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你，伟大的斯大林，把我们从黑暗的深渊带进来光明和幸福”

　　——苏联诗人亚历山大·特里福诺维奇

　　1

　　在苏联，“人民必须感恩”在1932年之后成为官媒宣传的主调，也形成了一种大众文化。在这之前，由于经济的匮乏，苏联政权强调的是“自我牺牲”，还保留了一些苏联人的个人主观动因;1932年后，随着“自我牺牲”转变为“必须感恩”，苏联人落入了一种外加的精神强制之中，主观动因便也随之消失。布鲁克斯称这种精神强制为“礼物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 of gift)，“经济”指的是一种交换关系。礼物代表一种以施恩交换报答的象征性交换关系。施恩的是斯大林和党国，报恩的开始是享受特殊待遇的苏联社会精英——布鲁克斯称他们为“高等公民”(super citizens)，后来则包括了所有的苏联人。尽管他们什么待遇都没有，但“他们必须将自己的生活，以及由苏联社会所分配提供的一切物质和服务都归功于斯大林和国家”。(Jeffrey Brooks,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p81)

　　苏联的高等公民们——那些享有职位、头衔、特殊待遇的精英人士，还有劳动模范、生产标兵——都是苏联社会的杰出贡献者，他们“挑战时间、科学和人的耐力”，但是“他们的贡献没有一样足以充分回报他们所受到的恩惠”。争取进入这样的人群，接受特别的恩赐，是每个人积极表现的动力。党告诉苏联人，不管一个人的能力或贡献多么不凡，他都报不尽斯大林和党国的恩情。每个人都不过是渺小的个体，这样的想法“消弭了每一个人作为创造者和能动个体的价值”。布鲁克斯指出，“人民报恩”的观念在列宁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列宁把他的‘先进政党’打造成了社会的恩人，而斯大林及其政府则将之加以夸大，宣传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与创世主的上帝一样，党对苏联社会有创世之恩，这种恩情可不一般，它是一种造物主的圣恩。

　　在理解党的圣恩之时，有必要了解党恩的另外两层的意思，一个是“礼物”的一般收礼和还礼关系，这是一种可以还得清的恩情回报。另一个是有家庭暗示的受恩与回报关系，它已经有了一种还不清的“债务”含义。在这两层礼物关系之后或之上才有了进一层的创造与被创造的圣恩关系，圣恩是永远还不清，绝对还不清的，是一种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这三层道德礼物关系都对受恩者形成了不同的强制性操控力，迫使他服从和屈服于施恩者的意志和意图。

　　布鲁克斯用法国社会学家莫斯(M. Mauss)的礼物理论来说明苏联人与国家政权和领袖的屈从关系。这种交换模式的三个阶段(或因素)是“送礼”、“收礼”和“回礼”。礼物交换仅仅在表面上是自愿和无偿的。礼物必然带有具约束性的义务。礼物关系的潜规则是,受赠礼物者必须回礼。这种交换的义务关系与现代社会中经由货币进行的商品交换的强制性交换关系有相似之处。但是，礼物交换的实质毕竟与实利性的商品交换不同。礼物交换和商品交换体现的是性质不同的强制性，前者是一种类似于涂尔干(E. Durkheim)所说的外在于个人的社会联系的强制性， 而后者则是出于个人功利利益考量的强制性。涂尔干指出，决定人的行为方式的是人与他人的联系(association)，“与他人的联系是一切其它动因之源”。这里的“他人”不只包括我能选择的,也包括我不能选择的，“我一出生，就不能不与某一群体有所联系”。涂尔干所说的那种社会制约和义务对送礼者和还礼者都有效。 (Emil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104)

　　苏联高等公民们对国家和领袖给予他们的荣誉、地位、特殊待遇怀有感恩戴德之情，并表现出无比感激。布鲁特斯指出，只有“在斯大林及其同伙控制着公共资源分配的社会里”才会有这种公开感激政治人物个人赐予的事情，这是极权社会的“利出一孔”效应。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劳动模范主要是受到荣誉的奖励，“很少有物质的好处”，但是，后来那些被称为斯达汉诺夫 (Stakhanovite)突击手的模范人物就都是名利双收的了。这个称号后来又被扩大到集体农庄或甚至军队中的模范人物。斯达汉诺夫是一位前苏联被载入史册的采煤工人，是一位苏联的雷锋式英雄，后来的劳动模范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1935年8月31日，他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一百零二吨，超过普通采煤定额十三倍，他获得的奖项包括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他于1977年病死在精神病院。1935年9月他在《劳动报》接受采访时说，他的劳动记录是为了响应“我们斯大林”的号召，2个月后，他又公开对斯大林表示感谢，“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美丽祖国的快乐和荣耀，都应该归功于他，伟大的斯大林”。

　　像斯达汉诺夫这样的苏联高等公民夸张地表现高度“忠诚”和“热爱”，是对领袖恩赐的一种虔敬“回礼”。这种回礼具有莫斯所说的“强制性”，收礼者不能不对礼物作出感谢的表示。但是，仅仅看到回礼阶段的强制性(义务)并不充分。事实上，莫斯明确提到,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在布尔什维克的礼物关系中，赠与者有义务与被赠与者——也就是领袖与人民——保持一种融洽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官方话语中,这叫“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至少在理论上是领袖的一项义务。不过，这样的官方话语对普通人很难具有像对高等公民那样的说服力，普通人也许会说，我们又没有得到特别的赏赐，为什么要感谢呢?所以需要借用另一种更通俗的，更与传统文化接轨的礼物话语，那就是“家庭”。

　　2

　　家庭是社会中最能体现人际礼物关系的地方,也是儿童开始学习这种关系的地方。“家庭”因此成为我们认知其它人际礼物关系的一个核心观念。在传统的家庭中，尽管一个人进入家庭并不是自愿选择的结果，但他的存在本身就被视为一种“赐予”的结果。“肌肤毛发受之父母”，一个人获得生命的“感激”规定了他“回报”父母的义务,即所谓的“孝”。父母与子女的血亲关系形成了家庭的自然黏合。这在传统家庭和家族观中最为突出，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血浓于水”。

　　与传统家庭观念的“自然黏合”不同。现代家庭观念中有限地添加了“自愿”因素。现代家庭的组成是两个原本陌生的人自愿地选择结成一种特殊的黏合关系。这种自愿更具礼物的性质。除非两个陌生人各自把“自我”当作礼物赠与对方，以感激和回报来相互接受，他们不能形成夫妻家庭这种特殊的黏合关系。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认为，外族人的相互通婚，对一切包含相互回赠义务的关系都是一个原型，正是就礼物与家庭的原型关系而说的。(Claude Levi-Strauss, Les structures elementaires de la parente. Paris: Mouton, 1967, p.551)

　　布鲁克斯在研究中发现，斯大林在苏联的“国家父亲”形象是党媒通过图片、称谓、暗示等手段精心打造的，显得十分自然，因此有效。例如，“1930年代末，报纸经常刊登斯大林和妇女、儿童在一起的照片”，在这些照片里没有男人，斯大林就是那个“男人”，“工会的报纸甚至把他称为俄国的圣诞老人”。1936年12月30日，报纸刊登了斯大林看着孩子围着“新年树”跳舞，“一面微笑，一面拍手”。1937年新年那天，《真理报》刊登一则消息：斯大林派医生救治了一位妇女。妇女和儿童衬托的是斯大林的父亲角色，这个形象很容易就扩大为“国家之父”。

　　俄语中的“祖国”一向是“母亲国”(motherland) 或“家国”(homeland)，1931年，斯大林成为国家之父后，祖国就叫了“父亲国”(fatherland)。“Fatherland 是斯大林修辞的创新，取义于革命前的过去：‘过去我们没有Fatherland，如今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夺取了政权，人民有了权力，我们有了Fatherland ’”。斯大林就是这个祖国的父亲。微妙的暗示还有，“许多人在报纸上对斯大林用亲昵的称呼(ty)，就像他们属于以斯大林为父亲的家庭一样。这个昵称通常是在家庭内部使用的，使用者是亲密的朋友或孩子”。

　　斯大林是人民和他们国家的父亲，一旦这个形象角色神圣化了，他所赐予人民和国家的礼物也就成了神的礼物，因而获得了一种宗教特性。神圣化的礼物在基督教传统中来自“上帝”，是一种“原初礼物”，一种至高的“恩宠”或者“恩惠”。“恩宠”之所以至高至大，是因为它普及众生，大慈大悲，完全不求回报，所以也无以回报。一切其它形式的礼物，包括亲朋之间、陌生人之间或者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礼物，都因为从“原初礼物”获得意义，这才涉及不求回报的“爱”和“赠与”。

　　在基督教传统中，神圣礼物还与“牺牲”和“得救”联系在一起。出于这种联系，“无以回报的礼物变成一种从束缚下得到的解放，……放弃世俗的自我,赎罪，因此成为一种解救”。因此，最高的博爱是模仿上帝的爱，以牺牲自己来拯救他人。神圣礼物为神治世界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宰制要求把“现世”与“来世”区隔开来，“不断地贬抑现世(contemptus mundi)，导致一种灭人欲的制度，用世俗的禁欲苦行,来表现(自己)那种博爱的礼物”。( Jonathan Parry, “The Gift, the Indian Gift, and the ‘Indian Gift’.” Man (N.S.) 21 (1986): 453-73, p.468)

　　在苏联的世俗语言里，为某某“事业”或“使命”贡献一切”的口号包含着与基督教相似的礼物逻辑。革命和社会主义被神秘化和神圣化为某种超然至上的目的。这样的使命一方面被神圣化，另一方面又被庸俗化，变成残酷迫害异己的工具。神圣化和庸俗化看上去相互矛盾，其实互为表里。以宗教名义进行的迫害残忍酷烈，它的极端残忍和酷烈必须从神那里获得正当性，才能在人间获得合法性。而且，暴力一旦以神的名义进行，就必须进行到极致，否则不足以表现神的威严和人必须对神奉献的极度虔诚。

　　3

　　布鲁克斯指出，斯大林政权是以敌我划分和敌我殊死斗争来奠定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1930年代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和作秀公审”(莫斯科审判)便是由革命之神(斯大林是它的化身)来进行的。二战中的法西斯同样也是苏联革命的敌人，斯大林成功地打败了所有国内和国外敌人，这使得斯大林崇拜在战后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仅是苏联人崇拜的神，也是全世界共产国际共同崇拜的神，“斯大林的70大寿成为苏联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的盛大节日”。斯大林生日的第二天，12月22日，苏联诗人亚历山大·特里福诺维奇(Aleksandr T. Tvardovsky)热情澎湃地写道，“感谢你，伟大的斯大林，把我们从黑暗的深渊带进来光明和幸福”。斯大林就像是上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这种“光明”和“黑暗”不过是文人墨客的诗意阿谀，并不是普通人感恩的真实感受。正如戴维斯在《斯大林俄国的民情》一书里指出的那样，确实有一些苏联人是感激斯大林的，感恩确实是斯大林崇拜的一个因素，但他们主要是既得利益者：劳动模范、各种待遇的享受者、地位和荣誉的获得者、得到提拔或升迁者，甚至包括一些对物质生活和“新生活”满意的人士。但是，即使在物质、待遇、地位方面的满足也不等于没有在其他方面的不满或抵触。

　　官媒宣传感恩，要说服的主要不是那些既得利益者，而是那些并没有得益，因此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感恩的普通人。官媒宣传的目的是在那个没有感恩之情的人群中制造感恩之情。然而，宣传的结果经常并不是让他们真的有了感恩之情，而是使他们意识到必须装出有感恶之情，这正是布鲁克斯在《感谢斯大林》一书里所着重讨论的那种感恩：一种做样子的感恩。这种感恩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真实情感价值，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政治表演，演示专制政权所强求的那种对斯大林本人的忠诚和服从。

　　布鲁克斯从“政治表演”和“扮相公共文化”的心理机制和社会功能来解释民众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与三种常见的解释有所不同。第一种是从俄国宗教的圣人崇拜来解释斯大林崇拜，强调俄国“圣愚”传统的民族心理因素。第二种是从沙皇崇拜的传统来解释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俄国集体心理因素。崇拜对象由“上帝”变成“沙皇”。沙皇是慈爱而威严的父亲，是俄罗斯人民的保护着。第三种解释在圣愚和沙皇崇拜之外添加了现代魅力领袖的成分，认为个人崇拜是一种现代的，而非传统的崇拜，是一种现代统治艺术，或艺术化的政治，富有表演性和仪式性。它运用于打造和展示领袖魅力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手段是古代圣贤和君王所不可能具备的。这三种解释看似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先行假设，那就是，民众的崇拜是真诚的，是他们确实在内心感受到的敬仰和崇敬。

　　布鲁克斯让我们看到的是，在斯大林的国家里，这种真诚的崇拜恰恰是不能确定的，甚至可以确定是假的。所有苏联人都不得不做出来的斯大林崇拜与任何一种真诚的崇拜都是不同的。在斯大林的专制极权下，人们即使不愿意甚至厌恶这种崇拜，也照样得假装出崇拜的样子。真的东西——真实、真相、真情——是极权专制所敌视的，因为它们都对专制的虚假、虚伪和谎言构成了威胁。虚假的危害不只是掩盖了真实，而且在于，一旦人们习惯了虚假，也就失去了辨别真实与虚假的能力，甚至以为真实和虚假本来就没有区别，辨别真假只是庸人自扰。

　　极权制度下的民众普遍地真真假假、半真半假，这种真假难辨和真假不辨有效地起到相互欺骗，彼此制造虚假服从的作用。极权要的就是这样的统治效果。你半真半假，或者根本就是假装的，并不要紧，只要你表现出崇拜就行，不管你内心怎么想。只要你做出崇拜的样子，那就是正确行为和正确表现，就可能对别人形成有样学样的压力和影响。绝大多数人都这样，也就自然形成了极权所要的那种万民拥戴的政治环境气氛。

　　在这样一种政治表演和扮相的大众文化中，人们会渐渐失去对做戏和扮相的察辨能力，或者变得根本不感兴趣。大范围人群的人戏不分、假戏真做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扮相和做戏会有弄假成真的效果，人会因为假戏真做而久假不归，或者因为入戏太深而流连忘返。他们会把装假当作自己的自由选择，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并在这种心理暗示和诱导的影响下，不知不觉被他们不自由的选择定型。更会有人一面难得糊涂，随波逐流，一面拿做戏和扮相来套现，来交换能从权力那里得到的恩惠和利益，至少可以在危险四伏的环境里，求得自身保全和安身立命。他们也因此成为专制统治的协助者和配合者，没有他们的协助和配合，斯大林主义的有效统治是不可能的。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荣退教授，注释略去。)

 　　“感谢你，伟大的斯大林，把我们从黑暗的深渊带进来光明和幸福”

　　——苏联诗人亚历山大·特里福诺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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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人民必须感恩”在1932年之后成为官媒宣传的主调，也形成了一种大众文化。在这之前，由于经济的匮乏，苏联政权强调的是“自我牺牲”，还保留了一些苏联人的个人主观动因;1932年后，随着“自我牺牲”转变为“必须感恩”，苏联人落入了一种外加的精神强制之中，主观动因便也随之消失。布鲁克斯称这种精神强制为“礼物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 of gift)，“经济”指的是一种交换关系。礼物代表一种以施恩交换报答的象征性交换关系。施恩的是斯大林和党国，报恩的开始是享受特殊待遇的苏联社会精英——布鲁克斯称他们为“高等公民”(super citizens)，后来则包括了所有的苏联人。尽管他们什么待遇都没有，但“他们必须将自己的生活，以及由苏联社会所分配提供的一切物质和服务都归功于斯大林和国家”。(Jeffrey Brooks,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p81)

　　苏联的高等公民们——那些享有职位、头衔、特殊待遇的精英人士，还有劳动模范、生产标兵——都是苏联社会的杰出贡献者，他们“挑战时间、科学和人的耐力”，但是“他们的贡献没有一样足以充分回报他们所受到的恩惠”。争取进入这样的人群，接受特别的恩赐，是每个人积极表现的动力。党告诉苏联人，不管一个人的能力或贡献多么不凡，他都报不尽斯大林和党国的恩情。每个人都不过是渺小的个体，这样的想法“消弭了每一个人作为创造者和能动个体的价值”。布鲁克斯指出，“人民报恩”的观念在列宁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列宁把他的‘先进政党’打造成了社会的恩人，而斯大林及其政府则将之加以夸大，宣传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与创世主的上帝一样，党对苏联社会有创世之恩，这种恩情可不一般，它是一种造物主的圣恩。

　　在理解党的圣恩之时，有必要了解党恩的另外两层的意思，一个是“礼物”的一般收礼和还礼关系，这是一种可以还得清的恩情回报。另一个是有家庭暗示的受恩与回报关系，它已经有了一种还不清的“债务”含义。在这两层礼物关系之后或之上才有了进一层的创造与被创造的圣恩关系，圣恩是永远还不清，绝对还不清的，是一种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这三层道德礼物关系都对受恩者形成了不同的强制性操控力，迫使他服从和屈服于施恩者的意志和意图。

　　布鲁克斯用法国社会学家莫斯(M. Mauss)的礼物理论来说明苏联人与国家政权和领袖的屈从关系。这种交换模式的三个阶段(或因素)是“送礼”、“收礼”和“回礼”。礼物交换仅仅在表面上是自愿和无偿的。礼物必然带有具约束性的义务。礼物关系的潜规则是,受赠礼物者必须回礼。这种交换的义务关系与现代社会中经由货币进行的商品交换的强制性交换关系有相似之处。但是，礼物交换的实质毕竟与实利性的商品交换不同。礼物交换和商品交换体现的是性质不同的强制性，前者是一种类似于涂尔干(E. Durkheim)所说的外在于个人的社会联系的强制性， 而后者则是出于个人功利利益考量的强制性。涂尔干指出，决定人的行为方式的是人与他人的联系(association)，“与他人的联系是一切其它动因之源”。这里的“他人”不只包括我能选择的,也包括我不能选择的，“我一出生，就不能不与某一群体有所联系”。涂尔干所说的那种社会制约和义务对送礼者和还礼者都有效。 (Emil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104)

　　苏联高等公民们对国家和领袖给予他们的荣誉、地位、特殊待遇怀有感恩戴德之情，并表现出无比感激。布鲁特斯指出，只有“在斯大林及其同伙控制着公共资源分配的社会里”才会有这种公开感激政治人物个人赐予的事情，这是极权社会的“利出一孔”效应。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劳动模范主要是受到荣誉的奖励，“很少有物质的好处”，但是，后来那些被称为斯达汉诺夫 (Stakhanovite)突击手的模范人物就都是名利双收的了。这个称号后来又被扩大到集体农庄或甚至军队中的模范人物。斯达汉诺夫是一位前苏联被载入史册的采煤工人，是一位苏联的雷锋式英雄，后来的劳动模范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1935年8月31日，他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一百零二吨，超过普通采煤定额十三倍，他获得的奖项包括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他于1977年病死在精神病院。1935年9月他在《劳动报》接受采访时说，他的劳动记录是为了响应“我们斯大林”的号召，2个月后，他又公开对斯大林表示感谢，“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美丽祖国的快乐和荣耀，都应该归功于他，伟大的斯大林”。

　　像斯达汉诺夫这样的苏联高等公民夸张地表现高度“忠诚”和“热爱”，是对领袖恩赐的一种虔敬“回礼”。这种回礼具有莫斯所说的“强制性”，收礼者不能不对礼物作出感谢的表示。但是，仅仅看到回礼阶段的强制性(义务)并不充分。事实上，莫斯明确提到,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在布尔什维克的礼物关系中，赠与者有义务与被赠与者——也就是领袖与人民——保持一种融洽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官方话语中,这叫“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至少在理论上是领袖的一项义务。不过，这样的官方话语对普通人很难具有像对高等公民那样的说服力，普通人也许会说，我们又没有得到特别的赏赐，为什么要感谢呢?所以需要借用另一种更通俗的，更与传统文化接轨的礼物话语，那就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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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社会中最能体现人际礼物关系的地方,也是儿童开始学习这种关系的地方。“家庭”因此成为我们认知其它人际礼物关系的一个核心观念。在传统的家庭中，尽管一个人进入家庭并不是自愿选择的结果，但他的存在本身就被视为一种“赐予”的结果。“肌肤毛发受之父母”，一个人获得生命的“感激”规定了他“回报”父母的义务,即所谓的“孝”。父母与子女的血亲关系形成了家庭的自然黏合。这在传统家庭和家族观中最为突出，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血浓于水”。

　　与传统家庭观念的“自然黏合”不同。现代家庭观念中有限地添加了“自愿”因素。现代家庭的组成是两个原本陌生的人自愿地选择结成一种特殊的黏合关系。这种自愿更具礼物的性质。除非两个陌生人各自把“自我”当作礼物赠与对方，以感激和回报来相互接受，他们不能形成夫妻家庭这种特殊的黏合关系。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认为，外族人的相互通婚，对一切包含相互回赠义务的关系都是一个原型，正是就礼物与家庭的原型关系而说的。(Claude Levi-Strauss, Les structures elementaires de la parente. Paris: Mouton, 1967, p.551)

　　布鲁克斯在研究中发现，斯大林在苏联的“国家父亲”形象是党媒通过图片、称谓、暗示等手段精心打造的，显得十分自然，因此有效。例如，“1930年代末，报纸经常刊登斯大林和妇女、儿童在一起的照片”，在这些照片里没有男人，斯大林就是那个“男人”，“工会的报纸甚至把他称为俄国的圣诞老人”。1936年12月30日，报纸刊登了斯大林看着孩子围着“新年树”跳舞，“一面微笑，一面拍手”。1937年新年那天，《真理报》刊登一则消息：斯大林派医生救治了一位妇女。妇女和儿童衬托的是斯大林的父亲角色，这个形象很容易就扩大为“国家之父”。

　　俄语中的“祖国”一向是“母亲国”(motherland) 或“家国”(homeland)，1931年，斯大林成为国家之父后，祖国就叫了“父亲国”(fatherland)。“Fatherland 是斯大林修辞的创新，取义于革命前的过去：‘过去我们没有Fatherland，如今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夺取了政权，人民有了权力，我们有了Fatherland ’”。斯大林就是这个祖国的父亲。微妙的暗示还有，“许多人在报纸上对斯大林用亲昵的称呼(ty)，就像他们属于以斯大林为父亲的家庭一样。这个昵称通常是在家庭内部使用的，使用者是亲密的朋友或孩子”。

　　斯大林是人民和他们国家的父亲，一旦这个形象角色神圣化了，他所赐予人民和国家的礼物也就成了神的礼物，因而获得了一种宗教特性。神圣化的礼物在基督教传统中来自“上帝”，是一种“原初礼物”，一种至高的“恩宠”或者“恩惠”。“恩宠”之所以至高至大，是因为它普及众生，大慈大悲，完全不求回报，所以也无以回报。一切其它形式的礼物，包括亲朋之间、陌生人之间或者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礼物，都因为从“原初礼物”获得意义，这才涉及不求回报的“爱”和“赠与”。

　　在基督教传统中，神圣礼物还与“牺牲”和“得救”联系在一起。出于这种联系，“无以回报的礼物变成一种从束缚下得到的解放，……放弃世俗的自我,赎罪，因此成为一种解救”。因此，最高的博爱是模仿上帝的爱，以牺牲自己来拯救他人。神圣礼物为神治世界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宰制要求把“现世”与“来世”区隔开来，“不断地贬抑现世(contemptus mundi)，导致一种灭人欲的制度，用世俗的禁欲苦行,来表现(自己)那种博爱的礼物”。( Jonathan Parry, “The Gift, the Indian Gift, and the ‘Indian Gift’.” Man (N.S.) 21 (1986): 453-73, p.468)

　　在苏联的世俗语言里，为某某“事业”或“使命”贡献一切”的口号包含着与基督教相似的礼物逻辑。革命和社会主义被神秘化和神圣化为某种超然至上的目的。这样的使命一方面被神圣化，另一方面又被庸俗化，变成残酷迫害异己的工具。神圣化和庸俗化看上去相互矛盾，其实互为表里。以宗教名义进行的迫害残忍酷烈，它的极端残忍和酷烈必须从神那里获得正当性，才能在人间获得合法性。而且，暴力一旦以神的名义进行，就必须进行到极致，否则不足以表现神的威严和人必须对神奉献的极度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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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克斯指出，斯大林政权是以敌我划分和敌我殊死斗争来奠定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1930年代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和作秀公审”(莫斯科审判)便是由革命之神(斯大林是它的化身)来进行的。二战中的法西斯同样也是苏联革命的敌人，斯大林成功地打败了所有国内和国外敌人，这使得斯大林崇拜在战后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仅是苏联人崇拜的神，也是全世界共产国际共同崇拜的神，“斯大林的70大寿成为苏联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的盛大节日”。斯大林生日的第二天，12月22日，苏联诗人亚历山大·特里福诺维奇(Aleksandr T. Tvardovsky)热情澎湃地写道，“感谢你，伟大的斯大林，把我们从黑暗的深渊带进来光明和幸福”。斯大林就像是上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这种“光明”和“黑暗”不过是文人墨客的诗意阿谀，并不是普通人感恩的真实感受。正如戴维斯在《斯大林俄国的民情》一书里指出的那样，确实有一些苏联人是感激斯大林的，感恩确实是斯大林崇拜的一个因素，但他们主要是既得利益者：劳动模范、各种待遇的享受者、地位和荣誉的获得者、得到提拔或升迁者，甚至包括一些对物质生活和“新生活”满意的人士。但是，即使在物质、待遇、地位方面的满足也不等于没有在其他方面的不满或抵触。

　　官媒宣传感恩，要说服的主要不是那些既得利益者，而是那些并没有得益，因此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感恩的普通人。官媒宣传的目的是在那个没有感恩之情的人群中制造感恩之情。然而，宣传的结果经常并不是让他们真的有了感恩之情，而是使他们意识到必须装出有感恶之情，这正是布鲁克斯在《感谢斯大林》一书里所着重讨论的那种感恩：一种做样子的感恩。这种感恩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真实情感价值，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政治表演，演示专制政权所强求的那种对斯大林本人的忠诚和服从。

　　布鲁克斯从“政治表演”和“扮相公共文化”的心理机制和社会功能来解释民众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与三种常见的解释有所不同。第一种是从俄国宗教的圣人崇拜来解释斯大林崇拜，强调俄国“圣愚”传统的民族心理因素。第二种是从沙皇崇拜的传统来解释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俄国集体心理因素。崇拜对象由“上帝”变成“沙皇”。沙皇是慈爱而威严的父亲，是俄罗斯人民的保护着。第三种解释在圣愚和沙皇崇拜之外添加了现代魅力领袖的成分，认为个人崇拜是一种现代的，而非传统的崇拜，是一种现代统治艺术，或艺术化的政治，富有表演性和仪式性。它运用于打造和展示领袖魅力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手段是古代圣贤和君王所不可能具备的。这三种解释看似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先行假设，那就是，民众的崇拜是真诚的，是他们确实在内心感受到的敬仰和崇敬。

　　布鲁克斯让我们看到的是，在斯大林的国家里，这种真诚的崇拜恰恰是不能确定的，甚至可以确定是假的。所有苏联人都不得不做出来的斯大林崇拜与任何一种真诚的崇拜都是不同的。在斯大林的专制极权下，人们即使不愿意甚至厌恶这种崇拜，也照样得假装出崇拜的样子。真的东西——真实、真相、真情——是极权专制所敌视的，因为它们都对专制的虚假、虚伪和谎言构成了威胁。虚假的危害不只是掩盖了真实，而且在于，一旦人们习惯了虚假，也就失去了辨别真实与虚假的能力，甚至以为真实和虚假本来就没有区别，辨别真假只是庸人自扰。

　　极权制度下的民众普遍地真真假假、半真半假，这种真假难辨和真假不辨有效地起到相互欺骗，彼此制造虚假服从的作用。极权要的就是这样的统治效果。你半真半假，或者根本就是假装的，并不要紧，只要你表现出崇拜就行，不管你内心怎么想。只要你做出崇拜的样子，那就是正确行为和正确表现，就可能对别人形成有样学样的压力和影响。绝大多数人都这样，也就自然形成了极权所要的那种万民拥戴的政治环境气氛。

　　在这样一种政治表演和扮相的大众文化中，人们会渐渐失去对做戏和扮相的察辨能力，或者变得根本不感兴趣。大范围人群的人戏不分、假戏真做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扮相和做戏会有弄假成真的效果，人会因为假戏真做而久假不归，或者因为入戏太深而流连忘返。他们会把装假当作自己的自由选择，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并在这种心理暗示和诱导的影响下，不知不觉被他们不自由的选择定型。更会有人一面难得糊涂，随波逐流，一面拿做戏和扮相来套现，来交换能从权力那里得到的恩惠和利益，至少可以在危险四伏的环境里，求得自身保全和安身立命。他们也因此成为专制统治的协助者和配合者，没有他们的协助和配合，斯大林主义的有效统治是不可能的。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荣退教授，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