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Francis Aidan Gasquet)，英国本笃会修士、历史学家，1914年任红衣主教，实验学派在中世纪宗教研究方向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中世纪史，被《泰晤士报》誉为“中世纪史宗教方向的巨擘”。著有《黑死病(1348—1349)：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亨利六世的宗教生活》《亨利八世与英格兰修道院》《中世纪英格兰的堂区生活》《英格兰的修道院》《中世纪的修道院生活》等。

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

       只要读了关于1349年瘟疫历史的总结，读者就会发现，整个英格兰的疫情非常严重。那些亲自查看过当时记录的人最有权对此表达看法。实际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瘟疫导致英格兰和威尔士损失了整整一半人口。

　　笼统地说，有很大比例的人可能死于瘟疫。但要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即便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几乎很难令人满意。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进行名副其实的估算。通过1377年——也就是瘟疫过去大约二十七年后——的补助金卷档，我们可以估算出，爱德华三世末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两百三十五万人。这二十七年中还发生过几次大小不等的瘟疫，其中包括1361年的瘟疫。如果不是1349年的那场瘟疫，1361年的瘟疫将是人们记忆中最大的一场瘟疫。同时，与法兰西的战争也消耗着人力，英格兰的人口因此丧失了十分之一。我们可以确信，1349年瘟疫后三十年内损失的人口足以抵消增长的人口。我们认为，瘟疫结束后，英格兰尚余两百五十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凿的话，那么瘟疫之前英格兰的人口数量很可能在四百万到五百万之间，其中大约一半人口在大瘟疫那一年死了 [1] 。

　　尽管我们可以清楚地推定英格兰有一半人口死于瘟疫，但仍有非常著名的权威人士，比如已故的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认为英格兰1349年的人口数量不可能超过两百五十万，“很有可能不超过两百万” [2] 。近来，著名学者威廉·坎宁安博士说：“对当时人口数研究的结果如下，尽管该结果与前人的结果有很大不同：一、从1377年到都铎王朝，人口数量几乎恒定在两百万以上。二、鉴于1350到1377年间的社会境况，人口不会快速增长。三、爱德华三世统治早期，国家不能维持亨利六世统治时期那么多的人口。” [3] 因此，上面对黑死病之前人口数量的第一个估计与威廉·坎宁安博士的估计是大体相同的。但索罗尔德·罗杰斯先生没有研究人口数字的问题，仅从土地的角度来处理此事，他认为当时所耕种的土地只能养活他所提到的那么多人口，不会养活更多的人口。

　　劳工阶层的崛起

　　就整个国家而言，对英格兰最明显、最直接的影响是，瘟疫导致的结果不亚于一场社会革命。无论何地，虽然富贵人家难免传染瘟疫，但穷人才是主要受害者。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写道：“众所周知，至少在英格兰，黑死病放过了富人，夺走了穷人的生命。这并不令人奇怪。穷人住在密不透风、肮脏污秽的棚屋里，空间狭小，没有窗户，采光靠点灯;喝汤为生，穿麻布衣服，不注意吃蔬菜，一年里有半年靠腌肉过活。因为生活艰苦，不注意清洁卫生，坏血病、麻风病及其他疾病在穷人中间非常流行。” [4]

　　瘟疫给劳工阶层带来的最明显、最不容置疑的影响是，那些在瘟疫中幸存的劳工要做的活计更多了。英格兰到处缺少劳工，需要他们来收割庄稼、耕种土地、放牧牛群。多少年里，渴求劳工的呼声回荡着，直到领主们从经验中发现，过去的耕种方式、土地所有权方式已经因为横扫全国的瘟疫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对领主们来说，这段时期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只能各自面对自己的困境。各种租金已经降到原来的一半。数千英亩耕地无人租种，一文不值。农舍、磨坊、房子没有佃农租用。果园、菜园、田地废弃、荒芜。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商品价格上升。正如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所指出的，领主们不得不买的东西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五十、一百、甚至二百”。铁器、盐、布料价格翻了一番。鱼，尤其是那一代人喜食的鲱鱼，已经贵得大部分人买不起了。罗切斯特的修士威廉·迪恩说：“鱼类极其缺乏。周三时人们只能吃肉 [5] 。当时下了一道命令，四条鲱鱼只可以卖一便士。但大斋节时，鱼仍然缺乏。许多过去生活不错的人现在只能以面包和浓汤度日。” [6]

　　这场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灾难的瘟疫，却让一些人因祸得福。领主们的需求正是劳工们要尽快抓住的机会。许多地方的工资都比原来翻了一倍多。虽然国王及枢密院想通过立法来禁止劳工索取、禁止领主支付较以往更多的工资，但却无济于事。爱德华三世的第一道谕令便形同虚设。接下来发往全国的谕令及对谕令得不到遵守的抱怨，都可以作为证据证明通过立法禁止工资增长是徒劳的。爱德华三世因考虑到“受瘟疫及其他原因的影响，许多乡村已经陷入赤贫，其他乡村则完全荒芜”而特别规定，如果劳工的报酬是近三个月支付的，那么因多索工钱让雇工与其他人所交的罚款，以及因多付工钱让雇主所交的罚款，都可以充作应缴的什一税或十五取一税 [7] 。奉命征税的官员向爱德华三世陈情道，他们“收不上来这种罚款” [8] 。实情好像是，雇主们常说要支付超出往常的工资，这是他们因没钱向国王缴税而找理由。爱德华三世发布谕令限制工资增长是为了征税，而不是为了照顾这些富贵人家的收益。但事实很快就让爱德华三世意识到，“工人、仆人和劳工公然漠视谕令”对工资的规定，为自己的劳动索求同瘟疫时期及瘟疫过后一样高甚至更高的报酬。爱德华三世命令法官将那些不遵守限制工资谕令的人投入监狱，可是非但无济于事，反倒加剧了事态。那些执行谕令的地方很快陷入贫困，因为能劳动的人以及那些敢于以市场价向劳工支付报酬的人都被关进了监狱 [9] 。

　　亨利·奈顿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况的：“国王谕令诸郡，收割工人及其他工人不能索要高于以往的工资，否则依律论处。但工人们春风得意，斗志旺盛，对国王的谕令不闻不问。如果有人想雇劳工，则不得不按照劳工的要求付报酬。雇主要么不管自己的收成，让庄稼丢在地里，要么向劳工屈服，满足他们自傲而贪婪的要求。国王获悉后，就对大大小小的修道院院长、领主与庄园主罚以重金，因为他们违反国王的谕令，向工人们发了高工资。根据每人缴纳罚款的能力，有的被罚一百先令，有的被罚四十先令，还有的被罚二十先令。除了征收十五取一税外，每卡勒凯特土地国王还征收二十先令。”

　　“许多工人被逮捕入狱。有些工人逃脱了，在森林里躲了一段时间。那些被捕的人被罚了重金。不少人被迫宣誓，称不会拿比高于惯例的日薪，然后被放了出来。国王还以同样的方式惩罚了城镇里的工匠。” [10]

　　上文记录了瘟疫后劳工缺乏的情况。现在我们看看罗切斯特郡威廉·迪恩的记录。当时，“各行各业的劳工都非常缺乏，全英格兰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无人耕种。劳工及熟练工人非常难以控制，即便是国王、法律、法官、执法者也无法惩罚他们。” [11] 当时的公文中可以发现许多实例。劳工们联合起来拒绝接受瘟疫前的工资惯例，要求更高的工资。瘟疫使幸存下来的劳工愈加稀缺。用当时法令中的话说，劳工们联合起来要求提工资是“恶谋”。同样，瘟疫中劫后余生的佃农们拒绝按照原来的标准支付地租，并威胁领主说如果地租没有实质性下降，他们将离开。因此，如上面已经提到的例子那样，领主减免了佃农三分之一的地租，“因为如果不减少地租的话，佃农就走了，土地等便无人管理了” [12] 。

　　随着佃农及劳工纷纷要求增加工资，同时立法机关无法妥善处理幸存劳工的“罢工”威胁，领主们很快便对领主提供农具、管家进行管理的传统农业制度绝望了。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指出，“瘟疫过后，这种靠管家管理的农业制度很快便维持不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土地租赁制度”。起初，佃农们想在土地上干活，但资金上有困难，于是便产生了土地所有者为佃农提供牲口及种子的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14世纪末，然后一般意义上的土地租赁方式产生了。当时的土地所有权是固定的，这与我们今天的土地租赁形式有所不同。一些领主尝试着维持旧制度，并多多少少有点儿成功，但这只是例外。到15世纪初，英格兰土地所有权制度彻底改变了，一方面是因为1349年大瘟疫，另一方面是因为幸存劳工中间出现的“工会”发挥了作用。反对工会的法令将“工会”描述为“同盟、同谋、集会者、会众、缔约者和盟誓者”。

　　劳工与佃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并在与领主的较量中占了上风。尽管在之后的三十年中，领主竭力维持着中世纪的农奴制度，不让其覆灭，但自大瘟疫那一年开始，农奴制覆灭的命运便不可避免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 [13] 后，劳工与佃农最终获得了实际意义上的解放。但即便到了最后关头，拥有土地的阶层看起来仍对这些火烧眉毛的事情茫然无知。他们坚持按照旧标准向在庄园里劳作的佃农索要地租，同时坚持过去的收租方式。他们希望延续原来佃农依附领主土地的农奴制度。即便是议会，在威胁旧制度的危险因素面前也是不知所措。但只要读一读当时的布道词，我们就会看到圣职人员完全站在决心保证当代及后代的自由的普通大众一边。理查二世 [14] 在位第一年时通过了一项法案，其前言中写道：“维兰们在某些势力的支持与教唆下，不再向领主交租税、服劳役。那些包揽词讼的人、教唆犯 [15] 得了维兰及佃农的好处，坚持《末日审判书》 [16] 中的先例，告诉维兰与佃农，说他们不用再承担赋税劳役，不用再忍受贫困。之后，维兰们聚集在一起，提出只要他们团结起来，使用武力，就能抗衡领主。”这篇前言中提到的内容很可能便是圣职人员对劳工们的鼓励及建议。

　　土地所有权的变化

　　我们应该注意土地所有权变化造成的一个结果。大瘟疫爆发前，土地都是划成小块出租的。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举了某堂区的一个例子。每人或多或少都持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是英格兰数千庄园的一个缩影。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说，这就是“当时土地划分的普遍状况”。现在，这种将土地分成小块耕种的方式在法国仍然常见，其实五百年以前就已经风行英格兰了。尽管土地归不同的佃农耕种，但大部分土地都是敞着的，没有围垣。当时，因为耕地没有划分开来，只能靠大批的佃农进行耕种，所以人们纷纷抱怨。佃农们大都死于瘟疫。瘟疫过后，为了能让耕地产生利润，在新形成的出租方式条件下，大片土地被篱笆分割开来。现在，这成了英国耕地与他国显著不同的标志。

　　在瘟疫的影响下，人与土地分开了。农奴制瓦解之前，人们便不再受土地的禁锢。农奴制瓦解后，其他国家出现了由大量自耕农组成的阶层，但英格兰却出现了较小的大地主阶层。

　　当然，“地主”这个概念并不能按照现代定义来理解，认为“地主”便是土地的“主人”。根据当时的习俗及土地所有权制度，这种拥有土地的形式是无法理解的。当时土地所有权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现在通行的土地所有方式。

　　文化领域的变革

　　因为瘟疫实在太严重了，所以不可避免地影响英格兰的教育、艺术以及建筑等领域。首先，除了暂时影响了大学的教学外，《什鲁斯伯里史》的作者们写道：“在我们的语言发展史上，这场瘟疫也占有一席之地。自诺曼征服 [17] 到瘟疫爆发前，英格兰的贵族及绅士都习惯说法语，甚至小孩子都学法语。至少，雷纳夫·希格登 [18] 在《历代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但从‘第一次瘟疫’开始，正如《历代记》的译者约翰·特里维萨 [19] 所言，这种情况便‘有了些许改变’。一个叫康沃尔的校长是第一个用英语来教学生的。很快，人们纷纷学习康沃尔的做法。到了1385年，约翰·特里维萨记载，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普遍。当时，在所有基督教国家中，青少年主要由教会人士施教。因为我们所讨论的这场天灾夺去了许多教会人士的生命，所以康沃尔校长才有机会变革教学方式。要不是闹瘟疫，他永远不会有这种机会，他的变革引起了英国文学史上的巨大革命。”

　　我们可以用一位可靠的研究者的话来为瘟疫造成的危害作结。威廉·坎宁安博士写道：“要注意下面这一点，它非常重要。12、13世纪稳步发展的社会，到14世纪突然停滞不前了。加上百年战争的重负，英格兰几乎被压垮了。然而，即使黑死病夺走了一半的人口，并重构了整个社会，英格兰也必须咬牙坚持。” [46]

　　研究黑死病时，我们发现，很难彻底搞清楚它波及的范围及其所带来的断裂给当时的制度造成多么深刻的影响。1349年的瘟疫摧毁了当时的制度。只有不断地重申、反复地思考这一现象，我们才能慢慢理解这场社会和宗教灾难的特点。但与此同时，如果想深入了解社会和宗教重构的伟大过程——我们下一代人马上要不得不面临一场类似的重构了，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全面地认识黑死病。黑死病是一场悲剧，人们不能仅仅报以哀痛。这是因为，如果仅仅凭经验或感情进行社会重构，那么正如约翰·威克利夫一样，只能加重罪恶。社会重构实际上是一场重要机遇，离不开各行各业人们的艰苦努力和不懈追求。此处仅仅展现中世纪时期的一个特点，用已故爱德华·奥古斯图斯·弗里曼[47] 教授的话说便是，中世纪时期的伟大之处。我们所处的时代，诸事易成，但中世纪的人们却苦于应付物质上的种种困难。当今的知识分子没有充满生机，变得包容，而是陷入了悲观。但中世纪时，困难只会让人愈挫愈勇。人们直面困难，克服困难。那句老生常谈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正确的短语“信仰时代”，正可用在这里。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悲观更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心灵的基调了，没有什么能比希望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心灵的基调了。一位知名的现代作家在观研艺术作品时，发现中世纪的人们无法认清事物的真实面目，在羊皮纸或油画布上作画时，常画不出所画之物的真实形状。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画的意义所在。确实，这些画存在上述缺陷，但实际上它们对完全的写实风格却是一种必要的矫正或补充。放眼未来，对艺术的发展以及人类不懈的努力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场通常称之为“黑死病”的大瘟疫，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其势如溃堤之水，令“同类”难以望其项背。如果没有这场灾难，许多高贵的想法将得以实现;如果没有这场灾难，许多睿智的理念将得以发展。这些想法、理念原本能给人类带来丰硕的成果，但却因黑死病而受重创，一蹶不振。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悲痛上。逝者已矣!时间、努力奋进的力量属于在黑死病中幸存下来的人。

　　意大利两座宏伟的教堂——锡耶纳大教堂和米兰大教堂，体现了黑死病的双重特征。锡耶纳大教堂坐落于托斯卡纳山顶。它尽管雄伟，但与原来的建筑方案相比，仅是未完成之作，实际上正处于建造之中，如若完工，其规模不亚于当今的圣彼得大教堂。大教堂的耳堂 [48] 已经拔地而起。黑死病突然爆发时，大教堂的中殿和高坛 [49] 宏大的地基已经打好，之后工程暂停了，从此再未开工。

　　瘟疫结束后又过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意大利最宏伟的哥特式建筑——米兰大教堂——已经在伦巴第高高耸立，其寓意是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伟大。它的伟大远胜于已经被埋葬的过去的伟大。米兰大教堂并不是依靠王公贵族的力量完成的，实际上是米兰人民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是米兰人民自己的成就 [50] 。

　　黑死病过后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欧洲才从几乎崩溃的边缘恢复，实现了经济振兴和宗教复兴，这个话题可能最有趣味了，但这里不宜讨论这一重要而有趣的话题，仅陈述一下对黑死病结束后的历史的看法便可以了。黑死病结束后，尽管战事频仍，起义不断，但这个时期明显是进步的;黑死病结束后的历史，明涛暗浪汹涌，形势错综复杂，有时甚至让耐不住性子的研究者茫然无措，这是因为他们只想将世间万事简单地分为两类，要么是好，要么是坏。

 　　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Francis Aidan Gasquet)，英国本笃会修士、历史学家，1914年任红衣主教，实验学派在中世纪宗教研究方向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中世纪史，被《泰晤士报》誉为“中世纪史宗教方向的巨擘”。著有《黑死病(1348—1349)：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亨利六世的宗教生活》《亨利八世与英格兰修道院》《中世纪英格兰的堂区生活》《英格兰的修道院》《中世纪的修道院生活》等。

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

       只要读了关于1349年瘟疫历史的总结，读者就会发现，整个英格兰的疫情非常严重。那些亲自查看过当时记录的人最有权对此表达看法。实际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瘟疫导致英格兰和威尔士损失了整整一半人口。

　　笼统地说，有很大比例的人可能死于瘟疫。但要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即便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几乎很难令人满意。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进行名副其实的估算。通过1377年——也就是瘟疫过去大约二十七年后——的补助金卷档，我们可以估算出，爱德华三世末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两百三十五万人。这二十七年中还发生过几次大小不等的瘟疫，其中包括1361年的瘟疫。如果不是1349年的那场瘟疫，1361年的瘟疫将是人们记忆中最大的一场瘟疫。同时，与法兰西的战争也消耗着人力，英格兰的人口因此丧失了十分之一。我们可以确信，1349年瘟疫后三十年内损失的人口足以抵消增长的人口。我们认为，瘟疫结束后，英格兰尚余两百五十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凿的话，那么瘟疫之前英格兰的人口数量很可能在四百万到五百万之间，其中大约一半人口在大瘟疫那一年死了 [1] 。

　　尽管我们可以清楚地推定英格兰有一半人口死于瘟疫，但仍有非常著名的权威人士，比如已故的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认为英格兰1349年的人口数量不可能超过两百五十万，“很有可能不超过两百万” [2] 。近来，著名学者威廉·坎宁安博士说：“对当时人口数研究的结果如下，尽管该结果与前人的结果有很大不同：一、从1377年到都铎王朝，人口数量几乎恒定在两百万以上。二、鉴于1350到1377年间的社会境况，人口不会快速增长。三、爱德华三世统治早期，国家不能维持亨利六世统治时期那么多的人口。” [3] 因此，上面对黑死病之前人口数量的第一个估计与威廉·坎宁安博士的估计是大体相同的。但索罗尔德·罗杰斯先生没有研究人口数字的问题，仅从土地的角度来处理此事，他认为当时所耕种的土地只能养活他所提到的那么多人口，不会养活更多的人口。

　　劳工阶层的崛起

　　就整个国家而言，对英格兰最明显、最直接的影响是，瘟疫导致的结果不亚于一场社会革命。无论何地，虽然富贵人家难免传染瘟疫，但穷人才是主要受害者。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写道：“众所周知，至少在英格兰，黑死病放过了富人，夺走了穷人的生命。这并不令人奇怪。穷人住在密不透风、肮脏污秽的棚屋里，空间狭小，没有窗户，采光靠点灯;喝汤为生，穿麻布衣服，不注意吃蔬菜，一年里有半年靠腌肉过活。因为生活艰苦，不注意清洁卫生，坏血病、麻风病及其他疾病在穷人中间非常流行。” [4]

　　瘟疫给劳工阶层带来的最明显、最不容置疑的影响是，那些在瘟疫中幸存的劳工要做的活计更多了。英格兰到处缺少劳工，需要他们来收割庄稼、耕种土地、放牧牛群。多少年里，渴求劳工的呼声回荡着，直到领主们从经验中发现，过去的耕种方式、土地所有权方式已经因为横扫全国的瘟疫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对领主们来说，这段时期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只能各自面对自己的困境。各种租金已经降到原来的一半。数千英亩耕地无人租种，一文不值。农舍、磨坊、房子没有佃农租用。果园、菜园、田地废弃、荒芜。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商品价格上升。正如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所指出的，领主们不得不买的东西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五十、一百、甚至二百”。铁器、盐、布料价格翻了一番。鱼，尤其是那一代人喜食的鲱鱼，已经贵得大部分人买不起了。罗切斯特的修士威廉·迪恩说：“鱼类极其缺乏。周三时人们只能吃肉 [5] 。当时下了一道命令，四条鲱鱼只可以卖一便士。但大斋节时，鱼仍然缺乏。许多过去生活不错的人现在只能以面包和浓汤度日。” [6]

　　这场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灾难的瘟疫，却让一些人因祸得福。领主们的需求正是劳工们要尽快抓住的机会。许多地方的工资都比原来翻了一倍多。虽然国王及枢密院想通过立法来禁止劳工索取、禁止领主支付较以往更多的工资，但却无济于事。爱德华三世的第一道谕令便形同虚设。接下来发往全国的谕令及对谕令得不到遵守的抱怨，都可以作为证据证明通过立法禁止工资增长是徒劳的。爱德华三世因考虑到“受瘟疫及其他原因的影响，许多乡村已经陷入赤贫，其他乡村则完全荒芜”而特别规定，如果劳工的报酬是近三个月支付的，那么因多索工钱让雇工与其他人所交的罚款，以及因多付工钱让雇主所交的罚款，都可以充作应缴的什一税或十五取一税 [7] 。奉命征税的官员向爱德华三世陈情道，他们“收不上来这种罚款” [8] 。实情好像是，雇主们常说要支付超出往常的工资，这是他们因没钱向国王缴税而找理由。爱德华三世发布谕令限制工资增长是为了征税，而不是为了照顾这些富贵人家的收益。但事实很快就让爱德华三世意识到，“工人、仆人和劳工公然漠视谕令”对工资的规定，为自己的劳动索求同瘟疫时期及瘟疫过后一样高甚至更高的报酬。爱德华三世命令法官将那些不遵守限制工资谕令的人投入监狱，可是非但无济于事，反倒加剧了事态。那些执行谕令的地方很快陷入贫困，因为能劳动的人以及那些敢于以市场价向劳工支付报酬的人都被关进了监狱 [9] 。

　　亨利·奈顿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况的：“国王谕令诸郡，收割工人及其他工人不能索要高于以往的工资，否则依律论处。但工人们春风得意，斗志旺盛，对国王的谕令不闻不问。如果有人想雇劳工，则不得不按照劳工的要求付报酬。雇主要么不管自己的收成，让庄稼丢在地里，要么向劳工屈服，满足他们自傲而贪婪的要求。国王获悉后，就对大大小小的修道院院长、领主与庄园主罚以重金，因为他们违反国王的谕令，向工人们发了高工资。根据每人缴纳罚款的能力，有的被罚一百先令，有的被罚四十先令，还有的被罚二十先令。除了征收十五取一税外，每卡勒凯特土地国王还征收二十先令。”

　　“许多工人被逮捕入狱。有些工人逃脱了，在森林里躲了一段时间。那些被捕的人被罚了重金。不少人被迫宣誓，称不会拿比高于惯例的日薪，然后被放了出来。国王还以同样的方式惩罚了城镇里的工匠。” [10]

　　上文记录了瘟疫后劳工缺乏的情况。现在我们看看罗切斯特郡威廉·迪恩的记录。当时，“各行各业的劳工都非常缺乏，全英格兰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无人耕种。劳工及熟练工人非常难以控制，即便是国王、法律、法官、执法者也无法惩罚他们。” [11] 当时的公文中可以发现许多实例。劳工们联合起来拒绝接受瘟疫前的工资惯例，要求更高的工资。瘟疫使幸存下来的劳工愈加稀缺。用当时法令中的话说，劳工们联合起来要求提工资是“恶谋”。同样，瘟疫中劫后余生的佃农们拒绝按照原来的标准支付地租，并威胁领主说如果地租没有实质性下降，他们将离开。因此，如上面已经提到的例子那样，领主减免了佃农三分之一的地租，“因为如果不减少地租的话，佃农就走了，土地等便无人管理了” [12] 。

　　随着佃农及劳工纷纷要求增加工资，同时立法机关无法妥善处理幸存劳工的“罢工”威胁，领主们很快便对领主提供农具、管家进行管理的传统农业制度绝望了。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指出，“瘟疫过后，这种靠管家管理的农业制度很快便维持不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土地租赁制度”。起初，佃农们想在土地上干活，但资金上有困难，于是便产生了土地所有者为佃农提供牲口及种子的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14世纪末，然后一般意义上的土地租赁方式产生了。当时的土地所有权是固定的，这与我们今天的土地租赁形式有所不同。一些领主尝试着维持旧制度，并多多少少有点儿成功，但这只是例外。到15世纪初，英格兰土地所有权制度彻底改变了，一方面是因为1349年大瘟疫，另一方面是因为幸存劳工中间出现的“工会”发挥了作用。反对工会的法令将“工会”描述为“同盟、同谋、集会者、会众、缔约者和盟誓者”。

　　劳工与佃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并在与领主的较量中占了上风。尽管在之后的三十年中，领主竭力维持着中世纪的农奴制度，不让其覆灭，但自大瘟疫那一年开始，农奴制覆灭的命运便不可避免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 [13] 后，劳工与佃农最终获得了实际意义上的解放。但即便到了最后关头，拥有土地的阶层看起来仍对这些火烧眉毛的事情茫然无知。他们坚持按照旧标准向在庄园里劳作的佃农索要地租，同时坚持过去的收租方式。他们希望延续原来佃农依附领主土地的农奴制度。即便是议会，在威胁旧制度的危险因素面前也是不知所措。但只要读一读当时的布道词，我们就会看到圣职人员完全站在决心保证当代及后代的自由的普通大众一边。理查二世 [14] 在位第一年时通过了一项法案，其前言中写道：“维兰们在某些势力的支持与教唆下，不再向领主交租税、服劳役。那些包揽词讼的人、教唆犯 [15] 得了维兰及佃农的好处，坚持《末日审判书》 [16] 中的先例，告诉维兰与佃农，说他们不用再承担赋税劳役，不用再忍受贫困。之后，维兰们聚集在一起，提出只要他们团结起来，使用武力，就能抗衡领主。”这篇前言中提到的内容很可能便是圣职人员对劳工们的鼓励及建议。

　　土地所有权的变化

　　我们应该注意土地所有权变化造成的一个结果。大瘟疫爆发前，土地都是划成小块出租的。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举了某堂区的一个例子。每人或多或少都持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是英格兰数千庄园的一个缩影。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说，这就是“当时土地划分的普遍状况”。现在，这种将土地分成小块耕种的方式在法国仍然常见，其实五百年以前就已经风行英格兰了。尽管土地归不同的佃农耕种，但大部分土地都是敞着的，没有围垣。当时，因为耕地没有划分开来，只能靠大批的佃农进行耕种，所以人们纷纷抱怨。佃农们大都死于瘟疫。瘟疫过后，为了能让耕地产生利润，在新形成的出租方式条件下，大片土地被篱笆分割开来。现在，这成了英国耕地与他国显著不同的标志。

　　在瘟疫的影响下，人与土地分开了。农奴制瓦解之前，人们便不再受土地的禁锢。农奴制瓦解后，其他国家出现了由大量自耕农组成的阶层，但英格兰却出现了较小的大地主阶层。

　　当然，“地主”这个概念并不能按照现代定义来理解，认为“地主”便是土地的“主人”。根据当时的习俗及土地所有权制度，这种拥有土地的形式是无法理解的。当时土地所有权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现在通行的土地所有方式。

　　文化领域的变革

　　因为瘟疫实在太严重了，所以不可避免地影响英格兰的教育、艺术以及建筑等领域。首先，除了暂时影响了大学的教学外，《什鲁斯伯里史》的作者们写道：“在我们的语言发展史上，这场瘟疫也占有一席之地。自诺曼征服 [17] 到瘟疫爆发前，英格兰的贵族及绅士都习惯说法语，甚至小孩子都学法语。至少，雷纳夫·希格登 [18] 在《历代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但从‘第一次瘟疫’开始，正如《历代记》的译者约翰·特里维萨 [19] 所言，这种情况便‘有了些许改变’。一个叫康沃尔的校长是第一个用英语来教学生的。很快，人们纷纷学习康沃尔的做法。到了1385年，约翰·特里维萨记载，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普遍。当时，在所有基督教国家中，青少年主要由教会人士施教。因为我们所讨论的这场天灾夺去了许多教会人士的生命，所以康沃尔校长才有机会变革教学方式。要不是闹瘟疫，他永远不会有这种机会，他的变革引起了英国文学史上的巨大革命。”

　　我们可以用一位可靠的研究者的话来为瘟疫造成的危害作结。威廉·坎宁安博士写道：“要注意下面这一点，它非常重要。12、13世纪稳步发展的社会，到14世纪突然停滞不前了。加上百年战争的重负，英格兰几乎被压垮了。然而，即使黑死病夺走了一半的人口，并重构了整个社会，英格兰也必须咬牙坚持。” [46]

　　研究黑死病时，我们发现，很难彻底搞清楚它波及的范围及其所带来的断裂给当时的制度造成多么深刻的影响。1349年的瘟疫摧毁了当时的制度。只有不断地重申、反复地思考这一现象，我们才能慢慢理解这场社会和宗教灾难的特点。但与此同时，如果想深入了解社会和宗教重构的伟大过程——我们下一代人马上要不得不面临一场类似的重构了，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全面地认识黑死病。黑死病是一场悲剧，人们不能仅仅报以哀痛。这是因为，如果仅仅凭经验或感情进行社会重构，那么正如约翰·威克利夫一样，只能加重罪恶。社会重构实际上是一场重要机遇，离不开各行各业人们的艰苦努力和不懈追求。此处仅仅展现中世纪时期的一个特点，用已故爱德华·奥古斯图斯·弗里曼[47] 教授的话说便是，中世纪时期的伟大之处。我们所处的时代，诸事易成，但中世纪的人们却苦于应付物质上的种种困难。当今的知识分子没有充满生机，变得包容，而是陷入了悲观。但中世纪时，困难只会让人愈挫愈勇。人们直面困难，克服困难。那句老生常谈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正确的短语“信仰时代”，正可用在这里。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悲观更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心灵的基调了，没有什么能比希望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心灵的基调了。一位知名的现代作家在观研艺术作品时，发现中世纪的人们无法认清事物的真实面目，在羊皮纸或油画布上作画时，常画不出所画之物的真实形状。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画的意义所在。确实，这些画存在上述缺陷，但实际上它们对完全的写实风格却是一种必要的矫正或补充。放眼未来，对艺术的发展以及人类不懈的努力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场通常称之为“黑死病”的大瘟疫，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其势如溃堤之水，令“同类”难以望其项背。如果没有这场灾难，许多高贵的想法将得以实现;如果没有这场灾难，许多睿智的理念将得以发展。这些想法、理念原本能给人类带来丰硕的成果，但却因黑死病而受重创，一蹶不振。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悲痛上。逝者已矣!时间、努力奋进的力量属于在黑死病中幸存下来的人。

　　意大利两座宏伟的教堂——锡耶纳大教堂和米兰大教堂，体现了黑死病的双重特征。锡耶纳大教堂坐落于托斯卡纳山顶。它尽管雄伟，但与原来的建筑方案相比，仅是未完成之作，实际上正处于建造之中，如若完工，其规模不亚于当今的圣彼得大教堂。大教堂的耳堂 [48] 已经拔地而起。黑死病突然爆发时，大教堂的中殿和高坛 [49] 宏大的地基已经打好，之后工程暂停了，从此再未开工。

　　瘟疫结束后又过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意大利最宏伟的哥特式建筑——米兰大教堂——已经在伦巴第高高耸立，其寓意是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伟大。它的伟大远胜于已经被埋葬的过去的伟大。米兰大教堂并不是依靠王公贵族的力量完成的，实际上是米兰人民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是米兰人民自己的成就 [50] 。

　　黑死病过后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欧洲才从几乎崩溃的边缘恢复，实现了经济振兴和宗教复兴，这个话题可能最有趣味了，但这里不宜讨论这一重要而有趣的话题，仅陈述一下对黑死病结束后的历史的看法便可以了。黑死病结束后，尽管战事频仍，起义不断，但这个时期明显是进步的;黑死病结束后的历史，明涛暗浪汹涌，形势错综复杂，有时甚至让耐不住性子的研究者茫然无措，这是因为他们只想将世间万事简单地分为两类，要么是好，要么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