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年8个月零20天的执政期间，红色高棉推行的“大撤民、大锅饭、大生产”的政策导致很多人饿死、病死、累死。红色高棉执行的“先群众，后党内”的大肃反、大清洗，使一大批干部被秘密逮捕和处决。华侨阿潘随160万金边人被赶到农村，艰难地度过了这段时期。

　　阿潘是我们在金边的导游。四十来岁，瘦小黧黑，酷似土生土长的高棉人，但眉头眼额一望可知是华人——广东人。阿潘说自己祖籍汕头，是第二代华侨，讲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普通话也可以。

　　他有一头供游人租骑的跛象。阿潘说，象腿是给赤柬砍伤的。阿潘管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的执政党叫“赤柬”。

　　“1975年4月17日，赤柬打进金边城，没几天就把人通通赶出城去，说是美国人要来轰炸。离城的时候，象要跟着主人走，他们嫌象浪费粮食，就砍它的腿。你想啊，象身子重，腿伤了走不动，自然就饿死了。不料这象命真大，竟活了下来。几年后，赤柬倒台，主人返城，它自己居然找回家来了!”

　　说起“赤柬”，他总有一肚子故事。

　　阿潘觉得，郎诺政变前，他们一家在金边生活还算安乐。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身处美苏对垒夹缝中的柬埔寨，到底被裹挟到冷战的大国倾轧中去。1970年，郎诺趁西哈努克亲王出访之际，发动了政变。

　　“政变后，生活一天天难过，父亲决定全家逃到越南去。我爸说，一个地方政变过，就一定会乱的，一定不好的。他会说越南话，打算迁到越南去。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也不知怎么想的，就是不愿跟着他们一起去。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柬埔寨的人善，不像越南人排外——那时柬埔寨的越侨很凶的，欺负当地人，也欺负华人——我愿意留在柬埔寨生活。爸妈犟不过我，可能觉得到越南也是前途未卜，在柬埔寨留条后路未尝不好，最后也随我了。只是他们离开前一再叮嘱我：‘今后千万不要说中国话，不要说自己是华侨，如果别人问起你父母家人，就说自己是孤儿。多做事，少说话……”

　　“当时我还不理解阿爸的一番苦心。他老华侨了，知道一个地方一乱，总是无依无靠的外地人先倒霉的。提到父母家人，话就多了，话多了，就容易露出破绽……”

　　“不久，我爸就趁着柬埔寨遣返越侨的机会带着家人离开了。我留了下来，白天，到一家车行当学徒工，挣钱养活自己，晚上寄居在金边一个亲戚家里。这样不知不觉就到了1975年。那几年老是打仗打仗，人们都打苦打烦了!4月份，赤柬打败朗诺政府，大家开始还很高兴，以为这下仗终于打完了，总算能过些太平日子了——所以，我们是敲锣打鼓地欢迎柬共进入金边的。那阵我也记事了，还记得他们开着卡车坦克，扛着枪炮，举着红旗，一队队进城，浑身上下黑衣黑裤……我跟着他们的车子在人群里窜来窜去，觉得比过节还热闹。”

　　“谁知道，嘿!他们进城才三天就端着枪把我们通通赶出城去，稍微走慢一点都不行，有些人就这样给打死了。”

　　“亲戚自身都难保，也顾不上我了。我反而不怕，离开父母这些年，我早习惯自己照顾自己了。再说，农村食堂虽吃不饱，但林大地多，池塘湖泊也多，总能想些办法疗饥，我光身一个人倒也能对付过下去。”

　　吃的记忆

　　“真苦啊!去的路上，自己找吃的——找不到，饿死渴死活该!到了农村就集中起来，男女分开住，集体劳动，吃大食堂——吃食堂还不如让各人自己找食呢!喝粥水、菜汤、稀糊糊，碗里照不见半点油花的。除了干部，谁都吃不饱。绝对禁止私自开伙，寻摸到些能吃的，不小心让人看见，就有可能给告发，打你个半死算轻的，真有为偷嘴被处死的。所以，找食得一个人秘密地找，秘密地吃，像做贼，不，要比做贼更小心、更隐秘才行!”

　　在钟屋大屠杀纪念馆，他指着玻璃橱窗里陈列的两套黑衣裤——柬共的制服，介绍道：“这就是当年赤柬的制服，男女装的差别仅在上衣口袋的位置——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穿黑衣服?那时候，柬埔寨农村不通电的，晚上连灯火都不多，一身黑衣，方便潜到人们身边监听。因为狗吠累事，后来村村都杀狗，严禁私养……”

　　“在农村，一堆人挤在茅屋里睡。谁给你蚊帐啊，也不允许点蚊烟驱蚊子，说是怕有人趁机放火搞破坏。这样，很多人就得了疟疾。我也染上了。还是当地人教我，剥些苦树、木棉树的树皮熬水喝。不能生火烧水，只能用生水泡。居然慢慢好了，捡回一条命。”

　　“有一天，我又偷偷到一块收割过的水田里捡漏下的稻子，远远看见那边有个女孩子向我求救，她腿上黑麻麻地爬了一腿的蚂蟥，都吸饱了血，看着确实吓人。蚂蟥不能硬拉的，只能用烟熏或用火烫。我赶紧找了些干树枝点火去烫，蚂蟥一条条掉下来了。女孩子这才缓过气来，感激得，这样，抱了我一下……”

　　“柬埔寨传统，男女之防很严，赤柬就更严!我俩虽是半大的孩子，这个样子给人看见不打死也要挨斗，我赶紧安慰她一下，推开她……”

　　“两天后，这村的村长叫我去，细细地问我，我是什么人，从哪来，家里情况等等。我记着阿爸教我的话，只说自己是孤儿，也不知道老家何处。看得出，村长并不相信，分明有点怀疑我是华侨——华侨都隐瞒自己的身世。村长没再问，只分配我当村里的牧童。尽管年纪小，我也明白他是存心给我一条活路。”

　　“我离开村长屋子的时候，无意中看见那个姑娘站在屋后摘菜，原来，她是村长的女儿。因为我帮她赶蚂蟥，她阿爸就帮回我一把?”

　　“每天一个人到村外林地放牛，可是份难得的好差事!方便找食啊!我真是饿怕了!找到什么，只要能塞进嘴的，我都吃过，生吃——不能生火，给柬共的人看见发现你偷吃，好，你就是死罪!”

　　“我什么都往嘴里塞：野草树根、山果昆虫，连鱼蛙蛇、蜥蜴、老鼠我都敢生吞，我还生吃过一只小鸡，毛茸茸的，扎嗓子，直恶心……反正，饱死总比饿死强!老这样生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肚子开始顶不住了。肚子痛，呕酸水，后来就腹泻，拉红色的粘液……拉得我整个人都是软的。我很清楚，这样下去非死不可。我问当地人，这怎么治。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就教我用艾叶团上木棉絮炙肚子——哎呀，真舒服。这么烧炙了好几次，腹泻竟果真慢慢止住了。”

　　“开会”

　　“缺吃少药，不算什么，更凶险的在后头呢!一天，组长通知我——那时集体劳动，都是几个人编成一个劳动小组，几个小组归一个小队——三天后，傍晚收工集中开会，还有谁谁谁。听到这个通知，真是从头冷到脚趾尾。我知道所谓‘开会’不过就是集中秘密处死的意思——我为啥知道?这样的‘会’先前开得多了，所有给通知前去‘开会’的人，从来没有见回头的——人都到哪去了?没人敢问，没人敢提，可人人心知肚明。”

　　“这是一个死关!我不要去开这种‘会’!我只想逃，逃进森林，就是给毒蛇咬死，给老虎吃了，我也要逃!”

　　“……可是不行!你逃到哪里去?哪里都是柬共的人，哪个村子的人都是登记了的，一个人没有通行证，落到他们手里也是个死……”

　　“想啊想啊，半天，我跟组长说，我肚子痛得厉害，又拉又吐，不去医院怕不行了。组长看了我一眼，他会不明白吗!恐怕见我一个孩子，有心放我一条生路——居然真的批准我住院了!”

　　“入院也未必就能逃出命，还要看医生接不接收。来了个女医生，后头还跟着两个周身黑的赤柬份子。我一眼认出那个医生是华人，原先也在金边的。我险些用中国话和她说话，她举手这么一摆，以示制止——我顿时领会，只用柬语诉说病情。那会儿，身为华侨处境很凶险：一来，柬埔寨的华侨经济地位普遍比当地人高，读书识字的人多——知识分子是赤柬重点消灭对象;在他们眼中，华侨毕竟是外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位女医生如果给识破是华侨，估计没什么好下场。”

　　“柬共清洗不分血统、敌我，主要看你的语言、生活习惯，尤其看你有无文化。凡在红色高棉政权以前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思想都受过旧社会污染，都在清洗之列——教师、学生、僧侣、商人、医生、工程师……反正识字的，杀杀杀，华侨、外国人，杀杀杀……那个女医生能活下来，可能因为出身好吧，也可能因为他们也免不了伤病，不能把医生都杀光。谁知道?反正，我没说穿女医生的身份，女医生也让我入院了!”

　　“医院一点药都没有，伙食比外头更差更少。真有病，进去也是等死。我这样在医院里呆了两星期，无聊，又饿得不行，偷偷又溜回村里去找吃的。不料，碰上组长了，他见了我，吓一跳，要我赶紧回去，说他们见开会少一人，正找呢，我要给发现了，他跟我都有大麻烦。我只得又回医院去。”

　　“死等赖熬地，在医院又呆了一两个月，实在挨不下去，我又跑回去。这次顺利，没碰见组长，组里也没几个熟人，别人也不理会我。后来碰上村长。村长见到我，大吃一惊：‘你怎么没死?!’我说我生病入院了，现在好了，出院了。村长听着直摇头叹气。我顺口问，怎么不见组长呢?村长说，两月前，他接到通知‘开会’去了。

　　“私底下我自己细想，看来那天碰见组长后不久，他就‘开会’去了……是不是给拉去填补我空出来的那个名额呢?如果真这样，组长就是为了救我死的，亏欠了他，心里很难过。可是又想，最初他一定也料不到放我去医院会有这种下场吧，再说，杀了我，他就真的不用死了?怕不见得，因为后来，连村长也‘开会’去了，连同他女儿……”

　　“村长在旧政权时期当的村长，这种人往往全家都要清洗掉。组长呢，新政权的干部，但那时候，干部很容易犯‘错误’的，谁知道他犯什么‘死罪’了?

　　“后来，这种分批参加‘开会’的少了。但有一回，干部传达上面的通知说，谁懂外语的，不论华语、英语、法语、越南语……都报上名来，国家需要翻译，外语人才不必参加田间劳动;过一阵子，又传达，谁是外国侨民，或国外有亲人的，报上名来，国家可统一安排送返……这两次通知，我听了都有些心动。我会说中国话，有父母亲人在越南，不过终究不敢轻易报名——我假装什么都不懂，问队里的大人，他们木着脸，只摆摆手，意思是‘没这样的好事’——但还是有人信以为真，报了名，就给带走了，消失了……”

　　“……你见过篦虱子吗?一篦下去，先篦去大虱子，又篦，中虱子、小虱子，再篦，虱子卵、头皮屑……再不干净，剃头，好，虱子除净了。赤柬是恨不得连皮带血从根子上把头发薅干净!

　　 余生

　　“没人通知我去‘开会’，没人‘送’我返国，我还放我的牛，挨饿。后来有一天，平常监督我们劳动的那些干部忽然不见了，逃了。来了一队队穿绿军装的人 ——越南人，他们把柬共打跑了。街上又开来了一辆辆卡车、坦克车，又是红旗、彩带，敲锣打鼓，只是受欢迎的人服装、语言变了……

　　“柬共一倒，人们又纷纷回城。等我也乍着胆子回到金边，我家的房子早给先回城的人占了。那时有个规定，城市房子谁占了就算谁的，反正红色高棉这么一整，原先的屋主‘失踪’的也太多呢……但我终归回乡下去了。一来，我吓怕了，怕什么时候越南兵也象赤柬那样又赶人去农村;二来，城里一切都破败了，百业没落，也实在找不到活路，回村种地吧。”

　　“现在也好，当导游。我也成家了，一子一女，一个7岁，一个5岁。我一定要他们上学，说中国话，学英文。在柬埔寨，你只懂高棉语没用，找不到好工作。这些年，来柬埔寨旅行、经商的华人也越来越多，我就指望两儿女好好读书，以后能有出息——中国人的老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明理，才是正道。赤柬野蛮，终究垮台了不是……”

 　　在3年8个月零20天的执政期间，红色高棉推行的“大撤民、大锅饭、大生产”的政策导致很多人饿死、病死、累死。红色高棉执行的“先群众，后党内”的大肃反、大清洗，使一大批干部被秘密逮捕和处决。华侨阿潘随160万金边人被赶到农村，艰难地度过了这段时期。

　　阿潘是我们在金边的导游。四十来岁，瘦小黧黑，酷似土生土长的高棉人，但眉头眼额一望可知是华人——广东人。阿潘说自己祖籍汕头，是第二代华侨，讲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普通话也可以。

　　他有一头供游人租骑的跛象。阿潘说，象腿是给赤柬砍伤的。阿潘管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的执政党叫“赤柬”。

　　“1975年4月17日，赤柬打进金边城，没几天就把人通通赶出城去，说是美国人要来轰炸。离城的时候，象要跟着主人走，他们嫌象浪费粮食，就砍它的腿。你想啊，象身子重，腿伤了走不动，自然就饿死了。不料这象命真大，竟活了下来。几年后，赤柬倒台，主人返城，它自己居然找回家来了!”

　　说起“赤柬”，他总有一肚子故事。

　　阿潘觉得，郎诺政变前，他们一家在金边生活还算安乐。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身处美苏对垒夹缝中的柬埔寨，到底被裹挟到冷战的大国倾轧中去。1970年，郎诺趁西哈努克亲王出访之际，发动了政变。

　　“政变后，生活一天天难过，父亲决定全家逃到越南去。我爸说，一个地方政变过，就一定会乱的，一定不好的。他会说越南话，打算迁到越南去。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也不知怎么想的，就是不愿跟着他们一起去。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柬埔寨的人善，不像越南人排外——那时柬埔寨的越侨很凶的，欺负当地人，也欺负华人——我愿意留在柬埔寨生活。爸妈犟不过我，可能觉得到越南也是前途未卜，在柬埔寨留条后路未尝不好，最后也随我了。只是他们离开前一再叮嘱我：‘今后千万不要说中国话，不要说自己是华侨，如果别人问起你父母家人，就说自己是孤儿。多做事，少说话……”

　　“当时我还不理解阿爸的一番苦心。他老华侨了，知道一个地方一乱，总是无依无靠的外地人先倒霉的。提到父母家人，话就多了，话多了，就容易露出破绽……”

　　“不久，我爸就趁着柬埔寨遣返越侨的机会带着家人离开了。我留了下来，白天，到一家车行当学徒工，挣钱养活自己，晚上寄居在金边一个亲戚家里。这样不知不觉就到了1975年。那几年老是打仗打仗，人们都打苦打烦了!4月份，赤柬打败朗诺政府，大家开始还很高兴，以为这下仗终于打完了，总算能过些太平日子了——所以，我们是敲锣打鼓地欢迎柬共进入金边的。那阵我也记事了，还记得他们开着卡车坦克，扛着枪炮，举着红旗，一队队进城，浑身上下黑衣黑裤……我跟着他们的车子在人群里窜来窜去，觉得比过节还热闹。”

　　“谁知道，嘿!他们进城才三天就端着枪把我们通通赶出城去，稍微走慢一点都不行，有些人就这样给打死了。”

　　“亲戚自身都难保，也顾不上我了。我反而不怕，离开父母这些年，我早习惯自己照顾自己了。再说，农村食堂虽吃不饱，但林大地多，池塘湖泊也多，总能想些办法疗饥，我光身一个人倒也能对付过下去。”

　　吃的记忆

　　“真苦啊!去的路上，自己找吃的——找不到，饿死渴死活该!到了农村就集中起来，男女分开住，集体劳动，吃大食堂——吃食堂还不如让各人自己找食呢!喝粥水、菜汤、稀糊糊，碗里照不见半点油花的。除了干部，谁都吃不饱。绝对禁止私自开伙，寻摸到些能吃的，不小心让人看见，就有可能给告发，打你个半死算轻的，真有为偷嘴被处死的。所以，找食得一个人秘密地找，秘密地吃，像做贼，不，要比做贼更小心、更隐秘才行!”

　　在钟屋大屠杀纪念馆，他指着玻璃橱窗里陈列的两套黑衣裤——柬共的制服，介绍道：“这就是当年赤柬的制服，男女装的差别仅在上衣口袋的位置——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穿黑衣服?那时候，柬埔寨农村不通电的，晚上连灯火都不多，一身黑衣，方便潜到人们身边监听。因为狗吠累事，后来村村都杀狗，严禁私养……”

　　“在农村，一堆人挤在茅屋里睡。谁给你蚊帐啊，也不允许点蚊烟驱蚊子，说是怕有人趁机放火搞破坏。这样，很多人就得了疟疾。我也染上了。还是当地人教我，剥些苦树、木棉树的树皮熬水喝。不能生火烧水，只能用生水泡。居然慢慢好了，捡回一条命。”

　　“有一天，我又偷偷到一块收割过的水田里捡漏下的稻子，远远看见那边有个女孩子向我求救，她腿上黑麻麻地爬了一腿的蚂蟥，都吸饱了血，看着确实吓人。蚂蟥不能硬拉的，只能用烟熏或用火烫。我赶紧找了些干树枝点火去烫，蚂蟥一条条掉下来了。女孩子这才缓过气来，感激得，这样，抱了我一下……”

　　“柬埔寨传统，男女之防很严，赤柬就更严!我俩虽是半大的孩子，这个样子给人看见不打死也要挨斗，我赶紧安慰她一下，推开她……”

　　“两天后，这村的村长叫我去，细细地问我，我是什么人，从哪来，家里情况等等。我记着阿爸教我的话，只说自己是孤儿，也不知道老家何处。看得出，村长并不相信，分明有点怀疑我是华侨——华侨都隐瞒自己的身世。村长没再问，只分配我当村里的牧童。尽管年纪小，我也明白他是存心给我一条活路。”

　　“我离开村长屋子的时候，无意中看见那个姑娘站在屋后摘菜，原来，她是村长的女儿。因为我帮她赶蚂蟥，她阿爸就帮回我一把?”

　　“每天一个人到村外林地放牛，可是份难得的好差事!方便找食啊!我真是饿怕了!找到什么，只要能塞进嘴的，我都吃过，生吃——不能生火，给柬共的人看见发现你偷吃，好，你就是死罪!”

　　“我什么都往嘴里塞：野草树根、山果昆虫，连鱼蛙蛇、蜥蜴、老鼠我都敢生吞，我还生吃过一只小鸡，毛茸茸的，扎嗓子，直恶心……反正，饱死总比饿死强!老这样生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肚子开始顶不住了。肚子痛，呕酸水，后来就腹泻，拉红色的粘液……拉得我整个人都是软的。我很清楚，这样下去非死不可。我问当地人，这怎么治。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就教我用艾叶团上木棉絮炙肚子——哎呀，真舒服。这么烧炙了好几次，腹泻竟果真慢慢止住了。”

　　“开会”

　　“缺吃少药，不算什么，更凶险的在后头呢!一天，组长通知我——那时集体劳动，都是几个人编成一个劳动小组，几个小组归一个小队——三天后，傍晚收工集中开会，还有谁谁谁。听到这个通知，真是从头冷到脚趾尾。我知道所谓‘开会’不过就是集中秘密处死的意思——我为啥知道?这样的‘会’先前开得多了，所有给通知前去‘开会’的人，从来没有见回头的——人都到哪去了?没人敢问，没人敢提，可人人心知肚明。”

　　“这是一个死关!我不要去开这种‘会’!我只想逃，逃进森林，就是给毒蛇咬死，给老虎吃了，我也要逃!”

　　“……可是不行!你逃到哪里去?哪里都是柬共的人，哪个村子的人都是登记了的，一个人没有通行证，落到他们手里也是个死……”

　　“想啊想啊，半天，我跟组长说，我肚子痛得厉害，又拉又吐，不去医院怕不行了。组长看了我一眼，他会不明白吗!恐怕见我一个孩子，有心放我一条生路——居然真的批准我住院了!”

　　“入院也未必就能逃出命，还要看医生接不接收。来了个女医生，后头还跟着两个周身黑的赤柬份子。我一眼认出那个医生是华人，原先也在金边的。我险些用中国话和她说话，她举手这么一摆，以示制止——我顿时领会，只用柬语诉说病情。那会儿，身为华侨处境很凶险：一来，柬埔寨的华侨经济地位普遍比当地人高，读书识字的人多——知识分子是赤柬重点消灭对象;在他们眼中，华侨毕竟是外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位女医生如果给识破是华侨，估计没什么好下场。”

　　“柬共清洗不分血统、敌我，主要看你的语言、生活习惯，尤其看你有无文化。凡在红色高棉政权以前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思想都受过旧社会污染，都在清洗之列——教师、学生、僧侣、商人、医生、工程师……反正识字的，杀杀杀，华侨、外国人，杀杀杀……那个女医生能活下来，可能因为出身好吧，也可能因为他们也免不了伤病，不能把医生都杀光。谁知道?反正，我没说穿女医生的身份，女医生也让我入院了!”

　　“医院一点药都没有，伙食比外头更差更少。真有病，进去也是等死。我这样在医院里呆了两星期，无聊，又饿得不行，偷偷又溜回村里去找吃的。不料，碰上组长了，他见了我，吓一跳，要我赶紧回去，说他们见开会少一人，正找呢，我要给发现了，他跟我都有大麻烦。我只得又回医院去。”

　　“死等赖熬地，在医院又呆了一两个月，实在挨不下去，我又跑回去。这次顺利，没碰见组长，组里也没几个熟人，别人也不理会我。后来碰上村长。村长见到我，大吃一惊：‘你怎么没死?!’我说我生病入院了，现在好了，出院了。村长听着直摇头叹气。我顺口问，怎么不见组长呢?村长说，两月前，他接到通知‘开会’去了。

　　“私底下我自己细想，看来那天碰见组长后不久，他就‘开会’去了……是不是给拉去填补我空出来的那个名额呢?如果真这样，组长就是为了救我死的，亏欠了他，心里很难过。可是又想，最初他一定也料不到放我去医院会有这种下场吧，再说，杀了我，他就真的不用死了?怕不见得，因为后来，连村长也‘开会’去了，连同他女儿……”

　　“村长在旧政权时期当的村长，这种人往往全家都要清洗掉。组长呢，新政权的干部，但那时候，干部很容易犯‘错误’的，谁知道他犯什么‘死罪’了?

　　“后来，这种分批参加‘开会’的少了。但有一回，干部传达上面的通知说，谁懂外语的，不论华语、英语、法语、越南语……都报上名来，国家需要翻译，外语人才不必参加田间劳动;过一阵子，又传达，谁是外国侨民，或国外有亲人的，报上名来，国家可统一安排送返……这两次通知，我听了都有些心动。我会说中国话，有父母亲人在越南，不过终究不敢轻易报名——我假装什么都不懂，问队里的大人，他们木着脸，只摆摆手，意思是‘没这样的好事’——但还是有人信以为真，报了名，就给带走了，消失了……”

　　“……你见过篦虱子吗?一篦下去，先篦去大虱子，又篦，中虱子、小虱子，再篦，虱子卵、头皮屑……再不干净，剃头，好，虱子除净了。赤柬是恨不得连皮带血从根子上把头发薅干净!

　　 余生

　　“没人通知我去‘开会’，没人‘送’我返国，我还放我的牛，挨饿。后来有一天，平常监督我们劳动的那些干部忽然不见了，逃了。来了一队队穿绿军装的人 ——越南人，他们把柬共打跑了。街上又开来了一辆辆卡车、坦克车，又是红旗、彩带，敲锣打鼓，只是受欢迎的人服装、语言变了……

　　“柬共一倒，人们又纷纷回城。等我也乍着胆子回到金边，我家的房子早给先回城的人占了。那时有个规定，城市房子谁占了就算谁的，反正红色高棉这么一整，原先的屋主‘失踪’的也太多呢……但我终归回乡下去了。一来，我吓怕了，怕什么时候越南兵也象赤柬那样又赶人去农村;二来，城里一切都破败了，百业没落，也实在找不到活路，回村种地吧。”

　　“现在也好，当导游。我也成家了，一子一女，一个7岁，一个5岁。我一定要他们上学，说中国话，学英文。在柬埔寨，你只懂高棉语没用，找不到好工作。这些年，来柬埔寨旅行、经商的华人也越来越多，我就指望两儿女好好读书，以后能有出息——中国人的老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明理，才是正道。赤柬野蛮，终究垮台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