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同龄人都在为赚钱和生计发愁时，25岁的雷扎·海达里(Reza Heydari)忽然成了朋友圈中的“暴发户”，平均几千美元的月收入相比于普通伊朗人来说，堪称天文数字。

　　这主要归功于他从事的旅游业。平日里，他负责接待来自中国的旅行团，当下伊朗里亚尔急速贬值，反而吸引更多外国人来此旅游。

　　雷扎有着标准的波斯人长相，黑西装蓝衬衣是日常标配，圆圆的脸庞蓄着络腮胡，一头自来卷，深眼窝搭配高鼻梁。但一开口，流利的中文却让人惊艳。

　　尽管就业压力没有殃及自己，他仍对国内的经济形势倍感焦虑。“如果经济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年轻人的命运会大不相同。”让他感到不解的是，“伊朗究竟做错了什么?我们伤害不了美国，美国却采用极其不公平的方式对待我们。”

　　这也代表了大部分伊朗年轻人的心声。今年恰逢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伊朗各地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很多人当众焚烧或踩踏美国国旗，高喊：“美国去死!”但游行结束，他们回到家中，继续看着好莱坞电影、吃着美式快餐、听着美国的流行音乐。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更多人还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去“宿敌”美国看一看。

　　30岁极少能在大城市买房

　　雷扎出生在靠近波斯湾的小城市贾纳韦。这里物价不高，父亲经营一家家具店。

　　他从小就对语言有浓厚兴趣，考大学时与第一志愿西班牙语失之交臂后，便选择了中文。之后他渐渐被中国所吸引，并给自己取了“伟民”的中文名，寓意“伟大的人民”。除了中文，他的英语、阿拉伯语也不在话下。

　　由于从小学到大学都就读于伊朗免费的公立学校，雷扎未能体会到大环境的变化。美国制裁的影响于他20岁以前的人生而言，只是一种宣传概念。直到近几年在首都德黑兰开始独立生活，他才意识到国家经济形势之严峻，看到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之息息相关。

　　从至少8年前开始，雷扎的母校——伊朗极负盛名的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的核能工程学院，便上了美国的黑名单。只要是该学院的教授，就无法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他的一个物理学专业校友，因为制裁无法获得去美国的签证，失去了参与国际一流研讨会的机会。

　　2018年6月，特朗普颁布的“旅行禁令”全面生效后，伊朗绝大多数公民无法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以违反现任政府“旅行禁令”为由拒绝批准超过3.7万份签证申请，占全年“拒签”总数约百分之一。

　　伊朗人想去美国读书或工作近乎奢望，即便被美国高校录取，签证也是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除此之外，一些大学教授由于缺少进口实验器材，不得已而停止研究计划。

　　这一年来随着制裁加重，手机、手表、电脑和照相机等电子产品，价格翻了2.5倍。对于普通职员来说，一部苹果手机是其5个月的工资。由于伊朗金融系统未能融入国际支付体系，即便想在网上购买海外物品，超过一百美元也无法付款。

　　对于德黑兰、马什哈德等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房子也变得难以企及。德黑兰普通地段的公寓一平方米要800美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购买一套普通两居室约10万美元，月薪才两三百美元的年轻职员需要30年不吃不喝才行。

　　据伊朗中央银行数据显示，受货币贬值影响，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德黑兰的平均房价增长了74%。这让年轻人更加绝望。在大城市的人只能选择租房，即便如此，住房支出仍然占到他们平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二。“在伊朗，30岁的人很少能在大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雷扎说。

　　这些困扰，亦让远在厦门大学留学的伊朗女生赛达(Saeideh)深有感触。“虽然伊朗年轻人的心态是积极的，但面对就业、买房、结婚时压力都很大。我身边的朋友比过去更加关注国家的经济形势。”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获胜后，宗教领袖霍梅尼开启抵制美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在国内开始了对西方遗留文化的大清洗。

　　但此前的巴列维政权时期，伊朗世俗化发展至深，女性可以穿紧身牛仔裤、超短裙、泳装，也能和男性一起在聚会时跳舞，人们开派对、玩摇滚、考托福。伊斯兰革命后，与西方文化有关的一切都戛然而止——女性被禁止在公开场合穿泳衣游泳，必须穿能遮住臀部的长款上衣、戴头巾，女性还不能在公共场合唱歌。

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女性

　　多年来，伊朗的道德警察一直在骚扰那些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要求，即没有在公共场合遮好头发和身体的女性。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将头巾向后移，露出前额，作为对着装要求无声的抗议。

　　2017年6月，一项名为“白色星期三”的运动在伊朗女性之间广泛传播开来。它的形式是让伊朗女性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自己戴白色头巾或身穿白色衣服的照片以表达抗议，目的同样是为了反对强制性着装规范。

　　对伊朗人而言，宗教身份生而就有，但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也难以压抑。在德黑兰、伊斯法罕的大街上，经常能看到牵手、拥抱的情侣;深受星巴克影响的雷伊斯咖啡馆也遍布于伊朗各大城市;伊朗禁酒，但很多人都会在家偷偷酿酒，还会在私人聚会时畅饮一把。很多年轻人翻出父母年轻时的照片，用翻墙工具上传到社交网络来分享，拼凑出他们对多元生活的想象。

　　鼻子整容是近年来伊朗女性兴起的潮流。虽然亚洲人以高鼻梁为美，但伊朗人反而喜欢把鼻子削平、削小，认为这样显得更自信。走在街上，经常能看到刚做完手术、鼻子上贴着胶布或者创可贴的女性。

　　在对待美国和西方文化元素上，政府要求和民意也常常是分裂的。在对西方遗留文化的大清洗中，革命前入驻伊朗的西方品牌快餐店被悉数查封。此举虽然限制住了“正规军”，却挡不住山寨货——“怎德基”(ZFC)、“麦氏当劳” (Mash Donald’s)、“必胜帽”(Pizza Hat)接连冒了出来。

　　2015年伊朗核协议谈判成功后，一家“清真肯德基”在伊朗开业，从口味到包装都模仿得十分到位。但才开业一天就被警方查封，还被文化部门列为西方外来文化和资本入侵的典型案例。对此，餐厅老板大喊冤枉，“我们不是美国的‘肯德基’，是来自土耳其的‘清真肯德基’!”

　　伊朗政府禁止西方音乐尤其美国音乐的流入，欧美正版唱片受到管制，可民众私下却经常听西方的流行乐;年轻人喜欢好莱坞电影，虽然能合法播出的都是经过筛选的删减版，或是在一些暴露部分打上马赛克的，但他们还是有办法找到完整版。伊朗引进的大部分海外影视作品是相对保守的古装剧，韩国的《大长今》《风之国》、中国的《笑傲江湖》都曾风靡一时。

　　“我们这代人在保守和传统的教育下长大，成长环境中伊斯兰色彩浓厚，长大后看到外面的世界是另一个样子，那种崇尚个体、崇尚自由的生活方式很有吸引力。但是，被吸引的人也不想完全放弃伊斯兰，于是年轻人就感到迷惑了，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赛达坦言。

　　虽然年轻民众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但在伊朗，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愿意被扣上亲美的帽子。厦门大学伊朗问题专家范鸿达向《凤凰周刊》解释称，“在伊朗现政权眼中，反美是一种政治正确。作为政权内部的人，不对美国表达反对就是犯错。”

　　“我们听到了骨裂的声音”

　　赛达的父母参与过40年前的伊斯兰革命，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们看到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的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显著、腐败问题严重，于是加入了革命。

　　“但遗憾的是，现在这些问题依旧存在。”赛达说，如果说五六年前伊朗还有所谓的中产阶层，近几年随着货币贬值，这些人也沦为了穷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经济战是现实，人们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接受美联社采访时，22岁的会计师希瓦·科沙瓦兹(Shiva Keshavarz)坦言。她说，政府领导人“一直告诉我们要坚强，要承受压力，但我们已经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

　　不管谁来统治，普通百姓的诉求都是能过上好日子，但这些年国家跌宕坎坷的命运，让一些人开始怀念起巴列维时代。

　　伊朗电视制片人穆斯塔法·阿齐兹2012年回国时发现，几乎所有认识的人都在看私人卫星频道“Manoto”的节目。其总部设在伦敦，播出的节目中展示了革命前伊朗自由而多元的社会氛围——女性穿着自由，王室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共进晚餐。阿齐兹说，“观众主要是伊朗的中产阶级，他们对被剥夺的自由感到怀念。”

　　《波斯朝圣之旅：伊朗之旅》一书作者阿夫辛·莫拉维也提到，当你在伊朗各地旅行时，会感受到所有阶层都在怀念巴列维时期的经济。“现在的人们都在抱怨失业和工资低。年轻人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与伊斯兰社会的各种清规戒律相关。但也几乎没人希望恢复君主制。”

　　“鲁哈尼上台后承诺的发展经济、发展外交关系，绝大多数都没做到，政府还为自己找借口，人们当然会不满。”雷扎说。汇率大跌后，伊朗普通工人的月薪仅有200美元，公务员也不过500美元。尽管有政府补贴，这些人的生活已然捉襟见肘。

　　就业形势也颇为严峻。2019年4月，伊朗中央银行统计的失业率为12.2%，青年(15-29岁)失业率为28.3%，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超过40%。

　　对于家境优越的年轻人，父母有能力准备好一切，可以活得很潇洒。但需要自己打拼的人，只能先去餐厅打工，或者去开共享出租。据雷扎说，如今四分之一的毕业生要等几个月才能找到工作，其间只能打打零工。

　　范鸿达2015年去伊朗访学时，一位中年人告诉他，“伊朗权贵阶层的奢侈生活让民众气愤，他们口口声声说着宗教，行为却和古兰经背道而驰。如果未来国际社会对伊朗开放，伊朗国内恐怕都没有人了。”

　　人们对宗教阶层的评价也变得负面。“革命年代那批人的想法变化非常大，从早期对革命信念的坚守，慢慢因为革命理想没办法实现或发展道路经过验证以后发现未必适合，从而产生对革命的怀疑态度。”范鸿达说。

　　想出去的人不少

　　自伊美两国断交后，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旧址就被改建成一座反美教育博物馆。如今这里已是德黑兰的一大景点，很多游客慕名前往。

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旧址

　　伊朗人称其为“间谍窝”，1979年11月4日，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在此被扣为人质长达444天，馆内至今陈列着他们撤离时没来得及销毁的发报机和通讯设备等物品。使馆外墙上有很多丑化美国的大幅涂鸦，一些已经陈旧掉色，其中一幅骷髅脸的自由女神像狰狞恐怖，彰显着伊朗人对美国插手伊朗事务、扶植傀儡政权的愤怒。

　　伊朗人发泄愤怒的途径常带有类似的“黑色幽默”。比如德黑兰大学外语学院大楼入口处的地面上画着三国国旗，分别是美国、以色列和英国，让人们进出时都能踩上一脚。

　　虽然发泄对美国的不满成为日常，但如果谈到出国，大多数年轻人还是想去美国看看。谈到这一愿望时，雷扎描绘了他心中的比例，“我觉得90%的年轻人想去美国旅游或读书，50%至60%的人甚至想移民去美国。”

　　“很多人嘴上说对国家有信心，只不过是停留在口头上。他们会觉得去国外才能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机会，何必在家坐以待毙?”雷扎感叹说。

　　经济遭遇困境的情况下，逃离的人不在少数。今年2月，德黑兰一名旅游业人士告诉美国《华尔街日报》，“公司的签证申请数量大幅增长，特别是去欧洲的签证。”很多人开始出售电脑、地毯、电话和首饰，为离开筹集资金。

　　此前有报道称，如果碰到适当的机会，伊朗每4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中就有1人想要离开，以争取更好的就业机会。伊朗高等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15万名高学历人才出国求职，主要是前往经济稳定、就业机会充足的美国和欧洲国家。

　　“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年轻人留学的首选还是美国，其次是欧洲。”赛达说，尽管在政治方面未必认同，很多人看到美国在经济、科技方面的实力领先，心里还是很佩服。“很多人游行时喊着‘打倒美国、以色列’的口号，但你去跟他们聊聊，就知道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强的恨意。游行是一种宣泄不满的途径。”

　　因为在中国成了家，赛达决定留在中国生活。“但我每年都会回国探亲的。”她补充说，“伊中两国在一些传统价值观上非常相似，家庭观念都很重，身为子女都要尊重父母，讲究祖祖辈辈的传承。”

 　　当同龄人都在为赚钱和生计发愁时，25岁的雷扎·海达里(Reza Heydari)忽然成了朋友圈中的“暴发户”，平均几千美元的月收入相比于普通伊朗人来说，堪称天文数字。

　　这主要归功于他从事的旅游业。平日里，他负责接待来自中国的旅行团，当下伊朗里亚尔急速贬值，反而吸引更多外国人来此旅游。

　　雷扎有着标准的波斯人长相，黑西装蓝衬衣是日常标配，圆圆的脸庞蓄着络腮胡，一头自来卷，深眼窝搭配高鼻梁。但一开口，流利的中文却让人惊艳。

　　尽管就业压力没有殃及自己，他仍对国内的经济形势倍感焦虑。“如果经济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年轻人的命运会大不相同。”让他感到不解的是，“伊朗究竟做错了什么?我们伤害不了美国，美国却采用极其不公平的方式对待我们。”

　　这也代表了大部分伊朗年轻人的心声。今年恰逢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伊朗各地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很多人当众焚烧或踩踏美国国旗，高喊：“美国去死!”但游行结束，他们回到家中，继续看着好莱坞电影、吃着美式快餐、听着美国的流行音乐。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更多人还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去“宿敌”美国看一看。

　　30岁极少能在大城市买房

　　雷扎出生在靠近波斯湾的小城市贾纳韦。这里物价不高，父亲经营一家家具店。

　　他从小就对语言有浓厚兴趣，考大学时与第一志愿西班牙语失之交臂后，便选择了中文。之后他渐渐被中国所吸引，并给自己取了“伟民”的中文名，寓意“伟大的人民”。除了中文，他的英语、阿拉伯语也不在话下。

　　由于从小学到大学都就读于伊朗免费的公立学校，雷扎未能体会到大环境的变化。美国制裁的影响于他20岁以前的人生而言，只是一种宣传概念。直到近几年在首都德黑兰开始独立生活，他才意识到国家经济形势之严峻，看到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之息息相关。

　　从至少8年前开始，雷扎的母校——伊朗极负盛名的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的核能工程学院，便上了美国的黑名单。只要是该学院的教授，就无法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他的一个物理学专业校友，因为制裁无法获得去美国的签证，失去了参与国际一流研讨会的机会。

　　2018年6月，特朗普颁布的“旅行禁令”全面生效后，伊朗绝大多数公民无法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以违反现任政府“旅行禁令”为由拒绝批准超过3.7万份签证申请，占全年“拒签”总数约百分之一。

　　伊朗人想去美国读书或工作近乎奢望，即便被美国高校录取，签证也是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除此之外，一些大学教授由于缺少进口实验器材，不得已而停止研究计划。

　　这一年来随着制裁加重，手机、手表、电脑和照相机等电子产品，价格翻了2.5倍。对于普通职员来说，一部苹果手机是其5个月的工资。由于伊朗金融系统未能融入国际支付体系，即便想在网上购买海外物品，超过一百美元也无法付款。

　　对于德黑兰、马什哈德等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房子也变得难以企及。德黑兰普通地段的公寓一平方米要800美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购买一套普通两居室约10万美元，月薪才两三百美元的年轻职员需要30年不吃不喝才行。

　　据伊朗中央银行数据显示，受货币贬值影响，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德黑兰的平均房价增长了74%。这让年轻人更加绝望。在大城市的人只能选择租房，即便如此，住房支出仍然占到他们平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二。“在伊朗，30岁的人很少能在大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雷扎说。

　　这些困扰，亦让远在厦门大学留学的伊朗女生赛达(Saeideh)深有感触。“虽然伊朗年轻人的心态是积极的，但面对就业、买房、结婚时压力都很大。我身边的朋友比过去更加关注国家的经济形势。”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获胜后，宗教领袖霍梅尼开启抵制美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在国内开始了对西方遗留文化的大清洗。

　　但此前的巴列维政权时期，伊朗世俗化发展至深，女性可以穿紧身牛仔裤、超短裙、泳装，也能和男性一起在聚会时跳舞，人们开派对、玩摇滚、考托福。伊斯兰革命后，与西方文化有关的一切都戛然而止——女性被禁止在公开场合穿泳衣游泳，必须穿能遮住臀部的长款上衣、戴头巾，女性还不能在公共场合唱歌。

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女性

　　多年来，伊朗的道德警察一直在骚扰那些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要求，即没有在公共场合遮好头发和身体的女性。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将头巾向后移，露出前额，作为对着装要求无声的抗议。

　　2017年6月，一项名为“白色星期三”的运动在伊朗女性之间广泛传播开来。它的形式是让伊朗女性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自己戴白色头巾或身穿白色衣服的照片以表达抗议，目的同样是为了反对强制性着装规范。

　　对伊朗人而言，宗教身份生而就有，但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也难以压抑。在德黑兰、伊斯法罕的大街上，经常能看到牵手、拥抱的情侣;深受星巴克影响的雷伊斯咖啡馆也遍布于伊朗各大城市;伊朗禁酒，但很多人都会在家偷偷酿酒，还会在私人聚会时畅饮一把。很多年轻人翻出父母年轻时的照片，用翻墙工具上传到社交网络来分享，拼凑出他们对多元生活的想象。

　　鼻子整容是近年来伊朗女性兴起的潮流。虽然亚洲人以高鼻梁为美，但伊朗人反而喜欢把鼻子削平、削小，认为这样显得更自信。走在街上，经常能看到刚做完手术、鼻子上贴着胶布或者创可贴的女性。

　　在对待美国和西方文化元素上，政府要求和民意也常常是分裂的。在对西方遗留文化的大清洗中，革命前入驻伊朗的西方品牌快餐店被悉数查封。此举虽然限制住了“正规军”，却挡不住山寨货——“怎德基”(ZFC)、“麦氏当劳” (Mash Donald’s)、“必胜帽”(Pizza Hat)接连冒了出来。

　　2015年伊朗核协议谈判成功后，一家“清真肯德基”在伊朗开业，从口味到包装都模仿得十分到位。但才开业一天就被警方查封，还被文化部门列为西方外来文化和资本入侵的典型案例。对此，餐厅老板大喊冤枉，“我们不是美国的‘肯德基’，是来自土耳其的‘清真肯德基’!”

　　伊朗政府禁止西方音乐尤其美国音乐的流入，欧美正版唱片受到管制，可民众私下却经常听西方的流行乐;年轻人喜欢好莱坞电影，虽然能合法播出的都是经过筛选的删减版，或是在一些暴露部分打上马赛克的，但他们还是有办法找到完整版。伊朗引进的大部分海外影视作品是相对保守的古装剧，韩国的《大长今》《风之国》、中国的《笑傲江湖》都曾风靡一时。

　　“我们这代人在保守和传统的教育下长大，成长环境中伊斯兰色彩浓厚，长大后看到外面的世界是另一个样子，那种崇尚个体、崇尚自由的生活方式很有吸引力。但是，被吸引的人也不想完全放弃伊斯兰，于是年轻人就感到迷惑了，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赛达坦言。

　　虽然年轻民众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但在伊朗，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愿意被扣上亲美的帽子。厦门大学伊朗问题专家范鸿达向《凤凰周刊》解释称，“在伊朗现政权眼中，反美是一种政治正确。作为政权内部的人，不对美国表达反对就是犯错。”

　　“我们听到了骨裂的声音”

　　赛达的父母参与过40年前的伊斯兰革命，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们看到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的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显著、腐败问题严重，于是加入了革命。

　　“但遗憾的是，现在这些问题依旧存在。”赛达说，如果说五六年前伊朗还有所谓的中产阶层，近几年随着货币贬值，这些人也沦为了穷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经济战是现实，人们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接受美联社采访时，22岁的会计师希瓦·科沙瓦兹(Shiva Keshavarz)坦言。她说，政府领导人“一直告诉我们要坚强，要承受压力，但我们已经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

　　不管谁来统治，普通百姓的诉求都是能过上好日子，但这些年国家跌宕坎坷的命运，让一些人开始怀念起巴列维时代。

　　伊朗电视制片人穆斯塔法·阿齐兹2012年回国时发现，几乎所有认识的人都在看私人卫星频道“Manoto”的节目。其总部设在伦敦，播出的节目中展示了革命前伊朗自由而多元的社会氛围——女性穿着自由，王室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共进晚餐。阿齐兹说，“观众主要是伊朗的中产阶级，他们对被剥夺的自由感到怀念。”

　　《波斯朝圣之旅：伊朗之旅》一书作者阿夫辛·莫拉维也提到，当你在伊朗各地旅行时，会感受到所有阶层都在怀念巴列维时期的经济。“现在的人们都在抱怨失业和工资低。年轻人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与伊斯兰社会的各种清规戒律相关。但也几乎没人希望恢复君主制。”

　　“鲁哈尼上台后承诺的发展经济、发展外交关系，绝大多数都没做到，政府还为自己找借口，人们当然会不满。”雷扎说。汇率大跌后，伊朗普通工人的月薪仅有200美元，公务员也不过500美元。尽管有政府补贴，这些人的生活已然捉襟见肘。

　　就业形势也颇为严峻。2019年4月，伊朗中央银行统计的失业率为12.2%，青年(15-29岁)失业率为28.3%，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超过40%。

　　对于家境优越的年轻人，父母有能力准备好一切，可以活得很潇洒。但需要自己打拼的人，只能先去餐厅打工，或者去开共享出租。据雷扎说，如今四分之一的毕业生要等几个月才能找到工作，其间只能打打零工。

　　范鸿达2015年去伊朗访学时，一位中年人告诉他，“伊朗权贵阶层的奢侈生活让民众气愤，他们口口声声说着宗教，行为却和古兰经背道而驰。如果未来国际社会对伊朗开放，伊朗国内恐怕都没有人了。”

　　人们对宗教阶层的评价也变得负面。“革命年代那批人的想法变化非常大，从早期对革命信念的坚守，慢慢因为革命理想没办法实现或发展道路经过验证以后发现未必适合，从而产生对革命的怀疑态度。”范鸿达说。

　　想出去的人不少

　　自伊美两国断交后，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旧址就被改建成一座反美教育博物馆。如今这里已是德黑兰的一大景点，很多游客慕名前往。

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旧址

　　伊朗人称其为“间谍窝”，1979年11月4日，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在此被扣为人质长达444天，馆内至今陈列着他们撤离时没来得及销毁的发报机和通讯设备等物品。使馆外墙上有很多丑化美国的大幅涂鸦，一些已经陈旧掉色，其中一幅骷髅脸的自由女神像狰狞恐怖，彰显着伊朗人对美国插手伊朗事务、扶植傀儡政权的愤怒。

　　伊朗人发泄愤怒的途径常带有类似的“黑色幽默”。比如德黑兰大学外语学院大楼入口处的地面上画着三国国旗，分别是美国、以色列和英国，让人们进出时都能踩上一脚。

　　虽然发泄对美国的不满成为日常，但如果谈到出国，大多数年轻人还是想去美国看看。谈到这一愿望时，雷扎描绘了他心中的比例，“我觉得90%的年轻人想去美国旅游或读书，50%至60%的人甚至想移民去美国。”

　　“很多人嘴上说对国家有信心，只不过是停留在口头上。他们会觉得去国外才能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机会，何必在家坐以待毙?”雷扎感叹说。

　　经济遭遇困境的情况下，逃离的人不在少数。今年2月，德黑兰一名旅游业人士告诉美国《华尔街日报》，“公司的签证申请数量大幅增长，特别是去欧洲的签证。”很多人开始出售电脑、地毯、电话和首饰，为离开筹集资金。

　　此前有报道称，如果碰到适当的机会，伊朗每4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中就有1人想要离开，以争取更好的就业机会。伊朗高等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15万名高学历人才出国求职，主要是前往经济稳定、就业机会充足的美国和欧洲国家。

　　“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年轻人留学的首选还是美国，其次是欧洲。”赛达说，尽管在政治方面未必认同，很多人看到美国在经济、科技方面的实力领先，心里还是很佩服。“很多人游行时喊着‘打倒美国、以色列’的口号，但你去跟他们聊聊，就知道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强的恨意。游行是一种宣泄不满的途径。”

　　因为在中国成了家，赛达决定留在中国生活。“但我每年都会回国探亲的。”她补充说，“伊中两国在一些传统价值观上非常相似，家庭观念都很重，身为子女都要尊重父母，讲究祖祖辈辈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