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接受“人道主义”教育的现代人来说，伊朗的石刑可能是最匪夷所思的“法定惩罚”之一。这种用乱石打死人的酷刑，今天仍然在伊朗《伊斯兰刑法典》中，被奉为明文条例。

　　当43岁的寡妇阿什蒂亚尼承认，在丈夫去世后，和两名男子有“不正当关系”，她因此在儿子面前承受了99下鞭刑。

　　可是悲剧没有就此终结。

　　4个月后，当另一家法院重新翻出这个案件，法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认为阿什蒂亚尼的情人，正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于是这名家庭主妇最终被判处“通奸罪”和石刑。

　　为了营救母亲，阿什蒂亚尼的儿子发起了“释放阿什蒂亚尼运动”，并吸引了各国政要的关注。最终，她得以被释放。

　　不过，在这片革命后的土地上，阿什蒂亚尼的命运只是一个缩影。除了石刑，还有无数种酷刑在冉冉升起。

　　一.在伊朗，一万名“通奸者”死去

　　1979年，当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世俗化的巴列维王朝，政教合一的共和国政府迅速废除了源自西方的法律，复兴了传统的伊斯兰法。

　　在此背景下，曾经被废止的石刑重出江湖。

　　在革命领袖霍梅尼眼里，防止通奸是拯救世人节操的头等大事。他曾坚决反对音乐课，认为音乐容易唤起人们对罗曼蒂克的向往，导致非法性关系。

霍梅尼

　　因此在他的领导下，“通奸罪”被列入了法典 —— 只要不是夫妻的男女发生性行为，就要遭受鞭刑、绞刑或石刑。

　　翻开《伊斯兰刑法典》就会发现，伊朗对通奸罪的处罚规定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

　　首先，法典规定了如何在法庭证明通奸，这个过程极其繁琐，颇为坑爹。

　　按规定，如果是被告人自己认罪，需要在法官面前四次大声承认“我通奸了”。如果不到四次，就不能被定成“通奸”，将受到法官指定的其他惩罚，一般是监禁，罚款或鞭刑。

　　而如果被告人不承认，就需要证人出庭指证。不过，整个证明过程如同“召唤神龙”一样艰难，需要满足“天时地利人和”的要求。

　　证人不是谁都能做的，必须集齐四名“正直的”男性证人，或者三名“正直的”男人和两名“正直的”女人(没错，法条规定两名“正直女子”的证词才能抵得上一名“正直男性”)。

　　所以，被判通奸罪，需要同时有四名“正直男子”合伙闯进小黑屋 ——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仅如此，证人稍有不慎，就要面临“诬告罪”的风险，被罚鞭刑80下。

　　如果找来的证人只有女性，男性不足，那么证人要被判定诬告。如果证词里的时间地点不一致，也要被判诬告。

　　除此之外，证人必须在法庭一个接一个上场作证。如果部分证人没有立即出庭作证，还是要被判处诬告。

　　讽刺的是，由于法律允许法官自由量裁，而不是根据证词或供词行事，所以证明起来如此困难的通奸罪，反而成了屈打成招和贿赂法官的多发地。

　　除此之外，伊朗不仅允许一夫多妻制，而且承认男性和单身女性之间几个小时的“临时婚姻”。

　　这有效地为男性提供了脱罪途径：已婚男人如果找了小三，能够宣称自己和情人实际上是一种“临时婚姻”，所以很少被判处石刑。

　　但被指控通奸的已婚妇女，就与这样的借口无缘。

　　一旦“通奸罪”成立，如果是未婚人士，或者是与伴侣长期异地的已婚人士，就面临着99下鞭刑，《刑法典》连衣服、姿势和气温都规定好了：

　　第100条 - 男性通奸者应当站着接受鞭刑，除了遮盖其生殖器外，不得穿着衣服。鞭刑必须强有力地打击他的整个身体，除了头部，脸部和生殖器。女性通奸者应该坐着接受鞭刑，衣服牢牢绑在身上。

　　第93条 - 如果病人或月经期妇女被判处鞭刑，应推迟到疾病和月经结束再处罚。

　　第96条 - 鞭打不得在过冷或过热的天气进行。

　　如果是已婚者出轨，则要面临石刑的终极惩罚：

　　第102条 - 男性通奸者应当被埋在腰部高度的沟里，女性通奸者应当被埋在胸口高度的沟里，然后被石头砸死。

　　第103条 - 当被判石刑的人逃脱，如果是通过别人的证词证明通奸，那么他们依然将被抓回行刑，但如果是自己认罪，则不会被抓回。

　　第104条 - 石击用石头的大小不得太大，不能扔一两次就杀死罪犯，同时不得太小。

　　因此坊间讽刺，在伊朗，用石头把人打死不犯法，用错了石头才犯法。

　　行刑期间，不仅受刑者的子女需要到场观看，还要有一名医生负责定时中止行刑，检查犯人情况，确定“犯人”何时结束生命。

　　通常，石刑会持续一个小时，而被埋住的人，只能在至亲面前绝望地等待死去。

　　二.刑法典中，恐怖的不止是石刑

　　随着《伊斯兰刑法典》一起到来的，不只是通奸罪和石刑，还有纷至沓来的清规戒律。

　　1979年以来，伊朗一直有各种形式的“道德警察”，负责贯彻伊斯兰行为准则。

　　在对外貌的要求上，除了女性戴头巾之外，男性也不能头发太长，如果发型像约翰·列侬，一经发现会被强制剃成秃瓢。

　　在法律严格执行的时期，染指甲、纹身、穿带西方logo或标语的衣服，也都是“道德警察”的眼中钉，因为它们是革命前“腐朽西方文化”的代表。

　　除此之外，在一个地方来回兜风，与异性一起参加派对都是违法行为。如果醉酒累积到第四次，就可以被判处死刑。最凶残的是，伊朗不允许养狗，万一被发现，不单主人将面临罚款或坐牢的惩处，宠物狗也会被杀死。

　　除了对私生活的限制，《刑法典》为真正的刑事犯罪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惩罚方式，比如把盗窃者的手剁掉，或者鞭打皮条客。

　　其中与石刑一样充满争议的，是“以牙还牙”复仇法。它规定，在遭到故意伤害的情况下，受害者及其家属可以要求让犯人承受同等的折磨。

　　2009年，31岁的伊朗男子萨赫勒向一名出租车司机泼酸性物质，导致司机双目失明。

　　萨赫勒被判处10年监禁，还要接受“以眼还眼”的惩处。据报道，行刑非常克制地分为两阶段：2015年，他的左眼被滴入酸性物质后致盲;一年后，接着对右眼行刑，保证“科学、合法地”让人血债血偿。

　　这样的复仇法引发了魔幻的舆论场景：一边遭受国际人权机构的抨击，一边又让社交媒体上网友的拍手称快。

　　另一种替代惩罚的方式是花钱消灾。如果受害者或者家人同意，被告人可以赔偿“血钱”(Bloody Money)，代替死刑或者“以牙还牙”的判决。在《刑法典》中，详细规定了对损失感官、身体器官、生殖能力等各个部分的“血钱”份额。

　　所以伊朗宗教学者看来，“复仇法”才是公平合理的法律，充分尊重了被害方的意见，不像西方法律体系中，受害人没什么话语权，只能服从法官的判决。

　　对故意伤人的判决尚且如此，对谋杀的判罚则更没有余地，多半是绞刑，除非受害者家属同意接受赔偿“血钱”，赦免犯人。

　　女孩塞坎万德(Zeinab Sekaanvand)被绞死的时候，年仅24岁。但此时，她已在监狱中度过了近三分之一的人生。

　　塞坎万德出生于伊朗西北部一个穷困且保守的伊朗库尔德家庭。她觉得，婚姻是自己获得更好生活的唯一出路。所以15岁时，她决定孤注一掷，离家出走嫁给了丈夫侯赛因。

　　但很快，她发现了新婚丈夫的暴戾成性，“更好生活的唯一出路”演变成了身体和语言上的修罗场。

　　她多次提出离婚，都遭到了丈夫拒绝，向警方投诉家暴，但没一个警察管。走投无路的塞坎万德只能试图回娘家，但家人也拒绝接受一个曾经逃跑的女儿。

　　更令人绝望的是，丈夫的兄弟开始频频强奸她。

　　两年后，塞坎万德的丈夫遇害，可新的苦难才刚刚开始。2012年，警方因涉嫌谋杀丈夫将她逮捕。塞坎万德表示面对殴打，最终承认了罪行。

　　直到被捕3年后，在最后一次庭审时，塞坎万德才推翻了之前的“供述”，称她丈夫的兄弟才是杀人凶手，也是强奸她的人。

　　塞坎万德表示，她的小叔子曾告诉她，若她承认杀人就会保释她。因为按照法律，被害者的亲属有权接受“血钱”并赦免罪犯。

　　但法院驳回了塞坎万德的供述，判处她绞刑。

　　等待行刑的过程中，塞坎万德在乌尔米耶监狱中嫁给一名男囚犯后怀孕了。

　　按照刑法典，死刑不应该对孕妇使用，必须等到不影响胎儿生命的时候。

　　于是，她在监狱里，一边等待孩子降生，一边等待生命终结。

　　几个月后，塞坎万德诞下一个死胎。在孕检呈现阴性的时候，当局即刻下令处决。

　　三.没有石刑和道德警察的世界，还远吗?

　　虽然霍梅尼的愿望是让伊斯兰法统治全世界，但是一部分伊朗人从未停止以自己的方式抵抗。

　　2011年，伊朗库尔德地区一家法院，对一名家庭暴力的男性罪犯进行侮辱性惩罚，让他穿着红色礼服，戴着头巾公开游街。

　　没想到，照片激起了一群库尔德男子的不满。为了表达抗议，这群大老爷们纷纷自豪地穿上妻子或者母亲色彩鲜艳的传统女装，然后把照片传到网上。

　　他们的口号是：“做女人并不可耻，也不是一种惩罚”，“如果我们中的一部分不自由，我们的整体也不会自由。”

　　最终这次运动以胜利告终。2013年5月14日，伊斯兰共和国警察局长服软：“我向库尔德妇女道歉。相关警务人员将受到惩罚。”

　　事实上，如今《刑法典》上的刑罚，已经有部分在实际执法中不再实行。

　　比如，许多鞭刑都被罚款替代。在德黑兰大学大二学生诺兰看来，“石刑”和“鞭刑”都是历史名词。如今它们只在伊朗现代化水平低的西北部存在着。法律对私下饮酒也已经基本放手，只有造成公共危害的才会被罚款。

　　更多潜移默化的反抗是在私人领域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妇女开始逐渐试探边界，包括只用彩色头巾包裹部分头发。

　　而21世纪的伊朗程序员则拿出了极客的办法。他们匿名开发了一款手机地图，专注逃避“道德警察”的检查。

　　“道德警察”的移动检查站通常是一辆面包车，里面坐着一些留着胡子的男子和一两个穿着黑色罩袍的妇女。这样的检查站会随机出现在伊朗的各条道路。

　　于是，这款APP让用户自主标记检查站的位置，当许多用户指出同一点时，地图上会显示警报，并提醒用户选择不同路线。而当数字减少时，警报将从地图逐渐淡出，宛如一个“人肉”监控器。

　　这种非暴力的抗议方式，得到了年轻人的支持。一位Twitter用户写道：“我并不关心应用程序是否有用，但每次下载都是一次抗议。”

　　没人知道“道德警察”哪天才消失在街头，也没人知道“石刑”什么时候会成为历史遗迹。

　　不过，想想不惜集体扮女装的库尔德大哥，我就觉得这个疯狂的世界也许还有救。

 　　对于接受“人道主义”教育的现代人来说，伊朗的石刑可能是最匪夷所思的“法定惩罚”之一。这种用乱石打死人的酷刑，今天仍然在伊朗《伊斯兰刑法典》中，被奉为明文条例。

　　当43岁的寡妇阿什蒂亚尼承认，在丈夫去世后，和两名男子有“不正当关系”，她因此在儿子面前承受了99下鞭刑。

　　可是悲剧没有就此终结。

　　4个月后，当另一家法院重新翻出这个案件，法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认为阿什蒂亚尼的情人，正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于是这名家庭主妇最终被判处“通奸罪”和石刑。

　　为了营救母亲，阿什蒂亚尼的儿子发起了“释放阿什蒂亚尼运动”，并吸引了各国政要的关注。最终，她得以被释放。

　　不过，在这片革命后的土地上，阿什蒂亚尼的命运只是一个缩影。除了石刑，还有无数种酷刑在冉冉升起。

　　一.在伊朗，一万名“通奸者”死去

　　1979年，当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世俗化的巴列维王朝，政教合一的共和国政府迅速废除了源自西方的法律，复兴了传统的伊斯兰法。

　　在此背景下，曾经被废止的石刑重出江湖。

　　在革命领袖霍梅尼眼里，防止通奸是拯救世人节操的头等大事。他曾坚决反对音乐课，认为音乐容易唤起人们对罗曼蒂克的向往，导致非法性关系。

霍梅尼

　　因此在他的领导下，“通奸罪”被列入了法典 —— 只要不是夫妻的男女发生性行为，就要遭受鞭刑、绞刑或石刑。

　　翻开《伊斯兰刑法典》就会发现，伊朗对通奸罪的处罚规定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

　　首先，法典规定了如何在法庭证明通奸，这个过程极其繁琐，颇为坑爹。

　　按规定，如果是被告人自己认罪，需要在法官面前四次大声承认“我通奸了”。如果不到四次，就不能被定成“通奸”，将受到法官指定的其他惩罚，一般是监禁，罚款或鞭刑。

　　而如果被告人不承认，就需要证人出庭指证。不过，整个证明过程如同“召唤神龙”一样艰难，需要满足“天时地利人和”的要求。

　　证人不是谁都能做的，必须集齐四名“正直的”男性证人，或者三名“正直的”男人和两名“正直的”女人(没错，法条规定两名“正直女子”的证词才能抵得上一名“正直男性”)。

　　所以，被判通奸罪，需要同时有四名“正直男子”合伙闯进小黑屋 ——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仅如此，证人稍有不慎，就要面临“诬告罪”的风险，被罚鞭刑80下。

　　如果找来的证人只有女性，男性不足，那么证人要被判定诬告。如果证词里的时间地点不一致，也要被判诬告。

　　除此之外，证人必须在法庭一个接一个上场作证。如果部分证人没有立即出庭作证，还是要被判处诬告。

　　讽刺的是，由于法律允许法官自由量裁，而不是根据证词或供词行事，所以证明起来如此困难的通奸罪，反而成了屈打成招和贿赂法官的多发地。

　　除此之外，伊朗不仅允许一夫多妻制，而且承认男性和单身女性之间几个小时的“临时婚姻”。

　　这有效地为男性提供了脱罪途径：已婚男人如果找了小三，能够宣称自己和情人实际上是一种“临时婚姻”，所以很少被判处石刑。

　　但被指控通奸的已婚妇女，就与这样的借口无缘。

　　一旦“通奸罪”成立，如果是未婚人士，或者是与伴侣长期异地的已婚人士，就面临着99下鞭刑，《刑法典》连衣服、姿势和气温都规定好了：

　　第100条 - 男性通奸者应当站着接受鞭刑，除了遮盖其生殖器外，不得穿着衣服。鞭刑必须强有力地打击他的整个身体，除了头部，脸部和生殖器。女性通奸者应该坐着接受鞭刑，衣服牢牢绑在身上。

　　第93条 - 如果病人或月经期妇女被判处鞭刑，应推迟到疾病和月经结束再处罚。

　　第96条 - 鞭打不得在过冷或过热的天气进行。

　　如果是已婚者出轨，则要面临石刑的终极惩罚：

　　第102条 - 男性通奸者应当被埋在腰部高度的沟里，女性通奸者应当被埋在胸口高度的沟里，然后被石头砸死。

　　第103条 - 当被判石刑的人逃脱，如果是通过别人的证词证明通奸，那么他们依然将被抓回行刑，但如果是自己认罪，则不会被抓回。

　　第104条 - 石击用石头的大小不得太大，不能扔一两次就杀死罪犯，同时不得太小。

　　因此坊间讽刺，在伊朗，用石头把人打死不犯法，用错了石头才犯法。

　　行刑期间，不仅受刑者的子女需要到场观看，还要有一名医生负责定时中止行刑，检查犯人情况，确定“犯人”何时结束生命。

　　通常，石刑会持续一个小时，而被埋住的人，只能在至亲面前绝望地等待死去。

　　二.刑法典中，恐怖的不止是石刑

　　随着《伊斯兰刑法典》一起到来的，不只是通奸罪和石刑，还有纷至沓来的清规戒律。

　　1979年以来，伊朗一直有各种形式的“道德警察”，负责贯彻伊斯兰行为准则。

　　在对外貌的要求上，除了女性戴头巾之外，男性也不能头发太长，如果发型像约翰·列侬，一经发现会被强制剃成秃瓢。

　　在法律严格执行的时期，染指甲、纹身、穿带西方logo或标语的衣服，也都是“道德警察”的眼中钉，因为它们是革命前“腐朽西方文化”的代表。

　　除此之外，在一个地方来回兜风，与异性一起参加派对都是违法行为。如果醉酒累积到第四次，就可以被判处死刑。最凶残的是，伊朗不允许养狗，万一被发现，不单主人将面临罚款或坐牢的惩处，宠物狗也会被杀死。

　　除了对私生活的限制，《刑法典》为真正的刑事犯罪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惩罚方式，比如把盗窃者的手剁掉，或者鞭打皮条客。

　　其中与石刑一样充满争议的，是“以牙还牙”复仇法。它规定，在遭到故意伤害的情况下，受害者及其家属可以要求让犯人承受同等的折磨。

　　2009年，31岁的伊朗男子萨赫勒向一名出租车司机泼酸性物质，导致司机双目失明。

　　萨赫勒被判处10年监禁，还要接受“以眼还眼”的惩处。据报道，行刑非常克制地分为两阶段：2015年，他的左眼被滴入酸性物质后致盲;一年后，接着对右眼行刑，保证“科学、合法地”让人血债血偿。

　　这样的复仇法引发了魔幻的舆论场景：一边遭受国际人权机构的抨击，一边又让社交媒体上网友的拍手称快。

　　另一种替代惩罚的方式是花钱消灾。如果受害者或者家人同意，被告人可以赔偿“血钱”(Bloody Money)，代替死刑或者“以牙还牙”的判决。在《刑法典》中，详细规定了对损失感官、身体器官、生殖能力等各个部分的“血钱”份额。

　　所以伊朗宗教学者看来，“复仇法”才是公平合理的法律，充分尊重了被害方的意见，不像西方法律体系中，受害人没什么话语权，只能服从法官的判决。

　　对故意伤人的判决尚且如此，对谋杀的判罚则更没有余地，多半是绞刑，除非受害者家属同意接受赔偿“血钱”，赦免犯人。

　　女孩塞坎万德(Zeinab Sekaanvand)被绞死的时候，年仅24岁。但此时，她已在监狱中度过了近三分之一的人生。

　　塞坎万德出生于伊朗西北部一个穷困且保守的伊朗库尔德家庭。她觉得，婚姻是自己获得更好生活的唯一出路。所以15岁时，她决定孤注一掷，离家出走嫁给了丈夫侯赛因。

　　但很快，她发现了新婚丈夫的暴戾成性，“更好生活的唯一出路”演变成了身体和语言上的修罗场。

　　她多次提出离婚，都遭到了丈夫拒绝，向警方投诉家暴，但没一个警察管。走投无路的塞坎万德只能试图回娘家，但家人也拒绝接受一个曾经逃跑的女儿。

　　更令人绝望的是，丈夫的兄弟开始频频强奸她。

　　两年后，塞坎万德的丈夫遇害，可新的苦难才刚刚开始。2012年，警方因涉嫌谋杀丈夫将她逮捕。塞坎万德表示面对殴打，最终承认了罪行。

　　直到被捕3年后，在最后一次庭审时，塞坎万德才推翻了之前的“供述”，称她丈夫的兄弟才是杀人凶手，也是强奸她的人。

　　塞坎万德表示，她的小叔子曾告诉她，若她承认杀人就会保释她。因为按照法律，被害者的亲属有权接受“血钱”并赦免罪犯。

　　但法院驳回了塞坎万德的供述，判处她绞刑。

　　等待行刑的过程中，塞坎万德在乌尔米耶监狱中嫁给一名男囚犯后怀孕了。

　　按照刑法典，死刑不应该对孕妇使用，必须等到不影响胎儿生命的时候。

　　于是，她在监狱里，一边等待孩子降生，一边等待生命终结。

　　几个月后，塞坎万德诞下一个死胎。在孕检呈现阴性的时候，当局即刻下令处决。

　　三.没有石刑和道德警察的世界，还远吗?

　　虽然霍梅尼的愿望是让伊斯兰法统治全世界，但是一部分伊朗人从未停止以自己的方式抵抗。

　　2011年，伊朗库尔德地区一家法院，对一名家庭暴力的男性罪犯进行侮辱性惩罚，让他穿着红色礼服，戴着头巾公开游街。

　　没想到，照片激起了一群库尔德男子的不满。为了表达抗议，这群大老爷们纷纷自豪地穿上妻子或者母亲色彩鲜艳的传统女装，然后把照片传到网上。

　　他们的口号是：“做女人并不可耻，也不是一种惩罚”，“如果我们中的一部分不自由，我们的整体也不会自由。”

　　最终这次运动以胜利告终。2013年5月14日，伊斯兰共和国警察局长服软：“我向库尔德妇女道歉。相关警务人员将受到惩罚。”

　　事实上，如今《刑法典》上的刑罚，已经有部分在实际执法中不再实行。

　　比如，许多鞭刑都被罚款替代。在德黑兰大学大二学生诺兰看来，“石刑”和“鞭刑”都是历史名词。如今它们只在伊朗现代化水平低的西北部存在着。法律对私下饮酒也已经基本放手，只有造成公共危害的才会被罚款。

　　更多潜移默化的反抗是在私人领域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妇女开始逐渐试探边界，包括只用彩色头巾包裹部分头发。

　　而21世纪的伊朗程序员则拿出了极客的办法。他们匿名开发了一款手机地图，专注逃避“道德警察”的检查。

　　“道德警察”的移动检查站通常是一辆面包车，里面坐着一些留着胡子的男子和一两个穿着黑色罩袍的妇女。这样的检查站会随机出现在伊朗的各条道路。

　　于是，这款APP让用户自主标记检查站的位置，当许多用户指出同一点时，地图上会显示警报，并提醒用户选择不同路线。而当数字减少时，警报将从地图逐渐淡出，宛如一个“人肉”监控器。

　　这种非暴力的抗议方式，得到了年轻人的支持。一位Twitter用户写道：“我并不关心应用程序是否有用，但每次下载都是一次抗议。”

　　没人知道“道德警察”哪天才消失在街头，也没人知道“石刑”什么时候会成为历史遗迹。

　　不过，想想不惜集体扮女装的库尔德大哥，我就觉得这个疯狂的世界也许还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