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一部个人史》的作者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是英国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年轻的蒂莫西·加顿艾什为了研究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分别在东、西柏林停留数年搜集资料，但没想到，他在东德的行踪被认为是间谍活动，并被秘密警察和线民盯梢，留下了厚达325页的秘密档案。

　　两德统一后，东德的秘密警察档案开放，蒂莫西·加顿艾什重访东德，根据东德国安部为他建立的档案和自己的日记，一一寻访当年那些监视他的人，重建青年时期的一段记忆。他惊讶地发现，彼此立场不同的人，往往对相同的经验持有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回忆;于是，穿越各种回忆的迷雾，探寻自身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历史的真相，就成了本书写作的动力，最终促成了这样一本动人心弦的著作。 斯塔西(Stasi)，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总部设在东柏林。史塔西被认作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它成立的宗旨就是担任东德的政治警察，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业务。

　　斯塔西建于1950年2月8日，1990年3月31日正式解散。斯塔西运作40年，收集海量监控档案。159公里长的文件、140万张图片、16.9万份录像录音带以及15500袋撕碎的材料。

　　斯塔西的正式雇员达97000人，非在职的线民有173000人，以东德人口估算，平均每5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线民。

　　斯塔西也是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对内进行言论压制和政权维持的有力武器。

　　斯塔西的标语是“WIR SIND UEBERALL”(我们无处不在)，座右铭是“党的剑与盾”。

　　1980那一年，蒂莫西·加顿艾什还是一个在东柏林当交换生的英国青年。有一天晚上，他和当时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来，把衣服脱光，走到面对街道的窗户旁边拉开窗帘，接着又开了足以点亮整个房间的大灯，然后才回到床上。这个举动似乎没有什么太深的含义，顶多是年轻人那种没来由的浪漫罢了。

　　可是近二十年后，已在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同时替英国报刊撰写评论及报道的蒂莫西·加顿艾什，却对这件小小的往事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怀疑安德莉其实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插在他身边的线人;她那天晚上脱衣服开窗帘，为的是要方便外头的同伙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这种疑虑，是因为他看到了当年东德国安部的一份档案。这份档案的封面盖着“OPK”三个字母，意思是“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2月初，莱比锡等地陆续传出“斯塔西”分部被占领的消息。次年1月15日的傍晚，数以千计的东柏林市民冲进“斯塔西”总部，阻止特工销毁档案。

　　如何处理这些档案，成为政客和民众关注的问题。许多西德政治领袖主张“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建议将档案加密30年后存放在国家档案局;民选的东德政府亦持相同立场。也有人主张，“斯塔西”档案应该全部销毁。

　　眼见政府依旧坚持档案加密的立场，1990年9月初，即两德统一前一个月，以年轻人为首的20多名抗议者冲进“斯塔西”总部，把自己反锁在储藏室。当天傍晚，数百位民众赶到门口声援。民运领袖“拒绝移交国家档案局”以及“我的案底属于我”的呼吁，开始被舆论关注。

　　后来，这些档案由一个名叫“高克机构”管理，允许所有前东德国民调阅有关自己的档案。

　　此后，有100多万人提出申请，想要查看“斯塔西”有没有关于自己的档案，其中又有近50万人确实看到了这些材料。

　　在这些材料当中，他们就像看老日记似的重新发现了自己，并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谓“人家”，指的是他们的同事、同学、邻居、朋友、亲人，乃至于最亲密的伴侣。于是有学者失去教职，因为他曾在过去向当局举报同行，害得后者失业;有人被迫迁居，因为他曾偷窥狂似的监视邻家的一举一动;有些人离婚，因为他的另一半正是当年害他坐牢的“斯塔西”线人;更有些人自杀，因为他们的子女发现自己竟然被父母出卖，自此断绝关系。

　　蒂莫西·加顿艾什要回了自己的档案，并逐一回访当年监视他的线人以及负责联络这些线人的官员，并以自己的日记、保存下来的信件等作为参照，解释其中的歧义与出入。

　　蒂莫西·加顿艾什重访的线民包括：柏林洪堡大学国际部主任;国安部联络人，曾在路透社工作的格奥尔格博士;格奥尔格的妻子米夏拉，一家画廊的工作人员;舒尔特，在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史密斯教授，英国人，1970年转至在柏林洪堡大学任教;R太太，共产党员——蒂莫西·加顿艾什发现她是线民时，“感到万分的悲伤”。

　　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充当线民?

　　米夏拉的回答是，在她心底，她感到那是一个正式的责任。她还希望利用国安部，让她在官僚主义游戏中取得优势，比如，帮助她去美国出一次公差(没有成功)。她和格奥尔格真心认为，蒂莫西·加顿艾什是间谍。米夏拉承认，“在内心每个人都吓得半死”，大家都会想方设法解除体制对自己的怀疑，表现出合作的态度。

　　所有与蒂莫西·加顿艾什见面的线民，对于过去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不堪回首。让蒂莫西·加顿艾什“感到万分的悲伤”的R太太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进而选择性遗忘。史密斯则“很不夸张地说，觉得非常后悔。”他还担心蒂莫西·加顿艾什提到自己的真实姓名。

　　“斯塔西”为何能够建立起如此庞大的监控网络，让那么多人成为自己的线人?

　　不难想见，在恐怖和谎言的专制统治之下，投身于国家的怀抱，可以获得人性所需要的安全感。很少有人能够经受这样的考验。正如加顿艾什经历的那样，“在这次寻觅中，我没有看到一个明显天性邪恶的人，但是，每个人都很软弱，任由环境塑造他们。”

　　在国家机器的支持下，告密一改猥琐的姿态，获得了大义凛然的正当性，部分消除了线人们的羞耻感——这也正是“斯塔西”成功控制德国社会的重要原因。

　　告密的罪魁祸首无疑是统治者，作为个人，却无法回避个体的责任。一旦陷入，恐怕终身不得安宁。

 　　《档案：一部个人史》的作者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是英国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年轻的蒂莫西·加顿艾什为了研究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分别在东、西柏林停留数年搜集资料，但没想到，他在东德的行踪被认为是间谍活动，并被秘密警察和线民盯梢，留下了厚达325页的秘密档案。

　　两德统一后，东德的秘密警察档案开放，蒂莫西·加顿艾什重访东德，根据东德国安部为他建立的档案和自己的日记，一一寻访当年那些监视他的人，重建青年时期的一段记忆。他惊讶地发现，彼此立场不同的人，往往对相同的经验持有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回忆;于是，穿越各种回忆的迷雾，探寻自身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历史的真相，就成了本书写作的动力，最终促成了这样一本动人心弦的著作。 斯塔西(Stasi)，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总部设在东柏林。史塔西被认作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它成立的宗旨就是担任东德的政治警察，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业务。

　　斯塔西建于1950年2月8日，1990年3月31日正式解散。斯塔西运作40年，收集海量监控档案。159公里长的文件、140万张图片、16.9万份录像录音带以及15500袋撕碎的材料。

　　斯塔西的正式雇员达97000人，非在职的线民有173000人，以东德人口估算，平均每5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线民。

　　斯塔西也是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对内进行言论压制和政权维持的有力武器。

　　斯塔西的标语是“WIR SIND UEBERALL”(我们无处不在)，座右铭是“党的剑与盾”。

　　1980那一年，蒂莫西·加顿艾什还是一个在东柏林当交换生的英国青年。有一天晚上，他和当时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来，把衣服脱光，走到面对街道的窗户旁边拉开窗帘，接着又开了足以点亮整个房间的大灯，然后才回到床上。这个举动似乎没有什么太深的含义，顶多是年轻人那种没来由的浪漫罢了。

　　可是近二十年后，已在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同时替英国报刊撰写评论及报道的蒂莫西·加顿艾什，却对这件小小的往事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怀疑安德莉其实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插在他身边的线人;她那天晚上脱衣服开窗帘，为的是要方便外头的同伙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这种疑虑，是因为他看到了当年东德国安部的一份档案。这份档案的封面盖着“OPK”三个字母，意思是“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2月初，莱比锡等地陆续传出“斯塔西”分部被占领的消息。次年1月15日的傍晚，数以千计的东柏林市民冲进“斯塔西”总部，阻止特工销毁档案。

　　如何处理这些档案，成为政客和民众关注的问题。许多西德政治领袖主张“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建议将档案加密30年后存放在国家档案局;民选的东德政府亦持相同立场。也有人主张，“斯塔西”档案应该全部销毁。

　　眼见政府依旧坚持档案加密的立场，1990年9月初，即两德统一前一个月，以年轻人为首的20多名抗议者冲进“斯塔西”总部，把自己反锁在储藏室。当天傍晚，数百位民众赶到门口声援。民运领袖“拒绝移交国家档案局”以及“我的案底属于我”的呼吁，开始被舆论关注。

　　后来，这些档案由一个名叫“高克机构”管理，允许所有前东德国民调阅有关自己的档案。

　　此后，有100多万人提出申请，想要查看“斯塔西”有没有关于自己的档案，其中又有近50万人确实看到了这些材料。

　　在这些材料当中，他们就像看老日记似的重新发现了自己，并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谓“人家”，指的是他们的同事、同学、邻居、朋友、亲人，乃至于最亲密的伴侣。于是有学者失去教职，因为他曾在过去向当局举报同行，害得后者失业;有人被迫迁居，因为他曾偷窥狂似的监视邻家的一举一动;有些人离婚，因为他的另一半正是当年害他坐牢的“斯塔西”线人;更有些人自杀，因为他们的子女发现自己竟然被父母出卖，自此断绝关系。

　　蒂莫西·加顿艾什要回了自己的档案，并逐一回访当年监视他的线人以及负责联络这些线人的官员，并以自己的日记、保存下来的信件等作为参照，解释其中的歧义与出入。

　　蒂莫西·加顿艾什重访的线民包括：柏林洪堡大学国际部主任;国安部联络人，曾在路透社工作的格奥尔格博士;格奥尔格的妻子米夏拉，一家画廊的工作人员;舒尔特，在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史密斯教授，英国人，1970年转至在柏林洪堡大学任教;R太太，共产党员——蒂莫西·加顿艾什发现她是线民时，“感到万分的悲伤”。

　　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充当线民?

　　米夏拉的回答是，在她心底，她感到那是一个正式的责任。她还希望利用国安部，让她在官僚主义游戏中取得优势，比如，帮助她去美国出一次公差(没有成功)。她和格奥尔格真心认为，蒂莫西·加顿艾什是间谍。米夏拉承认，“在内心每个人都吓得半死”，大家都会想方设法解除体制对自己的怀疑，表现出合作的态度。

　　所有与蒂莫西·加顿艾什见面的线民，对于过去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不堪回首。让蒂莫西·加顿艾什“感到万分的悲伤”的R太太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进而选择性遗忘。史密斯则“很不夸张地说，觉得非常后悔。”他还担心蒂莫西·加顿艾什提到自己的真实姓名。

　　“斯塔西”为何能够建立起如此庞大的监控网络，让那么多人成为自己的线人?

　　不难想见，在恐怖和谎言的专制统治之下，投身于国家的怀抱，可以获得人性所需要的安全感。很少有人能够经受这样的考验。正如加顿艾什经历的那样，“在这次寻觅中，我没有看到一个明显天性邪恶的人，但是，每个人都很软弱，任由环境塑造他们。”

　　在国家机器的支持下，告密一改猥琐的姿态，获得了大义凛然的正当性，部分消除了线人们的羞耻感——这也正是“斯塔西”成功控制德国社会的重要原因。

　　告密的罪魁祸首无疑是统治者，作为个人，却无法回避个体的责任。一旦陷入，恐怕终身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