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朱可夫的关系，有着和苏联独裁者与其所有高级将领的关系同样的基础：他们的忠诚与称职以及他对他们的信任。在朱可夫的军事生涯中，他对上级始终忠心耿耿、恭恭敬敬，尽管对自己的同侪或下属并不总是如此。对独裁者的个人崇拜也强化了朱可夫对斯大林权威的尊敬，虽说他在这方面并不过分，但也像所有人一样，是持赞同态度的。不过，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的人格力量。他支配着所有可以与自己近距离接触的人，朱可夫也不例外。

　　除了职业上的联系之外，斯大林和朱可夫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出身于农民家庭。两人的父亲都做过鞋匠而且都有体罚自己儿子的习惯。两人的母亲都曾努力让自己的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两个对于自己的孩子也都是充满温情的(就斯大林而言，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不如对自己的女儿)。对朱可夫和斯大林来说，俄国内战是一段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残酷的经历，尽管前者当时是个小兵，而后者是高级政治委员。斯大林在才智上有点儿自命不凡，但他和朱可夫一样，主要是把自己看作讲究实际的实干家。两人在追逐自己的目标时都很执着，而且为了实现那些目标，必要时都一样地铁石心肠。斯大林和朱可夫在政治上的共同点不仅在于他们都投身于共产主义，而且在于他们都怀有深刻的爱国之情，

　　致力于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样一个由一百多个民族和种群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因为在他们看来，苏联是所有这些民族和种群的保护者。正是这种“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把作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和作为俄罗斯人的朱可夫团结在了一起。至于希特勒和纳粹，斯大林和朱可夫不仅将其视为外国的入侵者，而且还视为企图灭绝数百万苏联公民(尤其是犹太人)并奴役其余的人的入侵者。

　　朱可夫是在1941年1月成为总参谋长的时候开始发展自己与斯大林的关系的，但只是在战争的严酷考验中，这种关系才完全成型。战争向斯大林表明：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朱可夫都是可以信赖的;他不会在压力之下惊慌失措;他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有能力也有决心挺身而出，迎接挑战。

朱可夫

　　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有一章是谈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运作的，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在那里面表露得非常明显。那一章是朱可夫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自己的回忆录进行修订时添加的，而他写那一章内容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想维护苏军最高统帅部战时领导班子的声誉，特别是他自己作为副最高统帅的作用。不过，他还想驳斥针对斯大林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的批评，这种批评是从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的所谓“秘密报告”开始的。朱可夫做得非常成功;在他的笔下，斯大林是个出色的最高统帅。他的描述因此成了一份关键性的文本，为独裁者恢复了成功的战争领袖的名誉。

　　战争期间，朱可夫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见过他一百二十多次。考虑到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这个见面的次数是非常多的。另外，在莫斯科附近斯大林的这个或那个乡间别墅，他们也见过多次。如果不能亲自去见斯大林，朱可夫就会和他通话或给他发电报，有时候天天都会这样。所以，毫不奇怪，朱可夫在战争期间逐渐对斯大林有了充分的了解。“以前我和他的联系从来没有这么紧密过，所以起初他要是在场，我就有点局促不安……在我们交往的最初那段时间，斯大林很少对我说什么。我感到他在非常留心地观察我，对我还没形成确定的看法……可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变得更加自信和大胆。我还注意到，斯大林开始更加重视这些想法了。”

　　朱可夫去见斯大林的时候，很多都是在夜里。独裁者习惯于晚起，而他一般也都要工作到凌晨。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紧张工作，不仅对斯大林本人，就是对他的下属来说，也是很辛苦的。这位苏联领导人要求总参谋部每天汇报两到三次，而且要是不和自己最高统帅部的有关成员商量，特别是总参谋长并且从1942年8月起成为他的新任副最高统帅的朱可夫，他从不做出军事行动的重要决策。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斯大林总是抽着烟斗或俄国香烟，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时不时地停下来查看一下形势图。朱可夫回忆说：“一般情况下他都是有条不紊、沉着镇定，允许大家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喜欢专心听取别人的汇报，但他们必须要说到点子上……他这人话不多，也不喜欢话多的人……战争期间，我体会到斯大林不是那种反对别人提出尖锐的问题或者反对人们和他争论的人。如果有人有相反的说法，那他是撒谎。”朱可夫对斯大林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和判断力有很高的评价：

　　可以说，斯大林谙熟方面军和方面军群军事行动组织的基本原则，对这些行动的指导很在行。可以肯定，他通晓主要的战略原则。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能力尤为突出……斯大林把这种能力归因于自己天赋的才智，自己作为政治领导人的经验，自己的直觉和广博的知识。他能发现战略形势中最重要的环节，并抓住这个最重要的环节，组织对敌行动，并因此而确保进攻行动的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个非常出色的最高统帅。

　　对于斯大林，朱可夫最欣赏的是他通常都不拘礼节，不装腔作势。独裁者很少大声地笑，但他很幽默，喜欢说笑话。不过，斯大林也会固执、冲动、遮遮掩掩，而且有时候很容易生气。“在发火的时候，他就不再客观了，而是说变就变，脸色越发苍白，目光阴沉锐利。能够经得住斯大林的怒火和抵挡住他的训斥的勇敢的人不多。”尽管这样，朱可夫感到的是迷醉而不是害怕。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着了他的魔：

　　不装腔作势，不矫揉造作，他用自己朴素的方式赢得了人心。他的无拘无束的说话方式，清晰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他的天生善于分析的思维，他的见多识广和非凡的记忆力，就连那些老手和有名望的人在和他说话的时候也要全神贯注、聚精会神。

　　在后苏联时代的各种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以及在现已公开的其他材料中，他对斯大林的批评要比在官方出版的回忆录中多一些，但朱可夫对作为伟大军事领袖的斯大林持肯定的态度却是一贯的。

　　斯大林对朱可夫的看法如何，现在很难知道，因为独裁者很少流露他内心的想法。可以肯定的是，他对自己的许多将领都很喜欢。他钦佩他们的职业素养，愿意向他们学习，尽管他本人也自命为伟大的将军。最合理的猜测是，斯大林对朱可夫要比对他小圈子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敬重，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惯于逢迎谄媚。同样，对于朱可夫这种显得太有主见的人，哪怕他们的忠诚毫无问题，斯大林也不太放心。这种态度或许在战后两人失和时斯大林对朱可夫的处置中有充分的反映：由于不敬而将其放逐，而一旦朱可夫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便又很快恢复名誉。

　　朱可夫赞赏斯大林拯救莫斯科

　　1941年11月1日，斯大林把朱可夫召到大本营并问他，11月7日那天，继续举行纪念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的周年庆祝活动是否安全。朱可夫向他保证肯定是安全的，但考虑到有可能遭到德军的空袭，党的拥护者的周年庆祝大会要在地下，在马雅科夫斯基地铁站举行。斯大林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而且在次日对参加红场阅兵并奔赴莫斯科城外战场的士兵们也发表了讲话。形势严峻，斯大林告诉他们，但苏维埃政权过去遇到过更大的困难：

　　记得在1918年，当时我们庆祝了十月革命一周年。我们国家有四分之三的地方……落到了外国干涉军的手中。乌克兰、高加索、中亚、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都暂时失去了。我们没有盟友，没有红军……食物和武器匮乏……有14个国家在向我们进攻。但我们没有泄气，没有灰心。我们在战火中铸就了红军并把我们的家园变成了军营。伟大的列宁精神使我们充满力量……结果怎样呢?我们把干涉军打得落荒而逃，收复了失地并取得了胜利。

　　斯大林最后再次谈到了爱国主义，回顾了俄国人过去为反对外国侵略者而进行的斗争：

　　一项伟大的解放使命现在要由你们去完成。一定要配得上这项使命……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Alexander Nevsky，他打败了瑞典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imitry Donskoy，他打败了鞑靼人)、库兹马·米宁(Kurma Minin)和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Dimitry Pozharsky)(他们把波兰人赶出了莫斯科)、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和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俄国将军，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 ——的男子汉形象，在这场战争中激励着你们。愿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成为你们的指路明星。

　　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斯大林在拯救莫斯科过程中的作用不吝赞美之辞，特别是他在战役期间自始至终都留在城里，并为组织莫斯科的防御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他的严格要求，斯大林做到了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与此同时，朱可夫也竭力想摆脱与战役期间斯大林的几次错误决定的关系。但从朱可夫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命令、通告和谈话记录来看，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基本上毫无异议地、心甘情愿地执行上级命令的将军，而且他希望自己的下属也同样如此。尤其是，正是朱可夫恪守纪律的态度，而不是他自诩的耿直或不顺从，使他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

 　　斯大林与朱可夫的关系，有着和苏联独裁者与其所有高级将领的关系同样的基础：他们的忠诚与称职以及他对他们的信任。在朱可夫的军事生涯中，他对上级始终忠心耿耿、恭恭敬敬，尽管对自己的同侪或下属并不总是如此。对独裁者的个人崇拜也强化了朱可夫对斯大林权威的尊敬，虽说他在这方面并不过分，但也像所有人一样，是持赞同态度的。不过，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的人格力量。他支配着所有可以与自己近距离接触的人，朱可夫也不例外。

　　除了职业上的联系之外，斯大林和朱可夫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出身于农民家庭。两人的父亲都做过鞋匠而且都有体罚自己儿子的习惯。两人的母亲都曾努力让自己的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两个对于自己的孩子也都是充满温情的(就斯大林而言，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不如对自己的女儿)。对朱可夫和斯大林来说，俄国内战是一段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残酷的经历，尽管前者当时是个小兵，而后者是高级政治委员。斯大林在才智上有点儿自命不凡，但他和朱可夫一样，主要是把自己看作讲究实际的实干家。两人在追逐自己的目标时都很执着，而且为了实现那些目标，必要时都一样地铁石心肠。斯大林和朱可夫在政治上的共同点不仅在于他们都投身于共产主义，而且在于他们都怀有深刻的爱国之情，

　　致力于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样一个由一百多个民族和种群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因为在他们看来，苏联是所有这些民族和种群的保护者。正是这种“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把作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和作为俄罗斯人的朱可夫团结在了一起。至于希特勒和纳粹，斯大林和朱可夫不仅将其视为外国的入侵者，而且还视为企图灭绝数百万苏联公民(尤其是犹太人)并奴役其余的人的入侵者。

　　朱可夫是在1941年1月成为总参谋长的时候开始发展自己与斯大林的关系的，但只是在战争的严酷考验中，这种关系才完全成型。战争向斯大林表明：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朱可夫都是可以信赖的;他不会在压力之下惊慌失措;他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有能力也有决心挺身而出，迎接挑战。

朱可夫

　　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有一章是谈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运作的，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在那里面表露得非常明显。那一章是朱可夫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自己的回忆录进行修订时添加的，而他写那一章内容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想维护苏军最高统帅部战时领导班子的声誉，特别是他自己作为副最高统帅的作用。不过，他还想驳斥针对斯大林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的批评，这种批评是从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的所谓“秘密报告”开始的。朱可夫做得非常成功;在他的笔下，斯大林是个出色的最高统帅。他的描述因此成了一份关键性的文本，为独裁者恢复了成功的战争领袖的名誉。

　　战争期间，朱可夫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见过他一百二十多次。考虑到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这个见面的次数是非常多的。另外，在莫斯科附近斯大林的这个或那个乡间别墅，他们也见过多次。如果不能亲自去见斯大林，朱可夫就会和他通话或给他发电报，有时候天天都会这样。所以，毫不奇怪，朱可夫在战争期间逐渐对斯大林有了充分的了解。“以前我和他的联系从来没有这么紧密过，所以起初他要是在场，我就有点局促不安……在我们交往的最初那段时间，斯大林很少对我说什么。我感到他在非常留心地观察我，对我还没形成确定的看法……可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变得更加自信和大胆。我还注意到，斯大林开始更加重视这些想法了。”

　　朱可夫去见斯大林的时候，很多都是在夜里。独裁者习惯于晚起，而他一般也都要工作到凌晨。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紧张工作，不仅对斯大林本人，就是对他的下属来说，也是很辛苦的。这位苏联领导人要求总参谋部每天汇报两到三次，而且要是不和自己最高统帅部的有关成员商量，特别是总参谋长并且从1942年8月起成为他的新任副最高统帅的朱可夫，他从不做出军事行动的重要决策。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斯大林总是抽着烟斗或俄国香烟，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时不时地停下来查看一下形势图。朱可夫回忆说：“一般情况下他都是有条不紊、沉着镇定，允许大家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喜欢专心听取别人的汇报，但他们必须要说到点子上……他这人话不多，也不喜欢话多的人……战争期间，我体会到斯大林不是那种反对别人提出尖锐的问题或者反对人们和他争论的人。如果有人有相反的说法，那他是撒谎。”朱可夫对斯大林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和判断力有很高的评价：

　　可以说，斯大林谙熟方面军和方面军群军事行动组织的基本原则，对这些行动的指导很在行。可以肯定，他通晓主要的战略原则。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能力尤为突出……斯大林把这种能力归因于自己天赋的才智，自己作为政治领导人的经验，自己的直觉和广博的知识。他能发现战略形势中最重要的环节，并抓住这个最重要的环节，组织对敌行动，并因此而确保进攻行动的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个非常出色的最高统帅。

　　对于斯大林，朱可夫最欣赏的是他通常都不拘礼节，不装腔作势。独裁者很少大声地笑，但他很幽默，喜欢说笑话。不过，斯大林也会固执、冲动、遮遮掩掩，而且有时候很容易生气。“在发火的时候，他就不再客观了，而是说变就变，脸色越发苍白，目光阴沉锐利。能够经得住斯大林的怒火和抵挡住他的训斥的勇敢的人不多。”尽管这样，朱可夫感到的是迷醉而不是害怕。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着了他的魔：

　　不装腔作势，不矫揉造作，他用自己朴素的方式赢得了人心。他的无拘无束的说话方式，清晰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他的天生善于分析的思维，他的见多识广和非凡的记忆力，就连那些老手和有名望的人在和他说话的时候也要全神贯注、聚精会神。

　　在后苏联时代的各种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以及在现已公开的其他材料中，他对斯大林的批评要比在官方出版的回忆录中多一些，但朱可夫对作为伟大军事领袖的斯大林持肯定的态度却是一贯的。

　　斯大林对朱可夫的看法如何，现在很难知道，因为独裁者很少流露他内心的想法。可以肯定的是，他对自己的许多将领都很喜欢。他钦佩他们的职业素养，愿意向他们学习，尽管他本人也自命为伟大的将军。最合理的猜测是，斯大林对朱可夫要比对他小圈子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敬重，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惯于逢迎谄媚。同样，对于朱可夫这种显得太有主见的人，哪怕他们的忠诚毫无问题，斯大林也不太放心。这种态度或许在战后两人失和时斯大林对朱可夫的处置中有充分的反映：由于不敬而将其放逐，而一旦朱可夫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便又很快恢复名誉。

　　朱可夫赞赏斯大林拯救莫斯科

　　1941年11月1日，斯大林把朱可夫召到大本营并问他，11月7日那天，继续举行纪念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的周年庆祝活动是否安全。朱可夫向他保证肯定是安全的，但考虑到有可能遭到德军的空袭，党的拥护者的周年庆祝大会要在地下，在马雅科夫斯基地铁站举行。斯大林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而且在次日对参加红场阅兵并奔赴莫斯科城外战场的士兵们也发表了讲话。形势严峻，斯大林告诉他们，但苏维埃政权过去遇到过更大的困难：

　　记得在1918年，当时我们庆祝了十月革命一周年。我们国家有四分之三的地方……落到了外国干涉军的手中。乌克兰、高加索、中亚、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都暂时失去了。我们没有盟友，没有红军……食物和武器匮乏……有14个国家在向我们进攻。但我们没有泄气，没有灰心。我们在战火中铸就了红军并把我们的家园变成了军营。伟大的列宁精神使我们充满力量……结果怎样呢?我们把干涉军打得落荒而逃，收复了失地并取得了胜利。

　　斯大林最后再次谈到了爱国主义，回顾了俄国人过去为反对外国侵略者而进行的斗争：

　　一项伟大的解放使命现在要由你们去完成。一定要配得上这项使命……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Alexander Nevsky，他打败了瑞典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imitry Donskoy，他打败了鞑靼人)、库兹马·米宁(Kurma Minin)和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Dimitry Pozharsky)(他们把波兰人赶出了莫斯科)、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和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俄国将军，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 ——的男子汉形象，在这场战争中激励着你们。愿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成为你们的指路明星。

　　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斯大林在拯救莫斯科过程中的作用不吝赞美之辞，特别是他在战役期间自始至终都留在城里，并为组织莫斯科的防御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他的严格要求，斯大林做到了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与此同时，朱可夫也竭力想摆脱与战役期间斯大林的几次错误决定的关系。但从朱可夫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命令、通告和谈话记录来看，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基本上毫无异议地、心甘情愿地执行上级命令的将军，而且他希望自己的下属也同样如此。尤其是，正是朱可夫恪守纪律的态度，而不是他自诩的耿直或不顺从，使他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