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普京是一个谜。当叶利钦突然宣布退休，推出普京为接班人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不苟言笑、脸色阴沉的新人有没有让俄罗斯重振雄风的本领;当普京任满两届总统的八年任期的时候，俄罗斯凭借其能源方面的优势，经济出现了复兴的态势，他在国内的声望也如日中天，而打压民主派的强势做法也招致西方的批评。年富力强的普京当然不甘心就此退出政坛，囿于俄罗斯宪法的限制，他不能第三次连任总统，于是他使出了一个聪明的招数：转任总理，并安排心腹梅德维杰夫出任总统。这样，一届任期之后，他还可以“回锅”再当总统。尽管这种做法让西方国家跌破眼镜，但比起通过修宪的方式担任“终身总统”查维斯来，普京的做法至少在法理上无可挑剔。

梅普二人转

　　那么，普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左派还是右派?是新沙皇还是斯大林的变种?俄罗斯著名记者奥列格•布洛茨基所著《通往权力之路》一书，以大量面对面的访谈资料为背景，讲述了普京从一名神秘的克格勃官员成为俄罗斯总统的传奇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最近二十年间苏联蜕变为俄罗斯之后的种种剧变。这是一本刨根问底地考察普京“家谱”的传记，我最感兴趣的部分，乃是普京作为克格勃的情报官员派驻东德的那段特别岁月。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分析家充分评估这段经历对普京的思想和价值观产生的影响。这段经历可以回答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普京偶尔流露出来的对斯大林的肯定，是否表明他将把俄罗斯带回斯大林的道路?

　　一九八五年夏天，作为苏联克格勃驻东德安全部代表处成员，普京开始了在东德将近五年的工作和生活。普京夫妇的两个孩子都在东德出生，他本人则迈出了职业生涯中关键的一步。他的同事尤里•列谢夫上校这样描述他的工作：“应该关注的是，在民主德国不到五年的工作时间里，普京的职位升了三级，初来时还只是一个高级业务人员，离开时已经是处长高级助理。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显赫的职位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他，好像还没有别人能够在短短的四年里升得如此神速，这已经很直观地说明了他的业绩。”显然，以克格勃的人才选拔标准而言，普京的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工作成就都无可挑剔，他确实是克格勃年轻一代中的精英分子，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然而，普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维护一套僵化与停滞的制度——东德及其“母体”苏联的专制制度。虽然他后来多次表示，他不会对早年的克格勃生涯感到后悔，但其内心深处无疑充满矛盾与挣扎。他在东德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帮助东德的秘密警察烧毁若干可能会牵扯到克格勃的档案材料。然后，他全身而退，归国述职。此时，国内的形势已经如同一锅沸水。普京的思想偏向改革派。一个颇为吊诡的事实是：苏联内部的改革派，最早是从克格勃系统中诞生的，因为这种特殊的工作可以接触到了最多的这个社会真相，这些情报促使他们开始反思制度的弊端。在改革年代，克格勃内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克格勃第五局的中校亚历山大•基齐欣说：“我认为，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期待和希望发生重大变化。”

　　这段云遮雾罩的职业生涯，给普京带来既包含负面因素也充满正面因素的影响，让他具备了某种“变脸术”。负面因素在于：他深谙幕后的权力运作技术，并相当迷恋强力原则。长期处于秘密状态，使他倾向于奉行黑白二元论的价值观以及成王败寇的生存准则，而不愿意以民主与妥协的方式处理国家事务。这一点在普京处理别斯兰恐怖分子劫持孩童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最高决策者，为了捍卫他本人以及作为“大国”的俄罗斯的“面子”，全然不顾被劫持的孩童的人身安全，断然下令特种部队展开正面强攻，结果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这段克格勃生涯带给普京的正面因素在于：在东德期间，他比国内的人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的一切。通过细致的观察，他对东德的制度产生了置疑——当然，他不会不知道东德的制度乃是苏联的制度的衍生物。在成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后，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了一段肺腑之言：“民主德国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我到民主德国开始同德国人交谈，同时开始思考周围发生的一切，我内心里甚至开始有些厌恶，感觉这种生活有些不太符合常态。现在，在欧洲是不可能再出现一个以一九三五年的苏联为样板的如此没有生气的国家了。”

　　一种制度甚至让其捍卫者也感到“厌恶”，难道它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吗?在这段谈话中，普京将“停滞”与“灭亡”两个词语联系在一起，他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没有公民自由的停滞社会，虽然在短期之内可以集中起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参与军备竞赛，甚至送宇航员进入太空，使得表面上显得无比强大;但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走向灭亡，“我却没料到民主德国会这么快就消失，尽管我很清楚这一切迟早都要到来”。这一崩溃的速度超过了普京的估计，也超过了戈尔巴乔夫以及昂纳克、齐奥塞斯库等东欧各国共产党领袖们的估计。当然，东德的崩溃与苏联的崩溃也互为因果——在东德及整个东欧发生剧变之后，苏联也不可能通过闭关锁国而幸存下来。

　　普京结束在东德的使命回国的时候，苏联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变革日新月异，民主派人士公开挑战旧体制，参与竞选并夺取了若干重要职务。此时此刻，何去何从?聪明的普京以新的职业选择来彰显其立场——他积极投身于彼得格勒激进民主派市长索布恰克的阵营，并成为其竞选中的得力助手，而索布恰克正是苏共保守派的“眼中钉”。普京遂面临一个尴尬而严峻的处境：他既是民选市长索布恰克的外事助理，又是克格勃的秘密情报人员。《通往权力之路》分析说，这两种身份的对立，随时有可能凸现出来：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普京究竟应该执行克格勃的命令，还是执行索布恰克市长的命令?究竟应该履行入伍时候的誓言，还是去承担市政府公务员的道德和义务?

　　普京毅然选择了服从民选政府，并自动脱离了克格勃体系——虽然他还有一年时间便可以领取到丰厚的退休金，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这种决然的选择，与他在东德的特殊体验密切相关，亦表明他对旧制度完全失望。曾在强力部门担任要职的普京，在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时代之后，深知这样一个真理：一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不可能依靠计划经济、党对权力的垄断、秘密警察的恐吓以及剥夺公民的自由而实现。在一九九一年苏联和苏共的大崩溃中，普京没有像克格勃最高领袖克留齐科夫那样因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而臭名昭著，相反，他的职业规划是：宁愿利用在东德省吃俭用而购买的小轿车来开出租车，也不愿继续为企图将俄罗斯捆绑在旧时代的克格勃集团效力。

　　有人因为普京当年“不见天日”的克格勃生涯，而担心他会将俄罗斯拉回到专制时代。但在内政问题上，普京对斯大林主义具有相当的免疫力。在今天的俄罗斯境内，数以千计的斯大林塑像都不复存在，他不会看不到这个显示人心向背的事实。虽然偶尔说过几句斯大林的好话，但他对斯大林主义并不感兴趣，也无力重新在俄罗斯打造出一套新的斯大林主义。如今的俄罗斯社会，三权分立、民众直接投票选举国家元首、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割等的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已经初步稳固。尽管普京名望甚高，但报刊上亦经常见到关于他的政治漫画和尖锐批评，这在苏共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普京本人也清除地知道，恢复停滞的旧体制、效仿斯大林那样的独裁者，是愚不可及的、自我毁灭的想法。

　　当然，普京本人并不是彻底的民主派人士，更与前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那样的具有知识分子气质和道义感召力的政治家相差甚远。哈维尔是作为政治反对派积累巨大的道义资源而登上总统职位的，他始终对权力没有欲望，即便在总统任上，通常也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仍然保持着一名羞怯的知识分子的气质;但在俄罗斯却不一样，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到普京这三届苏俄总统，都是从原统治集团中蜕变出来的强势人物，他们原本就在政治的“鳄鱼潭”之中，他们对权力有着极其强烈的欲望，尤其是普京。这一差异是由不同的国情和政治传统决定的，这也是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滞后于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原因之一。

　　普京拒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却颇有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心态。普京不会成为斯大林第二，却对沙皇的迷梦念念不忘。奥列格•布洛茨基认为，普京受制于俄罗斯漫长的专制主义传统以及他本人任职克格勃的职业背景，心中颇为崇拜彼得大帝的丰功伟绩，一直梦想重振俄国的雄风。普京的外交政策中，不可避免地有苏俄传统的帝国主义的色彩。他在某些问题上对西方持强硬态度，明知国力不足以抗衡美国，亦多次挑战美国一国独大的局面。他无法阻止欧盟和北约东扩的步伐，却竭力对独联体国家及周边的许多国家发挥影响力。

　　近年来，东欧和中亚各国的“颜色革命”对俄罗斯本国形成一定的冲击波。这不仅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更是政治制度优劣的竞争。虽然普京在口头上批评美国向全球推广民主自由价值的策略，但他不会看不到，民主和自由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俄罗斯无法逆此潮流而重新成为世界的“孤岛”。普京他在意识形态方面比较灵活，他在骨子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既与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密切来往，更与欧美日维持较好的关系。他一方面力图加强对地方大员和新闻媒体的控制，另一方面又顺应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和俄罗斯日渐西化的生活方式。俄罗斯经济结构的调整尚未完成，前些年靠能源带动的经济增长，在遇到世界油价跌落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挑战的时候，俄国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普京的声望和政策也备受质疑。他能否顺利实现回炉做总统的计划，也被打上了一个问号。莫斯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丽莉娅•谢夫索娃在美国外交双月刊《对外政策》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重新审视普京》的文章，她指出：“普京虽然建立了个人独裁政权，但他不会走得太远。因为，有百分之七十的俄罗斯国民希望达到像西方那样的生活水平并希望生活在民主主义体制下。”我相信，这就是“形势比人强”的历史规律，未来的俄罗斯总统，会一个比一个弱。

 　　——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普京是一个谜。当叶利钦突然宣布退休，推出普京为接班人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不苟言笑、脸色阴沉的新人有没有让俄罗斯重振雄风的本领;当普京任满两届总统的八年任期的时候，俄罗斯凭借其能源方面的优势，经济出现了复兴的态势，他在国内的声望也如日中天，而打压民主派的强势做法也招致西方的批评。年富力强的普京当然不甘心就此退出政坛，囿于俄罗斯宪法的限制，他不能第三次连任总统，于是他使出了一个聪明的招数：转任总理，并安排心腹梅德维杰夫出任总统。这样，一届任期之后，他还可以“回锅”再当总统。尽管这种做法让西方国家跌破眼镜，但比起通过修宪的方式担任“终身总统”查维斯来，普京的做法至少在法理上无可挑剔。

梅普二人转

　　那么，普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左派还是右派?是新沙皇还是斯大林的变种?俄罗斯著名记者奥列格•布洛茨基所著《通往权力之路》一书，以大量面对面的访谈资料为背景，讲述了普京从一名神秘的克格勃官员成为俄罗斯总统的传奇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最近二十年间苏联蜕变为俄罗斯之后的种种剧变。这是一本刨根问底地考察普京“家谱”的传记，我最感兴趣的部分，乃是普京作为克格勃的情报官员派驻东德的那段特别岁月。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分析家充分评估这段经历对普京的思想和价值观产生的影响。这段经历可以回答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普京偶尔流露出来的对斯大林的肯定，是否表明他将把俄罗斯带回斯大林的道路?

　　一九八五年夏天，作为苏联克格勃驻东德安全部代表处成员，普京开始了在东德将近五年的工作和生活。普京夫妇的两个孩子都在东德出生，他本人则迈出了职业生涯中关键的一步。他的同事尤里•列谢夫上校这样描述他的工作：“应该关注的是，在民主德国不到五年的工作时间里，普京的职位升了三级，初来时还只是一个高级业务人员，离开时已经是处长高级助理。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显赫的职位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他，好像还没有别人能够在短短的四年里升得如此神速，这已经很直观地说明了他的业绩。”显然，以克格勃的人才选拔标准而言，普京的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工作成就都无可挑剔，他确实是克格勃年轻一代中的精英分子，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然而，普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维护一套僵化与停滞的制度——东德及其“母体”苏联的专制制度。虽然他后来多次表示，他不会对早年的克格勃生涯感到后悔，但其内心深处无疑充满矛盾与挣扎。他在东德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帮助东德的秘密警察烧毁若干可能会牵扯到克格勃的档案材料。然后，他全身而退，归国述职。此时，国内的形势已经如同一锅沸水。普京的思想偏向改革派。一个颇为吊诡的事实是：苏联内部的改革派，最早是从克格勃系统中诞生的，因为这种特殊的工作可以接触到了最多的这个社会真相，这些情报促使他们开始反思制度的弊端。在改革年代，克格勃内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克格勃第五局的中校亚历山大•基齐欣说：“我认为，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期待和希望发生重大变化。”

　　这段云遮雾罩的职业生涯，给普京带来既包含负面因素也充满正面因素的影响，让他具备了某种“变脸术”。负面因素在于：他深谙幕后的权力运作技术，并相当迷恋强力原则。长期处于秘密状态，使他倾向于奉行黑白二元论的价值观以及成王败寇的生存准则，而不愿意以民主与妥协的方式处理国家事务。这一点在普京处理别斯兰恐怖分子劫持孩童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最高决策者，为了捍卫他本人以及作为“大国”的俄罗斯的“面子”，全然不顾被劫持的孩童的人身安全，断然下令特种部队展开正面强攻，结果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这段克格勃生涯带给普京的正面因素在于：在东德期间，他比国内的人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的一切。通过细致的观察，他对东德的制度产生了置疑——当然，他不会不知道东德的制度乃是苏联的制度的衍生物。在成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后，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了一段肺腑之言：“民主德国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我到民主德国开始同德国人交谈，同时开始思考周围发生的一切，我内心里甚至开始有些厌恶，感觉这种生活有些不太符合常态。现在，在欧洲是不可能再出现一个以一九三五年的苏联为样板的如此没有生气的国家了。”

　　一种制度甚至让其捍卫者也感到“厌恶”，难道它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吗?在这段谈话中，普京将“停滞”与“灭亡”两个词语联系在一起，他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没有公民自由的停滞社会，虽然在短期之内可以集中起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参与军备竞赛，甚至送宇航员进入太空，使得表面上显得无比强大;但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走向灭亡，“我却没料到民主德国会这么快就消失，尽管我很清楚这一切迟早都要到来”。这一崩溃的速度超过了普京的估计，也超过了戈尔巴乔夫以及昂纳克、齐奥塞斯库等东欧各国共产党领袖们的估计。当然，东德的崩溃与苏联的崩溃也互为因果——在东德及整个东欧发生剧变之后，苏联也不可能通过闭关锁国而幸存下来。

　　普京结束在东德的使命回国的时候，苏联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变革日新月异，民主派人士公开挑战旧体制，参与竞选并夺取了若干重要职务。此时此刻，何去何从?聪明的普京以新的职业选择来彰显其立场——他积极投身于彼得格勒激进民主派市长索布恰克的阵营，并成为其竞选中的得力助手，而索布恰克正是苏共保守派的“眼中钉”。普京遂面临一个尴尬而严峻的处境：他既是民选市长索布恰克的外事助理，又是克格勃的秘密情报人员。《通往权力之路》分析说，这两种身份的对立，随时有可能凸现出来：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普京究竟应该执行克格勃的命令，还是执行索布恰克市长的命令?究竟应该履行入伍时候的誓言，还是去承担市政府公务员的道德和义务?

　　普京毅然选择了服从民选政府，并自动脱离了克格勃体系——虽然他还有一年时间便可以领取到丰厚的退休金，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这种决然的选择，与他在东德的特殊体验密切相关，亦表明他对旧制度完全失望。曾在强力部门担任要职的普京，在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时代之后，深知这样一个真理：一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不可能依靠计划经济、党对权力的垄断、秘密警察的恐吓以及剥夺公民的自由而实现。在一九九一年苏联和苏共的大崩溃中，普京没有像克格勃最高领袖克留齐科夫那样因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而臭名昭著，相反，他的职业规划是：宁愿利用在东德省吃俭用而购买的小轿车来开出租车，也不愿继续为企图将俄罗斯捆绑在旧时代的克格勃集团效力。

　　有人因为普京当年“不见天日”的克格勃生涯，而担心他会将俄罗斯拉回到专制时代。但在内政问题上，普京对斯大林主义具有相当的免疫力。在今天的俄罗斯境内，数以千计的斯大林塑像都不复存在，他不会看不到这个显示人心向背的事实。虽然偶尔说过几句斯大林的好话，但他对斯大林主义并不感兴趣，也无力重新在俄罗斯打造出一套新的斯大林主义。如今的俄罗斯社会，三权分立、民众直接投票选举国家元首、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割等的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已经初步稳固。尽管普京名望甚高，但报刊上亦经常见到关于他的政治漫画和尖锐批评，这在苏共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普京本人也清除地知道，恢复停滞的旧体制、效仿斯大林那样的独裁者，是愚不可及的、自我毁灭的想法。

　　当然，普京本人并不是彻底的民主派人士，更与前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那样的具有知识分子气质和道义感召力的政治家相差甚远。哈维尔是作为政治反对派积累巨大的道义资源而登上总统职位的，他始终对权力没有欲望，即便在总统任上，通常也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仍然保持着一名羞怯的知识分子的气质;但在俄罗斯却不一样，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到普京这三届苏俄总统，都是从原统治集团中蜕变出来的强势人物，他们原本就在政治的“鳄鱼潭”之中，他们对权力有着极其强烈的欲望，尤其是普京。这一差异是由不同的国情和政治传统决定的，这也是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滞后于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原因之一。

　　普京拒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却颇有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心态。普京不会成为斯大林第二，却对沙皇的迷梦念念不忘。奥列格•布洛茨基认为，普京受制于俄罗斯漫长的专制主义传统以及他本人任职克格勃的职业背景，心中颇为崇拜彼得大帝的丰功伟绩，一直梦想重振俄国的雄风。普京的外交政策中，不可避免地有苏俄传统的帝国主义的色彩。他在某些问题上对西方持强硬态度，明知国力不足以抗衡美国，亦多次挑战美国一国独大的局面。他无法阻止欧盟和北约东扩的步伐，却竭力对独联体国家及周边的许多国家发挥影响力。

　　近年来，东欧和中亚各国的“颜色革命”对俄罗斯本国形成一定的冲击波。这不仅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更是政治制度优劣的竞争。虽然普京在口头上批评美国向全球推广民主自由价值的策略，但他不会看不到，民主和自由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俄罗斯无法逆此潮流而重新成为世界的“孤岛”。普京他在意识形态方面比较灵活，他在骨子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既与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密切来往，更与欧美日维持较好的关系。他一方面力图加强对地方大员和新闻媒体的控制，另一方面又顺应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和俄罗斯日渐西化的生活方式。俄罗斯经济结构的调整尚未完成，前些年靠能源带动的经济增长，在遇到世界油价跌落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挑战的时候，俄国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普京的声望和政策也备受质疑。他能否顺利实现回炉做总统的计划，也被打上了一个问号。莫斯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丽莉娅•谢夫索娃在美国外交双月刊《对外政策》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重新审视普京》的文章，她指出：“普京虽然建立了个人独裁政权，但他不会走得太远。因为，有百分之七十的俄罗斯国民希望达到像西方那样的生活水平并希望生活在民主主义体制下。”我相信，这就是“形势比人强”的历史规律，未来的俄罗斯总统，会一个比一个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