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瘟疫，人类必须有一个立场——这个立场不再是自然主义的，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必须上场。否则，假如持自然主义的言论，人类是活该得病，活该受传染，这是大自然界的报复或惩罚。

　　如此，人的精神的主体性不存。倘若瘟疫过于强大，人类又会假想有一个瘟疫之神得罪不起;或者一旦侥幸地活了下来，幸存者以为是有一个驱疫之神在庇护。

　　总之，这种方式是前现代的理论，人的权力极度不张，必须借助外界不可控的力量，并且将其想象为神灵。只有这通解释才能使人逆来顺受。

　　然而，现代性的力量登场了，大小祭司、巫师和酋长由现世的人类中的精英代替，医学专家、社会治理人、理性与理论的诠释者，他们构成了一个与神话相抗衡的体系——科学元素、社会紧急动员、领袖的大手一挥、网络原住民的群起而攻之，以及不断被校正准星的社情因素。

　　与神话体系相抗衡的结果是，英雄要被包装为神话，在人间制造诸神。诸神虽已退场，但诸神的化身在人间，在普通人身上，每逢有奇迹诞生，普通人被大众寄于厚望，成为希冀的精灵，从腐朽而至神奇——人类需要倚赖信念生存。也就是说，前现代的“信仰”具体转化为现代性的“信念”了。假若失去了信念，大多数人会趋于萎顿，也有少数人一天都活不下去。而这在治疗当中是决定性的因素。抛除技术性的医疗与解药不说，信念是一个疾病的携带者能够活下去的关键。也许这个信念是病好后吃一碗红烧肉，或者是去京都度个假，这个信念不用管它是低级还是高级，总之越具体越好。老人在疫情中纷纷倒下的一个绝大原因，是其信念的不足，他自认为“并发症”与基础性病变，会在免疫力低下的过程中爆发。或者说，他承认了这个道理的正确性。也就是说，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他协助了疾病。

　　我们说，在平常时期，我们应该持自然主义的立场，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人与动物和微生物是平等共处的;而在非常时期，这种立场则要让渡给人类中心主义了——人之生存受到了威胁，敲响了警钟。

　　人作为一种智能性的高阶动物，当他的基因要失传，而其生殖与遗传策略也受到了灭活，他是无法坐视不理的。

　　因此，他的内部发生了罕见的生化反应：焦虑、恐惧，时而冷静，时而冷酷。他的大脑像作战指挥部一样乱作一团，无数个参谋争先恐后地给出意见，这使得最高统帅无法下达指令。决断是一件艰难之事，极度消耗氧气和能量。

　　动物界面对威胁，一般有三种生存方式：装死、逃跑、反抗。这与现代性的股市异曲同工：趴着不动、离场、加磅。

　　人的基因中是带有自毁装置的。一个天然的自毁装置是寿命。而且，人每天起床时，都在上进还是下滑中挣扎。上进是长期利益，但甜头在未来;下滑是当下就快乐，但是未来会亏空乃至负收益。

　　自毁装置是“熵增”，事物聚焦的能量倾向于耗散，耗散时事物由有序走向无序，终至解体。人每天都在对抗熵增，熵增是自毁装置的另一个命名。为什么每天要走一万步，以及服用各种蛋白质及维生素?都是对抗这种熵增，维持人体所必需的能量。

　　倒不能说长生不老或永动机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你得先把一个无理数变成有理数，再让这个有理数能吸取到足够大的能量。这便是科学界的神话学。那些伟大的圣贤，仲尼、牟尼，他们能量场十足，性感十足，因此可以破万如长夜。

　　人正在缺席，人变成了职业动物、社会动物，人正在工具化，被计量和考核捆绑。社会管理变成了GDP考核，疫情管理变成了解决事端，人异化为模糊的、没有尊严的、大难临头各自保命的卑微之躯。

　　普通的民众在平时已经让渡出去了不少的权力，这倒无关紧要，因为普通民众没有“带宽”去关注战略上的问题，他集中智力奔生活就已经很是应接不暇了。

　　诺贝尔经济学家巴拉吉在《贫穷的本质》中总结为“稀缺”，时间不够、钱太少。我认为理解为“匮乏”很合适——他们匮乏于各项资源。他们的有效人际关系、他们对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以及他们用技能获取资源的能力，这些方面都是严重不足的。他们连短期问题都解决不了，因此没有“带宽”去思考长期问题。

　　你也可以说“安身未卜，何思立命”，“安居未卜，何思立业”，“安全未卜，何思周全”。因此，诸多的自由，他们暂时用不上，也宁可让领导去替他们管理。

　　这也是为什么勒庞如此痛恨群众，他在《乌合之众》中说：“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如果观察网络上的言论，你就免不了为勒庞的清醒击节叫好：“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

　　勒庞说“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纵观微博和微信，网上充斥着阴谋论，这固然是言路不开的必然结果，但和群体的心理学属性就没有关系吗?我看未必。

　　勒庞说：“群体可以转瞬之间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多少次我避免了转发朋友圈的冲动，只是为了不想成为群体的一分子。大合唱很容易，很有历史的参与感。

　　但你独特的价值在哪里呢?哪怕是为了正义，你也应该以个体的方式参与。因为据我的观察，没有一件群众运动和群体事件是不失控的，它们都违背了最初的理想。

　　所以在我热血沸腾时，我会捧读勒庞的句子：“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

　　我们有必要把抽象的群体置换为具象的个体，这便是人道主义。有些常识已经在告诉大家：“所谓死两万人，是死一个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万次。”个人对于大时代而言，本身就颠沛造次，如沙似粒。他们是弱势群体——换一个说法也就换了一种思路——他们是一群弱势个体。如若我们的眼中见不到个人的生命际遇的话，那我们实在是愧而为人了。我们叫“良知”，西方叫“同理心”或“共情能力”。

北野武

　　良知在哪里呢?我未见过没有良知却有良能的人。动物可以有良能而无良知，人若如此，即坠阿鼻地狱。萨物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其中尤其强调“自我选择”，你可以选择成为禽兽、中人或圣贤，你要发动你的意识和契机去寻找。这便是深刻的人道主义。

　　梭罗或许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榜样，他有效地回避了群众，他在《狱卒》中言：“我不知道有什么比一个人能下定决心改善他的生活能力更令人振奋的了……要是一个人能充满信心地朝他理想的方向努力，下定决心过他所想过的生活，他就一定会得到意外的成功。”

　　所以说要发动你的良知良能，避免成为一个心灵僵硬、行为强梁的动物，避免用权力和傲慢侵蚀你本已千疮百孔的心灵。避免让灵魂充斥腐朽的尸气，那尸气是源于绝望者念响了掘墓的咒语——如果恫吓有效果的话，我不得不动用宗教般的语言来棒喝。

　　人道主义并没有那么难懂，己之不欲勿施于人而已。你落难时，是否希望别人对你有点同情心呢?你被关押时，是否希望狱卒在权限之内有一点人的温情呢?你临终时，是否希望有人能怀念你而不是拍手称快呢?人道主义就是，假如这件事我摊上了，该怎么办。非人道主义就是，反正这件事摊上的不是我。

　　1973年8月，全球120位知识分子发表了《人道主义者宣言二号》，其时虽是冷战时代，两大阵营的知识分子携手共言，这不免让人想起雨果在1874年说：“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

　　《二号宣言》中说，“21世纪可说是人道主义的世纪，21世纪应该是人道主义的世纪”。现在看来呢?如今是2020年，乐观者如史蒂芬·平克专门写下一部论著《当下的启蒙》，探讨自启蒙主义以降，科学、理性、进步和人文主义取得了长足的时步，现在的时期是一个比任何时候都好的时期——更少的货币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物品;理念与共识的达成也使得人们对于环保、人的价值有更深层次的洞悉。

　　平克肯定了事物发展的正面价值，他是从环境、外在与社会发展来论证的，然而事物有外在的一面，还有内在的一面：我们内心的冲突是更少了还是更多了?我们得到的物品从盈余到超载，这是不是过犹不及的另一种戏码?人从“物的异化”向“信息的异化”过渡时，我们是否可以安然无恙?

　　《二号宣言》认为人道主义的起源，中国是一个重要部分，其次还有希腊和罗马。依历史线索还有文化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及近世的科学革命。“人道主义者相信人类的进步是可能的，并坚守以此信念为中心的价值标准。”《二号宣言》阐释说：“就因为我们自己在创造我们的未来，人生才有其意义。”人道既是对己之道，也是对人之道，“人道主义的一个中心价值，就是个人的尊贵及人性的尊严。”

　　这些知识分子宣告说：“任何宗教教义、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如果否定个人、压制自由、剥夺思想发展的机会，非人性化个性，我们均反对。”

　　有《二号宣言》，一号宣言是什么?1933年，杜威、班兹等34位学者也联名发表过过一份《人道主义者宣言》(有时翻译为人本主义)：“人最终将明白，人必须独自为实现其梦想世界负责，而他内在所拥有的力量足可成就此事。”

　　此事没完，2003年，全球有识之士联合发表了第三个版本，在《三号宣言》中，肯定了人道主义的一种方式是“人生的成功在于参与人道主义为他人服务”。

　　具体到疫情来说，人道是要目中有人，而不是目中只有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至少还有心理抚慰，让其觉得自己是有尊严的。

　　任何时候，个体的生命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样以来，我们也可以少看到一些悲剧：一个妇女在自家阳台上敲着锣，希图引起他人来帮助，但无果;一个女儿要送父母去医院想获得放行，于是给看门人跪下来磕头;还有就是医生没有防护设备冲在最前线造成集体感染。这些种种，可以说都是目中无人的结果。

敲锣求助的女儿

　　人的存在，其尊严是最宝贵的。剥夺人的尊严，便等同于草芥走肉。没有尊严地活下来，被称之为苟活。苟且偷生不是不可以，他一定感觉到内心的耻辱。尊严的被剥夺事实上是长期以来一直明存暗在的——一直都这样，便对吗?对于有特殊能力的人来说，你当然可以营造一个局部的“好环境”;但这个好环境仍置身在“坏世界”中。因此免不了总有一天要吃亏。

　　很多时候我们注意不到，一定要警惕社会紧急动员时，因个人权力的让渡而产生的权力越界问题——因为权力会强化自我意识，临时受权者以为自己很重要，但这其实是一种虚妄在作祟。

　　任何时候，如果没有对社会治理的批判，那么这个社会的治理功能就会失调，优先等级是对应于批评而言的，没有批评，就会没有压力。颂扬是针对优点，而批评是针对不足。如果我们把批评的运用搞成了歌颂，把灾难的真相搞成了救灾的功德，那么就会发生荒诞的事情：交战的双方，各自宣布胜利。

　　齐泽克此次对武汉疫情发言，称其也许是一个消费主义停摆的后末世图景。他说的兴许没错，因为在初期，我们的确看到：资本运动被悬置了，消费主义按下了暂停键，中国全球化的脚步也瞬间进入了“冻龄”。

　　无论是从游戏《瘟疫公司》到《死亡搁浅》，与真实世界所发生的血淋淋的现实都无法相提并论。尤其是，当你看到武汉少女小杭的日记时，那种共情心理被广泛激活，20天内，她连接失去了父母，自己也身染疫情——现实的温情被突发的残酷撕裂成记忆的碎片。

　　然而另一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某种社会景观的不动声色的另外一个切面：外卖平台与快递网店的送货工人仍然在高暴露风险下劳动，支撑着依托市场原则进行的物资调配;大连的日资企业照常开工;北京的打工者被要求复工的同时不能进入自己租住的社区。

　　网友“年糕汤里的鱼板”评论说：“我们在当下看到的不是资本和市场逻辑的悬置，而是偶然地从社会伦理中去嵌入的纯粹的实在界的资本主义秩序。”他认为资本的实在秩序与防疫的现实压力究竟谁会胜出，仍然是个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资本秩序如何将防疫的现实压力重新纳入自己的内部。”

　　个人面对大时代的种种卑微，网友以“沙”“山”之喻来形容它：大时代的一粒沙，是个人的一座山。为什么当下尤其要强调人道主义，见林不见树、见众不见人是当下十万火急时的应激反应——但正如冠状病毒会引导免疫系统杀死健康细胞;疫情也在逼迫社会动员令视无助者于不顾。

　　王鼎钧先生说：他人的死亡，不是他人死了，是你在他人的心目中死了。千江有水千江月，少一道水，便少一道月影。我们每个人和他人，都是互为水月的关系。要明白这一点，必得像王鼎钧那样有生死度外的精神。

　　所以说，人道主义最终是利己的，因利他而利己。“利己”不是“自私”，恰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私的基因》说对了一半，它远不是全部的真理，人既有自私的一面，也有无私的一面。当个人选择“自私”时，它恰是代替基因作出了选择，而这时，选择便加重了砝码，这种选择是过头的。

　　人不应该从生物进化策略上去选择“作恶”或“不为善”的理论借口。否则，这便是动了“机心”，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智慧出，有大伪”。私心用智的结果，便是时时处心积虑，处处提防人心。自私即“争”，这并不是最“利己”的结果，它一定会在众人博弈中选择一个新的平衡。

　　既不那么吃亏，也不那么占便宜，老子开的药方是“夫不争故莫与之争”，然而这种境界是一般人达不到的，尤其是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抢物资、抢口罩、抢病床、抢超市。不一而足。日本的民族或许又给我们上了一课，他们在超市上写着：“久雨必睛。抢多一份不够，让出一枚有余。”

　　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到如今现实之境的“疫情景观”，实质上仍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取景器，人们既是参与者、同构者;又是围观者和疏离者。德波说：“在现代生产条件无处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景观，首先指的是少数人演出、多数人默默观看的一种表演，演出受到幕后操纵的资本家的控制，而绝大多数普通人只能在痴迷状态下观望。

　　其次，景观表面上看起来是去政治化的、非强制的，然而不易被人察觉的隐性控制反而是更深刻的奴役。最后，在景观的催眠力量和娱乐迷惑下，大多数人将丧失自己的判断和反抗能力，成为景观控制下的奴隶。

　　这绝对不是杞人忧天或庸人自扰的看法，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认知和见解。饶是在“疫情景观”特殊局面下，这种规律依然行之有效。它不仅滋生出观者的无力感、无助感;也滋生出观者献身、献祭的冲动。“奴役-奴隶”是在“救世主”缺席、普通人通过“献祭”成为英雄的条件下发生的。一种自愿被奴役的状态出现了，我们必须投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中，进行一场自我拯救。

　　疫情昭示着生命价值感的虚无，疫情演化着存在主义最深刻的一个命题：它如何成为人道主义的一个自我物象的体认?每当瘟疫来临，我们意识到“说谎”与“真实”之间巨大的鸿沟，不管科技的力量多么发达，我们仍旧生活在一个真实的废墟之上，其材料由谎言、恐惧与裹挟构成。

　　个人的价值既在于独立又在于相互依存，而疫情使得问题极端化，它隔离个体，将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一剥离，甚至是将生命实体一一灭失。个人的价值因此显得失衡，它需要长期、缓慢地恢复才行。

　　当生存受到威胁，人类更需要温情脉脉的面纱，以抗击病毒赤裸裸的暴政。每一个人，具体到某一个，他的故事需要有人倾听。讲诉与倾听，这也是人的原始的本能，如果忽略这一点，或者漠视其存在，那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必然更大。

　　故事、神话和寓言，它们具有不一样的功能。故事可以安抚人心、神话可以带来集体无意识的民族凝聚力、寓言可以佐效人的行为准则。其中最人道主义的就是故事的功能，因为它针对于独特的个体生命。只有它可以是私人叙事。它不充斥着说教，也没有教化的职责，它仅仅是在讲述和聆听之间，便完成了对时间法则的洞穿。

　　因此，如果说，人类的简史真的是和“虚构”和“故事”有天然联系的话，那么它至少是片面的真理。真实的世界和虚构的故事之间有同构的关系——永远有意义的临时加入、突发的造访和意外的发生。这使得故事充满扑朔迷离之感，也使得生存有苦乐悲喜之惑。

　　生存的伎俩也是病毒的伎俩，病毒也渴望着生存的机会。从SARS到新冠，13年来，它们是如何地想不朽，如何地想旧地重游，如何地在人类的口腹之欢中找到新的根据地?这一点，科学家或许将解开最终的谜题，但谁也没办法指认，再次降临的疫情日期是何时何地。

　　正义的人们腹背受敌，因为一部分“自私”的人群会协同病毒，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充当了病毒的携带者、推诿者、放任者和渎职者，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刻——那些故意不被确诊便死去的人们;那些被瞒报、虚报的数据和被控制的数字;那些被会议日程梗阻和耽搁的日子;那些视医生性命为炮灰的举措——如果我们胸中怀有对具体个人的温情与敬意，我们与漂浮在空气中的气溶胶也许会最终和解，这让人想起另外一位人道主义艺术家卓别林的谈话：“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快了，但是又在封闭我们自己。

　　工业时代只留给我们欲望。

　　我们的知识让我们愤世嫉俗，我们的聪明让我们冷酷无情。

　　我们考虑的太多，感知的太少。

　　除了机器，我们更需要人性;除了聪明，我们更需要仁慈和温良。

　　没有这些品质，生活将充满暴力，一切将不复存在……”

　　武汉是一个艰难的处所。最为艰难的是资源调集过程中的种种缺憾及其不满，其背后显示出努力要控制的失控。还有无数个体或无知、或缺少常识，以致于生命遭受威胁。那些无助的人在家庭支持系统缺失的情况下，得不到社会支持系统的救援。无数的悲痛因此而上演。比尔盖茨在四年前便预见到：“没有训练有素的医护小组、没有足够的研究人员……我们还有很多事都来不及做。”

　　瘟疫唯一的好处，是让我们看清楚了自身：渺小、脆弱，性喜以同类当挡箭牌。而这时，我们能听进去一些话了，那些低微的、从意识深处的倾诉：“唯有当我们放弃了自己可能掌据真理的傲慢态度，躲在角落恐惧、颤抖地面对令人晕眩的现实力量，我们才有机会接近真理。”

　　当克尔凯郭尔如是说时，真理性的洞见与微弱的光芒便出现了，我希冀它能照亮那些个无眠与无助的夜晚，相伴人类中的个体从孤苦无依走向自我行动。

 　　面对瘟疫，人类必须有一个立场——这个立场不再是自然主义的，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必须上场。否则，假如持自然主义的言论，人类是活该得病，活该受传染，这是大自然界的报复或惩罚。

　　如此，人的精神的主体性不存。倘若瘟疫过于强大，人类又会假想有一个瘟疫之神得罪不起;或者一旦侥幸地活了下来，幸存者以为是有一个驱疫之神在庇护。

　　总之，这种方式是前现代的理论，人的权力极度不张，必须借助外界不可控的力量，并且将其想象为神灵。只有这通解释才能使人逆来顺受。

　　然而，现代性的力量登场了，大小祭司、巫师和酋长由现世的人类中的精英代替，医学专家、社会治理人、理性与理论的诠释者，他们构成了一个与神话相抗衡的体系——科学元素、社会紧急动员、领袖的大手一挥、网络原住民的群起而攻之，以及不断被校正准星的社情因素。

　　与神话体系相抗衡的结果是，英雄要被包装为神话，在人间制造诸神。诸神虽已退场，但诸神的化身在人间，在普通人身上，每逢有奇迹诞生，普通人被大众寄于厚望，成为希冀的精灵，从腐朽而至神奇——人类需要倚赖信念生存。也就是说，前现代的“信仰”具体转化为现代性的“信念”了。假若失去了信念，大多数人会趋于萎顿，也有少数人一天都活不下去。而这在治疗当中是决定性的因素。抛除技术性的医疗与解药不说，信念是一个疾病的携带者能够活下去的关键。也许这个信念是病好后吃一碗红烧肉，或者是去京都度个假，这个信念不用管它是低级还是高级，总之越具体越好。老人在疫情中纷纷倒下的一个绝大原因，是其信念的不足，他自认为“并发症”与基础性病变，会在免疫力低下的过程中爆发。或者说，他承认了这个道理的正确性。也就是说，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他协助了疾病。

　　我们说，在平常时期，我们应该持自然主义的立场，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人与动物和微生物是平等共处的;而在非常时期，这种立场则要让渡给人类中心主义了——人之生存受到了威胁，敲响了警钟。

　　人作为一种智能性的高阶动物，当他的基因要失传，而其生殖与遗传策略也受到了灭活，他是无法坐视不理的。

　　因此，他的内部发生了罕见的生化反应：焦虑、恐惧，时而冷静，时而冷酷。他的大脑像作战指挥部一样乱作一团，无数个参谋争先恐后地给出意见，这使得最高统帅无法下达指令。决断是一件艰难之事，极度消耗氧气和能量。

　　动物界面对威胁，一般有三种生存方式：装死、逃跑、反抗。这与现代性的股市异曲同工：趴着不动、离场、加磅。

　　人的基因中是带有自毁装置的。一个天然的自毁装置是寿命。而且，人每天起床时，都在上进还是下滑中挣扎。上进是长期利益，但甜头在未来;下滑是当下就快乐，但是未来会亏空乃至负收益。

　　自毁装置是“熵增”，事物聚焦的能量倾向于耗散，耗散时事物由有序走向无序，终至解体。人每天都在对抗熵增，熵增是自毁装置的另一个命名。为什么每天要走一万步，以及服用各种蛋白质及维生素?都是对抗这种熵增，维持人体所必需的能量。

　　倒不能说长生不老或永动机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你得先把一个无理数变成有理数，再让这个有理数能吸取到足够大的能量。这便是科学界的神话学。那些伟大的圣贤，仲尼、牟尼，他们能量场十足，性感十足，因此可以破万如长夜。

　　人正在缺席，人变成了职业动物、社会动物，人正在工具化，被计量和考核捆绑。社会管理变成了GDP考核，疫情管理变成了解决事端，人异化为模糊的、没有尊严的、大难临头各自保命的卑微之躯。

　　普通的民众在平时已经让渡出去了不少的权力，这倒无关紧要，因为普通民众没有“带宽”去关注战略上的问题，他集中智力奔生活就已经很是应接不暇了。

　　诺贝尔经济学家巴拉吉在《贫穷的本质》中总结为“稀缺”，时间不够、钱太少。我认为理解为“匮乏”很合适——他们匮乏于各项资源。他们的有效人际关系、他们对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以及他们用技能获取资源的能力，这些方面都是严重不足的。他们连短期问题都解决不了，因此没有“带宽”去思考长期问题。

　　你也可以说“安身未卜，何思立命”，“安居未卜，何思立业”，“安全未卜，何思周全”。因此，诸多的自由，他们暂时用不上，也宁可让领导去替他们管理。

　　这也是为什么勒庞如此痛恨群众，他在《乌合之众》中说：“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如果观察网络上的言论，你就免不了为勒庞的清醒击节叫好：“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

　　勒庞说“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纵观微博和微信，网上充斥着阴谋论，这固然是言路不开的必然结果，但和群体的心理学属性就没有关系吗?我看未必。

　　勒庞说：“群体可以转瞬之间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多少次我避免了转发朋友圈的冲动，只是为了不想成为群体的一分子。大合唱很容易，很有历史的参与感。

　　但你独特的价值在哪里呢?哪怕是为了正义，你也应该以个体的方式参与。因为据我的观察，没有一件群众运动和群体事件是不失控的，它们都违背了最初的理想。

　　所以在我热血沸腾时，我会捧读勒庞的句子：“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

　　我们有必要把抽象的群体置换为具象的个体，这便是人道主义。有些常识已经在告诉大家：“所谓死两万人，是死一个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万次。”个人对于大时代而言，本身就颠沛造次，如沙似粒。他们是弱势群体——换一个说法也就换了一种思路——他们是一群弱势个体。如若我们的眼中见不到个人的生命际遇的话，那我们实在是愧而为人了。我们叫“良知”，西方叫“同理心”或“共情能力”。

北野武

　　良知在哪里呢?我未见过没有良知却有良能的人。动物可以有良能而无良知，人若如此，即坠阿鼻地狱。萨物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其中尤其强调“自我选择”，你可以选择成为禽兽、中人或圣贤，你要发动你的意识和契机去寻找。这便是深刻的人道主义。

　　梭罗或许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榜样，他有效地回避了群众，他在《狱卒》中言：“我不知道有什么比一个人能下定决心改善他的生活能力更令人振奋的了……要是一个人能充满信心地朝他理想的方向努力，下定决心过他所想过的生活，他就一定会得到意外的成功。”

　　所以说要发动你的良知良能，避免成为一个心灵僵硬、行为强梁的动物，避免用权力和傲慢侵蚀你本已千疮百孔的心灵。避免让灵魂充斥腐朽的尸气，那尸气是源于绝望者念响了掘墓的咒语——如果恫吓有效果的话，我不得不动用宗教般的语言来棒喝。

　　人道主义并没有那么难懂，己之不欲勿施于人而已。你落难时，是否希望别人对你有点同情心呢?你被关押时，是否希望狱卒在权限之内有一点人的温情呢?你临终时，是否希望有人能怀念你而不是拍手称快呢?人道主义就是，假如这件事我摊上了，该怎么办。非人道主义就是，反正这件事摊上的不是我。

　　1973年8月，全球120位知识分子发表了《人道主义者宣言二号》，其时虽是冷战时代，两大阵营的知识分子携手共言，这不免让人想起雨果在1874年说：“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

　　《二号宣言》中说，“21世纪可说是人道主义的世纪，21世纪应该是人道主义的世纪”。现在看来呢?如今是2020年，乐观者如史蒂芬·平克专门写下一部论著《当下的启蒙》，探讨自启蒙主义以降，科学、理性、进步和人文主义取得了长足的时步，现在的时期是一个比任何时候都好的时期——更少的货币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物品;理念与共识的达成也使得人们对于环保、人的价值有更深层次的洞悉。

　　平克肯定了事物发展的正面价值，他是从环境、外在与社会发展来论证的，然而事物有外在的一面，还有内在的一面：我们内心的冲突是更少了还是更多了?我们得到的物品从盈余到超载，这是不是过犹不及的另一种戏码?人从“物的异化”向“信息的异化”过渡时，我们是否可以安然无恙?

　　《二号宣言》认为人道主义的起源，中国是一个重要部分，其次还有希腊和罗马。依历史线索还有文化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及近世的科学革命。“人道主义者相信人类的进步是可能的，并坚守以此信念为中心的价值标准。”《二号宣言》阐释说：“就因为我们自己在创造我们的未来，人生才有其意义。”人道既是对己之道，也是对人之道，“人道主义的一个中心价值，就是个人的尊贵及人性的尊严。”

　　这些知识分子宣告说：“任何宗教教义、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如果否定个人、压制自由、剥夺思想发展的机会，非人性化个性，我们均反对。”

　　有《二号宣言》，一号宣言是什么?1933年，杜威、班兹等34位学者也联名发表过过一份《人道主义者宣言》(有时翻译为人本主义)：“人最终将明白，人必须独自为实现其梦想世界负责，而他内在所拥有的力量足可成就此事。”

　　此事没完，2003年，全球有识之士联合发表了第三个版本，在《三号宣言》中，肯定了人道主义的一种方式是“人生的成功在于参与人道主义为他人服务”。

　　具体到疫情来说，人道是要目中有人，而不是目中只有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至少还有心理抚慰，让其觉得自己是有尊严的。

　　任何时候，个体的生命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样以来，我们也可以少看到一些悲剧：一个妇女在自家阳台上敲着锣，希图引起他人来帮助，但无果;一个女儿要送父母去医院想获得放行，于是给看门人跪下来磕头;还有就是医生没有防护设备冲在最前线造成集体感染。这些种种，可以说都是目中无人的结果。

敲锣求助的女儿

　　人的存在，其尊严是最宝贵的。剥夺人的尊严，便等同于草芥走肉。没有尊严地活下来，被称之为苟活。苟且偷生不是不可以，他一定感觉到内心的耻辱。尊严的被剥夺事实上是长期以来一直明存暗在的——一直都这样，便对吗?对于有特殊能力的人来说，你当然可以营造一个局部的“好环境”;但这个好环境仍置身在“坏世界”中。因此免不了总有一天要吃亏。

　　很多时候我们注意不到，一定要警惕社会紧急动员时，因个人权力的让渡而产生的权力越界问题——因为权力会强化自我意识，临时受权者以为自己很重要，但这其实是一种虚妄在作祟。

　　任何时候，如果没有对社会治理的批判，那么这个社会的治理功能就会失调，优先等级是对应于批评而言的，没有批评，就会没有压力。颂扬是针对优点，而批评是针对不足。如果我们把批评的运用搞成了歌颂，把灾难的真相搞成了救灾的功德，那么就会发生荒诞的事情：交战的双方，各自宣布胜利。

　　齐泽克此次对武汉疫情发言，称其也许是一个消费主义停摆的后末世图景。他说的兴许没错，因为在初期，我们的确看到：资本运动被悬置了，消费主义按下了暂停键，中国全球化的脚步也瞬间进入了“冻龄”。

　　无论是从游戏《瘟疫公司》到《死亡搁浅》，与真实世界所发生的血淋淋的现实都无法相提并论。尤其是，当你看到武汉少女小杭的日记时，那种共情心理被广泛激活，20天内，她连接失去了父母，自己也身染疫情——现实的温情被突发的残酷撕裂成记忆的碎片。

　　然而另一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某种社会景观的不动声色的另外一个切面：外卖平台与快递网店的送货工人仍然在高暴露风险下劳动，支撑着依托市场原则进行的物资调配;大连的日资企业照常开工;北京的打工者被要求复工的同时不能进入自己租住的社区。

　　网友“年糕汤里的鱼板”评论说：“我们在当下看到的不是资本和市场逻辑的悬置，而是偶然地从社会伦理中去嵌入的纯粹的实在界的资本主义秩序。”他认为资本的实在秩序与防疫的现实压力究竟谁会胜出，仍然是个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资本秩序如何将防疫的现实压力重新纳入自己的内部。”

　　个人面对大时代的种种卑微，网友以“沙”“山”之喻来形容它：大时代的一粒沙，是个人的一座山。为什么当下尤其要强调人道主义，见林不见树、见众不见人是当下十万火急时的应激反应——但正如冠状病毒会引导免疫系统杀死健康细胞;疫情也在逼迫社会动员令视无助者于不顾。

　　王鼎钧先生说：他人的死亡，不是他人死了，是你在他人的心目中死了。千江有水千江月，少一道水，便少一道月影。我们每个人和他人，都是互为水月的关系。要明白这一点，必得像王鼎钧那样有生死度外的精神。

　　所以说，人道主义最终是利己的，因利他而利己。“利己”不是“自私”，恰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私的基因》说对了一半，它远不是全部的真理，人既有自私的一面，也有无私的一面。当个人选择“自私”时，它恰是代替基因作出了选择，而这时，选择便加重了砝码，这种选择是过头的。

　　人不应该从生物进化策略上去选择“作恶”或“不为善”的理论借口。否则，这便是动了“机心”，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智慧出，有大伪”。私心用智的结果，便是时时处心积虑，处处提防人心。自私即“争”，这并不是最“利己”的结果，它一定会在众人博弈中选择一个新的平衡。

　　既不那么吃亏，也不那么占便宜，老子开的药方是“夫不争故莫与之争”，然而这种境界是一般人达不到的，尤其是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抢物资、抢口罩、抢病床、抢超市。不一而足。日本的民族或许又给我们上了一课，他们在超市上写着：“久雨必睛。抢多一份不够，让出一枚有余。”

　　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到如今现实之境的“疫情景观”，实质上仍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取景器，人们既是参与者、同构者;又是围观者和疏离者。德波说：“在现代生产条件无处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景观，首先指的是少数人演出、多数人默默观看的一种表演，演出受到幕后操纵的资本家的控制，而绝大多数普通人只能在痴迷状态下观望。

　　其次，景观表面上看起来是去政治化的、非强制的，然而不易被人察觉的隐性控制反而是更深刻的奴役。最后，在景观的催眠力量和娱乐迷惑下，大多数人将丧失自己的判断和反抗能力，成为景观控制下的奴隶。

　　这绝对不是杞人忧天或庸人自扰的看法，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认知和见解。饶是在“疫情景观”特殊局面下，这种规律依然行之有效。它不仅滋生出观者的无力感、无助感;也滋生出观者献身、献祭的冲动。“奴役-奴隶”是在“救世主”缺席、普通人通过“献祭”成为英雄的条件下发生的。一种自愿被奴役的状态出现了，我们必须投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中，进行一场自我拯救。

　　疫情昭示着生命价值感的虚无，疫情演化着存在主义最深刻的一个命题：它如何成为人道主义的一个自我物象的体认?每当瘟疫来临，我们意识到“说谎”与“真实”之间巨大的鸿沟，不管科技的力量多么发达，我们仍旧生活在一个真实的废墟之上，其材料由谎言、恐惧与裹挟构成。

　　个人的价值既在于独立又在于相互依存，而疫情使得问题极端化，它隔离个体，将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一剥离，甚至是将生命实体一一灭失。个人的价值因此显得失衡，它需要长期、缓慢地恢复才行。

　　当生存受到威胁，人类更需要温情脉脉的面纱，以抗击病毒赤裸裸的暴政。每一个人，具体到某一个，他的故事需要有人倾听。讲诉与倾听，这也是人的原始的本能，如果忽略这一点，或者漠视其存在，那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必然更大。

　　故事、神话和寓言，它们具有不一样的功能。故事可以安抚人心、神话可以带来集体无意识的民族凝聚力、寓言可以佐效人的行为准则。其中最人道主义的就是故事的功能，因为它针对于独特的个体生命。只有它可以是私人叙事。它不充斥着说教，也没有教化的职责，它仅仅是在讲述和聆听之间，便完成了对时间法则的洞穿。

　　因此，如果说，人类的简史真的是和“虚构”和“故事”有天然联系的话，那么它至少是片面的真理。真实的世界和虚构的故事之间有同构的关系——永远有意义的临时加入、突发的造访和意外的发生。这使得故事充满扑朔迷离之感，也使得生存有苦乐悲喜之惑。

　　生存的伎俩也是病毒的伎俩，病毒也渴望着生存的机会。从SARS到新冠，13年来，它们是如何地想不朽，如何地想旧地重游，如何地在人类的口腹之欢中找到新的根据地?这一点，科学家或许将解开最终的谜题，但谁也没办法指认，再次降临的疫情日期是何时何地。

　　正义的人们腹背受敌，因为一部分“自私”的人群会协同病毒，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充当了病毒的携带者、推诿者、放任者和渎职者，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刻——那些故意不被确诊便死去的人们;那些被瞒报、虚报的数据和被控制的数字;那些被会议日程梗阻和耽搁的日子;那些视医生性命为炮灰的举措——如果我们胸中怀有对具体个人的温情与敬意，我们与漂浮在空气中的气溶胶也许会最终和解，这让人想起另外一位人道主义艺术家卓别林的谈话：“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快了，但是又在封闭我们自己。

　　工业时代只留给我们欲望。

　　我们的知识让我们愤世嫉俗，我们的聪明让我们冷酷无情。

　　我们考虑的太多，感知的太少。

　　除了机器，我们更需要人性;除了聪明，我们更需要仁慈和温良。

　　没有这些品质，生活将充满暴力，一切将不复存在……”

　　武汉是一个艰难的处所。最为艰难的是资源调集过程中的种种缺憾及其不满，其背后显示出努力要控制的失控。还有无数个体或无知、或缺少常识，以致于生命遭受威胁。那些无助的人在家庭支持系统缺失的情况下，得不到社会支持系统的救援。无数的悲痛因此而上演。比尔盖茨在四年前便预见到：“没有训练有素的医护小组、没有足够的研究人员……我们还有很多事都来不及做。”

　　瘟疫唯一的好处，是让我们看清楚了自身：渺小、脆弱，性喜以同类当挡箭牌。而这时，我们能听进去一些话了，那些低微的、从意识深处的倾诉：“唯有当我们放弃了自己可能掌据真理的傲慢态度，躲在角落恐惧、颤抖地面对令人晕眩的现实力量，我们才有机会接近真理。”

　　当克尔凯郭尔如是说时，真理性的洞见与微弱的光芒便出现了，我希冀它能照亮那些个无眠与无助的夜晚，相伴人类中的个体从孤苦无依走向自我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