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公交票价调整引发的示威抗议活动在智利愈演愈烈，不断升级的暴力行为已导致十数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大规模的社会骚乱不仅威胁着智利的政局稳定，而且对智利长期以来树立的良好国际形象产生了消极影响。10月30日，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宣布放弃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大会两场重要活动，以便集中力量，优先处理国内问题。

　　1990年以来，智利以“稳定、繁荣”著称，被誉为“拉美地区发展的典范”，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什么在这样的国家，民众会对仅相当于人民币3角钱的地铁涨价如此敏感?是何原因造成了这场深重的社会危机?

智利骚乱

　　此次地铁调价，关键问题不在于涨了多少，而是在于涨价行为触发了民众积蓄已久的愤懑。这是区区3角钱引发众怒的根本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智利的危机早在十几年前就初露端倪。2006年和2011年，智利先后两次爆发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智利的教育不公。但在私立教育已占主导地位的智利，推行彻底的教育改革并不容易。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无关痛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学生运动最后无果而终。学生对教育不公的不满，折射出的是民众对现行经济社会制度下整个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公的不满。

　　在4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智利坚持对外开放，鼓励自由竞争，确立了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市场运作和竞争机制日趋完善，政府效率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财政负担明显减轻。智利不仅实现了经济腾飞，并多年保持稳定增长，成为拉美国家中的佼佼者。但是，改革过程中教育、医疗、养老、水电供应等公共服务业的过度私有化，导致本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被让渡给市场，分配不公的问题由此产生。

　　但是，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智利政府很早就意识到经济改革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存在的弊端。早期的改革以追求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忽视社会治理。但1990年文人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增长与公正相结合的新目标，力图使经济增长的好处惠及更多的群体。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智利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20世纪初就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减贫目标”。2017年，智利的一般贫困率为10.7%，绝对贫困率仅为1.4%，在拉美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与此同时，智利的收入分配问题也有所改善，基尼系数由2002年的0.51下降到2017年的0.45。因此，如果说智利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扩大社会公正方面完全乏善可陈、毫无作为是有失公允的。

　　事实上，贫富分化、分配不公是智利社会多年的痼疾，并不能完全解释如此大规模的社会骚乱，特别是在已得到逐渐改善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要想更加深入地理解这场危机，还要从近年来智利，及至整个拉美地区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中寻找原因。进入21世纪后，贫困人口减少、中间阶层扩大成为拉美地区社会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智利也不例外。

　　据美洲开发银行的数据，2013年智利的中产阶级占比达到45.7%，高出拉美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中低收入阶层占比为37.7%，与地区平均水平相当。但是在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积极变化的背景下，最近十年来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厄瓜多尔等拉美主要国家却相继发生较为严重的社会冲突或骚乱，对政治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些发生在不同拉美国家的社会冲突绝非孤立事件。其共同之处在于，中间阶层充当了各种抗议、游行、示威活动的主力。在此次智利的社会骚乱中，社会中间阶层也是最主要的参与者。

　　为什么拉美国家的中间阶层没能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其原因在于，在贫困人群和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正是由于中低收入者在社会分层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重，拉美国家的中间阶层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这部分群体不仅收入水平较低，而且经济和社会地位并不稳固，在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加剧的冲击下面临失业、生活水平下降、返贫等风险，因而从主观上很容易形成危机感、受挫感。另一方面，他们迫切希望继续向中产阶级流动，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这部分阶层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向上流动的渠道不畅，现实与期望之间的落差就可能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积蓄，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智利的这场社会危机，反映出的既是民众长期以来对分配不公的不满，也是中间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对机会减少、上升通道受阻的集体焦虑。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智利面临着与其他拉美国家相似的挑战，即面对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和中间阶层诉求的多样化，政府应如何在社会政策方面做出调整，缩小贫富差异，继续推动向上的社会流动，以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员

 　　​​连日来，公交票价调整引发的示威抗议活动在智利愈演愈烈，不断升级的暴力行为已导致十数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大规模的社会骚乱不仅威胁着智利的政局稳定，而且对智利长期以来树立的良好国际形象产生了消极影响。10月30日，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宣布放弃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大会两场重要活动，以便集中力量，优先处理国内问题。

　　1990年以来，智利以“稳定、繁荣”著称，被誉为“拉美地区发展的典范”，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什么在这样的国家，民众会对仅相当于人民币3角钱的地铁涨价如此敏感?是何原因造成了这场深重的社会危机?

智利骚乱

　　此次地铁调价，关键问题不在于涨了多少，而是在于涨价行为触发了民众积蓄已久的愤懑。这是区区3角钱引发众怒的根本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智利的危机早在十几年前就初露端倪。2006年和2011年，智利先后两次爆发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智利的教育不公。但在私立教育已占主导地位的智利，推行彻底的教育改革并不容易。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无关痛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学生运动最后无果而终。学生对教育不公的不满，折射出的是民众对现行经济社会制度下整个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公的不满。

　　在4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智利坚持对外开放，鼓励自由竞争，确立了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市场运作和竞争机制日趋完善，政府效率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财政负担明显减轻。智利不仅实现了经济腾飞，并多年保持稳定增长，成为拉美国家中的佼佼者。但是，改革过程中教育、医疗、养老、水电供应等公共服务业的过度私有化，导致本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被让渡给市场，分配不公的问题由此产生。

　　但是，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智利政府很早就意识到经济改革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存在的弊端。早期的改革以追求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忽视社会治理。但1990年文人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增长与公正相结合的新目标，力图使经济增长的好处惠及更多的群体。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智利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20世纪初就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减贫目标”。2017年，智利的一般贫困率为10.7%，绝对贫困率仅为1.4%，在拉美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与此同时，智利的收入分配问题也有所改善，基尼系数由2002年的0.51下降到2017年的0.45。因此，如果说智利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扩大社会公正方面完全乏善可陈、毫无作为是有失公允的。

　　事实上，贫富分化、分配不公是智利社会多年的痼疾，并不能完全解释如此大规模的社会骚乱，特别是在已得到逐渐改善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要想更加深入地理解这场危机，还要从近年来智利，及至整个拉美地区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中寻找原因。进入21世纪后，贫困人口减少、中间阶层扩大成为拉美地区社会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智利也不例外。

　　据美洲开发银行的数据，2013年智利的中产阶级占比达到45.7%，高出拉美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中低收入阶层占比为37.7%，与地区平均水平相当。但是在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积极变化的背景下，最近十年来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厄瓜多尔等拉美主要国家却相继发生较为严重的社会冲突或骚乱，对政治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些发生在不同拉美国家的社会冲突绝非孤立事件。其共同之处在于，中间阶层充当了各种抗议、游行、示威活动的主力。在此次智利的社会骚乱中，社会中间阶层也是最主要的参与者。

　　为什么拉美国家的中间阶层没能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其原因在于，在贫困人群和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正是由于中低收入者在社会分层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重，拉美国家的中间阶层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这部分群体不仅收入水平较低，而且经济和社会地位并不稳固，在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加剧的冲击下面临失业、生活水平下降、返贫等风险，因而从主观上很容易形成危机感、受挫感。另一方面，他们迫切希望继续向中产阶级流动，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这部分阶层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向上流动的渠道不畅，现实与期望之间的落差就可能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积蓄，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智利的这场社会危机，反映出的既是民众长期以来对分配不公的不满，也是中间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对机会减少、上升通道受阻的集体焦虑。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智利面临着与其他拉美国家相似的挑战，即面对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和中间阶层诉求的多样化，政府应如何在社会政策方面做出调整，缩小贫富差异，继续推动向上的社会流动，以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