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估计大家都认识，比尔·盖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他把很多财富捐了出来做慈善。我自己是2015年离开麦肯锡后，加入了盖茨基金会，然后全家从美国搬到中国，做北京代表处的工作。

　　我有 3 个孩子，老大 8 岁多了，他也知道比尔·盖茨是首富，他也大概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妈妈，我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我说是什么呀?他说你每天都在办公室包钱，然后寄钱。我说那寄给谁呢?他说寄给非洲的小孩。我说好。这算是一种理解。

　　我曾经在麦肯锡嘛，所以我麦肯锡的同事有时候跟我讲说，一诺，你现在太幸福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以前我们在公司每天挣钱多辛苦啊，你现在每天花钱，每天办公室门口肯定是很多人等着你，你看看哪个顺眼就给一点。我脑补了一下这个画面，的确比较幸福。这是第二个版本。

　　还有一个版本的理解是，说世界上有钱人没一个好人，做慈善全是烟雾弹，肯定是避税。这是第三种理解。

　　后来我就想，既然大家有这么多猜测和理解，那我就跟大家讲一讲比尔·盖茨同学到底是怎么花钱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字，12,000,000。这是个什么数字呢?这是 2000 年那一年，全世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数字。很大是吧?但是大家可能也没有概念这到底有多大。

　　我给大家做一个类比，现在世界上客运量最大的客机是空客 A380，坐满了大概有 550 个人，如果今天有一个新闻说有一架满载着儿童的 A380 失事了，上面的乘客全部死亡，肯定会是全世界的一个惊天大新闻。

　　那这 1200 万如果对应成每一天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有 60 起这样的事故。而且更让人心寒的是，其实这 1200 万孩子里面，有 2/3 的死亡是可预防的，就是他们不是得了绝症或者活不下去。这个预防靠什么呢?答案也是知道的，靠疫苗。

　　疫苗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送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以咱们中国为例，中国曾经是乙肝大国，就是说曾经我们成年人里面每 10 个人里就有 1 个是乙肝病毒感染者。

　　从 90 年代末开始，咱们国家开始普及对儿童乙肝的免费接种。到了 2015 年，咱们中国孩子乙肝病毒的感染率降到了 1% 以下，也就是说 90 后出生的这一代人，因为疫苗而免受了乙肝这个病的痛苦。

　　有各种数字表明，如果我们花 1 块钱在孩子的疫苗的身上，计算出他以后因为不得病而给这个社会省的成本，大概是 16 块钱。如果我们再算上他由于生命的延长而带来的社会效益 — 因为他是劳动力嘛，那这个数字是多少呢?是 44 倍。

　　所以我们就纳闷了，既然这么好，那为什么在 2000 年的时候，全世界有 3000 万的孩子打不到疫苗。为什么打不到疫苗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原因。

　　首先咱们看需方。这 3000 万孩子在哪儿?他们分布在 80 多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一个方面是他们财力有限，另一方面是他们整个的疫苗体系是非常破败的。

　　而且疫苗有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它需要冷链，它必须储存在 2 到 8 度之间才能保持活性。大家看到这个图，实际上是南美洲的两个卫生工作人员，在骑着马爬山涉水地去送疫苗，打疫苗。这里面就是一个隔热箱。

　　我记得我访谈过一个咱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当时指着一个山说，你看，我翻过这座山要一天一夜，村子里面有 3 个孩子需要打疫苗，如果我今天偷懒了，不想翻这个山了，把疫苗往旁边河沟里一倒，没有人知道，这无非是一个良心的问题。

　　所以从需方来说，虽然很多孩子需要，但是很难找到他们，很难把疫苗打到他们的身上。

　　我们再看供方。实际上这些疫苗大部分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你是疫苗企业的总经理，你要把疫苗卖到这 80 个国家去，它们贫穷、落后、市场分散，还没有经销体系。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宁愿不挣这个钱。

　　而且就算是有人愿意卖，有人能买，这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钱从哪里来?谁要去花钱买这些疫苗去送给这些国家呢?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当时在 2000 年的时候面临的巨大的困境。

　　这个数字也是盖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看到的数字，所以他当时成立的时候做了第一笔捐赠，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叫 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其实在 2000 年之前，全世界范围里对疫苗相关的捐赠也有，大概是几百万美金的样子，多的可能到一千万美金，所以当时 GAVI 成立的时候，有很多美国的或者世界上从事公共卫生的人员特别特别地兴奋。

　　他们说，哎呀，你们看世界首富要捐钱了，那能捐多少呢?有人说他很有钱，可能能捐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大家都特别兴奋。结果当时第一笔捐赠捐给 GAVI 多少呢?七亿五千万美金。

　　所以当时这对整个疫苗界或者是公共卫生界，大家真的是 — 可以说是喜大普奔了。因此现在回头看当年那笔捐赠，也的确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整个全球健康的面貌。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解决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问题。首先他去跟供方谈，他说我知道卖到这 80 个国家你们不乐意，那这样，你就卖给我一家，但我有个要求，价格要低，但是高于你的成本价。这对于企业来讲是可以的嘛，所以就欣然答应。

　　因此他们有特别强大的议价能力，比方说如果我们在座有当父母的话就知道五联苗，五联苗在私营市场或者是自费市场上，大概是 100 美金左右的价格，GAVI 能够拿到它的采购价，不到 1 美金。

　　然后又去找需方说，你们这 80 个国家，咱们得组织起来放在一起。通过跟联合国、跟世界卫生组织沟通，把它们分了三类：如果你最穷，那我就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你疫苗;中间穷的，就用半价来买疫苗;如果是这里面最上面的国家，那你就用采购价全价来买疫苗，所以就有一个采购体系。

　　刚才我讲到乙肝，其实中国乙肝在 2000 年之后，我们西部的 14 个省份是得益于 GAVI 的捐赠的，我们是用采购价买的乙肝疫苗。后来也成了一个佳话，就是因为我们乙肝防疫做得很好，我们的国力也增加了，我们就从第三梯队毕业了。所以到 2015 年的时候，咱们中国又给 GAVI 捐赠了一笔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

　　刚才还提到一个冷链的问题大家还记得吧，它很麻烦，而且是非常头疼的问题。咱们要是在城市里面，有冰箱、有电，很容易解决，但是在农村怎么办?特别是在非洲沙漠里面，怎么办?所以当时盖茨又做了一个捐赠，非常有意思。

　　他在西雅图组了一个公司，叫 Global Good。这个公司干什么呢?他就召集了一帮特别聪明的科学家，去研究这些真实的巨大的挑战。他说你们怎么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电，没有能源，还需要能保温，还需要时间长，还需要够大。

　　结果这些科学家还真有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出来之后他们觉得挺兴奋，肯定可行，但是需要有人来生产。当时这个公司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叫郭自红，他就跑到中国来，到了青岛，找到了咱们中国的一家制冷企业，叫澳柯玛。

　　他就问说你们能不能把这个造出来?当时他们一看说，这挺简单，我们就干这个的。结果后来真做的时候，发现其实非常非常复杂。长话短说，做了一年，终于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了，就是骆驼上驮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极其神奇，它能做到什么?它能做到在没有电，没有任何能源的情况下就靠物理的隔热，你只要放上冰，就能让它的内胆保持 0—10 度，并且长达 35 天。

　　后来他们第一次试这个产品的时候，把它送到了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村子里。他们也不确定行不行，因为这里面的疫苗可以够一个 6000 人的村子里所有孩子至少一次性疫苗接种的使用。

　　35天之后他们去拿的时候，发现这个村子里的村民们载歌载舞，跟他们说，你什么东西都能拿走，但这个东西要留下 — 就是真的管用了，所以咱们中国制造在全球生命链上起了关键的一环。

　　但这个解决了，还有刚才我讲的大鸿沟，大家记不记得，谁出钱呀?你们说比尔·盖茨出钱，的确是，出了七亿五千万。但是大家想一想，这是 80 多个国家呀，个人他再有钱对这个需求来讲也是海洋里的一滴水，所以其实盖茨经常出现的一个形象是这样的：

　　他是在各个场合去要钱，大家可能听起来不可思议，世界首富主要的工作居然是要钱。

　　这几个事情做成了就差不多了，所以讲到 GAVI 的成绩，其实真的是了不起的成绩。从 2000 年成立到 2018 年，由于 GAVI 这个组织的存在，全世界有 6.4 亿孩子打上了疫苗，而且根据测算，其中有 900 万孩子避免了死亡。

　　所以大家问怎么花钱，我想总结一下可能就知道了。其实有三个大的方式，第一个就是类似于刚才讲的那个冰桶，那个冰桶的名字叫 Arktek。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存在，那我就得花钱做研发，然后雇科学家来做这个东西。

　　刚才讲的是冰桶，但实际上还有更有挑战的产品，比方说艾滋病。但是艾滋病的疫苗研发风险太高了，失败率太高了。过去有很多企业投了 10 年都没有出任何东西，所以对企业来讲它不可能投这个资。

　　在这些高风险的、企业不能投入的领域，我们投入钱，花钱去做研发，这大概是基金会每年 1/3 的投入。

　　第二类就是刚才讲的疫苗的例子。这个产品是存在的，但是它不可及，不可及我们就要想办法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去构造联系，能让需要的人用上。实际上世界上已经存在这样的解决方案，这个大概占到了我们 1/2 投资的方向。

　　最后一个方向是大家一般看不懂的，就是刚才盖茨要钱那张照片，我们叫做“政策倡导”。因为不管你多厉害，你最终其实只是提供了一个示范，做了一种可能的机制，而要想全面地、大规模地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大钱还是在国际社会的政府那里。

　　而且更重要的不仅仅是钱，是公共政策的改变。公共政策的改变也是需要投入的：你需要去支持智库，比方说叫他们做研究给政策做参考;你需要支持各种各样的会议，让会议里面发生本来可能不会发生的讨论，而得到可能的新的决议。

　　所以这就是他花钱的方法，我们把它叫作催化式慈善。

　　什么叫催化式慈善?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个概念，如果放眼看人类社会其实就有三个领域。第一个是公共领域，就是政府以及跟政府相关的机构。第二个是私营领域，就是所有的企业。第三个是所有其他，我们叫社会领域。

　　其实如果我们想解决刚才看到的这种大问题，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可以单独做到的，光靠政府是不够的，光靠企业是不行的，光靠慈善组织那更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如果跳出来看慈善组织，慈善组织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它有极大的抗风险能力：本来我这个钱就捐了，如果按回报预期的话，我的回报预期是﹣100%，所以我可以承担企业承担不了的风险。而政府因为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政府虽然很有钱，但它有些地方不方便花钱，我方便花钱。你可以在企业不敢冒险、政府不方便花钱的地方建立新的机制，用你的一小点钱去尝试一种新的模式，而起到催化整个体系的作用。

　　记不记得那个 1200 万的数字，它由于 GAVI 这些年的工作变成了 600 万，所以挺好的，减半了。但是这个数字还是很大，我们还有极长的路要走。

　　这里面我想给大家也讲一个中国的例子。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病，这个病叫乙型脑炎，它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如果孩子得了这个病的话，死亡率非常高，而且就算他治愈了也有非常大的概率会有终生的后遗症，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病。

　　这个病的疫苗存不存在?存在，但是都是在发达国家，而且价格比较高。其实中国已经有这样一个产品了，这是中生集团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做出来的一个产品，就是乙脑疫苗，1989 年就有了。

　　当时盖茨基金会知道这个产品的时候非常兴奋，说我们能不能让中国的乙脑疫苗成为 GAVI 采购疫苗的一种?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没有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疫苗是打到健康人身上的，所以它其实有特殊的一些监管。

　　在国际范围里面，你如果希望被 GAVI 这样的组织，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去采购的话，你必须通过一个标准，叫作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如果没有这个预认证的话，你是不可能被采购的。

　　后来大概在 2004 年的时候，盖茨基金会就出资 4000 万美金，支持成都所来过预认证。当然其实中生集团成都所放的钱比我们还要多，因为这个过程需要重盖厂房、雇人等等，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最后经历了应该是“9 年抗战”，到了 2013 年，这个疫苗终于拿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当时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让人振奋的消息，因为这是我们中国零的突破，到 2015 年它也进入了全球的采购体系。

　　这是在老挝的一张照片，这个孩子打的疫苗就是咱们成都所生产的乙脑疫苗。

　　刚才提到了这个预认证，中国在 2013 年之前是没有的，这个零的突破有了以后，咱们到了 2018 年是什么状况呢?我们有 5 个疫苗拿到预认证了，所以挺了不起的，从 0 变到了 5 。

　　但是如果看一看我们隔壁的印度兄弟，人家有多少个呢?将近是我们的 10 倍呀。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它讲的实际上就是去印度买仿制药。为什么去印度买仿制药?药和疫苗是很像的，它也有国际的水平。

　　刚才讲到印度是我们的 10 倍，在疫苗上，在药上也差不多。我们大概有 20 多个药过了 WHO 预认证了，印度有 400 个。所以虽然印度整体的健康水平并不高，但是他们的好多企业很早就在瞄准国际市场，他们现在已经是全球 GAVI 采购里面最大的供应国了。

　　其实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的整个仿制药市场，很大的市场份额都是被印度仿制药占据的，就是他们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可以卖到美国去了。所以我们就在想，虽然咱们有了这个艰苦卓绝拿来的胜利，咱怎么样才能赶超呢?

　　其实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支持更多的疫苗拿预认证，这就跟鲤鱼跳龙门一样，我们现在跳过去 5 只了，咱们再找鱼让它跳。这个目前正在做，我们现在也在支持中国的几家企业来准备跳龙门的过程。

　　还有一种路，就是咱们有没有可能打打这龙门的主意。

　　其实药非常特殊，它不像其他产品，你想出口，可能有个关税、有个什么出口的证明就可以了。因为药是人吃的，是治病的，特别是疫苗又是打到健康人身上的，所以所有的医疗产品、医药产品、生物制品，在所有国家里面都是监管要求最高的产品。

　　在全世界，根据监管水平，所有的国家可以分为两个梯队。第一个梯队就是监管水平最高、最严格、质量要求最高，因此药品质量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大家可能猜都猜得到，只有三个，欧洲、美国和日本。

　　如果你是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品，那你被全球采购只需要一个非常简短的程序就可以了。剩下所有的国家，对不起，就是第二梯队，这就是那个龙门。所以当时盖茨就有一个愿景，也可以说是大梦想吧，就是有没有可能有朝一日中国的监管水平也能进入第一梯队。

　　我们当时其实非常有幸，在 2015 年的时候，正好赶上原来的国家药监总局启动了史无前例的一个改革。这个改革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有一天能让我们中国的监管水平持续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特别有幸能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改革。

　　大家可能想，政府还缺你这点钱吗?倒不是这点钱，我们还真能帮上忙。给大家举两个例子，首先监管这个事情是一个技术要求非常高、而且非常专业性的东西，而且全球其实没什么区别，比如你看一个化学式，你看一个药物，它是个技术性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想提高监管水平，其实说实话也很简单，我们就学。美国是怎么监管的，美国是怎么看实验数据的，我们可以去跟它学。

　　但是学的这个过程，怎么学呢?一般可能想那咱们派人去美国学习。但是当时药监局的同事跟我们说，这个我们干过，效率不高。为什么呀?首先出趟国很费劲，第二个你在那待着，说实话三天五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撑死了，回来一大堆问题又没人问了。

　　他说最好能不能这样，有没有像美国药监局干了 30 年的退休的，就到我们这儿来，坐我们旁边，有事我就能问问，这多好啊，你们能支持这事吗?后来我们一想，可以呀，我们就是一美国机构，而且当时美国药监局的第二把手在退休之后加入了盖茨基金会，就是我们同事。

　　所以我们第一期的资助就是用基金会的钱资助了四位审评方面、五位检查方面的国际资深专家到北京来，这样能够给他们提供支持。其实这也起了催化的作用，因为这个钱其实是不多的，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机制去付给一个美国专家一笔在美国还可以的薪水，所以我们其实就把大部分费用给包掉了。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也不仅仅是几个专家就能解决的。其实药监是个体系性的工作，我们作为一般民众还是比较容易骂政府的，但是其实你要是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这个事真不好干。

　　给大家讲一个例子。美国药监局是什么时候成立的?1964 年。中国第一个叫 SFDA，成立时间是 1998 年，所以我们首先就有 30 年的巨大的差距，然后在过去几年我们飞速地发展，我们的需求又马上跟美国差不多了。

　　而且给大家举一个数字，当时美国药监局的审评员和检查员有多少人呢?1 万人。中国北京有多少审评人员呢?100 人，所以它就要雇人。咱们别说雇到 1 万人，就算雇到 1000 个人——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有一个企业从 100 人涨到 1000 人，这里面的组织发展、能力建设等等各种的问题，是没有那么容易解决的。

　　所以当时虽然一方面我们政府做了巨大的投入，人员的编制也有了、新的办公地点也有了，但是实际上让这个组织，特别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的组织能够专业地运转，还是有很复杂的工作在后面的。所以我们第二期的工作就是在支持一些核心部门的能力建设的过程。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也有幸，因为这两三年的支持，大家如果关注这个领域，就知道过去几年里其实中国出台了大量的特别激励性的政策。中国也加入了这个国际俱乐部，叫 ICH。

　　它有什么意义呢?还是讲《我不是药神》那个电影。《我不是药神》讲的是仿制药，但前面还有一步是专利药。在之前，中国的一个专利药上市比它原研国的专利药上市的时间，平均要落后 5—8 年。

　　所以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同事、朋友因为得了癌症，去美国去香港买药，因为在中国没有。但是因为我们进入这个国际俱乐部，什么结果呢?就是 5—8 年有可能马上就会降低到 2 年，甚至更短。

　　药监改革在全世界范围里都是一个难题，过去 3 年里其实在无声无息改变，我们如果不关注的话可能察觉不到，但实际上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因此我们真的是对这个前景也充满希望，所以希望通过这几个例子让大家大概知道基金会是怎么花钱的。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自己加入基金会有 3 年了。我记得当时在 2015 年的年初，我收到他们猎头的电话，说你有没有对基金会的工作感兴趣?我当时想也没想就说，不感兴趣。

　　为什么?我说要做慈善，要么你有钱，要么你退休。我说我既没钱，我也没退休，我挺年轻的，我干吗要干这个呀?后来他们说，同意，理解理解。

　　后来过了一个月，他们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一诺，我们知道你对这工作不感兴趣，你对见见比尔·盖茨有没有兴趣呀?我说这个兴趣还是有的嘛，所以当时我完全是秉着一个猎奇和窥探首富的心态去了西雅图。

　　去了西雅图之后我想，既然有这个机会，那我就问问他，你为什么做慈善?虽然大家可能都理解，慈善是个好事，但毕竟当时他微软做得好好的，而且当时他成立基金会的时候只有 45 岁 — 在 2000 年，他不是个老人，我想知道 45 岁做这么大的决定是为什么?

　　然后他当时就跟我分享了，他说 1997 年的时候，他才 42 岁。他说我那个时候对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人人各司其职的：我是微软的 CEO，那我就把我的公司做大，有回报。卫生问题，不是有世界卫生组织吗?粮食问题，不是有世界粮农组织吗?打仗，不是有安理会吗?大家干大家的不挺好的吗?

　　他说后来我往前一看才发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影响数亿人的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真空。他当时给我举例子讲疟疾，咱们很多在座的朋友可能不熟悉疟疾，中国在 70 年代还有将近 3000 万的疟疾病人，现在基本上是零了。

　　去年的时候我们内生病例是零，但是它在全世界范围里面还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疾病，每年有大概 30 亿人受到它的干扰，因为它是蚊子传播的，每年有 2 亿人得病，有 50 万人死亡，而且其中 70% 是孩子。

　　他说你知道吗?当时我才发现，在疟疾这个领域，全世界唯一对它的研发做的投入的知道是谁吗?美国军方。为什么呀?因为越战。后来越战已经不是美国的concern，所以这个研发就没了，一日之内为零，所以这个真空好大。

　　他当时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后来我们开始投入疟疾研发，在全世界现在投入这块儿的资金是5亿美金。大家觉得可能挺多钱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男性谢顶每年的研发投入多少?20 亿美金。

　　所以想想，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可笑?一方面是 2 亿人得病，这真的是病，能死人的病，只有 5 亿美金;而一方面只是你这个不大好看，却能有 20 亿美金。

　　而且我加入基金会之后发现这个真空是无处不在的。我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在世界范围里面来衡量生命，实际上是有一个指数的，它叫作“伤残调整生命年”，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均寿命是 80 岁，我在 70 岁的时候中风，过去了，那我损失了多少年的生命呢?10 岁。

　　那如果一个 1 岁的孩子因为拉痢疾夭折了，他损失了多少生命呢?79 岁。所以这个 1 岁孩子的夭折带来的伤残调整生命年，就是刚才这个 70 岁去世人的 8 倍左右。那如果我们把全世界的人什么年龄死去的、因为什么原因做一个图谱，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张图。

　　蓝颜色指的是非传染性疾病，比方说癌症、心血管疾病;红色指的是传染性疾病，就是像刚才讲的疟疾、乙肝等等;绿色指的是各种自然灾害，所以这大概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怎么死的。但这只是一半的世界，这是发达国家的世界。

　　如果我们看发展中国家，这个图是完全不一样的。如下：

　　比方疟疾、小儿腹泻等等，都是很大一块。因为是孩子，刚才说了，因为他的生命很长，损失得很长，因此非常地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原来看到的世界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世界。

　　我原来其实也是做商业的，我当时在麦肯锡做合伙人，五大洲我都去过，各种行业我都看过，CEO 的 office 成天进，这个世界我都见过。但是直到看到这个我才发现，我们看到的，其实无非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世界，一个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世界，在这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我们平常都看不到。

　　这曾经是打动了盖茨做慈善的原因，现在也是我坚信的一个使命，所以基金会很多的工作就希望去改变这个图。因为这个图让人最痛心的是，我们的解决方案大部分是有的，有些地方是没有、但你投入研发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人生而不平等，我们死也不平等。

　　刚才讲到的这个数字，记得吗?2000 年的时候是 1200 万，今年是 600 万。那基金会努力的目标是什么?是零。我们希望能够在世界上达到零疟疾、零艾滋病、零结核、零可预防死亡。

　　其实我自己原来一直在企业工作，所有的企业，不管是做什么行业，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希望越做越大，越做越长，基业常青。慈善行业不一样，我们的目标是让自己关门歇业，如果有一天我们到零了，那我们就是最高兴的了，因为说明目标达成了。

　　有一次有一个比尔·盖茨的采访，问了一个听起来比较鸡汤的问题。记者问说，盖茨先生，你百年之后希望怎么被记住?他的回答是这样，他说我希望我的孙子辈对我有美好的记忆，除此之外，没了。

　　记者问，为什么?他说我现在所有致力于做的事情都是在消除这些东西，我希望这些困扰、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痛苦和孩子的死亡的病能够不再存在。什么疟疾，什么河盲病，什么象腿病等等大家没有听说过的各种热带病，是非常可怕的。

　　他说我希望以后在跟孩子们提到疟疾的时候，他们会说，嗯，什么是疟疾?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的生命就有意义了，所以没有必要被记住。

　　盖茨有一句话，他说，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

　　可能跟盖茨相比，我们每个人的财富都差得很远，但是我想在这三句话里，可能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可以共同为一个更加美好和公平的世界而努力。

　　谢谢大家。

 　　这位估计大家都认识，比尔·盖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他把很多财富捐了出来做慈善。我自己是2015年离开麦肯锡后，加入了盖茨基金会，然后全家从美国搬到中国，做北京代表处的工作。

　　我有 3 个孩子，老大 8 岁多了，他也知道比尔·盖茨是首富，他也大概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妈妈，我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我说是什么呀?他说你每天都在办公室包钱，然后寄钱。我说那寄给谁呢?他说寄给非洲的小孩。我说好。这算是一种理解。

　　我曾经在麦肯锡嘛，所以我麦肯锡的同事有时候跟我讲说，一诺，你现在太幸福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以前我们在公司每天挣钱多辛苦啊，你现在每天花钱，每天办公室门口肯定是很多人等着你，你看看哪个顺眼就给一点。我脑补了一下这个画面，的确比较幸福。这是第二个版本。

　　还有一个版本的理解是，说世界上有钱人没一个好人，做慈善全是烟雾弹，肯定是避税。这是第三种理解。

　　后来我就想，既然大家有这么多猜测和理解，那我就跟大家讲一讲比尔·盖茨同学到底是怎么花钱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字，12,000,000。这是个什么数字呢?这是 2000 年那一年，全世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数字。很大是吧?但是大家可能也没有概念这到底有多大。

　　我给大家做一个类比，现在世界上客运量最大的客机是空客 A380，坐满了大概有 550 个人，如果今天有一个新闻说有一架满载着儿童的 A380 失事了，上面的乘客全部死亡，肯定会是全世界的一个惊天大新闻。

　　那这 1200 万如果对应成每一天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有 60 起这样的事故。而且更让人心寒的是，其实这 1200 万孩子里面，有 2/3 的死亡是可预防的，就是他们不是得了绝症或者活不下去。这个预防靠什么呢?答案也是知道的，靠疫苗。

　　疫苗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送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以咱们中国为例，中国曾经是乙肝大国，就是说曾经我们成年人里面每 10 个人里就有 1 个是乙肝病毒感染者。

　　从 90 年代末开始，咱们国家开始普及对儿童乙肝的免费接种。到了 2015 年，咱们中国孩子乙肝病毒的感染率降到了 1% 以下，也就是说 90 后出生的这一代人，因为疫苗而免受了乙肝这个病的痛苦。

　　有各种数字表明，如果我们花 1 块钱在孩子的疫苗的身上，计算出他以后因为不得病而给这个社会省的成本，大概是 16 块钱。如果我们再算上他由于生命的延长而带来的社会效益 — 因为他是劳动力嘛，那这个数字是多少呢?是 44 倍。

　　所以我们就纳闷了，既然这么好，那为什么在 2000 年的时候，全世界有 3000 万的孩子打不到疫苗。为什么打不到疫苗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原因。

　　首先咱们看需方。这 3000 万孩子在哪儿?他们分布在 80 多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一个方面是他们财力有限，另一方面是他们整个的疫苗体系是非常破败的。

　　而且疫苗有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它需要冷链，它必须储存在 2 到 8 度之间才能保持活性。大家看到这个图，实际上是南美洲的两个卫生工作人员，在骑着马爬山涉水地去送疫苗，打疫苗。这里面就是一个隔热箱。

　　我记得我访谈过一个咱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当时指着一个山说，你看，我翻过这座山要一天一夜，村子里面有 3 个孩子需要打疫苗，如果我今天偷懒了，不想翻这个山了，把疫苗往旁边河沟里一倒，没有人知道，这无非是一个良心的问题。

　　所以从需方来说，虽然很多孩子需要，但是很难找到他们，很难把疫苗打到他们的身上。

　　我们再看供方。实际上这些疫苗大部分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你是疫苗企业的总经理，你要把疫苗卖到这 80 个国家去，它们贫穷、落后、市场分散，还没有经销体系。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宁愿不挣这个钱。

　　而且就算是有人愿意卖，有人能买，这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钱从哪里来?谁要去花钱买这些疫苗去送给这些国家呢?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当时在 2000 年的时候面临的巨大的困境。

　　这个数字也是盖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看到的数字，所以他当时成立的时候做了第一笔捐赠，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叫 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其实在 2000 年之前，全世界范围里对疫苗相关的捐赠也有，大概是几百万美金的样子，多的可能到一千万美金，所以当时 GAVI 成立的时候，有很多美国的或者世界上从事公共卫生的人员特别特别地兴奋。

　　他们说，哎呀，你们看世界首富要捐钱了，那能捐多少呢?有人说他很有钱，可能能捐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大家都特别兴奋。结果当时第一笔捐赠捐给 GAVI 多少呢?七亿五千万美金。

　　所以当时这对整个疫苗界或者是公共卫生界，大家真的是 — 可以说是喜大普奔了。因此现在回头看当年那笔捐赠，也的确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整个全球健康的面貌。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解决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问题。首先他去跟供方谈，他说我知道卖到这 80 个国家你们不乐意，那这样，你就卖给我一家，但我有个要求，价格要低，但是高于你的成本价。这对于企业来讲是可以的嘛，所以就欣然答应。

　　因此他们有特别强大的议价能力，比方说如果我们在座有当父母的话就知道五联苗，五联苗在私营市场或者是自费市场上，大概是 100 美金左右的价格，GAVI 能够拿到它的采购价，不到 1 美金。

　　然后又去找需方说，你们这 80 个国家，咱们得组织起来放在一起。通过跟联合国、跟世界卫生组织沟通，把它们分了三类：如果你最穷，那我就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你疫苗;中间穷的，就用半价来买疫苗;如果是这里面最上面的国家，那你就用采购价全价来买疫苗，所以就有一个采购体系。

　　刚才我讲到乙肝，其实中国乙肝在 2000 年之后，我们西部的 14 个省份是得益于 GAVI 的捐赠的，我们是用采购价买的乙肝疫苗。后来也成了一个佳话，就是因为我们乙肝防疫做得很好，我们的国力也增加了，我们就从第三梯队毕业了。所以到 2015 年的时候，咱们中国又给 GAVI 捐赠了一笔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

　　刚才还提到一个冷链的问题大家还记得吧，它很麻烦，而且是非常头疼的问题。咱们要是在城市里面，有冰箱、有电，很容易解决，但是在农村怎么办?特别是在非洲沙漠里面，怎么办?所以当时盖茨又做了一个捐赠，非常有意思。

　　他在西雅图组了一个公司，叫 Global Good。这个公司干什么呢?他就召集了一帮特别聪明的科学家，去研究这些真实的巨大的挑战。他说你们怎么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电，没有能源，还需要能保温，还需要时间长，还需要够大。

　　结果这些科学家还真有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出来之后他们觉得挺兴奋，肯定可行，但是需要有人来生产。当时这个公司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叫郭自红，他就跑到中国来，到了青岛，找到了咱们中国的一家制冷企业，叫澳柯玛。

　　他就问说你们能不能把这个造出来?当时他们一看说，这挺简单，我们就干这个的。结果后来真做的时候，发现其实非常非常复杂。长话短说，做了一年，终于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了，就是骆驼上驮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极其神奇，它能做到什么?它能做到在没有电，没有任何能源的情况下就靠物理的隔热，你只要放上冰，就能让它的内胆保持 0—10 度，并且长达 35 天。

　　后来他们第一次试这个产品的时候，把它送到了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村子里。他们也不确定行不行，因为这里面的疫苗可以够一个 6000 人的村子里所有孩子至少一次性疫苗接种的使用。

　　35天之后他们去拿的时候，发现这个村子里的村民们载歌载舞，跟他们说，你什么东西都能拿走，但这个东西要留下 — 就是真的管用了，所以咱们中国制造在全球生命链上起了关键的一环。

　　但这个解决了，还有刚才我讲的大鸿沟，大家记不记得，谁出钱呀?你们说比尔·盖茨出钱，的确是，出了七亿五千万。但是大家想一想，这是 80 多个国家呀，个人他再有钱对这个需求来讲也是海洋里的一滴水，所以其实盖茨经常出现的一个形象是这样的：

　　他是在各个场合去要钱，大家可能听起来不可思议，世界首富主要的工作居然是要钱。

　　这几个事情做成了就差不多了，所以讲到 GAVI 的成绩，其实真的是了不起的成绩。从 2000 年成立到 2018 年，由于 GAVI 这个组织的存在，全世界有 6.4 亿孩子打上了疫苗，而且根据测算，其中有 900 万孩子避免了死亡。

　　所以大家问怎么花钱，我想总结一下可能就知道了。其实有三个大的方式，第一个就是类似于刚才讲的那个冰桶，那个冰桶的名字叫 Arktek。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存在，那我就得花钱做研发，然后雇科学家来做这个东西。

　　刚才讲的是冰桶，但实际上还有更有挑战的产品，比方说艾滋病。但是艾滋病的疫苗研发风险太高了，失败率太高了。过去有很多企业投了 10 年都没有出任何东西，所以对企业来讲它不可能投这个资。

　　在这些高风险的、企业不能投入的领域，我们投入钱，花钱去做研发，这大概是基金会每年 1/3 的投入。

　　第二类就是刚才讲的疫苗的例子。这个产品是存在的，但是它不可及，不可及我们就要想办法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去构造联系，能让需要的人用上。实际上世界上已经存在这样的解决方案，这个大概占到了我们 1/2 投资的方向。

　　最后一个方向是大家一般看不懂的，就是刚才盖茨要钱那张照片，我们叫做“政策倡导”。因为不管你多厉害，你最终其实只是提供了一个示范，做了一种可能的机制，而要想全面地、大规模地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大钱还是在国际社会的政府那里。

　　而且更重要的不仅仅是钱，是公共政策的改变。公共政策的改变也是需要投入的：你需要去支持智库，比方说叫他们做研究给政策做参考;你需要支持各种各样的会议，让会议里面发生本来可能不会发生的讨论，而得到可能的新的决议。

　　所以这就是他花钱的方法，我们把它叫作催化式慈善。

　　什么叫催化式慈善?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个概念，如果放眼看人类社会其实就有三个领域。第一个是公共领域，就是政府以及跟政府相关的机构。第二个是私营领域，就是所有的企业。第三个是所有其他，我们叫社会领域。

　　其实如果我们想解决刚才看到的这种大问题，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可以单独做到的，光靠政府是不够的，光靠企业是不行的，光靠慈善组织那更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如果跳出来看慈善组织，慈善组织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它有极大的抗风险能力：本来我这个钱就捐了，如果按回报预期的话，我的回报预期是﹣100%，所以我可以承担企业承担不了的风险。而政府因为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政府虽然很有钱，但它有些地方不方便花钱，我方便花钱。你可以在企业不敢冒险、政府不方便花钱的地方建立新的机制，用你的一小点钱去尝试一种新的模式，而起到催化整个体系的作用。

　　记不记得那个 1200 万的数字，它由于 GAVI 这些年的工作变成了 600 万，所以挺好的，减半了。但是这个数字还是很大，我们还有极长的路要走。

　　这里面我想给大家也讲一个中国的例子。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病，这个病叫乙型脑炎，它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如果孩子得了这个病的话，死亡率非常高，而且就算他治愈了也有非常大的概率会有终生的后遗症，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病。

　　这个病的疫苗存不存在?存在，但是都是在发达国家，而且价格比较高。其实中国已经有这样一个产品了，这是中生集团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做出来的一个产品，就是乙脑疫苗，1989 年就有了。

　　当时盖茨基金会知道这个产品的时候非常兴奋，说我们能不能让中国的乙脑疫苗成为 GAVI 采购疫苗的一种?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没有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疫苗是打到健康人身上的，所以它其实有特殊的一些监管。

　　在国际范围里面，你如果希望被 GAVI 这样的组织，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去采购的话，你必须通过一个标准，叫作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如果没有这个预认证的话，你是不可能被采购的。

　　后来大概在 2004 年的时候，盖茨基金会就出资 4000 万美金，支持成都所来过预认证。当然其实中生集团成都所放的钱比我们还要多，因为这个过程需要重盖厂房、雇人等等，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最后经历了应该是“9 年抗战”，到了 2013 年，这个疫苗终于拿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当时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让人振奋的消息，因为这是我们中国零的突破，到 2015 年它也进入了全球的采购体系。

　　这是在老挝的一张照片，这个孩子打的疫苗就是咱们成都所生产的乙脑疫苗。

　　刚才提到了这个预认证，中国在 2013 年之前是没有的，这个零的突破有了以后，咱们到了 2018 年是什么状况呢?我们有 5 个疫苗拿到预认证了，所以挺了不起的，从 0 变到了 5 。

　　但是如果看一看我们隔壁的印度兄弟，人家有多少个呢?将近是我们的 10 倍呀。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它讲的实际上就是去印度买仿制药。为什么去印度买仿制药?药和疫苗是很像的，它也有国际的水平。

　　刚才讲到印度是我们的 10 倍，在疫苗上，在药上也差不多。我们大概有 20 多个药过了 WHO 预认证了，印度有 400 个。所以虽然印度整体的健康水平并不高，但是他们的好多企业很早就在瞄准国际市场，他们现在已经是全球 GAVI 采购里面最大的供应国了。

　　其实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的整个仿制药市场，很大的市场份额都是被印度仿制药占据的，就是他们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可以卖到美国去了。所以我们就在想，虽然咱们有了这个艰苦卓绝拿来的胜利，咱怎么样才能赶超呢?

　　其实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支持更多的疫苗拿预认证，这就跟鲤鱼跳龙门一样，我们现在跳过去 5 只了，咱们再找鱼让它跳。这个目前正在做，我们现在也在支持中国的几家企业来准备跳龙门的过程。

　　还有一种路，就是咱们有没有可能打打这龙门的主意。

　　其实药非常特殊，它不像其他产品，你想出口，可能有个关税、有个什么出口的证明就可以了。因为药是人吃的，是治病的，特别是疫苗又是打到健康人身上的，所以所有的医疗产品、医药产品、生物制品，在所有国家里面都是监管要求最高的产品。

　　在全世界，根据监管水平，所有的国家可以分为两个梯队。第一个梯队就是监管水平最高、最严格、质量要求最高，因此药品质量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大家可能猜都猜得到，只有三个，欧洲、美国和日本。

　　如果你是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品，那你被全球采购只需要一个非常简短的程序就可以了。剩下所有的国家，对不起，就是第二梯队，这就是那个龙门。所以当时盖茨就有一个愿景，也可以说是大梦想吧，就是有没有可能有朝一日中国的监管水平也能进入第一梯队。

　　我们当时其实非常有幸，在 2015 年的时候，正好赶上原来的国家药监总局启动了史无前例的一个改革。这个改革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有一天能让我们中国的监管水平持续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特别有幸能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改革。

　　大家可能想，政府还缺你这点钱吗?倒不是这点钱，我们还真能帮上忙。给大家举两个例子，首先监管这个事情是一个技术要求非常高、而且非常专业性的东西，而且全球其实没什么区别，比如你看一个化学式，你看一个药物，它是个技术性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想提高监管水平，其实说实话也很简单，我们就学。美国是怎么监管的，美国是怎么看实验数据的，我们可以去跟它学。

　　但是学的这个过程，怎么学呢?一般可能想那咱们派人去美国学习。但是当时药监局的同事跟我们说，这个我们干过，效率不高。为什么呀?首先出趟国很费劲，第二个你在那待着，说实话三天五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撑死了，回来一大堆问题又没人问了。

　　他说最好能不能这样，有没有像美国药监局干了 30 年的退休的，就到我们这儿来，坐我们旁边，有事我就能问问，这多好啊，你们能支持这事吗?后来我们一想，可以呀，我们就是一美国机构，而且当时美国药监局的第二把手在退休之后加入了盖茨基金会，就是我们同事。

　　所以我们第一期的资助就是用基金会的钱资助了四位审评方面、五位检查方面的国际资深专家到北京来，这样能够给他们提供支持。其实这也起了催化的作用，因为这个钱其实是不多的，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机制去付给一个美国专家一笔在美国还可以的薪水，所以我们其实就把大部分费用给包掉了。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也不仅仅是几个专家就能解决的。其实药监是个体系性的工作，我们作为一般民众还是比较容易骂政府的，但是其实你要是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这个事真不好干。

　　给大家讲一个例子。美国药监局是什么时候成立的?1964 年。中国第一个叫 SFDA，成立时间是 1998 年，所以我们首先就有 30 年的巨大的差距，然后在过去几年我们飞速地发展，我们的需求又马上跟美国差不多了。

　　而且给大家举一个数字，当时美国药监局的审评员和检查员有多少人呢?1 万人。中国北京有多少审评人员呢?100 人，所以它就要雇人。咱们别说雇到 1 万人，就算雇到 1000 个人——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有一个企业从 100 人涨到 1000 人，这里面的组织发展、能力建设等等各种的问题，是没有那么容易解决的。

　　所以当时虽然一方面我们政府做了巨大的投入，人员的编制也有了、新的办公地点也有了，但是实际上让这个组织，特别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的组织能够专业地运转，还是有很复杂的工作在后面的。所以我们第二期的工作就是在支持一些核心部门的能力建设的过程。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也有幸，因为这两三年的支持，大家如果关注这个领域，就知道过去几年里其实中国出台了大量的特别激励性的政策。中国也加入了这个国际俱乐部，叫 ICH。

　　它有什么意义呢?还是讲《我不是药神》那个电影。《我不是药神》讲的是仿制药，但前面还有一步是专利药。在之前，中国的一个专利药上市比它原研国的专利药上市的时间，平均要落后 5—8 年。

　　所以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同事、朋友因为得了癌症，去美国去香港买药，因为在中国没有。但是因为我们进入这个国际俱乐部，什么结果呢?就是 5—8 年有可能马上就会降低到 2 年，甚至更短。

　　药监改革在全世界范围里都是一个难题，过去 3 年里其实在无声无息改变，我们如果不关注的话可能察觉不到，但实际上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因此我们真的是对这个前景也充满希望，所以希望通过这几个例子让大家大概知道基金会是怎么花钱的。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自己加入基金会有 3 年了。我记得当时在 2015 年的年初，我收到他们猎头的电话，说你有没有对基金会的工作感兴趣?我当时想也没想就说，不感兴趣。

　　为什么?我说要做慈善，要么你有钱，要么你退休。我说我既没钱，我也没退休，我挺年轻的，我干吗要干这个呀?后来他们说，同意，理解理解。

　　后来过了一个月，他们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一诺，我们知道你对这工作不感兴趣，你对见见比尔·盖茨有没有兴趣呀?我说这个兴趣还是有的嘛，所以当时我完全是秉着一个猎奇和窥探首富的心态去了西雅图。

　　去了西雅图之后我想，既然有这个机会，那我就问问他，你为什么做慈善?虽然大家可能都理解，慈善是个好事，但毕竟当时他微软做得好好的，而且当时他成立基金会的时候只有 45 岁 — 在 2000 年，他不是个老人，我想知道 45 岁做这么大的决定是为什么?

　　然后他当时就跟我分享了，他说 1997 年的时候，他才 42 岁。他说我那个时候对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人人各司其职的：我是微软的 CEO，那我就把我的公司做大，有回报。卫生问题，不是有世界卫生组织吗?粮食问题，不是有世界粮农组织吗?打仗，不是有安理会吗?大家干大家的不挺好的吗?

　　他说后来我往前一看才发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影响数亿人的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真空。他当时给我举例子讲疟疾，咱们很多在座的朋友可能不熟悉疟疾，中国在 70 年代还有将近 3000 万的疟疾病人，现在基本上是零了。

　　去年的时候我们内生病例是零，但是它在全世界范围里面还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疾病，每年有大概 30 亿人受到它的干扰，因为它是蚊子传播的，每年有 2 亿人得病，有 50 万人死亡，而且其中 70% 是孩子。

　　他说你知道吗?当时我才发现，在疟疾这个领域，全世界唯一对它的研发做的投入的知道是谁吗?美国军方。为什么呀?因为越战。后来越战已经不是美国的concern，所以这个研发就没了，一日之内为零，所以这个真空好大。

　　他当时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后来我们开始投入疟疾研发，在全世界现在投入这块儿的资金是5亿美金。大家觉得可能挺多钱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男性谢顶每年的研发投入多少?20 亿美金。

　　所以想想，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可笑?一方面是 2 亿人得病，这真的是病，能死人的病，只有 5 亿美金;而一方面只是你这个不大好看，却能有 20 亿美金。

　　而且我加入基金会之后发现这个真空是无处不在的。我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在世界范围里面来衡量生命，实际上是有一个指数的，它叫作“伤残调整生命年”，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均寿命是 80 岁，我在 70 岁的时候中风，过去了，那我损失了多少年的生命呢?10 岁。

　　那如果一个 1 岁的孩子因为拉痢疾夭折了，他损失了多少生命呢?79 岁。所以这个 1 岁孩子的夭折带来的伤残调整生命年，就是刚才这个 70 岁去世人的 8 倍左右。那如果我们把全世界的人什么年龄死去的、因为什么原因做一个图谱，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张图。

　　蓝颜色指的是非传染性疾病，比方说癌症、心血管疾病;红色指的是传染性疾病，就是像刚才讲的疟疾、乙肝等等;绿色指的是各种自然灾害，所以这大概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怎么死的。但这只是一半的世界，这是发达国家的世界。

　　如果我们看发展中国家，这个图是完全不一样的。如下：

　　比方疟疾、小儿腹泻等等，都是很大一块。因为是孩子，刚才说了，因为他的生命很长，损失得很长，因此非常地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原来看到的世界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世界。

　　我原来其实也是做商业的，我当时在麦肯锡做合伙人，五大洲我都去过，各种行业我都看过，CEO 的 office 成天进，这个世界我都见过。但是直到看到这个我才发现，我们看到的，其实无非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世界，一个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世界，在这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我们平常都看不到。

　　这曾经是打动了盖茨做慈善的原因，现在也是我坚信的一个使命，所以基金会很多的工作就希望去改变这个图。因为这个图让人最痛心的是，我们的解决方案大部分是有的，有些地方是没有、但你投入研发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人生而不平等，我们死也不平等。

　　刚才讲到的这个数字，记得吗?2000 年的时候是 1200 万，今年是 600 万。那基金会努力的目标是什么?是零。我们希望能够在世界上达到零疟疾、零艾滋病、零结核、零可预防死亡。

　　其实我自己原来一直在企业工作，所有的企业，不管是做什么行业，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希望越做越大，越做越长，基业常青。慈善行业不一样，我们的目标是让自己关门歇业，如果有一天我们到零了，那我们就是最高兴的了，因为说明目标达成了。

　　有一次有一个比尔·盖茨的采访，问了一个听起来比较鸡汤的问题。记者问说，盖茨先生，你百年之后希望怎么被记住?他的回答是这样，他说我希望我的孙子辈对我有美好的记忆，除此之外，没了。

　　记者问，为什么?他说我现在所有致力于做的事情都是在消除这些东西，我希望这些困扰、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痛苦和孩子的死亡的病能够不再存在。什么疟疾，什么河盲病，什么象腿病等等大家没有听说过的各种热带病，是非常可怕的。

　　他说我希望以后在跟孩子们提到疟疾的时候，他们会说，嗯，什么是疟疾?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的生命就有意义了，所以没有必要被记住。

　　盖茨有一句话，他说，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

　　可能跟盖茨相比，我们每个人的财富都差得很远，但是我想在这三句话里，可能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可以共同为一个更加美好和公平的世界而努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