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元首的崇拜

　　国家社会主义酷似宗教的崇拜，它的创立者仍在忠诚的框架中前行。纳粹党人就以环绕着超人光环的方式表现希特勒。赫曼·戈林(Hermann Goring)在1941年用的就是教皇绝对正确的语言：“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十足的自信宣称，对我们来说，在攸关人民的国家与社会利益之所有政治和其他事务上，元首绝对正确。”德国人“深深地，毫不动摇地相信”相信希特勒神圣的天赋使命，他也这样做了。德国战士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宣誓对希特勒的个人效忠，保证绝对服从，就像在他们的上帝和教友面前宣称与确定其信仰一般。在纳粹的岁月里，希特勒高大的形象出现在普通的海报中，并配以如下一段说明：“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1941年由纳粹党出版社公开出版的一本小书只能以崇拜文学(devotional literature)名之。人们也被询问元首对他们有何意义。按照一个战士的说法：“我们的元首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人物。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他和他的运动。他就是我的宗教。”这样的例子无可计数。

　　一个最有趣的表现对希特勒崇拜的例子就是数千首对元首的赞美诗。一卷名为《忠诚颂》(The Song of the Faithful)的小册子出现在1938年。它包含19首短诗，全部由1938年德奥合并前，奥地利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匿名写成。其中一首很有代表性的诗就是“我们的元首”(Our Führer)：

　　众人赞美您，

　　纵然其赞美是无声的——

　　众人并未亲见您，

　　您仍是他们的救世主。

　　当您向您的德国人民喊话，

　　其言词已穿越整个国家

　　深入无数人的心灵，

　　您的形象已长驻心中。

　　有时您的洞察让那些

　　处于苦役和重负下的人们重获新生——

　　因而那么多的人愿为您献身

　　并在您的精神中寻找光明。

　　这无疑是宗教的语言，就像赞美、救世主、生命、献身、精神和光明这些词一样。只有在一个人把希特勒看成是一个基督式的人物，一种神圣的与人类的结合体时，这一意义才说得通。《忠诚颂》因此获得了德国国家图书奖(戈培尔曾用它鼓励出版那些有正确主旨的书)。在该书的护封上，戈培尔这样写道：“当我们正为奖项的归属而僵持不下，或者说只得通过抽签来表决时，一本小而薄的诗集适时地出现在市场上。它让所有进一步的考量都毫无意义。与其他书相比，此书更好地满足了我们这一奖项的目标。”

　　要是这些诗描写的是罗斯福或丘吉尔，那一定会滑天下之大稽，但是纳粹党人不会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凡人。虽然他们不得不承认希特勒终会死去，结果他也的确如此(在死之前，他有时也提到自己的独特性以及实现目标的重要性)，希特勒还是被德国人看成是可以绝对信任的一个人。

　　每年在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聚会上，戈培尔都会做年度演说。它绝对是引人注目的阅读材料。即使在1945年，戈培尔用的仍是宗教式的口吻：“我们觉得他(希特勒)就活在我们心中，与我们永远在一起。”更早的那些系列演说同样如此宣称。希特勒的灵魂/幽灵如影随形，无处不在。

　　希特勒典型的形象，我们可以在《意志的胜利》中一探虚实，这是由莱妮·瑞芬施塔尔拍摄的1934年纽伦堡帝国代表大会(Nuremburg rally)的纪录片。此片采用多种手法强调了希特勒的非凡特质。他的飞机伴随着圣洁的音乐在云层中悄无声息地掠过。飞机投下的阴影，仿佛一个十字架，投射在他那忠实信徒的游行队列中。他在凯旋的队伍簇拥下进入纽伦堡。摄像机时而给他一个特写镜头，时而从下往上拍，以凸显其伟岸的身躯。他的光辉向四处发散，比如，在开进纽伦堡的车队中，当他那握成杯状的手正好捕捉到光亮时。希特勒，手握血旗(Blood Banner即Blutfahne，1923年暴动时携带的旗帜)，用它来作神圣化新的党旗。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当场宣布，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这些都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形象。

　　希特勒引人注目的地位明显源于其各种肖像描绘艺术。照片、绘画与雕塑都精心控制，需要希特勒个人的认可。为表达对希特勒的敬意，纳粹领导人于1936年出版了一本以《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生活照片集》(Adolf Hitler: Pictures of the Life of the Fuhrer)为名的纪念册，印数至少达245万册。人们购买纪念册，并把买香烟收到的附赠照片贴起来。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出版了超过12本希特勒的影像集，并且销量不菲。比如，一本“私人的”影集，《不为人知的希特勒》(The Hitler No One Knows)就售出了至少40万册。鲁道夫`赫茨(RudoIf Herz)评论道，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照片的无处不在”是“表现领导人克里斯玛形象不可或缺的手段”。

　　纳粹党人还没有时间来发展电视系统，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希特勒的形象同样会遍布荧屏。正如纳粹广播节目主管欧根·哈达莫夫斯基(Eugen Hadamovsky)所说，当实验性的广播开始在1935年对外播送时，“现在，此时此刻，广播将会响应号召以实现它最伟大和神圣的使命：将元首形象永不磨灭地根植于所有德国人的心中”。

　　作为纳粹宗教中的一个超人形象，希特勒深知界定纳粹世界观的重要性。按照1937年的一份党内指示，甚至希特勒自己的演说只有在获得其本人认可之后才能出版。1939年，希特勒指示，涉及纳粹世界观的演说文本应该事先得到鲁道夫·赫斯的认可。在赫斯飞往英格兰之后，则由希特勒自己许可。

　　各种世界观都有依其重要性程度不同的文本。《我的奋斗》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圣经。乔治·摩斯(George L. Mosse)猜想，既然“《我的奋斗》中的观念已经被翻译成了礼拜的(liturgical)形式，并且离开打印文本变成了全国性的雅利安(Aryan)崇拜的大众仪式”，那么与马克思和列宁的作品是某些共产主义者的圣经一样，希特勒的书在同样的意义上也是纳粹党人的圣经。毫无疑问，《我的奋斗》中的观念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但是此书对纳粹主义者来说仍然具有中心意义。它以庞大的发行量出版(到1945年，已超过1000万册)。市长们将精装本赠送给新婚夫妇。其目标就是实现每个家庭和图书馆都有该书。像家庭里的圣经一样，人们通常不去读它，但是仅仅其存在就证实了它的重要性。

　　希特勒的演说拥有同等的教义式权威。它们本身就是标志着巨大重要性的事件。正如战争开始之后，位于林茨(Linz)的党内宣传办公室发表了关于学习和运用希特勒演说的公告。这是一份值得注意的公文：

　　元首的话就是人们心中的种子。党员必须看管好这一种子，并看到它开花结果。因此，他应该逐字逐句，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元首的讲话，直至他能够掌握这些需要在面对面宣传时讲出来的观点。如果他能在所有谈话中依靠元首的话，那么他将能利用元首的强大权威来影响甚至最顽固的抱怨者使他们沉默……

　　因此，每一个宣传员的任务就是，捍卫元首每次讲话在全民族的存在，培育热情的火花，甚至激励它。如果他以全部的忠诚和认真来学习每一个词，让它们每天都重新影响他，那么他将能做到这些。他和其他公民的谈话将会充满振奋的和统一的力量的光辉，而这在元首所有的讲话中无处不在。

　　这是对一份神圣文本，而非政治演说的描述。希特勒话语的神圣性在一幅广为流传的名为“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的图景中，而不是约翰福音(GospeI of John)之开场白的一种随意引用中得到强调。希特勒被看成是对着一群狂热的早期追随者布道。

　　正如圣经会被某些人作为证据性文本煞费苦心地开发，希特勒语录也渗透了第三帝国。这样的例子数量巨大，随手可举。1942年的生物课本在说明“生命的法则”时，引用了《我的奋斗》七次。〔29〕《我们的意志与方法》(Unser Wille und Weg，宣传员月刊)则频繁引用它。党内宣传办公室每周发行30万份用于公共展示的语录海报，许多采用的是希特勒语录。比如，1941年5月4-10日的海报引用了他的这一说法：“无人会在德国战士占据之地攻城略地。”纳粹党的艺术杂志，《德意志帝国的艺术》(Die Kunst im Deutschen Reich)包含精心印刷的希特勒语录，它们迎合了战争早期岁月的计划。

　　一些人家中还有一个“希特勒神龛”(Hitler shrine)。正如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的《先锋报》(Der Stürmer)在1936年写道：“通过将元首画像悬挂在家中，德国公民们得以表达他们对第三帝国的态度。”同年，一份德意志儿童杂志告诉它的读者如何庆祝希特勒的生日：“所有德意志的儿童都要在4月20日元首生日那天思考做些什么。元首的画像应该挂在每一个家庭里，而我们要用亲手做的绿色花环来装饰它。这就是展示我们爱戴领袖的方式，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永不改变。”在纳粹之前，德国人也会在墙上悬挂圣徒和政治领导人的画像。不同之处在于，现在任何表现出对悬挂希特勒画像的不情愿则变成了背叛的证据。

　　到1933年为止，城市和乡镇中的主要街道与公共广场都已经以希特勒的名字重新命名，不久之后纳粹其他领导人也忝列其中。凯撒街(Kaiser-Straße)变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大街(1945年后东德时期则是卡尔-马克思大街)。

　　不管转向哪里，德国人不仅要遭遇希特勒的画像或话语，而且还被期望在这大合唱中加进他们自己的声音。最明显的方式就是行纳粹礼“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一种“德国式的问候”(German Greeting)，纳粹党人如此称呼它。这很快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惯例。公开张贴的标语宣称：“我们的问候就是‘希特勒万岁’。”电视广播节目也以广播员的“希特勒万岁”结束。

　　这一问候就是展现纳粹忠诚的测量计。一位美国访问者在1935年这样写道：“‘希特勒万岁’现在是这个国家的问候方式，所有阶级的人，无论何处。”另一方面，1943年，一位党员在巴门镇(Barmen)对着他遇到的51个人如此问候，只有2个人回应了他。不断恶化的战争局势使公民们对元首宣誓效忠的热情开始消退。报纸上战士阵亡的讣告被期望来表达他们是“为元首、人民和祖国”而死的。到1944年底，当这些通告的百分比在一些报纸中下降到4%时，这一措辞则像是义务性质的了。

　　希特勒的个人受欢迎度是高的。尽管如此，这要取决于他的成功。作为一个可见的神，希特勒的权力依赖于他的“奇迹”，纳粹党人通常用它来描述他的伟大成就。无论何种失败都不能得到承认。希特勒习惯于出现在胜利的那些时刻，比如，法国陷落后在柏林举行的壮观接管仪式上。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些时刻不断减少，他现身的次数也同样减少了。戈培尔的日记定期记录了战争晚期他努力劝服希特勒现身公共场合，而希特勒很不情愿在没有胜利的情况下这样做。丘吉尔在1940年6月4日做了一场演说，承认法国发生的战事是“一场巨大军事灾难”，但是希特勒没有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做同样的声明。战场失利的神只会有有限的可信性，希特勒非常清楚。即使在和他亲信的私人谈话中，他也是将失败归罪于他人，而不是自己。

　　纳粹的教规超出了《我的奋斗》的范围。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鲁道夫·赫斯，约瑟夫·戈培尔，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nch)，赫曼·戈林，罗伯特·雷(Robert Ley)的作品也有近似教规的权威。虽然戈培尔和戈林都是出现在“每周语录”海报上的“常客”，但它们缺乏希特勒话语的力量，不会被反复引用。

　　纳粹一年中的神圣节日

　　一种宗教需要崇拜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使不可见之事物可见的各种方式。要如此做，节日和庆典都是重要的方式。纳粹党人倾注了巨大努力来建立和推进那些能合理地成为宗教节日与仪式的事情。跟往常一样，几个纳粹党人，主要是戈培尔和罗森博格，要求控制这一进程，虽然这也是希特勒感兴趣的一个领域。

　　到1934年，纳粹党人已建立了他们的礼拜历。它开始于1月30日，希特勒就职周年纪念日。2月24日则是1920年政党纲领公布的纪念日。希特勒政权的第一年，节日着重强调希特勒与其早期追随者的关系，虽然战争期间，它开始强调早期政党成员的信念，即如果德国人要赢得胜利，它对每个人都是必须的。悼念阵亡者的英雄纪念日则在3月中旬。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青年义务日，即在一段仪式中，包括从青年到成年的群体有宣誓服从祖国的义务。希特勒4月20日的生日则是宏大庆典的理由(这一高峰在他1939年50岁生日时到来，那年一部伟大的电影应运而生)。纳粹党人把5月1日劳动节变成了德国人民的国庆日，虽然它也是工人们的节日。母亲节在5月上旬。有4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将会获得奖章。夏至日则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团和纳粹党卫军(SS)来庆祝。9月上旬将会看到最重要的纳粹盛况，纽伦堡集会，这样一个事件，即使那些不能参加的人也会通过大规模的报纸和广播(甚至电视)覆盖网，以及瑞芬施塔尔的纳粹集会纪录片《信仰的胜利》(Victory of Faith)与《意志的胜利》参与其中。直至1938年，这些集会在规模和豪华程度上一直在扩大。1939年集会，即名声不佳的“有关和平的党代会”恰在战争开始前取消了，但是为了当年的集会，各项计划进行到了1940年夏季。在党员集会地建立不朽建筑的工作直至战争晚期一直在进行。丰收节在10月初来临。几十万农民聚集在德国南部一座大山脚下的比克堡(Bückeburg)，聆听希特勒赞美农业优点的演说。纳粹日历上最神圣的日子是11月9日，即1923年“啤酒馆政变”纪念日。甚至圣诞节，一年中最后的节日，采取的都是纳粹的而非基督教的解释。在战争的年月，纳粹党出版了一些评论圣诞节的书，但它们都不会只提到基督。既然圣诞节不包括与耶稣基督的任何直接联系，那么圣诞节一词的德语词汇(Weihnacht)就使这一任务更简单了。

　　纳粹节日的性质在11月9日的例子中显露无疑，这是一个庆祝最高秩序(first order)的伪宗教盛典。一开始，它的根本重要性并不明显。1923年11月，希特勒决定要发动一场起义。11月9日那天，当声称夺取国家权力的队伍靠近慕尼黑一座有名的公共纪念建筑统帅堂(Feldherrnhalle)时，警察开火了。希特勒的16个追随者被击毙。他则受了轻伤，试图逃跑，但随后被捕，在狱中度过了一个舒服的刑期。1925年希特勒重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同年在魏玛的党员集会上，两年多以前携带的血浸的旗帜(blood-soaked flag)变成了血旗，这是纳粹圣物箱中最神圣的宝物。虽然没有其他人会留意，但这一天对玛共和国的后继者来说，则被看成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哀悼日”。

　　1933年，11月9日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从这年开始到1943年，希特勒都会在11月8日晚间，在慕尼黑向他的早期追随者们发表演说。虽然只有长期党员(老战士，alte Kärnpfer)参加，但是第二天的报纸上满是希特勒的演说文本。11月9日那天，仪式在慕尼黑举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重演1923年的那场游行。沿路上都是写有纳粹阵亡者名字的高塔，建筑物上则覆盖着旗帜和黑布。当希特勒经过每一座高塔时，高音喇叭则宣读在为他效忠中死去的纳粹党员的名字。快到统帅堂时，全场瞬间寂静无声。

　　随后几年，这样的仪式甚至更让人印象深刻。每年慕尼黑都会以旗帜和横幅装扮一番。1935年，16名阵亡者被从他们彼此分开的墓中转移到了慕尼黑的一组“荣耀殿”内，在那里他们将得到“永久的看护”。这就像是他们又重获新生一样。那些之前下半旗志哀的旗帜现在则全部降了下来。《纽约时报》记者评论说，慕尼黑举行的“不是葬礼而是庆祝凯旋”。在荣耀殿前，当16个亡灵的名字作最终宣告时，成千上万的大会聚集者每听到一个名字就以“在这里”来回应，当然，这不只是一种新的技术手段，还是一种感染人的方式。

　　慕尼黑的仪式通过报纸和广播波及到了整个国家，尽管如此，大多数小镇和学校则宁愿组织他们自己的仪式。和慕尼黑的仪式比起来，它们在规模上更小，但是，即便如此，旗帜覆盖的建筑，墓边的仪式与庄严的集会在整个德国盛行不衰

　　典型的地方仪式通常会在一个精心装饰过的房间里进行。开场是在伴随着振奋人心的音乐声中，身穿制服的党小组成员进入现场。很快，大家齐唱11月9日赞美诗，“今天，十万人在游行。”在一份祈祷文中，希特勒向大家许诺，这一天将在德国历史上永远铭记，紧接着是更多的音乐。随后，地方高官发表一份演说，试图建立11月9日的神话，同时鼓励听众们跟随希特勒早期追随者奉献的足迹。希特勒青年团地方乐团吹响号角，随后主席说道：“我们永记这场运动中第一批流血牺牲的殉道者。”旗手们随后开始降旗。“11月9日下午12点30分，怀着对他们民族复兴的真正信仰，下面这些人倒在了统帅堂前，倒在了慕尼黑前作战部的院子里。”16人的名字被宣读，紧接着是一首诗：

　　你们牺牲了

　　为了我们的帝国。

　　你们视死如归

　　这样我们

　　才能生活在胜利中。

　　你们这些死去的人儿

　　意味着运动的胜利

　　并且你们的遗产

　　对我们是永恒的责任。

　　党和军队里的其他牺牲者也值得我们铭记。旗帜升起来了，象征着死去者的胜利。在更多的诗篇、歌曲和对希特勒的赞颂之后，这场集会以一首纳粹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Song)作结。

　　纳粹党大量运用基督教的意象。希特勒在1934年说道：“他们流的血已经变成了洗礼帝国之水。”比如以身殉道者、牺牲、圣物、复活、耶稣受难地以及朝圣这些术语都在不断地使用。不管何处，纳粹党人采取的策略是把新的意义灌注到旧的象征中，为了新的信仰而吸收它们。一个党内作家在1939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即通过注入异教的仪式，基督教已经得到了发展。早期宗教的信徒“并没有哪怕一点这种观念，即在他旧习惯的伪装下，一种新的和异质的宗教正逐渐渗透到他心中。”纳粹主义也需要用新的意识形态意义来填充到传统的象征中，他继续说：“只有当国家社会主义已经铭刻到每一公民的灵魂之中时，它才可以说自己是固若金汤的。”

　　纳粹圣徒的万神殿之建立要归功于这些节日。所有那些在希特勒事业中牺牲的人，运动的“殉道者们”都能享此殊荣，但是1923年的亡者则处于崇拜的顶点。我们来考虑一下1935年时他们的活动是如何被描述的：“为了摆脱困窘、痛苦、卑贱、绝望的深渊、毁灭的无序境地与毫无抵抗力的屈从，这些不为人知的战士们，他们的名字就像一声惊雷，穿透了人们之间悲惨的孤立的茫茫黑夜。为背叛而复仇是他们心中燃烧的火苗，在痛苦中锻造，不幸中形塑，受伤者的荣耀中坚固成形的复仇，几乎取消了死亡，这就是伟大的，不可遏制的复仇。”这不是有关凡人的语言。这些人就是德国人美德的楷模。16人的传记把他们当作为德国的事业而遭受苦难的圣徒。1935年的传记丛书是以如下评论开头的：“从有关他们生活的描绘中，我们将会收获为德意志民族的未来而奋斗的新勇气。”其中一个如此被提及：“他在统帅堂前英雄般地死去，不是别的，完全是为德国而牺牲的一生之至高顶点。”

　　这些死去的人甚至赢得了不朽，它伴随1933年纳粹党获胜而至。掌权后的一天，希特勒来到慕尼黑向这些死者表达敬意，说道“你们最终还是胜利了”。虔信的人在会议厅的旗帜上、报纸上、广播里，甚至邮票上，信徒们无以计数地重复着他的话语。这一节日也是纳粹艺术中的一个流行题材。

　　纳粹的修辞中同样表达了更多种不朽形式。殉道者的灵魂以某种方式长存。一本关于学校仪式之规范导引的书这样写道：“现在他们再次安详而平和地在他们的墓冢中睡去了。因为有了元首赞扬和感激的话语：‘你们最终还是胜利了’，伟大的极乐和永恒的快乐已经降临在他们身上。”《民族观察报》在1936年写道：“一年前，统帅堂的英雄们占据了水恒的关注。哀悼他们的旗帜现在已经发黄，破烂不堪，显得有些多余。(但是)死者已经复活。他们不止一次行进在我们之前，与我们同行。”纳粹出版机构的许多类似评论都宣称了死者的不朽。

　　每年的慕尼黑仪式上都会展示血旗，但是它也出现在纽伦堡集会上。瑞芬施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展现了希特勒通过抚摸血旗来神圣化新的党旗。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权力通过希特勒之手从旧旗转移到了新旗上。正如罗伯特·布鲁克斯所评论的，通过将过去的事迹与信念赋予当下的事件，这一仪式将过去和现在天衣无缝地联系了起来。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仪式，它通过给予所有在场之人一种参与某种比自身和此刻更伟大之事的感觉，将他们统一了起来。

　　纳粹的信仰

　　纳粹主义的全部修饰以扭曲的方式反映了宗教信仰的习惯和仪式。正如任何信仰一样，它运用它们来赋予党的日常活动以神秘的重要性，并且在其他方面为那些将会看起来可耻的活动提供正当性。除此之外，这些意识形态的礼拜仪式将会用世俗的含义取代传统的宗教意涵，从而压制与之竞争的启示所挥之不去的影响。

　　了解了纳粹主义的影响和后果之后，我们很自然地会假定它的追随者都是些遭遇不幸的不快乐的人。但是很少德国人变成纳粹是因为他们渴望屠杀犹太人或者毁灭欧洲。当追求不光彩的目标时，纳粹主义诉诸深深根植于德意志传统中的，许多德国人认为是高贵目标的东西。毕竟，纳粹主义宣称自己是德国历史和文化的顶峰而不是弃绝，因而我们就能非常确信纳粹主义与德国过去的许多因素有其一致性。正如罗伯特·盖拉特莱(Robert Gellately)所评论的，对于“人们真诚希望是真实的东西”，纳粹所宣传的内容就是一个指示器。

　　我们先来考察赫尔特·施特莱彻(Helmut Stellrecht)的《信仰与行动》(Faith and Action)，一本关于纳粹美德的书。尽管有战争的压力，到1944年为止，它的精装版仍有至少17.5万本付印。它包含论信仰、忠诚、勇敢、服从、血气、生命和死亡等的简短章节。论信仰的语言用的这种口吻：“因为信仰是强大的，它能推动那些看似不可能之事。它是任何功绩的基础……一个人最高尚和重要的不是他的学识和判断力，而是他的信仰。只有在一个人拥有足够强大的信仰时，他才是有价值的。”此书的宗教意图从一份党内宣传员杂志的评论中可见一斑：“一个人如果希望给他正在长大的孩子比旧约的犹太故事或那些今天对我们来说已失去意义的箴言和赞美诗更好的东西，他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它用的是高贵的形式和清晰有力的语言，因而是那些任何寻求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生活观的入门指南。”关于旧约故事“已经失去其意义”的附带段落是令人震惊的。施特莱彻的书被看成是一种解释生活意义的新方式，一个道德行为的向导。要是它忽略了深植于读者中的传统信念和价值，它是不会成功的。

　　耶稣说，信仰足以排山倒海。施特莱彻和纳粹党认为它能赢得战争。书中没有提到奥斯维辛。战争确实被美化了，但是这种方式却巩固了大多数德国人乐意接受的美德。大量相似的资料出现了。一个德国人，他无须努力思考或者看起来这样，就会很愿意相信，纳粹主义坚定地站在他们所熟悉的美德的宗教提出了生活的伟大问题，包括起源、终极和目标。纳粹主义提供了答案，虽然或许不像宗教答案那样令人满意，但是仍然为公民提供了手段，使其周围的世界有意义。自然奖赏强大而惩罚虚弱。德国人有天生好运，生来就是自然宠爱的民族，它的先辈可追溯到时间的混沌之初，而向前延伸到辉煌的未来。

　　关于这一主题的资料数量是巨大的。比如，在1939年一份纳粹妇女双周刊《女性立场》中，一首名为“我的孩子”的诗这样写道：

　　现在我靠你而活。

　　你应该并且将会活在

　　我无法再见到你的日子。

　　那是多么地美妙!

　　这就像古老的英雄传奇一样精彩，

　　那时每个部落都奋斗

　　以保证它的血统不会消失。

　　然而，你还小。

　　你又怎么能知道

　　你只是一棵大树上的一节枝丫!

　　但是那天终会到来

　　到时我必定告诉你

　　不只是你，

　　还包括你的父辈们也将由你的英勇事迹来评判。

　　不，你还无法理解。

　　你整天只知梦想和玩耍。

　　但是当你明白时，

　　我将确信

　　你和我的每一次心跳

　　让我们活着，

　　也在永恒中泛起一轮涟漪。

　　这首诗将每个德国人看成是永恒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将过去连接到了未来。

　　一个种族纯净的德意志“天堂”就是目标。它就是一个世俗的伊甸园，要求人性的改造，而它可能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正如希特勒1934年所言，纳粹党人正在逐步塑造“一个新的德意志个体。”

　　虽然在字面意义上，党的信徒不再能活到体验那个天堂，但他们也不会真正死去，正如11月9日的修辞所试图证明的。1938年一本精心策划的书试着列出了一份在效忠希特勒时死亡的所有人的全面清单。正如此书中名为“他们活着!”(They Live!)的导言诗所宣告的：

　　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漫游着，他们没有死去。

　　他们对我们来说是告诫和警告，

　　因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伟大英雄的后裔。

　　在他们的人格像火一样照耀之地，

　　我们会继承遗志穿越黑夜和痛苦抵达光明。

　　他们是德意志人。德意志民族永垂不朽!

　　纳粹党的党歌宣称“被红色阵线与反动击毙的同志在精神上与我们的队伍并肩同行”。此书坚称这首歌是“德意志人的祈祷书。”

　　在某种意义上，当已死去的人在后继者心中继续活着时，他们体验到的将会是一个新世界。1945年2月，戈培尔写到在纳粹胜利之后的2000年，德国孩子们的幸福未来：“我们的希望将会在他们的世界实现，我们的理想将会成为现实。既然我们见证过反映在孩子们眼中，这个野蛮年代的诸多风暴，我们必定不会忘怀上述前景。让我们行动吧，那赢得的将是他们永恒的祝福，而不是他们的诅咒。”再次，诸如此类的资料会有一大堆。它向德国人许诺了他们的忠诚和服从的“永恒”回报。

　　宗教需要它们的魔鬼，或者罪恶的来源。同雅利安种族，一个最发达的和代表人性未来的种族相比，犹太人则占据另一极端。纳粹党通常使用“the Jew”而不是“the Jews”，在字面意义上它是一个撒旦式的人物。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报纸《先锋报》经常做对比。比如，1943年的一期，在封面上采用了一幅名为“撒旦”的犹太人照片。正如许多其他纳粹党人一样，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做了相同的对比。犹太人并非仅仅是卑下的(比如，正像黑人在纳粹意识形态中一样);他们就是罪恶的化身，雅利安德国人的死对头。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说：“通过抵挡犹太人，我做的就是上帝的工作。”在与罪恶斗争中，任何事情都允许。

　　反犹主义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纳粹主义的中心，纵使它对许多德国人来说不是这样。所有主要的纳粹宣传至少依赖于以下不言明的主张，即希特勒和他的党正在同世界范围内的犹太同谋者做斗争。犹太人在1933年前控制了德国，他们驱使英国和法国加入了反对德国的战争，他们的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和它的体现者苏联，他们组织了全世界的反德力量。

　　总而言之，国家社会主义贡献给德国人的是一种发展了的、多少有些不明朗的世界观，向他们解释他们来自哪里，正在向何处去，为到达目的地应该做些什么，谁又在路上阻挡他们。它就是一种世界观，依靠的是熟悉的词汇、名字与价值。它为日常的行动提供理由，为未来提供希望。对于接受了纳粹主义明确主张的德国人来说，世界变得有意义了。他们被要求接受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德国历史、思想和文化中那些熟悉的方面。

 　　对元首的崇拜

　　国家社会主义酷似宗教的崇拜，它的创立者仍在忠诚的框架中前行。纳粹党人就以环绕着超人光环的方式表现希特勒。赫曼·戈林(Hermann Goring)在1941年用的就是教皇绝对正确的语言：“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十足的自信宣称，对我们来说，在攸关人民的国家与社会利益之所有政治和其他事务上，元首绝对正确。”德国人“深深地，毫不动摇地相信”相信希特勒神圣的天赋使命，他也这样做了。德国战士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宣誓对希特勒的个人效忠，保证绝对服从，就像在他们的上帝和教友面前宣称与确定其信仰一般。在纳粹的岁月里，希特勒高大的形象出现在普通的海报中，并配以如下一段说明：“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1941年由纳粹党出版社公开出版的一本小书只能以崇拜文学(devotional literature)名之。人们也被询问元首对他们有何意义。按照一个战士的说法：“我们的元首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人物。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他和他的运动。他就是我的宗教。”这样的例子无可计数。

　　一个最有趣的表现对希特勒崇拜的例子就是数千首对元首的赞美诗。一卷名为《忠诚颂》(The Song of the Faithful)的小册子出现在1938年。它包含19首短诗，全部由1938年德奥合并前，奥地利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匿名写成。其中一首很有代表性的诗就是“我们的元首”(Our Führer)：

　　众人赞美您，

　　纵然其赞美是无声的——

　　众人并未亲见您，

　　您仍是他们的救世主。

　　当您向您的德国人民喊话，

　　其言词已穿越整个国家

　　深入无数人的心灵，

　　您的形象已长驻心中。

　　有时您的洞察让那些

　　处于苦役和重负下的人们重获新生——

　　因而那么多的人愿为您献身

　　并在您的精神中寻找光明。

　　这无疑是宗教的语言，就像赞美、救世主、生命、献身、精神和光明这些词一样。只有在一个人把希特勒看成是一个基督式的人物，一种神圣的与人类的结合体时，这一意义才说得通。《忠诚颂》因此获得了德国国家图书奖(戈培尔曾用它鼓励出版那些有正确主旨的书)。在该书的护封上，戈培尔这样写道：“当我们正为奖项的归属而僵持不下，或者说只得通过抽签来表决时，一本小而薄的诗集适时地出现在市场上。它让所有进一步的考量都毫无意义。与其他书相比，此书更好地满足了我们这一奖项的目标。”

　　要是这些诗描写的是罗斯福或丘吉尔，那一定会滑天下之大稽，但是纳粹党人不会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凡人。虽然他们不得不承认希特勒终会死去，结果他也的确如此(在死之前，他有时也提到自己的独特性以及实现目标的重要性)，希特勒还是被德国人看成是可以绝对信任的一个人。

　　每年在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聚会上，戈培尔都会做年度演说。它绝对是引人注目的阅读材料。即使在1945年，戈培尔用的仍是宗教式的口吻：“我们觉得他(希特勒)就活在我们心中，与我们永远在一起。”更早的那些系列演说同样如此宣称。希特勒的灵魂/幽灵如影随形，无处不在。

　　希特勒典型的形象，我们可以在《意志的胜利》中一探虚实，这是由莱妮·瑞芬施塔尔拍摄的1934年纽伦堡帝国代表大会(Nuremburg rally)的纪录片。此片采用多种手法强调了希特勒的非凡特质。他的飞机伴随着圣洁的音乐在云层中悄无声息地掠过。飞机投下的阴影，仿佛一个十字架，投射在他那忠实信徒的游行队列中。他在凯旋的队伍簇拥下进入纽伦堡。摄像机时而给他一个特写镜头，时而从下往上拍，以凸显其伟岸的身躯。他的光辉向四处发散，比如，在开进纽伦堡的车队中，当他那握成杯状的手正好捕捉到光亮时。希特勒，手握血旗(Blood Banner即Blutfahne，1923年暴动时携带的旗帜)，用它来作神圣化新的党旗。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当场宣布，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这些都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形象。

　　希特勒引人注目的地位明显源于其各种肖像描绘艺术。照片、绘画与雕塑都精心控制，需要希特勒个人的认可。为表达对希特勒的敬意，纳粹领导人于1936年出版了一本以《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生活照片集》(Adolf Hitler: Pictures of the Life of the Fuhrer)为名的纪念册，印数至少达245万册。人们购买纪念册，并把买香烟收到的附赠照片贴起来。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出版了超过12本希特勒的影像集，并且销量不菲。比如，一本“私人的”影集，《不为人知的希特勒》(The Hitler No One Knows)就售出了至少40万册。鲁道夫`赫茨(RudoIf Herz)评论道，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照片的无处不在”是“表现领导人克里斯玛形象不可或缺的手段”。

　　纳粹党人还没有时间来发展电视系统，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希特勒的形象同样会遍布荧屏。正如纳粹广播节目主管欧根·哈达莫夫斯基(Eugen Hadamovsky)所说，当实验性的广播开始在1935年对外播送时，“现在，此时此刻，广播将会响应号召以实现它最伟大和神圣的使命：将元首形象永不磨灭地根植于所有德国人的心中”。

　　作为纳粹宗教中的一个超人形象，希特勒深知界定纳粹世界观的重要性。按照1937年的一份党内指示，甚至希特勒自己的演说只有在获得其本人认可之后才能出版。1939年，希特勒指示，涉及纳粹世界观的演说文本应该事先得到鲁道夫·赫斯的认可。在赫斯飞往英格兰之后，则由希特勒自己许可。

　　各种世界观都有依其重要性程度不同的文本。《我的奋斗》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圣经。乔治·摩斯(George L. Mosse)猜想，既然“《我的奋斗》中的观念已经被翻译成了礼拜的(liturgical)形式，并且离开打印文本变成了全国性的雅利安(Aryan)崇拜的大众仪式”，那么与马克思和列宁的作品是某些共产主义者的圣经一样，希特勒的书在同样的意义上也是纳粹党人的圣经。毫无疑问，《我的奋斗》中的观念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但是此书对纳粹主义者来说仍然具有中心意义。它以庞大的发行量出版(到1945年，已超过1000万册)。市长们将精装本赠送给新婚夫妇。其目标就是实现每个家庭和图书馆都有该书。像家庭里的圣经一样，人们通常不去读它，但是仅仅其存在就证实了它的重要性。

　　希特勒的演说拥有同等的教义式权威。它们本身就是标志着巨大重要性的事件。正如战争开始之后，位于林茨(Linz)的党内宣传办公室发表了关于学习和运用希特勒演说的公告。这是一份值得注意的公文：

　　元首的话就是人们心中的种子。党员必须看管好这一种子，并看到它开花结果。因此，他应该逐字逐句，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元首的讲话，直至他能够掌握这些需要在面对面宣传时讲出来的观点。如果他能在所有谈话中依靠元首的话，那么他将能利用元首的强大权威来影响甚至最顽固的抱怨者使他们沉默……

　　因此，每一个宣传员的任务就是，捍卫元首每次讲话在全民族的存在，培育热情的火花，甚至激励它。如果他以全部的忠诚和认真来学习每一个词，让它们每天都重新影响他，那么他将能做到这些。他和其他公民的谈话将会充满振奋的和统一的力量的光辉，而这在元首所有的讲话中无处不在。

　　这是对一份神圣文本，而非政治演说的描述。希特勒话语的神圣性在一幅广为流传的名为“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的图景中，而不是约翰福音(GospeI of John)之开场白的一种随意引用中得到强调。希特勒被看成是对着一群狂热的早期追随者布道。

　　正如圣经会被某些人作为证据性文本煞费苦心地开发，希特勒语录也渗透了第三帝国。这样的例子数量巨大，随手可举。1942年的生物课本在说明“生命的法则”时，引用了《我的奋斗》七次。〔29〕《我们的意志与方法》(Unser Wille und Weg，宣传员月刊)则频繁引用它。党内宣传办公室每周发行30万份用于公共展示的语录海报，许多采用的是希特勒语录。比如，1941年5月4-10日的海报引用了他的这一说法：“无人会在德国战士占据之地攻城略地。”纳粹党的艺术杂志，《德意志帝国的艺术》(Die Kunst im Deutschen Reich)包含精心印刷的希特勒语录，它们迎合了战争早期岁月的计划。

　　一些人家中还有一个“希特勒神龛”(Hitler shrine)。正如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的《先锋报》(Der Stürmer)在1936年写道：“通过将元首画像悬挂在家中，德国公民们得以表达他们对第三帝国的态度。”同年，一份德意志儿童杂志告诉它的读者如何庆祝希特勒的生日：“所有德意志的儿童都要在4月20日元首生日那天思考做些什么。元首的画像应该挂在每一个家庭里，而我们要用亲手做的绿色花环来装饰它。这就是展示我们爱戴领袖的方式，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永不改变。”在纳粹之前，德国人也会在墙上悬挂圣徒和政治领导人的画像。不同之处在于，现在任何表现出对悬挂希特勒画像的不情愿则变成了背叛的证据。

　　到1933年为止，城市和乡镇中的主要街道与公共广场都已经以希特勒的名字重新命名，不久之后纳粹其他领导人也忝列其中。凯撒街(Kaiser-Straße)变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大街(1945年后东德时期则是卡尔-马克思大街)。

　　不管转向哪里，德国人不仅要遭遇希特勒的画像或话语，而且还被期望在这大合唱中加进他们自己的声音。最明显的方式就是行纳粹礼“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一种“德国式的问候”(German Greeting)，纳粹党人如此称呼它。这很快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惯例。公开张贴的标语宣称：“我们的问候就是‘希特勒万岁’。”电视广播节目也以广播员的“希特勒万岁”结束。

　　这一问候就是展现纳粹忠诚的测量计。一位美国访问者在1935年这样写道：“‘希特勒万岁’现在是这个国家的问候方式，所有阶级的人，无论何处。”另一方面，1943年，一位党员在巴门镇(Barmen)对着他遇到的51个人如此问候，只有2个人回应了他。不断恶化的战争局势使公民们对元首宣誓效忠的热情开始消退。报纸上战士阵亡的讣告被期望来表达他们是“为元首、人民和祖国”而死的。到1944年底，当这些通告的百分比在一些报纸中下降到4%时，这一措辞则像是义务性质的了。

　　希特勒的个人受欢迎度是高的。尽管如此，这要取决于他的成功。作为一个可见的神，希特勒的权力依赖于他的“奇迹”，纳粹党人通常用它来描述他的伟大成就。无论何种失败都不能得到承认。希特勒习惯于出现在胜利的那些时刻，比如，法国陷落后在柏林举行的壮观接管仪式上。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些时刻不断减少，他现身的次数也同样减少了。戈培尔的日记定期记录了战争晚期他努力劝服希特勒现身公共场合，而希特勒很不情愿在没有胜利的情况下这样做。丘吉尔在1940年6月4日做了一场演说，承认法国发生的战事是“一场巨大军事灾难”，但是希特勒没有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做同样的声明。战场失利的神只会有有限的可信性，希特勒非常清楚。即使在和他亲信的私人谈话中，他也是将失败归罪于他人，而不是自己。

　　纳粹的教规超出了《我的奋斗》的范围。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鲁道夫·赫斯，约瑟夫·戈培尔，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nch)，赫曼·戈林，罗伯特·雷(Robert Ley)的作品也有近似教规的权威。虽然戈培尔和戈林都是出现在“每周语录”海报上的“常客”，但它们缺乏希特勒话语的力量，不会被反复引用。

　　纳粹一年中的神圣节日

　　一种宗教需要崇拜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使不可见之事物可见的各种方式。要如此做，节日和庆典都是重要的方式。纳粹党人倾注了巨大努力来建立和推进那些能合理地成为宗教节日与仪式的事情。跟往常一样，几个纳粹党人，主要是戈培尔和罗森博格，要求控制这一进程，虽然这也是希特勒感兴趣的一个领域。

　　到1934年，纳粹党人已建立了他们的礼拜历。它开始于1月30日，希特勒就职周年纪念日。2月24日则是1920年政党纲领公布的纪念日。希特勒政权的第一年，节日着重强调希特勒与其早期追随者的关系，虽然战争期间，它开始强调早期政党成员的信念，即如果德国人要赢得胜利，它对每个人都是必须的。悼念阵亡者的英雄纪念日则在3月中旬。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青年义务日，即在一段仪式中，包括从青年到成年的群体有宣誓服从祖国的义务。希特勒4月20日的生日则是宏大庆典的理由(这一高峰在他1939年50岁生日时到来，那年一部伟大的电影应运而生)。纳粹党人把5月1日劳动节变成了德国人民的国庆日，虽然它也是工人们的节日。母亲节在5月上旬。有4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将会获得奖章。夏至日则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团和纳粹党卫军(SS)来庆祝。9月上旬将会看到最重要的纳粹盛况，纽伦堡集会，这样一个事件，即使那些不能参加的人也会通过大规模的报纸和广播(甚至电视)覆盖网，以及瑞芬施塔尔的纳粹集会纪录片《信仰的胜利》(Victory of Faith)与《意志的胜利》参与其中。直至1938年，这些集会在规模和豪华程度上一直在扩大。1939年集会，即名声不佳的“有关和平的党代会”恰在战争开始前取消了，但是为了当年的集会，各项计划进行到了1940年夏季。在党员集会地建立不朽建筑的工作直至战争晚期一直在进行。丰收节在10月初来临。几十万农民聚集在德国南部一座大山脚下的比克堡(Bückeburg)，聆听希特勒赞美农业优点的演说。纳粹日历上最神圣的日子是11月9日，即1923年“啤酒馆政变”纪念日。甚至圣诞节，一年中最后的节日，采取的都是纳粹的而非基督教的解释。在战争的年月，纳粹党出版了一些评论圣诞节的书，但它们都不会只提到基督。既然圣诞节不包括与耶稣基督的任何直接联系，那么圣诞节一词的德语词汇(Weihnacht)就使这一任务更简单了。

　　纳粹节日的性质在11月9日的例子中显露无疑，这是一个庆祝最高秩序(first order)的伪宗教盛典。一开始，它的根本重要性并不明显。1923年11月，希特勒决定要发动一场起义。11月9日那天，当声称夺取国家权力的队伍靠近慕尼黑一座有名的公共纪念建筑统帅堂(Feldherrnhalle)时，警察开火了。希特勒的16个追随者被击毙。他则受了轻伤，试图逃跑，但随后被捕，在狱中度过了一个舒服的刑期。1925年希特勒重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同年在魏玛的党员集会上，两年多以前携带的血浸的旗帜(blood-soaked flag)变成了血旗，这是纳粹圣物箱中最神圣的宝物。虽然没有其他人会留意，但这一天对玛共和国的后继者来说，则被看成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哀悼日”。

　　1933年，11月9日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从这年开始到1943年，希特勒都会在11月8日晚间，在慕尼黑向他的早期追随者们发表演说。虽然只有长期党员(老战士，alte Kärnpfer)参加，但是第二天的报纸上满是希特勒的演说文本。11月9日那天，仪式在慕尼黑举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重演1923年的那场游行。沿路上都是写有纳粹阵亡者名字的高塔，建筑物上则覆盖着旗帜和黑布。当希特勒经过每一座高塔时，高音喇叭则宣读在为他效忠中死去的纳粹党员的名字。快到统帅堂时，全场瞬间寂静无声。

　　随后几年，这样的仪式甚至更让人印象深刻。每年慕尼黑都会以旗帜和横幅装扮一番。1935年，16名阵亡者被从他们彼此分开的墓中转移到了慕尼黑的一组“荣耀殿”内，在那里他们将得到“永久的看护”。这就像是他们又重获新生一样。那些之前下半旗志哀的旗帜现在则全部降了下来。《纽约时报》记者评论说，慕尼黑举行的“不是葬礼而是庆祝凯旋”。在荣耀殿前，当16个亡灵的名字作最终宣告时，成千上万的大会聚集者每听到一个名字就以“在这里”来回应，当然，这不只是一种新的技术手段，还是一种感染人的方式。

　　慕尼黑的仪式通过报纸和广播波及到了整个国家，尽管如此，大多数小镇和学校则宁愿组织他们自己的仪式。和慕尼黑的仪式比起来，它们在规模上更小，但是，即便如此，旗帜覆盖的建筑，墓边的仪式与庄严的集会在整个德国盛行不衰

　　典型的地方仪式通常会在一个精心装饰过的房间里进行。开场是在伴随着振奋人心的音乐声中，身穿制服的党小组成员进入现场。很快，大家齐唱11月9日赞美诗，“今天，十万人在游行。”在一份祈祷文中，希特勒向大家许诺，这一天将在德国历史上永远铭记，紧接着是更多的音乐。随后，地方高官发表一份演说，试图建立11月9日的神话，同时鼓励听众们跟随希特勒早期追随者奉献的足迹。希特勒青年团地方乐团吹响号角，随后主席说道：“我们永记这场运动中第一批流血牺牲的殉道者。”旗手们随后开始降旗。“11月9日下午12点30分，怀着对他们民族复兴的真正信仰，下面这些人倒在了统帅堂前，倒在了慕尼黑前作战部的院子里。”16人的名字被宣读，紧接着是一首诗：

　　你们牺牲了

　　为了我们的帝国。

　　你们视死如归

　　这样我们

　　才能生活在胜利中。

　　你们这些死去的人儿

　　意味着运动的胜利

　　并且你们的遗产

　　对我们是永恒的责任。

　　党和军队里的其他牺牲者也值得我们铭记。旗帜升起来了，象征着死去者的胜利。在更多的诗篇、歌曲和对希特勒的赞颂之后，这场集会以一首纳粹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Song)作结。

　　纳粹党大量运用基督教的意象。希特勒在1934年说道：“他们流的血已经变成了洗礼帝国之水。”比如以身殉道者、牺牲、圣物、复活、耶稣受难地以及朝圣这些术语都在不断地使用。不管何处，纳粹党人采取的策略是把新的意义灌注到旧的象征中，为了新的信仰而吸收它们。一个党内作家在1939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即通过注入异教的仪式，基督教已经得到了发展。早期宗教的信徒“并没有哪怕一点这种观念，即在他旧习惯的伪装下，一种新的和异质的宗教正逐渐渗透到他心中。”纳粹主义也需要用新的意识形态意义来填充到传统的象征中，他继续说：“只有当国家社会主义已经铭刻到每一公民的灵魂之中时，它才可以说自己是固若金汤的。”

　　纳粹圣徒的万神殿之建立要归功于这些节日。所有那些在希特勒事业中牺牲的人，运动的“殉道者们”都能享此殊荣，但是1923年的亡者则处于崇拜的顶点。我们来考虑一下1935年时他们的活动是如何被描述的：“为了摆脱困窘、痛苦、卑贱、绝望的深渊、毁灭的无序境地与毫无抵抗力的屈从，这些不为人知的战士们，他们的名字就像一声惊雷，穿透了人们之间悲惨的孤立的茫茫黑夜。为背叛而复仇是他们心中燃烧的火苗，在痛苦中锻造，不幸中形塑，受伤者的荣耀中坚固成形的复仇，几乎取消了死亡，这就是伟大的，不可遏制的复仇。”这不是有关凡人的语言。这些人就是德国人美德的楷模。16人的传记把他们当作为德国的事业而遭受苦难的圣徒。1935年的传记丛书是以如下评论开头的：“从有关他们生活的描绘中，我们将会收获为德意志民族的未来而奋斗的新勇气。”其中一个如此被提及：“他在统帅堂前英雄般地死去，不是别的，完全是为德国而牺牲的一生之至高顶点。”

　　这些死去的人甚至赢得了不朽，它伴随1933年纳粹党获胜而至。掌权后的一天，希特勒来到慕尼黑向这些死者表达敬意，说道“你们最终还是胜利了”。虔信的人在会议厅的旗帜上、报纸上、广播里，甚至邮票上，信徒们无以计数地重复着他的话语。这一节日也是纳粹艺术中的一个流行题材。

　　纳粹的修辞中同样表达了更多种不朽形式。殉道者的灵魂以某种方式长存。一本关于学校仪式之规范导引的书这样写道：“现在他们再次安详而平和地在他们的墓冢中睡去了。因为有了元首赞扬和感激的话语：‘你们最终还是胜利了’，伟大的极乐和永恒的快乐已经降临在他们身上。”《民族观察报》在1936年写道：“一年前，统帅堂的英雄们占据了水恒的关注。哀悼他们的旗帜现在已经发黄，破烂不堪，显得有些多余。(但是)死者已经复活。他们不止一次行进在我们之前，与我们同行。”纳粹出版机构的许多类似评论都宣称了死者的不朽。

　　每年的慕尼黑仪式上都会展示血旗，但是它也出现在纽伦堡集会上。瑞芬施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展现了希特勒通过抚摸血旗来神圣化新的党旗。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权力通过希特勒之手从旧旗转移到了新旗上。正如罗伯特·布鲁克斯所评论的，通过将过去的事迹与信念赋予当下的事件，这一仪式将过去和现在天衣无缝地联系了起来。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仪式，它通过给予所有在场之人一种参与某种比自身和此刻更伟大之事的感觉，将他们统一了起来。

　　纳粹的信仰

　　纳粹主义的全部修饰以扭曲的方式反映了宗教信仰的习惯和仪式。正如任何信仰一样，它运用它们来赋予党的日常活动以神秘的重要性，并且在其他方面为那些将会看起来可耻的活动提供正当性。除此之外，这些意识形态的礼拜仪式将会用世俗的含义取代传统的宗教意涵，从而压制与之竞争的启示所挥之不去的影响。

　　了解了纳粹主义的影响和后果之后，我们很自然地会假定它的追随者都是些遭遇不幸的不快乐的人。但是很少德国人变成纳粹是因为他们渴望屠杀犹太人或者毁灭欧洲。当追求不光彩的目标时，纳粹主义诉诸深深根植于德意志传统中的，许多德国人认为是高贵目标的东西。毕竟，纳粹主义宣称自己是德国历史和文化的顶峰而不是弃绝，因而我们就能非常确信纳粹主义与德国过去的许多因素有其一致性。正如罗伯特·盖拉特莱(Robert Gellately)所评论的，对于“人们真诚希望是真实的东西”，纳粹所宣传的内容就是一个指示器。

　　我们先来考察赫尔特·施特莱彻(Helmut Stellrecht)的《信仰与行动》(Faith and Action)，一本关于纳粹美德的书。尽管有战争的压力，到1944年为止，它的精装版仍有至少17.5万本付印。它包含论信仰、忠诚、勇敢、服从、血气、生命和死亡等的简短章节。论信仰的语言用的这种口吻：“因为信仰是强大的，它能推动那些看似不可能之事。它是任何功绩的基础……一个人最高尚和重要的不是他的学识和判断力，而是他的信仰。只有在一个人拥有足够强大的信仰时，他才是有价值的。”此书的宗教意图从一份党内宣传员杂志的评论中可见一斑：“一个人如果希望给他正在长大的孩子比旧约的犹太故事或那些今天对我们来说已失去意义的箴言和赞美诗更好的东西，他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它用的是高贵的形式和清晰有力的语言，因而是那些任何寻求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生活观的入门指南。”关于旧约故事“已经失去其意义”的附带段落是令人震惊的。施特莱彻的书被看成是一种解释生活意义的新方式，一个道德行为的向导。要是它忽略了深植于读者中的传统信念和价值，它是不会成功的。

　　耶稣说，信仰足以排山倒海。施特莱彻和纳粹党认为它能赢得战争。书中没有提到奥斯维辛。战争确实被美化了，但是这种方式却巩固了大多数德国人乐意接受的美德。大量相似的资料出现了。一个德国人，他无须努力思考或者看起来这样，就会很愿意相信，纳粹主义坚定地站在他们所熟悉的美德的宗教提出了生活的伟大问题，包括起源、终极和目标。纳粹主义提供了答案，虽然或许不像宗教答案那样令人满意，但是仍然为公民提供了手段，使其周围的世界有意义。自然奖赏强大而惩罚虚弱。德国人有天生好运，生来就是自然宠爱的民族，它的先辈可追溯到时间的混沌之初，而向前延伸到辉煌的未来。

　　关于这一主题的资料数量是巨大的。比如，在1939年一份纳粹妇女双周刊《女性立场》中，一首名为“我的孩子”的诗这样写道：

　　现在我靠你而活。

　　你应该并且将会活在

　　我无法再见到你的日子。

　　那是多么地美妙!

　　这就像古老的英雄传奇一样精彩，

　　那时每个部落都奋斗

　　以保证它的血统不会消失。

　　然而，你还小。

　　你又怎么能知道

　　你只是一棵大树上的一节枝丫!

　　但是那天终会到来

　　到时我必定告诉你

　　不只是你，

　　还包括你的父辈们也将由你的英勇事迹来评判。

　　不，你还无法理解。

　　你整天只知梦想和玩耍。

　　但是当你明白时，

　　我将确信

　　你和我的每一次心跳

　　让我们活着，

　　也在永恒中泛起一轮涟漪。

　　这首诗将每个德国人看成是永恒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将过去连接到了未来。

　　一个种族纯净的德意志“天堂”就是目标。它就是一个世俗的伊甸园，要求人性的改造，而它可能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正如希特勒1934年所言，纳粹党人正在逐步塑造“一个新的德意志个体。”

　　虽然在字面意义上，党的信徒不再能活到体验那个天堂，但他们也不会真正死去，正如11月9日的修辞所试图证明的。1938年一本精心策划的书试着列出了一份在效忠希特勒时死亡的所有人的全面清单。正如此书中名为“他们活着!”(They Live!)的导言诗所宣告的：

　　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漫游着，他们没有死去。

　　他们对我们来说是告诫和警告，

　　因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伟大英雄的后裔。

　　在他们的人格像火一样照耀之地，

　　我们会继承遗志穿越黑夜和痛苦抵达光明。

　　他们是德意志人。德意志民族永垂不朽!

　　纳粹党的党歌宣称“被红色阵线与反动击毙的同志在精神上与我们的队伍并肩同行”。此书坚称这首歌是“德意志人的祈祷书。”

　　在某种意义上，当已死去的人在后继者心中继续活着时，他们体验到的将会是一个新世界。1945年2月，戈培尔写到在纳粹胜利之后的2000年，德国孩子们的幸福未来：“我们的希望将会在他们的世界实现，我们的理想将会成为现实。既然我们见证过反映在孩子们眼中，这个野蛮年代的诸多风暴，我们必定不会忘怀上述前景。让我们行动吧，那赢得的将是他们永恒的祝福，而不是他们的诅咒。”再次，诸如此类的资料会有一大堆。它向德国人许诺了他们的忠诚和服从的“永恒”回报。

　　宗教需要它们的魔鬼，或者罪恶的来源。同雅利安种族，一个最发达的和代表人性未来的种族相比，犹太人则占据另一极端。纳粹党通常使用“the Jew”而不是“the Jews”，在字面意义上它是一个撒旦式的人物。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报纸《先锋报》经常做对比。比如，1943年的一期，在封面上采用了一幅名为“撒旦”的犹太人照片。正如许多其他纳粹党人一样，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做了相同的对比。犹太人并非仅仅是卑下的(比如，正像黑人在纳粹意识形态中一样);他们就是罪恶的化身，雅利安德国人的死对头。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说：“通过抵挡犹太人，我做的就是上帝的工作。”在与罪恶斗争中，任何事情都允许。

　　反犹主义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纳粹主义的中心，纵使它对许多德国人来说不是这样。所有主要的纳粹宣传至少依赖于以下不言明的主张，即希特勒和他的党正在同世界范围内的犹太同谋者做斗争。犹太人在1933年前控制了德国，他们驱使英国和法国加入了反对德国的战争，他们的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和它的体现者苏联，他们组织了全世界的反德力量。

　　总而言之，国家社会主义贡献给德国人的是一种发展了的、多少有些不明朗的世界观，向他们解释他们来自哪里，正在向何处去，为到达目的地应该做些什么，谁又在路上阻挡他们。它就是一种世界观，依靠的是熟悉的词汇、名字与价值。它为日常的行动提供理由，为未来提供希望。对于接受了纳粹主义明确主张的德国人来说，世界变得有意义了。他们被要求接受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德国历史、思想和文化中那些熟悉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