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一些现象，总是具有预警性象征意味：1982年，执掌苏联最高权柄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在任上逝世，莫斯科红场举行了隆重的国葬;1984年，接任仅一年多的安德罗波夫又死于任上，红场再次响起哀乐;1985年，又是仅仅隔了一年多，接任的契尔年科再次死于任上。短短不到三年时间里，《葬礼进行曲》缭绕莫斯科，红场成为检阅丧葬队伍的地方。当年克里姆林宫的大管家瓦·博尔金用了一个词：“发达社会主义的丧葬期”。

　　1991年12月21日，随着阿拉木图宣言的签署，在克里姆林宫穹顶飘扬了74年的红旗降落了。6年来的“枯木朽枝齐努力”，仍未能改变“无边落木萧萧下”。

　　20年来，反思苏联解体的各类著述汗牛充栋。比较是最好的鉴别。在众说纷纭的语境下，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雷日科夫的诸种言论作一番比照，或许能成为我们的另一部《资治通鉴》。

　　雷日科夫：保守派的求稳怕乱

　　雷日科夫可以称得上是苏共党内凤毛麟角的懂经济的人，也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倚重的左膀右臂。

　　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一书中，对戈尔巴乔夫当年的改革作了这样的评判：“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行为，在好多地方都使人想起赫鲁晓夫统治时代：许多事情有始无终，没有改革的战略路线，搞得匆匆忙忙，缺少深思熟虑，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即兴而为的产物。”他还说：“所谓的民主变革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什么，特别是千百万人民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毫不奇怪，许多人都在越来越经常地问自己：难道真需要这场改革吗?难道它真是历史的必须和必然吗?”

雷日科夫

　　雷日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阐述政府立场：“我国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为强制向市场过渡做好准备。因此我们主张慎重的做法……”

　　外国记者提问：“近来政府常常受到批评，甚至要求它下台。您看来并不像一个赖在位子上不肯辞职，只知道追逐官位和前程的人。那么是什么迫使您要如此执著地推行自己的路线呢?”

　　雷日科夫答：“问题在于政府的路线使有些人感到不满意，这条路线之所以强硬，是由于它牵涉到我们的国家是否能继续存在，国民经济中是否会出现混乱……作为一届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它没有权力跟在那些想把一切都打得落花流水，根本不计后果的人后面跑。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人民如何能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向市场的过渡。”

　　雷日科夫的求稳怕乱思想，被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保守政府”。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明白，由于我国历史情况十分复杂，在实施这些变化时要多加小心，权衡利弊，以免国家航船颠覆……”雷日科夫认为自己开出的是根治苏联社会的最好药方。

　　20年后，雷日科夫还表达了自己对当年选择的无怨无悔：“今天，当我回过头来分析往事的时候，我毫不动摇地得出了结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被人称作保守分子，但我们都是正常的、思维健康的人，我们关心事业，关心人民，关心国家。”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右臂”雷日科夫所持的观点和采取的立场，他构成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施压的一极力量。

　　叶利钦：自称先锋队的党为何总落后于社会?

　　戈尔巴乔夫可说是发现和重用叶利钦的“伯乐”。雷日科夫在自己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

　　他请我马上过去……正在讨论谁可成为格里申的继任……“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战斗性的同志到那边去。我跟叶戈尔·库兹米奇的意见，这个人应该是叶利钦。你了解他，你的意见呢?”

　　“是的，我了解叶利钦，而且认为他完全不适合这个角色……放在这里的领导人应该有智慧，善于机变，应该是知识分子型的。叶利钦却是另一种特质的人：虽说他是搞建筑出身，但究其本性而言却是个破坏者。你们准会看到，他会把整个林子都毁了!他手里可不能掌大权。”

　　最终，戈尔巴乔夫还是力排众议把叶利钦提拔到了重要岗位。也许真让雷日科夫“不幸言中”，叶利钦进得苏联这座大厦，似乎不是烧香而是拆庙的。

　　下面是叶利钦言论的一些摘录：

　　西德《法兰克福汇报》1990年4月20日刊登了采访叶利钦的文章：《叶利钦先生，为什么改革有失败的危险?》叶利钦在回答该报记者问时说：“今年将决定改革是生存下去呢，还是咽气。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只用‘改革更新’这类华丽、新颖的辞藻来进行搪塞已经行不通了，需要具体的行动，需要迈出新的前进的步伐。而戈尔巴乔夫却不想迈出这样的步伐，并且，更有甚者，他没有勇气去碰党内的官僚机构这个我国最神圣的东西。”

　　苏共二十八大前，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还抱有希望。1990年，在回答记者问“现在是否有人能取代戈尔巴乔夫”时，叶利钦回答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在现行制度下，需要一个有点不同于戈尔巴乔夫的人。如果他在人民和官僚机构之间的选择中决定依靠人民并且在自己的立场上向左移动——那么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有这个人。总之，我们的立场同戈尔巴乔夫远不是在各方面都有分歧，最近一次全会再次证明这一点。我想，我们在实现改革最终目标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

　　当记者问“为何投票反对苏共中央纲领”时，叶利钦强调说：“我有理由投票反对……这就是我长期等待的时机，这种机会就要到来，戈尔巴乔夫会向左、向中间派哪怕是迈出半步。而中派同左派的接近，恰恰能产生进行根本改革的那种力量。”叶利钦表示，他准备同戈尔巴乔夫合作，但戈得站在他左边，而不是右边。

　　1990年，叶利钦在接受《莫斯科新闻》总编的采访时说：“保守势力的反抗在日益增强。保守分子仍旧抱着马列主义教条式的观点，把希望寄托在强权纪律上。这甚至连信仰都不是，而只是一种幻想。一切都与形势和人们的情绪相背离。”“党在丧失了起初的主动权以后，开始落后于群众的情绪，落后于社会蓬勃发展的进程。遗憾的是，我们的党没有勇气在自己的家中开展根本改革。对党、对领导和对改革的信心正在下降。这将引起其他一切不良进程，如果党在近期不能进行彻底革新，那将会促使许多人脱离苏共。”

　　历史的进程让叶利钦“不幸言中”：1990年这一年，苏共退党的人几乎达到250万。4月全会的辩论对社会公开后，速度又加快了。截至1991年7月1日，苏共计有党员1500万人——一年半的时间，退党的和被开除出党的党员有400万，占党员总数的22%。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退出苏共的党员中有一多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表示不愿意与不值得尊敬的人为伍，他们直接点明党的上级任命的干部就是这样的人。

　　叶利钦说：“为什么党的改革延误了5年?自称是先锋队的党老是落后于社会，而社会老是走在苏共的前面。”连戈尔巴乔夫也发出这样的感叹：“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

　　1990年6月26日，叶利钦举行记者招待会谈苏共内部形势，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苏共二十八大是苏共根本革新的“最后机会”，如果苏共进行革新，那么他就留在苏共的队伍中，否则，他打算“停止自己的苏共党籍”或者“采取其他措施”。苏共二十八大成为决定一个政党生死存亡的分水岭。

　　1990年7月6日，叶利钦在苏共二十八大全体会议上发言：

　　现在的问题极为尖锐，苏共有没有力量进行彻底改革?是否能利用代表大会给予的最后一次机会?行，还是不行……

　　苏共二十八大的举棋不定，葬送了一个政党最后一次“枯木逢春”的机会。1990年7月12日，叶利钦宣布退出苏共。

　　雷日科夫却这样理解这种现象：“党由于盲从，或者支持、放纵自己的最高领导，毁掉了它最积极的那部分成员……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叛卖，党终于垮台了。”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左膀”叶利钦所持的观点和立场，他构成了对改革政策施压的另一极力量。

　　戈尔巴乔夫：既不倾向右，也不倾向左

　　大管家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对他昔日的上司作了这样的描绘：

　　善于兜圈子的戈尔巴乔夫确实经常是向前走两步，向旁边走三步，又后退一步，这使人感到沮丧。他有一个习惯：面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派，他说要为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奋斗，任何时候都不会背离这条道路;而面对市场派，他又说只有像奥地利和瑞典那样发展市场关系、民主和自由才能成功。总Z书记观点的“多元化”使人们不知所措，对未来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两派人士都怀疑他的诚意。

　　叶利钦说：“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指望他能明白不求彻底的政策和踏步不前的做法是多么的荒谬。既要迁就那些死背教条的官僚，又要满足人民的要求，这是做不到的。不管如何，一个人毕竟不能同时脚踏两只船。”

　　当来自叶利钦的“左膀”和来自雷日科夫的“右臂”两极撕扯，戈尔巴乔夫瞻前顾后左右为难，既没有壮士断臂的胆魄和勇气，也掌握不了政治斗争中的平衡术。在《真相与自白》一书中，对他自己的“左右为难”有这样的坦言：

　　这时候，社会就像是一口蒸汽锅炉。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党自己给已逐步把社会的其他阶层全都卷了进来的变革过程定调子;要么保留原来的体制，不作任何变动，任其存在下去。到那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强力大爆发。

　　读者可能提出疑问：您刚刚说过，早在1984年就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那为什么却将其搁置一旁，仍然去搞老的一套呢?问题在于，前任给新的领导遗留下来的令人极为担心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应急的措施。当时我们觉得：暂且先做做整顿工作，用老办法对付一阵子，然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深入的改革。很可能，这样做是错误的，结果浪费了时间。

　　戈尔巴乔夫坦承自己赞成“中庸之道”：

　　在当时，1991年的冬季，我已经表明自己既不倾向右，也不倾向左，而恰恰相反，我采取的是中间立场，并且尽量使维护全国秩序的国家机关不要受右的和左的极端主义分子的影响，成为他们小集团利益的工具。

　　……我们不能再搞红白对抗、黑蓝对抗了。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我们应该在政治多元化的框架内，面对着人民，比照诸多纲领，寻求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答案，把国家推向前进。

　　戈尔巴乔夫还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Z书记，当时，我还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又是总统，我认为不用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行暴力的方法，而是通过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至少也要采用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三套车”三个方向，结果是原地打转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雷日科夫，当年苏联改革的“三套车”，也许都是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思想观点，为陷入困境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起死回生开出自己的药方。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他们每个人的努力都在抵消着另一个人的努力。于是，苏维埃这架超级战车就在泥泞和血泊之中，寸步难行，原地打转，终至解体散架。

　　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的那篇著名寓言《天鹅、梭鱼和大虾》。故事讲的是一辆大车陷入泥泞，一个天鹅、一条梭鱼和一只大虾，都想把这辆车拉出泥泞继续前行。然而由于各自的天性和所处位置，天鹅想往云里飞，大虾一个劲儿地向后退，梭鱼则想拖到水里去。它们个个殚精竭虑使尽浑身气力，然而那辆大车始终没能从泥泞里前行半步。

　　寓言的蕴涵是超越时空的。这可能也是对苏联解体最精彩、最深刻的描绘。

 　　历史上有一些现象，总是具有预警性象征意味：1982年，执掌苏联最高权柄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在任上逝世，莫斯科红场举行了隆重的国葬;1984年，接任仅一年多的安德罗波夫又死于任上，红场再次响起哀乐;1985年，又是仅仅隔了一年多，接任的契尔年科再次死于任上。短短不到三年时间里，《葬礼进行曲》缭绕莫斯科，红场成为检阅丧葬队伍的地方。当年克里姆林宫的大管家瓦·博尔金用了一个词：“发达社会主义的丧葬期”。

　　1991年12月21日，随着阿拉木图宣言的签署，在克里姆林宫穹顶飘扬了74年的红旗降落了。6年来的“枯木朽枝齐努力”，仍未能改变“无边落木萧萧下”。

　　20年来，反思苏联解体的各类著述汗牛充栋。比较是最好的鉴别。在众说纷纭的语境下，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雷日科夫的诸种言论作一番比照，或许能成为我们的另一部《资治通鉴》。

　　雷日科夫：保守派的求稳怕乱

　　雷日科夫可以称得上是苏共党内凤毛麟角的懂经济的人，也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倚重的左膀右臂。

　　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一书中，对戈尔巴乔夫当年的改革作了这样的评判：“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行为，在好多地方都使人想起赫鲁晓夫统治时代：许多事情有始无终，没有改革的战略路线，搞得匆匆忙忙，缺少深思熟虑，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即兴而为的产物。”他还说：“所谓的民主变革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什么，特别是千百万人民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毫不奇怪，许多人都在越来越经常地问自己：难道真需要这场改革吗?难道它真是历史的必须和必然吗?”

雷日科夫

　　雷日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阐述政府立场：“我国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为强制向市场过渡做好准备。因此我们主张慎重的做法……”

　　外国记者提问：“近来政府常常受到批评，甚至要求它下台。您看来并不像一个赖在位子上不肯辞职，只知道追逐官位和前程的人。那么是什么迫使您要如此执著地推行自己的路线呢?”

　　雷日科夫答：“问题在于政府的路线使有些人感到不满意，这条路线之所以强硬，是由于它牵涉到我们的国家是否能继续存在，国民经济中是否会出现混乱……作为一届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它没有权力跟在那些想把一切都打得落花流水，根本不计后果的人后面跑。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人民如何能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向市场的过渡。”

　　雷日科夫的求稳怕乱思想，被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保守政府”。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明白，由于我国历史情况十分复杂，在实施这些变化时要多加小心，权衡利弊，以免国家航船颠覆……”雷日科夫认为自己开出的是根治苏联社会的最好药方。

　　20年后，雷日科夫还表达了自己对当年选择的无怨无悔：“今天，当我回过头来分析往事的时候，我毫不动摇地得出了结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被人称作保守分子，但我们都是正常的、思维健康的人，我们关心事业，关心人民，关心国家。”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右臂”雷日科夫所持的观点和采取的立场，他构成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施压的一极力量。

　　叶利钦：自称先锋队的党为何总落后于社会?

　　戈尔巴乔夫可说是发现和重用叶利钦的“伯乐”。雷日科夫在自己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

　　他请我马上过去……正在讨论谁可成为格里申的继任……“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战斗性的同志到那边去。我跟叶戈尔·库兹米奇的意见，这个人应该是叶利钦。你了解他，你的意见呢?”

　　“是的，我了解叶利钦，而且认为他完全不适合这个角色……放在这里的领导人应该有智慧，善于机变，应该是知识分子型的。叶利钦却是另一种特质的人：虽说他是搞建筑出身，但究其本性而言却是个破坏者。你们准会看到，他会把整个林子都毁了!他手里可不能掌大权。”

　　最终，戈尔巴乔夫还是力排众议把叶利钦提拔到了重要岗位。也许真让雷日科夫“不幸言中”，叶利钦进得苏联这座大厦，似乎不是烧香而是拆庙的。

　　下面是叶利钦言论的一些摘录：

　　西德《法兰克福汇报》1990年4月20日刊登了采访叶利钦的文章：《叶利钦先生，为什么改革有失败的危险?》叶利钦在回答该报记者问时说：“今年将决定改革是生存下去呢，还是咽气。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只用‘改革更新’这类华丽、新颖的辞藻来进行搪塞已经行不通了，需要具体的行动，需要迈出新的前进的步伐。而戈尔巴乔夫却不想迈出这样的步伐，并且，更有甚者，他没有勇气去碰党内的官僚机构这个我国最神圣的东西。”

　　苏共二十八大前，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还抱有希望。1990年，在回答记者问“现在是否有人能取代戈尔巴乔夫”时，叶利钦回答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在现行制度下，需要一个有点不同于戈尔巴乔夫的人。如果他在人民和官僚机构之间的选择中决定依靠人民并且在自己的立场上向左移动——那么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有这个人。总之，我们的立场同戈尔巴乔夫远不是在各方面都有分歧，最近一次全会再次证明这一点。我想，我们在实现改革最终目标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

　　当记者问“为何投票反对苏共中央纲领”时，叶利钦强调说：“我有理由投票反对……这就是我长期等待的时机，这种机会就要到来，戈尔巴乔夫会向左、向中间派哪怕是迈出半步。而中派同左派的接近，恰恰能产生进行根本改革的那种力量。”叶利钦表示，他准备同戈尔巴乔夫合作，但戈得站在他左边，而不是右边。

　　1990年，叶利钦在接受《莫斯科新闻》总编的采访时说：“保守势力的反抗在日益增强。保守分子仍旧抱着马列主义教条式的观点，把希望寄托在强权纪律上。这甚至连信仰都不是，而只是一种幻想。一切都与形势和人们的情绪相背离。”“党在丧失了起初的主动权以后，开始落后于群众的情绪，落后于社会蓬勃发展的进程。遗憾的是，我们的党没有勇气在自己的家中开展根本改革。对党、对领导和对改革的信心正在下降。这将引起其他一切不良进程，如果党在近期不能进行彻底革新，那将会促使许多人脱离苏共。”

　　历史的进程让叶利钦“不幸言中”：1990年这一年，苏共退党的人几乎达到250万。4月全会的辩论对社会公开后，速度又加快了。截至1991年7月1日，苏共计有党员1500万人——一年半的时间，退党的和被开除出党的党员有400万，占党员总数的22%。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退出苏共的党员中有一多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表示不愿意与不值得尊敬的人为伍，他们直接点明党的上级任命的干部就是这样的人。

　　叶利钦说：“为什么党的改革延误了5年?自称是先锋队的党老是落后于社会，而社会老是走在苏共的前面。”连戈尔巴乔夫也发出这样的感叹：“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

　　1990年6月26日，叶利钦举行记者招待会谈苏共内部形势，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苏共二十八大是苏共根本革新的“最后机会”，如果苏共进行革新，那么他就留在苏共的队伍中，否则，他打算“停止自己的苏共党籍”或者“采取其他措施”。苏共二十八大成为决定一个政党生死存亡的分水岭。

　　1990年7月6日，叶利钦在苏共二十八大全体会议上发言：

　　现在的问题极为尖锐，苏共有没有力量进行彻底改革?是否能利用代表大会给予的最后一次机会?行，还是不行……

　　苏共二十八大的举棋不定，葬送了一个政党最后一次“枯木逢春”的机会。1990年7月12日，叶利钦宣布退出苏共。

　　雷日科夫却这样理解这种现象：“党由于盲从，或者支持、放纵自己的最高领导，毁掉了它最积极的那部分成员……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叛卖，党终于垮台了。”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左膀”叶利钦所持的观点和立场，他构成了对改革政策施压的另一极力量。

　　戈尔巴乔夫：既不倾向右，也不倾向左

　　大管家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对他昔日的上司作了这样的描绘：

　　善于兜圈子的戈尔巴乔夫确实经常是向前走两步，向旁边走三步，又后退一步，这使人感到沮丧。他有一个习惯：面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派，他说要为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奋斗，任何时候都不会背离这条道路;而面对市场派，他又说只有像奥地利和瑞典那样发展市场关系、民主和自由才能成功。总Z书记观点的“多元化”使人们不知所措，对未来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两派人士都怀疑他的诚意。

　　叶利钦说：“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指望他能明白不求彻底的政策和踏步不前的做法是多么的荒谬。既要迁就那些死背教条的官僚，又要满足人民的要求，这是做不到的。不管如何，一个人毕竟不能同时脚踏两只船。”

　　当来自叶利钦的“左膀”和来自雷日科夫的“右臂”两极撕扯，戈尔巴乔夫瞻前顾后左右为难，既没有壮士断臂的胆魄和勇气，也掌握不了政治斗争中的平衡术。在《真相与自白》一书中，对他自己的“左右为难”有这样的坦言：

　　这时候，社会就像是一口蒸汽锅炉。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党自己给已逐步把社会的其他阶层全都卷了进来的变革过程定调子;要么保留原来的体制，不作任何变动，任其存在下去。到那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强力大爆发。

　　读者可能提出疑问：您刚刚说过，早在1984年就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那为什么却将其搁置一旁，仍然去搞老的一套呢?问题在于，前任给新的领导遗留下来的令人极为担心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应急的措施。当时我们觉得：暂且先做做整顿工作，用老办法对付一阵子，然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深入的改革。很可能，这样做是错误的，结果浪费了时间。

　　戈尔巴乔夫坦承自己赞成“中庸之道”：

　　在当时，1991年的冬季，我已经表明自己既不倾向右，也不倾向左，而恰恰相反，我采取的是中间立场，并且尽量使维护全国秩序的国家机关不要受右的和左的极端主义分子的影响，成为他们小集团利益的工具。

　　……我们不能再搞红白对抗、黑蓝对抗了。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我们应该在政治多元化的框架内，面对着人民，比照诸多纲领，寻求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答案，把国家推向前进。

　　戈尔巴乔夫还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Z书记，当时，我还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又是总统，我认为不用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行暴力的方法，而是通过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至少也要采用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三套车”三个方向，结果是原地打转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雷日科夫，当年苏联改革的“三套车”，也许都是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思想观点，为陷入困境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起死回生开出自己的药方。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他们每个人的努力都在抵消着另一个人的努力。于是，苏维埃这架超级战车就在泥泞和血泊之中，寸步难行，原地打转，终至解体散架。

　　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的那篇著名寓言《天鹅、梭鱼和大虾》。故事讲的是一辆大车陷入泥泞，一个天鹅、一条梭鱼和一只大虾，都想把这辆车拉出泥泞继续前行。然而由于各自的天性和所处位置，天鹅想往云里飞，大虾一个劲儿地向后退，梭鱼则想拖到水里去。它们个个殚精竭虑使尽浑身气力，然而那辆大车始终没能从泥泞里前行半步。

　　寓言的蕴涵是超越时空的。这可能也是对苏联解体最精彩、最深刻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