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杨灿明校长、宇燕会长、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

　　感谢学会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小平院长给我这样一个宝贵机会，让我在论坛上谈谈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

　　今天我要谈的不是国际贸易问题。一是因为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二是因为当前大家所高度关注的中美关系的实质早已不是国际贸易问题，或者说从来就不曾是国际贸易问题。正如我两年多之前说过的那样，“贸易战”不过是中美两个世界大国世纪性博弈的一场序幕。

　　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中美关系走到今天已经不单是自由落体的速度，更有加速恶化的特征。当然，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美方，美国负有全部责任。问题是我们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是不是需要反思些什么?因为实事求是地讲，自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在下降。

　　迄今为止，在我不完整的了解和记忆中，在2010年之前，国内外只有五位学者曾经预测到中美两国的这场世纪性冲突。国外是保罗·萨缪尔森、塞缪尔·亨廷顿和保罗·克鲁格曼;国内有两位，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丁学良教授，另一位是原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秦晖先生。刚才宇燕会长、家栋教授都提及萨缪尔森的这篇以中国、印度崛起为背景、针对国际贸易在国家之间利益得失所做的著名论文，我就不多说了。亨廷顿在1993年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1996年在他的《文明点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中国在未来10-20年间仍旧保持非常快的增长速度，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新恢复自己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的那种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而美国的长期国家战略是防止任何强国主宰欧洲和亚洲，并为此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因此中国的发展必将导致美中冲突。在1990年代中期，保罗·克鲁格曼根据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美国掀起的打压日本、德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关注到那一时期美国政界、学界强调所谓“国家竞争力”的现象，预计到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会从强调要在工资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开展自由贸易，发展到主张在市场规则、制度相近的国家之间开展自由贸易。而且他注意到，对一般国家而言，赤字国通常是通过汇率调整即本币贬值而不是工资和价格下调的方式进行调整，但美国由于美元体系的缘由，大幅度贬值不可能，盈余国也支持美元坚挺，最后只能导致国内工资、价格的下降，其结果一定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民粹主义的兴起。这种观点同卡尔·波兰尼关于19世纪金本位制度所导致的外部均衡与内部均衡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一战爆发的分析逻辑是一致的。

       丁学良教授早在1999年12月，也就是二十多年前，就从意识形态、种族或文明以及经济规模及其实力这样三个标准，认定在进入21世纪后的15年左右的时间里，中美之间必将产生一场严重的历史性冲突。他从社会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和自己多年国际游学的观察与思考，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在寻找下一个可能的对手，要想成为美国的对手或敌人不难，具备上面三项标准中的任何一、二项都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比如苏联、古巴、日本、伊朗和北朝鲜等，都曾被美国当做主要对手，但关键问题在于，能将这三项标准合为一体的国家才能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今世界唯有中国具有这个资格;而且，美国不会给中国很长的时间去处理、解决问题或者谋取发展，所以他认定，在2015年前后，中美之间的大国冲突一定发生。丁教授的这个预见在当时似乎是危言耸听，结果却出奇地准确。大约在2008-2010年间，秦晖先生也曾做过中美两国迟早要发生冲突的预见。他从社会主义的类型划分出发，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尤其是在劳工福利及其标准的国际比较中所呈现出来的特色，使得建立在这种特殊性基础上的外向型工业化进程，迟早要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政治理念及其劳动阶层的利益发生根本性冲突。虽然他没有像丁学良教授那样做出具体时间的预测，但这种问题导向的趋势性预测依然格外准确。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经济学界就这个问题基本上是集体失语的。我不是说经济学一定要对大国关系进行准确预测，经济学原本就不是搞预测的，经济学家做预测也几乎没有准确过，即便有，大多也是蒙的。针对大国冲突问题让经济学家做预测，更是过分的要求。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大部分经济学家在中美冲突业已开始后依然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仍然在用狭隘的经济学视角同美国算“经济账”，而无法认识到大国博弈的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我看来，分工过于专业、细化的理论无法分析和解释经济全球化问题。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不仅宏观经济学基本不考虑货币金融问题，经济学自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来也早已不再是政治经济学，将政治、社会、民族、国家等问题抛到九霄云外。我们在精细化的专业领域里越走越深入，在数量化、模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结果自然是脱离生活的实际。我们甚至不愿意在外面早已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时候，从自己栖身的洞中爬出来，看看漫天翻滚的乌云的模样。

　　这种状况，尤其体现在我们长期以来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两年多来，从贸易、科技、教育、人才、企业一直到意识形态等领域，我们的研究都是一步步被人家牵着鼻子被动地走到今天。

　　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大国是需要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对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如同任正非强调的必须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一样，必须通过诸多基础学科的交叉、合作方能顺利开展。经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学科。因此，当今时代，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需要扩展视野、结合现实来进行。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在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方面，经济学界的很多理解是有误区的。

　　关于全球化，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甚至法学家们都从各自的角度进行过分析，发表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却很少有学者进行综合的整体分析并能够得出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答案。在经济学家当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同样不小：有人从贸易视角、有人从投资视角、有人从资本流动视角，有人从跨国公司视角，都曾做过大量有建树的研究，但同样没有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在此过程中，我们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始终有至少三个方面的错误理解，我把它叫做“全球化幻想”。

　　第一个“全球化幻想”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化，忽视其他领域诸如社会、文化或政治等方面的全球交流、发展，或者将它们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全球化。这是枉顾历史与现实的，也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界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是全球化进程中唯一发展成效显著或令人瞩目、影响巨大的领域。这也许正是人们出现这种“全球化幻想”的重要根源。在我看来，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不断走向融合的过程，表现为跨越国界的贸易发展、资金流动和生产、服务等经营活动的全球扩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跨越国界的贸易、投资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服务等经营活动的快速发展与规模扩张，二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日趋一体化，这既涉及市场运行的基本层面或交易层面的市场规则，如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产业链管理、资本市场运行以及大宗商品交易等都要求参与者遵循相同的市场规则，也包括市场经济体制或模式，并因此受到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前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后者是其本质。换言之，如果没有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全球一体化，便不会有经济全球化的诸多具体表现形式在更大规模和更快速度上的发展。

　　经济学家们所关注和谈论的经济全球化，正如经济学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发展日益精细且壁垒森严一样，是非常狭隘的，它一般是指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全球自由流动，或生产过程的全球配置与重组，反映的是世界各国经济日益相互依赖和融合的过程。然而事实上，这种认知忽视了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它首先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其次是受到政治理念、意愿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制约或影响。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过程，而非单纯的经济过程。四十年前，正是里根、撒切尔夫人等美欧领导人的政治选择导致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那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随后的市场化进程，同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发生了趋势性类同，这是中美两国在价值观层面迅速走近、两国关系发展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也是使得美国对中国发生它们所期望的转变抱有幻想的重要原因。如今，同样是特朗普总统的政治选择，导致全球化的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谓的“逆全球化”浪潮迎面扑来。同以往相比，政治因素不仅从全球化的幕后走到前台，更使得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这种政治选择甚至比技术进步对企业经营、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更直接，而且几乎完全出乎经济学研究的预料。

　　第二个“全球化幻想”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个“全球化幻想”的衍生物。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体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一切，皆源于二战后兴起的这一波全球化所具有的前所未有的特征所致。这就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漫长时期里，各种形式的民族国家一直是国际社会中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而这一波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力量并使其自身的活动超越了民族国家，其典型代表就是跨国公司。自1960年代起，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资本包括那些无国籍的全球资本，开始打破或超越以往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民族国家疆界。在此过程中，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则及其基础虽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行为主体发生了明显改变，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拥有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的选择权力。尤其是它们打破了国家对生产体系的垄断，把所有参与进来的国家重构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并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正因为如此，相当多的人开始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去国家化”——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化主导力量可以摆脱一切国家的控制与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国家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不仅民族国家体制过时了，与全球市场和跨国公司预期相抵触的国家内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过时了，民族国家再也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经营者了，它只能提供国际资本认可的那些必不可少的社会和公共服务，而且管理成本要尽可能的低。一句话，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化体系中的地方性权力机构，其职能就是为全球资本服务。

　　这种“全球化幻想”的问题在于，它只关注全球化对国家力量的冲击或削弱，没有看到国家仍有技术能力、政治意愿及其选择来影响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只有当资本输出国政府允许时，资金才能被转移到纳税避风港和海外金融中心去。如果美国政府决定对这些资本移动进行阻止或惩罚，那么大多数纳税避风港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就会倒闭，正是由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鼓励放松管制，才使得大规模的资本国际转移成为可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新自由经济思潮的兴起正是主张放松管制的政治决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国家如美国在自由贸易的旗号下鼓励自由竞争，同样不只是一种经济考量，也是一项政治选择，倘若忽视这种选择的本质，只将其当做一种权衡经济利益的结果，会导致人们对全球化进程做出粗浅的认知与判断，并将为此付出代价。如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重新谈判贸易规则、市场规则的过程，吸引或迫使跨国公司产业链回归或转移的手段，以及对一些中国高科技企业通过经济制裁进行长臂管辖的事例，都活生生地告诉我们，所谓“去国家化”的经济全球化幻想是多么的天真和有害。

　　第三个“全球化幻想”是达尔文主义的，它认定全球化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甚至在过去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全球化会一直持续下去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三大假设之一(另外两个假设是贸易是发展富强之路、经济权力正在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全球化一直会持续下去的“幻想”是前两个经济全球化幻想的自然产物，即将全球化视为单一的经济过程以及政府权力被严重削弱、超越的结果。在这种想象的场景中，全球化自然是无法遏制地一直奔跑下去。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掩盖了大国之间关于全球化的重大分歧乃至对立。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全球化更多地是一种政治选择。

　　最后，有必要做两点简要的归纳。

　　首先，如何认识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状态及其趋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简单地认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处于“逆全球化”过程是不充分的，美国不是在简单地反全球化，而是要搞另一套经济全球化，即没有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对中国而言，最应该警惕或防范的不单是产业链脱钩，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去中国化”。

　　关于目前的经济全球化状态，许多人都习惯用所谓“逆全球化”来进行描述。我认为其本质应该是“全球化分裂”——主要的大国之间，特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在关于什么是经济全球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损益、运行规则和秩序等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不再拥有共识。两年多以来，无论具体过程怎样，其结果就是美国试图使当下与未来的经济全球化“去中国化”——贸易领域构建新的更高标准的市场准入规则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新的市场经济国家集团，货币金融领域从C6到C15，企业层面在搞产业链的“脱钩”，科技、人员交往、教育等领域强制性交流中断，再加上7月23日蓬皮奥的所谓“新冷战宣言”，其目的就是全面遏制中国，其手段已经从关税、产业链脱钩、科技交流阻断、金融和经济制裁发展到意识形态对立等几乎所有可以涉及的领域，总体趋势就是从经济领域发展到政治领域，大国博弈的政治逻辑正在取代经济逻辑——只要可以赢便不计成本，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全球化作为一种政治选择的后果。美国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退回到1978年之前的状态，彻底遏制中国崛起，使中国崛起中断。

　　由于存在着上述经济全球化三个幻想，使得我们没有意识到，四十年来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我们的“身体”进入了“体系”当中，而其他部分包括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理念等诸多“头脑”领域从未进入也不可能进入这个“体系”。因此，当我们的身体日益强壮、与强者的触碰越来越多、交流越来越紧密时，上层建筑领域的矛盾必然会凸显，冲突将会增大。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因素是中美两国冲突的重要根源，所谓“实力接近”导致守成国对挑战国的竞争性打压只是重要原因之一，并非充分必要条件。正如修昔底德本人曾经把伯罗奔尼撒战争或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视为斯巴达的贵族制与雅典的民主制之间的冲突一样，实力彼此消长所导致的大国之间的压力与威胁并非冲突原因的全部。

　　其次，针对美国的图谋，为防止经济全球化“去中国化”，中国在应对美国的全方位打压时不能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应从更加长远的战略视角，坚定地推进新的、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包括金融业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双循环”的目的，不是要走闭关锁国的道路，而是要为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搭建一个坚实的平台。

　　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意识到，经济全球化一定会对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的运行及其模式产生重要影响，约束国家的传统权力，刺激或强迫传统权力调整原有的实施方式，以适应新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过程。换言之，新的经济全球化形势与未来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需求，对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全球化使得需要全球治理的问题及其规模、手段远远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畴，新的全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使得国家必须与全球层面上的各种力量，包括传统民族国家也包括非主权性质的各类参与主体进行互动、分享、合作、交换乃至争夺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内居民和各类社会组织会更多地直接地面对各种全球化主体，由此将产生很多新的问题，导致国内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治理更趋多元和复杂，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权力面临着新的背景和定位，使得国家无法再以传统理念和方式实行统治和治理，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成为必然。

　　全球化时代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其核心是效率、公平和创新的竞争。一个国家的治理结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在全球权力体系当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力。

　　今天就谈到这里，请大家批评指正!

 　  尊敬的杨灿明校长、宇燕会长、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

　　感谢学会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小平院长给我这样一个宝贵机会，让我在论坛上谈谈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

　　今天我要谈的不是国际贸易问题。一是因为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二是因为当前大家所高度关注的中美关系的实质早已不是国际贸易问题，或者说从来就不曾是国际贸易问题。正如我两年多之前说过的那样，“贸易战”不过是中美两个世界大国世纪性博弈的一场序幕。

　　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中美关系走到今天已经不单是自由落体的速度，更有加速恶化的特征。当然，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美方，美国负有全部责任。问题是我们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是不是需要反思些什么?因为实事求是地讲，自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在下降。

　　迄今为止，在我不完整的了解和记忆中，在2010年之前，国内外只有五位学者曾经预测到中美两国的这场世纪性冲突。国外是保罗·萨缪尔森、塞缪尔·亨廷顿和保罗·克鲁格曼;国内有两位，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丁学良教授，另一位是原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秦晖先生。刚才宇燕会长、家栋教授都提及萨缪尔森的这篇以中国、印度崛起为背景、针对国际贸易在国家之间利益得失所做的著名论文，我就不多说了。亨廷顿在1993年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1996年在他的《文明点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中国在未来10-20年间仍旧保持非常快的增长速度，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新恢复自己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的那种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而美国的长期国家战略是防止任何强国主宰欧洲和亚洲，并为此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因此中国的发展必将导致美中冲突。在1990年代中期，保罗·克鲁格曼根据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美国掀起的打压日本、德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关注到那一时期美国政界、学界强调所谓“国家竞争力”的现象，预计到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会从强调要在工资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开展自由贸易，发展到主张在市场规则、制度相近的国家之间开展自由贸易。而且他注意到，对一般国家而言，赤字国通常是通过汇率调整即本币贬值而不是工资和价格下调的方式进行调整，但美国由于美元体系的缘由，大幅度贬值不可能，盈余国也支持美元坚挺，最后只能导致国内工资、价格的下降，其结果一定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民粹主义的兴起。这种观点同卡尔·波兰尼关于19世纪金本位制度所导致的外部均衡与内部均衡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一战爆发的分析逻辑是一致的。

       丁学良教授早在1999年12月，也就是二十多年前，就从意识形态、种族或文明以及经济规模及其实力这样三个标准，认定在进入21世纪后的15年左右的时间里，中美之间必将产生一场严重的历史性冲突。他从社会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和自己多年国际游学的观察与思考，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在寻找下一个可能的对手，要想成为美国的对手或敌人不难，具备上面三项标准中的任何一、二项都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比如苏联、古巴、日本、伊朗和北朝鲜等，都曾被美国当做主要对手，但关键问题在于，能将这三项标准合为一体的国家才能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今世界唯有中国具有这个资格;而且，美国不会给中国很长的时间去处理、解决问题或者谋取发展，所以他认定，在2015年前后，中美之间的大国冲突一定发生。丁教授的这个预见在当时似乎是危言耸听，结果却出奇地准确。大约在2008-2010年间，秦晖先生也曾做过中美两国迟早要发生冲突的预见。他从社会主义的类型划分出发，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尤其是在劳工福利及其标准的国际比较中所呈现出来的特色，使得建立在这种特殊性基础上的外向型工业化进程，迟早要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政治理念及其劳动阶层的利益发生根本性冲突。虽然他没有像丁学良教授那样做出具体时间的预测，但这种问题导向的趋势性预测依然格外准确。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经济学界就这个问题基本上是集体失语的。我不是说经济学一定要对大国关系进行准确预测，经济学原本就不是搞预测的，经济学家做预测也几乎没有准确过，即便有，大多也是蒙的。针对大国冲突问题让经济学家做预测，更是过分的要求。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大部分经济学家在中美冲突业已开始后依然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仍然在用狭隘的经济学视角同美国算“经济账”，而无法认识到大国博弈的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我看来，分工过于专业、细化的理论无法分析和解释经济全球化问题。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不仅宏观经济学基本不考虑货币金融问题，经济学自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来也早已不再是政治经济学，将政治、社会、民族、国家等问题抛到九霄云外。我们在精细化的专业领域里越走越深入，在数量化、模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结果自然是脱离生活的实际。我们甚至不愿意在外面早已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时候，从自己栖身的洞中爬出来，看看漫天翻滚的乌云的模样。

　　这种状况，尤其体现在我们长期以来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两年多来，从贸易、科技、教育、人才、企业一直到意识形态等领域，我们的研究都是一步步被人家牵着鼻子被动地走到今天。

　　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大国是需要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对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如同任正非强调的必须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一样，必须通过诸多基础学科的交叉、合作方能顺利开展。经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学科。因此，当今时代，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需要扩展视野、结合现实来进行。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在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方面，经济学界的很多理解是有误区的。

　　关于全球化，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甚至法学家们都从各自的角度进行过分析，发表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却很少有学者进行综合的整体分析并能够得出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答案。在经济学家当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同样不小：有人从贸易视角、有人从投资视角、有人从资本流动视角，有人从跨国公司视角，都曾做过大量有建树的研究，但同样没有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在此过程中，我们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始终有至少三个方面的错误理解，我把它叫做“全球化幻想”。

　　第一个“全球化幻想”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化，忽视其他领域诸如社会、文化或政治等方面的全球交流、发展，或者将它们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全球化。这是枉顾历史与现实的，也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界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是全球化进程中唯一发展成效显著或令人瞩目、影响巨大的领域。这也许正是人们出现这种“全球化幻想”的重要根源。在我看来，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不断走向融合的过程，表现为跨越国界的贸易发展、资金流动和生产、服务等经营活动的全球扩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跨越国界的贸易、投资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服务等经营活动的快速发展与规模扩张，二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日趋一体化，这既涉及市场运行的基本层面或交易层面的市场规则，如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产业链管理、资本市场运行以及大宗商品交易等都要求参与者遵循相同的市场规则，也包括市场经济体制或模式，并因此受到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前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后者是其本质。换言之，如果没有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全球一体化，便不会有经济全球化的诸多具体表现形式在更大规模和更快速度上的发展。

　　经济学家们所关注和谈论的经济全球化，正如经济学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发展日益精细且壁垒森严一样，是非常狭隘的，它一般是指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全球自由流动，或生产过程的全球配置与重组，反映的是世界各国经济日益相互依赖和融合的过程。然而事实上，这种认知忽视了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它首先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其次是受到政治理念、意愿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制约或影响。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过程，而非单纯的经济过程。四十年前，正是里根、撒切尔夫人等美欧领导人的政治选择导致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那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随后的市场化进程，同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发生了趋势性类同，这是中美两国在价值观层面迅速走近、两国关系发展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也是使得美国对中国发生它们所期望的转变抱有幻想的重要原因。如今，同样是特朗普总统的政治选择，导致全球化的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谓的“逆全球化”浪潮迎面扑来。同以往相比，政治因素不仅从全球化的幕后走到前台，更使得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这种政治选择甚至比技术进步对企业经营、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更直接，而且几乎完全出乎经济学研究的预料。

　　第二个“全球化幻想”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个“全球化幻想”的衍生物。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体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一切，皆源于二战后兴起的这一波全球化所具有的前所未有的特征所致。这就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漫长时期里，各种形式的民族国家一直是国际社会中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而这一波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力量并使其自身的活动超越了民族国家，其典型代表就是跨国公司。自1960年代起，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资本包括那些无国籍的全球资本，开始打破或超越以往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民族国家疆界。在此过程中，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则及其基础虽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行为主体发生了明显改变，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拥有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的选择权力。尤其是它们打破了国家对生产体系的垄断，把所有参与进来的国家重构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并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正因为如此，相当多的人开始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去国家化”——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化主导力量可以摆脱一切国家的控制与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国家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不仅民族国家体制过时了，与全球市场和跨国公司预期相抵触的国家内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过时了，民族国家再也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经营者了，它只能提供国际资本认可的那些必不可少的社会和公共服务，而且管理成本要尽可能的低。一句话，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化体系中的地方性权力机构，其职能就是为全球资本服务。

　　这种“全球化幻想”的问题在于，它只关注全球化对国家力量的冲击或削弱，没有看到国家仍有技术能力、政治意愿及其选择来影响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只有当资本输出国政府允许时，资金才能被转移到纳税避风港和海外金融中心去。如果美国政府决定对这些资本移动进行阻止或惩罚，那么大多数纳税避风港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就会倒闭，正是由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鼓励放松管制，才使得大规模的资本国际转移成为可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新自由经济思潮的兴起正是主张放松管制的政治决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国家如美国在自由贸易的旗号下鼓励自由竞争，同样不只是一种经济考量，也是一项政治选择，倘若忽视这种选择的本质，只将其当做一种权衡经济利益的结果，会导致人们对全球化进程做出粗浅的认知与判断，并将为此付出代价。如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重新谈判贸易规则、市场规则的过程，吸引或迫使跨国公司产业链回归或转移的手段，以及对一些中国高科技企业通过经济制裁进行长臂管辖的事例，都活生生地告诉我们，所谓“去国家化”的经济全球化幻想是多么的天真和有害。

　　第三个“全球化幻想”是达尔文主义的，它认定全球化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甚至在过去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全球化会一直持续下去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三大假设之一(另外两个假设是贸易是发展富强之路、经济权力正在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全球化一直会持续下去的“幻想”是前两个经济全球化幻想的自然产物，即将全球化视为单一的经济过程以及政府权力被严重削弱、超越的结果。在这种想象的场景中，全球化自然是无法遏制地一直奔跑下去。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掩盖了大国之间关于全球化的重大分歧乃至对立。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全球化更多地是一种政治选择。

　　最后，有必要做两点简要的归纳。

　　首先，如何认识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状态及其趋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简单地认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处于“逆全球化”过程是不充分的，美国不是在简单地反全球化，而是要搞另一套经济全球化，即没有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对中国而言，最应该警惕或防范的不单是产业链脱钩，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去中国化”。

　　关于目前的经济全球化状态，许多人都习惯用所谓“逆全球化”来进行描述。我认为其本质应该是“全球化分裂”——主要的大国之间，特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在关于什么是经济全球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损益、运行规则和秩序等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不再拥有共识。两年多以来，无论具体过程怎样，其结果就是美国试图使当下与未来的经济全球化“去中国化”——贸易领域构建新的更高标准的市场准入规则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新的市场经济国家集团，货币金融领域从C6到C15，企业层面在搞产业链的“脱钩”，科技、人员交往、教育等领域强制性交流中断，再加上7月23日蓬皮奥的所谓“新冷战宣言”，其目的就是全面遏制中国，其手段已经从关税、产业链脱钩、科技交流阻断、金融和经济制裁发展到意识形态对立等几乎所有可以涉及的领域，总体趋势就是从经济领域发展到政治领域，大国博弈的政治逻辑正在取代经济逻辑——只要可以赢便不计成本，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全球化作为一种政治选择的后果。美国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退回到1978年之前的状态，彻底遏制中国崛起，使中国崛起中断。

　　由于存在着上述经济全球化三个幻想，使得我们没有意识到，四十年来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我们的“身体”进入了“体系”当中，而其他部分包括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理念等诸多“头脑”领域从未进入也不可能进入这个“体系”。因此，当我们的身体日益强壮、与强者的触碰越来越多、交流越来越紧密时，上层建筑领域的矛盾必然会凸显，冲突将会增大。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因素是中美两国冲突的重要根源，所谓“实力接近”导致守成国对挑战国的竞争性打压只是重要原因之一，并非充分必要条件。正如修昔底德本人曾经把伯罗奔尼撒战争或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视为斯巴达的贵族制与雅典的民主制之间的冲突一样，实力彼此消长所导致的大国之间的压力与威胁并非冲突原因的全部。

　　其次，针对美国的图谋，为防止经济全球化“去中国化”，中国在应对美国的全方位打压时不能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应从更加长远的战略视角，坚定地推进新的、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包括金融业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双循环”的目的，不是要走闭关锁国的道路，而是要为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搭建一个坚实的平台。

　　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意识到，经济全球化一定会对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的运行及其模式产生重要影响，约束国家的传统权力，刺激或强迫传统权力调整原有的实施方式，以适应新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过程。换言之，新的经济全球化形势与未来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需求，对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全球化使得需要全球治理的问题及其规模、手段远远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畴，新的全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使得国家必须与全球层面上的各种力量，包括传统民族国家也包括非主权性质的各类参与主体进行互动、分享、合作、交换乃至争夺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内居民和各类社会组织会更多地直接地面对各种全球化主体，由此将产生很多新的问题，导致国内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治理更趋多元和复杂，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权力面临着新的背景和定位，使得国家无法再以传统理念和方式实行统治和治理，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成为必然。

　　全球化时代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其核心是效率、公平和创新的竞争。一个国家的治理结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在全球权力体系当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力。

　　今天就谈到这里，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