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从2019年岁末到2020年的开端，伊朗成为了国际新闻的焦点。岁末一纸油价上涨的指令促发了底层困顿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抗议从伊朗相对贫困的城镇爆发，很快蔓延到首都德黑兰，被一些媒体称作“燃油抗争”。随着特朗普在美国上台，伊朗迎来了经济寒冬，货币迅速贬值，生活成本增高，每一次物价上涨对于本就脆弱的底层民众而言，都是巨大的冲击。2017年末，伊朗的底层社会就因鸡蛋涨价而走上街头，引发全国多个城市大规模骚乱。两年后，底层的生存状况不但没有改观，反而在经济持续下行中更加恶劣，人们也越来越愤怒。这场抗议随着示威者被镇压而最终平息了下来。然而，死亡数字至今仍是个黑洞，给整个社会留下了巨大的伤口。

　　新年伊始，另一则关于伊朗的消息震惊了国际社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被美国“定点清除”。事实上，苏莱曼尼之死仿佛给这个内忧外患之下摇摇欲坠的政权打了一针强心剂，百万民众在政府的动员下上街悼念“民族英雄”，紧紧团结在政府背后抵抗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然而民族主义情绪弥漫了几天之后，迎来了戏剧性反转：满载伊朗裔知识精英、从德黑兰飞往多伦多的乌克兰客机坠毁。试图掩盖的真相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被戳破——政府承认，飞机是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击中的。抗议再度爆发，学生和中产阶级走上街头，痛斥这个“遍布谎言、高度腐败的国家机器”。

　　最近这两场针对政府的抗议，一个属于底层、一个属于中产。在伊朗，二者不止经济分化严重，而且在文化上经常以“世俗VS宗教”/“现代VS保守”的面孔彼此对立，将对方看作理想社会的包袱。本文作者2016年和2018年两度造访伊朗，在文中，她尝试抛开普遍理解伊朗的“世俗VS神权”的假面，向下切入政治经济结构，进而理解伊朗社会危机的病灶。

苏莱曼尼与哈梅内伊

　　驱车从德黑兰的北部驶往南城，地势随着山体的坡度一路下降，城市愈发显得破败和嘈杂，贫民窟屡见不鲜。在目之所及的城市景观发生变化之前，车窗缝隙钻进来的愈渐干燥的空气，让皮肤与嗅觉先行感知到了掩藏在城市外衣之下的地表变化。

　　厄尔布尔士山脉(Elburz Mountains)位于里海的南岸，南部的山坡上坐落着德黑兰这座容纳了伊朗八分之一人口的、过度饱和的城市。自北向南，城市从山脚向下延展开，直入沙漠。德黑兰的地形过分直白地再现着它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有产者和无产者自北向南、由高到低渐次分布，住在山脚下的有产者俯视着围困于沙漠的贫苦大众。

　　德黑兰的城市地理“断层”也是整个伊朗社会的缩影。在伊朗社会，中产阶级与底层之间的割裂是触目惊心的，除却物理空间的区隔之外，在文化上还时常以“世俗VS宗教”/“现代VS保守”的不同面孔表现出来。两个世界的悲欢、道德与对正义的感知并不相通。

　　然而，这些年来伊朗的内忧外患，让即便是中上阶层的伊朗人也脆弱不堪，倘若通货膨胀影响的主要是收入微薄的“沙漠里的人”，那么如跳水般的货币贬值，则折磨着生产消费高度依赖全球经济的“山脚下的人”。就像这个城市坡度所隐喻的：往下走是那么容易，向上走却难如登天。

　　“沙漠里的人”

　　2018年初，我来到伊朗，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因鸡蛋涨价而引发的中下阶层暴动，德黑兰暴动的“心脏”就在城南。我在德黑兰时主要穿行于遍布公园、书店、购物中心和连锁超市的城北，在那些中产阶级的城市空间中，穿着鲜艳而得体的人们在街道间遛狗、散步、骑自行车和跑步。而越往南走，就越感到陌生和紧张：街道开始变得逼仄，摩托车横冲直撞，宣礼声也似乎愈发响亮，街上乱跑的孩子和穿着黑袍的妇女明显增多。沿街的小商店贩卖着各种廉价商品，高密度的修理铺和水烟馆标记着与城北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伊朗最大的毒品交易市场也在城南，街头弥漫着犯罪的气息。

　　“沙漠里的人”大部分工作以外的时间都花在祈祷和朝圣上，生活消费则围绕着大巴扎打转。不过，他们的高度依赖的大巴扎的店主们则通常住在城北，在现代的购物中心里消费。伊朗的传统社会由清真寺-巴扎-社区构成，尽管这个格局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四十年里一再缩水，但大致仍延续着革命前的面貌。清真寺和巴扎一直以来都是“沙漠里的人”最重要的公共活动和教育空间，这些场所无一例外由男性主导，女性则大多躲在一袭黑袍之内。周五主麻日，信徒们纷纷走入清真寺听伊玛目宣讲，这些讲话内容不仅是宗教的，更多时候是政治的，社区的清真寺扮演了传统社会民众了解国际政治最重要的场所，“Marg bar America/Marg bar Israel”(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是最常穿插于宣讲之间的集体口号。伊玛目全部由政权委任，这些政治宣讲也必然服务于宗教保守派的利益。

　　在抵入城南后，我几度请求下车观察，都被开车带我们来的朋友帕尔瓦阻止了——“你们东亚人的面孔太招摇了，在这里很可能会被抢劫。”帕尔瓦的父亲是参加过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库尔德游击队员，她受到父亲的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在最终无法忍受伊朗的经济困顿而前往外国读书之前，她长年在德黑兰城南的阿富汗难民社群中做志愿社工，帮助难民的子女更好地融入伊朗社会。

　　在“沙漠里的人”中，阿富汗人也是处于最底层，他们住在城南，却通常在城北的建筑工地工作，建设山脚下的高楼大厦。除了生活困窘外，他们还饱受波斯人的歧视——尽管他们大多与伊朗人一样是什叶派信徒，但巴列维王朝时代盛极一时的波斯民族主义在今天被许多人重新调用，以反制政治伊斯兰，反过来也培育出了种族主义的沃土。而伊朗政府在叙利亚的军事介入，不断征召平民入伍，内部的经济寒冬和对外的“穷兵黩武”让民间对此怨声载道，政府便以授予合法身份作为诱饵鼓励阿富汗难民替代伊朗人参军打仗。一路上，我们感慨着帝国主义逻辑的再生产机制，中心与边缘在全球不均衡体系的不同区域间瞬息转换——伊朗痛恨美国的霸权政治，却在中东区域内重复着相同的逻辑。

　　帕尔瓦提到，刚刚结束(2018年初)的那场在社会中下层爆发的示威，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你们把我们的钱花在了叙利亚和也门，我们就要饿死了。”国际制裁导致境外投资的撤离，正式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大量来自外地小城镇的人口涌入德黑兰城南的贫民窟，在非正规劳动市场中成为廉价而顺从的劳动力。每一次通货膨胀，对底层的冲击都是巨大的。终于，愤怒而绝望的中下阶层年轻人在伊朗各大城市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执政无能。这场声势浩大的示威以大量抗议者被捕而被平息。

　　我记起2016年夏天第一次来伊朗时，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伊朗总统鲁哈尼在2015年签署了《伊朗核协议》，作为回报，国际社会对伊朗的长期制裁被解除了。几乎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我说，“改革派当政，制裁解除，伊朗很快就会‘正常化’。” 2016年，伊朗的GDP暴涨了13.6%。然而好景不长，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很快就让里亚尔成倍贬值，GDP一落千丈，城市生活成本急剧提高。与此同时，伊朗南部的干旱与水资源短缺在近年也造成了严重的农业危机，许多农民不得不寻求贷款，而在无法偿还累积的债务后，银行没收了他们最后的财产——土地、房屋或拖拉机。农村的抗议也持续不绝。

　　在经济寒冬带来的彻骨刺痛面前，宗教意识形态对底层的麻痹作用显得愈发捉襟见肘。帕尔瓦告诉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农村的主麻礼上，当伊玛目念出“我们要面朝我们的祖国，背对我们的敌人”时，现场的礼拜者纷纷扭转身体，一起把后背留给了宣讲台上的伊玛目。

　　帕尔瓦与她在德黑兰大学读书的马克思主义朋友们也参与了2017年末至次年初的那场抗议。每次上街前，她都把手机放在家里，穿上黑袍拿着菜篮，被警察盘问时就假装是在买菜的路上偶然被挤进了暴动的人群，因此躲开了抓捕。不过其他“山脚下”的朋友们却都对这场运动表现出冷漠，他们甚至怀疑它受到了刚刚选举失利的保守派候选人易卜拉欣·莱西的煽动，目的是责难改革派。改革派领袖鲁哈尼刚刚连任，“山脚下的人”仍然对他能改变这个国家抱有一丝希望。更何况，虽然对“沙漠里的人”来说鸡蛋涨价是雪上加霜，而对于在城北的连锁超市中买菜几乎不会看价签的中产阶级而言，却无关痛痒。

　　继这场示威在2018年初被平息后，2019年末，底层的怒火又因一纸油价上涨的政令而被再度点燃。经济每况愈下，“沙漠里的人”的生活比起两年前更加朝不保夕，因而抗争比起两年前也来得更激进。即使虔信而保守的中年人依然忍气吞声，他们看不到出路的子女和那些逐渐落入底层的“中产阶级穷人们”，无法对现状保持沉默。高校的学生们也广泛参与了进来，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动员与信息传播的角色。他们受到了世界各地如火如荼的抗争运动的影响，占领了各大城市的街头，学习黎巴嫩街头的组织方式在街头跳舞、打牌，唱着智利街头集体合唱的抗争歌曲，打出伊拉克街头的反抗标语——这些语往往正是反对伊朗政府的。和平示威很快暴力化，接下来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断网，消息被封锁。尽管伊朗媒体宣称只有少数示威者死于暴力冲突，据“大赦国际”估计，至少304人死亡，路透社在随后的报道则称有1500人丧生。

　　倘若2017/18那场示威仍然只是将矛头指向开出无数空头支票的改革派总统鲁哈尼，那么2019年末的这又一场大体上属于“沙漠里的人”的抗争，则开始直接向神权政治本身发难。

　　“山脚下的人”

　　“山脚下的人”属于另一个世界。这里生活着房地产商、银行家、工程师、医生、知识分子、文化名流……当然还有神权体制内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拿着双重国籍，只是假期时回来德黑兰城北消闲。城北的周末不乏在地下空间中举行的摇滚和电子音乐演出，在家庭聚会和派对上，也总有人会带酒。这些酒或是从亚美尼亚人手中购得，或是自家酿造——很多家庭在政治伊斯兰的禁酒令下掌握了酿酒的技能。虽然几乎没有公开的娱乐场所，但是这个国家有经济条件的年轻人，可以过上无异于任何西方国家的自由生活。

　　城北包括德黑兰大学在内诸多高等学府提供着良好的现代精英教育，市中心的美术馆、图书馆、电影院、购物中心乃至美式快餐店，可以满足任何西方游客的消费需求。出版界、设计界的水平都令人赞叹，艺术电影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占有重要一席。

　　“山脚下的”社会几乎无异于西方现代社会，它所代表的整个伊朗现代生活方式本身也由单一的西方现代性所塑造，它不但未被“伊斯兰革命”所中断，反倒在革命后的40年里不断扩张。尽管并非出于政权的意愿，世俗化进程却吊诡地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突飞猛进，其程度远高于中东那些政教分离的社会。

　　中国的社交网络热衷于传播伊斯兰革命前伊朗女性穿短裙和泳装的老照片，却不知道那仅仅是当时极少数精英阶层妇女的特权。尽管巴列维家族统治下的伊朗政权是现代和世俗的，但彼时的伊朗却依然是一个高度保守和宗教化的社会，绝大部分女性都裹于黑袍之中，并且难以走出家庭接受教育、参与公共事务。与人们通常对伊朗女权发展的认知相悖的是，伊斯兰共和国极大提高了妇女的识字率(事实上几乎保障了全民的识字率和受教育权)，在近十年间，大学里的女性比例甚至超过了男性。

　　城中心和城北的年轻女性衣着时髦、妆容精致，头巾经常若有似无地露出一半精心打理过的发型，发色五彩缤纷。本地朋友告诉我，即便看起来是黑色的头发也通常是染过的。除此之外，伊朗还是整容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山脚下的”年轻妇女热衷于“削鼻手术”——受到西方电影的影响，她们总想要削掉自己过高的鼻梁，拥有西方女性那样更小巧的鼻子。大街上随处可见鼻子上裹着白色纱布的年轻女孩，“没有人羞于戴着白色纱布走出家门，因为它也是阶级身份的象征”，朋友说。2016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伊朗时，被中产阶级女性的消费主义景观所震惊，在向一位熟识的伊朗女记者谴责这个社会对资本主义父权意识形态毫无反思时，被对方反驳了回来。在她看来，我的批判只对了一半，伊朗宗教父权的符号暴力无处不在，女性即便在夏天40度的高温里走在街上也必须全身包裹于长衫和头巾之中，面部几乎成为唯一可以反抗宗教律令的战场。很多女性把整容看作一种自我赋权的实践。

电影《我在伊朗长大》

　　人们在公领域和私领域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公共空间的意识形态展演声势浩大，无处不在的宗教警察时刻提醒着你需要服膺于伊斯兰共和国的道德准则。然而，几乎家家户户都装有卫星电视，能接收到海外伊朗人建立的电视台，它们播放的节目与官方意识形态大相径庭。也是那个夏日，我和住在山脚下的学习比较文学出身的玛丽亚一起走在街上，她突然指着一辆公交车车身上的政府宣传广告，以嘲讽的口吻翻译给我听，车身上写着：“在instagram上发自拍，就像在大街上贴自己的照片一样，都是不道德的。”玛丽亚告诉我，因为女孩子在instagram上发的照片经常没有头巾，这让这个政权惊慌失措却鞭长莫及。这则宣传显现出的焦虑与笨拙，让人忍俊不禁，它透露着这样的讯息：保守的宗教律令在公共领域的规训，已经无力守卫现代社会被新技术模糊的公私边界。

　　国家展演出的意识形态与“山脚下”公民社会意识形态间的鸿沟，酿成了2009年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运动——伊朗绿色运动(Iranian Green Movement)。时值保守派民粹主义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第一任期结束，再次以候选人身份参与总统大选。他的任期内通货膨胀严重，腐败横行，“沙漠里的人”仍被民粹主义修辞所蛊惑，而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山脚下的人”则越来越不满政府无能的经济表现和日渐高压的政治控制。与此同时，内贾德通过“强硬反美”制造外部敌人以巩固国内专制统治和伊斯兰意识形态霸权的姿态，令渴望多元文化的中产阶级年轻人厌倦至极。

　　对于“山脚下的人”而言，世界早就不再是官方一再灌输的“殖民的西方VS反帝的政治伊斯兰”，抑或是“世俗的巴列维傀儡政权VS宗教的伊斯兰共和国”这样粗暴的二元对立了。受到多元的“地下文化”熏陶过的他们，不愿再忍受单一伊斯兰文化的压制。民族主义者开始自下而上调动民族意识，质疑统治阶级一贯打着“维护民族利益”旗帜行事的合法性，也抵抗伊斯兰共和国对伊朗民族身份的“什叶派穆斯林”定义(尽管比起巴列维时代伊朗人等同于波斯人的民族身份建构，“什叶派穆斯林”的身份在伊斯兰共和国刚成立时容纳了这个国家更多民众。伊朗是多民族国家，仅有50%-60%的波斯人，而90%的伊朗人在当时可以被容纳进“什叶派穆斯林”的公民标准)。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2009年，曾在1981年至1989年期间担任伊朗总理的米尔·侯赛因·穆萨维重返政坛，承担着人们对多元文化、民主与改革的渴望，他与在任总统内贾德同台竞选，却出乎意料地败选了。穆萨维担任总理期间曾大力推行保障底层经济利益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法条，他被无论是伊朗的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认为是真正的替代性选择。选举结果公布后，穆萨维指责选票作假，他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选举不公，要求内贾德下台，诉求很快从重新选举上升为要求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政体改革，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数众多的海外流亡者也参与了进来，他们中有保皇派、社会主义者也有伊斯兰主义者，他们不甘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叙述被政治伊斯兰的官方意识形态垄断。这场运动在高峰时有多达300万人聚集在德黑兰街头(德黑兰常住人口在2009年约790万)，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的骚动。

　　“绿色运动”持续了半年，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消极回应下，以失败告终。穆萨维至今被囚禁于家中。“山脚下的人”的愤怒，仅仅是暂时被压抑了下来。

　　“戴面具的人”

　　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来源于1979年的“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那场革命本应被放在二十世纪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分析框架中看待，它混合了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思潮。然而，革命成功后的1980年代，推动革命的非伊斯兰政治力量(主要是同样追求反帝和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者)迅速被清洗，毛拉们占领了对革命的唯一解释权。于是，这场革命被命名为“伊斯兰革命”。在之后的四十年里，神权政府不断调用这一政治资本，自上而下全面推行象征着“民族”的伊斯兰化，同时将任何反对意见视作“殖民”的附庸。

　　政治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在伊朗也许并不那么固若金汤，却强行地在伊朗的社会意识中制造了非此即彼的虚假对立，固着成一个难以跳出的二元框架：“殖民的现代性”和“反殖民的保守主义”(借用伊朗裔美国学者哈米德·达巴什的概念)。这二元的每一边在给定框架内都把对方视作意识形态仇敌，最终将伊朗社会区隔为“现代VS保守”，“世俗VS宗教”，“西方VS伊斯兰”的水火不容的世界。“山脚下‘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和沙漠里‘没文化的’穷苦大众不得不按照各自被安排的框架说话、行动。“山脚下的人”自诩为现代世俗价值的践行者，他们肩负着把这个社会带出“前现代宗教恐怖”之阴霾的使命;“沙漠里的人”则坚定地捍卫“反殖民”的传统价值，任何不被政治伊斯兰首肯的道德，都是帝国主义的渗透。

　　这种对立，显影于选票之上。尽管由霍梅尼发明的“法基赫的监护”(Velay at-e Faqih，法基赫即神权最高领袖，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制的权力枢纽)体制神秘而诡谲，但这个国家的确拥有一个在中东地区少见的民选政府。这套选举制度大致把伊朗置于最高领袖之下“保守派”与“改革派”的竞逐，这两派刚好是社会心理中的二元对立在建制框架内的投射。

　　“山脚下的人”痛恨神权体制下的统治阶层，这些吸血鬼劫持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让整个社会深陷泥沼。他们受到神权的加持，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宗教仅仅扮演了这些肉食者获取利益的工具，是他们的“面具”。“戴面具的人”也住在山脚下的豪宅中，以高度现代化的方式生活，他们经常在海外坐拥资产无数，子孙也被送去西方“自由世界”。而他们在沙漠中的簇拥者们，虔诚却一贫如洗。然而，工会和草根社会组织的缺席，让底层社会不得不高度依赖于宗教社群的组织。“山脚下的人”几乎从不会前往城南，却在大选时要求“沙漠里的人”按照现代精英阶层的意愿投票。每次总统大选临近，选举动员最激烈的时刻，穿着黑袍走在德黑兰的街头甚至会遭遇被改革派支持者当街投掷石子。

　　“山脚下的人”不遗余力地责备是“沙漠里的人”愚蠢，才在“戴面具的人”的洗脑之下，一次又一次在选举中把票投给宗教保守势力。传统社会充当了政治伊斯兰权力的宿主，因而必须被视作这个国家进步的严重阻碍。而“沙漠里的人”却难以理解“山脚下的人”的现代化议程。帕尔瓦告诉我，那些染着蓝头发、粉头发，穿孔纹身的德黑兰女权主义先锋派们，到南城尝试动员“饱受传统伊斯兰社会价值压榨”的家庭妇女们，总是以碰壁告终。这些“拯救”的尝试，反而让身穿黑袍的妇女们深感被冒犯，更加深信“女权主义是来自西方的腐坏观念”。

　　事实上，选举框架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两种力量竞争的局面，反过来也进一步形塑了“山脚下的人”与“沙漠里的人”的割裂。在一些持社会主义立场的伊朗知识分子眼中，这个选举政治下改革-保守的建制光谱存在严重的错置：新自由主义推手哈桑·鲁哈尼事实上在西方政治光谱上是保守派;而民粹主义面目的宗教势力代言人莱希则是极端派。他们就类似于希拉里和特朗普，不过是“坏”与“更坏”之选。

　　改革派和保守派除了都以保存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为前提外，在经济政策上经常并无二致。比如号称代表底层民众利益的民粹主义前总统内贾德(2005 - 2013)，曾去拜访古巴和委内瑞拉，以示伊朗宗教保守派的“社会主义”亲缘性，然而他却扮演了伊朗私有化进程的最重要推手之一。温和改革派面目的鲁哈尼，承诺引入外资，进一步推动私有化，改善伊朗的经济，却完全无视底层民众在这个进程中的脆弱性。不过，比鲁哈尼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议程更恶劣的是，民粹主义者们唱着穷人的歌，却让社会中最富的一部分人中饱私囊。内贾德用公共房屋计划赢得了底层民心，却在当选后把项目工程纷纷包给与政府有裙带关系的建筑商，以至于给穷人修建的公屋后来成为地震中最先倒塌的一批建筑。他的连任，造成社会阶级的进一步分化，越来越多人跌入贫困线下。如哈米德·达巴什所说，伊朗民主选举就像跑步机，它不会把你带向任何地方，只不过锻炼了“民主的肌肉”，让人们对民主心存幻想。不过，“山脚下的人”依旧把票投给改革派，“沙漠里的人”依旧把票投给保守派，双方都难以察觉代表性政治的失效。

　　“山脚下的人”和“沙漠里的人”难以共情，食利者总是藏在“面具”之后。这面具有时是宗教，有时是选举制度，人们在“殖民的现代性”与“反殖民的保守主义”的二律背反中筋疲力尽。

　　被遮蔽的政治经济沉疴

　　德黑兰最重要的地标性建筑“自由塔”(Azadi Tower)位于城市的最西边，标记着这座城市的入口。每年二月，庆祝伊斯兰革命胜利的游行队伍都从“自由塔”所在的“自由广场”出发，声势浩荡穿过整个城市。或许令外人感到费解的是，“自由塔”实际上恰恰由“伊斯兰革命”所推翻的前朝执政者沙阿(国王，通常指穆罕默德·巴列维)所建造，它在当时叫做“沙阿纪念塔”(Shahyad Tower)。

　　被革命政权的纪念碑，耐人寻味地反被新政权当作革命的纪念碑来使用，仿佛抛出一个隐喻式的问题，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

　　提到伊朗，西方“自由世界”总是情不自禁地哀叹那场革命改变了太多，它让女性戴上了面纱，也粗暴打断了原本线性发展的“文明”进程。这种把伊朗当代史视作现代世俗国家向保守宗教国家退步的观点，过分夸大了伊朗政治中“世俗”与“宗教”的对立。这实际上和表面与之大相径庭的伊朗国内官宣“政治伊斯兰抵抗帝国主义”形成了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遮蔽了伊朗社会的真正病灶——巨大的贫富差距。在今天伊朗的一些政治讽刺漫画中，沙阿的王冠被毛拉的缠头所取代，暗示着“伊斯兰革命”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权力结构改变，尤其体现在阶级关系上。也因如此，一些学者将伊斯兰革命称作葛兰西意义上的“消极革命”，即自下而上动员起来的革命力量最终被吸纳进体制，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体制的外在面貌发生了变化，而体制的根本内核却更加巩固了。

　　事实上，在今天伊朗社会即便是对神权政治充满敌意的知识阶层，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不会否定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正当性。革命前的巴列维傀儡政府，持续为英美输送石油利益，在国内维持着高压独裁统治。同时，沙阿野心勃勃的激进现代化工程“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导致了社会发展极度不均衡。革命前夕，68%的成年人口不识字，大学学位获取比例在中东地区最低。而美国支持的土地改革事与愿违地使农作物利润从农民手里流向了农村资本的手中，96%的农村没有供电，土地的重新分配让大部分农民无法自足。如研究伊朗现代史最重要的历史学家Ervand Abrahamian在《两次革命之间的伊朗》(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一书中所言，巴列维时代成倍增长的油价和“友善的”国际环境，“并没有结束伊朗的贫困问题，仅仅将贫困现代化了”。在一部分国民的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则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遭遇了原本农村生活的解体，住进了城市的贫民窟，他们享受不到国家的任何社会福利工程。巴列维父子“成功地”让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伊朗的历史舞台上登场，并迅速成为了社会中最庞大的阶级。尽管国民生产总值(GNP)在“白色革命”期间巨幅增长，然而与王室有联系的社会上层收益远远高于中产和底层，地域、阶级和族群间发展的不平衡也越发凸显。这些都成了革命的动因。

　　伊斯兰共和国在1979年革命后迅速调整了以城市为中心、精英主义的巴列维时代经济政策，把重心放在了农村和贫困人口上，试图修正“白色革命”时期对农村的摧毁式掠夺带来的问题，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让农村和城市底层居民享受到基本的供电和自来水服务。历史社会学家Kevan Harris在《一场社会革命：伊朗的政治和福利国家》中指出，在国际制裁下，伊斯兰共和国未能搭上21世纪全球经济“大跃进”的快车，整体财富相对比没有显著增长，但是伊朗却建立起了福利国家。基于资源的国有化分配，医疗和教育保障覆盖了几乎所有人口，伊朗国民的识字率和平均寿命都得到了极大提高。

　　不过，这一经济路线在霍梅尼死后的1990年代迅速终止了。

　　霍梅尼所象征的1980年代是今天伊朗左派和自由派分歧最大的一个历史时期。国际社会上了解伊朗革命和革命后的伊斯兰社会最重要的文本无疑是电影/绘本《我在伊朗长大》(Perspolis，2007)，这个文本以一个左翼家庭为背景讲述了左翼革命者如何在革命成功、革命果实被撺掇后被毛拉们清算的故事。未被清算者则在革命成功后的1980年代(除了刚成功时短短不到一年的自由时期)过着极度压抑的生活。有趣的是，这个文本虽然讲述了左翼脉络的伊朗革命的故事，而它的精神内核在伊朗今天的现实光谱中却完全是自由主义的。

　　对于自由派而言，1980年代是今天一切恐怖政治的根源。在那个年代度过童年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朋友勒扎，把它描述为伊朗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伊斯兰理想主义的价值统领着社会，要求人们过纯洁化的宗教生活。公共领域处处是黑袍，人民的任何娱乐活动都被禁止——家里如果有人玩扑克、喝酒、跳舞，就会被邻居告发。电视上广播里只有政治宣传，城市中产阶级大规模向海外移民，曾经共同推动革命的毛拉之外的政治力量被清洗殆尽，政治恐怖四处弥漫。

　　而对于左派而言，今天一切社会经济问题恰恰是因为1980年代的终结。阿里是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 of Iran，前身是伊朗共产党，伊朗二十世纪最有势力的亲苏左翼政党)的后裔，家里有不少亲人在1980年代被清洗。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那是一段“类社会主义”时期，是威权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混合物。虽然政治上压抑，经济上则实行资源国有化、推行保护工人的劳动法，伊朗社会的阶级鸿沟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了缓解。然而，两伊战争迅速让政府收紧权力，对曾经共同推动1979年革命的势力进行肃清，而正是那段时期建制内对左翼的肃清，使私有化得以在1990年代在宪法之外顺利推进，把今天伊朗的社会阶层逐渐推回到了1979年革命前夕的撕裂状态。

　　美籍伊朗裔学者Djavad Salehi-Isfahani在2009年对伊斯兰革命前后伊朗的政治经济研究报告显示，2002年伊朗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与1972年几乎一致。尽管贫困率从1970年代的25%下降到2014年的10%，然而，普遍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威胁着大部分人。美国的制裁导致就业机会不足，伊斯兰共和国又缺乏持续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今天，每四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工作。社会中的一半人口从事不稳定的零工经济，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在伊朗学者Ali Fathollah-Nejad看来，美国制裁的确压制了经济增长，但是它的作用广泛被高估了，伊朗的经济困境更多该归咎于自身政治经济结构的溃烂。

　　霍梅尼在1989年去世，哈梅内伊通过权力角逐坐上了最高领袖的位置。偏向底层的“福利国家”经济政策在1990年代寿终正寝，随之到来的是被一些学者称作“专制的新自由主义化(illiberal neoliberalization)”的掠夺式积累进程。这一进程带来了“恩庇主义”的私有化(clientalistic privatization)和对市场的放松管制，一方面让一部分与神权体制有裙带关系的人暴富，另一方面制造了巨大的不稳定阶层，数百万人陷入贫困。美国制裁仅仅是加剧了这一“掠夺积累”进程造成的社会政治瓦解。

　　革命后在教育普及上的成就，与创造就业机会失败之间的落差，导致庞大的“中产阶级穷人”的出现。每年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他们中没能移民海外的(鲁哈尼任期内，伊朗的人才流失率保持着世界纪录)也自然成为了2017年底和2019年底这两场属于社会底层的抗议的支持者。

　　在经济再分配问题上，伊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石油利益的分配，其分配与距离政治权力的远近息息相关，与巴列维时代如出一辙——只不过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从王室家族摇身变成了毛拉的亲信们。体制内的人把持着国家的资源，他们的子女在德黑兰城北炫耀着他们的财富。苏莱曼尼之死把伊朗革命卫队带入到了中国公众的视野之中，这支革命卫队不同于正规军队，它置身于政府之外，直接受神权政治的最高领袖领导，保卫“伊斯兰革命”的成果。革命卫队在伊朗社会臭名昭著，因为他们垄断了伊朗的土地、石油命脉和商业帝国。

　　1980年代坚固的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随着体制内官员明目张胆的腐败和政权的亲信们对公共资源的持续窃夺，在宣传话语与行事逻辑难以弥合的裂痕中逐渐破产。社会对神权国家的抵抗意识在代际的更迭进程中越来越强，即便是虔诚的穆斯林也愈发怀疑自己的信仰被食利者劫持了。

　　面对内部积重难返的政治经济沉疴，和外部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伊斯兰共和国摇摇欲坠。

　　尾声

　　2018年初春，我短暂地借宿于德黑兰的朋友赫迪耶家。她毕业于最精英的理工科大学(Sharif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有着稳定的中产工作，经济独立。那时她是现任总统鲁哈尼的坚定支持者，我问她对刚刚结束的底层示威的态度时，她对我说，“我们上街时(指2009年的‘绿色运动’)，他们(底层)不支持我们;这次他们上街了，我们也不支持他们”。

　　近年来几度因为经济下行引发的抗议示威，几乎都是爆发于伊朗的贫困地区，示威队伍里鲜有现代精英阶层的身影。“山脚下的人”即便对神权体制恨之入骨，仍然难以与绝望困顿的底层大众共情。与十年前的“绿色运动”相比，他们对这些抗议明显缺乏热情。个中原因很多，他们不相信困顿的民众有设置议程的能力……他们有太多可以失去的……他们宁可寄希望于鲁哈尼，相信法基赫体制内的“民主政治”部分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使伊朗在改革派的带领下能够逐渐悬置“神权”，也不想要一场革命……这种信心挺过了积年累月的经济灾难，直到2019年末政府对困顿的底层示威者的清场;或是直到2020年初，满载伊朗裔知识精英的乌克兰民航客机被伊朗革命卫队误击坠毁。人们不再认为建制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有任何区别，在这个遍布谎言的国家机器中，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独善其身。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将军苏莱曼尼死于美国之手短暂地给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打了一针强心剂。“反美”一度是伊朗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伊朗人夹在外部的美国霸权与内部的政治伊斯兰专制之间，喘不过气。赫迪耶曾经笃定地对我说，“在伊朗国内，我选择站在神权政府的对立面;但在美国面前，我就会选择站在神权政府的一边”。苏莱曼尼的国葬礼，百万民众在国家的动员下走上街头，悼念这位打击ISIS、使伊朗免遭恐怖主义侵扰的保家卫国烈士。就像两伊战争对当时新生的伊斯兰政权的巩固一样，外敌当前，内部的矛盾似乎都可以暂时放下，保卫祖国才是当务之急。一时间，一个月前暴力冲突的伤口，仿佛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之中被抚平了。

　　然而仅几天，飞机如何坠毁的真相被揭穿后，公众的情绪立即反转。向美军驻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的导弹仅仅是对国内民众的安抚剂——导弹发射时美国军事基地空无一人，而“报复的导弹”却击中了满载伊朗裔知识精英的民航客机。2019年末“燃油抗争”被清场的记忆再度被唤醒，死亡数字仍然是个黑洞，折磨着“沙漠里”和“山脚下”每一个普通人。在这个经济每况愈下的国家，人们突然意识到，由自己“节衣缩食”供养的支持伊朗区域霸权的“超级军队”，竟然把枪对准自己，在象征意义上也许一直对准的是自己……

　　在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的号召下，“山脚下的”中产阶级抗争者和学生们愤怒地走上了街头，几日前还是民族英雄的革命卫队，瞬间在人们心中成为了万恶之源。这一波抗议携带着以往所有抗议所积累的愤怒，要求政府这个谎言机器还原2009年选举操纵的真相、索要2019年末死亡人数的真实数据……街头的骚乱目前已渐平息，但人群的愤怒却并没有，随时等待着卷土重来。

　　阿里告诉我，高校学生和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中产阶级穷人”，充当起2019年末和2020年初这两场分别发生在“沙漠里”和“山脚下”抗争的桥梁。“误击客机”事件是否会成为伊朗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尚且未知，但“沙漠里的人”和“山脚下的人”显然在建立起愈渐相通的愤怒与绝望。伊斯兰共和国靠“反帝”的大旗续命久矣，尽管伊朗人普遍痛恨美国的霸权政治，却再也不想因此而站在假装保护人民的“戴面具的”吸血政权一边了。

　　2019年末底层民众的“燃油抗争”被清场后，赫迪耶发信息给我，表达她的悲愤和对示威者的巨大同情。2020年初，飞机坠毁的谎言揭穿后，她再度发来信息，这次，她走上了街头。

 　　按：从2019年岁末到2020年的开端，伊朗成为了国际新闻的焦点。岁末一纸油价上涨的指令促发了底层困顿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抗议从伊朗相对贫困的城镇爆发，很快蔓延到首都德黑兰，被一些媒体称作“燃油抗争”。随着特朗普在美国上台，伊朗迎来了经济寒冬，货币迅速贬值，生活成本增高，每一次物价上涨对于本就脆弱的底层民众而言，都是巨大的冲击。2017年末，伊朗的底层社会就因鸡蛋涨价而走上街头，引发全国多个城市大规模骚乱。两年后，底层的生存状况不但没有改观，反而在经济持续下行中更加恶劣，人们也越来越愤怒。这场抗议随着示威者被镇压而最终平息了下来。然而，死亡数字至今仍是个黑洞，给整个社会留下了巨大的伤口。

　　新年伊始，另一则关于伊朗的消息震惊了国际社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被美国“定点清除”。事实上，苏莱曼尼之死仿佛给这个内忧外患之下摇摇欲坠的政权打了一针强心剂，百万民众在政府的动员下上街悼念“民族英雄”，紧紧团结在政府背后抵抗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然而民族主义情绪弥漫了几天之后，迎来了戏剧性反转：满载伊朗裔知识精英、从德黑兰飞往多伦多的乌克兰客机坠毁。试图掩盖的真相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被戳破——政府承认，飞机是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击中的。抗议再度爆发，学生和中产阶级走上街头，痛斥这个“遍布谎言、高度腐败的国家机器”。

　　最近这两场针对政府的抗议，一个属于底层、一个属于中产。在伊朗，二者不止经济分化严重，而且在文化上经常以“世俗VS宗教”/“现代VS保守”的面孔彼此对立，将对方看作理想社会的包袱。本文作者2016年和2018年两度造访伊朗，在文中，她尝试抛开普遍理解伊朗的“世俗VS神权”的假面，向下切入政治经济结构，进而理解伊朗社会危机的病灶。

苏莱曼尼与哈梅内伊

　　驱车从德黑兰的北部驶往南城，地势随着山体的坡度一路下降，城市愈发显得破败和嘈杂，贫民窟屡见不鲜。在目之所及的城市景观发生变化之前，车窗缝隙钻进来的愈渐干燥的空气，让皮肤与嗅觉先行感知到了掩藏在城市外衣之下的地表变化。

　　厄尔布尔士山脉(Elburz Mountains)位于里海的南岸，南部的山坡上坐落着德黑兰这座容纳了伊朗八分之一人口的、过度饱和的城市。自北向南，城市从山脚向下延展开，直入沙漠。德黑兰的地形过分直白地再现着它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有产者和无产者自北向南、由高到低渐次分布，住在山脚下的有产者俯视着围困于沙漠的贫苦大众。

　　德黑兰的城市地理“断层”也是整个伊朗社会的缩影。在伊朗社会，中产阶级与底层之间的割裂是触目惊心的，除却物理空间的区隔之外，在文化上还时常以“世俗VS宗教”/“现代VS保守”的不同面孔表现出来。两个世界的悲欢、道德与对正义的感知并不相通。

　　然而，这些年来伊朗的内忧外患，让即便是中上阶层的伊朗人也脆弱不堪，倘若通货膨胀影响的主要是收入微薄的“沙漠里的人”，那么如跳水般的货币贬值，则折磨着生产消费高度依赖全球经济的“山脚下的人”。就像这个城市坡度所隐喻的：往下走是那么容易，向上走却难如登天。

　　“沙漠里的人”

　　2018年初，我来到伊朗，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因鸡蛋涨价而引发的中下阶层暴动，德黑兰暴动的“心脏”就在城南。我在德黑兰时主要穿行于遍布公园、书店、购物中心和连锁超市的城北，在那些中产阶级的城市空间中，穿着鲜艳而得体的人们在街道间遛狗、散步、骑自行车和跑步。而越往南走，就越感到陌生和紧张：街道开始变得逼仄，摩托车横冲直撞，宣礼声也似乎愈发响亮，街上乱跑的孩子和穿着黑袍的妇女明显增多。沿街的小商店贩卖着各种廉价商品，高密度的修理铺和水烟馆标记着与城北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伊朗最大的毒品交易市场也在城南，街头弥漫着犯罪的气息。

　　“沙漠里的人”大部分工作以外的时间都花在祈祷和朝圣上，生活消费则围绕着大巴扎打转。不过，他们的高度依赖的大巴扎的店主们则通常住在城北，在现代的购物中心里消费。伊朗的传统社会由清真寺-巴扎-社区构成，尽管这个格局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四十年里一再缩水，但大致仍延续着革命前的面貌。清真寺和巴扎一直以来都是“沙漠里的人”最重要的公共活动和教育空间，这些场所无一例外由男性主导，女性则大多躲在一袭黑袍之内。周五主麻日，信徒们纷纷走入清真寺听伊玛目宣讲，这些讲话内容不仅是宗教的，更多时候是政治的，社区的清真寺扮演了传统社会民众了解国际政治最重要的场所，“Marg bar America/Marg bar Israel”(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是最常穿插于宣讲之间的集体口号。伊玛目全部由政权委任，这些政治宣讲也必然服务于宗教保守派的利益。

　　在抵入城南后，我几度请求下车观察，都被开车带我们来的朋友帕尔瓦阻止了——“你们东亚人的面孔太招摇了，在这里很可能会被抢劫。”帕尔瓦的父亲是参加过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库尔德游击队员，她受到父亲的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在最终无法忍受伊朗的经济困顿而前往外国读书之前，她长年在德黑兰城南的阿富汗难民社群中做志愿社工，帮助难民的子女更好地融入伊朗社会。

　　在“沙漠里的人”中，阿富汗人也是处于最底层，他们住在城南，却通常在城北的建筑工地工作，建设山脚下的高楼大厦。除了生活困窘外，他们还饱受波斯人的歧视——尽管他们大多与伊朗人一样是什叶派信徒，但巴列维王朝时代盛极一时的波斯民族主义在今天被许多人重新调用，以反制政治伊斯兰，反过来也培育出了种族主义的沃土。而伊朗政府在叙利亚的军事介入，不断征召平民入伍，内部的经济寒冬和对外的“穷兵黩武”让民间对此怨声载道，政府便以授予合法身份作为诱饵鼓励阿富汗难民替代伊朗人参军打仗。一路上，我们感慨着帝国主义逻辑的再生产机制，中心与边缘在全球不均衡体系的不同区域间瞬息转换——伊朗痛恨美国的霸权政治，却在中东区域内重复着相同的逻辑。

　　帕尔瓦提到，刚刚结束(2018年初)的那场在社会中下层爆发的示威，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你们把我们的钱花在了叙利亚和也门，我们就要饿死了。”国际制裁导致境外投资的撤离，正式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大量来自外地小城镇的人口涌入德黑兰城南的贫民窟，在非正规劳动市场中成为廉价而顺从的劳动力。每一次通货膨胀，对底层的冲击都是巨大的。终于，愤怒而绝望的中下阶层年轻人在伊朗各大城市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执政无能。这场声势浩大的示威以大量抗议者被捕而被平息。

　　我记起2016年夏天第一次来伊朗时，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伊朗总统鲁哈尼在2015年签署了《伊朗核协议》，作为回报，国际社会对伊朗的长期制裁被解除了。几乎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我说，“改革派当政，制裁解除，伊朗很快就会‘正常化’。” 2016年，伊朗的GDP暴涨了13.6%。然而好景不长，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很快就让里亚尔成倍贬值，GDP一落千丈，城市生活成本急剧提高。与此同时，伊朗南部的干旱与水资源短缺在近年也造成了严重的农业危机，许多农民不得不寻求贷款，而在无法偿还累积的债务后，银行没收了他们最后的财产——土地、房屋或拖拉机。农村的抗议也持续不绝。

　　在经济寒冬带来的彻骨刺痛面前，宗教意识形态对底层的麻痹作用显得愈发捉襟见肘。帕尔瓦告诉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农村的主麻礼上，当伊玛目念出“我们要面朝我们的祖国，背对我们的敌人”时，现场的礼拜者纷纷扭转身体，一起把后背留给了宣讲台上的伊玛目。

　　帕尔瓦与她在德黑兰大学读书的马克思主义朋友们也参与了2017年末至次年初的那场抗议。每次上街前，她都把手机放在家里，穿上黑袍拿着菜篮，被警察盘问时就假装是在买菜的路上偶然被挤进了暴动的人群，因此躲开了抓捕。不过其他“山脚下”的朋友们却都对这场运动表现出冷漠，他们甚至怀疑它受到了刚刚选举失利的保守派候选人易卜拉欣·莱西的煽动，目的是责难改革派。改革派领袖鲁哈尼刚刚连任，“山脚下的人”仍然对他能改变这个国家抱有一丝希望。更何况，虽然对“沙漠里的人”来说鸡蛋涨价是雪上加霜，而对于在城北的连锁超市中买菜几乎不会看价签的中产阶级而言，却无关痛痒。

　　继这场示威在2018年初被平息后，2019年末，底层的怒火又因一纸油价上涨的政令而被再度点燃。经济每况愈下，“沙漠里的人”的生活比起两年前更加朝不保夕，因而抗争比起两年前也来得更激进。即使虔信而保守的中年人依然忍气吞声，他们看不到出路的子女和那些逐渐落入底层的“中产阶级穷人们”，无法对现状保持沉默。高校的学生们也广泛参与了进来，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动员与信息传播的角色。他们受到了世界各地如火如荼的抗争运动的影响，占领了各大城市的街头，学习黎巴嫩街头的组织方式在街头跳舞、打牌，唱着智利街头集体合唱的抗争歌曲，打出伊拉克街头的反抗标语——这些语往往正是反对伊朗政府的。和平示威很快暴力化，接下来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断网，消息被封锁。尽管伊朗媒体宣称只有少数示威者死于暴力冲突，据“大赦国际”估计，至少304人死亡，路透社在随后的报道则称有1500人丧生。

　　倘若2017/18那场示威仍然只是将矛头指向开出无数空头支票的改革派总统鲁哈尼，那么2019年末的这又一场大体上属于“沙漠里的人”的抗争，则开始直接向神权政治本身发难。

　　“山脚下的人”

　　“山脚下的人”属于另一个世界。这里生活着房地产商、银行家、工程师、医生、知识分子、文化名流……当然还有神权体制内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拿着双重国籍，只是假期时回来德黑兰城北消闲。城北的周末不乏在地下空间中举行的摇滚和电子音乐演出，在家庭聚会和派对上，也总有人会带酒。这些酒或是从亚美尼亚人手中购得，或是自家酿造——很多家庭在政治伊斯兰的禁酒令下掌握了酿酒的技能。虽然几乎没有公开的娱乐场所，但是这个国家有经济条件的年轻人，可以过上无异于任何西方国家的自由生活。

　　城北包括德黑兰大学在内诸多高等学府提供着良好的现代精英教育，市中心的美术馆、图书馆、电影院、购物中心乃至美式快餐店，可以满足任何西方游客的消费需求。出版界、设计界的水平都令人赞叹，艺术电影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占有重要一席。

　　“山脚下的”社会几乎无异于西方现代社会，它所代表的整个伊朗现代生活方式本身也由单一的西方现代性所塑造，它不但未被“伊斯兰革命”所中断，反倒在革命后的40年里不断扩张。尽管并非出于政权的意愿，世俗化进程却吊诡地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突飞猛进，其程度远高于中东那些政教分离的社会。

　　中国的社交网络热衷于传播伊斯兰革命前伊朗女性穿短裙和泳装的老照片，却不知道那仅仅是当时极少数精英阶层妇女的特权。尽管巴列维家族统治下的伊朗政权是现代和世俗的，但彼时的伊朗却依然是一个高度保守和宗教化的社会，绝大部分女性都裹于黑袍之中，并且难以走出家庭接受教育、参与公共事务。与人们通常对伊朗女权发展的认知相悖的是，伊斯兰共和国极大提高了妇女的识字率(事实上几乎保障了全民的识字率和受教育权)，在近十年间，大学里的女性比例甚至超过了男性。

　　城中心和城北的年轻女性衣着时髦、妆容精致，头巾经常若有似无地露出一半精心打理过的发型，发色五彩缤纷。本地朋友告诉我，即便看起来是黑色的头发也通常是染过的。除此之外，伊朗还是整容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山脚下的”年轻妇女热衷于“削鼻手术”——受到西方电影的影响，她们总想要削掉自己过高的鼻梁，拥有西方女性那样更小巧的鼻子。大街上随处可见鼻子上裹着白色纱布的年轻女孩，“没有人羞于戴着白色纱布走出家门，因为它也是阶级身份的象征”，朋友说。2016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伊朗时，被中产阶级女性的消费主义景观所震惊，在向一位熟识的伊朗女记者谴责这个社会对资本主义父权意识形态毫无反思时，被对方反驳了回来。在她看来，我的批判只对了一半，伊朗宗教父权的符号暴力无处不在，女性即便在夏天40度的高温里走在街上也必须全身包裹于长衫和头巾之中，面部几乎成为唯一可以反抗宗教律令的战场。很多女性把整容看作一种自我赋权的实践。

电影《我在伊朗长大》

　　人们在公领域和私领域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公共空间的意识形态展演声势浩大，无处不在的宗教警察时刻提醒着你需要服膺于伊斯兰共和国的道德准则。然而，几乎家家户户都装有卫星电视，能接收到海外伊朗人建立的电视台，它们播放的节目与官方意识形态大相径庭。也是那个夏日，我和住在山脚下的学习比较文学出身的玛丽亚一起走在街上，她突然指着一辆公交车车身上的政府宣传广告，以嘲讽的口吻翻译给我听，车身上写着：“在instagram上发自拍，就像在大街上贴自己的照片一样，都是不道德的。”玛丽亚告诉我，因为女孩子在instagram上发的照片经常没有头巾，这让这个政权惊慌失措却鞭长莫及。这则宣传显现出的焦虑与笨拙，让人忍俊不禁，它透露着这样的讯息：保守的宗教律令在公共领域的规训，已经无力守卫现代社会被新技术模糊的公私边界。

　　国家展演出的意识形态与“山脚下”公民社会意识形态间的鸿沟，酿成了2009年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运动——伊朗绿色运动(Iranian Green Movement)。时值保守派民粹主义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第一任期结束，再次以候选人身份参与总统大选。他的任期内通货膨胀严重，腐败横行，“沙漠里的人”仍被民粹主义修辞所蛊惑，而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山脚下的人”则越来越不满政府无能的经济表现和日渐高压的政治控制。与此同时，内贾德通过“强硬反美”制造外部敌人以巩固国内专制统治和伊斯兰意识形态霸权的姿态，令渴望多元文化的中产阶级年轻人厌倦至极。

　　对于“山脚下的人”而言，世界早就不再是官方一再灌输的“殖民的西方VS反帝的政治伊斯兰”，抑或是“世俗的巴列维傀儡政权VS宗教的伊斯兰共和国”这样粗暴的二元对立了。受到多元的“地下文化”熏陶过的他们，不愿再忍受单一伊斯兰文化的压制。民族主义者开始自下而上调动民族意识，质疑统治阶级一贯打着“维护民族利益”旗帜行事的合法性，也抵抗伊斯兰共和国对伊朗民族身份的“什叶派穆斯林”定义(尽管比起巴列维时代伊朗人等同于波斯人的民族身份建构，“什叶派穆斯林”的身份在伊斯兰共和国刚成立时容纳了这个国家更多民众。伊朗是多民族国家，仅有50%-60%的波斯人，而90%的伊朗人在当时可以被容纳进“什叶派穆斯林”的公民标准)。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2009年，曾在1981年至1989年期间担任伊朗总理的米尔·侯赛因·穆萨维重返政坛，承担着人们对多元文化、民主与改革的渴望，他与在任总统内贾德同台竞选，却出乎意料地败选了。穆萨维担任总理期间曾大力推行保障底层经济利益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法条，他被无论是伊朗的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认为是真正的替代性选择。选举结果公布后，穆萨维指责选票作假，他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选举不公，要求内贾德下台，诉求很快从重新选举上升为要求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政体改革，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数众多的海外流亡者也参与了进来，他们中有保皇派、社会主义者也有伊斯兰主义者，他们不甘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叙述被政治伊斯兰的官方意识形态垄断。这场运动在高峰时有多达300万人聚集在德黑兰街头(德黑兰常住人口在2009年约790万)，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的骚动。

　　“绿色运动”持续了半年，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消极回应下，以失败告终。穆萨维至今被囚禁于家中。“山脚下的人”的愤怒，仅仅是暂时被压抑了下来。

　　“戴面具的人”

　　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来源于1979年的“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那场革命本应被放在二十世纪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分析框架中看待，它混合了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思潮。然而，革命成功后的1980年代，推动革命的非伊斯兰政治力量(主要是同样追求反帝和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者)迅速被清洗，毛拉们占领了对革命的唯一解释权。于是，这场革命被命名为“伊斯兰革命”。在之后的四十年里，神权政府不断调用这一政治资本，自上而下全面推行象征着“民族”的伊斯兰化，同时将任何反对意见视作“殖民”的附庸。

　　政治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在伊朗也许并不那么固若金汤，却强行地在伊朗的社会意识中制造了非此即彼的虚假对立，固着成一个难以跳出的二元框架：“殖民的现代性”和“反殖民的保守主义”(借用伊朗裔美国学者哈米德·达巴什的概念)。这二元的每一边在给定框架内都把对方视作意识形态仇敌，最终将伊朗社会区隔为“现代VS保守”，“世俗VS宗教”，“西方VS伊斯兰”的水火不容的世界。“山脚下‘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和沙漠里‘没文化的’穷苦大众不得不按照各自被安排的框架说话、行动。“山脚下的人”自诩为现代世俗价值的践行者，他们肩负着把这个社会带出“前现代宗教恐怖”之阴霾的使命;“沙漠里的人”则坚定地捍卫“反殖民”的传统价值，任何不被政治伊斯兰首肯的道德，都是帝国主义的渗透。

　　这种对立，显影于选票之上。尽管由霍梅尼发明的“法基赫的监护”(Velay at-e Faqih，法基赫即神权最高领袖，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制的权力枢纽)体制神秘而诡谲，但这个国家的确拥有一个在中东地区少见的民选政府。这套选举制度大致把伊朗置于最高领袖之下“保守派”与“改革派”的竞逐，这两派刚好是社会心理中的二元对立在建制框架内的投射。

　　“山脚下的人”痛恨神权体制下的统治阶层，这些吸血鬼劫持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让整个社会深陷泥沼。他们受到神权的加持，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宗教仅仅扮演了这些肉食者获取利益的工具，是他们的“面具”。“戴面具的人”也住在山脚下的豪宅中，以高度现代化的方式生活，他们经常在海外坐拥资产无数，子孙也被送去西方“自由世界”。而他们在沙漠中的簇拥者们，虔诚却一贫如洗。然而，工会和草根社会组织的缺席，让底层社会不得不高度依赖于宗教社群的组织。“山脚下的人”几乎从不会前往城南，却在大选时要求“沙漠里的人”按照现代精英阶层的意愿投票。每次总统大选临近，选举动员最激烈的时刻，穿着黑袍走在德黑兰的街头甚至会遭遇被改革派支持者当街投掷石子。

　　“山脚下的人”不遗余力地责备是“沙漠里的人”愚蠢，才在“戴面具的人”的洗脑之下，一次又一次在选举中把票投给宗教保守势力。传统社会充当了政治伊斯兰权力的宿主，因而必须被视作这个国家进步的严重阻碍。而“沙漠里的人”却难以理解“山脚下的人”的现代化议程。帕尔瓦告诉我，那些染着蓝头发、粉头发，穿孔纹身的德黑兰女权主义先锋派们，到南城尝试动员“饱受传统伊斯兰社会价值压榨”的家庭妇女们，总是以碰壁告终。这些“拯救”的尝试，反而让身穿黑袍的妇女们深感被冒犯，更加深信“女权主义是来自西方的腐坏观念”。

　　事实上，选举框架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两种力量竞争的局面，反过来也进一步形塑了“山脚下的人”与“沙漠里的人”的割裂。在一些持社会主义立场的伊朗知识分子眼中，这个选举政治下改革-保守的建制光谱存在严重的错置：新自由主义推手哈桑·鲁哈尼事实上在西方政治光谱上是保守派;而民粹主义面目的宗教势力代言人莱希则是极端派。他们就类似于希拉里和特朗普，不过是“坏”与“更坏”之选。

　　改革派和保守派除了都以保存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为前提外，在经济政策上经常并无二致。比如号称代表底层民众利益的民粹主义前总统内贾德(2005 - 2013)，曾去拜访古巴和委内瑞拉，以示伊朗宗教保守派的“社会主义”亲缘性，然而他却扮演了伊朗私有化进程的最重要推手之一。温和改革派面目的鲁哈尼，承诺引入外资，进一步推动私有化，改善伊朗的经济，却完全无视底层民众在这个进程中的脆弱性。不过，比鲁哈尼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议程更恶劣的是，民粹主义者们唱着穷人的歌，却让社会中最富的一部分人中饱私囊。内贾德用公共房屋计划赢得了底层民心，却在当选后把项目工程纷纷包给与政府有裙带关系的建筑商，以至于给穷人修建的公屋后来成为地震中最先倒塌的一批建筑。他的连任，造成社会阶级的进一步分化，越来越多人跌入贫困线下。如哈米德·达巴什所说，伊朗民主选举就像跑步机，它不会把你带向任何地方，只不过锻炼了“民主的肌肉”，让人们对民主心存幻想。不过，“山脚下的人”依旧把票投给改革派，“沙漠里的人”依旧把票投给保守派，双方都难以察觉代表性政治的失效。

　　“山脚下的人”和“沙漠里的人”难以共情，食利者总是藏在“面具”之后。这面具有时是宗教，有时是选举制度，人们在“殖民的现代性”与“反殖民的保守主义”的二律背反中筋疲力尽。

　　被遮蔽的政治经济沉疴

　　德黑兰最重要的地标性建筑“自由塔”(Azadi Tower)位于城市的最西边，标记着这座城市的入口。每年二月，庆祝伊斯兰革命胜利的游行队伍都从“自由塔”所在的“自由广场”出发，声势浩荡穿过整个城市。或许令外人感到费解的是，“自由塔”实际上恰恰由“伊斯兰革命”所推翻的前朝执政者沙阿(国王，通常指穆罕默德·巴列维)所建造，它在当时叫做“沙阿纪念塔”(Shahyad Tower)。

　　被革命政权的纪念碑，耐人寻味地反被新政权当作革命的纪念碑来使用，仿佛抛出一个隐喻式的问题，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

　　提到伊朗，西方“自由世界”总是情不自禁地哀叹那场革命改变了太多，它让女性戴上了面纱，也粗暴打断了原本线性发展的“文明”进程。这种把伊朗当代史视作现代世俗国家向保守宗教国家退步的观点，过分夸大了伊朗政治中“世俗”与“宗教”的对立。这实际上和表面与之大相径庭的伊朗国内官宣“政治伊斯兰抵抗帝国主义”形成了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遮蔽了伊朗社会的真正病灶——巨大的贫富差距。在今天伊朗的一些政治讽刺漫画中，沙阿的王冠被毛拉的缠头所取代，暗示着“伊斯兰革命”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权力结构改变，尤其体现在阶级关系上。也因如此，一些学者将伊斯兰革命称作葛兰西意义上的“消极革命”，即自下而上动员起来的革命力量最终被吸纳进体制，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体制的外在面貌发生了变化，而体制的根本内核却更加巩固了。

　　事实上，在今天伊朗社会即便是对神权政治充满敌意的知识阶层，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不会否定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正当性。革命前的巴列维傀儡政府，持续为英美输送石油利益，在国内维持着高压独裁统治。同时，沙阿野心勃勃的激进现代化工程“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导致了社会发展极度不均衡。革命前夕，68%的成年人口不识字，大学学位获取比例在中东地区最低。而美国支持的土地改革事与愿违地使农作物利润从农民手里流向了农村资本的手中，96%的农村没有供电，土地的重新分配让大部分农民无法自足。如研究伊朗现代史最重要的历史学家Ervand Abrahamian在《两次革命之间的伊朗》(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一书中所言，巴列维时代成倍增长的油价和“友善的”国际环境，“并没有结束伊朗的贫困问题，仅仅将贫困现代化了”。在一部分国民的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则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遭遇了原本农村生活的解体，住进了城市的贫民窟，他们享受不到国家的任何社会福利工程。巴列维父子“成功地”让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伊朗的历史舞台上登场，并迅速成为了社会中最庞大的阶级。尽管国民生产总值(GNP)在“白色革命”期间巨幅增长，然而与王室有联系的社会上层收益远远高于中产和底层，地域、阶级和族群间发展的不平衡也越发凸显。这些都成了革命的动因。

　　伊斯兰共和国在1979年革命后迅速调整了以城市为中心、精英主义的巴列维时代经济政策，把重心放在了农村和贫困人口上，试图修正“白色革命”时期对农村的摧毁式掠夺带来的问题，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让农村和城市底层居民享受到基本的供电和自来水服务。历史社会学家Kevan Harris在《一场社会革命：伊朗的政治和福利国家》中指出，在国际制裁下，伊斯兰共和国未能搭上21世纪全球经济“大跃进”的快车，整体财富相对比没有显著增长，但是伊朗却建立起了福利国家。基于资源的国有化分配，医疗和教育保障覆盖了几乎所有人口，伊朗国民的识字率和平均寿命都得到了极大提高。

　　不过，这一经济路线在霍梅尼死后的1990年代迅速终止了。

　　霍梅尼所象征的1980年代是今天伊朗左派和自由派分歧最大的一个历史时期。国际社会上了解伊朗革命和革命后的伊斯兰社会最重要的文本无疑是电影/绘本《我在伊朗长大》(Perspolis，2007)，这个文本以一个左翼家庭为背景讲述了左翼革命者如何在革命成功、革命果实被撺掇后被毛拉们清算的故事。未被清算者则在革命成功后的1980年代(除了刚成功时短短不到一年的自由时期)过着极度压抑的生活。有趣的是，这个文本虽然讲述了左翼脉络的伊朗革命的故事，而它的精神内核在伊朗今天的现实光谱中却完全是自由主义的。

　　对于自由派而言，1980年代是今天一切恐怖政治的根源。在那个年代度过童年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朋友勒扎，把它描述为伊朗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伊斯兰理想主义的价值统领着社会，要求人们过纯洁化的宗教生活。公共领域处处是黑袍，人民的任何娱乐活动都被禁止——家里如果有人玩扑克、喝酒、跳舞，就会被邻居告发。电视上广播里只有政治宣传，城市中产阶级大规模向海外移民，曾经共同推动革命的毛拉之外的政治力量被清洗殆尽，政治恐怖四处弥漫。

　　而对于左派而言，今天一切社会经济问题恰恰是因为1980年代的终结。阿里是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 of Iran，前身是伊朗共产党，伊朗二十世纪最有势力的亲苏左翼政党)的后裔，家里有不少亲人在1980年代被清洗。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那是一段“类社会主义”时期，是威权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混合物。虽然政治上压抑，经济上则实行资源国有化、推行保护工人的劳动法，伊朗社会的阶级鸿沟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了缓解。然而，两伊战争迅速让政府收紧权力，对曾经共同推动1979年革命的势力进行肃清，而正是那段时期建制内对左翼的肃清，使私有化得以在1990年代在宪法之外顺利推进，把今天伊朗的社会阶层逐渐推回到了1979年革命前夕的撕裂状态。

　　美籍伊朗裔学者Djavad Salehi-Isfahani在2009年对伊斯兰革命前后伊朗的政治经济研究报告显示，2002年伊朗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与1972年几乎一致。尽管贫困率从1970年代的25%下降到2014年的10%，然而，普遍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威胁着大部分人。美国的制裁导致就业机会不足，伊斯兰共和国又缺乏持续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今天，每四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工作。社会中的一半人口从事不稳定的零工经济，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在伊朗学者Ali Fathollah-Nejad看来，美国制裁的确压制了经济增长，但是它的作用广泛被高估了，伊朗的经济困境更多该归咎于自身政治经济结构的溃烂。

　　霍梅尼在1989年去世，哈梅内伊通过权力角逐坐上了最高领袖的位置。偏向底层的“福利国家”经济政策在1990年代寿终正寝，随之到来的是被一些学者称作“专制的新自由主义化(illiberal neoliberalization)”的掠夺式积累进程。这一进程带来了“恩庇主义”的私有化(clientalistic privatization)和对市场的放松管制，一方面让一部分与神权体制有裙带关系的人暴富，另一方面制造了巨大的不稳定阶层，数百万人陷入贫困。美国制裁仅仅是加剧了这一“掠夺积累”进程造成的社会政治瓦解。

　　革命后在教育普及上的成就，与创造就业机会失败之间的落差，导致庞大的“中产阶级穷人”的出现。每年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他们中没能移民海外的(鲁哈尼任期内，伊朗的人才流失率保持着世界纪录)也自然成为了2017年底和2019年底这两场属于社会底层的抗议的支持者。

　　在经济再分配问题上，伊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石油利益的分配，其分配与距离政治权力的远近息息相关，与巴列维时代如出一辙——只不过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从王室家族摇身变成了毛拉的亲信们。体制内的人把持着国家的资源，他们的子女在德黑兰城北炫耀着他们的财富。苏莱曼尼之死把伊朗革命卫队带入到了中国公众的视野之中，这支革命卫队不同于正规军队，它置身于政府之外，直接受神权政治的最高领袖领导，保卫“伊斯兰革命”的成果。革命卫队在伊朗社会臭名昭著，因为他们垄断了伊朗的土地、石油命脉和商业帝国。

　　1980年代坚固的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随着体制内官员明目张胆的腐败和政权的亲信们对公共资源的持续窃夺，在宣传话语与行事逻辑难以弥合的裂痕中逐渐破产。社会对神权国家的抵抗意识在代际的更迭进程中越来越强，即便是虔诚的穆斯林也愈发怀疑自己的信仰被食利者劫持了。

　　面对内部积重难返的政治经济沉疴，和外部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伊斯兰共和国摇摇欲坠。

　　尾声

　　2018年初春，我短暂地借宿于德黑兰的朋友赫迪耶家。她毕业于最精英的理工科大学(Sharif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有着稳定的中产工作，经济独立。那时她是现任总统鲁哈尼的坚定支持者，我问她对刚刚结束的底层示威的态度时，她对我说，“我们上街时(指2009年的‘绿色运动’)，他们(底层)不支持我们;这次他们上街了，我们也不支持他们”。

　　近年来几度因为经济下行引发的抗议示威，几乎都是爆发于伊朗的贫困地区，示威队伍里鲜有现代精英阶层的身影。“山脚下的人”即便对神权体制恨之入骨，仍然难以与绝望困顿的底层大众共情。与十年前的“绿色运动”相比，他们对这些抗议明显缺乏热情。个中原因很多，他们不相信困顿的民众有设置议程的能力……他们有太多可以失去的……他们宁可寄希望于鲁哈尼，相信法基赫体制内的“民主政治”部分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使伊朗在改革派的带领下能够逐渐悬置“神权”，也不想要一场革命……这种信心挺过了积年累月的经济灾难，直到2019年末政府对困顿的底层示威者的清场;或是直到2020年初，满载伊朗裔知识精英的乌克兰民航客机被伊朗革命卫队误击坠毁。人们不再认为建制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有任何区别，在这个遍布谎言的国家机器中，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独善其身。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将军苏莱曼尼死于美国之手短暂地给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打了一针强心剂。“反美”一度是伊朗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伊朗人夹在外部的美国霸权与内部的政治伊斯兰专制之间，喘不过气。赫迪耶曾经笃定地对我说，“在伊朗国内，我选择站在神权政府的对立面;但在美国面前，我就会选择站在神权政府的一边”。苏莱曼尼的国葬礼，百万民众在国家的动员下走上街头，悼念这位打击ISIS、使伊朗免遭恐怖主义侵扰的保家卫国烈士。就像两伊战争对当时新生的伊斯兰政权的巩固一样，外敌当前，内部的矛盾似乎都可以暂时放下，保卫祖国才是当务之急。一时间，一个月前暴力冲突的伤口，仿佛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之中被抚平了。

　　然而仅几天，飞机如何坠毁的真相被揭穿后，公众的情绪立即反转。向美军驻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的导弹仅仅是对国内民众的安抚剂——导弹发射时美国军事基地空无一人，而“报复的导弹”却击中了满载伊朗裔知识精英的民航客机。2019年末“燃油抗争”被清场的记忆再度被唤醒，死亡数字仍然是个黑洞，折磨着“沙漠里”和“山脚下”每一个普通人。在这个经济每况愈下的国家，人们突然意识到，由自己“节衣缩食”供养的支持伊朗区域霸权的“超级军队”，竟然把枪对准自己，在象征意义上也许一直对准的是自己……

　　在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的号召下，“山脚下的”中产阶级抗争者和学生们愤怒地走上了街头，几日前还是民族英雄的革命卫队，瞬间在人们心中成为了万恶之源。这一波抗议携带着以往所有抗议所积累的愤怒，要求政府这个谎言机器还原2009年选举操纵的真相、索要2019年末死亡人数的真实数据……街头的骚乱目前已渐平息，但人群的愤怒却并没有，随时等待着卷土重来。

　　阿里告诉我，高校学生和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中产阶级穷人”，充当起2019年末和2020年初这两场分别发生在“沙漠里”和“山脚下”抗争的桥梁。“误击客机”事件是否会成为伊朗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尚且未知，但“沙漠里的人”和“山脚下的人”显然在建立起愈渐相通的愤怒与绝望。伊斯兰共和国靠“反帝”的大旗续命久矣，尽管伊朗人普遍痛恨美国的霸权政治，却再也不想因此而站在假装保护人民的“戴面具的”吸血政权一边了。

　　2019年末底层民众的“燃油抗争”被清场后，赫迪耶发信息给我，表达她的悲愤和对示威者的巨大同情。2020年初，飞机坠毁的谎言揭穿后，她再度发来信息，这次，她走上了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