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私下传播的政治笑话”的传奇

　　允许把希特勒作为取笑的对象吗?这个问题常常像个诱人的鬼火，出现在公开的讨论中。毫无疑问，面对触目惊心的事件和大屠杀，人们很难用嘲讽的目光看待第三帝国。这样做，很容易会被认为在进行淡化和洗脱。但是，曾有幽默大师接触过这个棘手的题目。反纳粹的幽默，在一针见血地进行揭发的时候，会发挥出最强烈的效果。那么，是否可以用讽刺的手法处理奥斯威辛的题材?或者说，这样做会使原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内容庸俗化?事实上，希特勒确实被当作过取笑的对象，而且就是在第三帝国专制统治的十二年里。其实，这个专制时期的笑话多如牛毛。在今天看来，有的很好，有的无聊，有的恶劣，有的平庸。这些笑话有共同之处，就是它们可以让人们看到在希特勒的“民族共同体”中百姓的真实感受。当时的挖苦和嘲笑主要针对民众所关切的事情。在纳粹时期，滑稽演员也运用政治幽默的手法。他们中间有左派反对党，也有通过他们的说笑支持纳粹当权者的人。通过分析政治笑话，可以令人非常清楚地理解，在已经灭亡的“千年帝国”中，人们曾经想过什么，为什么而气愤，为什么而欢笑，还有，人们知道什么，又很快忘掉什么。同时，在滑稽演员和讲笑话的人面前，国家政权总会觉得受到威胁，从国家政权相应的举措中，可以看出它害怕什么样的笑话。因此，这本书应该成为返回一个被错误地认为没有幽默的年代的旅行。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博得读者开心一笑，而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那个令人恐怖的年代里的德国社会。战后时期有关道义的讨论，本书也谈到了，只是没有被置于考虑的焦点中。

　　本书参考的资料来自不同城市的20位有亲身经历的证人的陈述，在这本书写作的同时，还有一个电影项目，为了该项目我们采访了这些证人。采访对象中有一个被纳粹分子谋害的牧师的同伴，一个驯兽师的儿子和卡巴莱演员迪特尔·希尔德布兰特。除此之外，一些著名的滑稽演员的生平和战后时期的所谓“政治讽刺笑话集”也非常重要。战后曾出版了六七本以纳粹专制下的政治笑话为内容的书。搜集这些笑话的编者想让人们相信，那些躲在家里取笑希特勒的人，如果不是抵抗组织的人，就是纳粹的反对者。直到最新的研究结果才把这个美好的、基于期盼的设想戳穿，指出那不过是传奇故事。政治笑话不是积极反抗的形式，而是积聚起来的民愤的一种发泄。人们在聚餐时、在酒馆里、在街上讲述笑话，至少在这么个时候，在无拘无束的欢笑中，发泄各自的不满。毫无幽默感的纳粹政权，对此是不会在意的。尽管许多德国人都看到纳粹国家的黑暗面，尽管他们对于各种强制措施、纳粹高官和国家政权的一意孤行感到气愤，但是公开反对是没有的。更确切的说，有谁想用他尖刻的笑话发泄不满的话，他不会跑到街上去，而是会以其它的方式向当局挑战。从那些因为讲笑话而被人告发、上了纳粹的特别法庭的人们身上，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大多数只受到轻微处罚，有的甚至仅仅得到警告而已。所谓“私下讲的笑话”表现出的不是平民的大无畏精神，而是其替代物。就这个题目被采访的见证人，也反驳了在纳粹时期人们只能悄悄地、私下讲笑话的说法。当然，在战争接近尾声的几年，气氛十分恶劣，也有个别人因讲笑话被严厉判罚，这一点，本书也会讲到。在战争末期，纳粹政权在无可挽回的崩溃命运面前垂死挣扎，这时明显流传很多“尖刻的”笑话。至于它们流传的范围有多大，现在就很难确定了。

　　希特勒时期的大部分政治玩笑实质上没有批判精神，它们针对的主要是当权者的人性方面的缺点，而不是他们的罪行。比如，很多笑话是关于戈林的。他古怪、夸张的外表，他热衷排场和勋章，都令人产生很多联想。从那些笑话中流露出的不是严厉的批评，而是单纯天真的好感：

　　最近，戈林在他挂勋章的扣带上别了一个箭头指示牌，上面写着：“背后还有勋章”。

　　戈林由虐待狂变成杀人无数的屠夫，在政治幽默中，从来没有提到这一点。被嘲讽的戈林，常常在我们眼中是个爱慕虚荣、惹人喜欢的胖家伙。正由于这个纳粹国家中的二号人物毫无掩饰地表露出人性的弱点，才为大众所喜爱。戈林为人冷血、无耻、蔑视人的尊严，却丝毫无损人们对他的好感，直到他自杀身亡。

　　“元首下达命令，我们承担后果!”

　　介于批判与宿命论之间的政治笑话

　　当然，如上所说，还有其它的公开表达仇恨和反抗的笑话。一个亲历了那个年代的柏林人说，这类笑话被称之为“笑话杀手”——不是因为它们一定让

　　人捧腹大笑，而是一定可以把说笑话的人送进集中营。可是也有人认为，在纳粹时期，甚至那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笑话，同样也起到巩固政权的作用，其依据主要是，这类笑话中流露出的宿命论令人沮丧。尽管这类笑话公开批评纳粹政权，但同时也散布着一种情绪：说到底，谁也无法改变现实中的弊端。比如，“元首下达命令，我们坚决执行”的口号，被改成“元首下达命令，我们承担后果”，听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上面发号施令造成的灾难后果，任何人都无能为力改变。在维也纳传播的一个笑话也可见类似的情况：

　　1943年冬天，寒冬赈济组织的海报上写着：“不能让一个人挨饿受冻!”一个工人看到后，对另外一个人说：“啊，这也不让吗?”

　　类似在幽默中表现出的消极态度，不仅仅在“德国人”的笑话中有，而且也是犹太人幽默的典型特征，只不过更直截了当、更坚决、更具自嘲性：

　　在纳粹德国，一个瑞士人拜访他的犹太朋友：“你身边全是纳粹分子时，你感觉如何?”“就像一条绦虫——天天在一群褐色的东西中钻来钻去，等着被清出去。”

　　这两种笑话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它们的语调和尖刻程度，而在它们不同的作用上。私下传播的政治笑话主要起到出气阀的作用，发泄百姓心中积压的不满，而犹太人的笑话可以被看成为一种自我激励的形式，或者，像萨尔茨娅·兰德曼一针见血所说的：这是犹太人求生欲望的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有多少困难，也要活下去。通过这些笑话，犹太人能够化解每日经历的恐怖。即便在犹太人最黑色的幽默中也表达出顽强的意志，好像讲笑话的人在说：我笑，故我在。虽然背后已经没有去路，但也丝毫不缺幽默。下面这个例子说明在战争结束前的几年里，这种精神被推向笑傲死亡的顶点：

　　两个犹太人据说马上要被枪毙。突然又传说，他们要被绞死。这时，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瞧，现在他们连子弹都没有了!”

　　虽然，笑话中的两个犹太人身处绝境，但是对于其它犹太人来说，希望还有，纳粹国家马上就要灭亡了。只有在犹太人的笑话中才能体验出这样的言简意赅、深沉忧郁又富有哲理的味道。这个笑话以其内容和语调与前面提到的、关于戈林的无关痛痒的笑话完全不同，比较的结果十分清楚，也令人心痛：当时的德国社会对第三帝国的感受是那么不同，受害者与追随者的看法大相径庭。

　　笑话能告诉我们什么

　　笑话不仅仅与叙述者和听众的群体属性紧密相关，而且，只有在当时社会现实的背景中才能完全理解。很多当时的笑话，特别是希特勒时期专业笑星和滑稽演员的笑话，在今人眼中根本不算是笑话。有时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对那些笑话津津乐道，而今天的人们却觉得平淡无味、庸俗无聊和令人乏闷。然而，研究和解读这类笑话还是有益的。在笑话中毕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实实在在想些什么，什么令他们开心，什么令他们气愤。由此提供了从内部观察第三帝国的渠道，它具有一种真实性，是人们在分析同时代其它文件时通常感到缺乏的。

　　我们对希特勒时代的认识，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基于那个年代的宣传电影。众所周知，历史文献中一再引用的每周电影新闻、里芬施塔尔的电影，都是制作者一手导演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毒素。它们从来不能反映现实，从来不能表达那个体制下的真实情况。时至今日，这类影片仍在制造假象，其画面的影响力，无论怎样认真地加以解释都无法完全消除。

　　不仅是电影资料使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自己的立场也起着作用。我们回顾以往，心里清楚知道暴政的结局是什么。大屠杀和毁灭性战争带来的恐怖历历在目，而产生诱因的那些年代却被忽视了。无数次的高压措施和将法治国家与几乎所有形式的人道行为全都扼杀的事实被抛诸脑后。开始时，纳粹当权者还没坐稳他们的宝座。先是意识形态的“一体化”过程，纳粹分子剥夺对手的发言权或者实施暗杀，以达到清除对手的目的。虽然他们手段残忍，可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并不能瞬间转变为纳粹的“民族共同体”。当年的笑话和职业滑稽演员的表演用独特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公众舆论的反映。他们评论、讽刺政治事件，把一些个别事件摆放在刺眼的光照之下，而某些在今天看来更为重要的事情却很少或根本没有提及。纳粹秘密情报部门的材料说，在战前的几年中，尽管掌权者实行强硬的路线，多数群众还是支持希特勒的。虽然，人们说不上像每周电影新闻中所渲染的那么欢欣鼓舞，但是，多数德国人对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在外交方面看起来取得了那么多成就感到满意。从前面提到过的当时简单幼稚的政治笑话中也反映出这一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百姓的舆论才明显开始动摇。从斯大林格勒的失败和对德国城市的第一轮轰炸起，政治笑话已经带有了苦涩的味道，笑话中的幼稚性转变为尖刻的嘲讽。

　　本书希望通过描述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如何和为什么讲述笑话，再现纳粹十二年独裁统治下、经历风云变幻的德国人的实际情况。首先要说明的是：第三帝国并不像每周电影新闻所说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纳粹统治的国家也具有多样性，由不同的利益、失望、担忧和恐惧所决定，这也反映在当时的笑话中。

　　什么时候开始有政治笑话?

　　大多数政治笑话利用幽默的方式抨击当权者或者政治现实，通过夸张和诙谐奚落国家及其代表人物。有时候可以用开玩笑或者挤眉弄眼的方式表达，有时候可以使人清楚感到笑话中包含的愤怒。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这远远不等于讲笑话的人想反抗当时的体制。政治笑话不一定就是抵抗的表现形式。正相反，这句话没错：咬人的狗不叫。

　　政治笑话被看成是近代史的现象。人们是这样解释的：在以往的时代里，国家政权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神。对统治者的批评，就是对神的亵渎，应受到诅咒。因此，政治笑话只能产生于现代的、世俗化的社会。这个理论没有错，政治形式的幽默在近代史时期得到充分发展。但是西方社会的世俗化不能成为主要原因，权力关系的复杂化应该是首要原因，因为自法国大革命后，各民族与他们代表人物之间的关系多样化了。讽刺的施展空间扩大了，另外公民表达批评意见的机会也加大了。这并不意味着，按照神意而建立政权的国家里就不能有政治笑话。现代的神权政治国家，如伊朗，就跟古代的国家一样，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谁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政治幽默中普遍人性的内容，这些特性与理想人物毫无关系，理想人物不过是神权政治制度有意虚构出来的。百姓乐意嘲笑统治者，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无论允许还是不允许，无论被看成“冒犯陛下”或者“亵渎上帝”，都不会对此产生影响。

　　正是罗马时期的雕像告诉我们，古时的人对掌权者的弱点甚至抱着攻击的态度。权势人物的头像充满了毫不留情的现实主义：皇帝长了个大脖子，元老有个双下巴。在他们身上没有完美，正好相反，大理石将他们的缺陷和弱点永久保留下来。与古希腊人不同，罗马人特别热衷于盯着身体的缺陷，这甚至反映在人的名字上。倒霉的巴布斯真的是个大胡子?瘸腿、秃顶或者裂唇都被当成某人的标志，想象力无限丰富。在辱骂和诽谤方面，罗马人也富有创造力。谁都知道他们对于猥亵的内容很感兴趣。政客们相互漫骂，百姓们添油加醋地制造淫秽的名人佚事。面对这些，统治者十分克制。如同下面的笑闻，讲笑者安然无事，就是个证明：

　　不知在帝国境内的什么地方，人们发现有个人和奥古斯都皇帝出奇地相像。人们把他带到皇帝面前。皇帝看见和自己非常相像的人，十分惊讶，于是问那个人：“喂，你母亲来过罗马吗?” ——那人回答：“我母亲从没有到过罗马，但是我父亲常来。”

　　过去和现在一样，政治笑话都产生于软肋暴露出来的地方。如果国家的掌权者高高在上，政治笑话就会大显身手。皇帝，独裁者，圣人，他们凌驾于高空之中，凭借种种威严的原则，道貌岸然地主宰天下，与现实造成天渊之别，很快就会成为讽刺的靶子。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既然是理想的化身，当然必须允许人们按照他们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但是，这样做常常不那么简单，毕竟人无完人。如果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过大，说明统治者将标杆抬得太高了，也为幽默大开方便之门。神一般的皇帝成了出身可疑的纨绔子弟，护民官成了长着鹰钩鼻子的老叟。此类嘲弄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处处可见。

　　幽默，抚平历史的心灵创伤

　　私下传播的政治笑话集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版的第一批图书中，很有代表性。原因不仅在于自我辩解的迫切心情，而且还在于一种完全人性的需求。这种用笑去抚平痛苦经历的机制，既不令人惊奇，也不新鲜。仅就德国而言，在历史上也得到无数次证实。例子之多，俯拾皆是。

　　在近代史的初期，读者最容易发现这种现象。三十年战争刚结束，欧洲满目疮痍，很多地区人口锐减。在受到最严重破坏的德国南部，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存活下来。很多没有直接死于战争的人，最后倒在饥饿和流行病面前。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如同一阵风暴席卷欧洲大陆，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一片沉寂。然而在1669年，突然冒出一个声音，诗人格里美豪森的声音，他创作了德国第一部流浪汉小说。单单作者使用的荒诞笔名“惹门·史莱夫海·封·苏尔福特”就让读者体味到书中的内容。末日来临之后的第一部文学杰作——一部滑稽的小说!

　　小说《冒险的西木卜里切斯木斯》讲述了一个牧童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冒险经历。他一会儿是个吹牛皮的人，一会儿是个身披牛皮的傻子。他身边发生的一切，纵火、屠杀和强奸，构成其流浪汉小说的历史背景。透过一个如同野兽般长大的愚人的眼睛，我们看到一幅古怪的现实讽刺画。年轻的西木卜里切斯木斯遭遇很多痛苦，可是他描述那些恐怖经历时使用的语言却是幽默的，充满了令人折服的反讽。即便是谈到一帮散兵游勇抢掠年轻主人公的家，使他突然离开养父母时，叙述的语言也是既荒诞滑稽又言简意赅：

　　这伙散兵游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顿他们的马匹，随后便各忙各的勾当，所干之事，无不预示着毁灭与末日的来临。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动起手来杀猪宰羊，烹煮烧烤，好像要开心欢宴一番，而其他人则冲入房舍，楼上楼下，到处找，即使是主人卧室也不能幸免，好像那里藏着科尔喀斯的金羊毛……

　　格里美豪森自己参加过三十年战争，他的小说具有自传体的特征。作者自己所经历的恐怖杀戮，在小说中变成了一场愚蠢的大闹剧。用流浪汉小说来描写延续了几十年的血腥屠杀?初看起来，这个念头很奇怪。为什么格里美豪森不写部编年史呢?答案就在刚才提到的人的一般需求上，人的克服心理创伤的愿望上。西木卜里切斯木斯想告诉我们，如果笑对恐怖和惧怕的东西，它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因此，这部德语小说开头的内容今天仍然可以在希特勒喜剧的语境下提供讨论材料。看来，恐怖的东西正可以引发幽默，是的，在回首一个大灾难时，幽默常常是克服恐惧的唯一特效药。大量事实可以证明，恰恰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可以使人发笑。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机制，无论在格里美豪森的书中还是在犹太人的笑话中都可以找到。

 　　关于“私下传播的政治笑话”的传奇

　　允许把希特勒作为取笑的对象吗?这个问题常常像个诱人的鬼火，出现在公开的讨论中。毫无疑问，面对触目惊心的事件和大屠杀，人们很难用嘲讽的目光看待第三帝国。这样做，很容易会被认为在进行淡化和洗脱。但是，曾有幽默大师接触过这个棘手的题目。反纳粹的幽默，在一针见血地进行揭发的时候，会发挥出最强烈的效果。那么，是否可以用讽刺的手法处理奥斯威辛的题材?或者说，这样做会使原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内容庸俗化?事实上，希特勒确实被当作过取笑的对象，而且就是在第三帝国专制统治的十二年里。其实，这个专制时期的笑话多如牛毛。在今天看来，有的很好，有的无聊，有的恶劣，有的平庸。这些笑话有共同之处，就是它们可以让人们看到在希特勒的“民族共同体”中百姓的真实感受。当时的挖苦和嘲笑主要针对民众所关切的事情。在纳粹时期，滑稽演员也运用政治幽默的手法。他们中间有左派反对党，也有通过他们的说笑支持纳粹当权者的人。通过分析政治笑话，可以令人非常清楚地理解，在已经灭亡的“千年帝国”中，人们曾经想过什么，为什么而气愤，为什么而欢笑，还有，人们知道什么，又很快忘掉什么。同时，在滑稽演员和讲笑话的人面前，国家政权总会觉得受到威胁，从国家政权相应的举措中，可以看出它害怕什么样的笑话。因此，这本书应该成为返回一个被错误地认为没有幽默的年代的旅行。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博得读者开心一笑，而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那个令人恐怖的年代里的德国社会。战后时期有关道义的讨论，本书也谈到了，只是没有被置于考虑的焦点中。

　　本书参考的资料来自不同城市的20位有亲身经历的证人的陈述，在这本书写作的同时，还有一个电影项目，为了该项目我们采访了这些证人。采访对象中有一个被纳粹分子谋害的牧师的同伴，一个驯兽师的儿子和卡巴莱演员迪特尔·希尔德布兰特。除此之外，一些著名的滑稽演员的生平和战后时期的所谓“政治讽刺笑话集”也非常重要。战后曾出版了六七本以纳粹专制下的政治笑话为内容的书。搜集这些笑话的编者想让人们相信，那些躲在家里取笑希特勒的人，如果不是抵抗组织的人，就是纳粹的反对者。直到最新的研究结果才把这个美好的、基于期盼的设想戳穿，指出那不过是传奇故事。政治笑话不是积极反抗的形式，而是积聚起来的民愤的一种发泄。人们在聚餐时、在酒馆里、在街上讲述笑话，至少在这么个时候，在无拘无束的欢笑中，发泄各自的不满。毫无幽默感的纳粹政权，对此是不会在意的。尽管许多德国人都看到纳粹国家的黑暗面，尽管他们对于各种强制措施、纳粹高官和国家政权的一意孤行感到气愤，但是公开反对是没有的。更确切的说，有谁想用他尖刻的笑话发泄不满的话，他不会跑到街上去，而是会以其它的方式向当局挑战。从那些因为讲笑话而被人告发、上了纳粹的特别法庭的人们身上，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大多数只受到轻微处罚，有的甚至仅仅得到警告而已。所谓“私下讲的笑话”表现出的不是平民的大无畏精神，而是其替代物。就这个题目被采访的见证人，也反驳了在纳粹时期人们只能悄悄地、私下讲笑话的说法。当然，在战争接近尾声的几年，气氛十分恶劣，也有个别人因讲笑话被严厉判罚，这一点，本书也会讲到。在战争末期，纳粹政权在无可挽回的崩溃命运面前垂死挣扎，这时明显流传很多“尖刻的”笑话。至于它们流传的范围有多大，现在就很难确定了。

　　希特勒时期的大部分政治玩笑实质上没有批判精神，它们针对的主要是当权者的人性方面的缺点，而不是他们的罪行。比如，很多笑话是关于戈林的。他古怪、夸张的外表，他热衷排场和勋章，都令人产生很多联想。从那些笑话中流露出的不是严厉的批评，而是单纯天真的好感：

　　最近，戈林在他挂勋章的扣带上别了一个箭头指示牌，上面写着：“背后还有勋章”。

　　戈林由虐待狂变成杀人无数的屠夫，在政治幽默中，从来没有提到这一点。被嘲讽的戈林，常常在我们眼中是个爱慕虚荣、惹人喜欢的胖家伙。正由于这个纳粹国家中的二号人物毫无掩饰地表露出人性的弱点，才为大众所喜爱。戈林为人冷血、无耻、蔑视人的尊严，却丝毫无损人们对他的好感，直到他自杀身亡。

　　“元首下达命令，我们承担后果!”

　　介于批判与宿命论之间的政治笑话

　　当然，如上所说，还有其它的公开表达仇恨和反抗的笑话。一个亲历了那个年代的柏林人说，这类笑话被称之为“笑话杀手”——不是因为它们一定让

　　人捧腹大笑，而是一定可以把说笑话的人送进集中营。可是也有人认为，在纳粹时期，甚至那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笑话，同样也起到巩固政权的作用，其依据主要是，这类笑话中流露出的宿命论令人沮丧。尽管这类笑话公开批评纳粹政权，但同时也散布着一种情绪：说到底，谁也无法改变现实中的弊端。比如，“元首下达命令，我们坚决执行”的口号，被改成“元首下达命令，我们承担后果”，听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上面发号施令造成的灾难后果，任何人都无能为力改变。在维也纳传播的一个笑话也可见类似的情况：

　　1943年冬天，寒冬赈济组织的海报上写着：“不能让一个人挨饿受冻!”一个工人看到后，对另外一个人说：“啊，这也不让吗?”

　　类似在幽默中表现出的消极态度，不仅仅在“德国人”的笑话中有，而且也是犹太人幽默的典型特征，只不过更直截了当、更坚决、更具自嘲性：

　　在纳粹德国，一个瑞士人拜访他的犹太朋友：“你身边全是纳粹分子时，你感觉如何?”“就像一条绦虫——天天在一群褐色的东西中钻来钻去，等着被清出去。”

　　这两种笑话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它们的语调和尖刻程度，而在它们不同的作用上。私下传播的政治笑话主要起到出气阀的作用，发泄百姓心中积压的不满，而犹太人的笑话可以被看成为一种自我激励的形式，或者，像萨尔茨娅·兰德曼一针见血所说的：这是犹太人求生欲望的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有多少困难，也要活下去。通过这些笑话，犹太人能够化解每日经历的恐怖。即便在犹太人最黑色的幽默中也表达出顽强的意志，好像讲笑话的人在说：我笑，故我在。虽然背后已经没有去路，但也丝毫不缺幽默。下面这个例子说明在战争结束前的几年里，这种精神被推向笑傲死亡的顶点：

　　两个犹太人据说马上要被枪毙。突然又传说，他们要被绞死。这时，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瞧，现在他们连子弹都没有了!”

　　虽然，笑话中的两个犹太人身处绝境，但是对于其它犹太人来说，希望还有，纳粹国家马上就要灭亡了。只有在犹太人的笑话中才能体验出这样的言简意赅、深沉忧郁又富有哲理的味道。这个笑话以其内容和语调与前面提到的、关于戈林的无关痛痒的笑话完全不同，比较的结果十分清楚，也令人心痛：当时的德国社会对第三帝国的感受是那么不同，受害者与追随者的看法大相径庭。

　　笑话能告诉我们什么

　　笑话不仅仅与叙述者和听众的群体属性紧密相关，而且，只有在当时社会现实的背景中才能完全理解。很多当时的笑话，特别是希特勒时期专业笑星和滑稽演员的笑话，在今人眼中根本不算是笑话。有时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对那些笑话津津乐道，而今天的人们却觉得平淡无味、庸俗无聊和令人乏闷。然而，研究和解读这类笑话还是有益的。在笑话中毕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实实在在想些什么，什么令他们开心，什么令他们气愤。由此提供了从内部观察第三帝国的渠道，它具有一种真实性，是人们在分析同时代其它文件时通常感到缺乏的。

　　我们对希特勒时代的认识，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基于那个年代的宣传电影。众所周知，历史文献中一再引用的每周电影新闻、里芬施塔尔的电影，都是制作者一手导演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毒素。它们从来不能反映现实，从来不能表达那个体制下的真实情况。时至今日，这类影片仍在制造假象，其画面的影响力，无论怎样认真地加以解释都无法完全消除。

　　不仅是电影资料使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自己的立场也起着作用。我们回顾以往，心里清楚知道暴政的结局是什么。大屠杀和毁灭性战争带来的恐怖历历在目，而产生诱因的那些年代却被忽视了。无数次的高压措施和将法治国家与几乎所有形式的人道行为全都扼杀的事实被抛诸脑后。开始时，纳粹当权者还没坐稳他们的宝座。先是意识形态的“一体化”过程，纳粹分子剥夺对手的发言权或者实施暗杀，以达到清除对手的目的。虽然他们手段残忍，可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并不能瞬间转变为纳粹的“民族共同体”。当年的笑话和职业滑稽演员的表演用独特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公众舆论的反映。他们评论、讽刺政治事件，把一些个别事件摆放在刺眼的光照之下，而某些在今天看来更为重要的事情却很少或根本没有提及。纳粹秘密情报部门的材料说，在战前的几年中，尽管掌权者实行强硬的路线，多数群众还是支持希特勒的。虽然，人们说不上像每周电影新闻中所渲染的那么欢欣鼓舞，但是，多数德国人对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在外交方面看起来取得了那么多成就感到满意。从前面提到过的当时简单幼稚的政治笑话中也反映出这一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百姓的舆论才明显开始动摇。从斯大林格勒的失败和对德国城市的第一轮轰炸起，政治笑话已经带有了苦涩的味道，笑话中的幼稚性转变为尖刻的嘲讽。

　　本书希望通过描述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如何和为什么讲述笑话，再现纳粹十二年独裁统治下、经历风云变幻的德国人的实际情况。首先要说明的是：第三帝国并不像每周电影新闻所说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纳粹统治的国家也具有多样性，由不同的利益、失望、担忧和恐惧所决定，这也反映在当时的笑话中。

　　什么时候开始有政治笑话?

　　大多数政治笑话利用幽默的方式抨击当权者或者政治现实，通过夸张和诙谐奚落国家及其代表人物。有时候可以用开玩笑或者挤眉弄眼的方式表达，有时候可以使人清楚感到笑话中包含的愤怒。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这远远不等于讲笑话的人想反抗当时的体制。政治笑话不一定就是抵抗的表现形式。正相反，这句话没错：咬人的狗不叫。

　　政治笑话被看成是近代史的现象。人们是这样解释的：在以往的时代里，国家政权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神。对统治者的批评，就是对神的亵渎，应受到诅咒。因此，政治笑话只能产生于现代的、世俗化的社会。这个理论没有错，政治形式的幽默在近代史时期得到充分发展。但是西方社会的世俗化不能成为主要原因，权力关系的复杂化应该是首要原因，因为自法国大革命后，各民族与他们代表人物之间的关系多样化了。讽刺的施展空间扩大了，另外公民表达批评意见的机会也加大了。这并不意味着，按照神意而建立政权的国家里就不能有政治笑话。现代的神权政治国家，如伊朗，就跟古代的国家一样，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谁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政治幽默中普遍人性的内容，这些特性与理想人物毫无关系，理想人物不过是神权政治制度有意虚构出来的。百姓乐意嘲笑统治者，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无论允许还是不允许，无论被看成“冒犯陛下”或者“亵渎上帝”，都不会对此产生影响。

　　正是罗马时期的雕像告诉我们，古时的人对掌权者的弱点甚至抱着攻击的态度。权势人物的头像充满了毫不留情的现实主义：皇帝长了个大脖子，元老有个双下巴。在他们身上没有完美，正好相反，大理石将他们的缺陷和弱点永久保留下来。与古希腊人不同，罗马人特别热衷于盯着身体的缺陷，这甚至反映在人的名字上。倒霉的巴布斯真的是个大胡子?瘸腿、秃顶或者裂唇都被当成某人的标志，想象力无限丰富。在辱骂和诽谤方面，罗马人也富有创造力。谁都知道他们对于猥亵的内容很感兴趣。政客们相互漫骂，百姓们添油加醋地制造淫秽的名人佚事。面对这些，统治者十分克制。如同下面的笑闻，讲笑者安然无事，就是个证明：

　　不知在帝国境内的什么地方，人们发现有个人和奥古斯都皇帝出奇地相像。人们把他带到皇帝面前。皇帝看见和自己非常相像的人，十分惊讶，于是问那个人：“喂，你母亲来过罗马吗?” ——那人回答：“我母亲从没有到过罗马，但是我父亲常来。”

　　过去和现在一样，政治笑话都产生于软肋暴露出来的地方。如果国家的掌权者高高在上，政治笑话就会大显身手。皇帝，独裁者，圣人，他们凌驾于高空之中，凭借种种威严的原则，道貌岸然地主宰天下，与现实造成天渊之别，很快就会成为讽刺的靶子。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既然是理想的化身，当然必须允许人们按照他们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但是，这样做常常不那么简单，毕竟人无完人。如果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过大，说明统治者将标杆抬得太高了，也为幽默大开方便之门。神一般的皇帝成了出身可疑的纨绔子弟，护民官成了长着鹰钩鼻子的老叟。此类嘲弄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处处可见。

　　幽默，抚平历史的心灵创伤

　　私下传播的政治笑话集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版的第一批图书中，很有代表性。原因不仅在于自我辩解的迫切心情，而且还在于一种完全人性的需求。这种用笑去抚平痛苦经历的机制，既不令人惊奇，也不新鲜。仅就德国而言，在历史上也得到无数次证实。例子之多，俯拾皆是。

　　在近代史的初期，读者最容易发现这种现象。三十年战争刚结束，欧洲满目疮痍，很多地区人口锐减。在受到最严重破坏的德国南部，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存活下来。很多没有直接死于战争的人，最后倒在饥饿和流行病面前。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如同一阵风暴席卷欧洲大陆，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一片沉寂。然而在1669年，突然冒出一个声音，诗人格里美豪森的声音，他创作了德国第一部流浪汉小说。单单作者使用的荒诞笔名“惹门·史莱夫海·封·苏尔福特”就让读者体味到书中的内容。末日来临之后的第一部文学杰作——一部滑稽的小说!

　　小说《冒险的西木卜里切斯木斯》讲述了一个牧童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冒险经历。他一会儿是个吹牛皮的人，一会儿是个身披牛皮的傻子。他身边发生的一切，纵火、屠杀和强奸，构成其流浪汉小说的历史背景。透过一个如同野兽般长大的愚人的眼睛，我们看到一幅古怪的现实讽刺画。年轻的西木卜里切斯木斯遭遇很多痛苦，可是他描述那些恐怖经历时使用的语言却是幽默的，充满了令人折服的反讽。即便是谈到一帮散兵游勇抢掠年轻主人公的家，使他突然离开养父母时，叙述的语言也是既荒诞滑稽又言简意赅：

　　这伙散兵游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顿他们的马匹，随后便各忙各的勾当，所干之事，无不预示着毁灭与末日的来临。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动起手来杀猪宰羊，烹煮烧烤，好像要开心欢宴一番，而其他人则冲入房舍，楼上楼下，到处找，即使是主人卧室也不能幸免，好像那里藏着科尔喀斯的金羊毛……

　　格里美豪森自己参加过三十年战争，他的小说具有自传体的特征。作者自己所经历的恐怖杀戮，在小说中变成了一场愚蠢的大闹剧。用流浪汉小说来描写延续了几十年的血腥屠杀?初看起来，这个念头很奇怪。为什么格里美豪森不写部编年史呢?答案就在刚才提到的人的一般需求上，人的克服心理创伤的愿望上。西木卜里切斯木斯想告诉我们，如果笑对恐怖和惧怕的东西，它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因此，这部德语小说开头的内容今天仍然可以在希特勒喜剧的语境下提供讨论材料。看来，恐怖的东西正可以引发幽默，是的，在回首一个大灾难时，幽默常常是克服恐惧的唯一特效药。大量事实可以证明，恰恰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可以使人发笑。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机制，无论在格里美豪森的书中还是在犹太人的笑话中都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