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魏玛共和国建立100周年。德国人在一战的废墟上建立了这个自由民主的政权，希望民主能带来和平与富足，可迎接他们的却是一次次严峻的挑战：困境重重的外交，频频来袭的经济危机，走马灯般换了又换的政府，以及极端党派的迅速崛起……这一切都让年轻的共和国岌岌可危。魏玛共和国只维持了十四年，就被自己选出的领导人亲手葬送。人们至今仍在思考：那个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的魏玛德国，为何竟孕育出了纳粹德国这个极权的怪胎?

　　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与百年前的魏玛德国相似：经济增长减缓乃至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传统政党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民粹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甚嚣尘上，威胁着自由、平等、多元的价值……今天的我们可以从魏玛德国的历史中学到什么?魏玛民主的悲剧是否会在当代重演?本文精选来自英、美、德三国的三篇文章，看不同国家、不同视角的知识分子如何解读魏玛德国的历史教训。

　　当今英国与魏玛德国的相似之处

　　整理自：Martin Kettle, “The political landscapes of Brexit Britain and Weimar Germany are scarily similar,” The Guardian, May 16, 2019.

　　近日，一项以魏玛共和国为主题的展览在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开幕。走进展厅，观众首先看到的是这样一段话：“自由民主制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即使在有着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威权政党的势力也在增长……在德国，公众对自由民主的信任感同样在降低。”

　　这项展览不仅关乎过去，也关乎现在。它特意没有把范围局限在德国，而是延伸到了英国等诸多国家。它不仅展现了民主制度如何在1919年之后的十余年中如何逐渐崩溃，也让人们思考，类似的事件是否会在2019年的欧洲再次发生。它包含了两个紧密联系的展览：一个关于激烈变动的魏玛共和国本身，另一个像一个参与式的实验室，研究民主国家怎样才能应对当今类似的挑战。

　　1919年的欧洲和2019年的欧洲全然不同。在四年毁灭性的残酷战争过后，1919年的德国疲惫不堪。它的帝国政治体制土崩瓦解。它被充满敌意的战胜国包围。失业率高得惊人。社会革命一触即发。政治动荡和暴力一时成风。

　　然而，你深入这个展览越多，就越会发现自己被迫面临21世纪的难题。这并不是说德国或英国正在无意中走向法西斯主义，但我们仍然需要严肃对待两个时代的某些相似之处和魏玛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教训。否则，我们会面临政治信任持续瓦解的风险，进一步削弱我们有效应对脱欧、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能力。

　　例如，魏玛议会制度要求各个政党合作达成妥协，以达到公众支持的结果，但事与愿违。左派和右派都对此负有责任，不过最终是中右派与希特勒结盟的意愿打开了通往纳粹德国的大门。事实上，压垮魏玛共和国的是执政者背叛民族的流言，以及强大的专制政体的诱惑——这样的政体植根于种族主义和对他者的恐惧。暗杀政客等政治暴力也是造成20世纪20年代社会动荡的关键因素。

　　当今英国的脱欧政治与魏玛共和国有着不可忽视的相似之处：议会之外的政治过程发挥着巨大影响;左派和右派政党本可以在公投后合作，以维护公众的信任，但它们没有这么做;很大一部分中右派被极端右派的偏见胁迫，越来越多地认同这些偏见。

　　在当今的英国，声称政府背叛民族的右派言论激增。超过一半的公众声称自己支持“一个愿意打破规则的强势领袖”。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势力都在发展壮大。我们还经历了政治暗杀(同样来自极端右派)、公众对政客的暴力威胁以及官方对议员安全的警告。

　　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德国，人们不再支持议会，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在当今的英国，人们似乎在做同样的事情， 却没有意识到潜藏的危险。

　　《巴比伦柏林》与魏玛共和国的神话

　　整理自：Jochen Hung, “'Babylon Berlin' and the myth of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 2018.

　　时髦女郎和纳粹冲锋队，性工作者和无产阶级，爵士乐队和长筒军靴……2018年1月，德国电视剧《巴比伦柏林》开始在美国播出，也把它对魏玛德国的这些刻板印象带到了美国。制作方把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表现为一个“混乱中的大都会”，那里“一面是日益严重的贫困和失业问题，另一面是放纵的夜生活以及充溢其中的创造性能量，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先锋文化撞上了政治社会危机，这种印象长期主导着公众对魏玛德国的历史记忆。然而，这种印象不仅不符合历史，还十分危险，因为它阻止我们从魏玛德国的历史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反民主的力量未必以反动的面貌登场。

　　对魏玛德国的上述印象并非《巴比伦柏林》的创造，而是冷战政治的产物。1945年以后，两德领导人都利用魏玛民主的失败历史加强战后秩序的合法性，西德领导人尤其如此。魏玛民主必须被描绘成一场失败的灾难，从魏玛走向纳粹的黑暗历史绝不能重演。美国及其盟友建立的政治秩序将会保证，新生的德国不会重蹈魏玛德国的覆辙。因此，“魏玛政治”成了极端主义和民主虚弱的代名词。人们记忆中的魏玛文化则主要是现代派的先锋艺术和柏林自由的夜生活。西德的改革者认为，他们可以从第三帝国恐怖的废墟中抢救出德国的这些文化瑰宝。

　　这样的历史叙事遮蔽了魏玛政治和文化更复杂的真相。魏玛时期一些最先锋的艺术家远非议会民主制的支持者，有的甚至支持纳粹。另一方面，魏玛共和国并没有人们常说的那样脆弱。尽管它最终让位于纳粹独裁，魏玛共和国还是在战争失败、经济崩溃和恶性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成功地抵挡住了反动派的几次政变。

　　从德国移民美国的知识分子们对魏玛文化的评价很不相同。阿多诺认为，纳粹破坏德国文化的说法不过是西德精英的自我宣传手段。魏玛德国的流行文化即使披上一层自由的伪装，也和纳粹德国的文化区别不大，那些麻痹思想、去政治化的娱乐电影甚至还为纳粹铺了路。另一派观点以托马斯·曼等人为代表，他们和战后的西德人一样，想把德国的一部分文化拯救出来，与纳粹德国的历史隔离开。

　　在美国人看来，魏玛德国文化繁荣的故事很有吸引力。1962年，德裔移民学者彼得·盖伊(Peter Gay)的《魏玛文化》一书大获成功，就是这种吸引力的明证。盖伊认为，所谓的“魏玛精神”就是先锋派的现代主义和进步主义。

　　美国的政治冲突也让魏玛政治的阴暗面有了现实意义。在反越战运动高涨的1971年，有历史学者对比了魏玛共和的崩溃和美国民主可能存在的危机：在那个战争失败、经济萧条的时代，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主流文化似乎出现了压迫性的、乃至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西德人和移民美国的德国人共同创造了魏玛德国政治失败、文化繁荣的形象，以确立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权威。然而，这并不是历史的全貌。首先，魏玛德国不只有柏林，德国各地区的社会环境差异很大。其次，上述观点认为有缺陷的魏玛政治最终摧毁了繁荣的魏玛文化，却没有把政治和文化都看作更大整体的一部分。最后，这种观点用现代派文化代表整个魏玛文化，忽略了魏玛文化的其他方面，也高估了现代派文化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巴比伦柏林》把魏玛德国的形象缩减为“火山上的舞蹈”，不仅不符合历史真相，还阻止了我们吸取有益于当代的现实教训。我们不应该把魏玛德国的历史判然两分，从中寻找好与坏、现代与反动斗争的迹象，而应该意识到，现代文化有可能同时创造出这两者。

　　魏玛民主的危机会在德国重演吗?

　　整理自：Elke Seefried, Die Krise der Weimarer Demokratie – Analogien zur Gegenwart?,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66.2016, H.40-42, S.18-23.

　　目前，许多人都在谈论民主危机，人们对民主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愈发怀疑。土耳其、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坛出现了威权主义的倾向。整个欧洲的政治极化现象都越来越明显，德国也不例外。

　　在德国，人们总会把“民主危机”与魏玛民主的衰亡相联系。在关于魏玛德国的经典研究中，认为魏玛民主存在危机的观点占了主流。较新的观点则认为，当时的人们之所以谈论魏玛民主的危机，也是为了促进新制度的推行——也就是说，宣传“危机”是纳粹党人的一种策略。实际上，德语中的“危机”一词来自希腊语，既指客观上的危机，也有主观批判的成分。在这一意义上，危机总是和人的感受相联系的。

　　魏玛民主为什么会失败?关于魏玛德国的历史研究长期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还要关注如何避免联邦德国重蹈魏玛的覆辙。直到20世纪90年代，魏玛德国史的研究领域才得以扩大。除了继续探索魏玛民主失败的原因，学者还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当时状况的不确定性，以及民主在魏玛德国的发展潜力。

　　导致魏玛民主失败的因素很多。第一点是纯粹的现实问题：由于《凡尔赛条约》和高额的战争赔款，魏玛共和国一建立就要承担起旧帝国战败的负担。旧政权的代表人物还试图通过“背后一刀”的传说，把战败的罪责推到新生的共和国身上。此外，魏玛德国的社会经济形势也非常不稳定，先是鲁尔被占和通货膨胀，再是192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这些经济问题不断给民主决策带来压力。

　　第二点与魏玛宪法中议会、总统和民众三种力量的关系有关。魏玛宪法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同时又设置了一个权力很大的总统职位。总统可以提名政府成员，可以解散国会，还拥有紧急状态下的特权。议会制和总统制的这种混合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全民公决这一引入民众力量的行为也成了共和国的对手，因为它以煽动性的方式削弱了共和国。因此，政治学家恩斯特·弗兰克尔(Ernst Fraenkel)指出，魏玛民主存在致命的“先天不足”。不过，目前的研究强调魏玛德国还有其他的政治发展道路，特别是意识到了魏玛德国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相似性，同时对魏玛宪法中民众的力量有了不同的评价。

　　第三点因素在于，魏玛宪法源自一种值得怀疑的民主观念。人们不相信议会中的党派政治能够实践“人民的意志”，所以要让大权在握的总统监督议会。由于各党派缺乏执政经验，现实问题又非常严峻，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魏玛宪法的许多制定者来说，总统实际上代替了君主的位置。他们担心议会的专制，认为总统应该代表作为整体的人民，超越党派利益。根据这种观点，20世纪20年代的中间派政党倾向于建立大联盟政府，以体现政府超越党派利益、促进共同福利的性质，这与议会制中政党轮替的原则相矛盾。因为支持民主的各个党派都如此看待民主，并且可以放弃解决现实问题的责任，组建政府越来越多地成了总统的任务。

　　最后，第四点因素是对手的强大。魏玛民主制度的对手不仅有以苏联为榜样的德共，还有更危险的民族主义右派力量。魏玛德国的“资产阶级右派”脱胎于帝国时期的权力精英，他们利用了民主制的弱点，想要废除民主制，这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三届政府和总统兴登堡的身上都有体现。纳粹主义声称自己有着独特的历史使命，以近乎宗教的方式作出了对未来的保证。相比之下，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审慎与利益平衡——需要在繁琐的日常工作中践行，这就使民主制在纳粹的许诺面前缺乏吸引力了。

　　最近出现了一场关于魏玛民主前景的辩论。有学者开始关注魏玛德国经济精英未曾实现的民主设想，认为魏玛民主不一定会失败。但也要注意，从全球的角度看，一战后几乎所有的新兴民主政权都在20年代和30年代面临威权政治的压力。

　　接下来谈魏玛民主危机的几点表现。

　　魏玛民主危机的第一点表现是党派的碎片化。1920年的国会中已经有了10个党派，1928年和1930年国会中的党派数量更是达到了15个之多。从选票的分布看，魏玛德国党派制度的碎片化也十分严重，出现了很多小党。与1945年以后德国的两大全民党[译者注：基民盟和社民党]不同，魏玛德国的党派意在代表特定的社会阶层和文化导向，而非吸引所有选民。大党的党员数量在减少。中间派的党派受损最为严重，两个自由主义的党派几乎要消失了。保守又保皇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起初还能在民主制度内部发展势力，但它在20年代末也走向极端，变成了一个反体制的右翼党派。

　　这就导致了危机的第二点表现：政治极化。1930年，极端反体制党派的势力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例如纳粹党获得的国会席位从12个增加到107个。纳粹党能从各个社会阶层吸纳党员，这与魏玛德国的其他党派不同。许多害怕失去地位的中产阶级都转向支持纳粹党这样的右翼党派。1932年大选中，除了两个反体制的大党(纳粹党和德共)，其他党派获得的席位数加起来都不足半数，说明民众对建制派党派失去了信心。

　　第三，极端党派的兴起也伴随着议会外抗议活动和政治暴力的增加。很多党派都建立了自己的半军事化组织，部分原因是要对抗纳粹党的冲锋队。

　　危机的第四点表现是难以组建执政联盟的问题。从1919年到1933年，魏玛德国有过20届政府，其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在任21个月。1920年以后的历届政府不是少数派政府，就是大联盟政府。1930年大联盟政府破裂之后，上台的几任总理都不再掌握国会多数，只能依靠总统对他们的信任执政，因为总统可以在国会发起不信任投票时解散国会。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对全国各领域进行“一体化”，最终建立了纳粹独裁。

　　如果把魏玛德国和当代德国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差别很大，目前的问题并没有魏玛时期那样紧迫。和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不同，今天的德国已经被整合进了一体化的欧洲，现在的各项社会经济指标也和那时天差地别。不过，当前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还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了股市崩盘和欧债危机，这些都是经济动荡的明证。类似地，192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全球，导致市场剧烈震荡。不同的是，当时的各经济体都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想要退出世界市场，今天的欧元区国家则仍然坚持共同的货币和市场政策。从地缘政治方面看，当前德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欧盟内部的政治文化差异，以及北约东扩后欧盟和俄国的紧张关系，这些问题也和魏玛时期非常不同。

　　在民主参与和民主的代表性问题上，魏玛德国和当代德国则有一些可比之处。当今德国的两大全民党正在丧失成员和吸引力。投票率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在下降。党派政治也出现了碎片化的倾向，不过还没有达到魏玛德国的程度。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随着反体制政党的发展和社会政治氛围的右转，政治极化的程度在增长。政治暴力事件的数量也在增加：在难民危机的背景下，政治暴力事件中既有右翼极端主义的犯罪，也有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这些虽然还达不到魏玛时期政治暴力的程度，但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忧。显然，人们对代议制民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再那么有信心了。

　　和魏玛时期一样，造成当今德国民主危机的原因也很多。从欧洲层面上看，这个问题不难理解。1990年以来，东德和东欧民众的生活经历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有过被疏远的经历，这些经历导致了他们对变化和移民的抗议。同时，党派政治的格局也在改变。默克尔上台后，基民盟和社民党这两大政党的政策主张越来越接近。过去支持基民盟的保守选民认为这个党不再能代表自己了。此外，德国政府没有在议会中进行充分的讨论，就通过了稳定欧元的计划，为支援希腊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让人们对欧盟的机构和民主的权力制衡原则失去了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感又被民粹主义运动利用了。

　　以上种种现象导致了魏玛德国和当代德国的第三个相似点：政府如何执政的问题。在当代德国，组建执政联盟不是问题，已有一定影响的党派不是按照社会阶层和世界观划分的，极端党派也还没有在议会掌握决定性的力量，但执政还是变得更困难了。社会学家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认为，当代自由民主制的决策过程有利于精英阶层、经济利益集团和政治公关人士，大多数民众在其中只扮演被动的角色。这会加强民众要求更多政治参与的呼声。

　　默克尔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声称自己别无选择，但这种“别无选择”的状态不符合人们对民主决策过程的理解。如果没有替代方案可供讨论，民主就会变成一个空壳，而这正是大联盟政府的问题。和魏玛时期一样，大联盟政府长期把自己视为超越党派隔阂、代表共同福利的管理者。政府在议会中很少遭到反对，如果有反对的声音，往往也来自执政党内部。议会中政党轮替的现象消失了，这就容易导致民众的不满和议会外的抗议。

　　不过，柏林并不是魏玛。在一个越来越不安全的世界中，欧洲始终是自由的堡垒。全球化给德国带来了繁荣的经济、安全的社会和稳定的政局。当代德国的民主制度有着坚实的经验基础，其中就包括允许各派力量在议会中博弈，允许活跃的意见交流。这些原则正体现在两大全民党之中，它们和极端主义明确地划清了界限。

 　  今年是魏玛共和国建立100周年。德国人在一战的废墟上建立了这个自由民主的政权，希望民主能带来和平与富足，可迎接他们的却是一次次严峻的挑战：困境重重的外交，频频来袭的经济危机，走马灯般换了又换的政府，以及极端党派的迅速崛起……这一切都让年轻的共和国岌岌可危。魏玛共和国只维持了十四年，就被自己选出的领导人亲手葬送。人们至今仍在思考：那个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的魏玛德国，为何竟孕育出了纳粹德国这个极权的怪胎?

　　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与百年前的魏玛德国相似：经济增长减缓乃至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传统政党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民粹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甚嚣尘上，威胁着自由、平等、多元的价值……今天的我们可以从魏玛德国的历史中学到什么?魏玛民主的悲剧是否会在当代重演?本文精选来自英、美、德三国的三篇文章，看不同国家、不同视角的知识分子如何解读魏玛德国的历史教训。

　　当今英国与魏玛德国的相似之处

　　整理自：Martin Kettle, “The political landscapes of Brexit Britain and Weimar Germany are scarily similar,” The Guardian, May 16, 2019.

　　近日，一项以魏玛共和国为主题的展览在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开幕。走进展厅，观众首先看到的是这样一段话：“自由民主制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即使在有着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威权政党的势力也在增长……在德国，公众对自由民主的信任感同样在降低。”

　　这项展览不仅关乎过去，也关乎现在。它特意没有把范围局限在德国，而是延伸到了英国等诸多国家。它不仅展现了民主制度如何在1919年之后的十余年中如何逐渐崩溃，也让人们思考，类似的事件是否会在2019年的欧洲再次发生。它包含了两个紧密联系的展览：一个关于激烈变动的魏玛共和国本身，另一个像一个参与式的实验室，研究民主国家怎样才能应对当今类似的挑战。

　　1919年的欧洲和2019年的欧洲全然不同。在四年毁灭性的残酷战争过后，1919年的德国疲惫不堪。它的帝国政治体制土崩瓦解。它被充满敌意的战胜国包围。失业率高得惊人。社会革命一触即发。政治动荡和暴力一时成风。

　　然而，你深入这个展览越多，就越会发现自己被迫面临21世纪的难题。这并不是说德国或英国正在无意中走向法西斯主义，但我们仍然需要严肃对待两个时代的某些相似之处和魏玛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教训。否则，我们会面临政治信任持续瓦解的风险，进一步削弱我们有效应对脱欧、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能力。

　　例如，魏玛议会制度要求各个政党合作达成妥协，以达到公众支持的结果，但事与愿违。左派和右派都对此负有责任，不过最终是中右派与希特勒结盟的意愿打开了通往纳粹德国的大门。事实上，压垮魏玛共和国的是执政者背叛民族的流言，以及强大的专制政体的诱惑——这样的政体植根于种族主义和对他者的恐惧。暗杀政客等政治暴力也是造成20世纪20年代社会动荡的关键因素。

　　当今英国的脱欧政治与魏玛共和国有着不可忽视的相似之处：议会之外的政治过程发挥着巨大影响;左派和右派政党本可以在公投后合作，以维护公众的信任，但它们没有这么做;很大一部分中右派被极端右派的偏见胁迫，越来越多地认同这些偏见。

　　在当今的英国，声称政府背叛民族的右派言论激增。超过一半的公众声称自己支持“一个愿意打破规则的强势领袖”。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势力都在发展壮大。我们还经历了政治暗杀(同样来自极端右派)、公众对政客的暴力威胁以及官方对议员安全的警告。

　　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德国，人们不再支持议会，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在当今的英国，人们似乎在做同样的事情， 却没有意识到潜藏的危险。

　　《巴比伦柏林》与魏玛共和国的神话

　　整理自：Jochen Hung, “'Babylon Berlin' and the myth of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 2018.

　　时髦女郎和纳粹冲锋队，性工作者和无产阶级，爵士乐队和长筒军靴……2018年1月，德国电视剧《巴比伦柏林》开始在美国播出，也把它对魏玛德国的这些刻板印象带到了美国。制作方把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表现为一个“混乱中的大都会”，那里“一面是日益严重的贫困和失业问题，另一面是放纵的夜生活以及充溢其中的创造性能量，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先锋文化撞上了政治社会危机，这种印象长期主导着公众对魏玛德国的历史记忆。然而，这种印象不仅不符合历史，还十分危险，因为它阻止我们从魏玛德国的历史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反民主的力量未必以反动的面貌登场。

　　对魏玛德国的上述印象并非《巴比伦柏林》的创造，而是冷战政治的产物。1945年以后，两德领导人都利用魏玛民主的失败历史加强战后秩序的合法性，西德领导人尤其如此。魏玛民主必须被描绘成一场失败的灾难，从魏玛走向纳粹的黑暗历史绝不能重演。美国及其盟友建立的政治秩序将会保证，新生的德国不会重蹈魏玛德国的覆辙。因此，“魏玛政治”成了极端主义和民主虚弱的代名词。人们记忆中的魏玛文化则主要是现代派的先锋艺术和柏林自由的夜生活。西德的改革者认为，他们可以从第三帝国恐怖的废墟中抢救出德国的这些文化瑰宝。

　　这样的历史叙事遮蔽了魏玛政治和文化更复杂的真相。魏玛时期一些最先锋的艺术家远非议会民主制的支持者，有的甚至支持纳粹。另一方面，魏玛共和国并没有人们常说的那样脆弱。尽管它最终让位于纳粹独裁，魏玛共和国还是在战争失败、经济崩溃和恶性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成功地抵挡住了反动派的几次政变。

　　从德国移民美国的知识分子们对魏玛文化的评价很不相同。阿多诺认为，纳粹破坏德国文化的说法不过是西德精英的自我宣传手段。魏玛德国的流行文化即使披上一层自由的伪装，也和纳粹德国的文化区别不大，那些麻痹思想、去政治化的娱乐电影甚至还为纳粹铺了路。另一派观点以托马斯·曼等人为代表，他们和战后的西德人一样，想把德国的一部分文化拯救出来，与纳粹德国的历史隔离开。

　　在美国人看来，魏玛德国文化繁荣的故事很有吸引力。1962年，德裔移民学者彼得·盖伊(Peter Gay)的《魏玛文化》一书大获成功，就是这种吸引力的明证。盖伊认为，所谓的“魏玛精神”就是先锋派的现代主义和进步主义。

　　美国的政治冲突也让魏玛政治的阴暗面有了现实意义。在反越战运动高涨的1971年，有历史学者对比了魏玛共和的崩溃和美国民主可能存在的危机：在那个战争失败、经济萧条的时代，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主流文化似乎出现了压迫性的、乃至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西德人和移民美国的德国人共同创造了魏玛德国政治失败、文化繁荣的形象，以确立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权威。然而，这并不是历史的全貌。首先，魏玛德国不只有柏林，德国各地区的社会环境差异很大。其次，上述观点认为有缺陷的魏玛政治最终摧毁了繁荣的魏玛文化，却没有把政治和文化都看作更大整体的一部分。最后，这种观点用现代派文化代表整个魏玛文化，忽略了魏玛文化的其他方面，也高估了现代派文化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巴比伦柏林》把魏玛德国的形象缩减为“火山上的舞蹈”，不仅不符合历史真相，还阻止了我们吸取有益于当代的现实教训。我们不应该把魏玛德国的历史判然两分，从中寻找好与坏、现代与反动斗争的迹象，而应该意识到，现代文化有可能同时创造出这两者。

　　魏玛民主的危机会在德国重演吗?

　　整理自：Elke Seefried, Die Krise der Weimarer Demokratie – Analogien zur Gegenwart?,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66.2016, H.40-42, S.18-23.

　　目前，许多人都在谈论民主危机，人们对民主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愈发怀疑。土耳其、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坛出现了威权主义的倾向。整个欧洲的政治极化现象都越来越明显，德国也不例外。

　　在德国，人们总会把“民主危机”与魏玛民主的衰亡相联系。在关于魏玛德国的经典研究中，认为魏玛民主存在危机的观点占了主流。较新的观点则认为，当时的人们之所以谈论魏玛民主的危机，也是为了促进新制度的推行——也就是说，宣传“危机”是纳粹党人的一种策略。实际上，德语中的“危机”一词来自希腊语，既指客观上的危机，也有主观批判的成分。在这一意义上，危机总是和人的感受相联系的。

　　魏玛民主为什么会失败?关于魏玛德国的历史研究长期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还要关注如何避免联邦德国重蹈魏玛的覆辙。直到20世纪90年代，魏玛德国史的研究领域才得以扩大。除了继续探索魏玛民主失败的原因，学者还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当时状况的不确定性，以及民主在魏玛德国的发展潜力。

　　导致魏玛民主失败的因素很多。第一点是纯粹的现实问题：由于《凡尔赛条约》和高额的战争赔款，魏玛共和国一建立就要承担起旧帝国战败的负担。旧政权的代表人物还试图通过“背后一刀”的传说，把战败的罪责推到新生的共和国身上。此外，魏玛德国的社会经济形势也非常不稳定，先是鲁尔被占和通货膨胀，再是192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这些经济问题不断给民主决策带来压力。

　　第二点与魏玛宪法中议会、总统和民众三种力量的关系有关。魏玛宪法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同时又设置了一个权力很大的总统职位。总统可以提名政府成员，可以解散国会，还拥有紧急状态下的特权。议会制和总统制的这种混合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全民公决这一引入民众力量的行为也成了共和国的对手，因为它以煽动性的方式削弱了共和国。因此，政治学家恩斯特·弗兰克尔(Ernst Fraenkel)指出，魏玛民主存在致命的“先天不足”。不过，目前的研究强调魏玛德国还有其他的政治发展道路，特别是意识到了魏玛德国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相似性，同时对魏玛宪法中民众的力量有了不同的评价。

　　第三点因素在于，魏玛宪法源自一种值得怀疑的民主观念。人们不相信议会中的党派政治能够实践“人民的意志”，所以要让大权在握的总统监督议会。由于各党派缺乏执政经验，现实问题又非常严峻，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魏玛宪法的许多制定者来说，总统实际上代替了君主的位置。他们担心议会的专制，认为总统应该代表作为整体的人民，超越党派利益。根据这种观点，20世纪20年代的中间派政党倾向于建立大联盟政府，以体现政府超越党派利益、促进共同福利的性质，这与议会制中政党轮替的原则相矛盾。因为支持民主的各个党派都如此看待民主，并且可以放弃解决现实问题的责任，组建政府越来越多地成了总统的任务。

　　最后，第四点因素是对手的强大。魏玛民主制度的对手不仅有以苏联为榜样的德共，还有更危险的民族主义右派力量。魏玛德国的“资产阶级右派”脱胎于帝国时期的权力精英，他们利用了民主制的弱点，想要废除民主制，这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三届政府和总统兴登堡的身上都有体现。纳粹主义声称自己有着独特的历史使命，以近乎宗教的方式作出了对未来的保证。相比之下，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审慎与利益平衡——需要在繁琐的日常工作中践行，这就使民主制在纳粹的许诺面前缺乏吸引力了。

　　最近出现了一场关于魏玛民主前景的辩论。有学者开始关注魏玛德国经济精英未曾实现的民主设想，认为魏玛民主不一定会失败。但也要注意，从全球的角度看，一战后几乎所有的新兴民主政权都在20年代和30年代面临威权政治的压力。

　　接下来谈魏玛民主危机的几点表现。

　　魏玛民主危机的第一点表现是党派的碎片化。1920年的国会中已经有了10个党派，1928年和1930年国会中的党派数量更是达到了15个之多。从选票的分布看，魏玛德国党派制度的碎片化也十分严重，出现了很多小党。与1945年以后德国的两大全民党[译者注：基民盟和社民党]不同，魏玛德国的党派意在代表特定的社会阶层和文化导向，而非吸引所有选民。大党的党员数量在减少。中间派的党派受损最为严重，两个自由主义的党派几乎要消失了。保守又保皇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起初还能在民主制度内部发展势力，但它在20年代末也走向极端，变成了一个反体制的右翼党派。

　　这就导致了危机的第二点表现：政治极化。1930年，极端反体制党派的势力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例如纳粹党获得的国会席位从12个增加到107个。纳粹党能从各个社会阶层吸纳党员，这与魏玛德国的其他党派不同。许多害怕失去地位的中产阶级都转向支持纳粹党这样的右翼党派。1932年大选中，除了两个反体制的大党(纳粹党和德共)，其他党派获得的席位数加起来都不足半数，说明民众对建制派党派失去了信心。

　　第三，极端党派的兴起也伴随着议会外抗议活动和政治暴力的增加。很多党派都建立了自己的半军事化组织，部分原因是要对抗纳粹党的冲锋队。

　　危机的第四点表现是难以组建执政联盟的问题。从1919年到1933年，魏玛德国有过20届政府，其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在任21个月。1920年以后的历届政府不是少数派政府，就是大联盟政府。1930年大联盟政府破裂之后，上台的几任总理都不再掌握国会多数，只能依靠总统对他们的信任执政，因为总统可以在国会发起不信任投票时解散国会。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对全国各领域进行“一体化”，最终建立了纳粹独裁。

　　如果把魏玛德国和当代德国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差别很大，目前的问题并没有魏玛时期那样紧迫。和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不同，今天的德国已经被整合进了一体化的欧洲，现在的各项社会经济指标也和那时天差地别。不过，当前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还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了股市崩盘和欧债危机，这些都是经济动荡的明证。类似地，192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全球，导致市场剧烈震荡。不同的是，当时的各经济体都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想要退出世界市场，今天的欧元区国家则仍然坚持共同的货币和市场政策。从地缘政治方面看，当前德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欧盟内部的政治文化差异，以及北约东扩后欧盟和俄国的紧张关系，这些问题也和魏玛时期非常不同。

　　在民主参与和民主的代表性问题上，魏玛德国和当代德国则有一些可比之处。当今德国的两大全民党正在丧失成员和吸引力。投票率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在下降。党派政治也出现了碎片化的倾向，不过还没有达到魏玛德国的程度。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随着反体制政党的发展和社会政治氛围的右转，政治极化的程度在增长。政治暴力事件的数量也在增加：在难民危机的背景下，政治暴力事件中既有右翼极端主义的犯罪，也有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这些虽然还达不到魏玛时期政治暴力的程度，但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忧。显然，人们对代议制民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再那么有信心了。

　　和魏玛时期一样，造成当今德国民主危机的原因也很多。从欧洲层面上看，这个问题不难理解。1990年以来，东德和东欧民众的生活经历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有过被疏远的经历，这些经历导致了他们对变化和移民的抗议。同时，党派政治的格局也在改变。默克尔上台后，基民盟和社民党这两大政党的政策主张越来越接近。过去支持基民盟的保守选民认为这个党不再能代表自己了。此外，德国政府没有在议会中进行充分的讨论，就通过了稳定欧元的计划，为支援希腊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让人们对欧盟的机构和民主的权力制衡原则失去了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感又被民粹主义运动利用了。

　　以上种种现象导致了魏玛德国和当代德国的第三个相似点：政府如何执政的问题。在当代德国，组建执政联盟不是问题，已有一定影响的党派不是按照社会阶层和世界观划分的，极端党派也还没有在议会掌握决定性的力量，但执政还是变得更困难了。社会学家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认为，当代自由民主制的决策过程有利于精英阶层、经济利益集团和政治公关人士，大多数民众在其中只扮演被动的角色。这会加强民众要求更多政治参与的呼声。

　　默克尔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声称自己别无选择，但这种“别无选择”的状态不符合人们对民主决策过程的理解。如果没有替代方案可供讨论，民主就会变成一个空壳，而这正是大联盟政府的问题。和魏玛时期一样，大联盟政府长期把自己视为超越党派隔阂、代表共同福利的管理者。政府在议会中很少遭到反对，如果有反对的声音，往往也来自执政党内部。议会中政党轮替的现象消失了，这就容易导致民众的不满和议会外的抗议。

　　不过，柏林并不是魏玛。在一个越来越不安全的世界中，欧洲始终是自由的堡垒。全球化给德国带来了繁荣的经济、安全的社会和稳定的政局。当代德国的民主制度有着坚实的经验基础，其中就包括允许各派力量在议会中博弈，允许活跃的意见交流。这些原则正体现在两大全民党之中，它们和极端主义明确地划清了界限。