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苏联还是一个超级大国，然而，随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声惊天爆炸，预示着一个时代开始走向结束——苏联在此后的第五年便轰然解体了。史学家们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至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背后所隐含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争论做出了合理回答。

　　核能史上的黑暗一页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4分，位于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现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在进行维护测试过程中发生严重事故并引发爆炸和火灾，机组和厂房在事故中遭到完全损坏，数吨强辐射物质被泄露，核尘埃随风飘散，致使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许多地区遭到核辐射严重污染，甚至远在欧洲的瑞典、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都检测到了大量放射尘埃。

　　根据苏联官方事后公布的材料，爆炸发生后3个月内造成了31名工作人员死亡，此后15年内可以明确由核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60—80人，134人罹患各种严重的辐射疾病，11.6万当地居民在事故后被迫从电站周围30公里内迁出(此后共增加移民23万人)。苏联政府为消除事故，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历经数月才控制住火势并最终终止链式反应，共有60多万人先后参与事故处理。

　　然而，有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由辐射因素致病的人数以及事故造成的生态和经济后果至今仍然是各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如根据官方统计，到目前为止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4000多人，而绿色和平组织认为死亡人数至少有9万多人，两者相差20多倍。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者个人和组织对切尔诺贝利所造成的各种损失进行过精确统计和计算，原因很简单，它所涉及的面太广，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损失，根本无法精确计算。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政府为解决核灾难后遗症，每年都要拿出巨额资金向那些遭受过核辐射威胁的人员发放补贴或制定特殊政策予以照顾，这个群体数量庞大。时隔25年，在今天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部分地区，当地居民仍然不敢吃地里长的蘑菇和树上结的浆果，据说这两样植物很容易吸收土壤中的核辐射物质，足见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

　　苏联走向解体的前奏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苏联来说是一个历史转折期。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不久，面对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停滞不前的经济状况、举步维艰的外交格局，他决定突破前人大搞“改革”，其中他喊出了十分响亮的口号：“公开性”、“民主化”、“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新思维”，等等。他的这些口号体现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处理过程中处处充满矛盾，暴露出戈氏改革在方向上已经逐渐走上了不归路，葬送苏联只是时间问题。

　　首先，苏联政府未能充分评估和认识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一些技术缺陷和管理纰漏带到了电站设计、建设与管理中，这是导致发生重大核电事故的根本原因，政府对国民的安全责任缺失不能不引起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据外国学者统计，对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原因的解释大概有110种之多，但是比较公认的主要有两种，即“操作失误说”和“结构问题说”，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暴露出苏联政府在核安全问题认识上的严重不足。

　　其次，苏联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严重性，在事故发生初期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未能把核事故的相关信息及时向本国人民公布，人为导致事故损失扩大，这与戈氏倡导的“公开性”、“人道主义”等口号完全相矛盾。据权威材料显示，事故发生后首批进入电站进行抢救作业的人员事先并不了解核辐射的严重后果，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时间暴露在高剂量的核辐射中，有的人短期内直接致死;而电站周边居民接到政府强行迁移通知时离事故发生已经超过48小时。

　　其三，苏联政府在事故初期向世界隐瞒了真相，使自己在道义上不是处于被同情地位，而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这不仅损害了苏联国家形象，而且使苏联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的不利地位。重大核事故不同于一般性灾难，它具有很强的传播性，向国际社会隐瞒真相无异于对别国人民健康的不尊重，必然使自己陷于不义境地，这与“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岂不相悖?东欧各国在短短几年后就纷纷改旗易帜，抛弃苏联阵营，是对苏联“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最大反讽。

　　应该说，苏联政府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失当处理刺激并支持了戈氏理论，即戈尔巴乔夫要通过更加“公开性”、“人道主义”、“民主化”、“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来解决苏联存在的种种弊端，以消除类似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根源。从此在苏联社会广泛激发了对这些超越阶级、超越国家、超越价值观、超越冷战时期国际现实的口号的响应与呼声。与热核反应一样，苏联逐步陷入政治斗争的“链式反应”，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政治斗争的“白热化”，戈尔巴乔夫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苏联解体已经在所难免。

　　切尔诺贝利的再反思

　　长期以来，人们对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反思大多停留在经济与技术分析层面，而忽视了对核灾难背后更深层次意义上的解读。事实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留给人们的教训和启示深刻而丰富。

　　首先，科学技术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核能的出现，使人类看到了摆脱传统能源资源有限性束缚的希望，激发了人类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但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利用科学技术驯服大自然为我所用的能力还要受制于对大自然的认识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尽管我们在无限接近真理。出于对真理的敬畏，人类对待新兴科学技术还需慎之又慎。

　　其次，科学技术与政治从来没有分家，必须充分认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政治性。关于核开发的政治性人们已经有深刻认识，但是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政治性认识不足。从冷战时期的“核竞赛”，到今天的“核裁军”、“核制裁”等很多国际政治词汇早已令人耳熟能详，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核开发所包含的重要政治含义。

　　但是，人们对于和平利用核能的政治含义和政治重要性认识不足。核能利用首当其冲的是人的安全问题，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关爱问题。如果为了和平利用核能目的开发核能却遭致巨大灾难，核能开发就失去了基本意义而走向其反面，这本身就是政治灾难。苏联政府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丧失的是民心，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对于执政者而言是最大的政治，失民心者失天下。

　　最后，人类除了勇敢，还需拿出更多智慧善待自然。人来自于自然最终也要回归自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本应该和谐相处，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对自然的任何过度开发必然违背规律，最终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苏联在其70余年的建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破坏自然生态的重要事件，如垦荒运动、种玉米运动、大规模开发里海等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只是其中的一件事例，至今留给后人的是当地土地生产力严重下降，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恶果。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正是西方政治舞台上所谓“绿色政治”兴起的几年，生态中心主义和非暴力和平主义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苏联改革走向绝路也许不是一种巧合。

　　切尔诺贝利的悲剧还远没有结束，学术界关于其影响的争论长盛不衰，而且至今难有定论。令人震惊的是，时隔25年，一场发生在日本的地震再次引发严重核事故并震动世界，一场关于核安全的新争论也由此展开。以此看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不仅应该成为人们沉痛的记忆，更应该激发人们对于核能安全现实与未来的再思考。(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1986年，苏联还是一个超级大国，然而，随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声惊天爆炸，预示着一个时代开始走向结束——苏联在此后的第五年便轰然解体了。史学家们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至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背后所隐含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争论做出了合理回答。

　　核能史上的黑暗一页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4分，位于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现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在进行维护测试过程中发生严重事故并引发爆炸和火灾，机组和厂房在事故中遭到完全损坏，数吨强辐射物质被泄露，核尘埃随风飘散，致使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许多地区遭到核辐射严重污染，甚至远在欧洲的瑞典、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都检测到了大量放射尘埃。

　　根据苏联官方事后公布的材料，爆炸发生后3个月内造成了31名工作人员死亡，此后15年内可以明确由核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60—80人，134人罹患各种严重的辐射疾病，11.6万当地居民在事故后被迫从电站周围30公里内迁出(此后共增加移民23万人)。苏联政府为消除事故，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历经数月才控制住火势并最终终止链式反应，共有60多万人先后参与事故处理。

　　然而，有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由辐射因素致病的人数以及事故造成的生态和经济后果至今仍然是各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如根据官方统计，到目前为止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4000多人，而绿色和平组织认为死亡人数至少有9万多人，两者相差20多倍。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者个人和组织对切尔诺贝利所造成的各种损失进行过精确统计和计算，原因很简单，它所涉及的面太广，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损失，根本无法精确计算。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政府为解决核灾难后遗症，每年都要拿出巨额资金向那些遭受过核辐射威胁的人员发放补贴或制定特殊政策予以照顾，这个群体数量庞大。时隔25年，在今天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部分地区，当地居民仍然不敢吃地里长的蘑菇和树上结的浆果，据说这两样植物很容易吸收土壤中的核辐射物质，足见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

　　苏联走向解体的前奏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苏联来说是一个历史转折期。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不久，面对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停滞不前的经济状况、举步维艰的外交格局，他决定突破前人大搞“改革”，其中他喊出了十分响亮的口号：“公开性”、“民主化”、“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新思维”，等等。他的这些口号体现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处理过程中处处充满矛盾，暴露出戈氏改革在方向上已经逐渐走上了不归路，葬送苏联只是时间问题。

　　首先，苏联政府未能充分评估和认识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一些技术缺陷和管理纰漏带到了电站设计、建设与管理中，这是导致发生重大核电事故的根本原因，政府对国民的安全责任缺失不能不引起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据外国学者统计，对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原因的解释大概有110种之多，但是比较公认的主要有两种，即“操作失误说”和“结构问题说”，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暴露出苏联政府在核安全问题认识上的严重不足。

　　其次，苏联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严重性，在事故发生初期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未能把核事故的相关信息及时向本国人民公布，人为导致事故损失扩大，这与戈氏倡导的“公开性”、“人道主义”等口号完全相矛盾。据权威材料显示，事故发生后首批进入电站进行抢救作业的人员事先并不了解核辐射的严重后果，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时间暴露在高剂量的核辐射中，有的人短期内直接致死;而电站周边居民接到政府强行迁移通知时离事故发生已经超过48小时。

　　其三，苏联政府在事故初期向世界隐瞒了真相，使自己在道义上不是处于被同情地位，而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这不仅损害了苏联国家形象，而且使苏联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的不利地位。重大核事故不同于一般性灾难，它具有很强的传播性，向国际社会隐瞒真相无异于对别国人民健康的不尊重，必然使自己陷于不义境地，这与“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岂不相悖?东欧各国在短短几年后就纷纷改旗易帜，抛弃苏联阵营，是对苏联“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最大反讽。

　　应该说，苏联政府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失当处理刺激并支持了戈氏理论，即戈尔巴乔夫要通过更加“公开性”、“人道主义”、“民主化”、“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来解决苏联存在的种种弊端，以消除类似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根源。从此在苏联社会广泛激发了对这些超越阶级、超越国家、超越价值观、超越冷战时期国际现实的口号的响应与呼声。与热核反应一样，苏联逐步陷入政治斗争的“链式反应”，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政治斗争的“白热化”，戈尔巴乔夫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苏联解体已经在所难免。

　　切尔诺贝利的再反思

　　长期以来，人们对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反思大多停留在经济与技术分析层面，而忽视了对核灾难背后更深层次意义上的解读。事实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留给人们的教训和启示深刻而丰富。

　　首先，科学技术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核能的出现，使人类看到了摆脱传统能源资源有限性束缚的希望，激发了人类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但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利用科学技术驯服大自然为我所用的能力还要受制于对大自然的认识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尽管我们在无限接近真理。出于对真理的敬畏，人类对待新兴科学技术还需慎之又慎。

　　其次，科学技术与政治从来没有分家，必须充分认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政治性。关于核开发的政治性人们已经有深刻认识，但是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政治性认识不足。从冷战时期的“核竞赛”，到今天的“核裁军”、“核制裁”等很多国际政治词汇早已令人耳熟能详，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核开发所包含的重要政治含义。

　　但是，人们对于和平利用核能的政治含义和政治重要性认识不足。核能利用首当其冲的是人的安全问题，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关爱问题。如果为了和平利用核能目的开发核能却遭致巨大灾难，核能开发就失去了基本意义而走向其反面，这本身就是政治灾难。苏联政府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丧失的是民心，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对于执政者而言是最大的政治，失民心者失天下。

　　最后，人类除了勇敢，还需拿出更多智慧善待自然。人来自于自然最终也要回归自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本应该和谐相处，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对自然的任何过度开发必然违背规律，最终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苏联在其70余年的建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破坏自然生态的重要事件，如垦荒运动、种玉米运动、大规模开发里海等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只是其中的一件事例，至今留给后人的是当地土地生产力严重下降，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恶果。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正是西方政治舞台上所谓“绿色政治”兴起的几年，生态中心主义和非暴力和平主义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苏联改革走向绝路也许不是一种巧合。

　　切尔诺贝利的悲剧还远没有结束，学术界关于其影响的争论长盛不衰，而且至今难有定论。令人震惊的是，时隔25年，一场发生在日本的地震再次引发严重核事故并震动世界，一场关于核安全的新争论也由此展开。以此看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不仅应该成为人们沉痛的记忆，更应该激发人们对于核能安全现实与未来的再思考。(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