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时，是这样描述的：“他对政治权力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个人的抵抗、反抗和失败给予了犀利的叙述”。

　　秘鲁作家略萨一生著述颇丰,虽然中国读者至今能读到的译本大都是小说,但在诗歌、戏剧、文学评论方面,略萨也很有建树。略萨幸运地把众多职业作家渴望的三种东西都占全了:惊人的文学天赋、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健旺的创作精力。

　　在他二十六岁时创作的作品《城市与狗》中,略萨已经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和相当的思想深度,至今笔耕不辍,如今已八十多岁高龄的他,每隔几年仍有重磅作品问世。

　　相对于博精的文学作品,略萨的私人生活也颇受世人关注。他幼年在国外长大,青春期就读军校,年轻时做过银行职员、新闻记者、编辑、特约撰稿、图书馆编目员等工作,不到二十岁与大他十几岁的姨妈私奔,旋即结婚(后根据相关轶事写成《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几年后离异,不到三十岁又与表妹再婚,中年陷入桃色纠纷。

　　而他与另一位拉美大文豪马尔克斯的一段失和往事,至今仍被津津乐道地猜疑,曾经竞选秘鲁总统惜败的经历也使略萨有了一种悲情意味。

　　私人生活“丰富多彩”,在创作上略萨也常常变换姿态,热衷于自我超越。自《城市与狗》开始,《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狂人玛伊塔》、《世界末日之战》等众多作品已将反独裁作为个人创作的第一主题,他对政治生态的阐述力,在讲述多米尼加独裁统治的重要作品《公羊的节日》中达到一个巅峰。

　　不只体现于作品内部,在许多公共场合,略萨也表示过文学介入政治的观点。在获诺奖后的曼哈顿新闻发布会上,面对150位国际记者的提问,略萨表示,身为作家,“介入公众事务是一种义务”。当被问起作家写作与政治的关系时,略萨说:“我是作家,同时也是公民。在拉丁美洲,许多基本的问题如公民自由、宽容、多元化的共处等都未得到解决。要拉丁美洲的作家忽略生活里的政治,根本不可能。”

　　社会不公背后的人性扭曲

　　二十世纪,拉丁美洲国家，仿佛与独裁统治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魔咒。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都出现过独裁统治,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发动政变夺权的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此人通过控制军队、安插亲属和恐怖活动来维持绝对统治。其家族曾控制全国经济命脉,成为本国最大垄断资本集团。

　　尽管国家出现一定的和平与繁荣,政府却使用谋杀、凌虐、恐吓等各种极端的方式来抑制反对者的声音,公民一词在法律意义上形同虚设。特鲁希略统治期内,多米尼加共和国共有5万人遭屠杀、被施以酷刑或者失踪。在近几年相关文献公开之前,“独裁”这个词还是多米尼加人被施暴后的禁忌。

　　多米尼加虽为加勒比海上的弹丸小国,以其独裁政治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著名作家却不独略萨一人。出生多米尼加后移居美国的朱诺特•迪亚斯,于2007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获得了2008年普利策奖以及无数好评,他也因此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美国作家之一。

　　主人公奥斯卡从小移居美国,因一次三角恋的失败,自哀自怜成为“宅男”—肥胖、满脸粉刺、自闭、孤独,把寻找女朋友的希望寄托在回乡之旅上。在特鲁希略时代,“法律、信仰都不起作用,只有性”,他的外祖父曾是当地名流,这个受到诅咒的家族为了保护女儿免受暴君摧残,家破人亡。奥斯卡相信,那个从他的外祖父母开始,一直影响到他的母亲和姐姐命运的诅咒,也如宿命般攀附在他身上,爱一个人总得不到回应就是证明。

　　迪亚斯的写作引来祖国的批评,多米尼加一些当权者质疑迪亚斯的多米尼加身份,将他视为局外人。对此,迪亚斯的回应是:“我拒绝让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来告诉我,我是多米尼加人还是不是。”

　　如果说特鲁希略独裁在迪亚斯的小说中是一条家族遗传的诅咒、一片色调阴郁的背景、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那么在《公羊的节日》中,独裁的登峰造极及其暴力终结不仅被推到前台,还被略萨用历史、社会、人性的透镜详加审视。

　　主人公乌拉尼娅回到阔别三十五年的故土多米尼加。她父亲曾是特鲁希略的助手,当年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先后把妻女献给特鲁希略。但特鲁希略不久后未能逃过暗杀,特鲁希略独裁时代终结,乌拉尼娅的父亲只得独自一人慢慢变老,在行动不便、丧失语言能力之时,面对远道而来的女儿对往事的质询。

　　作为反独裁文学作品中的极品人物,特鲁希略工作勤奋、手段铁腕,喜欢到欧洲社交圈里去显摆财富和权力。他把首都圣多明戈改名为特鲁希略市,市中心的霓虹灯闪烁着“上帝和特鲁希略”;他把80%的国土据为己有,几乎所有的景区都被他划为私家园林;

　　他还将80%的GDP变成自己的私人公司,在每一个经济肥缺和最小的公务职位上都安插上自己的家族亲友;他甚至爬进过每位部长的床褥,据说是要让部长妻子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在骄横跋扈无耻下流方面,二十世纪其他几位大独裁者都要自愧弗如。

　　略萨在塑造这位反面角色时,十分注意刻画统治阶层内部的各种心理状态。专为元首拉皮条的人在乌拉尼娅的父亲跟前劝道:“他从来没有休息过啊!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每时每刻都在为三百万多米尼加人生死攸关的大事作决定……一个这样的伟人难道还不应该时不时地放松一下吗?难道还不能与一个美人享受几分钟吗?阿古斯丁,就算是生活对他的一点点补偿吧!”

　　这番恳切言辞,生动揭示了统治阶层对被统治者肆意欺凌践踏的心理基础。社会不公的背后往往有人性的扭曲与之相互作用,略萨在展示这种从微观人物心理到宏观社会变迁的全景图方面,体现了他非凡的掌控力和精确的观察力。

　　政治是“有心无力”之物

　　对独裁者进行批判,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乐于肩负的志业。另一方面,独裁者对批判他们的知识分子自然毫无善意。小说中,特鲁希略曾说道:“关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我一向认为他们很糟糕。在功劳簿上,按照顺序排列,第一位属于军人,他们坚决执行命令,不搞阴谋,不浪费时间。第二是农民,他们生活在农场里和茅屋中,或者是蔗糖厂里,他们健康、勤劳,有为国争光的荣誉感。其次是公务员、企业家、商人。最后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甚至应该排在教士后面。……政府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荣誉,他们得到的好处最多,可是给政府造成的伤害最大。”

　　独裁者具有这样一种能力,那就是在处置对立派时有一套能心安理得的逻辑。在他们看来,政治必须有一只干净友好的手,也一定少不了另一只沾满鲜血的手。

　　小说中,特鲁希略曾对诗人出身的傀儡总统巴拉格尔说:“您很走运,仅仅负责政治中的好事。出台法律,推动改革,参加外交会谈,从事改造社会的工作。您是这样度过三十一年的。您管的是治理国家中令人欢喜快乐的一面。我真羡慕您啊!我也愿意只管国务活动,只当个改革家。但是,治理国家还有肮脏的一面,如果没有这一面,您干的事情就不可能成功。谁来管治安?谁负责社会稳定?谁干安全工作?我一直设法不让您管这些讨厌的事情。但是,您不会说您不知道和平是怎么来的吧!那是用牺牲和鲜血换来的!就在我、阿贝斯、贝尼亚•里韦拉中尉等人设法让国家处于稳定状态时,您才有可能看到好的一面,才能做些好事,因此您得谢谢我们才行。因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只有稳定了,您才能作诗和发表演说。”

　　对政治肮脏一面的切肤体会也许就来自于略萨那次失败的总统竞选经历。据闻,他的对手曾经摘选他小说中的淫秽段落在电台广播,令其保守的选民阵营错愕不已。败选后的略萨重新回到书桌,不再身体力行地参与政治。也许对一个人文主义者而言,政治究竟还是“有心无力”之物,所谓“介入”,也免不了先以知识分子身份为前提。

　　诚然,特鲁希略在解决战乱、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为他赢得不少民心。但民众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繁荣进步,还有身为人的权利和尊严。当独裁者的居功自傲为所欲为触及底线时,狂野的拉美人选择用暗杀来解这一死局。

　　暗杀成功,独裁被推翻,取而代之的,不是“美好的生活”,而只是“不那么糟的生活”。但这一过程中,各方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社会遭受的动荡和创伤,恐怕同样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愿意看到的。

　　略萨选择用文字来重述、解释,也许附带警示。他曾在《公羊的节日》首发式上说:“如果多米尼加的青年们读到这本书,他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独裁统治永远不应该重演!”借助一读此书的机会，历史也许会再次走到一个岔口,犹疑不决间回响着汉姆雷特式的疑问:重演,还是不重演?

      2010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时，是这样描述的：“他对政治权力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个人的抵抗、反抗和失败给予了犀利的叙述”。

　　秘鲁作家略萨一生著述颇丰,虽然中国读者至今能读到的译本大都是小说,但在诗歌、戏剧、文学评论方面,略萨也很有建树。略萨幸运地把众多职业作家渴望的三种东西都占全了:惊人的文学天赋、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健旺的创作精力。

　　在他二十六岁时创作的作品《城市与狗》中,略萨已经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和相当的思想深度,至今笔耕不辍,如今已八十多岁高龄的他,每隔几年仍有重磅作品问世。

　　相对于博精的文学作品,略萨的私人生活也颇受世人关注。他幼年在国外长大,青春期就读军校,年轻时做过银行职员、新闻记者、编辑、特约撰稿、图书馆编目员等工作,不到二十岁与大他十几岁的姨妈私奔,旋即结婚(后根据相关轶事写成《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几年后离异,不到三十岁又与表妹再婚,中年陷入桃色纠纷。

　　而他与另一位拉美大文豪马尔克斯的一段失和往事,至今仍被津津乐道地猜疑,曾经竞选秘鲁总统惜败的经历也使略萨有了一种悲情意味。

　　私人生活“丰富多彩”,在创作上略萨也常常变换姿态,热衷于自我超越。自《城市与狗》开始,《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狂人玛伊塔》、《世界末日之战》等众多作品已将反独裁作为个人创作的第一主题,他对政治生态的阐述力,在讲述多米尼加独裁统治的重要作品《公羊的节日》中达到一个巅峰。

　　不只体现于作品内部,在许多公共场合,略萨也表示过文学介入政治的观点。在获诺奖后的曼哈顿新闻发布会上,面对150位国际记者的提问,略萨表示,身为作家,“介入公众事务是一种义务”。当被问起作家写作与政治的关系时,略萨说:“我是作家,同时也是公民。在拉丁美洲,许多基本的问题如公民自由、宽容、多元化的共处等都未得到解决。要拉丁美洲的作家忽略生活里的政治,根本不可能。”

　　社会不公背后的人性扭曲

　　二十世纪,拉丁美洲国家，仿佛与独裁统治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魔咒。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都出现过独裁统治,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发动政变夺权的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此人通过控制军队、安插亲属和恐怖活动来维持绝对统治。其家族曾控制全国经济命脉,成为本国最大垄断资本集团。

　　尽管国家出现一定的和平与繁荣,政府却使用谋杀、凌虐、恐吓等各种极端的方式来抑制反对者的声音,公民一词在法律意义上形同虚设。特鲁希略统治期内,多米尼加共和国共有5万人遭屠杀、被施以酷刑或者失踪。在近几年相关文献公开之前,“独裁”这个词还是多米尼加人被施暴后的禁忌。

　　多米尼加虽为加勒比海上的弹丸小国,以其独裁政治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著名作家却不独略萨一人。出生多米尼加后移居美国的朱诺特•迪亚斯,于2007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获得了2008年普利策奖以及无数好评,他也因此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美国作家之一。

　　主人公奥斯卡从小移居美国,因一次三角恋的失败,自哀自怜成为“宅男”—肥胖、满脸粉刺、自闭、孤独,把寻找女朋友的希望寄托在回乡之旅上。在特鲁希略时代,“法律、信仰都不起作用,只有性”,他的外祖父曾是当地名流,这个受到诅咒的家族为了保护女儿免受暴君摧残,家破人亡。奥斯卡相信,那个从他的外祖父母开始,一直影响到他的母亲和姐姐命运的诅咒,也如宿命般攀附在他身上,爱一个人总得不到回应就是证明。

　　迪亚斯的写作引来祖国的批评,多米尼加一些当权者质疑迪亚斯的多米尼加身份,将他视为局外人。对此,迪亚斯的回应是:“我拒绝让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来告诉我,我是多米尼加人还是不是。”

　　如果说特鲁希略独裁在迪亚斯的小说中是一条家族遗传的诅咒、一片色调阴郁的背景、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那么在《公羊的节日》中,独裁的登峰造极及其暴力终结不仅被推到前台,还被略萨用历史、社会、人性的透镜详加审视。

　　主人公乌拉尼娅回到阔别三十五年的故土多米尼加。她父亲曾是特鲁希略的助手,当年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先后把妻女献给特鲁希略。但特鲁希略不久后未能逃过暗杀,特鲁希略独裁时代终结,乌拉尼娅的父亲只得独自一人慢慢变老,在行动不便、丧失语言能力之时,面对远道而来的女儿对往事的质询。

　　作为反独裁文学作品中的极品人物,特鲁希略工作勤奋、手段铁腕,喜欢到欧洲社交圈里去显摆财富和权力。他把首都圣多明戈改名为特鲁希略市,市中心的霓虹灯闪烁着“上帝和特鲁希略”;他把80%的国土据为己有,几乎所有的景区都被他划为私家园林;

　　他还将80%的GDP变成自己的私人公司,在每一个经济肥缺和最小的公务职位上都安插上自己的家族亲友;他甚至爬进过每位部长的床褥,据说是要让部长妻子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在骄横跋扈无耻下流方面,二十世纪其他几位大独裁者都要自愧弗如。

　　略萨在塑造这位反面角色时,十分注意刻画统治阶层内部的各种心理状态。专为元首拉皮条的人在乌拉尼娅的父亲跟前劝道:“他从来没有休息过啊!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每时每刻都在为三百万多米尼加人生死攸关的大事作决定……一个这样的伟人难道还不应该时不时地放松一下吗?难道还不能与一个美人享受几分钟吗?阿古斯丁,就算是生活对他的一点点补偿吧!”

　　这番恳切言辞,生动揭示了统治阶层对被统治者肆意欺凌践踏的心理基础。社会不公的背后往往有人性的扭曲与之相互作用,略萨在展示这种从微观人物心理到宏观社会变迁的全景图方面,体现了他非凡的掌控力和精确的观察力。

　　政治是“有心无力”之物

　　对独裁者进行批判,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乐于肩负的志业。另一方面,独裁者对批判他们的知识分子自然毫无善意。小说中,特鲁希略曾说道:“关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我一向认为他们很糟糕。在功劳簿上,按照顺序排列,第一位属于军人,他们坚决执行命令,不搞阴谋,不浪费时间。第二是农民,他们生活在农场里和茅屋中,或者是蔗糖厂里,他们健康、勤劳,有为国争光的荣誉感。其次是公务员、企业家、商人。最后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甚至应该排在教士后面。……政府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荣誉,他们得到的好处最多,可是给政府造成的伤害最大。”

　　独裁者具有这样一种能力,那就是在处置对立派时有一套能心安理得的逻辑。在他们看来,政治必须有一只干净友好的手,也一定少不了另一只沾满鲜血的手。

　　小说中,特鲁希略曾对诗人出身的傀儡总统巴拉格尔说:“您很走运,仅仅负责政治中的好事。出台法律,推动改革,参加外交会谈,从事改造社会的工作。您是这样度过三十一年的。您管的是治理国家中令人欢喜快乐的一面。我真羡慕您啊!我也愿意只管国务活动,只当个改革家。但是,治理国家还有肮脏的一面,如果没有这一面,您干的事情就不可能成功。谁来管治安?谁负责社会稳定?谁干安全工作?我一直设法不让您管这些讨厌的事情。但是,您不会说您不知道和平是怎么来的吧!那是用牺牲和鲜血换来的!就在我、阿贝斯、贝尼亚•里韦拉中尉等人设法让国家处于稳定状态时,您才有可能看到好的一面,才能做些好事,因此您得谢谢我们才行。因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只有稳定了,您才能作诗和发表演说。”

　　对政治肮脏一面的切肤体会也许就来自于略萨那次失败的总统竞选经历。据闻,他的对手曾经摘选他小说中的淫秽段落在电台广播,令其保守的选民阵营错愕不已。败选后的略萨重新回到书桌,不再身体力行地参与政治。也许对一个人文主义者而言,政治究竟还是“有心无力”之物,所谓“介入”,也免不了先以知识分子身份为前提。

　　诚然,特鲁希略在解决战乱、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为他赢得不少民心。但民众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繁荣进步,还有身为人的权利和尊严。当独裁者的居功自傲为所欲为触及底线时,狂野的拉美人选择用暗杀来解这一死局。

　　暗杀成功,独裁被推翻,取而代之的,不是“美好的生活”,而只是“不那么糟的生活”。但这一过程中,各方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社会遭受的动荡和创伤,恐怕同样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愿意看到的。

　　略萨选择用文字来重述、解释,也许附带警示。他曾在《公羊的节日》首发式上说:“如果多米尼加的青年们读到这本书,他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独裁统治永远不应该重演!”借助一读此书的机会，历史也许会再次走到一个岔口,犹疑不决间回响着汉姆雷特式的疑问:重演,还是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