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和2019年《世界幸福报告》中，芬兰连续两次登顶，成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并且，自2012年4月发布该报告以来，芬兰的幸福排名一直稳居全球前十位。

　　随着编制办法的改进(对比了原住民和移民的幸福指数)，2019年报告中排名前20的国家，芬兰原住民与移民的幸福程度几乎相同。所以综合看起来，芬兰绝对是个幸福感爆棚的国家。

　　《世界幸福报告》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中心发布，通过人均GDP(GDP per capita)、社会援助(Social support)、健康期望寿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选择生活的自由(freedom to make life choices)、社会清廉水平(Perceptions of corruption)、慷慨程度(Generosity)等纬度(主要是主观的度量指标)来衡量一国(或地区)人民生活质量的主观幸福感。其中，特别强调社会基本福利对幸福感的重要性，所以高福利的北欧国家都名列前茅。

　　报告认为全世界各地80%国家的幸福感差异主要源自国家内部。富裕国家的幸福感差异并非因为收入不均，更多的是因为精神健康、身体健康和人际关系的不利情况造成的，痛苦则主要来源于精神疾病。

　　相对贫穷的国家，收入差距则是幸福感差异的主要原因，但精神疾病同样是造成痛苦的主要原因。疾病是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另外，工作也是影响贫穷国家人们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失业会导致幸福感大幅度下降，而在就业人群当中，工作质量是使人们感到幸福差异的重要变量之一。

　　那么芬兰的情况如何呢?

　　1、2018年芬兰人均GDP为40611美元。众所周知，有钱不能保幸福，报告中人均GDP第一名是卡塔尔，高达119749美元，但幸福排名仅列于第29名;榜眼是卢森堡的94490美元，幸福排名则是第14名。当然没钱不幸的概率要大的多，2019年最不幸福的国家是南苏丹，目前处于战乱之中，没有可信赖的人均GDP统计数据。倒数第二的是中非共和国，2018年的人均GDP是652美元。

　　2、2018年芬兰在“社会支持”纬度的得分为0.961，排名第二，低于冰岛(0.976)。这个指标衡量的是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从社会获得的支持是否让人感到满意(社会对遇困人群的救助的方式及限度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所以这个维度总是充满争议)。

　　3、2018年芬兰的人均健康期望寿命为71.8岁，低于新加坡(76.5)和日本(74.9)。这里顺便科普一下，“健康期望寿命”是一个相对数据，估算的是一个人在完全健康状态下生存的平均年数。在健康中衰老自然是件幸福的事情，而在非健康的状态中长寿，则未必。

　　4、2018年芬兰的“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为0.949，排名第三，低于乌兹别克斯坦(0.98)和哥伦比亚(0.96)。这也是一个主观而微妙的指标，但毫无疑问，选择的时候意味着承担，这是权利与责任的对应关系，脱开这一点来谈论选择生活的自由会变得缺乏意义。芬兰人在选择生活方式上拥有的自由，固然有社会强保障体系的支撑(社会保障有助于人们填平人生奋斗历程中的波谷)，但更多的来自于芬兰人的自立意识(同时具备意愿和能力承担选择带来的风险)。

　　5、2018年芬兰的“社会清廉水平”为0.213，是全球最好的5个国家之一。亚洲的新加坡则在这个维度中排名全球第一。

　　世界幸福报告只是人类试图研究和揭示不同国家(或地区)幸福感的努力之一。正如人们的审美情趣因人而异一样，每个国家的人民对于何谓幸福也有着不同的解读：

　　有的国家的多数人认为个体的快乐即是幸福;

　　有的国家的多数人则认为社会和谐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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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即显示，不同国家的国民有迥异的幸福感，个体的幸福感更是千差万别。有一点可以确信，多数人对幸福的定义和感受也无法代表众生。从某种意义讲，幸福是很私人的事情，不足为外人道，断断不受外人的摆布或定义。

　　1.高税负支撑的高福利

　　高水平的福利体系

　　芬兰人认为政府存在的价值，是照顾好每一位公民。为了照顾芬兰公民，芬兰政府每年用在社会福利(针对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残疾人、病人、失业者或年轻人实施的各种补助和救济)上的支出占GDP的比例是28.7%(低于法国的31.2%和比利时的28.9%，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第三位)，超过美国近10个百分点(美国为18.7%)，也远高于OECD总体20.1%的水平。

　　芬兰的社会福利一览

　　生育福利

　　新生儿父母可以享有产假及5个月的亲子假，期间国家补助300欧元每月，雇主还要发放60%-70%的工资。

　　从出生到17周岁，每人每月可领取120-172欧元保育补助，为鼓励生育，孩子越多，补助金额越多。单亲家庭孩子、残疾儿童或慢性疾病儿童，还可以获得额外补贴。

　　教育福利

　　芬兰年满三岁的儿童可进入市政托儿所，政府每月给予200欧元补助。大中小学生则可享受免费+补助+基金的福利政策。各学段都实行免费教育，中小学还享有免费午餐。中学和高等院校还提供两项补助：一是助学金，每人每月300欧元;二是住房补贴，提供上限为200欧元以内80%的住房补贴。

　　失业救助

　　芬兰人在失业后最初500个工作日内，可按照原工资一定比例领取失业补助，有孩子的人可领60%，没有孩子的比例要少一些。500天后若仍失业，可转为领取每个工作日32欧元的基本失业补贴，约合每月660欧元，同时社会支持机构会为其提供相应的培训以帮助其再就业。

　　医疗及工伤保障

　　芬兰所有公民都享有基础、特殊医疗保险和卫生保险服务。医疗保险负责病人60%-70%的医疗费用。此外，政府对药品实行补贴，一半的补贴标准为药品费用的50%，对于重症患者或慢性疾病，政府的补贴额度超过75%，甚至全部负担。

　　生病期间，有工作的人还可以获得全额工资。16-64岁芬兰居民，生病60天内，享受医疗补贴，超过60天可以申请康复补贴。

　　退休及养老服务

　　芬兰以强制性养老福利制度为主。强制养老制度包括国民养老金和工作养老金。单身人士可获得的全额国民养老金为628.85欧元/月，有配偶者可领取的全额国民养老金为557.79欧元/月。工作养老金与工作时缴纳的养老保险相关，领取金额为原在职工资的50%-60%。

　　不断进化的社会福利架构

　　芬兰的福利体系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北欧五国的共同实践。当时社会各阶层、政党和利益群体达成“历史性妥协”，形成“平等优先”的价值观共识，由此逐步开始建设福利经济制度。但二战后几十年来，社会保障不断在既有基础上添砖加瓦，近乎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普惠式、极其庞杂的体系，甚至到了存有大量冗余的地步。

　　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福利虽然可以填补不同人的人生波谷，但同样会发生负向激励，造成社会的退化(滋养怠惰、瓦解自立精神等等)。根据2015年第三季度的数据，芬兰的失业率已达到了历史最高的10%，青年人失业率更是高达22.7%。这与高福利营造的温床有关。

　　所以，芬兰人一直通过持续的改革来修正福利制度，以求获得进化，达到为公众提供全面的福利保护的同时，减轻负向激励的目的。

　　芬兰尝试实验“基本收入”项目以取代基本救济金。2017年1月，芬兰政府进行试点改革，实施为期两年的，向参与该项目的2000名失业者每月定期发放560欧元“基本收入”(如果找到工作，也可继续领取，且该收入不计税，仅工作收入需要交税;如果没找到工作，在实验期间需继续失业注册，若原应得相关福利高于560欧元，则可领取差额)，同时取消基本失业救济金。

　　之所以尝试以“基本收入”项目来替代传统的基本失业救济金项目，是因为芬兰的现实中有很多失业者担心找到工作反而会失去补助而导致净收入下降，或是净收入的增长达不到激励人的程度。

　　比如，尤哈，今年38岁，居住在芬兰西部的一个小村庄里。他与妻子育有6个孩子。

　　此前尤哈经营一份做装修的生意，但不幸失败而破产。随后至今的6年时间里，他一直赋闲在家，一家8口的收入主要来源是：妻子做护士短工赚取的工资、640欧元的失业保障金和800欧元的儿童福利。

　　尤哈很难找到一份称心的长期工作，但他不愿意从事任何短期或临时性的工作。因为按照芬兰既往的失业救济金政策，尤哈一旦获得雇佣收入，就会失去失业补助。而短工到期后不能续作(重新失业)，尤哈必须等待数月才能重新申领失业补助，这将导致在此期间的其家庭净收入大幅减少。

　　高福利对应高税收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福利必然导致高税负(哪怕挪威、卡塔尔等靠卖石油富裕的国家也不例外)。因为财富不会凭空产生，个人尚可以不劳而获，而一个国家则绝无此可能。

　　为了为社会福利开支筹资，政府不得不征收更多的税收以及强制居民缴纳各种非税费用(如社会保障缴费)。2018年芬兰政府在GDP中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高达52.5%(在OECD成员国中仅次于挪威和法国)。

　　其中，芬兰政府税收总额(从所得税、利润税、社会保障税、货物和劳务税、工资税、财产所有权和转让税以及其他)占GDP的比例高达43.3%(2017年数据)，远高于OECD平均34.2%的水平。这差不多近似等同于在从事经营或是工作获得收入人群的平均税负，即为了实施芬兰现行的社会保障服务，政府抽取的税收也很高。

　　芬兰高福利可持续性的挑战

　　古人云，一利兴，必一弊相随。

　　芬兰的社会福利一方面提高了社会的平等性，削平了芬兰公民人生的低谷(但凡遇到人生风险事件，均可得到救助以维持适度尊严和体面的生活水平);另一面也在制造着矛盾(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追求平等的乌托邦几乎不可避免地将遭致恶果，哈耶克曾云，“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由鲜花铺就”)，因此，芬兰的福利政策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其一、高福利依赖政府抽取高税负以提供融资，倘若受社会福利资助或救济的人们不自助不求自立的话，就意味着他们不道德地占有了别人的劳动成果或资本利益。这是另一种不平等。

　　想着移民到芬兰这样的高福利国家就能坐享富贵快乐的生活，里面暗含一个假定，就是想着搭便车——不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却想在社会分配中得一杯羹。若由康德看来，这种行为无疑是可耻且可悲的。在康德的道德范式之下，自立而自决的人一旦成为寄食者，只会陷入空虚又无聊的悲惨境遇或虚无主义的泥塘。

　　其二、高税收导致了芬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足，家庭借债度日，使其居民杠杆率处于高位。2017年芬兰家庭债务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138%，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有趣的是，北欧四国的居民杠杆率都很高，他们都是高福利国家，但福利却助长了家庭的高负债，这是一种奇妙而特殊的境遇。

　　其三、在高福利下，部分人群的就业积极性下降(宁肯吃救济，也不愿工作)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僵化。2018年第四季度芬兰的失业率为6.6%，高于OECD总体5.2%的水平(OECD成员国中最低的捷克，失业率仅有2.1%);青年失业率为16.8%也远高于OECD总体11.1%的水平(OECD成员国中最低的日本，青年失业率仅有3.7%)。

　　其四、人口结构变迁等技术性原因使得福利支出日益庞大变得难以维持。据统计，2017年芬兰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9.7%(约合200多亿美元)，成为芬兰政府的沉重负担。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重(2018年，芬兰65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21.4%)，这一开支还在快速增长，迫使芬兰政府的财政难以负荷，距离破产的边缘越来越近。

　　芬兰前任总理Juha Sipila试图对全民医保进行改革，减少医保提供的行政科层和保险责任，同时开放更多的私营医疗机构供患者选择，通过一系列的行动为政府节约34亿美元开支。然而，改革方案受到的阻力巨大，芬兰国会宪法委员会甚至认为这项改革违宪，导致Juha Sipila辞职下台。

 　  2018年和2019年《世界幸福报告》中，芬兰连续两次登顶，成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并且，自2012年4月发布该报告以来，芬兰的幸福排名一直稳居全球前十位。

　　随着编制办法的改进(对比了原住民和移民的幸福指数)，2019年报告中排名前20的国家，芬兰原住民与移民的幸福程度几乎相同。所以综合看起来，芬兰绝对是个幸福感爆棚的国家。

　　《世界幸福报告》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中心发布，通过人均GDP(GDP per capita)、社会援助(Social support)、健康期望寿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选择生活的自由(freedom to make life choices)、社会清廉水平(Perceptions of corruption)、慷慨程度(Generosity)等纬度(主要是主观的度量指标)来衡量一国(或地区)人民生活质量的主观幸福感。其中，特别强调社会基本福利对幸福感的重要性，所以高福利的北欧国家都名列前茅。

　　报告认为全世界各地80%国家的幸福感差异主要源自国家内部。富裕国家的幸福感差异并非因为收入不均，更多的是因为精神健康、身体健康和人际关系的不利情况造成的，痛苦则主要来源于精神疾病。

　　相对贫穷的国家，收入差距则是幸福感差异的主要原因，但精神疾病同样是造成痛苦的主要原因。疾病是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另外，工作也是影响贫穷国家人们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失业会导致幸福感大幅度下降，而在就业人群当中，工作质量是使人们感到幸福差异的重要变量之一。

　　那么芬兰的情况如何呢?

　　1、2018年芬兰人均GDP为40611美元。众所周知，有钱不能保幸福，报告中人均GDP第一名是卡塔尔，高达119749美元，但幸福排名仅列于第29名;榜眼是卢森堡的94490美元，幸福排名则是第14名。当然没钱不幸的概率要大的多，2019年最不幸福的国家是南苏丹，目前处于战乱之中，没有可信赖的人均GDP统计数据。倒数第二的是中非共和国，2018年的人均GDP是652美元。

　　2、2018年芬兰在“社会支持”纬度的得分为0.961，排名第二，低于冰岛(0.976)。这个指标衡量的是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从社会获得的支持是否让人感到满意(社会对遇困人群的救助的方式及限度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所以这个维度总是充满争议)。

　　3、2018年芬兰的人均健康期望寿命为71.8岁，低于新加坡(76.5)和日本(74.9)。这里顺便科普一下，“健康期望寿命”是一个相对数据，估算的是一个人在完全健康状态下生存的平均年数。在健康中衰老自然是件幸福的事情，而在非健康的状态中长寿，则未必。

　　4、2018年芬兰的“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为0.949，排名第三，低于乌兹别克斯坦(0.98)和哥伦比亚(0.96)。这也是一个主观而微妙的指标，但毫无疑问，选择的时候意味着承担，这是权利与责任的对应关系，脱开这一点来谈论选择生活的自由会变得缺乏意义。芬兰人在选择生活方式上拥有的自由，固然有社会强保障体系的支撑(社会保障有助于人们填平人生奋斗历程中的波谷)，但更多的来自于芬兰人的自立意识(同时具备意愿和能力承担选择带来的风险)。

　　5、2018年芬兰的“社会清廉水平”为0.213，是全球最好的5个国家之一。亚洲的新加坡则在这个维度中排名全球第一。

　　世界幸福报告只是人类试图研究和揭示不同国家(或地区)幸福感的努力之一。正如人们的审美情趣因人而异一样，每个国家的人民对于何谓幸福也有着不同的解读：

　　有的国家的多数人认为个体的快乐即是幸福;

　　有的国家的多数人则认为社会和谐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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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即显示，不同国家的国民有迥异的幸福感，个体的幸福感更是千差万别。有一点可以确信，多数人对幸福的定义和感受也无法代表众生。从某种意义讲，幸福是很私人的事情，不足为外人道，断断不受外人的摆布或定义。

　　1.高税负支撑的高福利

　　高水平的福利体系

　　芬兰人认为政府存在的价值，是照顾好每一位公民。为了照顾芬兰公民，芬兰政府每年用在社会福利(针对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残疾人、病人、失业者或年轻人实施的各种补助和救济)上的支出占GDP的比例是28.7%(低于法国的31.2%和比利时的28.9%，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第三位)，超过美国近10个百分点(美国为18.7%)，也远高于OECD总体20.1%的水平。

　　芬兰的社会福利一览

　　生育福利

　　新生儿父母可以享有产假及5个月的亲子假，期间国家补助300欧元每月，雇主还要发放60%-70%的工资。

　　从出生到17周岁，每人每月可领取120-172欧元保育补助，为鼓励生育，孩子越多，补助金额越多。单亲家庭孩子、残疾儿童或慢性疾病儿童，还可以获得额外补贴。

　　教育福利

　　芬兰年满三岁的儿童可进入市政托儿所，政府每月给予200欧元补助。大中小学生则可享受免费+补助+基金的福利政策。各学段都实行免费教育，中小学还享有免费午餐。中学和高等院校还提供两项补助：一是助学金，每人每月300欧元;二是住房补贴，提供上限为200欧元以内80%的住房补贴。

　　失业救助

　　芬兰人在失业后最初500个工作日内，可按照原工资一定比例领取失业补助，有孩子的人可领60%，没有孩子的比例要少一些。500天后若仍失业，可转为领取每个工作日32欧元的基本失业补贴，约合每月660欧元，同时社会支持机构会为其提供相应的培训以帮助其再就业。

　　医疗及工伤保障

　　芬兰所有公民都享有基础、特殊医疗保险和卫生保险服务。医疗保险负责病人60%-70%的医疗费用。此外，政府对药品实行补贴，一半的补贴标准为药品费用的50%，对于重症患者或慢性疾病，政府的补贴额度超过75%，甚至全部负担。

　　生病期间，有工作的人还可以获得全额工资。16-64岁芬兰居民，生病60天内，享受医疗补贴，超过60天可以申请康复补贴。

　　退休及养老服务

　　芬兰以强制性养老福利制度为主。强制养老制度包括国民养老金和工作养老金。单身人士可获得的全额国民养老金为628.85欧元/月，有配偶者可领取的全额国民养老金为557.79欧元/月。工作养老金与工作时缴纳的养老保险相关，领取金额为原在职工资的50%-60%。

　　不断进化的社会福利架构

　　芬兰的福利体系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北欧五国的共同实践。当时社会各阶层、政党和利益群体达成“历史性妥协”，形成“平等优先”的价值观共识，由此逐步开始建设福利经济制度。但二战后几十年来，社会保障不断在既有基础上添砖加瓦，近乎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普惠式、极其庞杂的体系，甚至到了存有大量冗余的地步。

　　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福利虽然可以填补不同人的人生波谷，但同样会发生负向激励，造成社会的退化(滋养怠惰、瓦解自立精神等等)。根据2015年第三季度的数据，芬兰的失业率已达到了历史最高的10%，青年人失业率更是高达22.7%。这与高福利营造的温床有关。

　　所以，芬兰人一直通过持续的改革来修正福利制度，以求获得进化，达到为公众提供全面的福利保护的同时，减轻负向激励的目的。

　　芬兰尝试实验“基本收入”项目以取代基本救济金。2017年1月，芬兰政府进行试点改革，实施为期两年的，向参与该项目的2000名失业者每月定期发放560欧元“基本收入”(如果找到工作，也可继续领取，且该收入不计税，仅工作收入需要交税;如果没找到工作，在实验期间需继续失业注册，若原应得相关福利高于560欧元，则可领取差额)，同时取消基本失业救济金。

　　之所以尝试以“基本收入”项目来替代传统的基本失业救济金项目，是因为芬兰的现实中有很多失业者担心找到工作反而会失去补助而导致净收入下降，或是净收入的增长达不到激励人的程度。

　　比如，尤哈，今年38岁，居住在芬兰西部的一个小村庄里。他与妻子育有6个孩子。

　　此前尤哈经营一份做装修的生意，但不幸失败而破产。随后至今的6年时间里，他一直赋闲在家，一家8口的收入主要来源是：妻子做护士短工赚取的工资、640欧元的失业保障金和800欧元的儿童福利。

　　尤哈很难找到一份称心的长期工作，但他不愿意从事任何短期或临时性的工作。因为按照芬兰既往的失业救济金政策，尤哈一旦获得雇佣收入，就会失去失业补助。而短工到期后不能续作(重新失业)，尤哈必须等待数月才能重新申领失业补助，这将导致在此期间的其家庭净收入大幅减少。

　　高福利对应高税收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福利必然导致高税负(哪怕挪威、卡塔尔等靠卖石油富裕的国家也不例外)。因为财富不会凭空产生，个人尚可以不劳而获，而一个国家则绝无此可能。

　　为了为社会福利开支筹资，政府不得不征收更多的税收以及强制居民缴纳各种非税费用(如社会保障缴费)。2018年芬兰政府在GDP中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高达52.5%(在OECD成员国中仅次于挪威和法国)。

　　其中，芬兰政府税收总额(从所得税、利润税、社会保障税、货物和劳务税、工资税、财产所有权和转让税以及其他)占GDP的比例高达43.3%(2017年数据)，远高于OECD平均34.2%的水平。这差不多近似等同于在从事经营或是工作获得收入人群的平均税负，即为了实施芬兰现行的社会保障服务，政府抽取的税收也很高。

　　芬兰高福利可持续性的挑战

　　古人云，一利兴，必一弊相随。

　　芬兰的社会福利一方面提高了社会的平等性，削平了芬兰公民人生的低谷(但凡遇到人生风险事件，均可得到救助以维持适度尊严和体面的生活水平);另一面也在制造着矛盾(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追求平等的乌托邦几乎不可避免地将遭致恶果，哈耶克曾云，“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由鲜花铺就”)，因此，芬兰的福利政策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其一、高福利依赖政府抽取高税负以提供融资，倘若受社会福利资助或救济的人们不自助不求自立的话，就意味着他们不道德地占有了别人的劳动成果或资本利益。这是另一种不平等。

　　想着移民到芬兰这样的高福利国家就能坐享富贵快乐的生活，里面暗含一个假定，就是想着搭便车——不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却想在社会分配中得一杯羹。若由康德看来，这种行为无疑是可耻且可悲的。在康德的道德范式之下，自立而自决的人一旦成为寄食者，只会陷入空虚又无聊的悲惨境遇或虚无主义的泥塘。

　　其二、高税收导致了芬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足，家庭借债度日，使其居民杠杆率处于高位。2017年芬兰家庭债务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138%，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有趣的是，北欧四国的居民杠杆率都很高，他们都是高福利国家，但福利却助长了家庭的高负债，这是一种奇妙而特殊的境遇。

　　其三、在高福利下，部分人群的就业积极性下降(宁肯吃救济，也不愿工作)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僵化。2018年第四季度芬兰的失业率为6.6%，高于OECD总体5.2%的水平(OECD成员国中最低的捷克，失业率仅有2.1%);青年失业率为16.8%也远高于OECD总体11.1%的水平(OECD成员国中最低的日本，青年失业率仅有3.7%)。

　　其四、人口结构变迁等技术性原因使得福利支出日益庞大变得难以维持。据统计，2017年芬兰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9.7%(约合200多亿美元)，成为芬兰政府的沉重负担。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重(2018年，芬兰65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21.4%)，这一开支还在快速增长，迫使芬兰政府的财政难以负荷，距离破产的边缘越来越近。

　　芬兰前任总理Juha Sipila试图对全民医保进行改革，减少医保提供的行政科层和保险责任，同时开放更多的私营医疗机构供患者选择，通过一系列的行动为政府节约34亿美元开支。然而，改革方案受到的阻力巨大，芬兰国会宪法委员会甚至认为这项改革违宪，导致Juha Sipila辞职下台。

　　2.芬兰独具一格的教育体系

　　一个平等自由社会的最大威胁在于阶层固化，而当代打破阶层坚冰促进社会流动的最佳手段依然是教育。同时，作为高福利国家，芬兰有很高的风险会落入缺乏进取心的陷阱，公众相信通过教育可以提振公民素养，催生“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社会风气以降低社会沦落的风险。

　　所以，芬兰高度重视教育，有谚语云“将灰质转化为GDP”。这里的“灰质”为脑灰质，指代的是智慧。也就是说，芬兰期待以智慧发展经济，算是最早开创“知识经济”战略的国家。芬兰因举国上下对教育的重视，生发出无数“灰质”火花，创造出独具一格且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教育体系。英国女作家崔蒂认为“出众的教育制度，将确保芬兰前途似锦。”

　　以人的价值培养为导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只是一种信息。在当下的信息社会，信息的可获得性大大增加，我们可以通过众多途径低成本地获取信息。所以，获取知识不再是教育的重心。在芬兰，教育的理念变得非常形而上，以人的价值培养为导向。

　　何为人的价值?并没有终极答案，但每个人从受教开始，就鼓励其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和探索人的价值，本身就是对生命至高的敬重。芬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注重保护并激发人的内在价值。

　　多数芬兰人相信：“孩子快乐成长，拥有一个感觉良好的童年，在未来才有更大的机会更多的人生幸福”。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孩子们在未来有充分感知和获取幸福的能力，而非像乔布斯那样改变未来的能力。

　　消除学生差别

　　在芬兰，教育平等体现在若干层面：

　　其一、没有公立和私立的二元之分。教育是公共服务品，由政府统一提供，采用“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 school)的模式，让七岁到十五岁的中小学生，不分年级，都待在同一所学校学习。在九年一贯教育中，学生课本、交通和午餐费用，全由政府负担，经费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摊。学校之间差异小(教育资源均衡)，由此对应的是学生水平差异小。

　　其二、“真正的赢家，从来不竞争”(芬兰作家山穆利·帕洛南语)。自由社会不能避免竞争，但在学生时代却无必要过度竞争。作为人口小国的芬兰，大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因此芬兰的九年一贯教育中尽可能地减少竞争。在受教育的前6年，没有人会对孩子做任何衡量和评估。孩子们只有在16岁时，才有一次强制性标准测试(9年级结束前参加高中入学考试)。

　　芬兰没有快慢班之分，奉行“每个学生都重要，学校不分优劣”，鼓励“让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

　　其三、特殊教育需求的人群(如残障青少年)不被区别对待，而是汇入全纳教育体系(我国似乎还在追求特殊教育，为特殊人群开设特殊教育学校，将他们与正常社会区隔开来进行教育，这另有利弊)。比如在哈坦帕学校，大多数特殊学生会和普通学生在同一个课堂学习，但会接受特殊的支持。

　　自然，芬兰能做到这一些，和人口基数少、经济发展程度高等特定因素密不可分。但无论如何，他们在另一个方向(相比美国等大国而言)的另类实践都给人类社会提供了启示。

　　轻松教学

　　芬兰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从一年级每周19节课(每节课45分钟)到九年级每周30节课。在OECD成员国中，1-6年级学生的学习时间相当于其他国家的60%，7-9年级相当于其他国家的70%。课后，芬兰中小学生也甚少参加各种补习班，相反更愿意参加各种运动。

　　芬兰教育部门就建议每个小学生每天运动三小时。因为研究发现：运动过程中，大脑中会产生血清素，血清素可以控制坏情绪、冲动以及攻击行为。同时，运动过程中，大脑还会产生多巴胺，这种脑内分泌物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德国研究人员认为，多巴胺有助于提高记忆力。甚至还有观点认为：运动过程中大脑会产生新生的神经元，这些新生的神经元是完全的干细胞，只要经过刺激(学习等认知的刺激)经过28天就会发育成神经细胞加入到神经网络中，即运动可以提高智力水平。

　　教育改革设定的目标

　　2016年8月，芬兰政府实施“新课程改革”，实行“跨学科学习”，目标是重点培养学生的“横贯能力”，具体包括：思考与学习的能力;文化识读、互动与表达能力;自我照顾、日常生活技能与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多元识读;数字化能力;工作生活能力与创业精神;参与、影响并为可持续性未来负责的能力。

　　透过这些抽象的目标，我们可以管窥芬兰践行的教育理念。

　　终身阅读的民族习惯

　　培根说：“书籍是思想的航船，在时代的波涛中破浪前进。它满载贵重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芬兰人深谙其中的道理，故有着悠远流长的阅读传统。

　　芬兰也因此是全球图书馆使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芬兰共有300多个中央图书馆和500个图书分馆(相比500多万人口而言，这个数目非常惊人)。大学图书馆和议会图书馆都向公众开放。80%的芬兰公民使用图书馆服务，约40%的芬兰公民每个月大约会光顾两次图书馆。芬兰人每年借阅18本书。图书馆内平均每本书每年被阅读2.5次。

　　芬兰国内图书馆林立，共有300多个中央图书馆和500多个图书分馆。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政府专门配备了巴士流动图书馆(甚至还有一条图书馆船)。芬兰共有151个流动图书馆。它们在12324个站点停靠，每年借阅量为740万份，约占全部借阅量的8%。

　　教师拥有出人头地的社会地位

　　芬兰人的收入总体差距不大，所以芬兰的教师在薪酬上并不是很高，但教师却是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之一(每年申请大学师范专业课程的学生只有大约10%会被录取)。

　　这是因为芬兰教师拥有高度的自治权(这一点也很不容易，意味着教育部门对教师有着充分的信任。政府相信所雇用的教师是最优秀的，教师能够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教育)，可以决定自己怎么教学生。

　　要做好这一点，并不简单，需要出众的创造力。比如，在芬兰课堂上常采用的“现象式教学”对教师的要求就很高：时间结构是什么?使用哪些学习(研究)平台?如何告知家长……这些问题都需要由教师自己去筹划和解决。这种放任教师发挥的自由，同时何尝不是对教师严峻的考验?这种体制激发了教师的自主性，成为职业引人入胜的地方。这是芬兰教师具有很强的职业幸福感的原因之一。

　　为了培养合格的教师，芬兰可谓不遗余力。因为教育不能靠财务投入实现高水平的目标，唯有靠人。芬兰把教师视为“基于研究的职业”，在师范阶段就着力培养教师候选人的研究能力，包括学科教学的能力、学生学习和生活指导的能力、课程建设的能力、教育评估的能力等，以便保证每一个教师都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比如，在小学阶段，芬兰每个班只有一位全科教师，包揽了几乎所有课程，只有艺术和体育学科才由专职教师来负责。

　　综上，芬兰独具一格的教育系统造就了芬兰出色的人力产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在瑞士达沃斯发布2019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报告显示，芬兰排名全球第六。而且，过去五年，芬兰在每年度的该报告中都排名全球前十，是名副其实的人才强国。

　　3.芬兰经济基本面扫描

　　2000年以来，芬兰经济发展道路并不平坦。据世界银行数据，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计算，芬兰2000年GDP即为2093亿美元，至2018年仅仅增长到2680亿美元，18年间总增幅为28%。此期间的GDP不尽如人意，2009年还一度出现8.3%的负增长。

　　这当中的原因非常复杂，诸如人口结构老龄化、经济结构失衡等等。2014年10月，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芬兰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原因包括经济发展疲软等因素。芬兰时任总理亚历山大·斯图布却戏言，苹果摧毁了芬兰两大支柱产业，从而导致该国经济滑坡。

　　这里说的两个支柱产业指造纸业和手机制造业。苹果公司的iPhone摧毁了芬兰以诺基亚为代表的手机制造业，iPad则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导致用纸需求的萎缩进而打击了芬兰的造纸业。

　　不得不提的诺基亚

　　2007年之前，诺基亚是手机制造业里独一无二的霸主;而诺基亚是芬兰至宝。根据芬兰经济研究院(ETLA)的数据，1998至2007年的十年间，芬兰的经济成长，有1/4来自诺基亚。同时间，诺基亚的研发支出占全国30%，创造了1/5的出口，23%的企业税收。

　　据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公布的数据，2006年全球手机销量接近10亿部，诺基亚占据了36.2%的份额，大概销售了3.6亿部手机。同年诺基亚实现411亿欧元的营业收入，增长20%。而2006年当年芬兰的GDP仅有1726.14亿欧元(同为名义价)。

　　但是随着2007年1月9日，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发布第一代iPhone之后，诺基亚就江河日下。iPhone重新定义了手机，启开了智能手机的时代，而固守功能机市场的诺基亚走上了下坡路。

　　2013年，微软以37.9亿欧元(约合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诺基亚旗下的大部分手机业务，另外再用16.5亿欧元(约合21.8亿美元)的价格购买诺基亚的专利许可证，曾经世界第一的手机霸主就此陨落。

　　经济复兴

　　诺基亚在2010年的快速溃败过程中，每年裁员几千人，给予芬兰经济沉重的打击。叠加次贷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芬兰一直饱受冲击。

　　芬兰地处苦寒北地，零下气温，上午九点半天亮，下午三点半天黑，照亮城市的是冰雪。这上帝的赐予并不优厚，但芬兰人却在诺基亚陨落之后，浴火重生。

　　“连诺基亚都失败了，人们领悟到，没有一种工作是永远安稳的” ，芬兰人由此更愿意尝试、更愿意冒险，这塑造着全民族的新的企业家精神(这种转变的一部分原因归于芬兰的“Sisu精神”。Sisu很难直接译成文字，可意会为意志，决心，毅力和理性面对逆境等等)。

　　面对着不利的创业环境(克服高税率及其他繁琐规定，例如，外籍员工申请工作，签证程序耗时冗长。加上恶劣的天气、偏远的地理位置，都很难吸引国外人才)，芬兰人开启了经济复兴之旅，通过科技新创公司走出经济低迷。

　　其中最耀眼的明珠就是“超级细胞”(Supercell)。2016年，腾讯以86亿美元(约600亿人民币)收购这家芬兰游戏公司84.3%的股权。这是一家2010年才成立的创业公司，六年后被腾讯收购时就成为欧洲唯一的“十角兽”(Decacorn，指创业不超过10年但估值超过100亿元的新创公司)。

　　此外，还有创造“愤怒的小鸟”的Rovio公司，等等，不一而足。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发布的数据显示，芬兰每年新增300家“创新型”新创企业。若以每年吸引创投投资资金规模除以经济规模的指标来看，芬兰是欧洲第一。

　　2016年开始，芬兰经济稳步复苏，GDP增速分别为2.8%、2.7%和2.3%，好于欧盟国家的整体水平。

　　4.芬兰的投资机会

　　按2018年现价计，芬兰的GDP为2335.5亿欧元，与中国的云南省和天津市相若，按理投资机会也不少。但由于高税率，芬兰绝对算不上一个理想的投资目标国，无论是房地产还是证券。比如，芬兰证券投资所得税率高达28%(类比国内，我们的证券投资所得是免税的)，这种高税率自然会削弱投资回报水平。

　　不过，过去三年投资芬兰的股票指数基金“芬兰ETF-iShares MSCI(代码：EFNL)”，回报还是相当不错的。以2019年5月31日为基准日，过去3年的平均年回报率为15.3%。

　　抛开经济利益不说，芬兰的自然风光非常迷人，还值得前往旅行。冬季，背上行囊跨入这异国的极北土地，是人生里不一般的滋味。疲惫之余，再蒸个桑拿，绝对销魂。在动手收集芬兰资料的时候，我破天荒地发了一个愿心，就此开始积攒前往芬兰的旅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