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20年春天的新冠肺疫必将载入史册。新冠肺疫与西班牙黑死病、美国大流感一样，都将成为历史性名词。病菌改变战争走向，病菌改变国家命运，病菌改变人类历史，千年不绝，于今为烈。

　　历史上还未曾有过一种病毒跨越五大洲，覆盖全人类。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战，是一场病毒与人类的战争。也是一场非对称战争。因为人类居住高度集中、交通高度发达，而病毒无影无踪，且迭代变异。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认为，始于2020年初的这场疫情，未来有可能就成为公元和二战这样的历史名词留下来，未来会有疫前、疫后这样的说法，就和公元前、公元后，二战前、二战后一样。

　　《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说，“风暴即将过去，人类将继续存在，我们大多数人仍将活着，但将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比尔盖茨也有类似判断：“大流行病将重新定义我们这个时代。”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97岁的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疫情后的世界将不再是从前的世界。

　　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严守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语气之严肃，少见。

　　那么，疫情后的世界和中国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疫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会怎么样?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据说人脑主要的功能是预测，我们试着对未来“较长时间”做出十个方面的预测，预判疫后中国与世界的十大变化。

　　第一，全球化有可能终结，世界阵营将重新划分，中国面临着与全球化脱钩的巨大风险。

　　全球化已经进行了500年。从大航海开始全球化1.0，实现全球资源跨空间配置，到英国工业革命全球化2.0，以殖民体系瓜分世界市场，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关贸总协定》诞生，确立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和全球贸易基本框架，美国主导全球化3.0近半个世纪。1992年的柏林墙倒塌，冷战的结束，2001年中国入世，这是全球化4.0，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轮全球化。

　　从2001年入世到2012年，这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10年，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体会到。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化4.0的最大的受益者。当然，受益最大的是中国制造，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疫情发生后，从各国使馆工作人员撤离开始，到各国与中国隔断交通和人员往来，再到疫情蔓延后，撤侨、撤厂、撤资，世界各国的相互隔断，经济停摆，供应链断裂。全球化4.0戛然而止。

　　我们已经看到了各种迹象，疫后中国可能会面临着一个比较被动国际局面。追究病毒源、传染源，甚至提出索赔，抵制中国收购，高新技术对华隔离，国际反华、排华的浪潮已经初露端倪，未来全球极有可能形成一股去中国化的汹涌潮流。

　　其实，本轮全球化早一两年的时候已有式微之势。英国退欧，美国退群，发起贸易战，洲际自由贸易兴起，都是对全球化的反动。

　　对本轮全球化，本来也有不同看法和反思。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贸易不平衡造成全球化4.0的终结。WTO的最后目标是三免，免关税、免壁垒和免补贴，但现在的免税是不对称的，所以美国以“照镜子原则”向相关国家发起贸易战。一个被经常举的例子就是美国收中国汽车关税3%，中国收美国25%。2018年4月美国第一拨提高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关税，主要是依据这个(文贯中)。

　　第二种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一波的全球化是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全球化。一些国家利用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低环保和高补贴，获得国际竞争力，从而造成了民主国家政府负债，工人失业，企业流失。所以，批评者认为，这一轮全球化，也该结束了，因为它是一个非正义的全球化。

　　第三种批评认为，跨国企业推动的全球化配置资源，使各国竞相吸引外资，财富进一步向华尔街和硅谷等大资本倾斜，垄断集团获得高额利润，中产阶级、产业工人等多数人权利受损，造成了世界范围的贫富悬殊加剧和社会动荡。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与全球化脱钩，还有另外的原因：中国入世，是西方想让中国转向一个市场国家、自由国家，但二十年下来，希望落空了。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提出，未来全球化必须考虑共同价值观。全球化正在变为两个阵营、两套规则。全球化有可能变成半球化。

　　其实，中国对这一轮全球化的结束已有预感和备案，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并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实施多方位开放战略，同时着手开发中国超大内需市场。

　　第二，中美进入对抗轨道，对抗从贸易扩散到其它领域。但即使出现“新冷战”，也基本可控。

　　中美贸易战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听到“针锋相对，以牙还牙”这八个字。中美关系就像两条不平行的斜线，越往前走，这两条线的空间越来越窄，迟早会交叉。我们眼睁睁的看着它们进入不可逆轨道，越来越走向对抗。

　　对于中美走向对抗，有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修昔底德陷阱。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艾利森引用了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察，他研究古代欧洲城邦国家的时发现，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要改变现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这种改变往往通过一场战争。修昔底德的概念现在被很多人用来对标中国的崛起，世界力量平衡被打破，权力重新分配，中国走向舞台中央，与美国的碰撞不可避免。

　　还有一个说法是第二经济大国陷阱。什么是第二经济大国陷阱呢?1890年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以来，第一大国与第二大国的博弈从未停止。第二经济大国差不多每16年更迭一次，英国、德国、法国、苏联、日本等曾经的第二大经济体后来都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第二名宝座，经济走向衰落。当前中国同样面临如何避免“第二经济大国陷阱”的问题(王宏广)。

　　当“新冷战”这个名词最早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不以为然。2014年，一位中央领导人带队在美国进行中美高层对话时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 他进一步解释，“中国虽然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仍然只有美国的55%，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8。更重要的是，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各种规则仍然由美国主导。”

　　但是，此时中美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不在中方了。美国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正式把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头号敌人。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成为美国外交、国防的主要工作目标，成为朝野、两党、两院共识，甚至成为全体美国人的意志。两院所有涉及到遏制中国的议案几乎都是全票通过。

　　2018年4月份，美国对中国发起关税战，第一轮是针对中国500亿出口商品，之后，中方“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双方层层加码，与2019年底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协议详情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注定是一场非对称战争。中国出口美国4000亿美金，美国出口中国1500亿美金，顺差达2500亿。如果以牙还牙，我们的缺口是2500颗牙。如果对中国出口商品关税全覆盖提高，对中国东南沿海外向型制造业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不只是关税战，紧接其后的是舆论战、技术战、人才战、金融战。

　　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发起的调查中国病毒源，向中国索赔的国际围剿，最终很难取得实际效果，意在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实则是舆论战。美国将中国驻美新闻机构定性为政府代理，就是想釜底抽薪。

　　如果说关税战是中国受到外伤，技术战中国可能受的是内伤。中国在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上的企业已经加起来有近百家，这是对中国高新技术的精准打击，某种程度上放缓了中国科技的进步。

　　美国大学一些高新技术专业，对中国留学生、学者开始限制交流，我们千人计划名单，成为CIA的工作地图，人才战已经拉开。

　　按照入世承诺，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走向资本项下开放。中国作为新兴国家金融体系，与美国的人才优势、金融工具储备,差距较大，必须警惕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压制中国，压制人民币，发动非对称金融战。

　　需要提防，局部热战。“南海裁决”后，美欧鹰派图谋南海生事，不可不防。但中美热战有可能吗?几乎不可能。就如同是多年夫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巨大，易合难分。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利比亚，彻底切割不可能，热战解决不了问题。

　　第三条，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衰退期，有可能成为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新冠疫情黑天鹅导致全球经济大停摆、硬着陆。全球疫情已经持续近一个季度，对世界经济最终伤害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疫情何时结束，疫苗和特效药何时面世，张文宏教授预测要到10月份前后，还有专家预测是两年。根据目前情况判断，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已不可避免，有的经济学家称为大衰退，有的称为大萧条，李杨教授发明了“新型长期萧条”。

　　新冠疫情对中国企业形成三波冲击。第一波的隔离和交通阻断，造成生活、生产瘫痪，需求、供给停滞，使春节前后的商业、服务业、旅游业、娱乐业停摆，损失惨重。消费者居家隔离，旅游凋敝，电影院线、游轮公司、航空公司、服装公司、飞机制造商濒临破产。

　　第二波，国外疫情爆发，沿海外向型制造业企业出口受阻，商品积压，复工却不能复产。制造业停工停产，实体经济末端开始出现困难，现金流枯竭，失业潮、倒闭潮接踵而来。疫情首先实体危机向上游，向金融各个领域传导，向家庭传导，资产负债表普遍恶化。存量经济大面积灭失，经济基本面快速溃败，企业、家庭承受最终的财富损失。

　　第三波，由于长时间的隔离管控导致供需不畅，产业链断裂。疫情的长鞭效应，使企业遭受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次生灾害，越往产业末端受损失越大，复杂细密的全球产业链出现 紊乱，短期冲击变成了中长期衰退。

　　疫情对各国企业的影响过程大抵如此，只是顺序相反，而伤害可能更重。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与战争不一样。战争破坏需求方，但战争需要工业，需要强大的制造业和供给能力，战争期间的工厂都是开足马力的。所以，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不似战争，甚于战争。由于中国石油消费陡降，全球石油价格暴跌，引发全球金融震荡，资本市场八国熔断，世所罕见。

　　与所有危机一样，疫情的变化过程，大致也分为四个阶段，孕育期、爆发期、平台期、回落期。中国已进入回落期，发达国家疫情目前已在平稳可控状态，进入平台期。但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是南半球，非洲、南美。印尼、印度、尼日利亚开始爆发，因为居住条件落后，医疗基础薄弱，南半球疫情的前景不容乐观。全世界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如戴维斯·兰德斯 等，都认为造成南北差距的重要原因，就是热带地区病毒多，持续性时间长，进而影响到财富创造。新冠疫情到达南半球，将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

　　第四条，疫后世界经济分工格局面临重构，全球产业链将出现区域化、收缩化趋势。

　　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开始。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各国开始重视实体经济，美国提出回归制造业，英国提出再工业化，德国出台工业4.0。中国2015年提出来“中国制造2025”，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有一个比喻，大体可以形容全球制造业格局和分工，美国是这个世界的大脑，引领信息技术革命，德国、日本是这个世界的心脏，提供多动力，如半导体、机电设备，中国是这个世界的四肢，干一些普通制造的力气活。也就是说，中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下端，但加工制造的中心和基地在中国，即所谓世界工厂。

　　会不会出现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疫情期间，日本部署撤回工厂，美国白宫经济顾问也提出美国工厂撤回本国。其实这还是2008年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持续，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当然，疫情的应对，也提醒各国开始考虑产业链的完整性，尤其是重要物资产品的供给，需要安全和效率双重原则，不能完全依赖国外。即使是中国企业，也意识到产业链过长、过于复杂带来的脆弱性。疫后，全球产业链的收缩将是预料中事(刘志彪)。

　　全球产业链收缩，对中国弊大于利。因为中国进口少，出口多;其中，进口的关键产品与核心零部件多，出口的普通产品多。中国对全球产业链是强依赖，而全球产业链对中国是弱依赖。中国的产业链大致是三重链，全球产业链、东亚产业链、国内产业链。中国全球产业链收缩的情况下，可以守住中日韩为主的东亚产业链，如果东亚产业链出问题，只有深耕国内产业链了。

　　但是，中国制造业有四大独特优势，全球无法替代。工业门类齐全，几乎无所不包;制造能力强大，普通制造产能甚至过剩;超大的国内市场，内需潜力全球第一;有效的产业政策，集中化体制可以自上而下，有执行力。

　　中国的巨大市场优势在全球化收缩之后将更显突出，新一波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称为必然选择。中国的超大内需市场和完整产业链得益于国内统一市场，因此，国内产业链和内需市场的进一步提振，将有赖于商业互联网基础上的工业互联网，以及补上城市化欠账，扩大中产阶层，提高中产阶层收入。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产业政策的样本，也是中国政府决心回归实体的标志，遭美国鹰派非议，在所难免。这是中国政府图谋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升级的行动纲领，包括九大任务、五大工程、十大领域。该纲领提出经过三个十年的努力，到2045年，进入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制造强国领先位置。据中国工程院专家分析，目前，世界制造强国分为四大阵营，第一阵营美国，第二阵营德国、日本，第三阵营中国、韩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第四阵营印度、巴西、阿根廷等。

　　目前的中国制造正面临着来自三方面的挑战，处在突围阶段。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模仿式创新越来越难;普通制造业，又面临东南沿国家的追赶;而国内制造业的要素成本全面上升，比较优势衰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价格、低效益、低品牌“三高三低”问题也没有根本性解决，供给侧改革尚在途中。

　　疫后，有可能出现产业链的部分外迁，中国企业应当未雨绸缪，化危为机。一是补链，谋求在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二是缩链，向市场终端靠近。如果能通过全球产业链重构，加强研发和自主创新，提高国内制造业平均利润率，吸引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倒是中国制造业凤凰涅槃一次机会。

　　第五，未来几年可能是民间经济和社会力量大倒退的时期。

　　疫情发生以来，很多临时性的措施都是强化政府力量，而且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变得异常之大。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担心，突发公共性事件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极端，未来社会将变成一个应急常态化的社会。

　　政府的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责任大为扩展，其赋予的权力也相应扩大。政府从调动资源逐步滑向配置资源，社会力量和民间经济的空间必然要缩小。

　　《未来简史》作者赫拉利将疫情应对比作一场社会实验，极权主义监视与公民赋权之间的选择，将是疫后各国会普遍面临问题。监控将无远弗届，甚至会出现皮下监视。个人隐私、公共空间被极端压缩。

　　疫情应对，医疗卫生成为舆论焦点，各国开始反思医疗卫生体制。医疗改革产业化、市场化，是失败?还是成功?民营医院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国国内对莆田系民间医院的议论也再度成为热词。多数人呼吁加强公立医院建设，政府可以无偿征用民营医院。

　　为恢复经济，各国政府纷纷祭起凯恩斯主义的衣钵，出台刺激政策，老基建，新基建，以巨额投资拉动需求。在中国，宏观刺激的差别性政策往往造成国进民退的实际结果。

　　成熟的社会结构是三元结构。政府、企业、社团，分别对应人类的三种需求，政府满足安全需求，企业满足财富需求，社团满足公正和归属感需求。三元各归其位，缺一不可，既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三元社会是一个平衡而富有活力的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交极大延展，为民间组织发育又提供新的土壤。

　　政府、企业、社团，三者不是纵向的属下关系。在一些西方国家，近年出现强企业、弱政府、弱社团的情况，跨国公司和大财团过度扩张，向政府和社团渗透，政府职能扭曲，社会公正缺如。东方的情况相反，两种组合最多：强政府、强企业、弱社团;强政府、弱企业、弱社团。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本次疫情中，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就大不如98年抗洪、2008年汶川地震，甚至也不如2003年SARS。中国红十字会就是一个尴尬的缩影。

　　由于西方社会的多元性，疫情期间中国的外交应对就显得很不对称，生硬而且手忙脚乱，只有政府一极在单打独斗，很多时候还是鸡同鸭讲。民间力量和第三部门过于薄弱，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大打折扣。

　　各国“强人”频出。普京“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传言不知真假，倒也贴切。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朝鲜金正日、沙特王储萨勒曼，强中自有强中手。各国元首越来越个性，越来越强悍，强人们相互模仿，竞相出格。特朗普式的专制，越来越不受制约，社团组织、民间经济和第三部门却出现大倒退。

　　第六，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将普遍下降，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疫情的长鞭效应正在显现。经济停滞一月与停滞两月，其损失并不是一倍与两倍的关系，而有可能是生与死的关系。生产生活链条上一个环节的缺失，将会导致一系列的经济混乱，越往链条的尾端，损失越大。除基础设施的运行以外，人类已经失去一个春天。中国人没有过年，情侣们没有看电影，全球的女性没有购置春衣，大多数的飞机趴在停机坪上。处在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企业、所有人都将面临效益或福利的灭失。

　　尤其是分布在三产和实体经济末端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十分脆弱，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对居民生活形成直接压力。有一组数字大致描述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56789。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占税收贡献的50%，投资贡献的60%，技术创新的70%，就业岗位的80%，企业总数的90%。这种经济结构，反应在疫情后的统计数据上就是，企业库存增加，负债增加，失业增加，税收下降，进出口大幅下降，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下降，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同时，整个社会及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普遍恶化。

　　中国投资的活水之源是民间经济，未来投资面临枯竭;疫情造成的人口伤亡涉及千千万万家庭，生活困难，消费锐减。投资预期、消费预期双双下降，传统意义上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几乎同时熄火。

　　鉴于隔离和失业导致的生活困难，西方国家拿出真金白银大力度救济居民，中国各地政府也向市民发放各类消费券，补给生活，启动消费。各国政府还纷纷出台了中小企业免租免息等救亡图存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以往“六稳”的基础上，又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可以看作是疫后中国经济社会工作的底线思维。

　　企业先活下来，居民先吃饱肚子。已经有人在屯购粮食、屯现金、屯黄金。各国开始增加物资储备，甚至禁止粮食出口。人们的恐慌心理已经从最初的防病毒，转到防饥饿。社会各阶层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已开始主动降级。

　　疫情将加剧贫富差距。病毒正在发挥对穷人和老人的筛选淘汰机制。低收入阶层的负担加重，一批中产阶级将因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进入穷人行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医疗体系、居住环境、人口密度、社交隔离、没有充足经济资源等原因，无力应对疫情，从而再次坠入失败国家。

　　第七，疫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将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有些变化可能是方向性的，起点性的。

　　疫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商业模式的变革，虽然不是很明朗，但已经出现革命性、方向性的苗头。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大陆出现了电商和快递的飞跃式发展，得益于电商和快递，中国大陆残存多年的区域市场行政分割难题，几乎一夜之间解决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使资源配置效率出现革命性变化，中国市场经济进程由此向前迈出一大步。

　　这次疫情之后，三产尤其服务业的改变将是最大的，这种改变或许从发达国家开始。疫情对美国冲击最大，美国三产服务业占到国民经济80%以上。疫后，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都可能呈现出新的理念，新的业态。

　　人们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会更加趋向保守性、戒备性。人与人的频繁接触，从心理上会有深刻而细微的改变。距离感深植人心。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会朝非集聚、非接触方向发展，非接触、非集聚性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将会有新的爆发点。制造业将进一步服务化、个性化，但将是远程智能方式。

　　无人生产线、无人工厂将替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横向产业链得到提升，产业集群进一步壮大，但纵向产业链收缩，产业链风险与安全成为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全球产业链将更多的被区域产业链和国内产业链代替。

　　未来的消费模式，将更加注重健康卫生。与生物医药健康相关的消费和产业会快速发展。消费需求在马斯洛需求论的最低层次上开始放大。与居民生活相关的现代农业、食品工业等基础性消费会有所提升。

　　宅经济、宅消费成为热点，云上生活、云上办公将日常化，人类快速进入到AI社会。智能加网络将惠及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角角落落。通信运营商、电商平台、支付平台将被赋予新的功能。

　　马斯克正在进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太空互联网计划。随着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网络、数据中心等领域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广泛应用，虚拟社区、虚拟社交成为主流形态，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交通快速发展。

　　大数据使每个人成为中心，如同微信在抗疫过程中的作用一样，社会经济运行将依靠数字化、虚拟化支撑。大数据是未来的石油，数据资产、数据隐私、数据安全、数据战争，都将被提上未来议程。

　　第八，民粹主义泛起，文明冲突有可能演变为种族冲突。

　　疫情爆发之初，一些西方人以为与2003年的SARSI一样，只限于东亚和黄种人。当发现病毒在本国也快速爆发，一种气急败坏的心态，滋生了一系列扭曲的言行，别有用心的政客煽动反华排华情绪，以追责和清算作为心理补偿。

　　传染性病毒最容易和种族联系起来。病毒产生以及病毒传染，往往与特定区域、居住环境、生活习惯和饮食文化有关，历史上对病毒的命名就记载了这种认识。但人类对病毒的认识，至今还在初级阶段。未来，科学家或许最终给出答案，也还会有新的病毒，普通人应该调整心态，做好与病毒长期共存的准备。

　　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1990年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之后的1993年，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把世界的文明划分成八大文明。亨氏认为人类将进入到一个文明冲突的阶段，2001年发生9·11事件，亨氏一谶成真。

　　各国之间的隔绝状态持续下去，必然助长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夸张的说，疫后地球人打量对方的眼神会不一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网络媒体谎言漫天飞，仇恨如毒药扩散，全世界出现信任危机。国家冲突表现为文明冲突，文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种族冲突。

　　爱国主义的后面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后面是种族主义。这之间的界限很难把握，爱国主义有可能滑向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民粹要达到自己的“多数人利益”，往往借助于民族主义来构建共同体。近些年，一些国家民粹主义泛起，成为一股逆全球化力量，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就是例子。事实证明，对内的民粹主义都是对外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均是双刃剑，处理不好，会伤及自身。

　　民粹主义有时候是包装着爱国主义的外衣，成为藏污纳垢之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导致世界不稳定的原因之一，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民粹主义泛起的结果，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都与民粹有关。

　　在中国，疫情初期的爱国与疫情后期的爱国，出现了撕裂。方方日记最初连载，看得网友们鼻涕眼泪，很是感动，但后来听说方方日记拿到国外去出版，网友立刻变的十分对立。爱国还是卖国，一本日记变成主义之争。《纽约时报》头版上暗含种族歧视的标题，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一致声讨，甚至引起了一场互驱记者的外交纠纷。

　　中国经过40年快速发展之后，民粹主义心态不可不防。各种“厉害体”、“吓尿体”，一方面宣扬民族自豪感，显摆秀肌肉，另一方面，民众的心理却变得十分脆弱，一言不合，就发起抵制活动。当疫情从中国向全世界蔓延的时候，中国互联网上出现幸灾乐祸的言论，而不知中国的出口即将停摆;支援欧洲的医疗队不论是出发还是撤回，网上总有各种奇奇怪怪的解读。国内自媒体“疫情下各国悲惨状况”、“哈萨克斯坦渴望回归中国”等等网文，铺天盖地，一度引发外交纷争。

　　移民问题困扰欧美多年，中国也正在面临这一棘手问题。广州的黑人群落在疫情期间如何隔离，就提前暴露了个中尴尬。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性大国，非洲移民快速增长，把握移民政策与种族融合的尺度将是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在那些盛行等级制的国家，不知不觉中就会出现种族歧视。印度等国盛行等级制种姓制度，等级高下暗含种姓优劣，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等级高下。有专家指出，世界大国近年不同程度出现印度化趋势。

　　第九，中国将有可能重启改革，释放增长潜能，率先走出经济低谷。

　　中国这40年有一条法宝，经济下行，就马上想到改革。改革是发展的根本的动力，40年来屡试不爽。这比大基建、新基建这些刺激更有效。原因很简单，刺激不是长久之计，必须从机制上、体制上解决动力问题。如果说基建能够一直刺激经济增长，美日欧这些长期低增长的国家，难道不知道搞基建吗?

　　如果疫情长期化，各国经济将从常规增长模式，进入到危机增长模式。中国要突破困境，不仅要有刺激政策，还需要启动实质性改革，释放增长潜能。凑巧的是，中国既有实施刺激政策的优势，又有体制机制改革的空间。结论是，中国有望率先走出衰退。

　　疫情持久化，消费者行为、政府行为都会有一些不可逆变化，市场萎缩，竞争加剧，资产价格下跌，交易成本上升，全球产业链重构。1930年代大萧条产生了凯恩斯经济学，现在安全与发展等一系列难题摆在了经济学家们的面前，迫切需要经济学创新，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中国与美国，机制上相互渗透，体制上相互借鉴，制度上相互竞争。从疫情应对来看，制度的意识形态边界越来越模糊，加强政府的作用成为各国共识。中国在机制体制的借鉴转型上，以人民为中心，可以更加进退灵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道路的关键选择。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这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该决定还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六年，在资源配置和政府治理改革方面已取得长足进展，尤其疫情发生以来，改革明显加快。走出衰退，中国需要高标准市场经济。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分类提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域的改革方向和具体举措，部署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运行机制。

　　走出衰退，还需要高层次开放。2020年4月起，中国金融市场正式开放。金融服务行业和资本项下开放迈开实质性步伐。国外的券商、保险、期货公司，以及信用评级机构，取消持股比例限制，甚至可以开全资公司。

　　走出衰退，需要加快城市化和都市圈建设，拓展内需市场。4月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以及超大特大城市逐渐取消郊区新区落户限制，正式宣告了我国区域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即从限制超大特大城市人口流入和边际扩张，转变为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作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希望后续有更具实质意义的关于保护产权、保障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和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法规出台;也希望存在供给短缺的民生领域能早日破除垄断，放松管制，真正启动这一最具潜力的内需市场;各地各产业园区还应及早拿出预案，应对产业链外迁，对冲企业外迁意愿。

　　第十，中国始终是地球上的特殊一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决定世界走向，中国格局决定世界格局。

　　中国现在是GDP意义上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GDP并不完全代表国力,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仍排在世界二十名左右，中国的人均GDP更是在全球七十名以外。当今中国在世界上遭遇到的一系列不和谐、不相称，均可以看作是第二、第二十、第七十之间的不和谐、不相称。总量和素质之间有张力，总体和个体之间有张力，速度和质量之间有张力。我们的心理定位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落实手段和实际表现往往是世界第二十，甚至是第七十;我们的对外姿态是世界第二，但具体到国内民生和感受并不尽然;我们有世界第二的胸，但不一定有世界第二的胸怀。

　　仔细分析GDP的内涵、GDP的结构，中国经济提质转型任务甚重。中国GDP的科技贡献、价值含量比美日欧有差距，中国工业产品的品质、品牌、寿命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距离，大多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低质低价的“中国造”和畸重畸高的房地产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过大。

　　中国的创新多是1-N,而0-1的创新少。以诺贝尔奖为例,美国掌控了全世界70%的诺贝尔奖人才和成果，而中国只有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稻、青蒿素等为数不多的世界级发明。中国最好的大学排不进世界前20名，世界级的学派和学术大师也是寥寥无几。由于基础科研力量、技术资源配置机制和人才培养能力的欠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考验。

　　以“双车”(汽车、高铁)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我们靠市场换技术，解决了大部分问题，但以“双机”(手机、飞机)为代表的尖端制造，关键技术仍然受制于人，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在递减，正如任正非所说，我们已经无可模仿，到了无人区，现在需要自主创新。

　　中国的教育部长提出要把中国建设为教育强国，甚至各个部委也都制定了相应的目标，如科技强国、工业强国、健康强国、文化强国等等。但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如何达成?最起码的条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充分吸收、积极交流以及国内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国的国资委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就应该保证上市公司包括海外上市公司规范的公司治理制度。如果中国各个行业的崛起不是基于开放和法治，而是要放弃国际交往的基础和普遍规则，中国崛起的难度和相容度也就大大增加了。

　　向世界推广中国意愿是一门技术活，要低调务实，不轻易出血。一些西方政客夸大中国威胁，譬如中国制造2025、华为的5G技术，完全是为了政治正确，我们不要太当真。而那些投其所好，拿巨大经济利益交换政治表态的国家，也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不能因为未来的国际愿景，而造成现实的经济拖累。中国必须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坚定不移走现代化道路。

　　即使存在所谓“去中国化”，即使中国遭遇一时的隔离、围剿，中国注定也要重新加入国际社会。病毒政治化不可持续，价值观站队并不可怕。中国人民的勤劳聪明，中国的文化、道德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可;中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并没有根本矛盾;中国的新一代年轻人，生于互联网时代，他们中的大多数受到良好教育，他们渴望中国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在人类世界，中国的独特性将会一直存在。目前，中国这“世界一极”的状态尚难以描述，中国特殊性的存在仍将孕育着各种可能性。总的来说，中国仍是一个转型大国，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疫后中国，面临近代史以来最重大的历史抉择。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越来越重要，某种程度上，中国是自变量，世界是因变量。中国改革影响世界，中国格局决定世界格局。

 　　始于2020年春天的新冠肺疫必将载入史册。新冠肺疫与西班牙黑死病、美国大流感一样，都将成为历史性名词。病菌改变战争走向，病菌改变国家命运，病菌改变人类历史，千年不绝，于今为烈。

　　历史上还未曾有过一种病毒跨越五大洲，覆盖全人类。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战，是一场病毒与人类的战争。也是一场非对称战争。因为人类居住高度集中、交通高度发达，而病毒无影无踪，且迭代变异。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认为，始于2020年初的这场疫情，未来有可能就成为公元和二战这样的历史名词留下来，未来会有疫前、疫后这样的说法，就和公元前、公元后，二战前、二战后一样。

　　《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说，“风暴即将过去，人类将继续存在，我们大多数人仍将活着，但将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比尔盖茨也有类似判断：“大流行病将重新定义我们这个时代。”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97岁的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疫情后的世界将不再是从前的世界。

　　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严守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语气之严肃，少见。

　　那么，疫情后的世界和中国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疫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会怎么样?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据说人脑主要的功能是预测，我们试着对未来“较长时间”做出十个方面的预测，预判疫后中国与世界的十大变化。

　　第一，全球化有可能终结，世界阵营将重新划分，中国面临着与全球化脱钩的巨大风险。

　　全球化已经进行了500年。从大航海开始全球化1.0，实现全球资源跨空间配置，到英国工业革命全球化2.0，以殖民体系瓜分世界市场，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关贸总协定》诞生，确立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和全球贸易基本框架，美国主导全球化3.0近半个世纪。1992年的柏林墙倒塌，冷战的结束，2001年中国入世，这是全球化4.0，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轮全球化。

　　从2001年入世到2012年，这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10年，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体会到。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化4.0的最大的受益者。当然，受益最大的是中国制造，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疫情发生后，从各国使馆工作人员撤离开始，到各国与中国隔断交通和人员往来，再到疫情蔓延后，撤侨、撤厂、撤资，世界各国的相互隔断，经济停摆，供应链断裂。全球化4.0戛然而止。

　　我们已经看到了各种迹象，疫后中国可能会面临着一个比较被动国际局面。追究病毒源、传染源，甚至提出索赔，抵制中国收购，高新技术对华隔离，国际反华、排华的浪潮已经初露端倪，未来全球极有可能形成一股去中国化的汹涌潮流。

　　其实，本轮全球化早一两年的时候已有式微之势。英国退欧，美国退群，发起贸易战，洲际自由贸易兴起，都是对全球化的反动。

　　对本轮全球化，本来也有不同看法和反思。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贸易不平衡造成全球化4.0的终结。WTO的最后目标是三免，免关税、免壁垒和免补贴，但现在的免税是不对称的，所以美国以“照镜子原则”向相关国家发起贸易战。一个被经常举的例子就是美国收中国汽车关税3%，中国收美国25%。2018年4月美国第一拨提高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关税，主要是依据这个(文贯中)。

　　第二种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一波的全球化是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全球化。一些国家利用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低环保和高补贴，获得国际竞争力，从而造成了民主国家政府负债，工人失业，企业流失。所以，批评者认为，这一轮全球化，也该结束了，因为它是一个非正义的全球化。

　　第三种批评认为，跨国企业推动的全球化配置资源，使各国竞相吸引外资，财富进一步向华尔街和硅谷等大资本倾斜，垄断集团获得高额利润，中产阶级、产业工人等多数人权利受损，造成了世界范围的贫富悬殊加剧和社会动荡。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与全球化脱钩，还有另外的原因：中国入世，是西方想让中国转向一个市场国家、自由国家，但二十年下来，希望落空了。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提出，未来全球化必须考虑共同价值观。全球化正在变为两个阵营、两套规则。全球化有可能变成半球化。

　　其实，中国对这一轮全球化的结束已有预感和备案，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并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实施多方位开放战略，同时着手开发中国超大内需市场。

　　第二，中美进入对抗轨道，对抗从贸易扩散到其它领域。但即使出现“新冷战”，也基本可控。

　　中美贸易战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听到“针锋相对，以牙还牙”这八个字。中美关系就像两条不平行的斜线，越往前走，这两条线的空间越来越窄，迟早会交叉。我们眼睁睁的看着它们进入不可逆轨道，越来越走向对抗。

　　对于中美走向对抗，有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修昔底德陷阱。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艾利森引用了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察，他研究古代欧洲城邦国家的时发现，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要改变现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这种改变往往通过一场战争。修昔底德的概念现在被很多人用来对标中国的崛起，世界力量平衡被打破，权力重新分配，中国走向舞台中央，与美国的碰撞不可避免。

　　还有一个说法是第二经济大国陷阱。什么是第二经济大国陷阱呢?1890年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以来，第一大国与第二大国的博弈从未停止。第二经济大国差不多每16年更迭一次，英国、德国、法国、苏联、日本等曾经的第二大经济体后来都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第二名宝座，经济走向衰落。当前中国同样面临如何避免“第二经济大国陷阱”的问题(王宏广)。

　　当“新冷战”这个名词最早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不以为然。2014年，一位中央领导人带队在美国进行中美高层对话时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 他进一步解释，“中国虽然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仍然只有美国的55%，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8。更重要的是，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各种规则仍然由美国主导。”

　　但是，此时中美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不在中方了。美国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正式把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头号敌人。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成为美国外交、国防的主要工作目标，成为朝野、两党、两院共识，甚至成为全体美国人的意志。两院所有涉及到遏制中国的议案几乎都是全票通过。

　　2018年4月份，美国对中国发起关税战，第一轮是针对中国500亿出口商品，之后，中方“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双方层层加码，与2019年底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协议详情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注定是一场非对称战争。中国出口美国4000亿美金，美国出口中国1500亿美金，顺差达2500亿。如果以牙还牙，我们的缺口是2500颗牙。如果对中国出口商品关税全覆盖提高，对中国东南沿海外向型制造业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不只是关税战，紧接其后的是舆论战、技术战、人才战、金融战。

　　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发起的调查中国病毒源，向中国索赔的国际围剿，最终很难取得实际效果，意在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实则是舆论战。美国将中国驻美新闻机构定性为政府代理，就是想釜底抽薪。

　　如果说关税战是中国受到外伤，技术战中国可能受的是内伤。中国在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上的企业已经加起来有近百家，这是对中国高新技术的精准打击，某种程度上放缓了中国科技的进步。

　　美国大学一些高新技术专业，对中国留学生、学者开始限制交流，我们千人计划名单，成为CIA的工作地图，人才战已经拉开。

　　按照入世承诺，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走向资本项下开放。中国作为新兴国家金融体系，与美国的人才优势、金融工具储备,差距较大，必须警惕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压制中国，压制人民币，发动非对称金融战。

　　需要提防，局部热战。“南海裁决”后，美欧鹰派图谋南海生事，不可不防。但中美热战有可能吗?几乎不可能。就如同是多年夫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巨大，易合难分。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利比亚，彻底切割不可能，热战解决不了问题。

　　第三条，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衰退期，有可能成为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新冠疫情黑天鹅导致全球经济大停摆、硬着陆。全球疫情已经持续近一个季度，对世界经济最终伤害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疫情何时结束，疫苗和特效药何时面世，张文宏教授预测要到10月份前后，还有专家预测是两年。根据目前情况判断，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已不可避免，有的经济学家称为大衰退，有的称为大萧条，李杨教授发明了“新型长期萧条”。

　　新冠疫情对中国企业形成三波冲击。第一波的隔离和交通阻断，造成生活、生产瘫痪，需求、供给停滞，使春节前后的商业、服务业、旅游业、娱乐业停摆，损失惨重。消费者居家隔离，旅游凋敝，电影院线、游轮公司、航空公司、服装公司、飞机制造商濒临破产。

　　第二波，国外疫情爆发，沿海外向型制造业企业出口受阻，商品积压，复工却不能复产。制造业停工停产，实体经济末端开始出现困难，现金流枯竭，失业潮、倒闭潮接踵而来。疫情首先实体危机向上游，向金融各个领域传导，向家庭传导，资产负债表普遍恶化。存量经济大面积灭失，经济基本面快速溃败，企业、家庭承受最终的财富损失。

　　第三波，由于长时间的隔离管控导致供需不畅，产业链断裂。疫情的长鞭效应，使企业遭受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次生灾害，越往产业末端受损失越大，复杂细密的全球产业链出现 紊乱，短期冲击变成了中长期衰退。

　　疫情对各国企业的影响过程大抵如此，只是顺序相反，而伤害可能更重。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与战争不一样。战争破坏需求方，但战争需要工业，需要强大的制造业和供给能力，战争期间的工厂都是开足马力的。所以，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不似战争，甚于战争。由于中国石油消费陡降，全球石油价格暴跌，引发全球金融震荡，资本市场八国熔断，世所罕见。

　　与所有危机一样，疫情的变化过程，大致也分为四个阶段，孕育期、爆发期、平台期、回落期。中国已进入回落期，发达国家疫情目前已在平稳可控状态，进入平台期。但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是南半球，非洲、南美。印尼、印度、尼日利亚开始爆发，因为居住条件落后，医疗基础薄弱，南半球疫情的前景不容乐观。全世界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如戴维斯·兰德斯 等，都认为造成南北差距的重要原因，就是热带地区病毒多，持续性时间长，进而影响到财富创造。新冠疫情到达南半球，将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

　　第四条，疫后世界经济分工格局面临重构，全球产业链将出现区域化、收缩化趋势。

　　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开始。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各国开始重视实体经济，美国提出回归制造业，英国提出再工业化，德国出台工业4.0。中国2015年提出来“中国制造2025”，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有一个比喻，大体可以形容全球制造业格局和分工，美国是这个世界的大脑，引领信息技术革命，德国、日本是这个世界的心脏，提供多动力，如半导体、机电设备，中国是这个世界的四肢，干一些普通制造的力气活。也就是说，中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下端，但加工制造的中心和基地在中国，即所谓世界工厂。

　　会不会出现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疫情期间，日本部署撤回工厂，美国白宫经济顾问也提出美国工厂撤回本国。其实这还是2008年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持续，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当然，疫情的应对，也提醒各国开始考虑产业链的完整性，尤其是重要物资产品的供给，需要安全和效率双重原则，不能完全依赖国外。即使是中国企业，也意识到产业链过长、过于复杂带来的脆弱性。疫后，全球产业链的收缩将是预料中事(刘志彪)。

　　全球产业链收缩，对中国弊大于利。因为中国进口少，出口多;其中，进口的关键产品与核心零部件多，出口的普通产品多。中国对全球产业链是强依赖，而全球产业链对中国是弱依赖。中国的产业链大致是三重链，全球产业链、东亚产业链、国内产业链。中国全球产业链收缩的情况下，可以守住中日韩为主的东亚产业链，如果东亚产业链出问题，只有深耕国内产业链了。

　　但是，中国制造业有四大独特优势，全球无法替代。工业门类齐全，几乎无所不包;制造能力强大，普通制造产能甚至过剩;超大的国内市场，内需潜力全球第一;有效的产业政策，集中化体制可以自上而下，有执行力。

　　中国的巨大市场优势在全球化收缩之后将更显突出，新一波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称为必然选择。中国的超大内需市场和完整产业链得益于国内统一市场，因此，国内产业链和内需市场的进一步提振，将有赖于商业互联网基础上的工业互联网，以及补上城市化欠账，扩大中产阶层，提高中产阶层收入。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产业政策的样本，也是中国政府决心回归实体的标志，遭美国鹰派非议，在所难免。这是中国政府图谋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升级的行动纲领，包括九大任务、五大工程、十大领域。该纲领提出经过三个十年的努力，到2045年，进入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制造强国领先位置。据中国工程院专家分析，目前，世界制造强国分为四大阵营，第一阵营美国，第二阵营德国、日本，第三阵营中国、韩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第四阵营印度、巴西、阿根廷等。

　　目前的中国制造正面临着来自三方面的挑战，处在突围阶段。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模仿式创新越来越难;普通制造业，又面临东南沿国家的追赶;而国内制造业的要素成本全面上升，比较优势衰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价格、低效益、低品牌“三高三低”问题也没有根本性解决，供给侧改革尚在途中。

　　疫后，有可能出现产业链的部分外迁，中国企业应当未雨绸缪，化危为机。一是补链，谋求在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二是缩链，向市场终端靠近。如果能通过全球产业链重构，加强研发和自主创新，提高国内制造业平均利润率，吸引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倒是中国制造业凤凰涅槃一次机会。

　　第五，未来几年可能是民间经济和社会力量大倒退的时期。

　　疫情发生以来，很多临时性的措施都是强化政府力量，而且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变得异常之大。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担心，突发公共性事件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极端，未来社会将变成一个应急常态化的社会。

　　政府的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责任大为扩展，其赋予的权力也相应扩大。政府从调动资源逐步滑向配置资源，社会力量和民间经济的空间必然要缩小。

　　《未来简史》作者赫拉利将疫情应对比作一场社会实验，极权主义监视与公民赋权之间的选择，将是疫后各国会普遍面临问题。监控将无远弗届，甚至会出现皮下监视。个人隐私、公共空间被极端压缩。

　　疫情应对，医疗卫生成为舆论焦点，各国开始反思医疗卫生体制。医疗改革产业化、市场化，是失败?还是成功?民营医院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国国内对莆田系民间医院的议论也再度成为热词。多数人呼吁加强公立医院建设，政府可以无偿征用民营医院。

　　为恢复经济，各国政府纷纷祭起凯恩斯主义的衣钵，出台刺激政策，老基建，新基建，以巨额投资拉动需求。在中国，宏观刺激的差别性政策往往造成国进民退的实际结果。

　　成熟的社会结构是三元结构。政府、企业、社团，分别对应人类的三种需求，政府满足安全需求，企业满足财富需求，社团满足公正和归属感需求。三元各归其位，缺一不可，既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三元社会是一个平衡而富有活力的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交极大延展，为民间组织发育又提供新的土壤。

　　政府、企业、社团，三者不是纵向的属下关系。在一些西方国家，近年出现强企业、弱政府、弱社团的情况，跨国公司和大财团过度扩张，向政府和社团渗透，政府职能扭曲，社会公正缺如。东方的情况相反，两种组合最多：强政府、强企业、弱社团;强政府、弱企业、弱社团。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本次疫情中，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就大不如98年抗洪、2008年汶川地震，甚至也不如2003年SARS。中国红十字会就是一个尴尬的缩影。

　　由于西方社会的多元性，疫情期间中国的外交应对就显得很不对称，生硬而且手忙脚乱，只有政府一极在单打独斗，很多时候还是鸡同鸭讲。民间力量和第三部门过于薄弱，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大打折扣。

　　各国“强人”频出。普京“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传言不知真假，倒也贴切。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朝鲜金正日、沙特王储萨勒曼，强中自有强中手。各国元首越来越个性，越来越强悍，强人们相互模仿，竞相出格。特朗普式的专制，越来越不受制约，社团组织、民间经济和第三部门却出现大倒退。

　　第六，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将普遍下降，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疫情的长鞭效应正在显现。经济停滞一月与停滞两月，其损失并不是一倍与两倍的关系，而有可能是生与死的关系。生产生活链条上一个环节的缺失，将会导致一系列的经济混乱，越往链条的尾端，损失越大。除基础设施的运行以外，人类已经失去一个春天。中国人没有过年，情侣们没有看电影，全球的女性没有购置春衣，大多数的飞机趴在停机坪上。处在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企业、所有人都将面临效益或福利的灭失。

　　尤其是分布在三产和实体经济末端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十分脆弱，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对居民生活形成直接压力。有一组数字大致描述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56789。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占税收贡献的50%，投资贡献的60%，技术创新的70%，就业岗位的80%，企业总数的90%。这种经济结构，反应在疫情后的统计数据上就是，企业库存增加，负债增加，失业增加，税收下降，进出口大幅下降，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下降，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同时，整个社会及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普遍恶化。

　　中国投资的活水之源是民间经济，未来投资面临枯竭;疫情造成的人口伤亡涉及千千万万家庭，生活困难，消费锐减。投资预期、消费预期双双下降，传统意义上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几乎同时熄火。

　　鉴于隔离和失业导致的生活困难，西方国家拿出真金白银大力度救济居民，中国各地政府也向市民发放各类消费券，补给生活，启动消费。各国政府还纷纷出台了中小企业免租免息等救亡图存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以往“六稳”的基础上，又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可以看作是疫后中国经济社会工作的底线思维。

　　企业先活下来，居民先吃饱肚子。已经有人在屯购粮食、屯现金、屯黄金。各国开始增加物资储备，甚至禁止粮食出口。人们的恐慌心理已经从最初的防病毒，转到防饥饿。社会各阶层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已开始主动降级。

　　疫情将加剧贫富差距。病毒正在发挥对穷人和老人的筛选淘汰机制。低收入阶层的负担加重，一批中产阶级将因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进入穷人行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医疗体系、居住环境、人口密度、社交隔离、没有充足经济资源等原因，无力应对疫情，从而再次坠入失败国家。

　　第七，疫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将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有些变化可能是方向性的，起点性的。

　　疫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商业模式的变革，虽然不是很明朗，但已经出现革命性、方向性的苗头。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大陆出现了电商和快递的飞跃式发展，得益于电商和快递，中国大陆残存多年的区域市场行政分割难题，几乎一夜之间解决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使资源配置效率出现革命性变化，中国市场经济进程由此向前迈出一大步。

　　这次疫情之后，三产尤其服务业的改变将是最大的，这种改变或许从发达国家开始。疫情对美国冲击最大，美国三产服务业占到国民经济80%以上。疫后，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都可能呈现出新的理念，新的业态。

　　人们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会更加趋向保守性、戒备性。人与人的频繁接触，从心理上会有深刻而细微的改变。距离感深植人心。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会朝非集聚、非接触方向发展，非接触、非集聚性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将会有新的爆发点。制造业将进一步服务化、个性化，但将是远程智能方式。

　　无人生产线、无人工厂将替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横向产业链得到提升，产业集群进一步壮大，但纵向产业链收缩，产业链风险与安全成为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全球产业链将更多的被区域产业链和国内产业链代替。

　　未来的消费模式，将更加注重健康卫生。与生物医药健康相关的消费和产业会快速发展。消费需求在马斯洛需求论的最低层次上开始放大。与居民生活相关的现代农业、食品工业等基础性消费会有所提升。

　　宅经济、宅消费成为热点，云上生活、云上办公将日常化，人类快速进入到AI社会。智能加网络将惠及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角角落落。通信运营商、电商平台、支付平台将被赋予新的功能。

　　马斯克正在进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太空互联网计划。随着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网络、数据中心等领域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广泛应用，虚拟社区、虚拟社交成为主流形态，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交通快速发展。

　　大数据使每个人成为中心，如同微信在抗疫过程中的作用一样，社会经济运行将依靠数字化、虚拟化支撑。大数据是未来的石油，数据资产、数据隐私、数据安全、数据战争，都将被提上未来议程。

　　第八，民粹主义泛起，文明冲突有可能演变为种族冲突。

　　疫情爆发之初，一些西方人以为与2003年的SARSI一样，只限于东亚和黄种人。当发现病毒在本国也快速爆发，一种气急败坏的心态，滋生了一系列扭曲的言行，别有用心的政客煽动反华排华情绪，以追责和清算作为心理补偿。

　　传染性病毒最容易和种族联系起来。病毒产生以及病毒传染，往往与特定区域、居住环境、生活习惯和饮食文化有关，历史上对病毒的命名就记载了这种认识。但人类对病毒的认识，至今还在初级阶段。未来，科学家或许最终给出答案，也还会有新的病毒，普通人应该调整心态，做好与病毒长期共存的准备。

　　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1990年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之后的1993年，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把世界的文明划分成八大文明。亨氏认为人类将进入到一个文明冲突的阶段，2001年发生9·11事件，亨氏一谶成真。

　　各国之间的隔绝状态持续下去，必然助长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夸张的说，疫后地球人打量对方的眼神会不一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网络媒体谎言漫天飞，仇恨如毒药扩散，全世界出现信任危机。国家冲突表现为文明冲突，文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种族冲突。

　　爱国主义的后面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后面是种族主义。这之间的界限很难把握，爱国主义有可能滑向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民粹要达到自己的“多数人利益”，往往借助于民族主义来构建共同体。近些年，一些国家民粹主义泛起，成为一股逆全球化力量，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就是例子。事实证明，对内的民粹主义都是对外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均是双刃剑，处理不好，会伤及自身。

　　民粹主义有时候是包装着爱国主义的外衣，成为藏污纳垢之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导致世界不稳定的原因之一，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民粹主义泛起的结果，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都与民粹有关。

　　在中国，疫情初期的爱国与疫情后期的爱国，出现了撕裂。方方日记最初连载，看得网友们鼻涕眼泪，很是感动，但后来听说方方日记拿到国外去出版，网友立刻变的十分对立。爱国还是卖国，一本日记变成主义之争。《纽约时报》头版上暗含种族歧视的标题，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一致声讨，甚至引起了一场互驱记者的外交纠纷。

　　中国经过40年快速发展之后，民粹主义心态不可不防。各种“厉害体”、“吓尿体”，一方面宣扬民族自豪感，显摆秀肌肉，另一方面，民众的心理却变得十分脆弱，一言不合，就发起抵制活动。当疫情从中国向全世界蔓延的时候，中国互联网上出现幸灾乐祸的言论，而不知中国的出口即将停摆;支援欧洲的医疗队不论是出发还是撤回，网上总有各种奇奇怪怪的解读。国内自媒体“疫情下各国悲惨状况”、“哈萨克斯坦渴望回归中国”等等网文，铺天盖地，一度引发外交纷争。

　　移民问题困扰欧美多年，中国也正在面临这一棘手问题。广州的黑人群落在疫情期间如何隔离，就提前暴露了个中尴尬。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性大国，非洲移民快速增长，把握移民政策与种族融合的尺度将是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在那些盛行等级制的国家，不知不觉中就会出现种族歧视。印度等国盛行等级制种姓制度，等级高下暗含种姓优劣，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等级高下。有专家指出，世界大国近年不同程度出现印度化趋势。

　　第九，中国将有可能重启改革，释放增长潜能，率先走出经济低谷。

　　中国这40年有一条法宝，经济下行，就马上想到改革。改革是发展的根本的动力，40年来屡试不爽。这比大基建、新基建这些刺激更有效。原因很简单，刺激不是长久之计，必须从机制上、体制上解决动力问题。如果说基建能够一直刺激经济增长，美日欧这些长期低增长的国家，难道不知道搞基建吗?

　　如果疫情长期化，各国经济将从常规增长模式，进入到危机增长模式。中国要突破困境，不仅要有刺激政策，还需要启动实质性改革，释放增长潜能。凑巧的是，中国既有实施刺激政策的优势，又有体制机制改革的空间。结论是，中国有望率先走出衰退。

　　疫情持久化，消费者行为、政府行为都会有一些不可逆变化，市场萎缩，竞争加剧，资产价格下跌，交易成本上升，全球产业链重构。1930年代大萧条产生了凯恩斯经济学，现在安全与发展等一系列难题摆在了经济学家们的面前，迫切需要经济学创新，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中国与美国，机制上相互渗透，体制上相互借鉴，制度上相互竞争。从疫情应对来看，制度的意识形态边界越来越模糊，加强政府的作用成为各国共识。中国在机制体制的借鉴转型上，以人民为中心，可以更加进退灵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道路的关键选择。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这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该决定还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六年，在资源配置和政府治理改革方面已取得长足进展，尤其疫情发生以来，改革明显加快。走出衰退，中国需要高标准市场经济。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分类提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域的改革方向和具体举措，部署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运行机制。

　　走出衰退，还需要高层次开放。2020年4月起，中国金融市场正式开放。金融服务行业和资本项下开放迈开实质性步伐。国外的券商、保险、期货公司，以及信用评级机构，取消持股比例限制，甚至可以开全资公司。

　　走出衰退，需要加快城市化和都市圈建设，拓展内需市场。4月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以及超大特大城市逐渐取消郊区新区落户限制，正式宣告了我国区域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即从限制超大特大城市人口流入和边际扩张，转变为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作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希望后续有更具实质意义的关于保护产权、保障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和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法规出台;也希望存在供给短缺的民生领域能早日破除垄断，放松管制，真正启动这一最具潜力的内需市场;各地各产业园区还应及早拿出预案，应对产业链外迁，对冲企业外迁意愿。

　　第十，中国始终是地球上的特殊一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决定世界走向，中国格局决定世界格局。

　　中国现在是GDP意义上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GDP并不完全代表国力,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仍排在世界二十名左右，中国的人均GDP更是在全球七十名以外。当今中国在世界上遭遇到的一系列不和谐、不相称，均可以看作是第二、第二十、第七十之间的不和谐、不相称。总量和素质之间有张力，总体和个体之间有张力，速度和质量之间有张力。我们的心理定位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落实手段和实际表现往往是世界第二十，甚至是第七十;我们的对外姿态是世界第二，但具体到国内民生和感受并不尽然;我们有世界第二的胸，但不一定有世界第二的胸怀。

　　仔细分析GDP的内涵、GDP的结构，中国经济提质转型任务甚重。中国GDP的科技贡献、价值含量比美日欧有差距，中国工业产品的品质、品牌、寿命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距离，大多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低质低价的“中国造”和畸重畸高的房地产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过大。

　　中国的创新多是1-N,而0-1的创新少。以诺贝尔奖为例,美国掌控了全世界70%的诺贝尔奖人才和成果，而中国只有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稻、青蒿素等为数不多的世界级发明。中国最好的大学排不进世界前20名，世界级的学派和学术大师也是寥寥无几。由于基础科研力量、技术资源配置机制和人才培养能力的欠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考验。

　　以“双车”(汽车、高铁)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我们靠市场换技术，解决了大部分问题，但以“双机”(手机、飞机)为代表的尖端制造，关键技术仍然受制于人，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在递减，正如任正非所说，我们已经无可模仿，到了无人区，现在需要自主创新。

　　中国的教育部长提出要把中国建设为教育强国，甚至各个部委也都制定了相应的目标，如科技强国、工业强国、健康强国、文化强国等等。但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如何达成?最起码的条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充分吸收、积极交流以及国内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国的国资委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就应该保证上市公司包括海外上市公司规范的公司治理制度。如果中国各个行业的崛起不是基于开放和法治，而是要放弃国际交往的基础和普遍规则，中国崛起的难度和相容度也就大大增加了。

　　向世界推广中国意愿是一门技术活，要低调务实，不轻易出血。一些西方政客夸大中国威胁，譬如中国制造2025、华为的5G技术，完全是为了政治正确，我们不要太当真。而那些投其所好，拿巨大经济利益交换政治表态的国家，也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不能因为未来的国际愿景，而造成现实的经济拖累。中国必须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坚定不移走现代化道路。

　　即使存在所谓“去中国化”，即使中国遭遇一时的隔离、围剿，中国注定也要重新加入国际社会。病毒政治化不可持续，价值观站队并不可怕。中国人民的勤劳聪明，中国的文化、道德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可;中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并没有根本矛盾;中国的新一代年轻人，生于互联网时代，他们中的大多数受到良好教育，他们渴望中国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在人类世界，中国的独特性将会一直存在。目前，中国这“世界一极”的状态尚难以描述，中国特殊性的存在仍将孕育着各种可能性。总的来说，中国仍是一个转型大国，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疫后中国，面临近代史以来最重大的历史抉择。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越来越重要，某种程度上，中国是自变量，世界是因变量。中国改革影响世界，中国格局决定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