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不仅横扫中国大陆，在其他国家也陆续发现疑似和确诊的患者。就在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在此之前各国也在商讨实施了各种方案，从禁航到限入不一而足。有能力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组织专机大巴撤侨;没能力的国家，如朝鲜、蒙古，则早早关上大门。随着中国国力增强、逐渐跻身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核心区，新冠病毒也成为全球化时代第一次从世界体系中心向边缘国家和地区发散开来的全球性疫情，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有可能远远超乎预期。

　　相比之下，2014年在非洲爆发的埃博拉(Ebola)疫情和2016年在巴西爆发的寨卡(Zika)疫情则基本没有成规模地逆向流入更发达国家，因而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相对有限，分别造成了530亿美元和350亿美元的短期损失，且基本由受到疫情影响的欠发达国家承担。相比17年前造成400亿损失的SARS，这次发源于中国的新冠病毒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也会更大。当时中国经济世界排名跻身前十不久，加入WTO也只有一年多，占全球经济产出只有4.3%，出口市场一片蓝海，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连房地产这一经济引擎都尚未定位为支柱产业。虽然2003年第二季度增长略跌，但全年增长率依旧达到两位数。而如今中国经济体量世界第二，贸易额世界第一，2019年占全球经济产出是2003年近4倍，成为世界经济引擎，一举一动牵动全球。而且中国早从当年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与美国持续一年多的贸易战硝烟未尽，人口红利过了刘易斯拐点生育率下降，根本禁不起大范围疫情的折腾。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对中国经济依赖度较高的国家与地区也将遭遇连带伤害，且后果恐怕更加严重。

　　最直接的冲击自然是各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而欠发达国家受创则更重。相比于发达国家有健全的公共卫生预防机制、先进的医疗卫生服务和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体制，欠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往往捉襟见肘，遇到突发的、新兴的公共卫生风险的时候无力招架。比如中国的邻国越南虽然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各项指标上取得了颇为满意的成绩，比如97%人口得到医保覆盖、97%儿童接种疫苗、女性生育死亡率相比1990年下降75%，但越南政府的年度人均医疗卫生开支只有区区142美元，折合1000元人民币，且缺少足够的额外资金和受过良好训练的医护人员来应对短时间内可能爆发的瘟疫。而在公共卫生领域，越南在中国邻国中尚位处前列，缅甸、菲律宾、老挝和柬埔寨将更难抵御新冠病毒的扩散。这些国家不仅经济欠发达，而且人口规模相当可观，整个东南亚人口高达6.5亿，为病毒快速扩散创造了条件。

　　如今病毒已经扩散到了社会治理比东南亚更难尽如人意但人口规模和中国相当的南亚地区。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纷纷发现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而巴基斯坦等五个和中国共享6000多公里边界的国家迟早也会出现疫情。值得警惕的是，数以亿计的南亚国家民众识字率低、基本卫生意识低、且没有干净的水源。南亚国家口罩、手套生产能力极低，公立医疗卫生系统严重缺编缺钱，而私立医疗机构数量少价格高，医疗卫生、公共卫生体系的覆盖率和质量都是全球最糟，根本不具备应对严重危机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国家能力。据尼泊尔当地新闻，因为缺少检测手段，不少疑似病例在结果出来前就选择出院，而唯一的确诊病例的结果也是在病患出院后方获知。而这些国家的媒体渗透率和民众辨别力更低，根据记者无国界的排名，尼泊尔媒体名列第106位，印度第140位，假新闻泛滥、政府公信力缺失、民众信谣传谣是此间常态。如果疫情在南亚迅速扩散，则将大大延缓全球抗疫进程，甚至不排除导致该病毒重返那些已经控制了疫情的国家地区。而公共卫生和经济状况不容乐观的非洲和南美洲也未能幸免，埃塞俄比亚和巴西的疫情，哪怕是造成当年埃博拉和寨卡病毒那样的后果也是承受不起的。

　　而将原本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用于防疫救灾，则会让这些国家原本就很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仅以旅游业为例，如今中国出境游人数已经是2003年的8倍，东南亚各国作为中国游客的首选，也对中国的春节假期出国游有相当期待。仅泰国一地，中国游客就占全部游客数量的四分之一，而泰国的旅游业事关泰国五分之一的GDP和600万人口的就业。而随着疫情的加重，东南亚各国不仅会失去中国游客这一最大客源，其他国家的游客也会因为瘟疫恐慌对他们的假期另作安排。以SARS为例，2003年曾造成新加坡旅游业收入锐减70%和长达17个月的萧条，而那时候中国游客尚未大规模走出国门。同期的香港旅游业则花了14个月才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如果疫情短时间不退，不仅日本旅游业和零售业会遭遇重创，日本筹备多年的奥运会也可能门可罗雀。疫情爆发至今，国内在线出游平台去哪儿网就因为全行业现金流吃紧而不得不垫资十亿元处理消费者退款，并表示有可能面临生存危机。

　　武汉疫情不仅关乎各国旅游业，如今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中国对世界贸易的冲击远在埃博拉、寨卡疫情国之上。不过数天功夫，原本热络的中缅、中越边境经贸往来就一落千丈。如今中国大量制造业企业因为防疫需要推迟开工开业，延误国际订单交付，自身面临严峻的债务、工资、物资多重危机，而这些危机必将进一步传导给和这些企业有业务往来的欠发达国家企业。而SARS的时候中国尚没有牵头组建亚投行，更没有提出庞大的“一带一路”计划，如今仰赖中国投资的沿线各国都不得不因为中国自身经济活动乏力和政府优先级转移而承受更大经济压力。而如果疫情持续或者WHO提高疫情应对级别，那么挣扎的中国经济必将减少对原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直接打击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产油国，智利、巴西、澳大利亚等矿石出口国，乃至刚刚因为中美贸易协议而恢复信心的美国豆农。

　　更让人不安的是，上述的很多欠发达国家原本就面临严峻的社会治理挑战。俄罗斯、伊朗、智利、委内瑞拉等国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已经持续数月乃至数年，原本其岌岌可危的经济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买买买”。现在缺少巨额的外贸收入，加上其中不少国家之前就遭遇欧美各种形式的制裁，恐怕更难有效妥善处理国内政治经济矛盾。而中国不少东南亚邻国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局势进一步持续，泰北原本进行替代种植的农民怕是会重操旧业开始涉毒，缅甸北部或许战火重燃，菲律宾南部的恐怖组织也可能卷土重来，而越南底层民众则更多地踏上高风险的偷渡之旅，而原本各国就暗潮汹涌的排华、反华社会情绪恐怕也将再度借机抬头。2019年全球各地爆发了持续力极强的抗议游行示威，已经冲击和削弱了各国的既有秩序，新冠病毒的蔓延无疑会让各国政府疲于应付，大大增加各国治理风险，给抗议示威火上浇油，酿成极具传染力的全球政治风险。

　　而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怕也是无暇施以援手。英国即将脱欧，前途命运充满不确定性，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诉求已经甚嚣尘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光环褪去，罢工已经持续超过一年，而亟待解决的马格里布移民社区等各种问题则继续搁置。德国去年将将避过经济衰退，但经济依旧疲软。欧盟也很快迎来群龙无首的后默克尔时代，而“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府则对负担国际责任兴趣缺缺。相反，如果经济出现全球范围的下滑，以经济牌主打保连任的特朗普会不会在大选年继续祭出“斩首苏莱曼尼”这样的盘外招，则变成了当下世界秩序中唯一比新冠病毒更直接的威胁。而且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贸易规模同样巨大。且不说他们传统贸易上离不开“中国制造”的产品，哪怕是高等教育这样的服务类贸易也涉及各国数百亿的巨大市场。而从昨日开始已经有日本、法国的学校纷纷叫停与中国的交换和访学，这不仅会造成双边经济上的损失，也影响两国民众的交流。而世界上其他数得上号的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则都难以承受中国长时间的疫情。而以上还仅仅是最直接的影响，由此衍生的蝴蝶效应则无法预料。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不少人将其认为是SARS的重现。但中国在国际舞台地位已经今时不同往日，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那么更合适的参照对象可能是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美国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但糟糕的是，如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比以上三次事件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严峻。1986年世界尚处于两极格局，处于互相保证毁灭的“恐怖和平”，苏联政府可以在内外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处理核事故。2001年后美国虽然挑起两场战争，但其影响扩散是以十年为单位，且主要聚集在穆斯林国家和地区。2008年经济危机的后果虽然很严重，但因为各国因应及时，其对社会安定的破坏直到最近几年才明显呈现。相比之下，2020年全世界面对的是一个国际冲突不断、疫情全球扩散、各国危机深重的复杂局面，疫情继续延烧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

　　甚至可以认为，之前这三次危机本身就是战后格局不断解体的标志性事件。切尔诺贝利事件导致民众对苏东体制缺少信任，很快酿成了20世纪后期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单极的美国又无力迅速挑起原本需要两个超级大国肩负的世界维和重任，南斯拉夫内战、恐怖主义兴起某种程度上都是苏东阵营垮台扩散的涟漪。2001年的恐怖袭击则导致美国连续发动两场“无尽的战争”，严重破坏了中东、中亚原本就脆弱的地缘政治格局，不仅如今阿富汗伊拉克内乱未靖，还加剧了巴以冲突，引发了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欧洲难民危机、伊斯兰国兴起乃至最近的美伊冲突。2008年经济危机重创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而处理措施则加剧经济不平等，近年来的英国脱欧、欧盟内斗、WTO瘫痪、极右翼上台、特朗普主义及其变体在各国兴起都是2008年危机的表征。

　　正如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布雷默(Bremmer)所言，这是一个“G0”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联盟有能力、意愿制定并执行全球议程，但疫情却又时不我待。而相比之下，如今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高于当年的苏联，通过经贸产生的辐射力大于当下的美国，产生的全球人口流动规模超过绝大多数国家人口，这都大大提高了这次新冠病毒的全球影响力。面对内忧外患，如果世界各国不能及时携手控制新冠病毒疫情，其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影响怕是不亚于以上三次事件。如何在应对这次危机中拿出中国方案，将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给我们的第一道考题。

　　注：作者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律社会学博士。

 　　新冠病毒疫情不仅横扫中国大陆，在其他国家也陆续发现疑似和确诊的患者。就在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在此之前各国也在商讨实施了各种方案，从禁航到限入不一而足。有能力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组织专机大巴撤侨;没能力的国家，如朝鲜、蒙古，则早早关上大门。随着中国国力增强、逐渐跻身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核心区，新冠病毒也成为全球化时代第一次从世界体系中心向边缘国家和地区发散开来的全球性疫情，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有可能远远超乎预期。

　　相比之下，2014年在非洲爆发的埃博拉(Ebola)疫情和2016年在巴西爆发的寨卡(Zika)疫情则基本没有成规模地逆向流入更发达国家，因而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相对有限，分别造成了530亿美元和350亿美元的短期损失，且基本由受到疫情影响的欠发达国家承担。相比17年前造成400亿损失的SARS，这次发源于中国的新冠病毒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也会更大。当时中国经济世界排名跻身前十不久，加入WTO也只有一年多，占全球经济产出只有4.3%，出口市场一片蓝海，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连房地产这一经济引擎都尚未定位为支柱产业。虽然2003年第二季度增长略跌，但全年增长率依旧达到两位数。而如今中国经济体量世界第二，贸易额世界第一，2019年占全球经济产出是2003年近4倍，成为世界经济引擎，一举一动牵动全球。而且中国早从当年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与美国持续一年多的贸易战硝烟未尽，人口红利过了刘易斯拐点生育率下降，根本禁不起大范围疫情的折腾。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对中国经济依赖度较高的国家与地区也将遭遇连带伤害，且后果恐怕更加严重。

　　最直接的冲击自然是各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而欠发达国家受创则更重。相比于发达国家有健全的公共卫生预防机制、先进的医疗卫生服务和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体制，欠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往往捉襟见肘，遇到突发的、新兴的公共卫生风险的时候无力招架。比如中国的邻国越南虽然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各项指标上取得了颇为满意的成绩，比如97%人口得到医保覆盖、97%儿童接种疫苗、女性生育死亡率相比1990年下降75%，但越南政府的年度人均医疗卫生开支只有区区142美元，折合1000元人民币，且缺少足够的额外资金和受过良好训练的医护人员来应对短时间内可能爆发的瘟疫。而在公共卫生领域，越南在中国邻国中尚位处前列，缅甸、菲律宾、老挝和柬埔寨将更难抵御新冠病毒的扩散。这些国家不仅经济欠发达，而且人口规模相当可观，整个东南亚人口高达6.5亿，为病毒快速扩散创造了条件。

　　如今病毒已经扩散到了社会治理比东南亚更难尽如人意但人口规模和中国相当的南亚地区。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纷纷发现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而巴基斯坦等五个和中国共享6000多公里边界的国家迟早也会出现疫情。值得警惕的是，数以亿计的南亚国家民众识字率低、基本卫生意识低、且没有干净的水源。南亚国家口罩、手套生产能力极低，公立医疗卫生系统严重缺编缺钱，而私立医疗机构数量少价格高，医疗卫生、公共卫生体系的覆盖率和质量都是全球最糟，根本不具备应对严重危机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国家能力。据尼泊尔当地新闻，因为缺少检测手段，不少疑似病例在结果出来前就选择出院，而唯一的确诊病例的结果也是在病患出院后方获知。而这些国家的媒体渗透率和民众辨别力更低，根据记者无国界的排名，尼泊尔媒体名列第106位，印度第140位，假新闻泛滥、政府公信力缺失、民众信谣传谣是此间常态。如果疫情在南亚迅速扩散，则将大大延缓全球抗疫进程，甚至不排除导致该病毒重返那些已经控制了疫情的国家地区。而公共卫生和经济状况不容乐观的非洲和南美洲也未能幸免，埃塞俄比亚和巴西的疫情，哪怕是造成当年埃博拉和寨卡病毒那样的后果也是承受不起的。

　　而将原本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用于防疫救灾，则会让这些国家原本就很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仅以旅游业为例，如今中国出境游人数已经是2003年的8倍，东南亚各国作为中国游客的首选，也对中国的春节假期出国游有相当期待。仅泰国一地，中国游客就占全部游客数量的四分之一，而泰国的旅游业事关泰国五分之一的GDP和600万人口的就业。而随着疫情的加重，东南亚各国不仅会失去中国游客这一最大客源，其他国家的游客也会因为瘟疫恐慌对他们的假期另作安排。以SARS为例，2003年曾造成新加坡旅游业收入锐减70%和长达17个月的萧条，而那时候中国游客尚未大规模走出国门。同期的香港旅游业则花了14个月才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如果疫情短时间不退，不仅日本旅游业和零售业会遭遇重创，日本筹备多年的奥运会也可能门可罗雀。疫情爆发至今，国内在线出游平台去哪儿网就因为全行业现金流吃紧而不得不垫资十亿元处理消费者退款，并表示有可能面临生存危机。

　　武汉疫情不仅关乎各国旅游业，如今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中国对世界贸易的冲击远在埃博拉、寨卡疫情国之上。不过数天功夫，原本热络的中缅、中越边境经贸往来就一落千丈。如今中国大量制造业企业因为防疫需要推迟开工开业，延误国际订单交付，自身面临严峻的债务、工资、物资多重危机，而这些危机必将进一步传导给和这些企业有业务往来的欠发达国家企业。而SARS的时候中国尚没有牵头组建亚投行，更没有提出庞大的“一带一路”计划，如今仰赖中国投资的沿线各国都不得不因为中国自身经济活动乏力和政府优先级转移而承受更大经济压力。而如果疫情持续或者WHO提高疫情应对级别，那么挣扎的中国经济必将减少对原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直接打击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产油国，智利、巴西、澳大利亚等矿石出口国，乃至刚刚因为中美贸易协议而恢复信心的美国豆农。

　　更让人不安的是，上述的很多欠发达国家原本就面临严峻的社会治理挑战。俄罗斯、伊朗、智利、委内瑞拉等国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已经持续数月乃至数年，原本其岌岌可危的经济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买买买”。现在缺少巨额的外贸收入，加上其中不少国家之前就遭遇欧美各种形式的制裁，恐怕更难有效妥善处理国内政治经济矛盾。而中国不少东南亚邻国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局势进一步持续，泰北原本进行替代种植的农民怕是会重操旧业开始涉毒，缅甸北部或许战火重燃，菲律宾南部的恐怖组织也可能卷土重来，而越南底层民众则更多地踏上高风险的偷渡之旅，而原本各国就暗潮汹涌的排华、反华社会情绪恐怕也将再度借机抬头。2019年全球各地爆发了持续力极强的抗议游行示威，已经冲击和削弱了各国的既有秩序，新冠病毒的蔓延无疑会让各国政府疲于应付，大大增加各国治理风险，给抗议示威火上浇油，酿成极具传染力的全球政治风险。

　　而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怕也是无暇施以援手。英国即将脱欧，前途命运充满不确定性，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诉求已经甚嚣尘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光环褪去，罢工已经持续超过一年，而亟待解决的马格里布移民社区等各种问题则继续搁置。德国去年将将避过经济衰退，但经济依旧疲软。欧盟也很快迎来群龙无首的后默克尔时代，而“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府则对负担国际责任兴趣缺缺。相反，如果经济出现全球范围的下滑，以经济牌主打保连任的特朗普会不会在大选年继续祭出“斩首苏莱曼尼”这样的盘外招，则变成了当下世界秩序中唯一比新冠病毒更直接的威胁。而且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贸易规模同样巨大。且不说他们传统贸易上离不开“中国制造”的产品，哪怕是高等教育这样的服务类贸易也涉及各国数百亿的巨大市场。而从昨日开始已经有日本、法国的学校纷纷叫停与中国的交换和访学，这不仅会造成双边经济上的损失，也影响两国民众的交流。而世界上其他数得上号的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则都难以承受中国长时间的疫情。而以上还仅仅是最直接的影响，由此衍生的蝴蝶效应则无法预料。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不少人将其认为是SARS的重现。但中国在国际舞台地位已经今时不同往日，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那么更合适的参照对象可能是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美国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但糟糕的是，如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比以上三次事件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严峻。1986年世界尚处于两极格局，处于互相保证毁灭的“恐怖和平”，苏联政府可以在内外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处理核事故。2001年后美国虽然挑起两场战争，但其影响扩散是以十年为单位，且主要聚集在穆斯林国家和地区。2008年经济危机的后果虽然很严重，但因为各国因应及时，其对社会安定的破坏直到最近几年才明显呈现。相比之下，2020年全世界面对的是一个国际冲突不断、疫情全球扩散、各国危机深重的复杂局面，疫情继续延烧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

　　甚至可以认为，之前这三次危机本身就是战后格局不断解体的标志性事件。切尔诺贝利事件导致民众对苏东体制缺少信任，很快酿成了20世纪后期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单极的美国又无力迅速挑起原本需要两个超级大国肩负的世界维和重任，南斯拉夫内战、恐怖主义兴起某种程度上都是苏东阵营垮台扩散的涟漪。2001年的恐怖袭击则导致美国连续发动两场“无尽的战争”，严重破坏了中东、中亚原本就脆弱的地缘政治格局，不仅如今阿富汗伊拉克内乱未靖，还加剧了巴以冲突，引发了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欧洲难民危机、伊斯兰国兴起乃至最近的美伊冲突。2008年经济危机重创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而处理措施则加剧经济不平等，近年来的英国脱欧、欧盟内斗、WTO瘫痪、极右翼上台、特朗普主义及其变体在各国兴起都是2008年危机的表征。

　　正如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布雷默(Bremmer)所言，这是一个“G0”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联盟有能力、意愿制定并执行全球议程，但疫情却又时不我待。而相比之下，如今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高于当年的苏联，通过经贸产生的辐射力大于当下的美国，产生的全球人口流动规模超过绝大多数国家人口，这都大大提高了这次新冠病毒的全球影响力。面对内忧外患，如果世界各国不能及时携手控制新冠病毒疫情，其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影响怕是不亚于以上三次事件。如何在应对这次危机中拿出中国方案，将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给我们的第一道考题。

　　注：作者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律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