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

　　上个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蜜月"期间，广为传唱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中就有这样两段歌词。社会主义的苏联如日中天，捷报频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和我们息息相关。电影、小说乃至画报中展示的苏联人民无比幸福的生活，更令我们心驰神往。那可是我们的光辉未来啊!

　　五十年如白驹过隙，世事难料，曾一度风光无限的苏联早已寿终正寝，而貌似坚如磐石、甚至万古长青的帝国何以一朝覆亡，则成为学界久久争论不休的永恒话题。

　　案头有一本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雾霭》。我常常是拿起来又放下，不为别的，是因为书中有着太多骇人听闻的历史真实，有着太多的血腥，太多的苦难。叫你不忍卒读，叫你无法置信，叫你透不过气来。这难道就是那个"人们可以自由呼吸""可以自由走来走去"的人间天堂吗?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素有"改革设计师"、"公开性之父"的美称。曾多年主持俄罗斯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工作，亲自接触到大量本属绝密的档案文件。这属于社会工作，没有报酬，雅科夫列夫却乐此不疲，一干就是十几年。委员会已为450万人平反昭雪。《雾霭》堪称雅科夫列夫的"绝唱"：该书于2003年面世，作者则在两年之后的2005年10月病故。他虽年届耄耋，仍壮心不已。这是一位智者关于百年俄国历史的回忆和思考。他运用犀利的解剖刀，既无情地解剖俄国社会，也无情地解剖自己。为俄罗斯的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号。

　　书中援引了天才科学家、1904年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凡·巴甫洛夫院士的一封信。1934年，清洗已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巴甫洛夫在致苏联政府的信中说道："你们相信世界革命，这是徒劳无益的。你们在文明世界传播的不是革命，你们是在卓有成效地传播法西斯主义。"

　　这绝非危言耸听。1917年12月，也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不出两月，即宣布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俄文缩写ЧК的音译)。从此开始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恐怖时代。1918年9月5日，政府颁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使恐怖手段合法化。其中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恐怖的极端必要性。1918年的"红色恐怖"可谓"战果辉煌"：短短数月，处决人数即逾5万。

　　1922年2月，契卡又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1923年2月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纸秘密通令，详细列举了注定成为肉体消灭对象的社会族群。他们分别是：

　　"政治党派和政治组织：

　　⑴所有革命前政党的原成员;⑵所有帝制派联合会和组织的原成员;⑶所有独立庄稼人联合会的原成员，以及乌克兰中央人民会议时期独立庄稼人联合会成员;⑷所有原旧贵族人士;⑸所有原青年组织(童子军等)成员;⑹所有各种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

　　沙皇机关职员：

　　⑴所有原内政部职员;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宪兵队职员，所有暗探局和警察局的密探，所有边防官员等等;⑵所有司法部职员:所有区法院成员，各级法官、检察官、调解法官，司法侦查员，执法者，村法庭庭长等等;所有沙皇陆海军的军官和士官，无一例外。

　　暗藏的苏维埃制度敌人：

　　⑴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彼得留拉部队、起劲地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各种暴动队伍和匪徒。受到苏维埃政权赦免者也不例外;⑵所有白卫政府、中央会议、盖特曼行政当局之中央和地方机关和机构的文职人员;⑶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⑷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投机商人);⑸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

　　⑹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者继续在反苏维埃匪帮中与苏维埃制度作斗争的人;⑺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⑻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⑼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⑽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⑾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

　　以上所列各类人员，均属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其范围之广，数目之多，令人咋舌。

　　其实，早在1918年9月，季诺维也夫就曾经说过："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九千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总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将一亿人中的一千万，也就是十分之一除掉!斯大林后来继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公民。连季诺维也夫之流的"人道主义者"也被处决。

　　1918年5月，"红色恐怖"尚未正式开始，革命法庭即已(和契卡机关一起)受权对不肯向征粮队交出粮食的人判处死刑。农民被推向死亡边缘。在闹饥荒的省份，人相食的现象屡见不鲜。据文献记载，多半是食至亲者的肉。

　　始于1929年的全盘集体化和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运动，使俄国、她的国民经济遭到重创，并以暴力的方式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和俄国乡村的基础。彻底摧垮了农民阶级。俄国本是首屈一指的粮食出口大国，却从此出现了百姓排长队买面包的现象，并一直延续多年。运动中被定为富农的农民，分别被处以极刑、关进集中营、流放至偏远地区，最好的下场也是逐出集体农庄的地盘，另作安置。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本人受难，连妻儿子女也难逃厄运，受到株连。1918年7月16日夜间，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老小在叶卡捷琳堡被当局悉数枪杀，从此开了极其恶劣的先例。1919年彼得堡枪决了第86步兵团投奔白军的军官之家属，其中包括子女。1920年5月，各报刊登了关于叶利萨维特格拉德枪决某军官4名3-7岁女童及其老母的消息。192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因该市肃反人员枪决了12-16岁儿童，被人们称之为"死亡之城"。继尼古拉二世的子女之后，留京的两个儿子、季诺维也夫的儿子、加米涅夫的两个儿子先后被枪决，托洛茨基的儿子被杀害，皮达可夫的两个儿子失踪。这些被害者的父亲都曾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们也尝到了自己种出的苦果。

　　根据政治局和领袖本人的指示，建立了专门的儿童惩戒系统。这个系统拥有儿童集中营和儿童管教所、机动的接受分配站、专设的保育院和托儿所。那些尚在吃奶的婴儿同业已判刑的母亲一起发配至劳改营，婴儿满一岁至一岁半即转送至特设的孤儿院和托儿所。他们必须忘记自己是谁、何处出生，必须忘记自己的父母是谁、现在何处。这是个特殊的儿童古拉格("古拉格"系监视、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部门的别称)。至1938年8月4日，已从被判刑的母亲手中夺走17355个婴儿，还打算夺走5000个婴儿。

　　有一封信叙述了集体化运动中被逐出家园的农民的悲惨遭遇，信中说："遣送时正值隆冬季节，其中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和怀有身孕的妇女，他们被塞到运牲畜的车厢里，人摞人，妇女就在这里生下自己的孩子……;后来，又把他们像狗一样地扔到车下，再安置到教堂和又脏又冷的板棚里……虱子肆虐，又冻又饿，数以千计的人像狗一样被弃之不顾，任由命运摆布，没有人愿意去关注他们……每天都有50名甚至更多的儿童死去。"

　　在事关枪决的问题上，领袖们都很性急。比方说，仅1937年11月22日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大笔一挥，核准了对12份名单中1352人的判决，同年12月7日，核准了对13份名单中2397人的判决，其中2124人应予枪决;1938年1月3日，日丹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核准了对22份名单中2770人的判决，其中2547人应予枪决;2月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28份名单中3699人的判决，其中3622人应予枪决;3月份，这五个人核准了对36份名单中3286人的判刑，其中2983人应予枪决;4月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29份名单中2799人的判刑;1938年6月1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了对29份名单中2750人的判决，其中2371人应予枪决;9月12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核准了38份名单中6013人的判决，其中4825人应予枪决。

　　斯大林的签名见之于涉及44000人的366份名单，莫洛托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43569人的373份名单，日丹诺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20985人的175份名单，卡冈诺维奇的签名见之于涉及19110人的189份名单，伏罗希洛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18474人的186份名单。

　　这一全民族悲剧究竟有多大规模，尚无有据可查的准确数字。颇具洞察力的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的日记中援引了一个数字：因政治原因受到流放和监禁者为1400-1700万人。

　　当局的看法与此不同。1954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向赫鲁晓夫报告说，1930-1953年苏联大约有370万人受到镇压，其中765000人被处决。这是个虚假的数字。

　　国内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受到各种镇压者为200余万人，首当其冲的是原有产阶级人士和国家的知识精英。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集体化运动中，受到镇压的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为500余万人。

　　根据1953年12月整理的很不完整的材料，仅在1921-1953年期间，肃反机关因所谓的反革命罪就逮捕了5951364人，其中经司法机关和非司法机关("二人小组"、"三人小组"、"特别会议")判刑者为4060306人。1936-1961年，因民族特征被镇压者达350万人以上。俄罗斯联邦境内有11个民族受到驱逐，48个民族受到部分驱逐。

　　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平反工作的经验，雅科夫列夫认为可以断言：苏维埃政权期间，苏联因政治原因被处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中的人数，达2000-2500万之多。这里还包括死于饥饿者：国内战争时期为500余万人，30年代为500余万人。

　　然而，即使从公开发表的文献中也可看出镇压政策的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仅俄罗斯联邦1923-1953年被判刑人数即超过4100万。其中有刑事犯。但是仅仅因上班迟到、未完成集体农庄劳动日定额等而身陷囹圄者，也有数百万之众。又如，1932年斯大林曾亲手拟定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凡从已收割的小麦地里偷走麦穗者，即可判处监禁、劳改和死刑。

　　阅读此书时，我每每掩卷凝思，困惑不解：如此伤天害理、草菅人命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呢?这该不是伪造文书吧?然而，那都是引自存档的绝密文件，其真实性无可怀疑。

　　在十月革命90周年、苏联解体15周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段血迹斑斑的真实历史，有了一点初步的了解。弄清全部真相，尚需时日。幸而当初讳莫如深的绝密档案完好无损地留存下来，幸而像雅科夫列夫这样的有识之士终于可以接触到这些绝密档案。不然的话，也许我们就始终蒙在鼓里，永远"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

　　上个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蜜月"期间，广为传唱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中就有这样两段歌词。社会主义的苏联如日中天，捷报频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和我们息息相关。电影、小说乃至画报中展示的苏联人民无比幸福的生活，更令我们心驰神往。那可是我们的光辉未来啊!

　　五十年如白驹过隙，世事难料，曾一度风光无限的苏联早已寿终正寝，而貌似坚如磐石、甚至万古长青的帝国何以一朝覆亡，则成为学界久久争论不休的永恒话题。

　　案头有一本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雾霭》。我常常是拿起来又放下，不为别的，是因为书中有着太多骇人听闻的历史真实，有着太多的血腥，太多的苦难。叫你不忍卒读，叫你无法置信，叫你透不过气来。这难道就是那个"人们可以自由呼吸""可以自由走来走去"的人间天堂吗?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素有"改革设计师"、"公开性之父"的美称。曾多年主持俄罗斯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工作，亲自接触到大量本属绝密的档案文件。这属于社会工作，没有报酬，雅科夫列夫却乐此不疲，一干就是十几年。委员会已为450万人平反昭雪。《雾霭》堪称雅科夫列夫的"绝唱"：该书于2003年面世，作者则在两年之后的2005年10月病故。他虽年届耄耋，仍壮心不已。这是一位智者关于百年俄国历史的回忆和思考。他运用犀利的解剖刀，既无情地解剖俄国社会，也无情地解剖自己。为俄罗斯的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号。

　　书中援引了天才科学家、1904年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凡·巴甫洛夫院士的一封信。1934年，清洗已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巴甫洛夫在致苏联政府的信中说道："你们相信世界革命，这是徒劳无益的。你们在文明世界传播的不是革命，你们是在卓有成效地传播法西斯主义。"

　　这绝非危言耸听。1917年12月，也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不出两月，即宣布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俄文缩写ЧК的音译)。从此开始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恐怖时代。1918年9月5日，政府颁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使恐怖手段合法化。其中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恐怖的极端必要性。1918年的"红色恐怖"可谓"战果辉煌"：短短数月，处决人数即逾5万。

　　1922年2月，契卡又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1923年2月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纸秘密通令，详细列举了注定成为肉体消灭对象的社会族群。他们分别是：

　　"政治党派和政治组织：

　　⑴所有革命前政党的原成员;⑵所有帝制派联合会和组织的原成员;⑶所有独立庄稼人联合会的原成员，以及乌克兰中央人民会议时期独立庄稼人联合会成员;⑷所有原旧贵族人士;⑸所有原青年组织(童子军等)成员;⑹所有各种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

　　沙皇机关职员：

　　⑴所有原内政部职员;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宪兵队职员，所有暗探局和警察局的密探，所有边防官员等等;⑵所有司法部职员:所有区法院成员，各级法官、检察官、调解法官，司法侦查员，执法者，村法庭庭长等等;所有沙皇陆海军的军官和士官，无一例外。

　　暗藏的苏维埃制度敌人：

　　⑴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彼得留拉部队、起劲地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各种暴动队伍和匪徒。受到苏维埃政权赦免者也不例外;⑵所有白卫政府、中央会议、盖特曼行政当局之中央和地方机关和机构的文职人员;⑶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⑷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投机商人);⑸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

　　⑹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者继续在反苏维埃匪帮中与苏维埃制度作斗争的人;⑺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⑻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⑼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⑽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⑾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

　　以上所列各类人员，均属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其范围之广，数目之多，令人咋舌。

　　其实，早在1918年9月，季诺维也夫就曾经说过："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九千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总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将一亿人中的一千万，也就是十分之一除掉!斯大林后来继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公民。连季诺维也夫之流的"人道主义者"也被处决。

　　1918年5月，"红色恐怖"尚未正式开始，革命法庭即已(和契卡机关一起)受权对不肯向征粮队交出粮食的人判处死刑。农民被推向死亡边缘。在闹饥荒的省份，人相食的现象屡见不鲜。据文献记载，多半是食至亲者的肉。

　　始于1929年的全盘集体化和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运动，使俄国、她的国民经济遭到重创，并以暴力的方式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和俄国乡村的基础。彻底摧垮了农民阶级。俄国本是首屈一指的粮食出口大国，却从此出现了百姓排长队买面包的现象，并一直延续多年。运动中被定为富农的农民，分别被处以极刑、关进集中营、流放至偏远地区，最好的下场也是逐出集体农庄的地盘，另作安置。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本人受难，连妻儿子女也难逃厄运，受到株连。1918年7月16日夜间，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老小在叶卡捷琳堡被当局悉数枪杀，从此开了极其恶劣的先例。1919年彼得堡枪决了第86步兵团投奔白军的军官之家属，其中包括子女。1920年5月，各报刊登了关于叶利萨维特格拉德枪决某军官4名3-7岁女童及其老母的消息。192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因该市肃反人员枪决了12-16岁儿童，被人们称之为"死亡之城"。继尼古拉二世的子女之后，留京的两个儿子、季诺维也夫的儿子、加米涅夫的两个儿子先后被枪决，托洛茨基的儿子被杀害，皮达可夫的两个儿子失踪。这些被害者的父亲都曾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们也尝到了自己种出的苦果。

　　根据政治局和领袖本人的指示，建立了专门的儿童惩戒系统。这个系统拥有儿童集中营和儿童管教所、机动的接受分配站、专设的保育院和托儿所。那些尚在吃奶的婴儿同业已判刑的母亲一起发配至劳改营，婴儿满一岁至一岁半即转送至特设的孤儿院和托儿所。他们必须忘记自己是谁、何处出生，必须忘记自己的父母是谁、现在何处。这是个特殊的儿童古拉格("古拉格"系监视、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部门的别称)。至1938年8月4日，已从被判刑的母亲手中夺走17355个婴儿，还打算夺走5000个婴儿。

　　有一封信叙述了集体化运动中被逐出家园的农民的悲惨遭遇，信中说："遣送时正值隆冬季节，其中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和怀有身孕的妇女，他们被塞到运牲畜的车厢里，人摞人，妇女就在这里生下自己的孩子……;后来，又把他们像狗一样地扔到车下，再安置到教堂和又脏又冷的板棚里……虱子肆虐，又冻又饿，数以千计的人像狗一样被弃之不顾，任由命运摆布，没有人愿意去关注他们……每天都有50名甚至更多的儿童死去。"

　　在事关枪决的问题上，领袖们都很性急。比方说，仅1937年11月22日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大笔一挥，核准了对12份名单中1352人的判决，同年12月7日，核准了对13份名单中2397人的判决，其中2124人应予枪决;1938年1月3日，日丹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核准了对22份名单中2770人的判决，其中2547人应予枪决;2月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28份名单中3699人的判决，其中3622人应予枪决;3月份，这五个人核准了对36份名单中3286人的判刑，其中2983人应予枪决;4月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29份名单中2799人的判刑;1938年6月1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了对29份名单中2750人的判决，其中2371人应予枪决;9月12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核准了38份名单中6013人的判决，其中4825人应予枪决。

　　斯大林的签名见之于涉及44000人的366份名单，莫洛托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43569人的373份名单，日丹诺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20985人的175份名单，卡冈诺维奇的签名见之于涉及19110人的189份名单，伏罗希洛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18474人的186份名单。

　　这一全民族悲剧究竟有多大规模，尚无有据可查的准确数字。颇具洞察力的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的日记中援引了一个数字：因政治原因受到流放和监禁者为1400-1700万人。

　　当局的看法与此不同。1954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向赫鲁晓夫报告说，1930-1953年苏联大约有370万人受到镇压，其中765000人被处决。这是个虚假的数字。

　　国内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受到各种镇压者为200余万人，首当其冲的是原有产阶级人士和国家的知识精英。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集体化运动中，受到镇压的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为500余万人。

　　根据1953年12月整理的很不完整的材料，仅在1921-1953年期间，肃反机关因所谓的反革命罪就逮捕了5951364人，其中经司法机关和非司法机关("二人小组"、"三人小组"、"特别会议")判刑者为4060306人。1936-1961年，因民族特征被镇压者达350万人以上。俄罗斯联邦境内有11个民族受到驱逐，48个民族受到部分驱逐。

　　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平反工作的经验，雅科夫列夫认为可以断言：苏维埃政权期间，苏联因政治原因被处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中的人数，达2000-2500万之多。这里还包括死于饥饿者：国内战争时期为500余万人，30年代为500余万人。

　　然而，即使从公开发表的文献中也可看出镇压政策的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仅俄罗斯联邦1923-1953年被判刑人数即超过4100万。其中有刑事犯。但是仅仅因上班迟到、未完成集体农庄劳动日定额等而身陷囹圄者，也有数百万之众。又如，1932年斯大林曾亲手拟定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凡从已收割的小麦地里偷走麦穗者，即可判处监禁、劳改和死刑。

　　阅读此书时，我每每掩卷凝思，困惑不解：如此伤天害理、草菅人命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呢?这该不是伪造文书吧?然而，那都是引自存档的绝密文件，其真实性无可怀疑。

　　在十月革命90周年、苏联解体15周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段血迹斑斑的真实历史，有了一点初步的了解。弄清全部真相，尚需时日。幸而当初讳莫如深的绝密档案完好无损地留存下来，幸而像雅科夫列夫这样的有识之士终于可以接触到这些绝密档案。不然的话，也许我们就始终蒙在鼓里，永远"不识庐山真面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