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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伦:在中国创业的外国人

关键词: 社会万象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2019-09-18 10:21:36

李一伦:在中国创业的外国人

作者:李一伦

资料显示,在中国久居的外籍人员已经超过60万,其中一部分更是在中国白手起家,开启自己的事业。这些不同肤色的创业者,比仅仅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移民更了解中国。毕竟,创业的酸甜苦辣,不是靠一个“中国通”的嘴能讲清楚的。

   在中国久居的外籍人士超过60万,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是其中的特殊群体。他们比普通移民更能体会这个国家的人情世故、文化冲突,创业过程也充满意想不到的困境与挑战。通过他们的视角,我们能看到许多发生在身边,却被遗忘的东西。

  1

  一觉醒来,江森海闹嗓子疼。北京的空气干燥,这个出生在英国的年轻人还不太适应。他找到房东,指指自己的喉咙,做出痛苦的表情。房东拿出纸条,写了两个中国字。江森海半句中文都不懂,但他知道,这上面一定是治嗓子的灵丹妙药,于是攥着纸条去了药店。药店的伙计看完纸条,摆摆手,指指对面的超市。江森海又去超市。收银员看纸条,再看他,跑进果蔬区,抱着一个西瓜出来了。

  后来他开始学中文。半吊子阶段,看到满街都是“中国很行”。出于好奇,他问房东:“为什么哪里都有中国很行?工商很行?建设很行?”26年过去,江森海回忆起这段经历,依然笑得前仰后合。那一年他17岁,离开英国,作为背包客游历非洲、南美和印度,来到北京。13年后,他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化创意品牌,在南锣鼓巷设下第一家店,名字叫创可贴8,Logo就是北京楼牌的模样。到南锣鼓巷的旅客,必会经过江森海的店。挂在店里的文化衫张扬醒目,图案多是中国文化与当下潮流的结合。而售货员,则是清一色的北京大妈。创业两年,他就获得了“英国年度企业家奖”,由威廉王子亲自为他颁奖;《职来职往》电视节目请他做嘉宾;在百度上输入“江森海”三个字,能找到超过8万个相关结果。在中国,他从一无所有,变为了人生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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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森海

  距离北京1500公里,在湖南长沙湘春巷8号,德国人吴正荣经营着一家面包房,名叫吧赫西点。周围是老旧的居民楼,店铺藏在巷子深处。白瓷砖、木质地板,木架像屏风一样挡住柜台,架子上安置小餐包和饼干。两个柜台并排立着,摆满面包、酸奶和饮料。墙上贴满艺术照,旁边有四套桌椅,供来客即食。操作间的白板上,吴正荣写下当天的工作量,做什么糕点、做多少,用多少配料。7点钟,面包师傅上班,对照白板做面团,再将面团切块,做成面包、蛋糕和各样西点。面包送进烤箱后,他必须亲自盯着时间,最多时上7个闹钟。操作间里,吴正荣是唯一能听见闹铃的。吧赫西点的面包师傅都是听障人士,他们的世界没有声音,有些已经在这里工作超过5年。还有源源不断的听障人士来到这里,以学徒的身份免费学习烘培技术。17年前,吴正荣和妻子辞去工作,来到中国湖南。夫妻俩作为义工,帮助听障儿童进行康复训练,还自己掏钱,资助他们的家庭。十年光阴,500多名听障儿童在他们的帮助下恢复健康,融入社会。后来,听障儿童的状况改善,吴正荣开了面包房,帮助听障人士就业。至今已有30多名听障青年在这里学会烘培,成为面包师。很多长沙本地人因为他的善举,跨越半个城区,到位置偏僻的吧赫西点买面包,外省人则通过电商,让这些聋哑面包师的“作品”传遍全国。

  资料显示,在中国久居的外籍人员已经超过60万,其中一部分更是在中国白手起家,开启自己的事业。这些不同肤色的创业者,比仅仅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移民更了解中国。毕竟,创业的酸甜苦辣,不是靠一个“中国通”的嘴能讲清楚的。

  2

  巴塞尔的红色雪佛兰开了超过10万公里,在中国轻车熟路。他是一个34岁的叙利亚商人,在义乌生活了8年,汉语说得很流利。

  义乌小商品市场应有尽有,而巴塞尔几乎什么都卖。借助中国庞大的国际电商网络,每年他都往中东运三四十个集装箱。伊拉克从美国撤军之后就一直在重建,需要物美价廉、中国生产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叙利亚是他的老家,他既往那里出口日用品,又从那里进口叙利亚古皂;在科威特,他有一个客户经营着像沃尔玛那种大型超市,超市里有几千种商品,超市老板告诉他,“我什么都要”。并不像旁人猜测的那样——巴塞尔因为战争逃到中国。抵达中国时,叙利亚内战还没有真正爆发,他来中国只是出自一个朴素的想法:去一个让自己激动的地方。2007年,叙利亚有不少承建大型工厂的中国工程队。在他的印象里,中国和他们一样不怎么发达,但很努力,可以生产很多东西。而且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开始,中国人就是喜欢和平、喜欢做生意的。离阿勒颇30公里的郊区就有一家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合资的大型化工厂,由中方承建,他带着简历去应聘,很快就被录用了。他负责工厂的电机设备。组里都是中国人,一开始,他感到有些害羞,生怕说错什么,但很快就融入了进去。他发现中国人很友善,“很乐意教,不怕你超过他们,如果不懂就给你模仿,用手用脚反正他一定要让你学会”。他似乎感到一种第三世界之间的情谊,“瑞士技术、德国技术、法国技术,我都做过一段,他们就是懒得跟你解释。”

  建工厂是短期项目,所有设备调试完毕,中国工程队就要退出了。2009年,巴塞尔的宿舍只剩下他一个人,中国工友把带不走的物品都留下给他,这让他觉得越发孤独。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工程师,在阿联酋、约旦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愿意去迪拜的话,每月工资有700多美金,有往返机票,每年还有一个月假期。他只想跟中国朋友待在一起,却始终没等到工程队下一次承建项目的消息。2011年,他决定不再等待,从阿勒颇起飞,经停卡塔尔多哈,抵达上海。后来,巴塞尔娶了中国妻子,还有了两个儿子。为了方便孩子上学,他们搬家到嘉兴。巴塞尔总是独自开着车往返于很多城市,有时候清关,有时候看工厂。义乌可能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县级市,像巴塞尔这样的阿拉伯商人有将近两万人。走在街头,来来往往的有黄皮肤、黑皮肤、白皮肤。巴塞尔有一群好友,英国、乌克兰、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印度、也门、墨西哥、埃及的都有,他们借助中国日益崛起的电商网络,买进买出,做国际贸易生意。他们各自使用不同的语言,为了方便交流,大家常常会选择说中文。

  3

  1993年,江森海初到北京,并不喜欢这里。这座城市很灰、很平,所有人穿着类似的深色衣服。他住在大钟寺附近,一栋苏联式的红砖楼,周围没路灯,还有很多田地。他不敢想象,这是中国的首都。

  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家里的厕所没有门,主客卧之间隔了一扇小窗,涂满绿漆就算是门。第二天,江森海醒来就吓了一跳,房东夫妇站在他床边,观察这高个头、大鼻子的外国人是怎么睡觉的。那时候北京还没有三环,满街跑黄白面包车。江森海坐着这种面包车,到鼓楼西大街报了一个中文班。他兜里的钱付不起一张回英国的机票,但还够活一阵子,他必须在中国打工,挣够了钱回家。中文班课程枯燥无聊,江森海去几次就放弃了。传统课堂那一套对他不起作用,他没法长时间坐着听讲。最后那回,他听到半截就走了,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家里,他是最失败的孩子,在外两年一事无成。同辈表亲,有做金融的、有做律师的,哪个看着都比他靠谱。在家乡,他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江森海在胡同里迷路了,他左拐右转,到了一片人工湖,湖面开满荷花。周围建筑、雕塑,一砖一瓦都是没见过的景象。英国人连比划带问,终于知道这地方叫后海。此后,他每天都逛后海。见到拿蒲扇的大爷就过去闲聊,说不通就比划,有时也和胡同里的年轻人一起打台球,泡酒吧。他们经常去友谊商店旁边那家酒吧,舞台上有位常客,喜欢戴白色鸭舌帽,帽子上印一枚五角星。江森海后来知道,这家伙叫崔健。他终于感受到这座城市隐秘的魔力。胡同清晨,穿着大花裤衩倒尿盆的年轻人,晚上就能登上舞台,用手里的吉他震翻所有观众;酒吧角落里自斟自饮的家伙,能写出惊世骇俗的诗歌;后海边上,拿着铅笔临摹荷花的画家,没过多久,就在欧洲开了自己的画展。这里是机遇的沃土,也是风暴的眼睛,有能耐的人都可以站在聚光灯下,大显身手。北京发生的一切新鲜事他都了然于胸。半年后,中文学得差不多了,他也成为这座城市最资深的洋北漂,来北京的外国人,都会想方设法通过人际关系网联系到他。江森海说:“我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城市。”2003年,他搬到南锣鼓巷的一个大杂院里。又过了3年,盘下一门脸房,自己设计文化衫,图案是粮票、搪瓷洗脸盆、年画这种中国特色的老物件。复古风当时还没有刮起来。江森海没有考虑太多,他相信中国的商业环境,“只要你做得好,就一定能挣到钱。”

  吴正荣在德国老家从事的是药品研发,妻子是小学老师,两人过着平凡淡朴的生活。2002年,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中国听障儿童的报道,便毅然决定辞职,申请德国“环球救助协会”的项目,来到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不能说话和听不见,是听障儿童的两大问题。如果幼年接受康复训练,绝大多数孩子都能开口说话。但由于经济原因,很多听障儿童没机会接受训练,家长也买不起昂贵的助听器和人工耳蜗。于是,夫妻俩开始资助这些有困难的家庭,他们每月给这些家庭提供400元钱,最多的时候同时资助80名听障儿童。完成康复训练,又佩戴了助听器或人工耳蜗的孩子,可以进入正常的学校,而不是专为听障儿童设立的特殊教育学校。这些天生有缺陷的孩子,终于得以跨过障碍,成功融入社会。在康复中心,吴正荣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事。以前在德国,同事之间人情淡薄,下班后各走各的,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而在中国,康复中心的老师们同吃同住,相互间人情味很足。吴正荣和这些同道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中央财政启动贫困聋儿抢救性康复项目,连续三年每年为3000名听障儿童免费配戴助听器和康复训练,为500名听障儿童免费植入人工耳蜗并补贴康复训练费。“十二五”时期,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了聋儿康复的扶持力度,经费投入增加到19.7亿元。截止2013年底,已累计有37万听障儿童得到不同程度康复。在康复中心末期,前来帮助听障儿童进行康复训练的志愿者越来越多,几乎每个听障儿童都能佩戴上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近在咫尺。吴正荣觉得,十年前报道中的画面,以后不会在出现了。巨龙仿佛听到他们的呼声,降下甘霖,施以千万倍于二人的力量,拯救了这些孩子。他和妻子并没有急于离开。两人发现,听障人士在就业方面仍不稳定,经常换工作,除了福利工厂外,很难找到好的工作。如果他们有机会参加培训,工作就稳定了,老板就会要他们了。“拥有自食其力的技能才能赢得尊严。”他说。于是夫妻俩将目标从有听障问题的儿童转向成年人。他们发现听障人士在艺术方面很强,触觉灵敏,做面包应该比较容易,就此打算开一家面包房。他特意从德国请来一位面点师,在长沙颇为繁华的太平街盘下一间店面。吧赫西点就此营业。

  4

  “创业就是不停给你挑战。”江森海发现,这事比想象得难多了。身在异国,他不懂政策,也不太清楚法律,时常麻烦缠身。

  这并非最致命的问题。当时电商还没有那么发达,地理位置对于零售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开业没过半年,创可贴8就被迫迁址,赔钱几乎是定局。多亏了大杂院里开小卖部的邻居。江森海出门的时候,常把女儿留在小卖部,委托他们照顾。邻居告诉江森海,自己在南锣鼓巷中段有一门脸房空着,问他要不要租。江森海看了,位置更好,空间更大,可是他租不起。邻居手一挥,“那我先空着,等你有钱再搬过来。”新店开了,招募店员又成问题。江森海招了两个年轻店员,头个不辞而别,二个卷钱跑了。那时他还有一份工作,没法全天看店,只好暂时歇业。回到大杂院,另一个邻居,正在扫地的康阿姨问他为什么没开门。他说没有人看店。康阿姨说,我帮你看。江森海千恩万谢,说最多两周。没想到,康阿姨进了店,销售业绩竟然完胜之前的店员。北京大妈热情、认真,特别有亲和力。不光能卖衣服、为顾客讲述胡同的历史,还能捎带手解决城管、居委会、政策等方面的问题。此后,江森海招聘店员只挑北京大妈。他不给大妈们任何销售指标,衣服卖多少钱、有无赠品,都由她们决定。江森海让她们“好好做自己就成”。有些大妈在北京二环里有两三套房,比他这个老板还有钱,工作却非常认真。在这些退了休的北京大妈身上,江森海竟然看见了自己曾经的影子,“她们只是想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至于康阿姨,后来成了江森海的会计师,再后来当了质保负责人,产品质量都由她把关。每年,江森海都会带着这些大妈出国旅游,去年泰国,今年巴厘岛。他说,从来没见过她们那么高兴。

  在房租和用人方面,吴正荣同样问题重重。他没有做生意的经验,也不希望为节约成本而选择低廉的原料。很快,吧赫西点陷入濒临倒闭的危机。吴正荣不得不将店铺搬到位置偏僻的湘春巷。他也没有管理的经验。为了保证质量,他必须要严肃对待员工,这与他的本性相悖,吴正荣从来就不喜欢严肃。而聋哑面包师傅们,不像他过去帮助过的儿童,从小就融入了社会。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参差不齐,有些易受暗示,容易猜疑,过分自我贬低;有些脾气倔强,社会交往欠缺。碰到一些错误,面包做得不好,原料废了,吴正荣也必须顾及他们的心理,鼓励安慰,耐心沟通。即使生意不好的时候,他也从没想过罚款。正因如此,吧赫西店的员工大多干了好几年,有些学徒出师,就干脆留在店里。他们对这份工作,对吴正荣这个老板很满意。租金降低了,名声不断上涨,面包房的生意越来越好。在点评类网站上,吧赫西点是准五星商家,给予好评的用户有些是因为吴正荣的善举,但更多是因为这里的点心好吃。这正是他最乐意看到的。2017年,吴正荣结婚20周年,夫妻俩亲手做了德国风味的苹果蛋糕和蓝莓蛋糕,在店里大家一起分享。这是创业以来,他记忆最深刻的事。

  5在义乌,巴塞尔有很多叙利亚同乡,有时候他们会碰面,一起庆祝节日。但他们从不谈论叙利亚局势,叙利亚政局太复杂了,谁也不知道对方站在哪一派的立场。更何况,他们很清楚,来中国就是来做生意的,讨论政治,“也不会把你买大米的钱给挣出来。”

  刚结婚的时候,他和妻子说好,每年要回叙利亚待一两个月,陪伴父母,有了孩子,也要学阿拉伯语。但到中国没多久,叙利亚的内战就全面爆发了。他离开了战乱的国土,在一片新鲜的、他喜爱的国度建立了事业。他作为青年人对于远方的向往实实在在地被满足了,还被填充进了更真实的细节,有他红色的雪佛兰轿车,一见钟情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他们阿拉伯语名字的意思分别是“清澈的流水”和“有声音的星星”。这一切美好生活,不光依靠他自己的努力,更是凭借着中国电商网络在全球发展的巨大趋势。巴塞尔抓住了机遇,就像迎风飞翔的鸟。

  吴正荣说自己是典型的德国人,热爱自然。每周日下午,他都要和妻子前往附近的烈士公园散步一小时。一周没看见树,就会觉得失去了什么。

  长沙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十七年来,这座城市漂亮了很多,路拓宽了,道旁的花草树木多了,湘江旁边的风光带,还有梅溪湖公园,洋湖湿地公园,都让他觉得这里无比惬意。2016年,长沙开通高铁,吴正荣和妻子特意去体验了一把。他想等退休了,和妻子坐着高铁,游遍中国。他觉得这并不遥远。听障人士的就业问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改变,自己追逐半生的梦想将随之实现。江森海骨子里也不是企业家。小时候,二哥带他去村子里摆摊卖东西,他都不好意思。在他的家乡,人们说话绕弯子。南方北方,有钱没钱,往往一句话之间,无意中要做出很多决定。但是在中国他就是一老外,个头高,鼻子大,想到就做,失败了也没人在乎。陌生的土壤,反而成全了他的冲劲儿。在他看来,国外许多人都有很棒的想法,但是囿于天时地利,没有成功。而他的成功,与中国的发展掰不开关系。创可贴8的服饰迎合中国80年代的复古潮流,又在其基础上不断创新,佐以当下最热的青年文化。

  刚开店那两年,创可贴8的消费者,大多是游玩南锣鼓巷的异国游客,很难有中国顾客成交。现在店里90%以上的顾客都是中国人,东西做得越个性卖得越好。其中大多数都没听说过这个品牌,没听说过江森海,然而“进店就成交”,这是最让江森海高兴的,证明消费者认可他的产品,认可他的创意。

  江森海说,中国正快速国际化,并且越来越有它的性格。而他们这些创业者要做的,就是与这种性格保持同步。比起商业层面的规划,他始终关注的都是创意,“创可贴8的创新,就是北京的创新,中国的创新。”

  他想起17岁那年,刚学中文的时候,把“银行”两个字看成“很行”,逗得旁人哈哈大笑。如今他说出的中文字正腔圆,早已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26年光阴,也见证了一个大国的崛起。

责任编辑: 花满楼

李一伦:在中国创业的外国人

关键词: 社会万象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2019-09-18 10:21:36

李一伦:在中国创业的外国人

作者:李一伦

资料显示,在中国久居的外籍人员已经超过60万,其中一部分更是在中国白手起家,开启自己的事业。这些不同肤色的创业者,比仅仅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移民更了解中国。毕竟,创业的酸甜苦辣,不是靠一个“中国通”的嘴能讲清楚的。

   在中国久居的外籍人士超过60万,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是其中的特殊群体。他们比普通移民更能体会这个国家的人情世故、文化冲突,创业过程也充满意想不到的困境与挑战。通过他们的视角,我们能看到许多发生在身边,却被遗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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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觉醒来,江森海闹嗓子疼。北京的空气干燥,这个出生在英国的年轻人还不太适应。他找到房东,指指自己的喉咙,做出痛苦的表情。房东拿出纸条,写了两个中国字。江森海半句中文都不懂,但他知道,这上面一定是治嗓子的灵丹妙药,于是攥着纸条去了药店。药店的伙计看完纸条,摆摆手,指指对面的超市。江森海又去超市。收银员看纸条,再看他,跑进果蔬区,抱着一个西瓜出来了。

  后来他开始学中文。半吊子阶段,看到满街都是“中国很行”。出于好奇,他问房东:“为什么哪里都有中国很行?工商很行?建设很行?”26年过去,江森海回忆起这段经历,依然笑得前仰后合。那一年他17岁,离开英国,作为背包客游历非洲、南美和印度,来到北京。13年后,他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化创意品牌,在南锣鼓巷设下第一家店,名字叫创可贴8,Logo就是北京楼牌的模样。到南锣鼓巷的旅客,必会经过江森海的店。挂在店里的文化衫张扬醒目,图案多是中国文化与当下潮流的结合。而售货员,则是清一色的北京大妈。创业两年,他就获得了“英国年度企业家奖”,由威廉王子亲自为他颁奖;《职来职往》电视节目请他做嘉宾;在百度上输入“江森海”三个字,能找到超过8万个相关结果。在中国,他从一无所有,变为了人生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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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森海

  距离北京1500公里,在湖南长沙湘春巷8号,德国人吴正荣经营着一家面包房,名叫吧赫西点。周围是老旧的居民楼,店铺藏在巷子深处。白瓷砖、木质地板,木架像屏风一样挡住柜台,架子上安置小餐包和饼干。两个柜台并排立着,摆满面包、酸奶和饮料。墙上贴满艺术照,旁边有四套桌椅,供来客即食。操作间的白板上,吴正荣写下当天的工作量,做什么糕点、做多少,用多少配料。7点钟,面包师傅上班,对照白板做面团,再将面团切块,做成面包、蛋糕和各样西点。面包送进烤箱后,他必须亲自盯着时间,最多时上7个闹钟。操作间里,吴正荣是唯一能听见闹铃的。吧赫西点的面包师傅都是听障人士,他们的世界没有声音,有些已经在这里工作超过5年。还有源源不断的听障人士来到这里,以学徒的身份免费学习烘培技术。17年前,吴正荣和妻子辞去工作,来到中国湖南。夫妻俩作为义工,帮助听障儿童进行康复训练,还自己掏钱,资助他们的家庭。十年光阴,500多名听障儿童在他们的帮助下恢复健康,融入社会。后来,听障儿童的状况改善,吴正荣开了面包房,帮助听障人士就业。至今已有30多名听障青年在这里学会烘培,成为面包师。很多长沙本地人因为他的善举,跨越半个城区,到位置偏僻的吧赫西点买面包,外省人则通过电商,让这些聋哑面包师的“作品”传遍全国。

  资料显示,在中国久居的外籍人员已经超过60万,其中一部分更是在中国白手起家,开启自己的事业。这些不同肤色的创业者,比仅仅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移民更了解中国。毕竟,创业的酸甜苦辣,不是靠一个“中国通”的嘴能讲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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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塞尔的红色雪佛兰开了超过10万公里,在中国轻车熟路。他是一个34岁的叙利亚商人,在义乌生活了8年,汉语说得很流利。

  义乌小商品市场应有尽有,而巴塞尔几乎什么都卖。借助中国庞大的国际电商网络,每年他都往中东运三四十个集装箱。伊拉克从美国撤军之后就一直在重建,需要物美价廉、中国生产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叙利亚是他的老家,他既往那里出口日用品,又从那里进口叙利亚古皂;在科威特,他有一个客户经营着像沃尔玛那种大型超市,超市里有几千种商品,超市老板告诉他,“我什么都要”。并不像旁人猜测的那样——巴塞尔因为战争逃到中国。抵达中国时,叙利亚内战还没有真正爆发,他来中国只是出自一个朴素的想法:去一个让自己激动的地方。2007年,叙利亚有不少承建大型工厂的中国工程队。在他的印象里,中国和他们一样不怎么发达,但很努力,可以生产很多东西。而且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开始,中国人就是喜欢和平、喜欢做生意的。离阿勒颇30公里的郊区就有一家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合资的大型化工厂,由中方承建,他带着简历去应聘,很快就被录用了。他负责工厂的电机设备。组里都是中国人,一开始,他感到有些害羞,生怕说错什么,但很快就融入了进去。他发现中国人很友善,“很乐意教,不怕你超过他们,如果不懂就给你模仿,用手用脚反正他一定要让你学会”。他似乎感到一种第三世界之间的情谊,“瑞士技术、德国技术、法国技术,我都做过一段,他们就是懒得跟你解释。”

  建工厂是短期项目,所有设备调试完毕,中国工程队就要退出了。2009年,巴塞尔的宿舍只剩下他一个人,中国工友把带不走的物品都留下给他,这让他觉得越发孤独。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工程师,在阿联酋、约旦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愿意去迪拜的话,每月工资有700多美金,有往返机票,每年还有一个月假期。他只想跟中国朋友待在一起,却始终没等到工程队下一次承建项目的消息。2011年,他决定不再等待,从阿勒颇起飞,经停卡塔尔多哈,抵达上海。后来,巴塞尔娶了中国妻子,还有了两个儿子。为了方便孩子上学,他们搬家到嘉兴。巴塞尔总是独自开着车往返于很多城市,有时候清关,有时候看工厂。义乌可能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县级市,像巴塞尔这样的阿拉伯商人有将近两万人。走在街头,来来往往的有黄皮肤、黑皮肤、白皮肤。巴塞尔有一群好友,英国、乌克兰、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印度、也门、墨西哥、埃及的都有,他们借助中国日益崛起的电商网络,买进买出,做国际贸易生意。他们各自使用不同的语言,为了方便交流,大家常常会选择说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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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江森海初到北京,并不喜欢这里。这座城市很灰、很平,所有人穿着类似的深色衣服。他住在大钟寺附近,一栋苏联式的红砖楼,周围没路灯,还有很多田地。他不敢想象,这是中国的首都。

  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家里的厕所没有门,主客卧之间隔了一扇小窗,涂满绿漆就算是门。第二天,江森海醒来就吓了一跳,房东夫妇站在他床边,观察这高个头、大鼻子的外国人是怎么睡觉的。那时候北京还没有三环,满街跑黄白面包车。江森海坐着这种面包车,到鼓楼西大街报了一个中文班。他兜里的钱付不起一张回英国的机票,但还够活一阵子,他必须在中国打工,挣够了钱回家。中文班课程枯燥无聊,江森海去几次就放弃了。传统课堂那一套对他不起作用,他没法长时间坐着听讲。最后那回,他听到半截就走了,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家里,他是最失败的孩子,在外两年一事无成。同辈表亲,有做金融的、有做律师的,哪个看着都比他靠谱。在家乡,他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江森海在胡同里迷路了,他左拐右转,到了一片人工湖,湖面开满荷花。周围建筑、雕塑,一砖一瓦都是没见过的景象。英国人连比划带问,终于知道这地方叫后海。此后,他每天都逛后海。见到拿蒲扇的大爷就过去闲聊,说不通就比划,有时也和胡同里的年轻人一起打台球,泡酒吧。他们经常去友谊商店旁边那家酒吧,舞台上有位常客,喜欢戴白色鸭舌帽,帽子上印一枚五角星。江森海后来知道,这家伙叫崔健。他终于感受到这座城市隐秘的魔力。胡同清晨,穿着大花裤衩倒尿盆的年轻人,晚上就能登上舞台,用手里的吉他震翻所有观众;酒吧角落里自斟自饮的家伙,能写出惊世骇俗的诗歌;后海边上,拿着铅笔临摹荷花的画家,没过多久,就在欧洲开了自己的画展。这里是机遇的沃土,也是风暴的眼睛,有能耐的人都可以站在聚光灯下,大显身手。北京发生的一切新鲜事他都了然于胸。半年后,中文学得差不多了,他也成为这座城市最资深的洋北漂,来北京的外国人,都会想方设法通过人际关系网联系到他。江森海说:“我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城市。”2003年,他搬到南锣鼓巷的一个大杂院里。又过了3年,盘下一门脸房,自己设计文化衫,图案是粮票、搪瓷洗脸盆、年画这种中国特色的老物件。复古风当时还没有刮起来。江森海没有考虑太多,他相信中国的商业环境,“只要你做得好,就一定能挣到钱。”

  吴正荣在德国老家从事的是药品研发,妻子是小学老师,两人过着平凡淡朴的生活。2002年,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中国听障儿童的报道,便毅然决定辞职,申请德国“环球救助协会”的项目,来到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不能说话和听不见,是听障儿童的两大问题。如果幼年接受康复训练,绝大多数孩子都能开口说话。但由于经济原因,很多听障儿童没机会接受训练,家长也买不起昂贵的助听器和人工耳蜗。于是,夫妻俩开始资助这些有困难的家庭,他们每月给这些家庭提供400元钱,最多的时候同时资助80名听障儿童。完成康复训练,又佩戴了助听器或人工耳蜗的孩子,可以进入正常的学校,而不是专为听障儿童设立的特殊教育学校。这些天生有缺陷的孩子,终于得以跨过障碍,成功融入社会。在康复中心,吴正荣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事。以前在德国,同事之间人情淡薄,下班后各走各的,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而在中国,康复中心的老师们同吃同住,相互间人情味很足。吴正荣和这些同道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中央财政启动贫困聋儿抢救性康复项目,连续三年每年为3000名听障儿童免费配戴助听器和康复训练,为500名听障儿童免费植入人工耳蜗并补贴康复训练费。“十二五”时期,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了聋儿康复的扶持力度,经费投入增加到19.7亿元。截止2013年底,已累计有37万听障儿童得到不同程度康复。在康复中心末期,前来帮助听障儿童进行康复训练的志愿者越来越多,几乎每个听障儿童都能佩戴上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近在咫尺。吴正荣觉得,十年前报道中的画面,以后不会在出现了。巨龙仿佛听到他们的呼声,降下甘霖,施以千万倍于二人的力量,拯救了这些孩子。他和妻子并没有急于离开。两人发现,听障人士在就业方面仍不稳定,经常换工作,除了福利工厂外,很难找到好的工作。如果他们有机会参加培训,工作就稳定了,老板就会要他们了。“拥有自食其力的技能才能赢得尊严。”他说。于是夫妻俩将目标从有听障问题的儿童转向成年人。他们发现听障人士在艺术方面很强,触觉灵敏,做面包应该比较容易,就此打算开一家面包房。他特意从德国请来一位面点师,在长沙颇为繁华的太平街盘下一间店面。吧赫西点就此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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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就是不停给你挑战。”江森海发现,这事比想象得难多了。身在异国,他不懂政策,也不太清楚法律,时常麻烦缠身。

  这并非最致命的问题。当时电商还没有那么发达,地理位置对于零售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开业没过半年,创可贴8就被迫迁址,赔钱几乎是定局。多亏了大杂院里开小卖部的邻居。江森海出门的时候,常把女儿留在小卖部,委托他们照顾。邻居告诉江森海,自己在南锣鼓巷中段有一门脸房空着,问他要不要租。江森海看了,位置更好,空间更大,可是他租不起。邻居手一挥,“那我先空着,等你有钱再搬过来。”新店开了,招募店员又成问题。江森海招了两个年轻店员,头个不辞而别,二个卷钱跑了。那时他还有一份工作,没法全天看店,只好暂时歇业。回到大杂院,另一个邻居,正在扫地的康阿姨问他为什么没开门。他说没有人看店。康阿姨说,我帮你看。江森海千恩万谢,说最多两周。没想到,康阿姨进了店,销售业绩竟然完胜之前的店员。北京大妈热情、认真,特别有亲和力。不光能卖衣服、为顾客讲述胡同的历史,还能捎带手解决城管、居委会、政策等方面的问题。此后,江森海招聘店员只挑北京大妈。他不给大妈们任何销售指标,衣服卖多少钱、有无赠品,都由她们决定。江森海让她们“好好做自己就成”。有些大妈在北京二环里有两三套房,比他这个老板还有钱,工作却非常认真。在这些退了休的北京大妈身上,江森海竟然看见了自己曾经的影子,“她们只是想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至于康阿姨,后来成了江森海的会计师,再后来当了质保负责人,产品质量都由她把关。每年,江森海都会带着这些大妈出国旅游,去年泰国,今年巴厘岛。他说,从来没见过她们那么高兴。

  在房租和用人方面,吴正荣同样问题重重。他没有做生意的经验,也不希望为节约成本而选择低廉的原料。很快,吧赫西点陷入濒临倒闭的危机。吴正荣不得不将店铺搬到位置偏僻的湘春巷。他也没有管理的经验。为了保证质量,他必须要严肃对待员工,这与他的本性相悖,吴正荣从来就不喜欢严肃。而聋哑面包师傅们,不像他过去帮助过的儿童,从小就融入了社会。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参差不齐,有些易受暗示,容易猜疑,过分自我贬低;有些脾气倔强,社会交往欠缺。碰到一些错误,面包做得不好,原料废了,吴正荣也必须顾及他们的心理,鼓励安慰,耐心沟通。即使生意不好的时候,他也从没想过罚款。正因如此,吧赫西店的员工大多干了好几年,有些学徒出师,就干脆留在店里。他们对这份工作,对吴正荣这个老板很满意。租金降低了,名声不断上涨,面包房的生意越来越好。在点评类网站上,吧赫西点是准五星商家,给予好评的用户有些是因为吴正荣的善举,但更多是因为这里的点心好吃。这正是他最乐意看到的。2017年,吴正荣结婚20周年,夫妻俩亲手做了德国风味的苹果蛋糕和蓝莓蛋糕,在店里大家一起分享。这是创业以来,他记忆最深刻的事。

  5在义乌,巴塞尔有很多叙利亚同乡,有时候他们会碰面,一起庆祝节日。但他们从不谈论叙利亚局势,叙利亚政局太复杂了,谁也不知道对方站在哪一派的立场。更何况,他们很清楚,来中国就是来做生意的,讨论政治,“也不会把你买大米的钱给挣出来。”

  刚结婚的时候,他和妻子说好,每年要回叙利亚待一两个月,陪伴父母,有了孩子,也要学阿拉伯语。但到中国没多久,叙利亚的内战就全面爆发了。他离开了战乱的国土,在一片新鲜的、他喜爱的国度建立了事业。他作为青年人对于远方的向往实实在在地被满足了,还被填充进了更真实的细节,有他红色的雪佛兰轿车,一见钟情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他们阿拉伯语名字的意思分别是“清澈的流水”和“有声音的星星”。这一切美好生活,不光依靠他自己的努力,更是凭借着中国电商网络在全球发展的巨大趋势。巴塞尔抓住了机遇,就像迎风飞翔的鸟。

  吴正荣说自己是典型的德国人,热爱自然。每周日下午,他都要和妻子前往附近的烈士公园散步一小时。一周没看见树,就会觉得失去了什么。

  长沙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十七年来,这座城市漂亮了很多,路拓宽了,道旁的花草树木多了,湘江旁边的风光带,还有梅溪湖公园,洋湖湿地公园,都让他觉得这里无比惬意。2016年,长沙开通高铁,吴正荣和妻子特意去体验了一把。他想等退休了,和妻子坐着高铁,游遍中国。他觉得这并不遥远。听障人士的就业问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改变,自己追逐半生的梦想将随之实现。江森海骨子里也不是企业家。小时候,二哥带他去村子里摆摊卖东西,他都不好意思。在他的家乡,人们说话绕弯子。南方北方,有钱没钱,往往一句话之间,无意中要做出很多决定。但是在中国他就是一老外,个头高,鼻子大,想到就做,失败了也没人在乎。陌生的土壤,反而成全了他的冲劲儿。在他看来,国外许多人都有很棒的想法,但是囿于天时地利,没有成功。而他的成功,与中国的发展掰不开关系。创可贴8的服饰迎合中国80年代的复古潮流,又在其基础上不断创新,佐以当下最热的青年文化。

  刚开店那两年,创可贴8的消费者,大多是游玩南锣鼓巷的异国游客,很难有中国顾客成交。现在店里90%以上的顾客都是中国人,东西做得越个性卖得越好。其中大多数都没听说过这个品牌,没听说过江森海,然而“进店就成交”,这是最让江森海高兴的,证明消费者认可他的产品,认可他的创意。

  江森海说,中国正快速国际化,并且越来越有它的性格。而他们这些创业者要做的,就是与这种性格保持同步。比起商业层面的规划,他始终关注的都是创意,“创可贴8的创新,就是北京的创新,中国的创新。”

  他想起17岁那年,刚学中文的时候,把“银行”两个字看成“很行”,逗得旁人哈哈大笑。如今他说出的中文字正腔圆,早已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26年光阴,也见证了一个大国的崛起。

花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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