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去过两次柏林，每次时间都很短，但是，每次都去了柏林的“焚书广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德国得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是由一个叫做“纳粹”的病菌引起的。因为这个病，原本非常理性的德国人似乎都疯狂起来。

　　1933年，柏林焚书

　　今年五月，我在这个广·场的一块铭牌前伫立很久。这块铭牌上是一段名言，大意是当烧书开始的时候，离烧人就不远了。

　　德国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东方，秦始皇也有“焚书坑儒”的恶行。

　　柏林市中心有一座“宪兵广场”，柏林市中心的宪兵广场，名字出于“保卫宪法的士兵”，这个广场又叫做“宪兵御林广场”。在离宪兵广场不远处，有一个贝伯尔广场，在洪堡大学的图书馆大楼前，就在这个广场上发生过一次焚书事件，那是在纳粹上台时的1933年。

　　关于这次焚书，美国记者伯查尔有如下报道，我把原文登录在这里，是为了提醒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

　　“今晚，在绝大多数德国大学城里，那些激情昂扬的学生激进分子们正举行焚书仪式，烧毁那些体现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学书籍，小册子，函件和记录。伴随着这一行动的是火把游行，军乐和大喊大叫的爱国演讲——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英格兰福克斯节(每年11月5日)。

　　在德国，有大约30所大学，起码每州一个。每所大学都应点燃自己的大火，但在科隆、海德堡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焚书仪式被推迟到下个星期举行。

　　各地举行的焚书仪式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主要是程度上的差异。柏林的活动自然是规模最大的，而且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多多少少地反映了德国其他地方的情况。大约有4万人聚集在歌剧院和柏林大学之间的广场上，站在蒙蒙细雨中观看所发生的事件。也许还有4万多人站在5英里长的大街两旁，注视着那些手持火把的学生护送满载将要烧毁的书刊、小册子的汽车通过。这些装书的卡车是借来的，小汽车是私人的。但这一切对一般的旁观者来说显得异常的幼稚可笑。

　　5千名男女学生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学生团体，每个团体全戴着颜色不同的帽子，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和蓝色的。此外，游行队伍里还有一队选出来的纳粹敢死队军官。他们戴着长毛绒宽顶无沿圆帽，腿着马裤，上身穿着紧身短衣，脚蹬带着铁钉的高筒皮靴。学生和军官们扛着旗帜，唱着纳粹歌和校园歌来到了广场，此时已是子夜时间。

　　广场上，在一段用厚厚的沙子围起来的花岗岩人行道上，人们用圆木头交叉堆起了一个长宽12英尺，高5英尺的柴垛。在游行队伍还没有到来之前，一支纳粹乐队一直起劲地吹着。游行的先头队伍终于来到了。它经过柴垛，在预先定好的一大块地方聚集起来。

　　当游行者路过柴堆时，他们将手中点燃的火把一个一个地扔向那里，直到整个柴垛全部起火。接着开始焚烧书籍。装书籍的汽车就停在不远处，每组学生都要抱下一堆书扔到火里。一股气流卷起了火堆中的灰烬，洋洋洒洒地飘向远方。开始时，每当一些书被扔进火里，人们还都欢呼一番。不一会，人们就厌倦了。

　　接着，身穿纳粹军服的学生领袖古特亚发表讲话。他说，他和他的同学来到这里是为了烧毁那些可能瓦解民族运动的“非德意志”的书和文件。他们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高兴，并相信从今以后，德国文学一定会纯洁起来。这是一通孩子般的讲话，受到了学生们孩子气的热情欢迎。围观的人群似乎有点失望。为了煽起热情，当一批又一批的书被扔进火里时，一个学生鼓动者开始点书的作者名字：“西格蒙德·佛罗伊德——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历史上的伟人。”人群欢呼着。“埃米尔·路德维希——进行文学欺骗和背叛德国!”更高的欢呼声!接着是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罪名是“贬低德国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爱国理想”;已故的卢森堡《日报》戏剧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克尔被谴责为“不诚实的文学投机者”;《日报》的原编辑西奥多·澳尔夫和《沃思日报》原编辑乔治·伯恩哈特——罪名是反对德国。对后面这几个人，人们只能烧掉他们各自的一些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

　　一切就这样进行着，直到纳粹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在人们的纳粹礼和身穿军装的保镖们的簇拥下出现为止。这是今晚吸引人的一幕。戈培尔走上装饰着+字的小讲台，开始讲话。”

　　从纳粹的焚书，很容易想到秦始皇的焚书，看来，专制常常是从毁灭文化开始的。

　　2001年建立的纳粹焚书警世铜牌。铜牌中间文字大意是：“1933年5月10日，在这个广场的中央，纳粹学生焚烧了几百位自由作家、出版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周边一圈是德国诗人海涅1820年诗作中的文字：“这是一个序幕，人们在哪里焚书，最终，人们将在那里焚人。”

　　我不仅唏嘘的是，就在距那个显示包容文化的宪兵广场一箭之遥的地方，就是在一百多年之后，文化的包容就变成了文化的极端专制，所以，时间的前进可以是科技的前进，但是，并不一定就是思想和文化的前进。同样的国家，同样的民族，在不同的时间里，也可能有不同的素质。

　　德国人一定是希望记住这段历史的，他们在广场上修建了一个特殊的纪念碑。在广场上，有一块两米见方的玻璃，导游告诉我们，下面是一个微缩的图书馆，有很多的书架，但是书架都是空的，没有一本书，就是叫人们记住当年的焚书事件。

　　其实，不单是德国人要记住。

　　我只去过两次柏林，每次时间都很短，但是，每次都去了柏林的“焚书广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德国得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是由一个叫做“纳粹”的病菌引起的。因为这个病，原本非常理性的德国人似乎都疯狂起来。

　　1933年，柏林焚书

　　今年五月，我在这个广·场的一块铭牌前伫立很久。这块铭牌上是一段名言，大意是当烧书开始的时候，离烧人就不远了。

　　德国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东方，秦始皇也有“焚书坑儒”的恶行。

　　柏林市中心有一座“宪兵广场”，柏林市中心的宪兵广场，名字出于“保卫宪法的士兵”，这个广场又叫做“宪兵御林广场”。在离宪兵广场不远处，有一个贝伯尔广场，在洪堡大学的图书馆大楼前，就在这个广场上发生过一次焚书事件，那是在纳粹上台时的1933年。

　　关于这次焚书，美国记者伯查尔有如下报道，我把原文登录在这里，是为了提醒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

　　“今晚，在绝大多数德国大学城里，那些激情昂扬的学生激进分子们正举行焚书仪式，烧毁那些体现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学书籍，小册子，函件和记录。伴随着这一行动的是火把游行，军乐和大喊大叫的爱国演讲——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英格兰福克斯节(每年11月5日)。

　　在德国，有大约30所大学，起码每州一个。每所大学都应点燃自己的大火，但在科隆、海德堡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焚书仪式被推迟到下个星期举行。

　　各地举行的焚书仪式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主要是程度上的差异。柏林的活动自然是规模最大的，而且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多多少少地反映了德国其他地方的情况。大约有4万人聚集在歌剧院和柏林大学之间的广场上，站在蒙蒙细雨中观看所发生的事件。也许还有4万多人站在5英里长的大街两旁，注视着那些手持火把的学生护送满载将要烧毁的书刊、小册子的汽车通过。这些装书的卡车是借来的，小汽车是私人的。但这一切对一般的旁观者来说显得异常的幼稚可笑。

　　5千名男女学生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学生团体，每个团体全戴着颜色不同的帽子，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和蓝色的。此外，游行队伍里还有一队选出来的纳粹敢死队军官。他们戴着长毛绒宽顶无沿圆帽，腿着马裤，上身穿着紧身短衣，脚蹬带着铁钉的高筒皮靴。学生和军官们扛着旗帜，唱着纳粹歌和校园歌来到了广场，此时已是子夜时间。

　　广场上，在一段用厚厚的沙子围起来的花岗岩人行道上，人们用圆木头交叉堆起了一个长宽12英尺，高5英尺的柴垛。在游行队伍还没有到来之前，一支纳粹乐队一直起劲地吹着。游行的先头队伍终于来到了。它经过柴垛，在预先定好的一大块地方聚集起来。

　　当游行者路过柴堆时，他们将手中点燃的火把一个一个地扔向那里，直到整个柴垛全部起火。接着开始焚烧书籍。装书籍的汽车就停在不远处，每组学生都要抱下一堆书扔到火里。一股气流卷起了火堆中的灰烬，洋洋洒洒地飘向远方。开始时，每当一些书被扔进火里，人们还都欢呼一番。不一会，人们就厌倦了。

　　接着，身穿纳粹军服的学生领袖古特亚发表讲话。他说，他和他的同学来到这里是为了烧毁那些可能瓦解民族运动的“非德意志”的书和文件。他们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高兴，并相信从今以后，德国文学一定会纯洁起来。这是一通孩子般的讲话，受到了学生们孩子气的热情欢迎。围观的人群似乎有点失望。为了煽起热情，当一批又一批的书被扔进火里时，一个学生鼓动者开始点书的作者名字：“西格蒙德·佛罗伊德——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历史上的伟人。”人群欢呼着。“埃米尔·路德维希——进行文学欺骗和背叛德国!”更高的欢呼声!接着是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罪名是“贬低德国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爱国理想”;已故的卢森堡《日报》戏剧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克尔被谴责为“不诚实的文学投机者”;《日报》的原编辑西奥多·澳尔夫和《沃思日报》原编辑乔治·伯恩哈特——罪名是反对德国。对后面这几个人，人们只能烧掉他们各自的一些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

　　一切就这样进行着，直到纳粹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在人们的纳粹礼和身穿军装的保镖们的簇拥下出现为止。这是今晚吸引人的一幕。戈培尔走上装饰着+字的小讲台，开始讲话。”

　　从纳粹的焚书，很容易想到秦始皇的焚书，看来，专制常常是从毁灭文化开始的。

　　2001年建立的纳粹焚书警世铜牌。铜牌中间文字大意是：“1933年5月10日，在这个广场的中央，纳粹学生焚烧了几百位自由作家、出版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周边一圈是德国诗人海涅1820年诗作中的文字：“这是一个序幕，人们在哪里焚书，最终，人们将在那里焚人。”

　　我不仅唏嘘的是，就在距那个显示包容文化的宪兵广场一箭之遥的地方，就是在一百多年之后，文化的包容就变成了文化的极端专制，所以，时间的前进可以是科技的前进，但是，并不一定就是思想和文化的前进。同样的国家，同样的民族，在不同的时间里，也可能有不同的素质。

　　德国人一定是希望记住这段历史的，他们在广场上修建了一个特殊的纪念碑。在广场上，有一块两米见方的玻璃，导游告诉我们，下面是一个微缩的图书馆，有很多的书架，但是书架都是空的，没有一本书，就是叫人们记住当年的焚书事件。

　　其实，不单是德国人要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