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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实:伊朗,不可预测的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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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20-01-07 15:04:25

蒲实:伊朗,不可预测的古国

作者:蒲实

德黑兰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笑话:“过去,我们公开喝酒,私下里祈祷。现在,我们公开祈祷,私下里喝酒”。其实,颠倒乾坤的变革力量,都萌生于伊朗人家门背后那隐秘的私人世界。

   冷战时期公认的第一场危机,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伊朗。即使冷战结束,布热津斯基仍向美国警告道:“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反霸’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这一联盟的规模和范围同中苏集团曾经构成的挑战有相似之处。……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必须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巧妙地施展地缘战略手段。”

  2011年和2012年,我曾两度到伊朗采访,窥见过它神秘面纱下的一角。

  门内的世界

  黄薇的晚装店开在德黑兰帕斯达兰(Pasdaran,意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大街的商业中心。店面不大,服装都是她在中国的服装厂设计的。吊带、低胸、束腰、大裙摆的晚礼服,色彩艳丽,坠着亮晶晶的彩珠或金属片,此外还有短小齐腰的女士小西服和半截裙。

  黄薇翻开她的服装设计图,这些年,她摸索着伊朗人的趣味。“开始进的素雅的或纯色的晚装,根本卖不出去。伊朗人喜欢鲜艳的花纹,大轮廓、大线条的也不喜欢,就喜欢细碎的花纹和星星点点的装饰。包裙不好卖,波斯女孩髋部宽大,旗袍这样的裙子穿不进去,也不喜欢。”

  也许,只要看看他们华丽细密的波斯地毯和清真寺里色彩斑斓的细碎瓷砖,就能找到他们的审美基因。商店角落里扔着一个模特架,穿低胸无袖黄色晚礼服。黄薇说,这本是放在橱窗里的,但风化警察刚来过,说这件裙子不合规定,就暂时拿进来了。说“暂时”,是因为当下正值伊斯兰圣日阿舒拉节将至。风化警察说,“等过了这风头再摆出来”。对伊朗人来说,规则都是可商量变通的。

  这些服装瞬间颠覆了我对伊朗的最初印象:满街裹着头巾,把曲线深埋在一袭黑色长袍里的神秘女人。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法规定,女人着装,须遮头发,上衣过臀,下装不露腿,以免诱惑男人。男女之间,表面上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授受不亲。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酒吧、舞厅、俱乐部这些“导致腐败和堕落”的娱乐场所在伊朗被全面禁止,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把非宗教的音乐视为靡靡之音(虽然他的这个意见不是教令和法律)。在我的想象里,伊朗的夜晚,必定在严肃的寂静中早早入眠。

  这晚,晚装店里生意不错。一小会儿时间,一位带孩子的伊朗妈妈买了一套时装,一位波斯女孩买了件紧身的针织高领无袖小背心。年底,不是伊朗节庆或婚礼集中的时节,我们没赶上晚装销售的旺季。黄薇的伊朗丈夫六十多岁,已经退休,在店里帮她收钱。

  伊朗人付账很有意思。收钱的人经常客气地说,“这是送给你的礼物”,坚持不收钱,付账的人则硬要给钱,推让一番,才能交钱交货。可能只有东方人才不会误解这种有点繁文缛节的礼貌。听说过一个笑话,曾有美国人在伊朗买衣服,如此推来让去两个回合,他当了真,谢过,拿东西走人,十多分钟后,被警察逮住。当然是店家报的警。

  黄薇的晚装店向我透露着伊朗人生活的私人世界的秘密,这个世界与我所看到的公共空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后来,我在德黑兰街头看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精致时尚服装店,它们让我确信无疑:存在着另一个藏在门内的隐秘世界。黄薇是第一个为我推开这扇门的人。十多年前,她作为中国城建的地铁工程师来到德黑兰,此后再未离开——她嫁给伊朗人,热爱伊朗人,说波斯语,加入伊斯兰教,最终成为伊朗人。

  每周四晚上八九点钟,她打点好晚装店,回家收拾一番,伊朗的周末开始了。夜十点过,她和丈夫驱车,前往小姑在德黑兰郊区的别墅。小姑做时装高级定制,在德黑兰的富裕人群中很逢源,生意红火。此时的德黑兰,璀璨通明,临街商店的橱窗都为黑夜留着灯。行进在车流中,透过车窗,见不到成帮结队的男人或女人出去应酬或聚会。在伊朗男人身边的副驾驶座位上,几乎清一色的坐着他们的妻子,身后坐着孩子们。夜十点,这正是伊朗小家庭汇聚成大家庭,出行,在家里、公园、山腰和公路边野餐的时间。

  大约凌晨,他们到达小姑的别墅,家人基本都来了。花园里种满了玫瑰,这是伊朗最常见,也是伊朗人最喜爱的花。室内,小姑张罗着打牌;室外,孩子们荡秋千、捉迷藏,嬉戏追逐,大人们在草坪上铺开野餐的地毯和排场。煤气罐上随时煮着本地产的“果园”(Golestan)牌红茶或英国进口的艾哈迈德茶,每人面前放一个小巧带盖的小糖罐和一杯琥珀色的热腾腾的茶,先含几颗糖,再啜几口茶,还可以悠然地抽上一支水烟,闲聊就能毫不乏味地持续到深夜2、3点。

  喝茶是伊朗人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我的经历是,凡逢聚会,无论聚会大小长短,在城市还是农村,富裕还是贫穷,主人必然会上一圈茶,数次斟满。波斯帝国悠久的茶文化并未因为政权的变更而中断和改变,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人仍能以茶代酒,快乐似神仙。

  80多岁的婆婆要是也来了,黄薇是不敢脱下头巾的,免得老人家不高兴。她的婆婆很虔诚,平日总穿黑色长袍。按照伊斯兰教法,女人的头发不能让“外男人”看到,非直系亲属和丈夫以外的男人都是外男人。婆婆常会问她:“我给你的那两本《古兰经》你看了吗?”黄薇还弄不清楚这个侯赛因、那个伊玛姆是怎么回事,只能说,阅读起来有些困难。

  国王时代,巴列维推行全面西化和世俗化,这位老人根本不愿出门。要是必须出门,看到街上的女孩不戴头巾、穿着暴露,她时常回家掩面哭泣,哀叹世风日下。她当然是霍梅尼和伊斯兰革命的热忱拥护者。她的大女儿也很虔诚,头巾长袍形影相随,在学校教《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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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女性

  黄薇的丈夫却很怀旧。他早年留学英国,1979年,父亲叫他回来帮助打理家族生意,不久发生了革命,就再未回英国。他说话声音很轻,从容不迫,眼神总有些忧郁。黄薇陪我们去库姆那天,他很不情愿,并拿起剪刀,剪掉了黄薇随手抓起的公司便签纸右角的电话号码,说:“不要让那些毛拉(伊斯兰教士)找到我们”。

  有一天,我们一起在德黑兰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饭。他对我说,伊朗人不像过去那样开心了。我环顾四周,餐厅的氛围很热烈,女人们也打扮得格外漂亮,各种颜色花饰的头巾被她们戴成了漂亮的头饰,或恰到好处地露出烫染过的刘海,或垂落在盘起的发髻上。我问,难道现在他们不开心吗?他说:“这只是少有的开心的时候”。

  小姑的伯伯和他一样。伯伯在巴列维时代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却无法融入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社会,郁郁寡欢,终生未娶。黄薇家的人都记得,他曾整日沉默着坐在祖上传下的水晶灯店里,躲在角落里看书,他过着隐士的生活,写了几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后来穿着浴袍孤独地悄然死于家中,直到被建筑工人发现。

  私下里,他们不爱谈政治,相反,他们总是想与政治撇清关系。他们会聊小姑伯伯的遗产纠纷,会聊东家长西家短,会为某个亲戚家子女的订婚派对请柬没发到自己手里而斤斤计较。大部分时候,伊朗人安然置身于政治之外。伊斯兰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被占领的美国大使馆门口很快摆了卖煮鸡蛋的小摊,摊贩们喊的口号是:“打倒美国!吃个鸡蛋!”两伊战争的时候,南边打着仗,北边的德黑兰家庭照样关上门开派队,夜夜笙歌。

  但这并不代表,当需要做出政治选择的时候,伊朗人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实际上,黄薇家有着清晰的阵营划分。德黑兰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笑话:“过去,我们公开喝酒,私下里祈祷。现在,我们公开祈祷,私下里喝酒”。其实,颠倒乾坤的变革力量,都萌生于伊朗人家门背后那隐秘的私人世界。

  后来,在里海边的小城贝赫沙赫尔(位于马赞德兰省),我终于有幸看到了伊朗人穿晚礼服的样子。在新婚的穆吉塔巴家,妻子邀请我看他们刚刚举行的婚礼的录像,当然,是躲开屋里的所有男人看的。婚礼那天,她穿着洁白的婚纱,做了个漂亮的发型,并且把它展示了出来。不过,整个婚礼,男嘉宾与女嘉宾都待在各自的沙龙里,男嘉宾是看不到新娘的。女嘉宾这边,女人们一排排围坐,身着晚装的女人们走到前面的地毯上,随着波斯鼓的鼓点和节奏欢快的伊朗歌曲跳起舞来。

  每个伊朗人都是天生的歌者与舞者,她们的腰肢和手腕柔软灵活,除了肚皮舞鼎鼎有名,还很擅长那种有点像印度舞的舞蹈。在17世纪的波斯彩绘里,你常能看到弹奏塔尔(类似琵琶的波斯乐器)、吹奏笛子和唢呐、敲击波斯鼓的女子乐队。在伊朗的这些天,在任何一个伊朗人的车里和家里,我从未缺少伊朗音乐的陪伴,而任何一个伊朗人,只要音乐响起,身体就会情不自禁地舞动起来。

  虽然伊斯兰教法反对音乐与舞蹈,但波斯民族的天性却在门背后的世界里被保护得完好无损。他们每家每户都贴着霍梅尼与哈梅内伊的头像,但政治权力的触角并未像极权国家那样伸展和扼杀这些角落的生机。

  每当我在德黑兰拥堵的交通中感受伊朗人驾驶,我总暗暗捏一把汗,将自己的命运交由真主来裁决。所有人都加速行驶,所有人都毫不退缩,所有人都不断地变换车道,抓住每一个机会见缝插针,车与车擦肩而过,不给可能的紧急情况留任何余地。德黑兰的车祸死亡率居世界之首,它也许正是伊朗人性格的隐喻:奔放,即兴,无拘无束,变幻莫测。

  在贝赫沙赫尔,我们从村庄下山时遇上大雪,险些封山。与我们同行的一群伊朗人推着小面包车在积雪的山路上走了很远,才终于发动起来,一回到车里,立即歌声飞扬,众人拍手起舞庆祝。下到山脚,很多伊朗家庭已开车上来观雪,居然在冰天雪地里摆桌野餐、喝茶。车过之处,伊朗人无不以跳舞相迎,或扔来雪球表示友好,所有人都欢庆起来。我无法不被伊朗深深吸引。

  如何看待死亡,是终极的世界观。在里海边的村庄里,我们看到了成片的两伊战争烈士公墓。两伊战争时期,伊朗的战士们从教士举着的《古兰经》下穿过,佩戴着霍梅尼的相片和天堂的钥匙,战死沙场。他们认为自己是殉道者,为伊斯兰而战死,在天堂获得永生。他们很多都来自农村。直至今天,在伊朗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其成员仍主要来自贫困地区,主要是农村或城市平民。

  我问村里人,怎么看这些烈士。他们说:“我们热爱他们”。我们去拜访一位烈士家庭,父亲端出儿子的遗像,我看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骄傲的。那张充满稚气的脸,当年才17岁。1988年,在伊拉克的圣城卡尔巴拉,他所在的队伍与20辆伊拉克坦克相遇,最后成为碎片,连尸骨也没有。在他死后,老两口又有了几个子女。我还没来得及问老妈妈,她后不后悔让儿子去参战,她已说道:“我不后悔让他去参战。他就像黑暗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依稀觉得,这句话有点耳熟。

  年迈的老爸爸是巴斯基,每天都在村里的清真寺参加巴斯基的祷告和聚会。我走进那家安放在村舍里的简陋清真寺,墙上悬挂着村里烈士们的头像,簇拥在郁金香中。同时,还有伊玛目侯赛因·本·阿里的画像,一千多年前,他以伊斯兰的名义起义,反抗暴君统治,并在与叶吉德的军队交战中牺牲。当年参加两伊战争的伊朗战士们,都把自己想象成侯赛因那样的伟大殉道者。

  那天,下起了大雪,我们在村里的泥泞路上摔得七零八落。唯有修给烈士们的墓地,有着宽大的清真寺穹隆,是村里最像样的漂亮建筑。在这位烈士没有一件家具的家中,我们在地毯上席地而坐。20多年过去,两位老人每个月仍有500美金的烈士补助,来自由最高领袖直接掌管的伊斯兰教的慈善基金会,财力雄厚。虽然这笔钱对养育7个子女的家庭来说,杯水车薪。他们的7个子女,也都享受到了优先上大学的待遇。

  我问老父亲,如果伊朗和美国打起来,他会怎么做?他说:“我们全家男人都要上战场,为伊斯兰而战”。

  东方与西方

  如果不是雅斯格克哈尼教授与门卫的反复沟通,我们根本无法进入把守极为严密的德黑兰大学。在伊朗的政治生活中,德黑兰大学有着特殊的地位。每个礼拜五,伊朗的国家领导人都会在这里做星期五祷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是这里的常客。更为特殊的是,2010年,德黑兰大学的核物理教授、核能专家阿里-穆罕默迪,在德黑兰北部的住所附近,被捆绑在一辆摩托车上的遥控炸弹炸死。伊斯兰共和国的命运裹挟着德黑兰大学,深深地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中。

  我们踩着梧桐树的落叶,踏上法学院有些苍老的石梯,穿过狭长的走廊,找到雅斯格克哈尼教授的办公室。这位德黑兰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拎着公文包,驾着长长的风衣,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所领导的这个研究中心,在巴列维时代,曾是国王的外长们频繁造访的地方,那时候,美国和西方文明研究曾是重中之重。现在,情况当然巨变。

  教授领着我们去他引以为豪的资料室参观,指着一位在窗户边的阳光下读书的伊朗年轻人对我们说:“看,他在学习中文”。年轻人站起来,用普通话告诉我们:“我想去中国看看!”与伊朗外交同步,德黑兰大学的国际研究全面东转,俄罗斯、中日韩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也成为学者们的频繁访问地。

  波斯帝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自古以来既交汇东西方文化,又数次被外来文明所征服或侵犯。今天,伊朗人在每天3至5次的祈祷中,用的都是阿拉伯语,而不是波斯语。但波斯民族极有韧性,他们有很强的历史感和民族认同,怀揣帝国复兴的梦想。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曾在革命初期说过,伊斯兰的伊朗要走一条既非东方,又非西方的独特道路。

  32年前,美国卡特政府依照与霍梅尼在巴黎达成的秘约,说服伊朗军队不发动针对霍梅尼的政变,并将巴列维“像一只死耗子一样”扔出了伊朗。但霍梅尼并未领情。1979年,霍梅尼在库姆市发表演说,称“美国在伊朗的统治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他支持德黑兰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66名使馆人员的行为,并在国内掀起反美浪潮。借着这“第二次革命”,他清除了革命初期统一在伊斯兰大旗下的其他各派世俗革命力量,巩固了以保守的伊斯兰上层教士集团为核心的新生伊斯兰共和国。代价是:美国及其所领导的西方国家,对伊朗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制裁。

  在传统上西方势力渗透很深的中东地区,伊朗特立独行,以誓要自给自足的姿态,抵抗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大潮。在德黑兰的大街上,美国车绝迹,最多的品牌是法国标志与韩国现代。伊朗有自己的国产汽车品牌,比如Khodro和Sapia, 分别是与法国、韩国和德国合资生产的。欧洲政治家曾试图与美国外交政策保持距离,寻求与伊朗的商业合作。但最近几年来,随着伊朗核问题的升温和美国对伊朗越来越紧的制裁捆绑,欧洲国家在伊朗的商业空间正在压缩。像梅塞德斯奔驰这样的德国公司,出于对投资安全的考虑,正在减少对伊朗的投资。

  “美伊交恶所留下的外国势力真空,被亚洲所填补”,雅斯格克哈尼告诉我。每个伊朗人在和我们的交谈中,都会说这样一句话:“我们身上的东西,从头到脚,99%都是你们中国制造”。在很多场合,伊朗人都爱在吃饭的时候问我同样一个问题:“你们中国,是怎么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和就业问题的?”

  在贝赫沙赫尔,有几位穿着时尚的大学生与我们同行,他们学习工程专业。他们的长辈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把他们带到中国去吧!在这儿他们找不到工作”。但伊朗人对依附任何一国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有时,他们强烈的独立诉求甚至带着些自大的想象。曾参与德黑兰地铁建设的黄薇告诉我:“地铁站的落成典礼上,官方只字不提中国,而以自主建成了地铁为豪”。

  伊朗人对西方抱着复杂而矛盾的心情。现在年龄在60岁左右的伊朗人,都无法忘怀巴列维国王时代伊朗在物质上的辉煌。一位60多岁的中产阶级工程师告诉我:“那个时候,伊朗航空是世界上少有的几家拥有波音747的公司,那是我们的骄傲,而今天,伊航已经成了避之不及的危险象征。那个时候,伊朗的护照在上百个国家免签。年轻时,我曾驾着车,穿越格鲁吉亚、东欧直到奥地利和德国。而今天,在很多国家的海关,我总是成为人群中被唯一留下来再检查的人,因为我持的是伊朗护照”。

  1979年,也正是很多这样的城市中产阶级,坚定的支持霍梅尼。雅斯格克哈尼告诉我:“我们欣赏美国的科学技术文明,但拒绝西方文化。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或许有很多进步之处,但那是在美国的授意下所进行的以美国模式为样本的改革,它是以牺牲什叶传统为代价的改革”。伊朗人追求精神和文化的独立,并为此付出了另一种代价。

  民族的自豪感与历史的伤痛,在伊斯兰革命领袖那里,表达得极为强烈。他们曾认为,伊朗的政治伊斯兰模式,将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指明方向,摆脱受西方毒化、剥削与主宰的屈辱。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美国的多年交恶,使伊朗在外交、经济和文化上备受国际社会的孤立,被排斥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外。矛盾的另一面是:驻德黑兰的新华社记者何光海告诉我,今天,在伊朗与中国石油公司的合作中,伊方往往坚持要用欧美的技术和设备,为此,双方总是要扯很久的皮。

  雅斯格克哈尼教授60来岁。“我曾是伊斯兰革命的一分子。伊斯兰革命时,我支持霍梅尼。在我的英语课上,我让学生阅读反对巴列维的文章和霍梅尼的言论”。但他以一种复杂的心情,面色凝重地说:“两伊战争,我去做战地翻译。我目睹了苏联、以色列、美国及其盟友、整个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都在帮助伊拉克打伊朗,更多的国家则对伊拉克入侵伊朗保持沉默。那是一场国际战争,是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反对伊朗一国的战争。伊朗在国际上完全孤立。这让伊朗人明白,我们谁也无法依靠,除了我们自己”。哈塔米总统时代重新启动的伊朗核计划,承载着伊朗的独立大国梦想。无论是主张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温和务实改革派,还是强硬的保守派,在这一点上,都无异。

  在德黑兰,我们拜访了一位律师事务所的国际法律师,马赫穆德。他为很多想进入伊朗市场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公司做过咨询。他装潢豪华的办公室里,玻璃窗上装饰着波斯波利斯的人像画。他是一个精明的伊朗商人,抓了一把名片给我,说:“要有中国人向你询问伊朗的情况,就把我的名片给他”。

  他的时间在伦敦和德黑兰之间分配,在伦敦,他在英国大学里任教,并且也有一家法律咨询公司。但后来,他只保留了德黑兰这一家。他说:“在伊朗做生意,比在英国好赚钱,市场竞争没那么激烈,税收也远远低于伦敦”。

  他问我,有没有注意到德黑兰北部与南部的差异。当然。南部城区的中下阶层破旧平房,与北部靠山的花园里的深宅对比鲜明。我所住的德黑兰北部的NAFT(石油)区,全是独门独院的私家小楼,自家设计、风格各异。德黑兰北部的房价,可与纽约一比。富裕的伊朗人很多常年在欧美国家和德黑兰之间往返,他们有些人持有美国或欧洲国家护照,但还是更愿意生活在德黑兰。伊斯兰革命并未打断伊朗的私有制,富人的财富代代积累传承。

  在霍梅尼46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对很多事情的态度都时常变化,但有件事情他的立场一直很坚定:私有财产。他曾写道,伊斯兰“保护私有财产”,“从而能够反抗在本质上威胁着个人财产权的独裁者”。他说,真主赐予人类私有财产,因此,没有任何世俗权力有资格干涉私有财产。这也是为什么,富有巴扎商人集团和中产阶级,当年都是伊斯兰革命的支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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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

  但霍梅尼也把伊斯兰与社会公正等同起来。他曾赞颂受到压迫的、赤脚的和棚户区的穷人,谴责压迫者、富有者和贪婪的王室及其外国庇护人。这样,最高领袖的追随者,就分为两派。以“战斗教会”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激进保守派教士,更多的体恤和关注穷人。他们把另一派,温和的中间道路派教士,称为亲美派和资本主义教士。最高领袖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一直维持着两派之间的平衡。

  从拉夫桑贾尼总统时代到哈塔米总统时代,有一种务实的改革派观点声音清晰:美国事关伊朗的经济繁荣和能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不应影响商业关系。这个时候,伊朗与美国之间还存在共同利益:共同的敌人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也正因如此,曾随霍梅尼的法航专机来到伊朗,并在伊朗生活过20多年的《纽约时报》记者伊莱恩·希奥里诺曾判断:什叶派传统中的民主因素与伊朗正在进行的代议制政府的民主实验,以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中产阶级共和国,都决定了伊朗是穆斯林世界中,最具潜力的美国伙伴,而这一点,还未被美国所理解。

  两任伊朗总统都曾试图改善美伊关系。拉夫桑贾尼曾悄悄与美国的石油公司签订过数万亿美元的石油协议,但被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坚决地取消。克林顿当时采取的是“双重遏制”,同时遏制伊拉克和伊朗。哈塔米总统曾暗示,文化交流是打破美伊不信任的方式,但美国的注意力正被克林顿性丑闻所吸引,伊朗问题根本不排在白宫议程的前列。与此同时,伊朗的保守势力发起反攻:哈梅内伊身边的保守教士,反对改革的巴扎商人,以及经济实力雄厚的伊斯兰基金会。

  “伊朗社会与政治从来都是很多势力之间力量的较量”,马赫穆德告诉我。他向我赞叹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并说:“我看到你们的领导人在处理人民币汇率之类的很多问题上,精湛地维持着与美国的平衡关系”。作为商人,他说:“伊朗应该在美国与中国间寻求利益最大化。这样,我们在与你们中国石油公司的谈判中,就会有更多的筹码”。这也是我接触到的许多伊朗人共同的想法。马赫穆德随即又有些怅然地自我反驳道:“但我们不像你们中国那样大。我不知道,如果是伊朗,能不能像中国那样,保持与美国关系的平衡。我们伊朗人绝对不可能接受沙特那样的局面”。

  伊朗将如何定义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马赫穆德最后说:“伊朗不可预测。就像我们的领袖的命运一样,不可预测”。

  后记

  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以一场伊斯兰革命,把这个亲西方的、世俗化的、富裕的工业大国拉出了高速现代化进程。伊朗历史再次以它的即兴、意外和颠覆性,震惊世界。就像当年,群情激愤的民众刚高喊支持首相摩萨台的口号,将国王父亲的雕像推到在地,几天后,正颓丧流亡罗马的国王竟然就在民众的簇拥下光荣归来一样;也就像库姆的神学院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被摧毁、又神速崛起一样。

  与20世纪中期中东地区频频出现的政变不同的是,这是一场真实的革命,是一场从世俗化到伊斯兰的革命,与西方社会的政治逻辑和政治推论完全相悖。上世纪60到70年代兴起于中东各国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在伊朗实现了宗教力量的政治制度化。从阿尔及利亚到印尼,它激起的热情和巨大辐射力,使得著名的伊斯兰教研究专家伯纳德·刘易斯认为,“这场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同样重要”。

  如何解释这场革命,让无数历史学家着迷,却始终是个谜。但无争议的是,美国失去了海湾最重要的盟友。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格局骤然结束。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论述了伊斯兰文明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挑战。“9.11”恐怖袭击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把文明冲突的预言变为现实。伊朗与西方的对立,遂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

  伊朗在外交上所表现出的自负和强硬,有时显得超出了它应有的国际地位。但如果了解伊朗人观念中的世界,就不会再觉得他们不可理喻。没有哪国的人民像伊朗人那样,仍津津乐道2000多年前的祖先所建立的古老帝国。波斯波利斯的符号,频现于伊朗人的日常生活装饰和文学艺术作品中,与现实的时空发生着鲜活的关联。今天,伊朗人隆重庆祝的春节——诺鲁兹,就起源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

  研究伊朗的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克劳森在《永恒的伊朗》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伊朗的巅峰时期,伊朗统治者控制着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中亚大部分及高加索。现今的许多伊朗人仍认为,这些地区是大伊朗的影响范围”。“伊朗的小学在教授有关伊朗人渊源的历史时,不仅提及到巴库等城市,也提及到更北方的城市如俄罗斯南部的杰尔宾特。过去多个世纪里,伊朗的统治权一度西进至现在的伊拉克。西方世界指责伊朗干涉边界外的事务,而伊朗政府则坚称,这只不过是对其过往的领土施加影响力”。这种延续传承的对历史的怀念,对他们的大国心态和“伊朗例外”心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以“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开始他对希波战争的叙述。注意,当时是波斯侵略希腊。波斯人曾创造了与爱琴海文明相媲美的高度文明。希罗多德曾观察到,没有哪个国家像波斯一样乐于接受外国的风俗习惯,并把说谎视为最丢脸的事。但这种历史经验已与现实相去甚远。熟悉伊朗的人说,伊朗人说话,曲径通幽,有6、7层深意,还会有意掩饰,所以你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客套和夸奖对他们来说,哪怕是违心的,也是必要的礼节。与伊朗人聊历史,他们的叙述中充满了“欺骗”与“阴谋”的语汇,对外来势力多疑,并有强烈的抵触。

  历史学家埃尔顿·丹尼尔在他的《伊朗史》中写道:“作为个体和一个民族,伊朗人可能深刻地感觉到(说实话的)困难重重。除了在艰苦的环境之中谋生的困难,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剥削、凌辱,伊朗人几个世纪以来还频繁遭受着外来进攻和侵略。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身处敌对势力压迫下的感觉和摆脱敌人压迫的相应要求,社会生活因此而重构”。伊朗的历史,就在伊朗人捍卫领土、资源、认同与独立身份的探索与努力中展开。

  英国的伊朗裔历史学家霍玛·卡图兹安对伊朗历史的感悟,最让我触动。他说,伊朗历史永恒的东西,就是无常。“制造传统就像创造现代性一样容易,唯一不变的是统治者与他的刽子手,还有爱人脸上的那颗痣。国家与社会处于永恒的剑拔弩张中。每当国家瓦解之时,伊朗社会或者顺手推倒,或者袖手旁观,2500年来从来如此。1979年的革命,不是弱势群体的反叛,而是整个伊朗社会——它胜在:不是一半的人口反对它,而是一半的人口支持它。”

  离开伊朗之前,我再次体验到伟大的波斯辩证法。在德黑兰,做完最后一个采访,我们堵在车流中,一步挪不动。对德黑兰的拥堵交通心有余悸,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是否还能按时赶到机场。车南辕北辙,一路向北,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可以挪动的路,却只能被车流推着继续向北。我开始诅咒德黑兰的交通,心想,完了。但就在我咆哮完时,车做了个U转,向南,此后居然意外地一路畅通。我至今认为,这是关于伊朗最恰当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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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笑话:“过去,我们公开喝酒,私下里祈祷。现在,我们公开祈祷,私下里喝酒”。其实,颠倒乾坤的变革力量,都萌生于伊朗人家门背后那隐秘的私人世界。

   冷战时期公认的第一场危机,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伊朗。即使冷战结束,布热津斯基仍向美国警告道:“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反霸’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这一联盟的规模和范围同中苏集团曾经构成的挑战有相似之处。……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必须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巧妙地施展地缘战略手段。”

  2011年和2012年,我曾两度到伊朗采访,窥见过它神秘面纱下的一角。

  门内的世界

  黄薇的晚装店开在德黑兰帕斯达兰(Pasdaran,意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大街的商业中心。店面不大,服装都是她在中国的服装厂设计的。吊带、低胸、束腰、大裙摆的晚礼服,色彩艳丽,坠着亮晶晶的彩珠或金属片,此外还有短小齐腰的女士小西服和半截裙。

  黄薇翻开她的服装设计图,这些年,她摸索着伊朗人的趣味。“开始进的素雅的或纯色的晚装,根本卖不出去。伊朗人喜欢鲜艳的花纹,大轮廓、大线条的也不喜欢,就喜欢细碎的花纹和星星点点的装饰。包裙不好卖,波斯女孩髋部宽大,旗袍这样的裙子穿不进去,也不喜欢。”

  也许,只要看看他们华丽细密的波斯地毯和清真寺里色彩斑斓的细碎瓷砖,就能找到他们的审美基因。商店角落里扔着一个模特架,穿低胸无袖黄色晚礼服。黄薇说,这本是放在橱窗里的,但风化警察刚来过,说这件裙子不合规定,就暂时拿进来了。说“暂时”,是因为当下正值伊斯兰圣日阿舒拉节将至。风化警察说,“等过了这风头再摆出来”。对伊朗人来说,规则都是可商量变通的。

  这些服装瞬间颠覆了我对伊朗的最初印象:满街裹着头巾,把曲线深埋在一袭黑色长袍里的神秘女人。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法规定,女人着装,须遮头发,上衣过臀,下装不露腿,以免诱惑男人。男女之间,表面上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授受不亲。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酒吧、舞厅、俱乐部这些“导致腐败和堕落”的娱乐场所在伊朗被全面禁止,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把非宗教的音乐视为靡靡之音(虽然他的这个意见不是教令和法律)。在我的想象里,伊朗的夜晚,必定在严肃的寂静中早早入眠。

  这晚,晚装店里生意不错。一小会儿时间,一位带孩子的伊朗妈妈买了一套时装,一位波斯女孩买了件紧身的针织高领无袖小背心。年底,不是伊朗节庆或婚礼集中的时节,我们没赶上晚装销售的旺季。黄薇的伊朗丈夫六十多岁,已经退休,在店里帮她收钱。

  伊朗人付账很有意思。收钱的人经常客气地说,“这是送给你的礼物”,坚持不收钱,付账的人则硬要给钱,推让一番,才能交钱交货。可能只有东方人才不会误解这种有点繁文缛节的礼貌。听说过一个笑话,曾有美国人在伊朗买衣服,如此推来让去两个回合,他当了真,谢过,拿东西走人,十多分钟后,被警察逮住。当然是店家报的警。

  黄薇的晚装店向我透露着伊朗人生活的私人世界的秘密,这个世界与我所看到的公共空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后来,我在德黑兰街头看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精致时尚服装店,它们让我确信无疑:存在着另一个藏在门内的隐秘世界。黄薇是第一个为我推开这扇门的人。十多年前,她作为中国城建的地铁工程师来到德黑兰,此后再未离开——她嫁给伊朗人,热爱伊朗人,说波斯语,加入伊斯兰教,最终成为伊朗人。

  每周四晚上八九点钟,她打点好晚装店,回家收拾一番,伊朗的周末开始了。夜十点过,她和丈夫驱车,前往小姑在德黑兰郊区的别墅。小姑做时装高级定制,在德黑兰的富裕人群中很逢源,生意红火。此时的德黑兰,璀璨通明,临街商店的橱窗都为黑夜留着灯。行进在车流中,透过车窗,见不到成帮结队的男人或女人出去应酬或聚会。在伊朗男人身边的副驾驶座位上,几乎清一色的坐着他们的妻子,身后坐着孩子们。夜十点,这正是伊朗小家庭汇聚成大家庭,出行,在家里、公园、山腰和公路边野餐的时间。

  大约凌晨,他们到达小姑的别墅,家人基本都来了。花园里种满了玫瑰,这是伊朗最常见,也是伊朗人最喜爱的花。室内,小姑张罗着打牌;室外,孩子们荡秋千、捉迷藏,嬉戏追逐,大人们在草坪上铺开野餐的地毯和排场。煤气罐上随时煮着本地产的“果园”(Golestan)牌红茶或英国进口的艾哈迈德茶,每人面前放一个小巧带盖的小糖罐和一杯琥珀色的热腾腾的茶,先含几颗糖,再啜几口茶,还可以悠然地抽上一支水烟,闲聊就能毫不乏味地持续到深夜2、3点。

  喝茶是伊朗人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我的经历是,凡逢聚会,无论聚会大小长短,在城市还是农村,富裕还是贫穷,主人必然会上一圈茶,数次斟满。波斯帝国悠久的茶文化并未因为政权的变更而中断和改变,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人仍能以茶代酒,快乐似神仙。

  80多岁的婆婆要是也来了,黄薇是不敢脱下头巾的,免得老人家不高兴。她的婆婆很虔诚,平日总穿黑色长袍。按照伊斯兰教法,女人的头发不能让“外男人”看到,非直系亲属和丈夫以外的男人都是外男人。婆婆常会问她:“我给你的那两本《古兰经》你看了吗?”黄薇还弄不清楚这个侯赛因、那个伊玛姆是怎么回事,只能说,阅读起来有些困难。

  国王时代,巴列维推行全面西化和世俗化,这位老人根本不愿出门。要是必须出门,看到街上的女孩不戴头巾、穿着暴露,她时常回家掩面哭泣,哀叹世风日下。她当然是霍梅尼和伊斯兰革命的热忱拥护者。她的大女儿也很虔诚,头巾长袍形影相随,在学校教《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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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女性

  黄薇的丈夫却很怀旧。他早年留学英国,1979年,父亲叫他回来帮助打理家族生意,不久发生了革命,就再未回英国。他说话声音很轻,从容不迫,眼神总有些忧郁。黄薇陪我们去库姆那天,他很不情愿,并拿起剪刀,剪掉了黄薇随手抓起的公司便签纸右角的电话号码,说:“不要让那些毛拉(伊斯兰教士)找到我们”。

  有一天,我们一起在德黑兰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饭。他对我说,伊朗人不像过去那样开心了。我环顾四周,餐厅的氛围很热烈,女人们也打扮得格外漂亮,各种颜色花饰的头巾被她们戴成了漂亮的头饰,或恰到好处地露出烫染过的刘海,或垂落在盘起的发髻上。我问,难道现在他们不开心吗?他说:“这只是少有的开心的时候”。

  小姑的伯伯和他一样。伯伯在巴列维时代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却无法融入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社会,郁郁寡欢,终生未娶。黄薇家的人都记得,他曾整日沉默着坐在祖上传下的水晶灯店里,躲在角落里看书,他过着隐士的生活,写了几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后来穿着浴袍孤独地悄然死于家中,直到被建筑工人发现。

  私下里,他们不爱谈政治,相反,他们总是想与政治撇清关系。他们会聊小姑伯伯的遗产纠纷,会聊东家长西家短,会为某个亲戚家子女的订婚派对请柬没发到自己手里而斤斤计较。大部分时候,伊朗人安然置身于政治之外。伊斯兰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被占领的美国大使馆门口很快摆了卖煮鸡蛋的小摊,摊贩们喊的口号是:“打倒美国!吃个鸡蛋!”两伊战争的时候,南边打着仗,北边的德黑兰家庭照样关上门开派队,夜夜笙歌。

  但这并不代表,当需要做出政治选择的时候,伊朗人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实际上,黄薇家有着清晰的阵营划分。德黑兰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笑话:“过去,我们公开喝酒,私下里祈祷。现在,我们公开祈祷,私下里喝酒”。其实,颠倒乾坤的变革力量,都萌生于伊朗人家门背后那隐秘的私人世界。

  后来,在里海边的小城贝赫沙赫尔(位于马赞德兰省),我终于有幸看到了伊朗人穿晚礼服的样子。在新婚的穆吉塔巴家,妻子邀请我看他们刚刚举行的婚礼的录像,当然,是躲开屋里的所有男人看的。婚礼那天,她穿着洁白的婚纱,做了个漂亮的发型,并且把它展示了出来。不过,整个婚礼,男嘉宾与女嘉宾都待在各自的沙龙里,男嘉宾是看不到新娘的。女嘉宾这边,女人们一排排围坐,身着晚装的女人们走到前面的地毯上,随着波斯鼓的鼓点和节奏欢快的伊朗歌曲跳起舞来。

  每个伊朗人都是天生的歌者与舞者,她们的腰肢和手腕柔软灵活,除了肚皮舞鼎鼎有名,还很擅长那种有点像印度舞的舞蹈。在17世纪的波斯彩绘里,你常能看到弹奏塔尔(类似琵琶的波斯乐器)、吹奏笛子和唢呐、敲击波斯鼓的女子乐队。在伊朗的这些天,在任何一个伊朗人的车里和家里,我从未缺少伊朗音乐的陪伴,而任何一个伊朗人,只要音乐响起,身体就会情不自禁地舞动起来。

  虽然伊斯兰教法反对音乐与舞蹈,但波斯民族的天性却在门背后的世界里被保护得完好无损。他们每家每户都贴着霍梅尼与哈梅内伊的头像,但政治权力的触角并未像极权国家那样伸展和扼杀这些角落的生机。

  每当我在德黑兰拥堵的交通中感受伊朗人驾驶,我总暗暗捏一把汗,将自己的命运交由真主来裁决。所有人都加速行驶,所有人都毫不退缩,所有人都不断地变换车道,抓住每一个机会见缝插针,车与车擦肩而过,不给可能的紧急情况留任何余地。德黑兰的车祸死亡率居世界之首,它也许正是伊朗人性格的隐喻:奔放,即兴,无拘无束,变幻莫测。

  在贝赫沙赫尔,我们从村庄下山时遇上大雪,险些封山。与我们同行的一群伊朗人推着小面包车在积雪的山路上走了很远,才终于发动起来,一回到车里,立即歌声飞扬,众人拍手起舞庆祝。下到山脚,很多伊朗家庭已开车上来观雪,居然在冰天雪地里摆桌野餐、喝茶。车过之处,伊朗人无不以跳舞相迎,或扔来雪球表示友好,所有人都欢庆起来。我无法不被伊朗深深吸引。

  如何看待死亡,是终极的世界观。在里海边的村庄里,我们看到了成片的两伊战争烈士公墓。两伊战争时期,伊朗的战士们从教士举着的《古兰经》下穿过,佩戴着霍梅尼的相片和天堂的钥匙,战死沙场。他们认为自己是殉道者,为伊斯兰而战死,在天堂获得永生。他们很多都来自农村。直至今天,在伊朗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其成员仍主要来自贫困地区,主要是农村或城市平民。

  我问村里人,怎么看这些烈士。他们说:“我们热爱他们”。我们去拜访一位烈士家庭,父亲端出儿子的遗像,我看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骄傲的。那张充满稚气的脸,当年才17岁。1988年,在伊拉克的圣城卡尔巴拉,他所在的队伍与20辆伊拉克坦克相遇,最后成为碎片,连尸骨也没有。在他死后,老两口又有了几个子女。我还没来得及问老妈妈,她后不后悔让儿子去参战,她已说道:“我不后悔让他去参战。他就像黑暗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依稀觉得,这句话有点耳熟。

  年迈的老爸爸是巴斯基,每天都在村里的清真寺参加巴斯基的祷告和聚会。我走进那家安放在村舍里的简陋清真寺,墙上悬挂着村里烈士们的头像,簇拥在郁金香中。同时,还有伊玛目侯赛因·本·阿里的画像,一千多年前,他以伊斯兰的名义起义,反抗暴君统治,并在与叶吉德的军队交战中牺牲。当年参加两伊战争的伊朗战士们,都把自己想象成侯赛因那样的伟大殉道者。

  那天,下起了大雪,我们在村里的泥泞路上摔得七零八落。唯有修给烈士们的墓地,有着宽大的清真寺穹隆,是村里最像样的漂亮建筑。在这位烈士没有一件家具的家中,我们在地毯上席地而坐。20多年过去,两位老人每个月仍有500美金的烈士补助,来自由最高领袖直接掌管的伊斯兰教的慈善基金会,财力雄厚。虽然这笔钱对养育7个子女的家庭来说,杯水车薪。他们的7个子女,也都享受到了优先上大学的待遇。

  我问老父亲,如果伊朗和美国打起来,他会怎么做?他说:“我们全家男人都要上战场,为伊斯兰而战”。

  东方与西方

  如果不是雅斯格克哈尼教授与门卫的反复沟通,我们根本无法进入把守极为严密的德黑兰大学。在伊朗的政治生活中,德黑兰大学有着特殊的地位。每个礼拜五,伊朗的国家领导人都会在这里做星期五祷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是这里的常客。更为特殊的是,2010年,德黑兰大学的核物理教授、核能专家阿里-穆罕默迪,在德黑兰北部的住所附近,被捆绑在一辆摩托车上的遥控炸弹炸死。伊斯兰共和国的命运裹挟着德黑兰大学,深深地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中。

  我们踩着梧桐树的落叶,踏上法学院有些苍老的石梯,穿过狭长的走廊,找到雅斯格克哈尼教授的办公室。这位德黑兰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拎着公文包,驾着长长的风衣,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所领导的这个研究中心,在巴列维时代,曾是国王的外长们频繁造访的地方,那时候,美国和西方文明研究曾是重中之重。现在,情况当然巨变。

  教授领着我们去他引以为豪的资料室参观,指着一位在窗户边的阳光下读书的伊朗年轻人对我们说:“看,他在学习中文”。年轻人站起来,用普通话告诉我们:“我想去中国看看!”与伊朗外交同步,德黑兰大学的国际研究全面东转,俄罗斯、中日韩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也成为学者们的频繁访问地。

  波斯帝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自古以来既交汇东西方文化,又数次被外来文明所征服或侵犯。今天,伊朗人在每天3至5次的祈祷中,用的都是阿拉伯语,而不是波斯语。但波斯民族极有韧性,他们有很强的历史感和民族认同,怀揣帝国复兴的梦想。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曾在革命初期说过,伊斯兰的伊朗要走一条既非东方,又非西方的独特道路。

  32年前,美国卡特政府依照与霍梅尼在巴黎达成的秘约,说服伊朗军队不发动针对霍梅尼的政变,并将巴列维“像一只死耗子一样”扔出了伊朗。但霍梅尼并未领情。1979年,霍梅尼在库姆市发表演说,称“美国在伊朗的统治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他支持德黑兰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66名使馆人员的行为,并在国内掀起反美浪潮。借着这“第二次革命”,他清除了革命初期统一在伊斯兰大旗下的其他各派世俗革命力量,巩固了以保守的伊斯兰上层教士集团为核心的新生伊斯兰共和国。代价是:美国及其所领导的西方国家,对伊朗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制裁。

  在传统上西方势力渗透很深的中东地区,伊朗特立独行,以誓要自给自足的姿态,抵抗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大潮。在德黑兰的大街上,美国车绝迹,最多的品牌是法国标志与韩国现代。伊朗有自己的国产汽车品牌,比如Khodro和Sapia, 分别是与法国、韩国和德国合资生产的。欧洲政治家曾试图与美国外交政策保持距离,寻求与伊朗的商业合作。但最近几年来,随着伊朗核问题的升温和美国对伊朗越来越紧的制裁捆绑,欧洲国家在伊朗的商业空间正在压缩。像梅塞德斯奔驰这样的德国公司,出于对投资安全的考虑,正在减少对伊朗的投资。

  “美伊交恶所留下的外国势力真空,被亚洲所填补”,雅斯格克哈尼告诉我。每个伊朗人在和我们的交谈中,都会说这样一句话:“我们身上的东西,从头到脚,99%都是你们中国制造”。在很多场合,伊朗人都爱在吃饭的时候问我同样一个问题:“你们中国,是怎么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和就业问题的?”

  在贝赫沙赫尔,有几位穿着时尚的大学生与我们同行,他们学习工程专业。他们的长辈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把他们带到中国去吧!在这儿他们找不到工作”。但伊朗人对依附任何一国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有时,他们强烈的独立诉求甚至带着些自大的想象。曾参与德黑兰地铁建设的黄薇告诉我:“地铁站的落成典礼上,官方只字不提中国,而以自主建成了地铁为豪”。

  伊朗人对西方抱着复杂而矛盾的心情。现在年龄在60岁左右的伊朗人,都无法忘怀巴列维国王时代伊朗在物质上的辉煌。一位60多岁的中产阶级工程师告诉我:“那个时候,伊朗航空是世界上少有的几家拥有波音747的公司,那是我们的骄傲,而今天,伊航已经成了避之不及的危险象征。那个时候,伊朗的护照在上百个国家免签。年轻时,我曾驾着车,穿越格鲁吉亚、东欧直到奥地利和德国。而今天,在很多国家的海关,我总是成为人群中被唯一留下来再检查的人,因为我持的是伊朗护照”。

  1979年,也正是很多这样的城市中产阶级,坚定的支持霍梅尼。雅斯格克哈尼告诉我:“我们欣赏美国的科学技术文明,但拒绝西方文化。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或许有很多进步之处,但那是在美国的授意下所进行的以美国模式为样本的改革,它是以牺牲什叶传统为代价的改革”。伊朗人追求精神和文化的独立,并为此付出了另一种代价。

  民族的自豪感与历史的伤痛,在伊斯兰革命领袖那里,表达得极为强烈。他们曾认为,伊朗的政治伊斯兰模式,将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指明方向,摆脱受西方毒化、剥削与主宰的屈辱。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美国的多年交恶,使伊朗在外交、经济和文化上备受国际社会的孤立,被排斥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外。矛盾的另一面是:驻德黑兰的新华社记者何光海告诉我,今天,在伊朗与中国石油公司的合作中,伊方往往坚持要用欧美的技术和设备,为此,双方总是要扯很久的皮。

  雅斯格克哈尼教授60来岁。“我曾是伊斯兰革命的一分子。伊斯兰革命时,我支持霍梅尼。在我的英语课上,我让学生阅读反对巴列维的文章和霍梅尼的言论”。但他以一种复杂的心情,面色凝重地说:“两伊战争,我去做战地翻译。我目睹了苏联、以色列、美国及其盟友、整个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都在帮助伊拉克打伊朗,更多的国家则对伊拉克入侵伊朗保持沉默。那是一场国际战争,是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反对伊朗一国的战争。伊朗在国际上完全孤立。这让伊朗人明白,我们谁也无法依靠,除了我们自己”。哈塔米总统时代重新启动的伊朗核计划,承载着伊朗的独立大国梦想。无论是主张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温和务实改革派,还是强硬的保守派,在这一点上,都无异。

  在德黑兰,我们拜访了一位律师事务所的国际法律师,马赫穆德。他为很多想进入伊朗市场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公司做过咨询。他装潢豪华的办公室里,玻璃窗上装饰着波斯波利斯的人像画。他是一个精明的伊朗商人,抓了一把名片给我,说:“要有中国人向你询问伊朗的情况,就把我的名片给他”。

  他的时间在伦敦和德黑兰之间分配,在伦敦,他在英国大学里任教,并且也有一家法律咨询公司。但后来,他只保留了德黑兰这一家。他说:“在伊朗做生意,比在英国好赚钱,市场竞争没那么激烈,税收也远远低于伦敦”。

  他问我,有没有注意到德黑兰北部与南部的差异。当然。南部城区的中下阶层破旧平房,与北部靠山的花园里的深宅对比鲜明。我所住的德黑兰北部的NAFT(石油)区,全是独门独院的私家小楼,自家设计、风格各异。德黑兰北部的房价,可与纽约一比。富裕的伊朗人很多常年在欧美国家和德黑兰之间往返,他们有些人持有美国或欧洲国家护照,但还是更愿意生活在德黑兰。伊斯兰革命并未打断伊朗的私有制,富人的财富代代积累传承。

  在霍梅尼46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对很多事情的态度都时常变化,但有件事情他的立场一直很坚定:私有财产。他曾写道,伊斯兰“保护私有财产”,“从而能够反抗在本质上威胁着个人财产权的独裁者”。他说,真主赐予人类私有财产,因此,没有任何世俗权力有资格干涉私有财产。这也是为什么,富有巴扎商人集团和中产阶级,当年都是伊斯兰革命的支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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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

  但霍梅尼也把伊斯兰与社会公正等同起来。他曾赞颂受到压迫的、赤脚的和棚户区的穷人,谴责压迫者、富有者和贪婪的王室及其外国庇护人。这样,最高领袖的追随者,就分为两派。以“战斗教会”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激进保守派教士,更多的体恤和关注穷人。他们把另一派,温和的中间道路派教士,称为亲美派和资本主义教士。最高领袖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一直维持着两派之间的平衡。

  从拉夫桑贾尼总统时代到哈塔米总统时代,有一种务实的改革派观点声音清晰:美国事关伊朗的经济繁荣和能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不应影响商业关系。这个时候,伊朗与美国之间还存在共同利益:共同的敌人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也正因如此,曾随霍梅尼的法航专机来到伊朗,并在伊朗生活过20多年的《纽约时报》记者伊莱恩·希奥里诺曾判断:什叶派传统中的民主因素与伊朗正在进行的代议制政府的民主实验,以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中产阶级共和国,都决定了伊朗是穆斯林世界中,最具潜力的美国伙伴,而这一点,还未被美国所理解。

  两任伊朗总统都曾试图改善美伊关系。拉夫桑贾尼曾悄悄与美国的石油公司签订过数万亿美元的石油协议,但被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坚决地取消。克林顿当时采取的是“双重遏制”,同时遏制伊拉克和伊朗。哈塔米总统曾暗示,文化交流是打破美伊不信任的方式,但美国的注意力正被克林顿性丑闻所吸引,伊朗问题根本不排在白宫议程的前列。与此同时,伊朗的保守势力发起反攻:哈梅内伊身边的保守教士,反对改革的巴扎商人,以及经济实力雄厚的伊斯兰基金会。

  “伊朗社会与政治从来都是很多势力之间力量的较量”,马赫穆德告诉我。他向我赞叹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并说:“我看到你们的领导人在处理人民币汇率之类的很多问题上,精湛地维持着与美国的平衡关系”。作为商人,他说:“伊朗应该在美国与中国间寻求利益最大化。这样,我们在与你们中国石油公司的谈判中,就会有更多的筹码”。这也是我接触到的许多伊朗人共同的想法。马赫穆德随即又有些怅然地自我反驳道:“但我们不像你们中国那样大。我不知道,如果是伊朗,能不能像中国那样,保持与美国关系的平衡。我们伊朗人绝对不可能接受沙特那样的局面”。

  伊朗将如何定义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马赫穆德最后说:“伊朗不可预测。就像我们的领袖的命运一样,不可预测”。

  后记

  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以一场伊斯兰革命,把这个亲西方的、世俗化的、富裕的工业大国拉出了高速现代化进程。伊朗历史再次以它的即兴、意外和颠覆性,震惊世界。就像当年,群情激愤的民众刚高喊支持首相摩萨台的口号,将国王父亲的雕像推到在地,几天后,正颓丧流亡罗马的国王竟然就在民众的簇拥下光荣归来一样;也就像库姆的神学院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被摧毁、又神速崛起一样。

  与20世纪中期中东地区频频出现的政变不同的是,这是一场真实的革命,是一场从世俗化到伊斯兰的革命,与西方社会的政治逻辑和政治推论完全相悖。上世纪60到70年代兴起于中东各国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在伊朗实现了宗教力量的政治制度化。从阿尔及利亚到印尼,它激起的热情和巨大辐射力,使得著名的伊斯兰教研究专家伯纳德·刘易斯认为,“这场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同样重要”。

  如何解释这场革命,让无数历史学家着迷,却始终是个谜。但无争议的是,美国失去了海湾最重要的盟友。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格局骤然结束。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论述了伊斯兰文明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挑战。“9.11”恐怖袭击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把文明冲突的预言变为现实。伊朗与西方的对立,遂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

  伊朗在外交上所表现出的自负和强硬,有时显得超出了它应有的国际地位。但如果了解伊朗人观念中的世界,就不会再觉得他们不可理喻。没有哪国的人民像伊朗人那样,仍津津乐道2000多年前的祖先所建立的古老帝国。波斯波利斯的符号,频现于伊朗人的日常生活装饰和文学艺术作品中,与现实的时空发生着鲜活的关联。今天,伊朗人隆重庆祝的春节——诺鲁兹,就起源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

  研究伊朗的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克劳森在《永恒的伊朗》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伊朗的巅峰时期,伊朗统治者控制着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中亚大部分及高加索。现今的许多伊朗人仍认为,这些地区是大伊朗的影响范围”。“伊朗的小学在教授有关伊朗人渊源的历史时,不仅提及到巴库等城市,也提及到更北方的城市如俄罗斯南部的杰尔宾特。过去多个世纪里,伊朗的统治权一度西进至现在的伊拉克。西方世界指责伊朗干涉边界外的事务,而伊朗政府则坚称,这只不过是对其过往的领土施加影响力”。这种延续传承的对历史的怀念,对他们的大国心态和“伊朗例外”心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以“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开始他对希波战争的叙述。注意,当时是波斯侵略希腊。波斯人曾创造了与爱琴海文明相媲美的高度文明。希罗多德曾观察到,没有哪个国家像波斯一样乐于接受外国的风俗习惯,并把说谎视为最丢脸的事。但这种历史经验已与现实相去甚远。熟悉伊朗的人说,伊朗人说话,曲径通幽,有6、7层深意,还会有意掩饰,所以你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客套和夸奖对他们来说,哪怕是违心的,也是必要的礼节。与伊朗人聊历史,他们的叙述中充满了“欺骗”与“阴谋”的语汇,对外来势力多疑,并有强烈的抵触。

  历史学家埃尔顿·丹尼尔在他的《伊朗史》中写道:“作为个体和一个民族,伊朗人可能深刻地感觉到(说实话的)困难重重。除了在艰苦的环境之中谋生的困难,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剥削、凌辱,伊朗人几个世纪以来还频繁遭受着外来进攻和侵略。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身处敌对势力压迫下的感觉和摆脱敌人压迫的相应要求,社会生活因此而重构”。伊朗的历史,就在伊朗人捍卫领土、资源、认同与独立身份的探索与努力中展开。

  英国的伊朗裔历史学家霍玛·卡图兹安对伊朗历史的感悟,最让我触动。他说,伊朗历史永恒的东西,就是无常。“制造传统就像创造现代性一样容易,唯一不变的是统治者与他的刽子手,还有爱人脸上的那颗痣。国家与社会处于永恒的剑拔弩张中。每当国家瓦解之时,伊朗社会或者顺手推倒,或者袖手旁观,2500年来从来如此。1979年的革命,不是弱势群体的反叛,而是整个伊朗社会——它胜在:不是一半的人口反对它,而是一半的人口支持它。”

  离开伊朗之前,我再次体验到伟大的波斯辩证法。在德黑兰,做完最后一个采访,我们堵在车流中,一步挪不动。对德黑兰的拥堵交通心有余悸,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是否还能按时赶到机场。车南辕北辙,一路向北,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可以挪动的路,却只能被车流推着继续向北。我开始诅咒德黑兰的交通,心想,完了。但就在我咆哮完时,车做了个U转,向南,此后居然意外地一路畅通。我至今认为,这是关于伊朗最恰当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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