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的伊朗和中国朋友们让我赶快过去和他们相聚：“这里变化很大，你快回来看看吧!”

　　他们说的变化，大多是指伊朗的社会氛围变得更加宽松开放。伊朗人普遍对西方向往有加，在德黑兰更是如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更关心的是核谈判成功和制裁结束给朋友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切实改变。半年多没在伊朗，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几个星期来，我零零总总和四十多位新旧朋友相聚。在此将点滴片断整理出来，供读者参考。这些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在德黑兰，因此本文所展现的并不是伊朗各地区的全貌。

　　德黑兰Valiasr广场上树起了新的巨幅宣传画，题为《一面旗帜的故事》，揭发美国的种族歧视和侵略战争。地铁站里，新创作的反对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的海报也张贴出来。我觉得有趣，正要拍照，一个小伙子走上来说：“拍它干嘛?都是谎言。你不懂的，这些都是谎言!”说罢，扬长而去。

　德黑兰Valiasr广场上的宣传画

　　“别跟我说政治，美国搞什么战争，打这儿打那儿，跟我无关。我说的是生活。伊朗人喜欢美国和欧洲。年轻人谁不想到西方去生活。”Jelodar是个广告设计师，德黑兰大学艺术学院毕业。他的父母是虔诚的什叶派信徒，但到他这一辈，变成了无神论者——“我在大学学艺术，却被要求必修好多宗教课程。简直是浪费生命!”半年前Jelodar跟我约定要全身心备战托福，好到美国从事艺术创作，可现在美国之行还是遥遥无期。

　　“Lamiz已经走了，先去的奥地利，现在已经到了美国。”——Lamiz是我们共同的伊朗朋友——“你知道的，他是亚美尼亚裔，基督教徒，容易申请政治庇护。我就没这么好运了。”

　　年轻人都想跑到西方去?我觉得Jelodar的话有些言过其实。但制裁解除在即，伊朗人对“回归”西方世界确实是充满热情。对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而言，许多人最渴望的就是西方国家接纳更多伊朗留学生前去进修。

　　这次在伊朗小住，当地人对留学西方的渴望给我留下尤其深刻的印象。一次在伊朗中部的一个小城吃晚饭，老板和店员们听说我在德国生活，拉着我聊天一直到午夜。“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出国最好?要做哪些准备?怎么录取?如何申请奖学金和签证?德国治安怎么样?物价如何?”种种问题扑面而来。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的孩子有的即将中学毕业，有的还在上小学，家长们就已开始为子女的高等教育和职业规划思前想后了。我问他们：“伊朗的大学难道不好吗?德黑兰大学、Shaheed Beheshti大学，在西方都是有名的。”他们呵呵一笑：“德黑兰的大学我们这种小地方的人哪能随便进去，要分很高是一方面，没有关系和贿赂能行吗!去欧洲至少是公平录取，凭实力说话。”

　　同样的情形当然也发生在德黑兰。当我见到老朋友Mehdi和Ali的时候，他们开车带了另外两个小伙子一同参加聚会。和那些沉醉于西方娱乐生活的年轻人不同，Mehdi和Ali的朋友深爱着伊斯兰共和国，为伊斯兰革命感到自豪。Mehdi出身社会上层，父亲是政府官员。原本可以借助家庭关系做生意的他却选择在一所小学当英文老师——Mehdi喜欢学习外语，也喜欢帮助别人学习。

　　“我这回叫Hussein他们来是因为他们想到德国去读环境科学的研究生，有问题要问你”，Mehdi开门见山。我连忙把德国DAAD和欧盟ERASMUS项目的网站信息告诉他们。

　　Mehdi无不感慨地说：“现在伊朗年轻人想尽办法去美国和欧洲。美国签证很难搞，欧洲相对容易一些。但像Hussein这样想去求学的并不多。很多伊朗人都抱着侥幸心理非法偷渡，到西方混生活。”我问他：“你家不也有亲戚在德国，你不想过去吗?”他说：“我还是喜欢伊朗社会的亲近和随便，西方虽然舒适自由，但适应那里的生活其实并不容易。我家的那些亲戚就是例子。现在他们确实在国外活得潇洒，但当初也吃了很多苦。我更愿意帮助像Hussein这样的朋友补习英文，使他们如愿到西方国家攻读学位。”

　　像Mehdi一样，德黑兰的许多居民都有远亲居住在欧美，尤其是德国。说到当地人对德国的向往，一位曾在伊朗学习的中国同学曾用“跪舔”两字形容，虽然不雅倒也恰如其分。

　　近来德国接纳大量中东难民，默克尔反复出现在国际媒体上，更是把伊朗人对德国的好感推向高潮。在德黑兰小住期间，德国朋友从柏林飞来找我。我将他介绍给伊朗朋友们，众人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默克尔的强势，德国的自由和民主，商品质量之上乘，对待难民的人道……那里的一切都被捧上了天。许多人请我们再来伊朗时捎带德国货，有的甚至开玩笑说：“把我们放到行李箱里托运到欧洲吧!”我的德国朋友略显尴尬地附和着伊朗人——出生在东德的他其实对德国的现状非常不满。

　　然而伊朗人渴望拥抱西方，从很大程度上讲是想回到过去。

　　——“伊朗好吗?”

　　——“还不错。”

　　——“我觉得不好。革命前好，国王好。”

　　——“你觉得伊朗人作为穆斯林，宗教信仰怎么样?”

　　——“不怎么样。”

　　——“哈哈，我也这么觉得，比阿拉伯人或是巴基斯坦人差远了。但我们不是阿拉伯人，我们就是比他们更像欧洲人，不是吗?”

　　这样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我和陌生人之间上演。老人和中年人对伊朗过去的怀念源自四十多年前的亲身经历;年轻人则在道听途说和主观幻想的基础上编织出并不曾属于他们的革命前的美好回忆。

　　“我年轻时在德黑兰的洲际酒店(革命后收归国有，改名为郁金香酒店——作者注)作泳池的救生员。那时金发碧眼的姑娘们围着我们，夜里也不回房间，让我带她们到城里去逛。通宵达旦，快活的很。”发出这番感叹的小伙子现在已是体态臃肿、满脸皱纹的老人。

　　另一位杂货店主说：“那时我们过着和西方人一样体面的生活，欧美人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到他们那里去，都是那么方便，不需要签证!现在伊朗护照是垃圾。普通人只能去土耳其、泰国之类的地方度度假。如果你要写点什么的话，请告诉中国读者，我们想要革命前的日子。”

革命前的伊朗年轻人

　　革命后，富人或逃到海外开辟新事业，或仍留在伊朗凭借祖上的基业继续过着贵族般的生活。而真正体味生活艰辛的却是中产阶级和穷人：“国际上有点风吹草动，你们人民币对美元可能是零点几的波动，但里拉尔一跌就是好几万。有关系的人提前获得信息从中赚大钱，穷人则只能任人宰割。”

　　“但我们能做什么呢?推翻了这个政府，上来一个更坏的怎么办?伊斯兰革命还不是教训吗?!”

　　然而，伊朗百姓的生活毕竟还是以不可遏制的态势向革命的反方向迈进。在德黑兰，反美口号和宣传仍比比皆是，圣诞装饰和西方商品却已在大街小巷崭露头角——在商场大厅和店铺橱窗里点缀光彩夺目的圣诞树，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事，甚至去年冬天也不曾如此。在餐厅、商场、甚至是街头，情侣们趁旁人不注意，亲昵示爱。头巾也越来越遮不住女士们五颜六色、造型各异的秀发，一些商厦不得不反复广播提醒女顾客注意自己的穿着。

　　高档商城和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在德黑兰兴起。德国品牌不再限于轿车：双立人、菲仕乐、WMF厨具、Villeroy and Boch瓷器、Bosch电器、甚至是Frosch洗碗剂和儿童牌巧克力(Kinder)，都纷纷在德黑兰落户。在新开的Tommy Hilfiger服装店里，店员们看到我穿同一品牌的鞋子，羡慕地问我是在哪儿买的。城北的SAM商城里，欧式早餐厅人山人海，一顿早饭的价格要高出柏林两倍。

　　逛逛高端商场，喝杯咖啡，看看里面的进口货和奢侈品，对年轻人来说既时尚又放松。他们拉着我来到各个新开的商城和超市，自豪地说，德黑兰现在也有像欧洲一样的消费场所了。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一年间开了这么多新店面，一位伊朗朋友调侃说：“大概是毛拉们在欧洲投资失败了，他们决定还是把贪污来的钱投在伊朗比较放心。”

　　“感谢你送给我的德国巧克力，欧洲的食品就是味道好，质量也过关，不像伊朗使用劣质油!”——制裁即将解除的消息加剧了人们对西方消费品的渴望。核谈判还未结束，伊朗人就在网上发起了一场类似“抵制国货”的运动。大家攒钱等着买高质量的西方商品，引发国内股市大跌。在抵制国货的浪潮中，首当其冲的是伊朗的国产轿车品牌Khodro和Saipa。用一句北京过去的俗话说，年轻人觉得开国产车“跌份儿”!

　　Kaj广场和Andarzgoo大道上，男女青年更加“肆无忌惮”地在私家车上约会。豪车载着一群群年轻人行驶在拥堵的路面上，不认识的男女摇下车窗要彼此的电话号码，然后再打电话约出来见面。伊朗不是没有交友软件，但年轻人觉得公路社交更刺激、更真实。女孩子们在车里摘下头巾，脱掉外套，展示暴露的时装，等待成群的男友前来搭讪。一些男青年则偷偷喝点小酒，停下车，站在路旁，笑看一车车少妇在眼前缓缓驶过。事态的迅速发展使警察不得不加强在这些路段的拦车检查——除了查着装和酒驾，还要翻看后备箱里是否携带“有伤风化”的违禁物品。

　　相对“马路上的约会”，年轻人在家里开party则可以完全放开，尽情狂欢。走进朋友家的客厅，场面不亚于柏林的夜总会。女孩子穿着短裙，和男伴们大跳艳舞，喝得酩酊大醉。伊朗人的住房比较宽敞，把客厅家具搬走，架上灯光和音响设备，请来DJ，整个街上都听得到震耳欲聋的劲爆音乐。进门前遇到住在朋友家楼下的邻居，我不好意思地问：“是不是太吵了?”老先生把手一挥：“年轻人难得高兴，我让我儿子也上去跟他们玩儿了。”

　　德黑兰的变化甚至让旅居海外的伊朗人也有点吃惊。Nilofar住在美国波士顿。她的父母常年在美国和德国做生意。这次她独身一人回德黑兰探望亲友，并希望找个男朋友带到美国同居。我和伊朗好友Panohi正是通过“马路交友”方式结实Nilofar的。Panohi把她和其他几位女朋友请到家来，开了一瓶Cognac，兴致勃勃地为她们调酒。伊朗的有钱人喝烈酒，普通人喝啤酒。一箱24听的喜力啤酒在德黑兰黑市卖150-200美元。

　　电视机锁定在位于欧洲的波斯语音乐频道，伊朗歌手们咿咿呀呀地唱着，Nilofar和其他女孩子们翩翩起舞。她笑着说：“德黑兰现在挺开放嘛。要酒有酒，要娱乐有娱乐，无非是多花点儿钱。当然你不能拿着酒瓶子在路上狂喝，但在美国不也一样不能!”

　　Panohi指着电视里的MTV说：“这些杰出的伊朗歌手，只有在西方，人们才知道他们的价值。我们伊朗人有个说法，死后不愿升天堂，因为那里都是毛拉;我们想到地狱去，那里有歌有酒有人生。”

 　　德黑兰的伊朗和中国朋友们让我赶快过去和他们相聚：“这里变化很大，你快回来看看吧!”

　　他们说的变化，大多是指伊朗的社会氛围变得更加宽松开放。伊朗人普遍对西方向往有加，在德黑兰更是如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更关心的是核谈判成功和制裁结束给朋友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切实改变。半年多没在伊朗，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几个星期来，我零零总总和四十多位新旧朋友相聚。在此将点滴片断整理出来，供读者参考。这些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在德黑兰，因此本文所展现的并不是伊朗各地区的全貌。

　　德黑兰Valiasr广场上树起了新的巨幅宣传画，题为《一面旗帜的故事》，揭发美国的种族歧视和侵略战争。地铁站里，新创作的反对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的海报也张贴出来。我觉得有趣，正要拍照，一个小伙子走上来说：“拍它干嘛?都是谎言。你不懂的，这些都是谎言!”说罢，扬长而去。

　德黑兰Valiasr广场上的宣传画

　　“别跟我说政治，美国搞什么战争，打这儿打那儿，跟我无关。我说的是生活。伊朗人喜欢美国和欧洲。年轻人谁不想到西方去生活。”Jelodar是个广告设计师，德黑兰大学艺术学院毕业。他的父母是虔诚的什叶派信徒，但到他这一辈，变成了无神论者——“我在大学学艺术，却被要求必修好多宗教课程。简直是浪费生命!”半年前Jelodar跟我约定要全身心备战托福，好到美国从事艺术创作，可现在美国之行还是遥遥无期。

　　“Lamiz已经走了，先去的奥地利，现在已经到了美国。”——Lamiz是我们共同的伊朗朋友——“你知道的，他是亚美尼亚裔，基督教徒，容易申请政治庇护。我就没这么好运了。”

　　年轻人都想跑到西方去?我觉得Jelodar的话有些言过其实。但制裁解除在即，伊朗人对“回归”西方世界确实是充满热情。对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而言，许多人最渴望的就是西方国家接纳更多伊朗留学生前去进修。

　　这次在伊朗小住，当地人对留学西方的渴望给我留下尤其深刻的印象。一次在伊朗中部的一个小城吃晚饭，老板和店员们听说我在德国生活，拉着我聊天一直到午夜。“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出国最好?要做哪些准备?怎么录取?如何申请奖学金和签证?德国治安怎么样?物价如何?”种种问题扑面而来。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的孩子有的即将中学毕业，有的还在上小学，家长们就已开始为子女的高等教育和职业规划思前想后了。我问他们：“伊朗的大学难道不好吗?德黑兰大学、Shaheed Beheshti大学，在西方都是有名的。”他们呵呵一笑：“德黑兰的大学我们这种小地方的人哪能随便进去，要分很高是一方面，没有关系和贿赂能行吗!去欧洲至少是公平录取，凭实力说话。”

　　同样的情形当然也发生在德黑兰。当我见到老朋友Mehdi和Ali的时候，他们开车带了另外两个小伙子一同参加聚会。和那些沉醉于西方娱乐生活的年轻人不同，Mehdi和Ali的朋友深爱着伊斯兰共和国，为伊斯兰革命感到自豪。Mehdi出身社会上层，父亲是政府官员。原本可以借助家庭关系做生意的他却选择在一所小学当英文老师——Mehdi喜欢学习外语，也喜欢帮助别人学习。

　　“我这回叫Hussein他们来是因为他们想到德国去读环境科学的研究生，有问题要问你”，Mehdi开门见山。我连忙把德国DAAD和欧盟ERASMUS项目的网站信息告诉他们。

　　Mehdi无不感慨地说：“现在伊朗年轻人想尽办法去美国和欧洲。美国签证很难搞，欧洲相对容易一些。但像Hussein这样想去求学的并不多。很多伊朗人都抱着侥幸心理非法偷渡，到西方混生活。”我问他：“你家不也有亲戚在德国，你不想过去吗?”他说：“我还是喜欢伊朗社会的亲近和随便，西方虽然舒适自由，但适应那里的生活其实并不容易。我家的那些亲戚就是例子。现在他们确实在国外活得潇洒，但当初也吃了很多苦。我更愿意帮助像Hussein这样的朋友补习英文，使他们如愿到西方国家攻读学位。”

　　像Mehdi一样，德黑兰的许多居民都有远亲居住在欧美，尤其是德国。说到当地人对德国的向往，一位曾在伊朗学习的中国同学曾用“跪舔”两字形容，虽然不雅倒也恰如其分。

　　近来德国接纳大量中东难民，默克尔反复出现在国际媒体上，更是把伊朗人对德国的好感推向高潮。在德黑兰小住期间，德国朋友从柏林飞来找我。我将他介绍给伊朗朋友们，众人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默克尔的强势，德国的自由和民主，商品质量之上乘，对待难民的人道……那里的一切都被捧上了天。许多人请我们再来伊朗时捎带德国货，有的甚至开玩笑说：“把我们放到行李箱里托运到欧洲吧!”我的德国朋友略显尴尬地附和着伊朗人——出生在东德的他其实对德国的现状非常不满。

　　然而伊朗人渴望拥抱西方，从很大程度上讲是想回到过去。

　　——“伊朗好吗?”

　　——“还不错。”

　　——“我觉得不好。革命前好，国王好。”

　　——“你觉得伊朗人作为穆斯林，宗教信仰怎么样?”

　　——“不怎么样。”

　　——“哈哈，我也这么觉得，比阿拉伯人或是巴基斯坦人差远了。但我们不是阿拉伯人，我们就是比他们更像欧洲人，不是吗?”

　　这样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我和陌生人之间上演。老人和中年人对伊朗过去的怀念源自四十多年前的亲身经历;年轻人则在道听途说和主观幻想的基础上编织出并不曾属于他们的革命前的美好回忆。

　　“我年轻时在德黑兰的洲际酒店(革命后收归国有，改名为郁金香酒店——作者注)作泳池的救生员。那时金发碧眼的姑娘们围着我们，夜里也不回房间，让我带她们到城里去逛。通宵达旦，快活的很。”发出这番感叹的小伙子现在已是体态臃肿、满脸皱纹的老人。

　　另一位杂货店主说：“那时我们过着和西方人一样体面的生活，欧美人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到他们那里去，都是那么方便，不需要签证!现在伊朗护照是垃圾。普通人只能去土耳其、泰国之类的地方度度假。如果你要写点什么的话，请告诉中国读者，我们想要革命前的日子。”

革命前的伊朗年轻人

　　革命后，富人或逃到海外开辟新事业，或仍留在伊朗凭借祖上的基业继续过着贵族般的生活。而真正体味生活艰辛的却是中产阶级和穷人：“国际上有点风吹草动，你们人民币对美元可能是零点几的波动，但里拉尔一跌就是好几万。有关系的人提前获得信息从中赚大钱，穷人则只能任人宰割。”

　　“但我们能做什么呢?推翻了这个政府，上来一个更坏的怎么办?伊斯兰革命还不是教训吗?!”

　　然而，伊朗百姓的生活毕竟还是以不可遏制的态势向革命的反方向迈进。在德黑兰，反美口号和宣传仍比比皆是，圣诞装饰和西方商品却已在大街小巷崭露头角——在商场大厅和店铺橱窗里点缀光彩夺目的圣诞树，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事，甚至去年冬天也不曾如此。在餐厅、商场、甚至是街头，情侣们趁旁人不注意，亲昵示爱。头巾也越来越遮不住女士们五颜六色、造型各异的秀发，一些商厦不得不反复广播提醒女顾客注意自己的穿着。

　　高档商城和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在德黑兰兴起。德国品牌不再限于轿车：双立人、菲仕乐、WMF厨具、Villeroy and Boch瓷器、Bosch电器、甚至是Frosch洗碗剂和儿童牌巧克力(Kinder)，都纷纷在德黑兰落户。在新开的Tommy Hilfiger服装店里，店员们看到我穿同一品牌的鞋子，羡慕地问我是在哪儿买的。城北的SAM商城里，欧式早餐厅人山人海，一顿早饭的价格要高出柏林两倍。

　　逛逛高端商场，喝杯咖啡，看看里面的进口货和奢侈品，对年轻人来说既时尚又放松。他们拉着我来到各个新开的商城和超市，自豪地说，德黑兰现在也有像欧洲一样的消费场所了。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一年间开了这么多新店面，一位伊朗朋友调侃说：“大概是毛拉们在欧洲投资失败了，他们决定还是把贪污来的钱投在伊朗比较放心。”

　　“感谢你送给我的德国巧克力，欧洲的食品就是味道好，质量也过关，不像伊朗使用劣质油!”——制裁即将解除的消息加剧了人们对西方消费品的渴望。核谈判还未结束，伊朗人就在网上发起了一场类似“抵制国货”的运动。大家攒钱等着买高质量的西方商品，引发国内股市大跌。在抵制国货的浪潮中，首当其冲的是伊朗的国产轿车品牌Khodro和Saipa。用一句北京过去的俗话说，年轻人觉得开国产车“跌份儿”!

　　Kaj广场和Andarzgoo大道上，男女青年更加“肆无忌惮”地在私家车上约会。豪车载着一群群年轻人行驶在拥堵的路面上，不认识的男女摇下车窗要彼此的电话号码，然后再打电话约出来见面。伊朗不是没有交友软件，但年轻人觉得公路社交更刺激、更真实。女孩子们在车里摘下头巾，脱掉外套，展示暴露的时装，等待成群的男友前来搭讪。一些男青年则偷偷喝点小酒，停下车，站在路旁，笑看一车车少妇在眼前缓缓驶过。事态的迅速发展使警察不得不加强在这些路段的拦车检查——除了查着装和酒驾，还要翻看后备箱里是否携带“有伤风化”的违禁物品。

　　相对“马路上的约会”，年轻人在家里开party则可以完全放开，尽情狂欢。走进朋友家的客厅，场面不亚于柏林的夜总会。女孩子穿着短裙，和男伴们大跳艳舞，喝得酩酊大醉。伊朗人的住房比较宽敞，把客厅家具搬走，架上灯光和音响设备，请来DJ，整个街上都听得到震耳欲聋的劲爆音乐。进门前遇到住在朋友家楼下的邻居，我不好意思地问：“是不是太吵了?”老先生把手一挥：“年轻人难得高兴，我让我儿子也上去跟他们玩儿了。”

　　德黑兰的变化甚至让旅居海外的伊朗人也有点吃惊。Nilofar住在美国波士顿。她的父母常年在美国和德国做生意。这次她独身一人回德黑兰探望亲友，并希望找个男朋友带到美国同居。我和伊朗好友Panohi正是通过“马路交友”方式结实Nilofar的。Panohi把她和其他几位女朋友请到家来，开了一瓶Cognac，兴致勃勃地为她们调酒。伊朗的有钱人喝烈酒，普通人喝啤酒。一箱24听的喜力啤酒在德黑兰黑市卖150-200美元。

　　电视机锁定在位于欧洲的波斯语音乐频道，伊朗歌手们咿咿呀呀地唱着，Nilofar和其他女孩子们翩翩起舞。她笑着说：“德黑兰现在挺开放嘛。要酒有酒，要娱乐有娱乐，无非是多花点儿钱。当然你不能拿着酒瓶子在路上狂喝，但在美国不也一样不能!”

　　Panohi指着电视里的MTV说：“这些杰出的伊朗歌手，只有在西方，人们才知道他们的价值。我们伊朗人有个说法，死后不愿升天堂，因为那里都是毛拉;我们想到地狱去，那里有歌有酒有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