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不爱国呢?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己的土地，有谁不爱呢?大概是没有的，除非是卖国贼。那什么是卖国呢?这解释就各不相同了。

　　在苏联，自20年代中期起，卖国的概念就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印记，就越来越具有执政者个人意志和情感的色彩。苏维埃作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民族内涵在逐渐削弱，而作为党的、阶级的专政工具的性质在逐渐强化。卖国这个概念就和“党内斗争”、“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那时主导的思维逻辑是：“党内斗争”导致“反对派”，“路线斗争”导致“机会主义分子”，“阶级斗争”导致“潜藏的敌人”，而“反对派”、“机会主义分义”和“潜藏的敌人”则导致一个总的概念——“人民之敌”。由“反党”而“叛国”而“卖国”，这是那个时代对爱国主义的最经典的解释，于是，和这种“反党”、“叛国”、“卖国”作无情斗争，进行生死较量就成了那时最正统的爱国主义——“苏维埃的爱国主义”。

　　“苏维埃爱国主义”的这面旗子是异常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在这面旗子下所策划的，所进行的，所完成的一切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最后是倒在这面旗子之下的，因为他被谴责为不爱苏维埃国家，因为他被谴责为同情和支持流亡在境外的俄罗斯学者专家，因为他被谴责为倡导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法西斯的遗传学和生物学。而这一切的关键就是瓦维洛夫不支持并且进而对“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瓦维洛夫事实上还没有去公开反对这一政策，而只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会议上说，或者通过当时时兴的组织程序递呈报告：农业的发展是科学，这需要循序渐进，这需要时间的检验。而“苏维埃的爱国主义”是不需要时间检验的，是不需要循序渐进的，它需要的只是速度，只是那种竭尽一切努力的力量的展示。瓦维洛夫最后被苏维埃的速度和力量所击垮，当然他不是惟一的一个科学家，也不是惟一的一个“人民之敌”。他前有先例，后有重蹈覆辙者。

瓦维洛夫

　　在瓦维洛夫之前，在苏维埃体制下早就有了“人民之敌”，他们就是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布哈林这些人为代表的党内“反对派”、“机会主义分子”。进人30年代后，这种“人民之敌”运行的机制就开始从党内转向了社会。由于不同意或者反对“直接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而被划归“人民之敌”的人就不计其数。中央的代表人物，首当其冲的就是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可夫。李可夫时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在经济政策上和斯大林有着明显的分歧。而斯大林就扣了他一顶“官僚主义”的帽子，以加强苏维埃和党的领导的名义要撤换他。1930年9月22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就预先决定了李可夫的命运：“我觉得在秋天之前需要彻底解决苏维埃上层领导的问题。与此同时要解决总的领导问题，因为党的和苏维埃的领导是紧密相连的，是不可分的。对此，我的意见如下：1.需要解除李可夫和施米特的职务，解散他们的官僚主义的咨询秘书机构;2.你去替代李可夫当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否则，苏维埃和党的领导之间就会脱节。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就将苏维埃的和党的领导完全统一起来，这无疑将加强我们的力量……”李可夫最后被清除掉了，他(还有他的副手施米特等人)由于对工作的不同意见而成为“苏维埃爱国主义”旗子下的牺牲品——由“官僚主义”迅速变为“人民之敌”。

　　而在普通干部中间，也就有了留京这样的敢于表述自己意见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反对“直接工业化”的疯狂速度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残酷镇压，陈述了群众中间的激烈不满情绪和可能采取的反抗行动。在当时，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很多，只不过留京的文字极为尖锐，而且他把造成国家面临危机状态的根源归结于斯大林本人。于是，留京成了一种典型，一种势力的代表，一个应在“苏维埃爱国主义”旗号下来加以惩处的罪犯。在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中，克格勃建议处以“极刑”。斯大林同意这种意见，他把留京称为意欲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恐怖分子”，是卖国行为。他认为，尽管留京这样的人是共青团员或者是共产党员，但“党对他们也是不可能不使用极刑的”。只是由于基洛夫的坚决反对，留京才得以在“苏维埃的爱国主义”旗子下，在某个不见天日的地方无限期地服苦役，直至悄无声息地消失。“留京案件”成了即将而至的“大清洗”的一个信号。

　　当基洛夫被刺以后，“人民之敌”的运行机制就进一步扩大，几乎变成了一种全社会的行动，而从30年代中期起，就急变成为一种特殊的进程——为保卫苏维埃国家，消灭一切敌人。这在这个国家的不幸历史上被称为“大清洗”。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人都可以被怀疑为是敌人，一切被怀疑的人都可以被证实为是敌人，而一切被各种途径“证实”为敌人的人都可以被名正言顺地镇压掉。为了苏维埃国家，以“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名义，既可以事后镇压，也可以“预防杀人”。于是，“人民之敌”多得惊人，“叛国”案件、间谍案件难计其数。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口号下执行的。如果你同意和支持“直接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如果你赞成和赞颂斯大林的路线，如果你爱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国家，你就得参与这一进程。你参与了，你就是爱国者，你没有参与，甚至去反对和阻碍它，你就从爱国者转为叛国者卖国者了，那你的命运也就注定了。且不说那些逢迎者投机者、以他人的血肉为基石往上爬的人，他们是注定了会成为爱国者的。至于说到普通老百姓，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谁能不去当个爱国者呢?谁又愿意以身家性命为代价，敢去做个叛逆，成为卖国者呢?

　　苏维埃爱国主义除了这种强权和强制的一面外，它还具有刺激和振奋的另一面。这种刺激和振奋就集中体现为四个字——“苏联第一”。从政治上说，苏联的政治体制是斯大林号称的“社会主义”的，而这种社会主义又是打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旗号的，所以它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最具有光明前景的社会制度。因为是最优越的、最具有光明前景的，所以是世界第一的。从经济上说，苏联的经济建设，在这片土地上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史无前例的，是苏联人走向幸福生活的惟一金光大道，也是全人类通向光明未来的惟一必由之路。因为是最正确的经济建设，所以它是世界第一的。从文化上说，苏联割断和舍弃了旧社会、旧世界的一切，独创了辉煌的、灿烂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无与伦比的，是超越于时代和岁月之上的，因此文化上的一切都是世界第一的。从强力机构和军队的组建来说，苏联的强力机构是最民主的、最公正的、最无私的，而军队在保卫无产阶级利益的行动中则是最坚决的、最果断的、最无情的，在世界的军队之林中，苏联军队则是最强大的、最先进的、最权威的。这种囊括了个人、民族和国家整个生活“苏联第一”的社会现实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苏联就是天堂，苏联人也生活在天堂里。在这个国家里，没有缺陷、萧条、危机，没有挫折、痛苦、不幸。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你不为自己感到骄傲吗?仰望着这个国家你不向往它的存在吗?为了这个“苏联第一”，你能不竭尽全力去奋斗、去拼搏、去舍生忘死吗?社会制度第一，人民就会相信这个制度会保障他们的生存和美好生活的权利;经济发展第一，人民就会相信勒紧裤带、忍饥挨饿去开荒、去戍边、去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值得的;文化第一，人民就会相信一切传自久远的文化都是垃圾，一切祖先代代相传的传统都是毒草，而那些新生代的苏维埃作家才是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最佳体现者，他们的作品和他们代表的文化才是世界第一的;强力机构和军队第一，人民就会相信由于有了这些机构和军队，自己也就是最强大的，是攻无不克、坚无不推的，因此国家就可以使用这种强力在世界舞台上讲话，决定他人他国他族的命运。

　　然而，苏联并不是天堂，苏联人也没有生活在天堂里。天堂只是人为的假象，天堂只是存在于制造这种理论的人们的笔下和嘴上。从20年代中期起，在这片土地上，灾荒、发展停滞、危机就伴随着硬指标计划、快发展速度、高劳动强度并行存在。只不过，红旗招展下所宣传的鼓动的只是胜利和辉煌，而对那些灾荒、停滞和危机或是略去不见，或是严加封锁，或是反过来当成政府的业绩来昭示天下。工业的国防化、军事化，农业的萎缩和粮食的歉收，人们长期生活在工业品和粮食严重短缺和时断时续的凭证供应的状况之下，城市和乡村严重隔离，农业成为国防军事工业发展的附庸。所有这一切都导致“苏联第一”状态的膨胀。

　　如果不把集体农庄说成是世界第一，如果不把工厂企业说成是世界第一，如果不把第一个五年计划说成是世界第一，如果不把军队说成是世界第一，那苏联土地上所进行的一切：运动、清洗、建设、斗争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否则，集体农庄会因为没有粮食而垮台，工厂企业会因为只有纸上的空指标而举步不前，五年计划会因为没有完成而遭谴责，国防会因此而不能成为发展的重中之中重。最后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将因此而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强国面前显示它的无比优越性，而民众也将因为没有亲身领受到这世界第一的好处和置身于这世界第一之中，而怀疑而骚动而背离。于是，就必须要有世界上的“第一条运河”、“第一座水电站”、“第一个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第一个先进采煤法——斯达汉诺夫工作法”、“第一个文学奠基人”、“第一个炸弹、武器、飞机的发明人”，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于是，“苏联第一”成了一种惯性力量。执政者需要这种惯性力量，是因为没有这种惯性力量，架在“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这辆车上的苏联就无法向前运行，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展示不出来，执政者的权力和地位就会动摇，而后者是更为重要的理由。在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一系列信件中，都直言无讳地谈到在中央政治局存在“我们”和“他们”两种力量，“我们”——自已这一派力量的薄弱和不稳定，需要把“他们”的人整治下去，换上自己的人，以保证“我们力量”的增长，要把党和政府的权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和维持这种“苏联第一”的机制是要付出很大的力气的，而当局也确实为此策划于帷幄之中，不遗余力，不惜功计。

　　要维持这种“苏联第一”的状态，就必须把国家全方位的封闭起来。在地理位置上，把苏联和世界隔绝起来，让人们既不能出国，也不能视听苏联以外世界的文字和声音，更不能与外部世界有任何方式的接触;在时空上把苏联和历史上的俄罗斯国家隔绝起来，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反动的、落后的，让人们看见的惟有苏联这一块天地;在认识论上，把苏联的今天和传统隔绝起来，要在空地上，要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只有这种全方位的隔绝的存在，苏联才会成为世界上第一的、惟一的、首屈一指的国家，苏维埃人才会成为能创造世界一切领域中顶尖奇迹的民族，人们也才会相信在苏维埃国家中能首先、第一个、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种全方位的隔绝从2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存在到德国法西斯的入侵。在这期间，整个国家的发展扭曲变形：历史是割裂的，知识是割裂的，传统是割裂的，国家和民族是割裂于世界范围之外的。全方位的隔绝造成了民族的短视，于是那种“苏联第一”的观点、思维逻辑、认识论方法无比膨胀，成了主导的、垄断的因素。真正的民族的东西被“苏维埃人”这个新概念所替代，于是，“苏维埃人”就被视为是世界上惟一优秀的民族。在这个被全方位隔绝的国家里，任何一点火星都会燃起为民族为国家自豪骄傲的熊熊烈火。而事实上，这种无端的大火往往就是被煸起的民族沙文主义：苏联最好，苏联碰不得，惹怒了苏联就是惹怒了真理、正义、和平和社会主义。身居世界第一的人，就可以对世界上的一切进行裁判，而这种裁判又是不可动摇的、不可替代的、不可上诉的。

　　推行“苏联第一”这种机制和维持这种全方位隔绝的执政者本身并不隔绝于世。他们有各种渠道能迅速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能从与世界的各种接触中详细知道苏联的真实国情。也许，正是由于他们真实了解苏维埃国家的国情(苏联远远不是世界第一，甚至在许多方面，离世界第一还很远很远)，所以他们愈益需要推行“苏联第一”机制。只有始终维持“苏联第一”的高指标、高速度、高劳动强度，人们才没有喘息的机会，才没有可能去觊觎苏联以外的世界，才会忠实于宣传和鼓动中的理想世界，人们也才能在方寸之地之中把头顶的一片天(无论是晴朗的，阴霾的，灰暗的)看成是最美的，最新的，最具诗意的。

　　全方位的隔绝是不可能永久的，再严密的隔绝也会有缝隙，也会有洞穴。当卫国战争的战士跨入他国和他民族的领土时，他们在解放他人的同时，也恰逢其会地被世界所解放。这些被“苏联第一”教养和培育起来的苏维埃人第一次知道在苏联以外还有这么大的天下。在这个天下里，有许多新鲜新知的东西是苏联所没有的，于是他们在心底里得出了一个结论：苏联并不总是世界第一，苏联并不是最好。当他们返回国内时，他们也就把这种观感上的、实际上的新知带了回来。尽管执政者不愿意并严加封锁消息，但战争还是打破了苏联全方位隔绝之门。“苏联第一”的意识开始动摇，“苏联第一”机制的推行更为艰难。战后，就出现了一个为重建“苏联第一”的政治进程，而瓦维洛夫这样一批了解世界之情的科学家、政治家、苏联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就是在这种“重建”中，被押上了“柴火堆”。

　　再往后，赫鲁晓夫为了苏美争霸，频频出国访问;勃列日涅夫为了石油天然气的输出，索性把苏联绑在了世界发展的列车上。还能再谈得上什么隔绝吗?还能再谈得上什么封闭吗?当赫鲁晓夫号召要学习美国，在苏联到处栽种玉米时，在勃列日涅夫兵发喀布尔，要用武力去征服不听话的他国政府和民族时，人们更加看到在经济实力上，在军队和武力的使用上，苏联更远远不是世界第一。待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苏联第一”早就成了昨日黄花。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苏联的国门不得不向世界打开了。而到了1991年，习惯于“苏联第一”，憧憬于“苏联第一”，曾经为“苏联第一”而骄傲自豪的苏联人，一下子泄了气，变得一蹶不振。“苏联第一”害了他们，使他们最终无力去挡住外部世界的诱惑和力量，俄罗斯的国门被彻底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也被打开了，而那个倡导和推行“苏联第一”机制的国家也就在瞬间恰如流水东去不复存在了。

　　“苏联第一”并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而是一种伪爱国主义。伪爱国主义所导向的不是真理、社会主义，而是荒谬、民族沙文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盛极一时的苏联正是在为执政者的权力目的而烂用的“苏联第一”的旗号下衰亡的，其悲乎不悲!

 　　谁能不爱国呢?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己的土地，有谁不爱呢?大概是没有的，除非是卖国贼。那什么是卖国呢?这解释就各不相同了。

　　在苏联，自20年代中期起，卖国的概念就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印记，就越来越具有执政者个人意志和情感的色彩。苏维埃作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民族内涵在逐渐削弱，而作为党的、阶级的专政工具的性质在逐渐强化。卖国这个概念就和“党内斗争”、“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那时主导的思维逻辑是：“党内斗争”导致“反对派”，“路线斗争”导致“机会主义分子”，“阶级斗争”导致“潜藏的敌人”，而“反对派”、“机会主义分义”和“潜藏的敌人”则导致一个总的概念——“人民之敌”。由“反党”而“叛国”而“卖国”，这是那个时代对爱国主义的最经典的解释，于是，和这种“反党”、“叛国”、“卖国”作无情斗争，进行生死较量就成了那时最正统的爱国主义——“苏维埃的爱国主义”。

　　“苏维埃爱国主义”的这面旗子是异常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在这面旗子下所策划的，所进行的，所完成的一切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最后是倒在这面旗子之下的，因为他被谴责为不爱苏维埃国家，因为他被谴责为同情和支持流亡在境外的俄罗斯学者专家，因为他被谴责为倡导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法西斯的遗传学和生物学。而这一切的关键就是瓦维洛夫不支持并且进而对“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瓦维洛夫事实上还没有去公开反对这一政策，而只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会议上说，或者通过当时时兴的组织程序递呈报告：农业的发展是科学，这需要循序渐进，这需要时间的检验。而“苏维埃的爱国主义”是不需要时间检验的，是不需要循序渐进的，它需要的只是速度，只是那种竭尽一切努力的力量的展示。瓦维洛夫最后被苏维埃的速度和力量所击垮，当然他不是惟一的一个科学家，也不是惟一的一个“人民之敌”。他前有先例，后有重蹈覆辙者。

瓦维洛夫

　　在瓦维洛夫之前，在苏维埃体制下早就有了“人民之敌”，他们就是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布哈林这些人为代表的党内“反对派”、“机会主义分子”。进人30年代后，这种“人民之敌”运行的机制就开始从党内转向了社会。由于不同意或者反对“直接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而被划归“人民之敌”的人就不计其数。中央的代表人物，首当其冲的就是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可夫。李可夫时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在经济政策上和斯大林有着明显的分歧。而斯大林就扣了他一顶“官僚主义”的帽子，以加强苏维埃和党的领导的名义要撤换他。1930年9月22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就预先决定了李可夫的命运：“我觉得在秋天之前需要彻底解决苏维埃上层领导的问题。与此同时要解决总的领导问题，因为党的和苏维埃的领导是紧密相连的，是不可分的。对此，我的意见如下：1.需要解除李可夫和施米特的职务，解散他们的官僚主义的咨询秘书机构;2.你去替代李可夫当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否则，苏维埃和党的领导之间就会脱节。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就将苏维埃的和党的领导完全统一起来，这无疑将加强我们的力量……”李可夫最后被清除掉了，他(还有他的副手施米特等人)由于对工作的不同意见而成为“苏维埃爱国主义”旗子下的牺牲品——由“官僚主义”迅速变为“人民之敌”。

　　而在普通干部中间，也就有了留京这样的敢于表述自己意见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反对“直接工业化”的疯狂速度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残酷镇压，陈述了群众中间的激烈不满情绪和可能采取的反抗行动。在当时，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很多，只不过留京的文字极为尖锐，而且他把造成国家面临危机状态的根源归结于斯大林本人。于是，留京成了一种典型，一种势力的代表，一个应在“苏维埃爱国主义”旗号下来加以惩处的罪犯。在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中，克格勃建议处以“极刑”。斯大林同意这种意见，他把留京称为意欲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恐怖分子”，是卖国行为。他认为，尽管留京这样的人是共青团员或者是共产党员，但“党对他们也是不可能不使用极刑的”。只是由于基洛夫的坚决反对，留京才得以在“苏维埃的爱国主义”旗子下，在某个不见天日的地方无限期地服苦役，直至悄无声息地消失。“留京案件”成了即将而至的“大清洗”的一个信号。

　　当基洛夫被刺以后，“人民之敌”的运行机制就进一步扩大，几乎变成了一种全社会的行动，而从30年代中期起，就急变成为一种特殊的进程——为保卫苏维埃国家，消灭一切敌人。这在这个国家的不幸历史上被称为“大清洗”。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人都可以被怀疑为是敌人，一切被怀疑的人都可以被证实为是敌人，而一切被各种途径“证实”为敌人的人都可以被名正言顺地镇压掉。为了苏维埃国家，以“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名义，既可以事后镇压，也可以“预防杀人”。于是，“人民之敌”多得惊人，“叛国”案件、间谍案件难计其数。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口号下执行的。如果你同意和支持“直接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如果你赞成和赞颂斯大林的路线，如果你爱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国家，你就得参与这一进程。你参与了，你就是爱国者，你没有参与，甚至去反对和阻碍它，你就从爱国者转为叛国者卖国者了，那你的命运也就注定了。且不说那些逢迎者投机者、以他人的血肉为基石往上爬的人，他们是注定了会成为爱国者的。至于说到普通老百姓，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谁能不去当个爱国者呢?谁又愿意以身家性命为代价，敢去做个叛逆，成为卖国者呢?

　　苏维埃爱国主义除了这种强权和强制的一面外，它还具有刺激和振奋的另一面。这种刺激和振奋就集中体现为四个字——“苏联第一”。从政治上说，苏联的政治体制是斯大林号称的“社会主义”的，而这种社会主义又是打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旗号的，所以它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最具有光明前景的社会制度。因为是最优越的、最具有光明前景的，所以是世界第一的。从经济上说，苏联的经济建设，在这片土地上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史无前例的，是苏联人走向幸福生活的惟一金光大道，也是全人类通向光明未来的惟一必由之路。因为是最正确的经济建设，所以它是世界第一的。从文化上说，苏联割断和舍弃了旧社会、旧世界的一切，独创了辉煌的、灿烂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无与伦比的，是超越于时代和岁月之上的，因此文化上的一切都是世界第一的。从强力机构和军队的组建来说，苏联的强力机构是最民主的、最公正的、最无私的，而军队在保卫无产阶级利益的行动中则是最坚决的、最果断的、最无情的，在世界的军队之林中，苏联军队则是最强大的、最先进的、最权威的。这种囊括了个人、民族和国家整个生活“苏联第一”的社会现实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苏联就是天堂，苏联人也生活在天堂里。在这个国家里，没有缺陷、萧条、危机，没有挫折、痛苦、不幸。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你不为自己感到骄傲吗?仰望着这个国家你不向往它的存在吗?为了这个“苏联第一”，你能不竭尽全力去奋斗、去拼搏、去舍生忘死吗?社会制度第一，人民就会相信这个制度会保障他们的生存和美好生活的权利;经济发展第一，人民就会相信勒紧裤带、忍饥挨饿去开荒、去戍边、去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值得的;文化第一，人民就会相信一切传自久远的文化都是垃圾，一切祖先代代相传的传统都是毒草，而那些新生代的苏维埃作家才是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最佳体现者，他们的作品和他们代表的文化才是世界第一的;强力机构和军队第一，人民就会相信由于有了这些机构和军队，自己也就是最强大的，是攻无不克、坚无不推的，因此国家就可以使用这种强力在世界舞台上讲话，决定他人他国他族的命运。

　　然而，苏联并不是天堂，苏联人也没有生活在天堂里。天堂只是人为的假象，天堂只是存在于制造这种理论的人们的笔下和嘴上。从20年代中期起，在这片土地上，灾荒、发展停滞、危机就伴随着硬指标计划、快发展速度、高劳动强度并行存在。只不过，红旗招展下所宣传的鼓动的只是胜利和辉煌，而对那些灾荒、停滞和危机或是略去不见，或是严加封锁，或是反过来当成政府的业绩来昭示天下。工业的国防化、军事化，农业的萎缩和粮食的歉收，人们长期生活在工业品和粮食严重短缺和时断时续的凭证供应的状况之下，城市和乡村严重隔离，农业成为国防军事工业发展的附庸。所有这一切都导致“苏联第一”状态的膨胀。

　　如果不把集体农庄说成是世界第一，如果不把工厂企业说成是世界第一，如果不把第一个五年计划说成是世界第一，如果不把军队说成是世界第一，那苏联土地上所进行的一切：运动、清洗、建设、斗争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否则，集体农庄会因为没有粮食而垮台，工厂企业会因为只有纸上的空指标而举步不前，五年计划会因为没有完成而遭谴责，国防会因此而不能成为发展的重中之中重。最后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将因此而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强国面前显示它的无比优越性，而民众也将因为没有亲身领受到这世界第一的好处和置身于这世界第一之中，而怀疑而骚动而背离。于是，就必须要有世界上的“第一条运河”、“第一座水电站”、“第一个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第一个先进采煤法——斯达汉诺夫工作法”、“第一个文学奠基人”、“第一个炸弹、武器、飞机的发明人”，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于是，“苏联第一”成了一种惯性力量。执政者需要这种惯性力量，是因为没有这种惯性力量，架在“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这辆车上的苏联就无法向前运行，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展示不出来，执政者的权力和地位就会动摇，而后者是更为重要的理由。在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一系列信件中，都直言无讳地谈到在中央政治局存在“我们”和“他们”两种力量，“我们”——自已这一派力量的薄弱和不稳定，需要把“他们”的人整治下去，换上自己的人，以保证“我们力量”的增长，要把党和政府的权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和维持这种“苏联第一”的机制是要付出很大的力气的，而当局也确实为此策划于帷幄之中，不遗余力，不惜功计。

　　要维持这种“苏联第一”的状态，就必须把国家全方位的封闭起来。在地理位置上，把苏联和世界隔绝起来，让人们既不能出国，也不能视听苏联以外世界的文字和声音，更不能与外部世界有任何方式的接触;在时空上把苏联和历史上的俄罗斯国家隔绝起来，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反动的、落后的，让人们看见的惟有苏联这一块天地;在认识论上，把苏联的今天和传统隔绝起来，要在空地上，要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只有这种全方位的隔绝的存在，苏联才会成为世界上第一的、惟一的、首屈一指的国家，苏维埃人才会成为能创造世界一切领域中顶尖奇迹的民族，人们也才会相信在苏维埃国家中能首先、第一个、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种全方位的隔绝从2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存在到德国法西斯的入侵。在这期间，整个国家的发展扭曲变形：历史是割裂的，知识是割裂的，传统是割裂的，国家和民族是割裂于世界范围之外的。全方位的隔绝造成了民族的短视，于是那种“苏联第一”的观点、思维逻辑、认识论方法无比膨胀，成了主导的、垄断的因素。真正的民族的东西被“苏维埃人”这个新概念所替代，于是，“苏维埃人”就被视为是世界上惟一优秀的民族。在这个被全方位隔绝的国家里，任何一点火星都会燃起为民族为国家自豪骄傲的熊熊烈火。而事实上，这种无端的大火往往就是被煸起的民族沙文主义：苏联最好，苏联碰不得，惹怒了苏联就是惹怒了真理、正义、和平和社会主义。身居世界第一的人，就可以对世界上的一切进行裁判，而这种裁判又是不可动摇的、不可替代的、不可上诉的。

　　推行“苏联第一”这种机制和维持这种全方位隔绝的执政者本身并不隔绝于世。他们有各种渠道能迅速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能从与世界的各种接触中详细知道苏联的真实国情。也许，正是由于他们真实了解苏维埃国家的国情(苏联远远不是世界第一，甚至在许多方面，离世界第一还很远很远)，所以他们愈益需要推行“苏联第一”机制。只有始终维持“苏联第一”的高指标、高速度、高劳动强度，人们才没有喘息的机会，才没有可能去觊觎苏联以外的世界，才会忠实于宣传和鼓动中的理想世界，人们也才能在方寸之地之中把头顶的一片天(无论是晴朗的，阴霾的，灰暗的)看成是最美的，最新的，最具诗意的。

　　全方位的隔绝是不可能永久的，再严密的隔绝也会有缝隙，也会有洞穴。当卫国战争的战士跨入他国和他民族的领土时，他们在解放他人的同时，也恰逢其会地被世界所解放。这些被“苏联第一”教养和培育起来的苏维埃人第一次知道在苏联以外还有这么大的天下。在这个天下里，有许多新鲜新知的东西是苏联所没有的，于是他们在心底里得出了一个结论：苏联并不总是世界第一，苏联并不是最好。当他们返回国内时，他们也就把这种观感上的、实际上的新知带了回来。尽管执政者不愿意并严加封锁消息，但战争还是打破了苏联全方位隔绝之门。“苏联第一”的意识开始动摇，“苏联第一”机制的推行更为艰难。战后，就出现了一个为重建“苏联第一”的政治进程，而瓦维洛夫这样一批了解世界之情的科学家、政治家、苏联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就是在这种“重建”中，被押上了“柴火堆”。

　　再往后，赫鲁晓夫为了苏美争霸，频频出国访问;勃列日涅夫为了石油天然气的输出，索性把苏联绑在了世界发展的列车上。还能再谈得上什么隔绝吗?还能再谈得上什么封闭吗?当赫鲁晓夫号召要学习美国，在苏联到处栽种玉米时，在勃列日涅夫兵发喀布尔，要用武力去征服不听话的他国政府和民族时，人们更加看到在经济实力上，在军队和武力的使用上，苏联更远远不是世界第一。待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苏联第一”早就成了昨日黄花。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苏联的国门不得不向世界打开了。而到了1991年，习惯于“苏联第一”，憧憬于“苏联第一”，曾经为“苏联第一”而骄傲自豪的苏联人，一下子泄了气，变得一蹶不振。“苏联第一”害了他们，使他们最终无力去挡住外部世界的诱惑和力量，俄罗斯的国门被彻底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也被打开了，而那个倡导和推行“苏联第一”机制的国家也就在瞬间恰如流水东去不复存在了。

　　“苏联第一”并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而是一种伪爱国主义。伪爱国主义所导向的不是真理、社会主义，而是荒谬、民族沙文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盛极一时的苏联正是在为执政者的权力目的而烂用的“苏联第一”的旗号下衰亡的，其悲乎不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