1954年之后基本一半时间坐监狱，一半时间被软禁，差不多有40年。吉拉斯的作品：《新阶级》(1957年)、《没有正义的土地》(1958)、《同STL谈话》(1962年)、《不完美社会》(1969年)、《思想的监狱》(1986年)、《铁托内幕故事》、《新阶级的衰落》包括译著、小说共有21本。

　　吉拉斯的反思最彻底，尤其是他是在冷战时代，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已经在展开了对马主义的批评，虽然当时还没有走出马主义的“合理内核”，最后是在12年后的《不完美的社会》才明确宣布与马主义分道扬镳，成为持不同政见的先驱，他撰写的《新阶级》33年后才在南斯拉夫出版。

　　与纳吉相比，吉拉斯的理论性更强，也走得更远一点。吉拉斯根据自己的一套理论推理下去，一步步从列宁主义上推到马主义，推到这套理论体系的根子上，已经溢出了马主义，他勇于剖析“列宁体制的弊病”，成为南共中的独行者，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苏共、南共抗衡。

吉拉斯

　　有学生问，为什么苏共和中共都没有出现像吉拉斯这样的人物?我们那些被罢黜和被监禁的高官为什么结不出什么果子来?为什么处死和监禁都禁锢不住他们的思想?

　　各种条件苛刻很难恰好具备。它不仅需要有理论功底和文字驾驭能力、有思辨能力和批判性，还要有高屋建瓴的大视野以及对这套体制的全方位思考，更需要勇气。一般来讲，走上高位的人所有上述功能都会退化，或者说台上台下分裂人格，仅一顶乌纱帽就会耗尽个人的全部精力。

　　牢狱和软禁没有使吉拉斯早亡，反而使他看到了东欧剧变，活到了1995年。历史赋予了吉拉斯太多的“恰好”。苏共也有一些老牌政治人物活到了苏联剧变，比如1911年就入党经历过几朝的元老、当过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卡冈若维奇(1893-1991)，老年时唯一的娱乐就是打牌。其他老人都不愿和卡冈诺维奇一起玩牌，总是轰他走，称他为“杀人凶手”，他就委屈的掉眼泪，连普通工作人员都鄙视他，这种人仅仅是活着而已。

　　体制内觉醒者罕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一个权力淘汰机制设定了，有批判能力反思能力的人活不下来。在这样的善良淘汰机制里，越往高层真正的理想主义而且从人类文明着眼的人越少。整个社会都被控制起来的状况下，使人不能在社会之外孤立的作战。在高压之下的人们都戴着面具生活，一旦松动就会出现大批的质疑者和反对者，但是“正在进行”时自觉质疑批判的人活不下来，会早早出局。还有制度对人的塑造功能太强大了，如果不是早逝，摸爬滚打几十年不想“黑化”是存活不下来的。

　　因为淘汰机制所设定的原因，有人道主义的、心慈手软的、有点良心的人在党内激烈残酷的斗争当中，都早就出局了。当时挑选捷尔任斯基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列宁说“要求有一双干净的手去干这个不干净的工作”，可见列宁也知道秘密警察是干“不干净”的工作。列宁进一步说，我们不怕弄脏自己的手，“用干净的手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考茨基对此评论道，“布尔什维克的砖政在国家政权的专断、强力和不受约束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沙皇制度。”其实列宁自己有时也承认，“我们本来想扭转历史的方向，而结果是我们自己扭转了方向。”

　　托洛茨基承认，争权犹如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犹如棋局面前没有道德问题一样，维系党组织存在的条件无非有两点：1、理想和共同的追求，在原来为之奋斗理想剥落以后，严酷的独裁就是维系党的唯一办法。2、纪律的制约和恐惧，恐怖的组织就是靠严刑峻法保持它的统一的，离开了这一点组织的多元化在所难免。深谙其中的人都知道，在没有道德的政治里取胜，靠的是心黑手辣残酷争斗，但是又要给自己脸上贴金要立牌坊，所以“虚伪的表演文化”大行其道。

　　用目的来替手段，目的本身就变得越来越遥远而不现实，而手段的可怕现实就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权力、意识形态、所有制这三个基本环节的排位中，权力是第一位的，是最不能放弃的，从这一点就可知他们所要维护的不是经典作家的思想和他们宣传的“为人民大众的利益”。他们深知宣传的手段和目的是不一致的。国家的强大动员力和社会进步是成反比的，所以在宣传中强调前者淡化后者。

　　这种反对派成功后的排他性、唯一性、绝对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种政党组织，它的合作者都是暂时的很快会成为“替罪羊”被卸磨杀驴。围绕在最高领导人的团结是最高任务，D内的人都摆脱不掉这个神秘的“统一”观念，托洛茨基说：“党是不会错的”，说穿了，组织资源是最不允许与他人分享的，剪除派别的办法把有独立思想者拔除掉，所以无一例外的党内的斗争格外多。

　　在这方面它比原教旨主义还要极端，原教旨主义强调圣战、追随真主、尊崇教义和传统，有极端行为，但是组织性不强，所以派别迭出，内部矛盾不断。斯大林对权力高度控制和警惕，你怎么可能期望在党内再产生这样的人物呢?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多党制。它本身是靠反对前体制起家的，而一旦成功绝不允许其他人效法。革命者最初对人民的爱，最后都轻易转化成了对权力的爱。

　　所以这个制度里很难产生思想家，因为要生存下去，任何新的思想要做的第一步先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它抬高侏儒，毁掉思想家。这么残酷的政治较量中，既要做到很高的位置，又要有良知，而且还要具有理论素养，条件的确很苛刻。吉拉斯在书中专门谈到了，没有坚定信念、没有反思能力、没有信仰的人只会当“螺丝钉”的人更容易存活下来。

　　哈耶克说，政治家很快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遭受是失败还是置一切道德于不顾，只能在这二者之间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集全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这就使得善者进退两难，恶者如鱼得水，如果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可能会导致一D砖制瓦解，要么强词夺理，以错为是，所以好人总是吃不开，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

　　从这个角度说，东欧共产党因为是从外部输入，都是苏方培养的“亲莫斯科势力”，在本民族内合法性不强。比如说，盖莱克承认教皇的声誉比总书记大得多，苏联要求他不要让教皇访波，他说那我这个总书记就当到头了。再举一个例子，背叛纳吉的卡达尔是最清廉的总书记，一辈子租住公房，1988年精神失常时反复表白：“我没有出卖纳吉”，可见心理压力有多大。这些做“夹馅饼干”的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相对而言铁托比斯大林宽容些，铁托至少让吉拉斯活下来了，除了关监狱就是软禁，给他种种限制，包括出版和发言的限制。最后铁托讲，吉拉斯的东西在南斯拉夫是不许发表的。但是吉拉斯死硬到底到死都不低头不认错。反观苏共党内痛哭流涕有之，不断表忠心有之，真心悔改有之……，都是从自身找原因，不敢质疑体制。

　　还有一个原因——宗教：因为他们有一个比较超越此岸的彼岸世界，背靠宗教，不管此岸什么组织和社会的压力，它可以成为坦然面对“历史‘晦涩期’”支柱。以个人可以面对上帝，不需要附着在一个主义或组织上。197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在布道时强调，“要尊重每个人的天赋权利”。他说建立工会的权利是上帝给的，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就这一句话，瞬间3800万的波兰有1千万加入团结工会。通过基督，苦难的牺牲成为一桩高尚事业，就像波兰作家巴兰查克所说，宗教可以成为知识分子拒绝道德空白的一种自卫工具，具有一种牺牲精神。

　　有比较尺度：由于西欧近在咫尺，战后的水平差不多，现在各自几十年的发展，反差太大了，距离很近比较反差很大。比如东德和西德比较。西德商品琳琅满目，东德这边是短缺经济，东德这边的标语是“只有工作好在能生活好”，西德还是这几个词，只不过换了一下“只有生活好才能工作好”。

　　所以赫鲁晓夫对乌布利希说，看样子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如果不建一道墙把两边隔离起来，我们是竞争不过他们的。人心是拿铁丝网能隔断的吗?越阻隔人们就越向往，仍然有冒死逃离的，1961-1980年有17.7万人成功逃离。一种制度如果要靠强制手段维护它就已经输掉了。所以说，别把民众当傻子，哪边好哪边坏老百姓自己会分辨。

　　最后是内民煮派与知识界的互动。纳吉的个人魅力不可低估，最后与纳吉一起避难的洛松齐、西拉吉、毛莱泰愿意同他共同赴死就是证明。纳吉在过60岁生日的时候，当时他还在贬黜当中，党内民煮派和知名知识界人物有120人前来庆贺，就是一次“纳吉队伍”检阅，大家对他是双重认同：第一是人格和道德认同，第二是政治认同，而且这种认同绝对是“铁杆”的，在党内如果不是仅见的，也是少有的。

　　这些原因使东欧体制内外涌现出一大批反思者。

 　　东欧国家给前体制领导人塑有雕像的是谁?匈牙利的纳吉。

　　剧变后著作仍然大卖的前领导人是谁?前南斯拉夫的吉拉斯。

　　这两个人都可以称为战后国家的创始人与苏式体制的反思者，从50年代一直到东欧剧变，他们都是标杆式的人物，成为一面精神旗帜。被人称之为“体制内的觉醒者”和“改革的象征”，变革力量都在汲取他们的营养。当时东欧媒体有一句话，体制内外的“共识重合面越大对社会越有利”。

　　二战后在东欧会讲俄语的人都很吃的开。纳吉是1918年在俄国参加俄国gcd并加入苏俄红军的，1930年被共产国际委任在布哈林主持的“国际农学院”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工作，在苏联生活长达十几年之久。毫无疑问纳吉属于“莫斯科派”，他与苏联之间的渊源之深超过匈“讲俄语”的任何人。

　　战后苏联在东欧有强大的驻军作为“莫斯科派”的后盾，他们可以直达克里姆林宫汇报国内情况，是苏联人倚重的心腹，这种关系是“本土派”望尘莫及的。纳吉1944年随苏军坦克回国，1947年任国民议会主席，此后几度沉浮，1953年复出后任匈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政治局委员。纳吉生前如打不死的“小强”以及后来不得不死，实际上都跟他的莫斯科背景有关。

　　二战期间一直到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在本国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打游击的“本土派”与前往苏联投靠苏共的“莫斯科派”之间的分歧。本来“本土派”就对“莫斯科派”随着苏联红军一道回来“摘桃子”的作法就很为不满，更对他们在建设时期拉大旗作虎皮，为苏联的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人后面鹦鹉学舌而丢掉了民族旗帜的治国路线极端地反感。

　　1947年gongc情报局成立以后，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这些国家共产党忠诚与否的唯一标准，这样便为那些依仗苏联权势拿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派”在东欧各国耀武扬威地打击“本土派”提供了有力武器。“亲苏派”认为东欧共产党的命运是苏联人给予的，就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着眼于苏联的外交策略，敢不遵从苏联人的指挥就是需要剪除的“叛徒”。接下来在东欧各国激烈批判“民族主义”，展开清除“民族主义”的运动，

　　凡是主张“本国国情论”的人统统被认为是“对苏联榜样的蔑视”，谁要谈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堕落到反苏立场”要予以清算。这种状况下形成的“谄媚式效忠”，1948-49年东欧都发生被破获的“反革命集团”的案件，案件之多、涉及人数之广，以至于使苏联内务部的官员满东欧飞超负荷运转到国内无人的地步。

　　自然东欧各国的“改革派”大部分都是本土派。比如波兰的哥穆尔卡、捷克的斯兰斯基、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科等在本国很有威望。但是唯独纳吉执政后不去抱苏联人的粗腿，不折腾本国人民，他1953年推行的“六月政策”，说白了就一句话，所谓的“优越性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其他都是瞎扯。

纳吉

　　吉拉斯是南共创始人之一，曾任南联盟副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1953年吉拉斯与铁托在如何改革政党体制摆脱苏联模式问题上产生分歧。吉拉斯1954年就被清除南共开始坐监狱，然后又60年放出来，又进监狱，后来被软禁直到东欧剧变。

　　匈牙利事件爆发后，纳吉1956年11月4日苏军进城后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赫鲁晓夫两次召见南驻苏大使，要求引渡纳吉。南斯拉夫的条件是必须保证纳吉等人的生命，卡达尔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并在布达佩斯电台广播，对纳吉等人不予法律追究，11月23日纳吉等人被劫持到苏军司令部，送往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保证，纳吉可以充分享受政治避难权。1957年苏、罗、捷、保、匈讨论纳吉问题后变卦。1957年12月纳吉等人被秘密押送回匈牙利。1958年2月进行审判，6月15日判处绞刑。

　　纳吉只是在罗马尼亚被关押的五个月里触及到体制的根本，他打算把自己的思考记录下来，但是真正深思熟虑的东西还没来得及没有展开，只写了提纲。国内现有的《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书中的东西还没有突破体制，基本上属于一种改革派思想，真正有价值是他想写的《苏共20大的作用和意义》、《匈牙利悲剧的典型性》、《我们起义斗争经验的国际意义》这些文章和传记作品《风雨时代》，可惜的是都没有完成，如果假以时日他会给我们留下一份厚重的思想遗产。

　　在整个审判纳吉的过程中他没有为减轻自己的罪责反诉过任何一个人，他对自己所作所为负全部责任。纳吉说，终有一天，匈牙利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将免除今天加在我身上这些沉重的罪名，这些罪名我现在又不得不背负着，也因此必须为之付出我的生命，我相信在一个更加平和的气氛下，当人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待今天、更深入地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终有一天历史将还我以公正”。他的那种坦然和敢于担当的精神，“令审判现场的共和国法官都深感震动”。

　　本来纳吉只要承认卡达尔政府、承认对10月23日事件的定性是“暴乱”就可以免于一死，但是他说“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他要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真实的遗产。他如果想保住个人权势和生命，可以像卡达尔一样反戈一击，选择投靠苏联人，但是他宁愿英勇赴死，纳吉面对死亡的镇静堪比圣徒。

　　纳吉作为布哈林的崇拜者与同事，临死前的表现与布哈林截然不同。布哈林当过《真理报》主编，被称为“党内头号思想家”，也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布哈林在狱中表现极为软弱，痛哭流涕地请求见斯大林，布哈林通过忏悔希望获得斯大林的宽恕。他承认：“面对魔鬼的机器我感到无能为力”。我以前很喜欢布哈林，80年代写过好几篇关于布哈林的文章。看了档案中布哈林最后的表现，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情愿没有看到这些，一个高大形象轰然坍塌。虽然我能理解他的软肋在哪里，他那比他小27岁的妻子，是斯大林的人质。因此布哈林被一些人称之为“跪着造反”， 我估计斯大林饶他一命的话，做狗都愿意。

　　苏南冲突时吉拉斯是铁托的主要助手，南共的“笔杆子”，那些针对情报局的文稿基本上都出自吉拉斯之手。与铁托闹掰以后，吉拉斯从1954年之后基本一半时间坐监狱，一半时间被软禁，差不多有40年。吉拉斯的作品：《新阶级》(1957年)、《没有正义的土地》(1958)、《同STL谈话》(1962年)、《不完美社会》(1969年)、《思想的监狱》(1986年)、《铁托内幕故事》、《新阶级的衰落》包括译著、小说共有21本。

　　吉拉斯的反思最彻底，尤其是他是在冷战时代，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已经在展开了对马主义的批评，虽然当时还没有走出马主义的“合理内核”，最后是在12年后的《不完美的社会》才明确宣布与马主义分道扬镳，成为持不同政见的先驱，他撰写的《新阶级》33年后才在南斯拉夫出版。

　　与纳吉相比，吉拉斯的理论性更强，也走得更远一点。吉拉斯根据自己的一套理论推理下去，一步步从列宁主义上推到马主义，推到这套理论体系的根子上，已经溢出了马主义，他勇于剖析“列宁体制的弊病”，成为南共中的独行者，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苏共、南共抗衡。

吉拉斯

　　有学生问，为什么苏共和中共都没有出现像吉拉斯这样的人物?我们那些被罢黜和被监禁的高官为什么结不出什么果子来?为什么处死和监禁都禁锢不住他们的思想?

　　各种条件苛刻很难恰好具备。它不仅需要有理论功底和文字驾驭能力、有思辨能力和批判性，还要有高屋建瓴的大视野以及对这套体制的全方位思考，更需要勇气。一般来讲，走上高位的人所有上述功能都会退化，或者说台上台下分裂人格，仅一顶乌纱帽就会耗尽个人的全部精力。

　　牢狱和软禁没有使吉拉斯早亡，反而使他看到了东欧剧变，活到了1995年。历史赋予了吉拉斯太多的“恰好”。苏共也有一些老牌政治人物活到了苏联剧变，比如1911年就入党经历过几朝的元老、当过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卡冈若维奇(1893-1991)，老年时唯一的娱乐就是打牌。其他老人都不愿和卡冈诺维奇一起玩牌，总是轰他走，称他为“杀人凶手”，他就委屈的掉眼泪，连普通工作人员都鄙视他，这种人仅仅是活着而已。

　　体制内觉醒者罕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一个权力淘汰机制设定了，有批判能力反思能力的人活不下来。在这样的善良淘汰机制里，越往高层真正的理想主义而且从人类文明着眼的人越少。整个社会都被控制起来的状况下，使人不能在社会之外孤立的作战。在高压之下的人们都戴着面具生活，一旦松动就会出现大批的质疑者和反对者，但是“正在进行”时自觉质疑批判的人活不下来，会早早出局。还有制度对人的塑造功能太强大了，如果不是早逝，摸爬滚打几十年不想“黑化”是存活不下来的。

　　因为淘汰机制所设定的原因，有人道主义的、心慈手软的、有点良心的人在党内激烈残酷的斗争当中，都早就出局了。当时挑选捷尔任斯基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列宁说“要求有一双干净的手去干这个不干净的工作”，可见列宁也知道秘密警察是干“不干净”的工作。列宁进一步说，我们不怕弄脏自己的手，“用干净的手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考茨基对此评论道，“布尔什维克的砖政在国家政权的专断、强力和不受约束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沙皇制度。”其实列宁自己有时也承认，“我们本来想扭转历史的方向，而结果是我们自己扭转了方向。”

　　托洛茨基承认，争权犹如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犹如棋局面前没有道德问题一样，维系党组织存在的条件无非有两点：1、理想和共同的追求，在原来为之奋斗理想剥落以后，严酷的独裁就是维系党的唯一办法。2、纪律的制约和恐惧，恐怖的组织就是靠严刑峻法保持它的统一的，离开了这一点组织的多元化在所难免。深谙其中的人都知道，在没有道德的政治里取胜，靠的是心黑手辣残酷争斗，但是又要给自己脸上贴金要立牌坊，所以“虚伪的表演文化”大行其道。

　　用目的来替手段，目的本身就变得越来越遥远而不现实，而手段的可怕现实就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权力、意识形态、所有制这三个基本环节的排位中，权力是第一位的，是最不能放弃的，从这一点就可知他们所要维护的不是经典作家的思想和他们宣传的“为人民大众的利益”。他们深知宣传的手段和目的是不一致的。国家的强大动员力和社会进步是成反比的，所以在宣传中强调前者淡化后者。

　　这种反对派成功后的排他性、唯一性、绝对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种政党组织，它的合作者都是暂时的很快会成为“替罪羊”被卸磨杀驴。围绕在最高领导人的团结是最高任务，D内的人都摆脱不掉这个神秘的“统一”观念，托洛茨基说：“党是不会错的”，说穿了，组织资源是最不允许与他人分享的，剪除派别的办法把有独立思想者拔除掉，所以无一例外的党内的斗争格外多。

　　在这方面它比原教旨主义还要极端，原教旨主义强调圣战、追随真主、尊崇教义和传统，有极端行为，但是组织性不强，所以派别迭出，内部矛盾不断。斯大林对权力高度控制和警惕，你怎么可能期望在党内再产生这样的人物呢?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多党制。它本身是靠反对前体制起家的，而一旦成功绝不允许其他人效法。革命者最初对人民的爱，最后都轻易转化成了对权力的爱。

　　所以这个制度里很难产生思想家，因为要生存下去，任何新的思想要做的第一步先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它抬高侏儒，毁掉思想家。这么残酷的政治较量中，既要做到很高的位置，又要有良知，而且还要具有理论素养，条件的确很苛刻。吉拉斯在书中专门谈到了，没有坚定信念、没有反思能力、没有信仰的人只会当“螺丝钉”的人更容易存活下来。

　　哈耶克说，政治家很快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遭受是失败还是置一切道德于不顾，只能在这二者之间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集全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这就使得善者进退两难，恶者如鱼得水，如果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可能会导致一D砖制瓦解，要么强词夺理，以错为是，所以好人总是吃不开，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

　　从这个角度说，东欧共产党因为是从外部输入，都是苏方培养的“亲莫斯科势力”，在本民族内合法性不强。比如说，盖莱克承认教皇的声誉比总书记大得多，苏联要求他不要让教皇访波，他说那我这个总书记就当到头了。再举一个例子，背叛纳吉的卡达尔是最清廉的总书记，一辈子租住公房，1988年精神失常时反复表白：“我没有出卖纳吉”，可见心理压力有多大。这些做“夹馅饼干”的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相对而言铁托比斯大林宽容些，铁托至少让吉拉斯活下来了，除了关监狱就是软禁，给他种种限制，包括出版和发言的限制。最后铁托讲，吉拉斯的东西在南斯拉夫是不许发表的。但是吉拉斯死硬到底到死都不低头不认错。反观苏共党内痛哭流涕有之，不断表忠心有之，真心悔改有之……，都是从自身找原因，不敢质疑体制。

　　还有一个原因——宗教：因为他们有一个比较超越此岸的彼岸世界，背靠宗教，不管此岸什么组织和社会的压力，它可以成为坦然面对“历史‘晦涩期’”支柱。以个人可以面对上帝，不需要附着在一个主义或组织上。197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在布道时强调，“要尊重每个人的天赋权利”。他说建立工会的权利是上帝给的，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就这一句话，瞬间3800万的波兰有1千万加入团结工会。通过基督，苦难的牺牲成为一桩高尚事业，就像波兰作家巴兰查克所说，宗教可以成为知识分子拒绝道德空白的一种自卫工具，具有一种牺牲精神。

　　有比较尺度：由于西欧近在咫尺，战后的水平差不多，现在各自几十年的发展，反差太大了，距离很近比较反差很大。比如东德和西德比较。西德商品琳琅满目，东德这边是短缺经济，东德这边的标语是“只有工作好在能生活好”，西德还是这几个词，只不过换了一下“只有生活好才能工作好”。

　　所以赫鲁晓夫对乌布利希说，看样子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如果不建一道墙把两边隔离起来，我们是竞争不过他们的。人心是拿铁丝网能隔断的吗?越阻隔人们就越向往，仍然有冒死逃离的，1961-1980年有17.7万人成功逃离。一种制度如果要靠强制手段维护它就已经输掉了。所以说，别把民众当傻子，哪边好哪边坏老百姓自己会分辨。

　　最后是内民煮派与知识界的互动。纳吉的个人魅力不可低估，最后与纳吉一起避难的洛松齐、西拉吉、毛莱泰愿意同他共同赴死就是证明。纳吉在过60岁生日的时候，当时他还在贬黜当中，党内民煮派和知名知识界人物有120人前来庆贺，就是一次“纳吉队伍”检阅，大家对他是双重认同：第一是人格和道德认同，第二是政治认同，而且这种认同绝对是“铁杆”的，在党内如果不是仅见的，也是少有的。

　　这些原因使东欧体制内外涌现出一大批反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