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些国内网友解读新加坡面对新冠肺炎采取的策略，用了诸如“听天由命”、“无所谓”了、“佛性接受病毒传播”、“新加坡要变成第二个武汉”等耸人听闻的标题，使这个问题很快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甚至据说还有人指责新加坡政府“草菅人命”、“无能”、“佛系”、“不作为”等。

　　看到一些相关文章后，我用文章标题作出了非常明确的“新加坡不会成为第二个武汉”的事实判断。

　　作出这一判断，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国情不同”、“经济结构”乃至于有多少病床等等。面对不明病毒这样一种神出鬼没的人类共同敌人，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敢草率轻敌，而我们唯一需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才是最有效的!

　　【2】

　　事实上，面对新冠病毒，在信息透明和行动果断方面，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区几乎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2019年12月，武汉发现疫情，12月底上报，12月31日中国疾控中心派出专家组赴武汉;

　　2020年1月2日，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跨部门会议，检视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预防措施;

　　2020年1月3日，武汉飞往新加坡的旅客抵达樟宜机场时需接受体温检测;

　　2020年1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启动“严重”级别应变;2020年1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将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同日，香港突然“修例”，要求将有关病例列作须呈报疾病并强制隔离，拒绝隔离及接受医学检查即属违法，一经定罪罚款5000及监禁6个月;2020年1月20日，港府宣布再推出三项新防疫措施，包括从21日凌晨开始实施健康申报表制度，要求所有武汉入境人士必须填写，如拒绝填写可被罚款5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1月23日，新加坡出现第一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患是一名从广州飞到新加坡的武汉游客。同日，武汉宣布封城。

　　1月27日，新加坡的确诊病例达到7例，全部都是来自武汉的游客。新加坡政府随即将疫情预警级别定为第三级的黄色，并宣布限制持湖北省签发中国护照的游客入境，同时要求在1月14日之后从中国返回的居民(不分国籍)自行居家隔离14天，而从湖北省回来的居民则需遵守强制隔离令，接受定时抽查。

　　1月31日，感染病例增加到17例，所有确诊病例仍都是武汉游客，新加坡政府宣布禁止所有非新加坡居民的中国护照持有者以及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其他国家人士入境或转机。这种措施基本等同于国内城市的封城措施。这就从源头上大大减少了输入性病例。

　　新加坡式的“封城”措施，比美国早，也比香港早：

　　美国是宣布东部标准时间2月2日星期日下午5时开始，除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以外，在过去14天内曾前往中国旅行的外国公民将被拒绝入境。

　　香港是2月5日下午，宣布从2月8日凌晨开始，内地抵港需强制隔离14天。

　　2月7日，在新加坡岛内出现三起源头不明的病毒病例后，新加坡卫生部随即将警戒级别调高到次高级别橙色。

　　也就是说，从1月3日开始，新加坡就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了，随着情况变化，策略也在变化，而且每一步都始终走在世界前列。

　　香港比新加坡在行动上略逊一筹。它有难言之隐，你懂的。

　　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必须同时具备三个相互连接的条件：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缺一不可。而现实中，这三个环节不可能被百分之百地很快切断，但及早控制传染源，就是重中之重。不能把小病拖成大病，再来集中一切力量治大病;不能把小事拖成大事，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那时只怕一切都为时已晚。

　　新加坡始终盯住的就是这个关键点。否则，一旦传播过了某个临界点，集中再多的资源都将不敷使用。

　　【3】

　　为什么偏偏是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城市有什么共同点?

　　这两座城市有三大特别重要的共同点：都是世界金融中心，都是世界交通枢纽，都是精英治理专家治理的典范。

　　新加坡政府长久以来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技术专家治国政体(technocracy)的典范。其特点是在决策中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因素最小化，强调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主导地位。

　　英国《经济学人》2011年月的一篇《技术官僚：像机器一样思考》文章认为，技术专家治国政体是最适合应对灾难管理的体制，并认为新加坡是技术专家治国最成功的案例。

　　【4】

　　在专家治国模式下，社会就像一架精密的机器，每一种应对都是丝丝入扣严丝合缝的。

　　新加坡的防疫预案简称DORSCON，从低到高分绿黄橙红四级。

　　这个预案很详细地对相关情况下的防御措施、政府跨部门协调、出入境控制、公众交流、应急物资采购等方面的应对措施做了说明。内容涉及组织早期治疗、采取降低病毒传播和减低对卫生系统冲击的措施，并对如何保护医疗人员、确保基本社会服务，以及商业的延续性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预案对疫情出现时的隔离、治疗、接触隔离、探访、甚至尸体处置也做出了指导性安排。

　　所以，防疫预案就像电源开关，开关一开，相应措施就迅速启动，比如：即使仍然举办元宵节万人宴，但也已经根据橙色警戒级别的要求将规模减半。与此同时，学校取消了所有课外活动和升旗仪式，要求所有学校和工作场所每天测量四次体温来控制疫情，公立机构和私营公司则立刻将各个部门人员组合成互相不接触的AB两组人员轮流办公，以保证一组人员因感染病毒接受治疗和全体隔离时，另一组人员依然能保证所在机构的运转。

　　这种不动声色有条不紊的平稳、有效运行机制，才是保障一个社会临危不乱的高能级系统构建。

　　相反，平时麻痹大意，遇难时临时抱佛脚，慌不择路，则，再多的人力物力资源都无济于事，因为健全的运行机制不在，关键时刻资源堆积与挤兑必互相磨损和卡壳。

　　从李光耀时代就开始奉行的技术专家治国理念，给新加坡带来长期繁荣和稳定，社会各个层面的协调性能力很强。新加坡这么年轻的国家，给世界的启示和治理贡献，值得好好思考和总结。

　　我希望这次疫情过后，人们能够换一种语境来重新思考国家和社会治理，抛弃落后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用简单的、边界模糊的“民主”或“非民主”等标签，而应该用“专业”和“业余”，或者“简单冒进”与“复杂稳健”为标准，让科学与理性战胜迷信与愚昧。

　　【5】

　　到2月13日，570万人口的新加坡累计58例确诊，15人治愈，还有7人在ICU。当前确诊感染率为58/(570万)=十万分之1.018。

　　中国国内疫情更新至 2020.02.13 24:00，全国确诊63851例，其中湖北51986例。

　　2020年2月13日，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公号报道：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表示：要清醒认识武汉疫情的不确定性。与输入地相比，武汉感染者底数还没有完全摸清，蔓延扩散的规模也没有较为精准的估计预测。据有关方面推算，武汉潜在被感染的基数可能还比较大。

　　据此，我们认为6000万人的湖北数字不准确，湖北以外的数字比较准确，那么，13.3亿人，确诊了11865人，确诊感染率为十万分之0.892。

　　而不完全统计下，湖北确诊率为51986/(6000万)=十万分之86.6;

　　同样不完全统计下，武汉确诊率为35991/(900万)=十万分之399.9。

　　两相比较，商务繁忙的新加坡，感染率并不比九州闭户的中国国内高多少!如果你相信武汉最终都可控，如何就不相信新加坡可控呢?

　　相反，全中国付出的代价，武汉付出的代价，和新加坡付出的代价，不是一目了然吗?

　　【数字一算，才知道什么叫触目惊心!建议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遇到问题多拿起笔，拿起计算器来算一算账。这是理性思维的起点!那些以为只要集中一切力量，就能办成一切大事的，想一想，湖北之外，全国不到十万分之一的确诊率，社会已经全体总动员，甚至不惜经济停摆，医学力量和社会动员力量已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即使支援武汉的人力物力医学科技力是无穷无尽的，哪一座城市，能够短时间内承受高达400倍的重压?——其实还不止400倍。因为遇到这种未明病毒，十万分之一感染率已是平时N倍重压。这个400倍，还是在非常时期基础上的400倍!武汉和湖北的数据，还是不完全统计。】

　　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是愚蠢。罗素说：“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是无知，但并不愚蠢，愚蠢是后来的教育造成的。”所以，愚蠢跟文凭、学历无关，跟独立思考、逻辑思考、数学思考能力有关。

　　【6】

　　对于知之甚少的流行病毒疫情，人们往往习惯于持两种极端的态度：

　　一种是盲目乐观，迷信人海战术，以为只要倾国倾城之力，一眨眼就能把疫苗和特效药研制好，国家厉害，一挥手就能众志成城，战胜疫情;

　　另一种是太过悲观，相信“天命(谴)”或“阴谋论”，以为一切都是“自作孽，不可活”，只能听天由命，接受上帝和自然的惩罚。

　　最理性的态度是中庸。治未病，关口前移，信息公开，上下一心，同舟共济，科学、理性、从容应对。

　　一个好社会，后方的人、思考者、制度设计者，应该全方位致力于如何实现第一时间减少事态恶化，以期减少无谓的牺牲，减少有限资源和人无端消耗到前方去冲锋陷阵;而不是不注重事前防范，总是在事后，在后方鼓吹、鼓励、鼓舞、感动、感慨、感恩于有多少人和资源去前方冲锋陷阵!

　　加缪在《鼠疫》中警告：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

　　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老子《道德经》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真正的千古名言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1】

　　一些国内网友解读新加坡面对新冠肺炎采取的策略，用了诸如“听天由命”、“无所谓”了、“佛性接受病毒传播”、“新加坡要变成第二个武汉”等耸人听闻的标题，使这个问题很快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甚至据说还有人指责新加坡政府“草菅人命”、“无能”、“佛系”、“不作为”等。

　　看到一些相关文章后，我用文章标题作出了非常明确的“新加坡不会成为第二个武汉”的事实判断。

　　作出这一判断，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国情不同”、“经济结构”乃至于有多少病床等等。面对不明病毒这样一种神出鬼没的人类共同敌人，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敢草率轻敌，而我们唯一需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才是最有效的!

　　【2】

　　事实上，面对新冠病毒，在信息透明和行动果断方面，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区几乎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2019年12月，武汉发现疫情，12月底上报，12月31日中国疾控中心派出专家组赴武汉;

　　2020年1月2日，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跨部门会议，检视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预防措施;

　　2020年1月3日，武汉飞往新加坡的旅客抵达樟宜机场时需接受体温检测;

　　2020年1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启动“严重”级别应变;2020年1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将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同日，香港突然“修例”，要求将有关病例列作须呈报疾病并强制隔离，拒绝隔离及接受医学检查即属违法，一经定罪罚款5000及监禁6个月;2020年1月20日，港府宣布再推出三项新防疫措施，包括从21日凌晨开始实施健康申报表制度，要求所有武汉入境人士必须填写，如拒绝填写可被罚款5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1月23日，新加坡出现第一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患是一名从广州飞到新加坡的武汉游客。同日，武汉宣布封城。

　　1月27日，新加坡的确诊病例达到7例，全部都是来自武汉的游客。新加坡政府随即将疫情预警级别定为第三级的黄色，并宣布限制持湖北省签发中国护照的游客入境，同时要求在1月14日之后从中国返回的居民(不分国籍)自行居家隔离14天，而从湖北省回来的居民则需遵守强制隔离令，接受定时抽查。

　　1月31日，感染病例增加到17例，所有确诊病例仍都是武汉游客，新加坡政府宣布禁止所有非新加坡居民的中国护照持有者以及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其他国家人士入境或转机。这种措施基本等同于国内城市的封城措施。这就从源头上大大减少了输入性病例。

　　新加坡式的“封城”措施，比美国早，也比香港早：

　　美国是宣布东部标准时间2月2日星期日下午5时开始，除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以外，在过去14天内曾前往中国旅行的外国公民将被拒绝入境。

　　香港是2月5日下午，宣布从2月8日凌晨开始，内地抵港需强制隔离14天。

　　2月7日，在新加坡岛内出现三起源头不明的病毒病例后，新加坡卫生部随即将警戒级别调高到次高级别橙色。

　　也就是说，从1月3日开始，新加坡就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了，随着情况变化，策略也在变化，而且每一步都始终走在世界前列。

　　香港比新加坡在行动上略逊一筹。它有难言之隐，你懂的。

　　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必须同时具备三个相互连接的条件：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缺一不可。而现实中，这三个环节不可能被百分之百地很快切断，但及早控制传染源，就是重中之重。不能把小病拖成大病，再来集中一切力量治大病;不能把小事拖成大事，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那时只怕一切都为时已晚。

　　新加坡始终盯住的就是这个关键点。否则，一旦传播过了某个临界点，集中再多的资源都将不敷使用。

　　【3】

　　为什么偏偏是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城市有什么共同点?

　　这两座城市有三大特别重要的共同点：都是世界金融中心，都是世界交通枢纽，都是精英治理专家治理的典范。

　　新加坡政府长久以来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技术专家治国政体(technocracy)的典范。其特点是在决策中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因素最小化，强调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主导地位。

　　英国《经济学人》2011年月的一篇《技术官僚：像机器一样思考》文章认为，技术专家治国政体是最适合应对灾难管理的体制，并认为新加坡是技术专家治国最成功的案例。

　　【4】

　　在专家治国模式下，社会就像一架精密的机器，每一种应对都是丝丝入扣严丝合缝的。

　　新加坡的防疫预案简称DORSCON，从低到高分绿黄橙红四级。

　　这个预案很详细地对相关情况下的防御措施、政府跨部门协调、出入境控制、公众交流、应急物资采购等方面的应对措施做了说明。内容涉及组织早期治疗、采取降低病毒传播和减低对卫生系统冲击的措施，并对如何保护医疗人员、确保基本社会服务，以及商业的延续性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预案对疫情出现时的隔离、治疗、接触隔离、探访、甚至尸体处置也做出了指导性安排。

　　所以，防疫预案就像电源开关，开关一开，相应措施就迅速启动，比如：即使仍然举办元宵节万人宴，但也已经根据橙色警戒级别的要求将规模减半。与此同时，学校取消了所有课外活动和升旗仪式，要求所有学校和工作场所每天测量四次体温来控制疫情，公立机构和私营公司则立刻将各个部门人员组合成互相不接触的AB两组人员轮流办公，以保证一组人员因感染病毒接受治疗和全体隔离时，另一组人员依然能保证所在机构的运转。

　　这种不动声色有条不紊的平稳、有效运行机制，才是保障一个社会临危不乱的高能级系统构建。

　　相反，平时麻痹大意，遇难时临时抱佛脚，慌不择路，则，再多的人力物力资源都无济于事，因为健全的运行机制不在，关键时刻资源堆积与挤兑必互相磨损和卡壳。

　　从李光耀时代就开始奉行的技术专家治国理念，给新加坡带来长期繁荣和稳定，社会各个层面的协调性能力很强。新加坡这么年轻的国家，给世界的启示和治理贡献，值得好好思考和总结。

　　我希望这次疫情过后，人们能够换一种语境来重新思考国家和社会治理，抛弃落后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用简单的、边界模糊的“民主”或“非民主”等标签，而应该用“专业”和“业余”，或者“简单冒进”与“复杂稳健”为标准，让科学与理性战胜迷信与愚昧。

　　【5】

　　到2月13日，570万人口的新加坡累计58例确诊，15人治愈，还有7人在ICU。当前确诊感染率为58/(570万)=十万分之1.018。

　　中国国内疫情更新至 2020.02.13 24:00，全国确诊63851例，其中湖北51986例。

　　2020年2月13日，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公号报道：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表示：要清醒认识武汉疫情的不确定性。与输入地相比，武汉感染者底数还没有完全摸清，蔓延扩散的规模也没有较为精准的估计预测。据有关方面推算，武汉潜在被感染的基数可能还比较大。

　　据此，我们认为6000万人的湖北数字不准确，湖北以外的数字比较准确，那么，13.3亿人，确诊了11865人，确诊感染率为十万分之0.892。

　　而不完全统计下，湖北确诊率为51986/(6000万)=十万分之86.6;

　　同样不完全统计下，武汉确诊率为35991/(900万)=十万分之399.9。

　　两相比较，商务繁忙的新加坡，感染率并不比九州闭户的中国国内高多少!如果你相信武汉最终都可控，如何就不相信新加坡可控呢?

　　相反，全中国付出的代价，武汉付出的代价，和新加坡付出的代价，不是一目了然吗?

　　【数字一算，才知道什么叫触目惊心!建议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遇到问题多拿起笔，拿起计算器来算一算账。这是理性思维的起点!那些以为只要集中一切力量，就能办成一切大事的，想一想，湖北之外，全国不到十万分之一的确诊率，社会已经全体总动员，甚至不惜经济停摆，医学力量和社会动员力量已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即使支援武汉的人力物力医学科技力是无穷无尽的，哪一座城市，能够短时间内承受高达400倍的重压?——其实还不止400倍。因为遇到这种未明病毒，十万分之一感染率已是平时N倍重压。这个400倍，还是在非常时期基础上的400倍!武汉和湖北的数据，还是不完全统计。】

　　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是愚蠢。罗素说：“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是无知，但并不愚蠢，愚蠢是后来的教育造成的。”所以，愚蠢跟文凭、学历无关，跟独立思考、逻辑思考、数学思考能力有关。

　　【6】

　　对于知之甚少的流行病毒疫情，人们往往习惯于持两种极端的态度：

　　一种是盲目乐观，迷信人海战术，以为只要倾国倾城之力，一眨眼就能把疫苗和特效药研制好，国家厉害，一挥手就能众志成城，战胜疫情;

　　另一种是太过悲观，相信“天命(谴)”或“阴谋论”，以为一切都是“自作孽，不可活”，只能听天由命，接受上帝和自然的惩罚。

　　最理性的态度是中庸。治未病，关口前移，信息公开，上下一心，同舟共济，科学、理性、从容应对。

　　一个好社会，后方的人、思考者、制度设计者，应该全方位致力于如何实现第一时间减少事态恶化，以期减少无谓的牺牲，减少有限资源和人无端消耗到前方去冲锋陷阵;而不是不注重事前防范，总是在事后，在后方鼓吹、鼓励、鼓舞、感动、感慨、感恩于有多少人和资源去前方冲锋陷阵!

　　加缪在《鼠疫》中警告：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

　　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老子《道德经》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真正的千古名言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